如上所述，第二个问题已做了部分回答，福临不是“诸王争立”的折衷方案，而是“争立”的对象。那么，福临有没有继嗣的可能呢?
崇德改元，五宫并建。所谓五宫系指：中宫孝端文皇后，关雎宫宸妃，永福宫庄妃，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孝端文皇后、淑妃均无子，宸妃生八子(早殇)，庄妃生九子福临，贵妃生十子博木博果尔。在太宗诸子中，五宫之子位在“贵宠之列”。宸妃之子曾立为皇嗣，而福临在五宫尚存的二子中居长，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而庄妃其人，名布木布泰，蒙古科尔沁贝勒博尔济吉特氏寨桑的次女，端庄秀美，聪颖机敏，十三岁嫁给皇太极，曾佐助乃姑中宫孝端文皇后处理椒房大小事务，深受皇太极信任。以后又辅佐顺治、康熙二幼帝，是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顺治皇帝继位时还是一个孩子 在诸王大臣私相谋立时，庄妃立即“胁多尔衮入宫，立其子，以居摄饵之，遂定”。这段记载虽出自野史，但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庄妃之所以能够“胁”多尔衮“立其子”，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福临在五宫二子中居长，处于贵宠地位，无论多尔衮或豪格谁承继大统，都与“父死子继”或嫡、庶之分等封建宗法观念相悖逆。(二)庄妃和多尔衮既是叔嫂关系，庄妃之妹又是多尔衮的妃子，因此庄妃比他人更便于对多尔衮施加影响和压力。(三)崇德五宫的五大福晋都出自蒙古，而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姑侄就有三人，宸、庄二妃是同胞姊妹，中宫皇后是两人的姑母。在漠南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最早。“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是清向外扩张和对明战争的重要同盟军和依靠力量，这也是庄妃立即敢于召见多尔衮“逼”他“立其子”的原因。
沈阳故宫庄妃永福宫内顺治皇帝儿时的摇篮 庄妃这么理直气壮地把福临提出来，除了福临具备继嗣的条件外，可能也代表了孝端文皇后的意见。而上文中“遂定”一词内涵丰富，事实上表明福临继统，多尔衮居摄的幕后交易已经成交。于是“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多尔衮已同意立福临，另一方面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而是笼统地提出诸皇子“必立其一”，这种态度的变化，说明庄妃事先已做了两黄旗的工作。为了保证册定新君会议顺利进行，多尔衮以与济尔哈朗共同摄政为条件，将镶蓝旗争取到自己一边。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之子，无继嗣资格，拥立太宗诸子中的任何一个对他都是一样的，能当上摄政王当然求之不得。在太宗生前自将的两黄旗和多尔衮三兄弟亲掌的两白旗的支持下，福临继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睿亲王多尔衮没有作为豪格的竞争对手参与皇位之争，所谓“诸王争立”，实际上主要是诸王争立太宗诸子，在这场斗争中，多尔衮取得了摄政王的地位而获得了胜利。而根据满族继嗣传统和五宫之子的贵宠地位，顺治即位不是什么折衷方案，而是名正言顺的。清入关后，虽然建立了“立嫡以长”制度，但子以母贵的传统观念还在长期地影响着有清一代公开或秘密的立嗣活动，这一点不应为史家所忽略。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顺始出家之谜
清史学界有关顺治的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顺治的确信佛、好佛，也有出家的念头，但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
顺治皇帝 关于，“顺治出家”之说，最早见之于清初有“诗史”之称的吴梅村之《清凉寺赞佛诗》，此诗共四首，长达一百余句。后来一些文人学者在诠释该诗时，认为诗句影射顺治爱妃董鄂氏之死导致其“出家”一事。如诗句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句中“千里草”——草下千里重叠，是个董字，“双城”乃用《汉武帝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影射顺治爱妃董鄂氏。而“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意思是说顺治逊位出宫云游至五台山为僧。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后来，康熙又多次陪奉母后游巡五台，遂更有顺治出家五台山、康熙来此寻父之说。据说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名，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其中悲恸之情跃然纸上。又有传说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御用器皿，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顺治出家的佐证。
针对上述各种顺治出家的传说，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虽然好佛，但其的确死于天花，并未离宫出家。
顺治笃于宗教信仰，最早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顺治八年(1651)，大学士范文程引见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这位传教士因学识高深很快获得了幼龄君主顺治的好感和敬仰，又因孝庄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所以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汤若望利用讲授知识谈论政务的机会，竭力向顺治灌输天主教教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治的性格和思想。
