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嗣庭在雍正元年出任山西乡试正主考时，也曾出过试题，选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产听郑”一章，三题都还算平正，没有被雍正抓住把柄。这很可能和雍正认为下手的时机尚未成熟有关。
然而，三年以后，到雍正四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终于降到了他的头上。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无疵可指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
雍正青花草纹灯 可是，雍正却无中生有，借口“有人告发”，猛然拿查嗣庭“开刀”，实际上是蓄谋已久的事变发生了。雍正帝把查所出三个题目联系起来，说：“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正’字有一止之象”，又罗织其他试题及查的日记文字有悖逆之词，共四十二款，定为“大逆不道，怨诽诅咒”罪，查下狱，病死后戮尸另示，籍没家产，子查澐处斩，秋后处决。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查嗣瑮年逾八十，不久卒于戍所)。族人或流放或与功臣为奴。只有其兄著名诗人查慎行(嗣琅)父子“从宽免罪”释放。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出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雍正青花缠枝花纹花浇 查嗣庭案虽然也归入文字狱一类，但因同隆科多、蔡珽两案连结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性质。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隆科多是雍正的亲舅父。在康熙去世之前，以皇后佟佳氏弟弟的特殊关系，担任理藩院(掌管蒙、藏、新疆少数民族事务)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部队。雍正即位之后，表面上对隆科多格外重用，但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因此，在查案发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尧开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的蔡珽，解除年羹尧的职权，扣上九十二条罪名，责令自杀；后又将蔡珽定罪。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珽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现实政治，这就必然会被看作隆科多和蔡珽的同伙。再者查嗣庭平时在对待现实政治、对待满汉关系等有时也表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对于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臣下的政治思想动态、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雍正来说，自然要当作敌对势力，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所谓试题“怨望、讽刺”，实际上只不过一种借口，一块遮羞布而已。
查嗣庭之狱结案后没几个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这个“连环案”宣告结束。
千古奇书 《大义觉迷录》之谜
雍正帝因为意想不到的案件，又意外的涉及到他的继统谋位以及宫中秘闻的事，异想天开地用史无前例的方法编了此书。其初衷为辟谣，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成了自我暴露，让人信以为真。此奇书实系千古未有，个中情节仍是一谜。
雍正六年(1728)有一宗发生在西安的案件，却搅动了清宫中的雍正帝，使他坐卧不安、颇费心思，最后竟编出一本《大义觉迷录》的奇书来，这就是曾静投书案。
用文字杀人，虽非清朝皇帝的发明，倒也是清帝的“专利”，尤以雍、乾父子为最。雍正初年对读书人的打击和迫害，激起士人的强烈义愤。于是，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不愿做官，在广大民众中制造反清舆论，挑起清军入关以来的反抗情绪，曾静便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之一。
雍正青花束莲纹盘 曾静是湖南的一名秀才，他不愿再参加科举而在乡村教书，人称他“蒲潭先生”，他在自己的学生中不断揭露清军入关及统治汉人的罪行，并在群众中散布反清言论、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主张。他写的《知新录》、《知几录》两书集中揭露雍正的“十大罪”，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等，说他是少见的暴君。阐述“华夷之分”理论，让大家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他深刻揭露满汉地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剥削压迫。最终，发展到举义造反的行动。
曾静根据社会上的较为广泛的舆论，认为岳钟琪是可以策动反清的领袖，于是在雍正六年(1728）九月，派遣自己的学生张熙带着他给岳钟琪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到西安去策动其举义。
岳钟琪对清廷可谓忠心不二，压根就不想造反，他能得到如今的高位，其谋略智慧绝非一般人可及。当曾静向他投书时，他想的是如何应对处理才能既不让雍正因此怀疑他，又能把谋反者一网打尽。岳钟琪通过诡计骗取了张熙的信任，获得了有关实情后，随即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被骗说出了内中情节，曾静无法再隐瞒实情，交待了他们与浙江吕留良、吕的弟子严鸿逵、严鸥达等人的联系。由于案情重大，牵连数省，湖南一方无从审理，于是将此案调入北京，由雍正亲自指挥刑部审案。
曾静案查来查去，查出来了都是陈年旧账。雍正只得宣布说，曾静怀着不臣之心，听了允禩撰、允禟等人的奴才们散布的谎言，便借以搬弄，蛊惑人心，诬蔑圣上。接着再查就到了吕留良案。曾静对吕留良十分钦佩，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只是无皇帝之命罢了。认为吕氏学说的中心旨在“华夷之辨”，其研究、宣传华夷之别就是想要做皇帝，但终于未得机会。吕留良早在顺治十年(1653)就中了秀才，后不再猎取功名，而是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名气很大。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官员推荐他，他坚决不就，以后又多次推举其出仕，都被他严词拒绝，后终于削发当了和尚。尽管他避居山林之中，可他的影响和他的弟子们却还存留在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读他的书，传播他的思想，做吕氏的徒子徒孙，沿海大埠、穷乡僻壤，有志之士无不风闻而趋。人们崇拜他，不仅在于他的学识渊博，尤在于他反对清朝的骨气和思想。他的思想中“华夷之别”非常坚固。他认为清朝政府夺了华夏的江山，天地倒位，让人们坚持汉民族立场，绝不可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之中，也从未承认过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
