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刺者陈德，四十七岁，从整个经历看是个道地的城市贫民。陈德之父陈良、母曹氏曾典与镶黄旗人松年家为奴。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二年(1797)，跟随镶黄旗包衣常索在内务府服役，帮助办送诚妃刘佳氏碗盏什物以及赴园、进宫时移载物件车辆等杂务。由此经常出入宫禁，熟悉宫内路径和各门情况。后来，陈德因个人的悲惨境遇而受到刺激，加上近几年时常胡思乱想，五次求签，两次做梦将来有“朝廷福分”。可见，由于生活的困苦巨变，神经已不甚正常，最终感到“实在穷苦难过，要寻死路”。“又想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枉自死了”，当他闰二月十六日看到街上垫道，闻知嘉庆帝将于二十日进宫，于是把心一横“起意惊驾”，心想“犯了惊驾之罪，必将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于是干出了行刺嘉庆帝的大案。
看来，陈德熟悉宫内外情形，准备很充分，但他跃出时慢了半拍，至嘉庆帝轿进了顺贞门才赶上来。但是，案件最后处理时，对是“起意惊驾”还是“蓄谋行刺”就不会区分得那么清楚了。在皇帝专制的封建时代，就是“惊驾”也是按“大逆”罪论死。陈德为了发泄民生痛苦的无奈，自己求死，连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陈禄儿、陈对儿也被绞死。民不聊生，嘉庆帝虽然为此自省失德，但封建社会此时腐败的政局以其个人意志又能转变多少呢？
至此，案情已经清楚了。但嘉庆帝不相信，随于次日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为了对付陈德一人，嘉庆帝竟把整个官僚机器都启用了，这是过去对付任何一个犯人所没有过的，所有的刑具也都用上了，然而，陈德的个人口供没有任何的变化。嘉庆帝一看，不可能会有什么进展了，如果硬要说是有人策划指使，反而会自乱阵脚，造成内部混乱，随传旨将陈德处以极刑。
故宫御花园，是皇帝休憩赏景的地方 至于陈德为何要“起意惊驾”，还是行刺皇帝，从会审结论及嘉庆帝的批复看，均已倾向于纯属个人所为。但后来有关“受人指使”之说持续不断。至于主谋者，一说是官员所为，一说是天理教早期策划的一次冒险行为。
陈案仅过一月，嘉庆帝便接到官员诚存的奏折称:“在陈家内拾有匿名揭帖一纸，内称兴德保父子曾与逆犯陈德有过来往勾结等情。”但嘉庆帝并不相信揭贴所控，怀疑兴德保父子会有“党逆”之事，而认为诬告陷害之风会“累及无辜”，“必欲将控告之人究出惩治”。令传讯兴德保父子时不以犯人对待，应详讯与兴德保素有仇怨之人。
至于说陈德的行刺系天理教所策划，则为后来野史记载，如《清代外史》之叙《顒琰之遇刺》。萧一山所撰《清代通史》采信此说。而关文发教授在《嘉庆帝》一书中认为“此说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实难置信”。他举出陈德在嘉庆八年是在北京，根本没有去过山东金乡崔世俊家。林清是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开始加入荣华会，崔世俊是在嘉庆九年(1804)加入离坎卦教的，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陈德“起意惊驾”时他们都还不是天理教徒，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林清党”，陈德又怎能成为“林清党”的一员，而去执行“林清党”所策划的行刺嘉庆的使命呢？山东巡抚同兴如“确已究明了陈德系‘林清党’”，是不敢“擅自以事属既往，善不入奏，而甘冒犯欺君大罪的风险”的。
但关文发教授所据为供词，嘉庆八年(1803)陈德是否去山东金乡，供者根本不知也是可能的。崔世俊当时没有正式入教，但参与秘密活动也不能排除。限于史料，说陈德行刺嘉庆帝为“千秋疑案”似不为过。
疑点重重 道光巧取皇位之谜
嘉庆二十五年，嘉庆皇帝壮年突然猝死，由此，关于道光继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有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有太后懿旨传位的说法。总之，真相颇不明朗。
关于道光继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真相颇不明朗。
据清实录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上至热河，圣躬不豫。诏城陛庙拈香。”二十五日白天，“上不豫。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端亲王绵忻，朝夕待侧。上仍治事如常。”但到了傍晚时分，突然“上疾大渐”，以至于“戌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在嘉庆帝“如常”、“大渐”和“山崩”之间，《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都记载道：“召御前大臣赛尚阿……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卯时立皇太子旻宁。”
然而《清宣宗实录》所不同于《清仁宗实录》的是它多出了一条记载，即七月二十九新君旻宁收到了孝和皇太后从北京寄来的一道懿旨：“我大行皇帝……今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但仓促之间，大行皇帝未及明谕。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嘉庆帝死前就已当众宣布传位遗诏，而且实录中有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等语，太后又为何史无前例的以懿旨的形式命嗣君继位，《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的矛盾与出入，令人起疑。