顺治十四年(1657)，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鼓励和怂恿，二十岁的顺治召见佛教高僧憨璞聪，从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渐渐疏远了天主教。据有关佛教典籍，如《憨璞语录》、《续指月录·玉林琇传》、《玉林年谱》、《北游记》等记载，自是而后，南方高僧玉林琇、茚溪森、木陈忞、玄水杲先后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大谈佛理。顺治曾封玉林琇为“国师”。并请玉林琇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他在玉林琇等高僧面前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曾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印章亦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
顺治皇帝实录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妃突然病死后，顺治痛不欲生，万念俱灰。为哀悼董鄂妃，他五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可谓：“维将竟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然而即便是这样，仍然不能缓解顺治心头的悲懑，终于萌发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他命茚溪森为其削发，决心出家。幸亏玉林琇抵京，闻知此事，命人取来柴薪，欲烧死他的弟子茚溪森，加之孝庄文太后竭力劝阻，才使顺治勉强答应重新蓄发留俗。
对此，著于康熙十九年的《续指月录·玉林琇传》说：“玉林琇二次到京(时为顺治十七年，第一次到京为十五年)，闻其徒茚溪森为上剃发，即使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止。”而《玉林年谱》则载：“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顺治)就见丈室，相视而笑。”顺治再次申明想要出家的意愿，经玉林力劝，顺治才作罢。所谓“相视而笑”，则是因为一个光头皇帝见到一个光头和尚的缘故，因为顺治虽允蓄发，此时尚未长起，便觉可笑。在《汤若望回忆录》内有这样一段话：“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以上几则史料表明，顺治十七年八至十月间，清帝顺治决意出家，并剃了头发，但出家未遂。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顺治因患天花病死在养心殿，距董妃之死仅半年。二月初二日，顺治梓官移至景山寿皇殿，停放百日之后于四月十七日，由与顺治关系密切的高僧茚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第二年五月，顺治的“宝宫”——骨灰坛，由辅政大臣等护送，与董妃的“宝宫”(董妃于死后“三七”火化)一同葬入遵化清孝陵。
关于顺治火化，首先，《清圣祖实录》载：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七日，“上(指康熙)诣世祖章皇帝(即顺治)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康熙元年正月初七日，“上诣世祖章皇帝宝宫前，行期所致祭礼。”“康熙二年四月辛酉，奉移世祖章皇帝宝宫往孝陵。”这里，康熙所祭者分别为“梓宫”和“宝宫”，从中可知宝宫所藏已非梓宫原来之尸体，而是尸体焚化后的骨灰。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骨灰罐。《五灯全书》引“茚溪语录”，其中有“世祖遗诏召师，至景山寿皇殿秉炬”之语，即指茚溪森主持火化，他是四月十六日到京的。“茚溪语录”还有他当时为顺治秉炬的一揭是：“释迦涅槃，人天齐语，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
由此可断定，顺治死后火化毫无疑问，这也就证明了他未曾出家。至于清朝帝王中为何只有顺治火化，是因当时才入关十几年，仍遵循满族故土先祖火化之旧俗。抑或是因顺治好佛，而僧人圆寂后需火化，故清廷为这位“行痴”皇帝举行了佛法所崇的火葬葬仪，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里姑且不论。目前清史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顺治确实信佛、好佛，也有出家的念头，但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
福兮祸兮 康熙与天花之谜
据《清宫档案揭秘》记载，清朝入关后十位皇帝中，有两位(顺治、同治)直接死于天花，另外还有两位(康熙、咸丰)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爪下捡回性命，脸上却永久性地留下了天花瘟神的特殊烙印——麻子。在这四位与天花有过直接接触的皇帝中，最具戏剧色彩的当属康熙大帝，那么康熙与天花到底有什么不解之缘呢？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日，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的少年天子，他就是康熙皇帝玄烨。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会发现小皇帝的脸上竟然有几粒稀疏的麻子。后人也许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那张万人垂涎的龙椅。
