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深德厚哀常慕，奕启载祥定名淳。
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
升香安佑昭慈佑，沉痛难胜永忆亲。
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中，咸丰终于有这么一个可以告慰先人的喜讯，其得意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爱子怜母，他对慈禧的宠爱也就更进了一层。六年(1856)十二月，内务府为懿妃举办册封仪事。七年(1857)正月，慈禧又被晋封为懿贵妃，成为后宫主位中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的妃子。
本是汉家女 慈禧身世之谜
慈禧太后在清朝执掌朝政近半个世纪之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长期以来关于她的身世有说她是没落官绅的满人，还有说她本是一汉家女……她的出身及童年经历一直是个谜。
慈禧太后在我国清朝实际执掌朝政四十八年之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长期以来她的出身及童年经历却一直是个谜。
据民间传说慈禧1835年生于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贫穷的汉族农民家庭，取名“王小廉”。由于家穷娘死，四岁时被卖给本县上秦村宋四元为女，改名“宋龄娥”，后来，宋家由于天灾人祸，骤然一贫如洗，十一二岁(一说十三四岁)的宋龄娥又被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为婢，不久，由于龄娥长得俊秀，聪明伶俐，并生有贵相，知府就收其为养女，改名“玉兰”(兰儿)，并在府衙西花园专设书房精心培养。咸丰三年，玉兰以叶赫那拉惠征之女的身份应选入宫，一步步成了皇太后。
慈禧照片 那么，“慈禧本是长治汉家女”之说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百余年来，长治县西坡、上秦两村村民及附近村庄的老人，都说慈禧是本地人。光是书面材料表达这个意思的就有一百五十余人。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杨益茂教授，在《慈禧童年应当考订清楚》一文中也认为近百年来流传不息的口碑史料是最值得注意的。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那两个村子里，有那么多人，众口皆碑，说慈禧是本地人，而且不因慈禧名声不佳或历次政治批判所湮没，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二，长治县有慈禧的出生地遗址和慈禧的后裔以及有慈禧“娘娘院”。
据社科院的调查，1989年，八十八岁的田花则说，慈禧的出生地遗址位于西坡村田花则老人旧宅西面。田花则还说她奶奶跟慈禧太后一般大。奶奶常说，太后家和她家是近邻，老太后就生在隔壁那间破房里。慈禧“娘娘院”位于上秦村关帝庙后，现在保存完好。据上秦村老人讲，自宋龄娥(小慈禧)进宫当了“朝廷娘娘”时起，村里人就称该宅院(宋六则弟兄们的旧宅)为“慈禧娘娘院”，世代相传，一直流传至今。
第三，长治县有慈禧生母的坟墓——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麓荒滩岸边。1989年，退休老干部刘德清说：“这小墓里埋的是西太后她娘，我村的老人都知道。就是平坟造田的年月，也没动这个坟。”
第四，长治市城区原潞安府署后院有“慈禧太后书房院”，和长治市人民委员会1963年3月20日设置的《文物古迹保护标志》。《标志》的存在，说明潞安府后院内确有“慈禧太后书房院”。长治既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自然说明慈禧童年时代曾在潞安府署后院念过书。
第五，慈禧言行中流露出许多相关的蛛丝马迹。例如：慈禧爱吃长治人常吃、爱吃的食品(如窝头、团子、小米粥、玉米掺粥、萝卜、沁州黄小米、壶关醋、襄垣黑酱等)，爱看上党梆子戏，关心长治百姓和地方建设，用长治人作御厨、奶妈、御前侍卫，偏袒长治犯官，提拔、重用长治人、长治官及汉族官员，照顾山西商人及汉民。慈禧如果原来不是长治汉家女，她怎么会有这些表现呢？
第六，典籍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也有可疑之处。
其一，关于慈禧的族属——满人檀林著《圆明园秘闻》说，慈禧也许压根就不是一个旗人……据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高阳说，慈禧只认识汉文，不认识满文。慈禧御前女官裕德龄著《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说，“老佛爷对于满文实在认识得很少，少到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认识”，所以批阅公文，“总是只阅汉文，不阅满文”。《趣话慈禧太后的一天》也说，慈禧“是满洲叶赫那拉氏的后裔，却只识汉字，不懂满文，所以用汉字书写批语”。慈禧若是从小一直生活在满人圈里，怎么能够如此呢？
其二，关于慈禧的家世——给慈禧画像的美国画家卡尔女士在其《慈禧写照记》中写道：“外间传述，谓慈禧家世极为微贱，初仅为他家使女，厥后始迁入大内。登宝位焉。”卡尔虽然又说“斯皆为不足取信之辞”，但无风不起浪，“外间”既有如此“传述”，当然自有它的道理，更何况慈禧本人在追忆往事时，也坦诚承认昔日她家曾经有过窘困的境遇。信修明的遗著《老太监的回忆》说，太后有时追忆往事，常对人们说，昔日她“家中生活甚感困难，她曾为人家代做袜底，得些零钱添补家用……”。由此可见，当年“慈禧家世极为微贱”的确是不争事实。裕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写道：“太后说，我喜欢看乡下风景”。慈禧有自己的“田庄”，平时每隔四五天，就要到田里去看一次。她还写到“太后说：‘我喜欢乡村生活，我觉得那比起宫里的生活来自然得多了’”。如果慈禧不是生长在贫穷的农民家庭，而是个大家闺秀，从小到大一直在城里富裕的官宦人家生活，她怎么会喜欢“乡下风景”？