嘉庆从“不豫”到驾崩。仅有四十八小时；而其从“大渐”到驾崩，仅在三四个小时之内。这一点无论是实录，还是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所说的“变出仓促”、“事出仓促”，都毫无置疑地证明了嘉庆帝是猝然而亡。故传闻中有关他被雷电劈死之说，虽无从证实，似乎也印证了突发性这一特点。与嘉庆帝一生的身体“素健”相比，他的死实在来得过于突然，实在是出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意料，以至于死后梓宫还尚“无合制良材”。可见，嘉庆帝并未想过身后事，而突然的暴逝也没有给予他从容述写遗诏的时间，这一点道光帝本人也承认所谓“遗诏”为枢臣代拟；而且从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的相互佐证来看，嘉庆帝甚至连传位密诏所放何处都未及交待。
与嘉庆帝以前的诸帝相比，顺治帝是在他死前已将部分遗诏内容过目，康熙帝和雍正帝的遗诏是在辞世五年前就已拟好基本内容，而乾隆帝更有训政三年的时间来从容考虑他的遗诏，及至嘉庆帝遗诏，纯属军机大臣代笔，这一点实录亦毫不讳言，从而也给道光初年留下了所谓“遗诏风波”。关于秘密立储的传位诏，雍正帝在创立此制度后，将密诏一式两份，一份暗存自己身边，一份明存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他死后，两份密诏先后找到启封。嘉庆帝本人得以继统的传位诏是由众臣恭取于正大光明匾后，由乾隆帝亲自主持宣示的。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密写传位诏书，立皇二子旻宁为皇太子，但这份密诏似乎从未置于正大光明匾后，而是二十余年随身携带。嘉庆帝本人对传位诏的置所守口如瓶，但他所没有想到的是会来不及交待而猝然辞世。
正因为先帝没有交待后事，特别是传位诏书放在何处，影响了新君的迅速入统，造成了皇位的一时真空，所以“从官多失措”。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督内臣拣御筐十数事”，仍无所收获。时间很快进入了七月二十六日。亲贵重臣一方面派人驰报京师，一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举措。《清宣宗实录》上记载有：二十六日“命内务府大臣和世泰带领首领太监人等驰驿前赴圆明园。”及“是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这一则是宣示先帝猝崩的噩耗，一则也是告知承德尚未找到继位诏的情况，要求在大内及圆明园里找寻传位诏。
同时，国不可一日无君，亲贵重臣也为暂时的皇位空虚召开了紧急会议。睿亲王淳颖之子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功，当继位。”尽管以前有种种迹象表明旻宁极有可能就是嘉庆帝生前嘱意的继承人，禧恩的“建议”不无道理，而且他指出了旻宁的重要功绩，即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的紫禁城定乱之功。
紫禁城之乱是指嘉庆十八年九月发生的天理教农民大起义，在京城近郊的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攻城略地，闹得天翻地覆。由林清率领的北路义军竟然图谋京城，攻入紫禁城内，直接震撼了清廷的统治，史书称之为“禁门之变”。因为这年是癸酉年，又称为“癸酉之变”。九月十九日，嘉庆回京。见顺利“平叛”，龙心大悦，盛赞旻宁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可嘉之处，达到了“笔木能宣”的程度。遂发恩旨，封旻宁为智亲王，每年增加俸银一万二千两，并命名旻宁所用鸟枪为“威烈”。从此，旻宁的地位已与其他皇子明显地拉开了距离。
但在没有找到足以作为法律依据的传位密诏以前，多数大臣未与妄加推断，作为中枢臣首的托津、戴均元更显得镇定与谨慎。史载“枢臣托津、戴等犹豫。禧恩之论，众不能夺。”这时，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名内侍从身上取出一个上锁的小金盒，没有钥匙。托津当众用力拧断金锁，打开金盒，里面正是嘉庆帝密书的传诏书。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托津、戴均元、禧恩等“奉今上即大位”，“随瑞邸成礼”。这也正如《清史稿·禧恩传》上所载的“会得秘匾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道光皇帝 传位密诏的发现，使旻宁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新君，消除了承德诸臣由于皇位空虚而产生的“皇邃”。七月二十七日，旻宁的新君身分“谕内阁，朕继承大统，母后应尊为皇太后。”同时，又谕：“著派吉伦泰带领太监二名驰驿回京至圆明园。著苏楞额、阿克当阿传知总管太监，奏明皇太后。”令吉伦泰面叩请安，这是承德方面第二次派人“驰驿回京”，这次显然是告知北京，传位诏已找到，旻宁已顺利承统。而从时间上计算，此时的北京刚刚收到来自承德的第一份驰报，开始于大内和圆明园里查寻密诏。经过一天的紧张查寻，在京的大臣们一无所获。孝和皇太后此时果断地决断，认定皇二子旻宁就是先帝的继承人，并为此专门以懿旨的形式令留京王大臣飞速驰寄承德的旻宁，令其“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综上所述，嘉庆帝猝死无疑，道光帝的入统有惊无险。《清实录》关于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终属虚构。戴均元墓志铭，与《清史稿·禧恩传》相互佐证，可以为信，并与实录中关于太后懿旨的记载吻合起来，为我们揭示出了嘉庆猝死、道光继位的真相。
师傅授妙计 咸丰继位之谜
据说道光就由谁来继承大统的问题上，在四子和六子之间曾多有犹豫，道光驾崩后，枢臣们公启锦匣宣示御书，四子继位即为咸丰帝。然而，咸丰能继位是多方面的原因，有咸丰师父的精巧设计，有咸丰的忠厚等，也有至今未解的因素。
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初九，时已夜半，圆明园内湛静斋全贵妃钮祜禄氏的寝宫内，忽然传出几声婴儿的啼哭声，道光帝的第四位皇子降生了。