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年龄不到二十四岁，因此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是事属必然。据史书的记载，顺治帝思考后事的安排可能是从正月初二日开始的。因为那天一大早，当学士王熙到养心殿问安时，顺治帝把他留在身边，直到晚上才出宫，谈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然而，第二天，他又主动召见王熙，并让他靠近自己的床边说话。王熙在日记中记到：“是日，奉天诏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王熙在自己的日记中都不敢把这些“关系重大”的内容记下来，可见君臣之间所谈论的内容除了继承人和其他重大人事安排，就是对自己政务得失的反思和对后事的担忧等。
顺治皇帝与传教士汤若望关系非同一般
康熙能从诸皇子中胜出，据说汤若望起了很大的作用 顺治帝当时已有八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先后夭折。剩下的六个儿子是：九岁的二儿子福全，八岁的三儿子玄烨、五岁的五儿子常宁、三岁的六儿子奇授、两岁的七子隆禧和八儿子永干。有人说皇太后原本指望继承人能仍出于自己的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古特氏，因此不仅连续给顺治帝册封了两位这个家族的皇后，另外还有四个博尔济古特氏女子被册为妃子。不过，值得深思的却是，不仅两个皇后不为顺治帝所喜爱，连遭冷遇，且六位女子都没有为顺治帝生下一男半女。那么，皇太后如果确有这种打算，现在也只能全部落空了。皇帝既然没有嫡子(皇后所生之子)，就只能在庶出诸子中选择。常宁以下诸子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显然岁数太小，只有福全和玄烨两个尚堪择取。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认为其年稍长且贤，想立为太子。但玄烨聪明好学，早为皇太后所垂爱，福全虽长一岁，但却有一只眼睛失明，显然与九五之尊的位置不般配。因此皇太后选择了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而这个第三者，是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宫中当差已经很有些年头，官至一品，而且因有一次将皇后博尔济古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而深受皇太后的信任，顺治与他之间也保持着某种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之意。
这样，顺治最后接受了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不过八岁的皇子为帝位继承人。当时为促成这样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却尚未曾出过天花，与其父皇一样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可怖的病症。汤若望的理由使顺治帝折服，自己即将被天花夺去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理由更能打动他呢？就这样清朝入关后最高权力的第一次移交，竟是因一位皇帝死于天花，一个不会再得天花的、本不受父皇关注的皇子立即身价百倍。少年玄烨脸上的麻点顷刻间竟成了他得为帝王的资本，这是福气呢？还是祸患？
天花帮助康熙当上了皇帝，但康熙对天花并不存多少感激，相反天花留给他更多的是噩梦与仇恨。
天花在中医中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据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木乃伊上就已经出现了天花病菌。在中国，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是从晋朝开始的。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痘色变。实际上，有清一代，天花曾多次泛滥，因此清史上曾有多起宫廷疑案与它有关。
康熙早年的生活就一直笼罩在天花的阴影之下，他出生没有多久，正赶上天花大流行。不得已之下，由其乳母抱出紫禁城，寄住在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时改为福佑寺)中“避痘”，可以说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痘魔的侵害。好在，有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的悉心照料，康熙硬是从天花的魔掌挣脱出来，只是脸上留下了不甚雅观的点点痕迹。这次与痘魔的“亲密接触”，给康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阴影。据《圣祖廷训格言》中记载，康熙在其晚年曾说：“联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联六十年来抱歉之处。”躲过天花的灾难之后，幼年康熙搬回了紫禁城，但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由于天花连年爆发，深宫中也常常处在人人惶恐的状况之中。如果宫中有人得了水痘，父皇顺治等就会出宫“避痘”。如果城中有水痘病人，四周则用绳子围起来，谁也不准随便接近，即使是集恩宠于一身的皇子也不得四处走动。童年的活动天地因为天花的肆虐而被禁锢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些惊恐与动荡的灰暗记忆填满了幼年康熙的梦魔。
然而，何其幸运的是：康熙很小就已出过天花，并且有幸存活下来，而且以后永远不用担心再会得上天花。于是，天花让康熙登上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金銮宝座。