然而，尽管有大量证据来证明“慈禧本是长治汉家女”的观点，多数人觉得基本可信，但也有人提出疑问，主要有两点：一是惠征是否曾在潞安府作过官；二是清代选秀制度比较严密，慈禧若是汉家女，是否能被选进宫中。
关于惠征是否在潞安府作过官。有人说惠征没有在潞安府作过官，所以他不可能收养宋龄娥(小慈禧)。持否定意见的俞炳坤先生的《慈禧家世考》中关于惠征任职经历的记述中就没有惠征在潞安府作过官。
关于宋龄娥(小慈禧)是否能被选进清宫。有人说，清代旗人的户籍制度和选秀女制度比较复杂严密；慈禧若是汉家女，即使到了满人惠征家，也不可能以满人身份被选进宫中。
总之，“慈禧本是长治汉家女”是否真实，所提供的这些证据只是勾画大致的轮廓，还不太完整和精确，甚至留有空白和薄弱之处，有很多的疑点，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谁是真正的主谋 慈禧策动辛酉政变之谜
清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专擅，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发生矛盾。与恭亲王奕訢携手发动了“辛酉政变”，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那么，究竟谁是这次政变的主谋，是慈禧吗？还是另有其人？
清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待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卜寺少卿焦佑瀛总共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的“顾命”制度。慈安太后和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不甘大权旁落和扼喉之忧的处境，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专擅，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发生矛盾。
八月初一日，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訢至热河值殷奠叩谒梓宫，慈安、慈禧以叙家常为名召见，密商合力对付肃顺。九月三十日，两太后召见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贾祯和军机大臣文祥等，控诉顾命大臣，正试提出垂帘听政，恭亲王遂奉旨派亲兵突然抓捕了载垣和端华。同时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宣奉旨前往途中拿问肃顺，押解来京。十月初一日，上谕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并掌管军机处，以后又受命为内务府大臣，并赏食双棒，以示优礼。户部左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见习行走。十月初六日，上谕赐令载垣、端华自尽，斩决肃顺，其余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人被解任。党援形迹最密者吏部尚书陈孚恩流放新疆，资财被查抄；踪迹最密者黄宗汉被革职，永不叙用；外间有烦言者侍郎刘昆、成琦、太卜寺少卿德克律太、候补京堂富绩也被革职。
十月二十六日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并且将皇太后的权力用垂帘章程固定下来。使得两宫太后实际上代行皇帝的全部权力。十一月初一日在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两宫太后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从咸丰皇帝去世到实现垂帘听政，共经过103天。是为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
承德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 对于辛酉政变，一种观点认为，辛酉政变并非偶然事件，它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它起因于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而这又导致肃顺得宠及恭亲王被摒弃于顾命大臣行列之外，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引起围绕“顾命”体制和“垂帘”体制之争，以御史董元醇条奏垂帘听政一事为导火索，终于酿成事变。事变标志着统治阶级最高层互相之间的公开倾轧和斗争的白热化。同时，慈禧太后是“辛酉政变”的最大受益者，这一政变的成功使她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据此一举夺得国家最高权力，并从此实际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因此，学术界通常把“辛酉政变”看作是慈禧在咸丰帝死后主谋或与奕訢合谋策动的。
恭亲王奕訢是咸丰皇帝的弟弟