消息传到养心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喜出望外，当即含泪赐名奕詝。道光帝的喜悦欢欣不是没有理由的。此前道光帝本来已有三个皇子。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亡，皇长子奕纬，最受道光帝的宠爱，长至十三岁，已经落落成人。一日，奕纬的师傅太史强逼其背诵经书，告诉他：“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帝。”奕纬终究是个孩子，不耐烦地顶撞道：“我将来作了皇上，先杀了你。”此事为道光帝所知，当即召见大阿哥奕纬。奕纬刚刚跪下请安，道光就气愤地踢了他一脚，正好伤及下部，没过几天就死了。三皇子的相继死去，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悲痛万分，对于皇朝未来的继统大事隐怀不祥之兆。惟一令道光帝稍感欣慰的是，皇长子过世时，全贵妃钮祜禄氏和祥贵人均已身怀六甲，如能生得男婴，亦堪来日大用。
在道光的群妃当中，全贵妃钮祜禄氏最受宠爱，她年方二十三岁，年轻貌美，体态轻盈，楚楚动人。其父是承思公颐龄，曾仕宦苏州，钮祜禄氏随父同行，备受江南山水浸染熏陶，聪慧绝伦。道光初年入宫，后因得宠连连晋封，成为后宫中红极一时的人物。但聪明的全贵妃清楚地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姿色取得道光的宠爱只是暂时的，要想永久确立自己的地位，非走“母以子贵”这条路不可。当她得知几乎与其同时祥贵妃也怀上胎妊这一消息时，全贵妃面部的笑容顿时消失，急命小太监偷偷查阅宫中召幸皇妃密档。小太监偷查密档后，旋即密报全贵人，祥贵人的胎妊比她早有月余，全贵妃大失所望，她知道皇位的继承在顺序上前列是占有一定优势的。想到这里，全贵妃早生皇子的念头越发强烈了。
一天，宫中御医又来给全贵妃诊察胎儿，全贵妃见左右无人，便小声问道：“不知这腹中是女是男？”因全贵妃平素在宫中颇会笼络人心，与这御医熟识，因此，御医顺口答道：“当然是真龙天子。”全贵妃听罢，大喜，急忙又问：“此胎儿可否早降生月余？”御医听罢，大惊失色，跪地叩头，连说：“使不得使不得!”次日，全贵妃又特召御医入密室，对御医说道：“我想让皇子早点降生，来日若能得继大统，我必重赏，你究竟有何办法？”御医答道：“奴才并无妙法，只有从今日起服用奴才祖传的保胎速生药，便可提前降生，只是……”全贵妃明白御医的意思，笑着连声说道：“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自然不必多虑。”于是，从这日起，全贵妃每日遵医嘱服下保胎速生药物，经过一番“苦斗”，终于生下了皇四子，道光帝备加喜爱。
清代以前，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实行的基本上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在诸多皇子中，立嫡不立长，在嫡系子孙中立长不立贤。这种制度的建立及实行，尽管保证了政权的平稳交接，但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弊端：嫡长子在诸皇子中并不都是才智出众者，一些智力低下、昏庸无能之辈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有的给当朝的统治留下了深深的祸患。
清朝建立后，为避免上述弊端，有意废除了这一制度。清朝入关前两代继位的君主，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明立的太子。入关后，也未预立太子。常常是皇帝临终时，在皇子中诏命一位贤能者嗣位。雍正帝继位后，为防止诸子争立，各树朋党，互相残害，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即由在位的皇帝对全体皇子作长期默察考验，选定之后，以朱笔书名，密定为储，藏之于匣，悬置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当皇帝病危时，当众开启，册立皇太子。
道光秘密立储御书
是我国现存唯一由皇帝亲笔所书关于皇帝承袭传位的立储档案 秘密建储制度的创立，虽然避免了皇子之间的猜疑丛生，但储位之争依然存在。咸丰皇帝继位前同其弟奕訢之间的争夺，就表现得十分激烈。
道光皇帝是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开始考虑立储的。在有竞争实力、有条件参加竞争的四皇子和六皇子之间，究竟选哪一个为皇储，道光皇帝还犹豫未决。为了考察他们的品行与能力，一年春天，道光皇帝命诸皇子去南苑狩猎。六皇子平时愿意舞刀弄枪，骑射技术高超。而四皇子临行前，去上书房向其师傅杜受田讨计。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理作过揣摩，面对即将开始的围猎较量，杜受田给了四皇子一个锦囊妙计。
到了南苑围场，皇子们带领自己手下的人分别开始了围猎。六皇子果然身手不凡，只一会儿功夫，就猎获几只鹿和野兔。而四皇子却默坐在一旁，其手下人也在身边垂手侍立。日落时分，皇子几人带着各自的战利品，回到宫中向父皇察报战绩，并献上猎物。皇子中独四皇子一无所献，道光皇帝不解，问其缘故，四皇子答道：“儿窃以为现在正是动物繁衍孕育下一代的时候，我不忍心在这个时候杀死它们，并且我也不愿意以骑马射猎这些小的技艺，与兄弟们争个高下。”本来，道光皇帝看到四皇子一无所获，心里有些不高兴，但听到这番话，顿时眉开眼笑，连声说道：“我儿果然有君子的气度。”
经过这番围猎较量，道光皇帝初步有了意向：立四皇子为储。
道光皇帝是个办事优柔寡断的人。虽然南苑狩猎已经决定把皇位传给四皇子，但不久，他的心里又不平衡起来，因为他毕竟非常喜欢六皇子。道光皇帝看到六皇子读书能得大旨，曾亲自为其书斋题写了“乐道书屋”四字匾额，这是其他皇子都没有得到的。道光为了奖励六皇子的武功，特赐给他一柄金桃皮鞘白虹刀，准许他永远佩带，这也是其他皇子所没有享受到的殊荣。
恭亲王奕訢最终没能获得命运的眷顾
失去了当皇帝的机会 由于对六皇子的偏爱，道光皇帝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考察一下他们的品行。一天，道光皇帝将两个盒子放到两个皇子面前。这两个盒子，一个是金的，一个是木的。金盒上雕满了姿态各异的龙，龙体闪烁着光芒；木盒上刻着麒麟，也被漆得黑亮。道光皇帝指着两个盒子说：“这两个盒子，我儿各选一个。”听了这话兄弟俩互相看了一眼。四皇子平静地说：“六弟先选吧!”六皇子听了这话，也不谦让，伸手将金盒抓在手里。
从这件小事看，道光皇帝感到，还是四子仁义憨厚，六子固然聪明，可是人品不如其兄，于是下决心把皇位传给四子。