康熙皇帝 康熙登基之后，幼年的惨淡经历使其深深明白天花对大清王朝的威胁。在总结了前人防痘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由过去被动防御而转为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在康熙的倡导推动之下，清朝天花防治开始走向科学化与系统化的道路。他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立了痘诊科，并在普天之下广征名医。北京城内还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可见，康熙将这件事情是当成一件大事来抓的。
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对传统隔离防痘方法的继承，并在实施中不断有所创新。最著名的一例就是避暑山庄的选择与蒙古各部落首领围班制度的建立。这件事得从顺治时代说起，由于天花的流行，清初很长一段时间蒙古草原各部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为“生身”(即没有患过天花)，为避免传染起见，顺治消极地多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也不许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初年，这个规定仍然存在。据史书记载：康熙对于一些元旦来朝的外藩蒙古首领们自称已出过痘一事，表示担忧。康熙十年(1671)十二月二十七日，他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联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
康熙十六年(1677)出巡塞北的途中，在热河发现了一个理想的避暑地方，决定在此建立一个避暑避痘的行宫。随即，康熙皇帝规定：以后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想要觐见皇帝，可以在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场秋狩，同时觐见皇上。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因为天高气爽的秋天入觐，既避开了痘疫发作期，同时也达到了亲合少数民族各藩的目的。
幸运的是，康熙继位以后，多年的休养生息，使得北方连续性的天花爆发已开始减弱，而南方传统的种痘疫苗法也传到了北方。这种民间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16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吹鼻种痘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方法叫旱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入种痘者鼻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将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两种方法的原理事实上都是让种痘者轻度感染天花，发烧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待病症消失，就具有了免疫力。
清初推广的传统的种痘疫苗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领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据记载，康熙时期，俄罗斯曾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种痘法。后来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入欧洲。1786年，在此基础上英国人詹纳发明了“詹纳法”，也就是后来的牛痘疫苗法。
扑朔迷离 雍正继位之谜
胤禛继承大统，史界和民间一直以来有不同的看法，迄无定论，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一种看法认为胤禛在继位前作了长期的谋位准备，经过精心的谋划，抓住康熙生病静养与外界隔绝的时机，伪造遗诏而得以继承皇位；另一种看法是康熙遗言传位于胤禛虽没有留下令人信服的材料，但从康熙帝生前比较看重他的情况看，传位于他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代英豪清康熙帝执政六十一年，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驾崩。其后，第四皇子胤禛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但迄今为止，雍正究竟是如何登上皇位宝座的，是按遗诏之言合法登位，还是暗中篡改遗书而继位的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仍然是一个谜。
雍正皇帝篡位说一直在民间流传 据官书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冬至前，胤禛奉命代祭祀南郊。当时，康熙患病住在畅春园疗养，但仍然能“静摄”政权，掌控一切。胤禛请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因祭天是件大事，命他不得离开。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恶化，才不得不破例把胤禛召到畅春园来。而在胤禛未到之前，是七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以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在御前侍候。这时，康熙向他们宣布说皇四子胤禛人品极好，肯定能够传承大统，继承皇位。此时，其他皇子都在外候旨，当胤禛来到康熙面前时，康熙告诉他病情的恶化，胤禛听后昏扑于地，痛不欲生。到了夜里戊时，康熙归天，隆科多正式宣布“遗诏”胤禛继位，即为雍正帝。