他和慈禧太后一起策划了辛酉政变 陈潮则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主谋并非慈禧，而是当时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奕訢集团。辛酉政变是清廷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慈禧通过政变上台却是历史的偶然。其理由包括：其一，毋庸置疑，军队对政变的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此次政变作军事部署的是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他在京城拥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虽然胜保在道光朝已官至内阁学士，以后又几经升降，但他与作为内妾的那拉氏却没有也无从交往，更不见胜保的军事部署有慈禧的参与。胜保之所以在政变中决定性地站到了慈禧和奕訢的一边，一是因为他在咸丰帝逃亡热河前夕已与肃顺一伙结为仇敌，二是由于他与奕訢过从甚密，配合默契。据翁同龢9月16日的日记记载：“闻恭邸(奕訢)回京，又闻胜克斋(胜保)到京”，又据《热河密札》记载：“此公(胜保)十五日到，不卜如何措施，在城想见著邸堂(奕訢)，一切自己尽悉。”由此可见，9月16日胜保带兵抵京后，有足够时间，并完全可能与刚从热河返回的奕訢会面密谋。如果说胜保的军事行动有合谋者，则亦当是奕訢，而且在其径自带兵到京之后才得逞。9月16日以后，胜保进一步布兵要隘，他也随之直奔热河，以“留虎豹在山”，待机行事。所有这些，显然又未经慈禧的策划和参与。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慈禧参与策划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那么慈禧策动政变之说就显得缺乏说服力。
其二，慈禧策动“奏请垂帘听政”之事，同样令人怀疑。参与奏请的有手握重兵的胜保、大学士周祖培和贾祯、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人，他们均是奕訢的心腹党羽，同慈禧素无瓜葛。显然，无论在人事关系还是在地理阻隔，远在热河的慈禧都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策动。至于那个率先上疏“垂帘听政”的董元醇，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只是一个地方小官，更与刚从内妾升为太后的慈禧互不相识。他的上疏9月10日发出，14日才急递至热河。而其时，奕訢尚未从热河返抵北京。慈禧受人事和时空条件的限制，断难对“垂帘听政”的奏疏有什么指使。而董元醇是周祖培的门生，他的上疏应该受周祖培的指使。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关于“垂帘听政”的奏疏在提出“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的同时，特别强调“并简近支亲王辅政”，其意显然在于使皇弟恭亲王奕訢掌权。
咸丰死后，年幼的同治继位，慈禧就在养心殿东阁开始垂帘听政 其三，慈禧与奕訢密谋的最有力之证据，是奕訢与两宫太后于9月5日在热河行宫的一次叔嫂会面。据载，9月5日，奕訢以奔丧为由赶到热河，“值殷奠叩谒梓宫，伏地大恸声彻殿陛，闻者无不泪下，祭毕，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一时许方出”。史料价值很高的《热河密札》也透露，奕訢到热河后，曾与太后“独对”一时许。“独对”什么，所载都语焉不详。因此，仅仅根据语焉不详的“独对”情节和其他间接的估计猜测，就推断慈禧与奕訢在那“一时许”的会面中策划了这一政变，不免有证据不足之嫌。
其四，慈禧野心虽大，但羽翼未丰，尚不足担当策动政变的主谋。直到“垂帘听政”之前，几乎所有政变的主要参与者，都难以成为慈禧的心腹党羽，以供其指使策动。与此不同，具备策动政变实力的是业已崛起的奕訢集团。在国际上，英法等国公开支持由奕訢集团取代顽固的肃顺集团，甚至打算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在国内，由于肃顺等人在1858年“戊午科场案”和1859年“钞票舞弊案”中搞得士人满狱，士大夫切齿痛恨，如今见肃顺等人受咸丰顾命，人人自危，遂迅速在奕訢周围结成大党。就连僧格林沁这样的统兵大员，也上奏表明他反对肃顺等八大臣的态度。不仅如此，奕訢还因在北京议和期间的成效而频频得分，博得北京官僚层及军界的广泛拥护。反观当时的慈禧，除徒有“太后”之名外，在策动政变的实力上安能望奕訢之项背？据上所述，陈潮指出，慈禧当时既无军队在握，又乏人事关系，且受时空条件的限制，显然没有理由成为策动辛酉政变的主谋。策动辛酉政变的主谋当为奕訢及其心腹密友。他们联合两宫太后，力主皇太后“垂帘听政”，目的是要在向顾命八大臣夺权时，避免“犯上作乱”之嫌。极具权欲而又极其聪明的慈禧，十分愿意地联手参与，并在这一叔嫂联手的政变中被推上了台。可以说，辛酉政变是清朝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局，慈禧通过政变上台却是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偶然性为慈禧专权提供了机遇和舞台。
看过上述两种观点，可以说，要想真正地了解谁是“辛酉政变”政策的策划者，尚需要学术界继续研究与探索，以解开这一历史悬案。
故伎重施 慈禧择立光绪之谜
同治驾崩，慈禧为什么不选旁人，偏偏选择载湉继位呢？显然，载湉是其亲妹所生之子，与慈禧有血亲关系，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许多人认为载湉不是她的外甥兼侄儿，而是她的亲生儿子。慈禧择立光绪为帝因此成为了宫廷之谜。
光绪皇帝(1827-1908)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九代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系道光皇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譞之次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他既是同治帝的堂弟又是表弟。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同治帝载淳驾崩，即将失去操纵清王朝权柄的慈禧重施故伎，择立载湉为帝。