道光帝在立储锦匣中，破例在一匣中放了两道谕旨，这充分反映了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以及封建朝廷在权力交接中斗争的复杂性。尽管传闻种种，莫衷一是，但四子毕竟登上皇位。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六日，在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次年改年咸丰，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疑云重重 光绪帝“密诏”之谜
“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感“朕位几不保”，曾经颁发了密诏要求康梁等人“设法相救”，引发了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资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光绪童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此后新旧党争逐渐加剧，至七月改官制时已成水火不容的态势。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职，二十日，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详细询问情况，并令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与内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有要商”。所谓“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训政的事情。
谭嗣同等进入军机处，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更加活跃。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商议，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允许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光绪帝表示同意，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二十九日，光绪帝赴园向太后请示，却遭到严斥。因情势危急，危及到皇位，次日，光绪皇帝颁布“密诏”。
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感到皇位受到威胁，于是赐“密诏”给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康南海墨迹》记载了密诏的全文：“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道密诏主要出自康梁记载，然而，政变结束不久，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党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时就曾指出：现在刊布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氏所伪作也。”而另一位自称亲眼见到过“密诏”的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也记录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王照、袁世凯所见到的光绪皇帝“密诏”与康有为公布的并不相同。
谭嗣同 宣统元年(1909)八月，杨锐之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缴光绪皇帝赐予杨锐的“密诏”，这一手诏内容是：“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杨庆昶所呈缴的这道光绪帝“密诏”，在送至都察院之前外人并不知道，却与曾经见到过光绪“密诏”的王照、袁世凯等人记述的“密诏”基本相同，和康有为所公布的“密诏”不仅不相吻合，而且还存在较多不同之处。例如，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其中不包括康有为；颁诏之时，光绪皇帝是虑及“朕位且不能保”，情况危急，但还不是几乎已经不保；筹商的良策以“不致有拂圣意”为前提，并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设法相救”；奏呈办法仍依照正常奏事之例，“密缮封奏”，而且要“候朕熟思，再行办理”，并无一切皆由康有为自作主张之说。
光绪帝颁发了密诏，引发了康梁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而现在出现了康有为刊布的密诏和杨锐之子呈缴的密诏，对于这两份诏书的真伪，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杨真康伪。理由是杨锐之子所保存的密诏，是由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所以受诏者为“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而没有特别点出康有为，且在语气上更符合光绪皇帝在当时形势下的心态，此诏的意图在于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尽管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却是光绪皇帝的真实念头。而在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不见了，被简化为“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相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显然与杨锐受诏的情形不符。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杨锐之子所献密诏是真实可信的，而康有为在流亡海外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对密诏作了篡改。