从上面官文记载的情况来看，雍正的继位是合乎法理的。对此，清代的官书可以说是众书一词，口径统一。后世有人根据雍正的品格、才干、年龄和气质上的众多特点以及他在皇宫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炼多年的特征，以及康熙对雍正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还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遗诏的在场人物、地点、时间以及情节等综合分析，雍正是根据康熙的“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而继承皇位是可能的、可信的。
但是在众多的民间传说中，雍正继位却是非法的，是篡位夺权。
早在雍正帝在位时，社会上就盛传康熙是要将皇位传给皇十四子的，在他患病的最后几天，曾经下旨要十四皇子回到京城，但是胤禛的死党隆科多却隐瞒真情，篡改谕旨，在十四皇子还未到之前假传圣旨，宣布胤禛继位。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矫诏篡旨说”的由来。另外一种说法是，康熙原来就有了手书，要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但是诏书遭到了胤禛及其死党的篡改，把传给十四阿哥的“十”改成了“于”字，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盗改遗诏说”的来源。那么到底是谁盗改的遗诏，又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雍正本人亲自改的；有的说是康熙把遗诏写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将“十”字抹去了；还有人说是雍正所养的死党、武林高手把诏书偷出来之后而精心篡改的……
北京雍和宫是雍正皇帝继位前居住的贝勒府 著名清史学者王钟瀚先生，从对康熙皇帝之死及其四子胤禛继位的情况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康熙皇帝在其六十一年(1722)八九月份至热河行围，十月回宫的身体状况来看，其身体相当健康良好，当时，康熙只是患了感冒，胤禛多次亲自或派人请安，康熙的答复都是“联体稍愈”，从这个情况来看，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的病情，如果没有发生非常的事情，还没有到要“寿终正寝”的时候。然而康熙却在病情并未恶化的情况下突然死去，其中疑窦重重。从事变的发展迅速来看，很可能是因为胤禛相信了人们吹捧大阿哥可能继位的言论，感到得位无望，于是看准时机，与隆科多等勾结，控制了康熙与外界的联系，害死了康熙，篡改了诏书，篡夺了皇位。从康熙皇帝驾崩之后，仅由隆科多宣布口授遗诏的情况来看，也是大为让人生疑的。
还有人认为，康熙本来就是要在四皇子和十四皇子两人中选立皇储，而最终确定为四皇子胤禛，十四皇子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这也说明康熙确实把胤禛作为继位的候选人之一。胤禛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封为亲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先后二十二次参与祭祀活动，次数比其他的皇子都多。此外，康熙对胤禛的儿子弘历宠爱有加。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也有人认为，康熙本想让十四子继承皇位，但在他临终前，十四皇子远在边疆，若将他召回再宣布诏书，恐发生皇位纠纷的变化，无奈之下就传于雍正。
总而言之，雍正继位有着种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疑点。这些问题使一些历史学家耗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可以说，雍正继位是否合法，仍然是个谜。这不仅是因为雍正在继位上有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且他继位后不久，就有很多难解的言行，尤其是大肆诛戮贬斥功臣、兄弟、文人等，这些连在一起，更是令人感到扑朔迷离。
不为人知 乾隆伪造“元传国玺”之谜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才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得到了“传国玺”。然而，此“元传国玺”后来却失踪了，传说乾隆帝又不为人知地伪造了“元传国玺”。
沈阳故宫凤凰楼据说曾经藏有“传国玺”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不然即使得到天下也会被讥笑为“白板天子”。这项传国玺制度始于西汉，而“传国玺”始于秦。相传，秦始皇用“和氏璧”镌制宝玺，玺由丞相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制，字体呈“鱼龙凤鸟之状”，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玺于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刘邦兴兵攻入秦都咸阳时，从秦王子婴手中得到。从此，这颗至宝便成为历代强梁争相攫取的目标。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传国玺”被之窃取。王莽失败，传国玺归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时期，“传国玺”被曹操据有。三国归晋，“传国玺”落入司马氏手中。南北朝末年，“传国玺”被隋文帝杨坚夺去，隋末农民大起义，此玺又被唐太祖李渊拥有。唐末，石敬塘之乱中潞王李从珂在宣武楼自焚，“传国玺”与之一起毁掉。至此，汉“传国玺”消失。然而，此后的许多朝代都宣布有“传国玺”出现。诸如，后晋高祖石敬塘于天福三年“敕制皇帝受命宝”，此宝后归入契丹，辽代末年传至延禧，金辽交战被延禧丢失于桑干河，宋绍圣三年，咸阳农民段义耕地得宝玺，玺“色绿如兰，温润而泽”，玺文与李斯篆体合，饰以龙凤鱼鸟，宋嘉定十四年又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至元三十一年御史崔中丞得玉玺于故臣之家……