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待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卜寺少卿焦佑瀛总共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同时，他又自作聪明地把随身私章“御赏”、“同道堂”作为皇权信物传给了皇后和儿子以防辅臣擅权。载淳年幼，其母懿贵妃成为皇太后且占用了皇权信物之一。因此，一开始两宫皇太后就与顾命八大臣发生矛盾。料理清文宗后事期间，两宫皇太后与奕訢发动辛酉政变除去肃顺等八大臣。十月二十六日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并且将皇太后的权力用垂帘章程固定下来。使得两宫太后实际上代行皇帝的全部权力。十一月初一日在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开始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同治时代。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同治驾崩，身后竟然无子，立何人为帝？两宫太后共同主持召开诸王大臣会议，会上群臣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事实上，慈禧心中早有主意，见群臣提不出具体人选，便提出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识趣的群臣一个个惟命是从。这样，光绪王朝由此开始。
慈禧太后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人，而是偏偏选择了载湉承继皇位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慈禧择立载湉为帝，主要是因为载湉年幼，两宫皇太后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大局不变。同治帝载淳崩逝，即将失去操纵清王朝权柄的慈禧重施故伎，为了不做太皇太后，便给自己揽子，这样，最好能够择立一位与同治同辈的幼帝。因为给咸丰帝立嗣，自己仍可名正言顺地再度垂帘听政，保住已有的大权。于是将不谙人事、年仅四岁的载湉从太平湖醇王府接进紫禁城御苑，正式宣布由载湉继承皇帝，改元光绪，意思是绩道光先帝之绪也。这些都是在同治死去的当天完成的，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映出慈禧太后权欲之盛，手段之老辣。载湉成了慈禧的又一个政治工具，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当然，研究者也承认，载湉是其亲妹妹所生之子，与慈禧有血亲关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上述传统的观点外，许多人认为载湉不是她的外甥兼侄儿，而是她的亲生儿子。有关载湉的身世，京城大街小巷议论纷纷，有不同的传说。
第一种传说，认为载湉是慈禧太后与宫中太监安德海生的儿子。据传闻，太监安德海在入宫前做了假手术，不是一个真止的阉人。安德海入宫之后，善于阿谀奉承，特别是会讨慈禧的欢心，而辛酉政变之时，他又立过功劳，因此，慈禧对他是恩宠有加、言听计从。咸丰帝驾崩之时，慈禧年仅二十多岁，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青春正盛的少妇按捺不住涌动的春情。安德海本来就善于察言观色，他明白慈禧想要什么，便把他是假太监的事情告诉了慈禧。慈禧太后一听，备感高兴，两人从此打得火热，寝居与共。二人虽然做得非常隐秘，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慈禧和安德海的事很快在宫内传开了。同治帝和慈安太后知道后，对安德海是恨之入骨，慈安也深感日久出事不好办，就与同治帝计议联手除掉安德海。安德海自从与慈禧有了特殊关系，更是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胡作非为。因此，上自皇帝，下至群臣，都想除之而后快。
不久，安德海怂恿慈禧派他去江南采办龙衣，出外行游。不想，清宫有规定，太监不许出宫，否则杀无赦。安德海行至山东境内，被持有慈安太后和同治帝手谕的山东巡抚丁宝祯擒住，并斩立决。慈禧太后听到消息十分生气，怒责慈安太后。慈安话里有刺，说：“妹妹心里应该明白，这么做是为了妹妹好。祖制规定宦宫不得出宫，犯者杀无赦！”慈禧一看，把柄被抓住，闹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只好忍痛从长计议了。不久，慈禧才知怀了安德海的孩子，不敢张扬，忍气吞声熬到孩子出世，送给了妹妹。
然而，这个传说并非毫无破绽，安德海于同治八年(1869)被处死，而光绪帝载湉出生于同治十年(1871)八月，慈禧不可能怀孕25个月生孩子。有人称，既然有这个传说，就不能全按常规常理来设想：(一)安德海到底是不是假太监？丁宝祯在杀安德海前是要验明正身的，应该清楚；(二)慈禧惯会欺诈，她能把孩子送给亲妹抚养，毫无疑问，她当然也可以在孩子生年月日上做手脚。真真假假，一时间是很难说清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怎么说光绪帝载湉同慈禧都是有血亲关系的。
第二种传说，据说慈禧太后特别爱吃“卧鸡蛋”，每天早上都要吃上四个汤卧鸡蛋。京城金华饭店的卧鸡蛋最有名，慈禧曾命人到金华饭店买回一尝，果然名不虚传，酥软可口。她命李莲英每天为她在金华饭店定做，清晨由金华饭店小伙计把提盒送到宫门，再由李莲英送给慈禧太后食用。时间长了之后，李莲英就让饭店小伙计直接把卧鸡蛋送到宫内厨房。传说有一天，慈禧太后起了个大早，由李莲英陪着在宫内散步，忽然看见一个小伙子手提饭盒匆匆走来。慈禧问李莲英：“他是谁呀？”李莲英回道：“他是金华饭店的小伙计，叫史天明，每天来给老佛爷送卧果的。”慈禧让小伙子走近，仔细打量一番，见他20多岁，长得白净，虽然一身伙计打扮，但掩不住俊秀之气。慈禧立刻就喜欢上这个俊秀的小伙子，吩咐让他侍候进早膳。小伙子也很会来事，做事干脆麻利，把慈禧侍候得很高兴，就被留在宫中侍候太后。卧鸡蛋则由金华饭店改派其他伙计送。结果，慈禧不小心就怀上了小伙子的孩子。孩子生下后，虽然西太后不忍骨肉分离，但身为太后做出这样的事必使自己的权势受到威胁，就把孩子交给自己的妹妹醇亲王福晋抚养。而这个孩子就是载湉，后来的光绪帝。孩子送走后，慈禧对史天明也腻了，为灭口就命人将小伙计杀死在宫内。