梁启超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杨皆为伪诏。康有为所奉第一密诏传本有四，其字句不同，密诏颁发日期有三种不同说法，密诏收到日期有两种不同说法，而这些日期的差异都出现于康梁的著作内。《康南海墨迹》中所记载的这道“密诏”是康有为抵达香港及日本后写给李提摩太的一封信里附录的。康氏在信中说第一道“密诏”是八月初一日交杨锐带来。可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又清清楚楚地写道：此诏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交杨锐带出。另外，梁启超是帮助康有为大力宣传光绪皇帝“密诏”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戊戌政变记》中三次提到密诏的发出时间，竟有不同的两种说法：一是七月二十八日召见杨锐时，由杨带出；一是七月二十九日召见杨锐时“赐衣带诏”，这一时间与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的时间一致。由于康、梁皆强调“密诏”为杨锐带出，所以此诏与杨锐关系甚大。可是，据《邸抄》记载，康、梁所说的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一日，光绪皇帝都没有召见杨锐，倒是七月三十日召见了杨锐。与康有为所言光绪皇帝交杨锐“密诏”的时间不符，内容与康有为公布的也不一样。
康有为 而“杨诏”不足采信的理由是，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原诗，只是王照一个人说出来的，这人后来向清廷投案自首，也是袁世凯力保才免于被治罪，察其气节，难保在密诏上不作伪证。而且，根据常规皇帝的密诏都须交回军机处，何以杨锐能保存下来？据历史学家房德邻先生研究，杨锐的后人解释为何他能扣下密诏不上交，漏洞百出。后来，“杨诏”交出来了，其间摄政王当政，这么一来，既提供证据，为光绪皇帝洗脱“不孝”之罪，又能为杨锐平反。袁世凯也是在宣统年间献出日记，目的更明显，摄政王恨死了袁世凯，由于他的出卖，光绪受困瀛台，最后死得不明不白，清王室子弟早有杀袁之心，袁世凯的日记多次辩解，说他一直要保护皇帝，效忠清廷，用心良苦，为的是不使皇帝受维新党人利用。
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梁启超在一起 康有为所刊布的密诏系伪造，学界似成共识。他用之以“救驾”，但实际效果是慈禧对光绪之仇恨终不得解，戊戌之后的许多事与此都有很大的关系。指出康伪造的，首推黄彰健先生，近日茅海健撰文称赞曰：“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所为。”然而，光绪密诏的真实内容到底为何，仍需要学术界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
近亲婚配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皇帝无嗣之谜
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醇亲王（光绪生父）和他的孩子 同治帝十九周岁死去时，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认为皇帝死时皇后阿鲁特氏已怀有龙种的，只是野史之说，信史未见确凿材料。清代皇子、皇帝大多正式结婚前已有性生活，娶嫡福晋之前就生有子女的也有不少先例。同治帝于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举行大婚典礼，死于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单从大婚之日算起，他与众多的后妃宫女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居然没有留下一点骨血，已属不可思议。
光绪帝，三十八周岁死去，身后竟然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光绪帝娶有一位皇后，有名分的妃子两名，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大婚，至光绪二十四(1898)年八月囚禁瀛台，近十年时间，虽然政治上难以伸展手脚，基本上是个傀儡皇帝，但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尤其与他宠爱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称甜美。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帝对她几乎没有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碰过半个指头，史家说“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绪帝与皇后的性生活记录，“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极有可能这是皇帝受“亲爸爸”所慑的逢场作戏。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
宣统帝，活了六十一周岁，与同治、光绪帝一样也是绝后。
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对此，笔者广泛涉猎有关史书、传记，未见研究结果。探讨这三位皇帝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虽然对研究清史，尤其对研究大清国皇权统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度显然很大。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过世，那个时代的御医不敢探究此事，没有留下直接的医学资料，研究很难下手。于是，为何连续三位清帝都未生育，成为一团疑云，浮悬于史海上空。