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所得“传国玺”确有其事、其物。不过，皇太极获得的“传国玺”，有人称其是秦始皇的“元传国玺”，也有人称它是后晋石敬塘制的伪玺。这个“传国玺”不是秦始皇那个“传国玺”，皇太极极力夸大获得这个“制诰之宝”的目的无非出于政治需要。沈阳故宫曾藏有的“制诰之宝”，并非皇太极所得之原物，而是乾隆伪作的膺品。
天聪九年(1635)清太宗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获“元传国玺”，赢得满汉王臣及蒙古各部的一致拥戴，于翌年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成为“跨踞满洲、蒙古的大国皇帝”。这件事在清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元传国玺”在清初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广泛，然而，此玺下落早已不明，甚至连它的印迹也未见有人确指，至今所知不过是文献史料对它的描述，这不能不说是史界一大憾事。
不过据传说盛京凤凰楼曾经藏有所谓“元传国玺”制诰之宝。凤凰楼是盛京皇宫内寝的门户，坐落在清宁宫高台之上，是一座单檐歇山式二层楼阁。此楼在清初大概是供皇帝、后妃登临玩赏之处。乾隆八年(1742)高宗东巡盛京不久，决定将此楼作为恭贮历朝《实录》、圣容、行乐图以及御用“十宝”的永久场所。太宗御宝在清入关后存于北京交泰殿，乾隆十一年(1745)改在凤凰楼存放。
清朝入关后，皇帝的御宝放在故宫交泰殿内 乾隆十一年初，高宗至交泰殿阅视宝玺，见其中有些宝玺已“历年既久，记载失真”，有的宝玺则宝文“重复”不再使用。而且，从宝玺的数目来说也与《大清会典》记载不符。如《大清会典》称，本朝“御玺二十有九”，其中，“宫内收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而交泰殿实际收藏竟有三十九颗之多。大大超过《会典》定制，高宗为此重新做了厘正。他依据《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的理论，把宝玺的数目亦确定为二十五颗。下余的十四颗，以其中的十颗因宝文与二十五宝文重复，认定是清初太宗使用之玺，将其依旧送回盛京，贮列于凤凰楼。
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之事在清代影响很广，如清朝末年出任盛京旗务处总办兼盛京内务府总管的金梁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凤凰楼所藏御宝，相传即太宗得之‘元传国玺’”。
不过，此事也存在若干令人疑惑之处。其一，如果“元传国玺”存在，为何乾隆十一年送十宝到凤凰楼不将其一并送来，而要拖到数十年后？其二，乾隆本人性格风雅，酷嗜翰墨，凡其所经无不留题。他曾经四次东巡盛京，每次都要登临凤凰楼，而且写过七首吟咏此楼风物的诗词，内容方方面面，而对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这件重大的历史掌故却只字不提。
“元传国玺”印迹确认之后，这个谜题也迎刃而解。现将凤凰楼制诰之宝与“元传国玺”印迹加以对照，答案自明。
北京故宫交泰殿内存放着象征皇权的二十五宝 其一，两玺字迹有别。以“制”字为例。前者(凤凰楼制诰之宝)字体的出角为九十度标准直角，后者(“元传国玺”)出角呈弧形。而且二者在笔画的粗细、字体的结构比例方面也互相不一致。其他三字诰、之、宝也存在同样的差别。
其二，边缘粗细有别。前者边缘的宽度为1.2厘米，后者边缘仅宽0.8厘米。
其三，印玺大小有别。前者大小为14.5厘米方直。后者大小为12.5厘米方直。
其四，刻工精拙有别，前者字迹刻工粗糙，有刀锋，笔画硬而不匀，显系拙工之作。后者刀法细腻、均匀、字迹古朴庄重。
总之，凤凰楼制诰之宝显然是件作伪的鹰品。乾隆皇帝对“元传国玺”的作伪出于如下原因。其一，太宗所获之原玺已经不存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五年许尔安诰命》，这件诰命使用的印玺仍然是“元传国玺”制诰之宝。而此后颁发的诰命改用满汉合璧制诰之宝。其次，太宗征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而建国大清之事事载典谟，是清开国史之大事。太宗御用旧宝不可缺少此宝，否则，不仅有悖史实，也是对祖宗的不恭，而且也无法向后世交待。
乾隆伪作“元传国玺”一案隐秘很深，以至从未显露任何破绽。不过，当事情真象大白于世后，重读他的《交泰殿二十五宝序》关于太宗获“元传国玺”一段话时令人有新的领悟。如乾隆说：“古有得前代符宝君臣动色矜耀侈为瑞现者。我太宗文皇帝时获蒙古所传国玺。容而纳之，初不籍以为受命之符。由今思之，文皇帝之臣服华夏、重统万世，在德耶？在宝耶？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这段话显然有悖史实。其目的有两点，一为美饰祖宗，再是为其作伪开脱责任埋下伏笔。
凤凰楼制诰之宝于光绪初年与其他宝玺一起被转移到敬典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皇俄国侵略军进逼盛京，盛京将军增琪在朝廷授意下，把包括凤凰楼制诰之宝在内的太宗“十宝”、历代圣容、行乐图、御刀以及金条等物，转移至热河行宫。这件伪“元传国玺”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尚存，可能收藏在北京故宫。
运筹帷幄 嘉庆继位之谜