同第一个传说一样，这个传说也有很多地方按常理使人不能信服之处：一是太后、皇帝、后妃的用膳是固定的，不能在外面定做。即使定做，也必须由小太监们去监做护取，怎么可能让饭店的小伙计送来呢？二是慈禧身居宫廷内院，随身伺候的宫女太监很多，每天还要临朝听政，如果怀孕生子怎能瞒过这么多人呢？所以这个传说不可信。但是，反过来说，规矩是人定的，如果人们不去按常理想，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两个传说与传统说法相比，其说服力相对较差，慈禧究竟源何择立载湉继位，还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
谁是元凶 珍妃落井之谜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珍妃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
珍妃是光绪皇帝的宠妃 珍妃，姓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才色并茂，颇通文史，光绪十四年(1888)进宫，后晋封为珍妃。光绪帝与珍妃感情甚好，但慈禧与珍妃一直有嫌隙，后因珍妃支持光绪戊戌变法，受到慈禧太后怨恨，最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将珍妃溺死于宁寿宫外的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
第一种说法，珍妃生了天花，慈禧不得已派人把珍妃推下井。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的叙述。他转述了小德张的回忆。据他回忆，小德张谈起珍妃时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上了便装。各宫妃嫔陆续到来，光绪皇帝也由瀛台过来，换上了青衣小帽。这时，慈禧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此时的珍妃已被囚禁了整整三年。不大一会，珍妃披散着头发，穿着旗袍来了。老祖宗大怒说：“到这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皇阿玛，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不同意，仍然叫她走，珍妃跪在地上就是不走。这就为慈禧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了借口，因为珍妃生了天花没体力逃难，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二种说法，慈禧遣人杀害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即将打进北京城，此时珍妃已在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中囚禁六年，就在慈禧仓皇“西狩”前夕，托宫女带信给姐姐瑾妃，让她无论如何想办法留住皇帝在京主持大局。言外之意是可借机摆脱太后控制，收回权柄。谁知所托非人，信件落入二总管崔玉贵之手，转呈给了慈禧。于是慈禧盛怒之下，令其自尽，珍妃不从，才由崔玉贵将她沉入井中。另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逃出紫禁城，珍妃进言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应该留京，太后一怒之下命李莲英将其推入宁寿宫外大井中。
珍妃就是被推入宁寿宫外这口井中的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珍妃究竟因何被囚禁，是因为她“赞襄新政”吗？通过正史野乘，可以得出结论，她之被囚，绝非因为“赞襄新政”。从时间上来说，她之被囚在光绪二十年，而戊戌变法迟至四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四年才发生，她虽生长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并受教于文廷式，但思想也不会先进到康梁的程度吧？如果她在光绪二十年即因“赞襄新政”被囚，岂不成了康梁之前驱，吾国思想与革命之启蒙者？珍妃利用光绪卖官鬻爵是事实，但她对慈禧的揽权干政，使光绪不得一展抱负的不满，也是显然的。慈禧之杀珍妃，不是因她“习尚奢华”，“屡有乞请”，也不是因她“赞襄新政”，而是因为她策划使光绪留京。光绪若能留京主持大局，则慈禧“西狩”便成流放，永无回京之望！
第三种说法，珍妃自己投井自杀。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当事人的口碑资料。据《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一书记载，隆裕曾经告诉作者的爷爷，说：“很多人都说是我嫉妒告她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她推到井里去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被八国联军打败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当然西行带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就会成为负担。但是因为当时光绪是皇帝，而我是皇后，同时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要带也只能带我和皇上走。而其他的一些亲属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们也不例外。可是当时的珍妃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并当场顶撞了老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您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您带她走。所以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就让老太后非常难堪。