一种观点认为，近亲婚配是导致三朝无嗣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从现代医学角度透视分析，认为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这种原始的婚俗，把女人当做一种财富和交配工具。清太祖努尔哈赤、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及其儿子顺治帝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建州女真的领头人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河。后来，他的四个儿子都娶蒙古女子为妻。尤其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了对付强大的明朝，积极推进满蒙联姻。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吉特家族，其中三位漂亮的后妃论辈分乃是姑侄。先是姑姑博尔济吉特氏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嫁给时为贝勒的皇太极，后尊称为孝端文皇后，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天命十年(1625)春，她的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又嫁给当时仍为贝勒的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生了顺治帝福临，还生了三个女儿，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之后，天聪八年(1634)，她的另一位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也嫁给了继承汗位多年的皇太极，被封为宸妃，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皇太极之子顺治帝与其父亲一样，也是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孝庄文皇后的两个侄女，都嫁给了顺治帝，一个封为皇后(即孝惠皇后，后被废降为静妃)，另一个封为淑惠妃，顺治帝娶的这两个妻子，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后来，孝庄文皇后的一个侄孙女，又嫁给顺治帝为妻，后被封为孝惠章皇后。这就是说，顺治帝不仅娶了两个表妹，还娶了表侄女为妻。而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的角度来讲血缘伦理，他将女儿(孝端文皇后)嫁给了皇太极，又将两个孙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给了皇太极，后又将两个孙女(静妃、淑惠妃)、一个曾孙女(孝惠章皇后)嫁给皇太极的儿子顺治帝福临。至清政权入关中原后，北不断亲，加强与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姻，仍为历朝清帝奉行的基本国策。这里边，也存在着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
同治皇帝死后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 2005年2月23日《科学发现报》也刊文指出，清朝晚期，同治、光绪、宣统叔侄三代皆无子嗣，致使无法实现父传子位的继承法，最后不得不从旁系宗族中选定皇位继承人。这是“近亲结婚”造成的，罪魁是慈禧太后。慈禧是咸丰帝妃，咸丰死后，经“辛酉”政变，她上台实行“垂帘听政”。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将胞妹指婚给咸丰胞弟奕譞。慈禧子同治死后无子，她将奕譞之子，即外甥光绪立为皇帝，她想亲上加亲，又亲自作媒，把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嫁给光绪。光绪死后无子，慈禧只好将外甥光绪帝的胞弟载沣之子溥仪(即宣统)扶上帝位。
另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对光绪无嗣提出的疑问。认为光绪帝无嗣不是因为“近亲结婚”，而是因为长期患有遗精病，这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1888年光绪十八虚岁，已到结婚年龄。西太后慈禧决定为光绪成亲。慈禧不顾光绪本人的反对，给光绪物色了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皇后。她就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名静芬，比光绪大三岁，时年已二十一岁，她成为晚清历史上的又一位叶赫那拉氏皇后。其实，光绪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的女儿，他俩原本就是表姐和表弟，属于近亲结婚。虽然二者是近亲结婚，但是从皇家的承幸簿上来看，只有大婚的晚上皇上与皇后同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皇后的名字。后皇帝无嗣，慈禧着急了，按照皇家一夫多妻的旧例，又纳娶两个妃子，这就是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初封瑾殡、珍殡。此二妃跟光绪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大家都知道，皇上是宠爱珍妃的，而至光绪被关押到瀛台为止，光绪与珍妃已有十年的美好感情，承幸簿上大多是与珍妃的记录。但是竟然也未生一子一女，实属罕见。