乾隆长寿，多妻多子，嘉庆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而他却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关于他的继位也有不同的说法。
嘉庆皇帝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凌晨，清王室的又一位皇子诞生于御园之天地一家春，他就是后来受禅嗣位、对清代历史有一定影响的嘉庆帝。
在乾隆诸子中，嘉庆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他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首先是行次问题，这对于承继帝位是至关重要的。乾隆共有十七个儿子，而嘉庆却排在第十五位。这个行次，无论怎么算都是靠后的，如果按照汉族历代王朝传统的建储法，凭这一行次要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其希望实在是微乎其微，除非是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变。当然，满族有满族自己的规矩，清王室在承继帝位问题上，并没有完全遵循汉族王朝的框框套套，事实上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禛、清高宗弘历的继位，都不是由于居长、居嫡所致。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居长居嫡在清代帝位继承上无关紧要，只不过是清王室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绝对化而已。其中也有实力的问题，如皇太极虽说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却凭一人独掌两黄旗的雄厚实力，倾倒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而继承汗位；有两强相争，第三者得利的，如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皇太极死后，由于多尔衮和豪格两强相争不下，才得以被拥戴为帝；有直接参与争夺的，如康熙的第四子胤禛的继位；也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起作用的，如玄烨之受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喜爱，弘历则因几位兄长或早逝、或品行不端而得获帝位。
现在再回过来看看嘉庆的处境。在他出生之前，乾隆已经有过十四个皇子，但说来也怪，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获得皇天的特别眷佑，其中大部分是“天命不济”，十四位兄长竟有八位过早夭折，卒年大的只有二十五六岁；小的仅有几个月，这种情况对于嘉庆是“祸”是“福”关系甚大。又因为乾隆的立嫡的观念，较之乃祖康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有关嫡子的情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乾隆嫡子有二。其一是皇次子、嫡长子永珐，生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生母是当时的嫡福晋、其后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据说这位正宫娘娘为人贤淑，性尚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毯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所以乾隆对她甚是宠爱，再加上喜得嫡子，于是母子二人在宫中所处的地位，除乾隆生母孝圣皇太后外，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只是由于他没有福气，只活了九岁，在乾隆三年(1738)十月病死了。乾隆的第二个嫡子，是皇七子，生于乾隆十一年(1776)四月，只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于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因出痘去世。两位嫡子的早逝，使乾隆立嫡的愿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乾隆十三年(1748)，皇后富察氏去世，使乾隆的立嫡想法完全绝望了。
嘉庆先后有八位兄长的早逝，对于他日后的嗣位，无疑是关系甚大。嘉庆出世时，按顺序虽说“升”到了第七位，但其嗣承大位的希望，仍是微乎其微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就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了。
乾隆皇帝的缂丝十二纹章龙袍 嘉庆在初时之所以不大显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母后台不太硬。在封建时代，一般来说是“母凭子贵”，但反过来说，母亲的地位及影响，有时也对儿子的命运和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在宫廷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他的生母魏佳氏，既无特殊的本领，又无任何特殊的背景。她的父亲清泰，只是个不入传的内管领，其家本属汉军，其后才抬入满洲旗。魏佳氏入宫后，也只是个很一般的贵人，直到乾隆十年(1745)才封为令妃，这与同时期众多的后妃相比，显然是低格的。嘉庆在长达三十六年的皇子生活中，从来未有提督师旅、征战四方，因而谈不上有什么战功；也从未督官临民、治理政务，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政绩；就连乾隆十分频繁的巡游天下，除每年例行的秋弥木兰外，嘉庆侍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皇子时代的嘉庆，确实是一位不大显眼的十五阿哥。