从另外一层上讲，本来老太后就对珍妃平日的作为有点不高兴，再加上这些紧急时刻的顶撞，老太后气得脸色发白，直打哆嗦。在皇宫里，大清朝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人敢于这么顶撞太后，即便是皇上都从来没有过，何况一个珍妃。老太后也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珍妃一直跟着老太后说自己的理由，于是就来到了距离珍妃住所不远处。珍妃这时候还不死心，对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就要跟皇上在一起，不在一起，宁愿死。活着是皇家人，死了是皇家鬼。’老太后一听，就更加生气，本来火烧眉毛的事情，哪还有时间吵架啊，于是就对珍妃说：‘你愿意死就死去吧。’当时离说话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眼井，于是珍妃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于是直接就奔井口去了。老太后一看情况不对，这孩子跟我顶撞两句，怎么还真的去死啊。于是对崔玉贵说：‘赶紧去拉住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当崔玉贵跑过去的时候，珍妃已经跳下去了。老太后一看没办法了，内忧外患啊，于是没来得及管她，就走了。”
据此，此书指出，珍妃不是慈禧杀的，那些传言都是错误的。其实事情远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因为慈禧和珍妃都死了，所以人们就随意把一些屎盆子尿盆子都扣到了慈禧的脑袋上。与其他观点不同的是，此书的作者甚至指出，因为珍妃非常有才干，又非常聪明漂亮，所以慈禧非常喜欢珍妃。在慈禧看来，珍妃就是一个年轻的慈禧，这些都让慈禧对珍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
珍妃之死无疑是清代后宫又一未解之谜，珍妃之死，正史的记录都语焉不详。野史和口述史料的记录详细，但可信度不及正史，且版本很多。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不得解。
悲凉抑塞 丁酉科考案闻世之谜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安抚士人，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始开科取士，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就随之接踵而来。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但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网罗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几乎连年考试，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随之而来。从《吴梅村年谱》中的记载来看，“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权贵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此案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但是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荒诞的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首先案发的是北闱(即顺天府)科场案。这次主考是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分校官有大理事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找朴等十四人。参加者五千七百多人，中式名额仅二百零六名，于是一些人便竞相贿赂考官。李振邺进士出生，少年轻狂，为了结交权贵，也为了自己收揽私人，他一下答应了二十五个人的关节。最终的结果是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但也有花了银子没有考上，于是投状叫冤。顺治于十月二十七日下旨：“李振邺、张找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芬等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徙尚阳堡。”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又谕礼部：“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邺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式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顺天乡试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复试的时间和题目，全部由顺治皇帝钦定。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七日，在太和门复试，士子们在八旗亲兵的押送下进入考场，由顺治皇帝亲试。二十五日宣布结果，革去苏洪浚等八人的举人，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四月二十三日，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亲审其余各犯，把应处死的二十五人痛加申斥以后，“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大板，流徙尚阳堡。”顺治还特意强调：“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无独有偶，过了半年，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士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由于顺治帝处置“北闱”乡试科场案的怒气未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且下令派总督郎廷佐清查此案。