宣统皇帝溥仪 对此，近亲结婚并不能给予很好的解答。有学者指出，就光绪帝而言，长期患有遗精病才是他丧失生育能力主要原因。根据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也就是光绪帝死前一年，他曾亲自探究并写下自己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1871年8月)，写病原时三十六周岁，这就是说，他从十五六岁青春发育期起就患了遗精之病，每月多达十几次。三十岁出头，便到了几乎无精可泄的地步。患有如此要命的疾病，无论怎样刻意播撒龙种也就成了徒劳。光绪帝能将如此超级隐私写出来是很有勇气的。同治帝、宣统帝也都未生育龙子凤女，是不是也有此类超级隐私呢?
溥仪与婉容也没有子嗣
毒疽与炮伤 努尔哈赤之死之谜
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二十五岁时，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五十八岁时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据史料，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大军(号称十四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余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十一门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据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研究员认为，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记载，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金国平和吴志良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
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睹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羞辱讥讽努尔哈赤：“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据韩称：努尔哈赤“先己重伤，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最后终于“因慈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再加上袁崇焕的羞辱，最后终于郁郁而终。
除朝鲜方面的记载而外，明朝其他的一些史籍也有类似的描述。据明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这个大头目，有人认为是努尔哈赤。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匾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考虑到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金国平和吴志良对此则分析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有的学者却坚持认为，努尔哈赤没有在宁远之战中负伤。《中国历史文献丛刊》1980年第1期载孟森先生遗著《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及商鸿迪教授附《赘言》等文，均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负伤这一结论持异议。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依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己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祟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中间有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正在“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还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郑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无“重伤”之人之病象。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而对于努尔哈赤死因，明朝方面是有记载见于文字的。辽东巡抚袁崇焕向明廷报告努尔哈赤死因时说：“而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慑患疽死。”明御史汪若极也说，因宁远大捷，使“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矣！”沈国元《两朝从信录》记载：“老奴酋疽发背死”。彭孙贻《山中闻见录》亦记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殂”。同时朝鲜方面亦有类似的记载：朝鲜捉获后金部民则说，“奴酋去(按应为“今”)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即温泉)，而病势渐重，回向沈阳之际，中路而毙。”朝鲜《丙子录》也记载，“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
李鸿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整日心情郁忿，加上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级靉鸡堡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