清朝前期的皇帝，在继位之前都有不同的经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清太宗皇太极，他过的是戎马生涯，无论在称帝前还是在称帝后，都在统帅八旗，奋战疆场，他的皇子时代，可说是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二是世祖福临和圣祖玄烨，他们都是幼年承继大统。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玄烨即位时也只有八岁，所以他们的皇子生涯，既短促又简单，他们的才干与智慧，都是在做了皇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三是世宗胤禛，他的皇子时代特别长，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以继承帝位，其活动内容也相当广泛，有学习生活、随帝巡视、参与军政决策、督师从征、审理案件等，但更多的是直接参与争夺帝位的斗争。而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日后称帝都是很有帮助的。
嘉庆青花蟠螭纹绶带葫芦瓶 第四就是高宗弘历了。他的皇子时代，与上述诸帝大不相同，基本上是过着书斋生活，嘉庆帝和高宗弘历的经历很相似。三十多年的书斋生活，虽说是漫长的，但对他来说却是十分有益的。嘉庆相当聪敏，就拿读经来说，六岁入学，十三岁即通五经，这就很不简单了。难怪乾隆在他通经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遵用密建家法，把他内定为皇储，又是祀天，又是祭祖，祈求皇天保佑这位刚满十四岁的嗣君。可以这样说，嘉庆之得以嗣承大位，很大程度是他自己克勤力学、涵濡德义的结果。是皇子，就有嗣位的希望，不过要把希望变成现实，还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
嘉庆的奋斗并不像乃祖雍正。他不耍权谋，不靠残酷的争夺，而是靠自己的品行、德性和学识，在自然的静态中，慢慢地赢得了父皇乾隆的赏识。此外还得靠更多的机遇，而这种机遇，他也是有的。嘉庆得以嗣位，除了他自身的条件外，其外部条件，特别是诸兄弟情况的变化，实在是太重要了，也是太富传奇性了。他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秘密箴名、内定为储君的，当年他只有十四岁。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才被公开宣布册立为皇太子，而这时的嘉庆已是三十六岁。这段令人寻味而又捉摸不定的时间，也实在是够长的了。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御临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入见，宜示恩命，正式册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定于明年(1796)正月元旦举行授受大典，禅位于他，改元为嘉庆元年。他对此既有点预感，又确实有点意外，其表现是既惊俱，又欣喜。
嘉庆青花云龙纹螭耳瓶 嘉庆从准备在“昧余书室”中“了此身事”，到静悄悄地成了乾隆内定的储君；又从内定储君成为公开的皇太子，成为即将受禅嗣位的嘉庆帝，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以至于有很多人对此存有怀疑。
偶然还是预谋 嘉庆宫禁内遇刺之谜
历代王朝在位的皇帝，在警戒森严的宫禁内遭遇刺客行刺的实属少见，清王朝的嘉庆皇帝却遇上了。是嘉庆皇帝为人施政的不善，还是另有缘故？是一次意外的个人行为，还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之谜。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谒陵返京，正准备进宫斋戒，乘轿经神武门，将要进入顺贞门时，突然从西厢房南山墙后有一刺客陈德一跃而出，持小刀冲向嘉庆所乘小轿。当刺客冲至近前时，御轿已过顺贞门，刺客的行动慢了半拍，而嘉庆帝本人并没有看到陈德行刺的具体情况，所以这次行刺对嘉庆帝来说，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他是在进了顺贞门后听到外面人声喧杂，吓了一跳，忙派内差出问御前大臣，才知有人行刺拒捕，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刺客陈德带着年仅十五岁的长子陈禄儿预先进入东华门，穿过东西牌楼，从西夹道绕至神武门内。行刺时，守卫在神武门、顺贞门之间东西两侧的侍卫等多达一百多人，他们大多被陈德这一突然而来的袭击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竟无人敢上前拦阻捉拿，只有近侍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首先奋力将陈德推却，袖袍被刺破。最终陈德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被擒。陈德长子陈禄儿，虽然当时也在场，但想不到发生了这种事，只在旁哭叫不已，事后竟能逃回家随即被捕。可见警卫的松懈、混乱，没有负起责任。
清末的神武门，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的后门
嘉庆皇帝谒陵后回宫，刚走进此门即遇到刺客 这一事件对清宫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乾隆二十三(1758)年六月虽曾发生过疯癫僧人持刀闯入东华门的案件，但未对皇帝构成威胁。这次竟致危及轿前，欲刺杀皇帝，令嘉庆帝十分后怕和愤怒，他立即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日夜严审。被擒人陈德经过酷刑审问，所供情节，出乎意料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