丁酉科江南乡试，正主考是翰林院侍讲方犹，副主考是翰林院检讨钱开宗。放榜以后，虽然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是中式的举子，不少是贿赂考官而中的。因而两江的上议哗然。落第的士子们群集在贡院前，有人还贴了一副对子：“孔方主试付钱神(指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科题取《论语》中“贫而无馅”一词)。”并且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改成“卖”字；“院”字用纸贴去“耳”旁，变成“完”字，“贡院”就变成了“卖完”。其时，士人还刻了一部传奇，叫《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旁边为“金”)，指的就是两位主考官。
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庚戌，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试该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举子。和上次亲试情势差不多，每个举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戒备森严。二十四日公布皇帝亲试结果，二十四人罚停会试，十四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只汪溥勋等七十四人准许参加会试。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八名同考官处绞刑，妻子家奴，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考生，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
在这场科场狱案中，吴兆骞交白卷一事最为轰动。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九岁作《胆赋》，十岁写《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少年的吴兆骞性情狂放。据清笔记小说上载，他在私塾里念书时，见桌上有同学们除下来的帽子，常拿来小便。同学们报告老师，老师自然责问他，他的理由是：“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老师叹息说：“这孩子将来必定会因名气大而惹祸！”另一部笔记中还说他一件逸事：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同出吴江县东门，路上忽对汪钝翁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旁人为之侧目。史料也说他：“为人简傲自负，不拘理法，不谐与俗，故乡里忌之者众”。但是这个“惊才绝艳”的吴兆骞，这次皇帝亲试，他却交了一张白卷。于是众议哗然，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所以提笔忘字；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其实，是吴兆骞看到当时如同刑场的景象，感慨万端，把笔一扔，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真是清高得很！于是触怒了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八月，被发配到宁古塔充军(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临行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徐乾学、吴梅村等人都来给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送他上路。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吴兆骞写了许多悲愤慷慨的诗歌和感人泪下的书信，后来编成了《归来草堂尺牍》和《秋笳集》。郭麔云在《灵芬馆词话》中称赞他的诗“悲凉抑塞，真有崩云裂石之音”。
康熙十五年(1676)冬，吴兆骞的好朋友顾贞观(宁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在当朝太傅明珠家里教书，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寄了两阙词给他。不料明珠长子纳兰性德看了这两阙词后，不禁感动得流泪，认为古来怀念朋友的文学作品中，李凌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与此鼎足而三。纳兰性德很感动，慨然许诺十年之内，一定帮助吴兆骞归来。
好友顾贞观的鼎力营救，纳兰性德等人在朝中斡旋，恰巧这时康熙帝派人去祭长白山，吴兆骞写了一篇祭长白山赋，献给康熙皇帝。康熙一阅，文词华美，确实才气过人。因此大学士徐乾学趁机倡议捐钱把其赎回来。徐乾学宫居显赫，又和当朝太傅明珠同是一党，自然一呼百应，闹得朝野名流只恨钱少。
康熙二十年(1681)，吴兆骞奉诏赐还。他在塞外度过了二十三年，终于生入雁门关，回到北京后，夜夜梦乡里的情景遽然变成了现实。他在东北生的儿子吴振臣已经十七岁。吴振臣在他写的《宁古塔纪略》中记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大振。”吴兆骞获释回来后，京城名流纷纷给他接风洗尘，日日欢宴，在大学士徐乾学和相国冯溥等人的倡议下，众人还纷纷赠以诗文，一时成为盛事。
吴兆骞五十四岁时，在北京病逝。他再也没有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故土，却留下几卷动人的诗稿和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维民所止？ 查嗣庭案之谜
对于“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历史上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清朝雍正四年(1726)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这是继顺治间庄廷鑨《明史稿》案、康熙间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大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嫁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此中内幕，确实令人费解。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就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讹传讹。
另一说出自《清稗类钞》。据说：“查君书名震海内，而不轻为人书，琉璃厂贾人贿查侍者，窃其零镰剩墨出，辄得重价。世宗登极，有满人某欲得查书，贾人以委侍者，半年不能得一纸。一日，查闭书室门，有所作。侍者穴隙窥之，则见其手一巨帙，秉笔疾书，书讫，梯而藏之屋梁。乃伺查出，窃以付贾人。贾人以献满人，遂被举发。”此说确否待证，或为最早被举发的一道线索亦未可知。
以上种种传说，均未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所在，雍正的真正用心，还须层层揭去假象，从头说起。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廪学生，中康熙乙酉(1705)亚魁，次年联捷得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甲午(1714)湖广副主考，戊戌(1718)任山西正主考。嗣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珽保奏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想不到以后兴起的这场大案，根子就出在这两个荐举人身上。
查氏学问渊博，才识过人，但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风度，常在笔底发泄他对当时现实的某些不满。清史专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亦记其《除夕感事》诗句云：“能餐白石家堪住，解作黄金吏待廉”，称其“语含讥刺”。又《代皇子寿某》云：“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廷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献寿时。”邓之诚认为：“皇子与所寿者，俱不知谁某。玩‘宫廷长日爱追随’一语，非椒房即内侍也。交通宫禁诸王，岂能免于雍正之时，而况曾为隆科多所荐举乎！乃知嗣庭杀身之祸在此。”这话发人之所未发，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查嗣庭喜欢玩弄文字，嘲讽时事，且生性疏狂，言语尖刻，这在他的日记中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暴露出来。
就在这次案发的前不久，也即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一日，雍正在制造另一桩文字狱——钱名世案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宽大为怀”，他玩弄手法，别出心裁地下了一道谕旨：“皇上以其(按指钱名世)玷辱名教，罪不容诛，特洒宸翰，榜其门曰‘名教罪人’，又命在京大小臣工，由科制(举)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俾天下后世懔然知所凛戒……”即命令有文化的臣子们合力围攻咒骂。当时海宁籍的京官，如礼部尚书陈元龙、翰林院编修许焞等都不得不赋诗“奉旨批判”，查嗣庭当然也得批判钱名世，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以示表明自己心迹：“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昧心语已忘颜赧，悖理辞尤恶贯盈。一网开恩宽斧锧，百年遗臭辱簪缨。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尽管这种皇上命题的诗言不由衷，只能是“官样文章”，但查嗣庭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个月后，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下场远比钱名世更惨。
对查嗣庭的陷害是从“试题”打开“缺口”的。在我国封建时代，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到明、清时，一个读书人要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必须先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接下去，正式的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取中者称为举人。乡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因此又称“秋试”。考试的题目，按规定都选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