雍正青花缠枝葫芦蝙蝠纹橄榄瓶 雍正认为，打击吕留良、严鸿逵等可不是一杀二流三抄家的事，而是要驳倒他们的“华夷之别”的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清除其影响。于是，他把吕、曾的著作、言论公布出来，让官员写文章反驳，同时他自己动手写论文，驳斥“华夷之别”论。最后，雍正颇费了一番思考，决定了“出奇料理”之策。雍正想借此将康熙崩逝以来种种流言诽谤作一次总的清算，并将有关曾静案之谕旨，及曾静口供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行全国，让读书士子和乡间小民共知之。因为他最伤心之处是“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他说看了曾静的《新知录》“惊讶落泪”，是天下有人对他的“冤枉”，他要借此机缘“洗刷冤情”。
《大义觉迷录》堪称封建专制时代由皇帝钦编并刊布天下的第一大奇书。维持独裁统治的一大要诀是神秘莫测，秦始皇“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此”，可谓得其三昧。对待政治谣言，最高明的办法是不张扬其事，日久自会烟消云散。否则，难免自生事端，搞得沸沸扬扬，天下尽人皆知，还会被人指为欲盖弥彰，愈抹愈黑。雍正则不以为然，他坚信自己私德清白，“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雍正七年(1729)十月初六，有关大臣请诛曾静、张熙。雍正则以二人僻处乡壤，偶为流言所惑，并非“造谣”之人为由，特宽二人罪。次日，命免罪释放，并云：“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把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的同时，许诺以后皇帝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因此事加罪他们。雍正在上谕中还表扬曾、张二人，说他们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因为不是曾静投书，造谣诬蔑他的人就追查不出，他的冤枉就不得昭雪。之后，雍正命地方大员领曾静到苏浙各地宣讲；把张熙带到湖南、陕西各地宣讲。以他们的现身说法，宣传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等各种功德；宣传世人说雍正的坏话，都是阿其那、塞思黑的奴才们的恶意攻击；宣传自己为流言所惑，看错了英明君主，表示忏悔等。一时间竟闹得朝廷内外、全国上下无人不知道雍正之“十大罪”状，真可谓适得其反。
而在吕留良案子的处理上，雍正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虽也是把官员们的批判文章辑录成书，刊刻颁发给世人。同时让各省学官广泛征求文人们对吕留良案中人的处置意见，做好处罚名士、文人的充分准备。经过两年的工作，到雍正十年(1732)对案犯作出处理：把吕留良、严鸿逵、吕葆中(吕留良之子)戮尸斩首示众，另一子吕毅中及严鸿逵弟子沈在宽处决。吕、严两家其余人等一律流放边陲给旗人为奴。其他有牵连的，包括他们的学生、朋友、刊刻吕氏书者、藏书查出者、知情不报者、处理不力者皆从重治罪。
雍正对吕、曾案的处理是大出寻常的“出奇料理”，他对自己的如此处理曾表示出沾沾自喜。本来对他极为不利的宣传，他敢于拿在公众中敞开讨论，又能让犯罪者自己出来做反面教员，使自己由被动变为主动。这种出乎常人思维的做法，使当时的一些大臣为之瞠舌，真可谓第一大奇事。
过河拆桥 雍正诛年羹尧、隆科多之谜
年羹尧、隆科多在康熙朝时已经是重臣，他们在胤禛继承大统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雍正帝起初也对他们是委以重位，信任有加。然而，是他们忘乎所以放纵自己，还是雍正在谋位后灭口，使他们先后被害，成为了几百年来的不解之谜。
年羹尧、隆科多为何被杀，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成为清史上一个颇有兴味之谜。
提起年羹尧，人们就会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为在传说中，年羹尧总是用血滴子残酷地杀死其对头，在为雍正除掉许多对手之后，年羹尧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终为雍正所杀，但雍正为什么要杀掉年羹尧等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1692)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善辞令，办事能力亦极强。中进士之后，选翰林院庶吉士，他是外戚贵族中少有的从科举入仕而飞黄腾达的出类拔萃人物。雍正帝即位后，被视为外戚藩邸近人，议叙平定准噶尔阿喇布坦侵掠西藏之乱有功，封他为三等公，世袭同替，加太保衔。雍正元年(1723)六月，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迫众背叛，八月，雍正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平叛，十月叙功，晋他为二等公；雍正二年(1724)三月，青海叛乱全部平定，又晋年为一等公。同年十月，帝召年进京觐见，赐他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誉及金币，奖励其用兵之功。在雍正争夺皇位时，年羹尧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雍正甚至说出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的话。
但是，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以前，具体说也就是七月中旬平定青海叛乱以前。之后，雍正便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的如此之快？年氏的死因究竟是如何呢？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雍正青花海水白龙纹梅瓶 一些人认为这与雍正夺嫡有关，借故杀知情者。不仅是稗官野史，连一向严谨的史学家、学者孟森等都持此说。据说康熙临终时指定十四子嗣位，四子胤禛串通年羹尧、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新君立后，为酬年羹尧等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这不过是“迷汤”，实则对这些知情者已存杀心，最后终杀之。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认为雍正初年羹尧受宠，并非雍正先笼络而后杀之的理由，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佐的奖励。雍正继位时，他还在川平乱，并未参与，何以得知内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以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引起公愤，也为雍正所不容，故被杀。雍正接他见时，他在御前箕踞，无人臣礼。年羹尧还结党营私，其门下趋附奔走者有如蜂蚁。雍正六年(1726)四月，雍正解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之职，调其赴浙江任杭州将军。至同年九月尽革其一切职衔。同年底，议政大臣、刑部衙门上奏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大逆之罪五、欺君之罪九、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雍正痛心疾首地说年羹尧所犯之罪：即就廷臣所议九十二条之内，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共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堕泪。朕统驭万方，必赏罚分明，方足以治天下，若如尔之悖逆不臣至此，而朕枉法宽宥，则何彰国家之宪典，服天下之人心乎？遂令其自裁。
更有一说，认为年羹尧死是因为他欲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爽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卜邹鲁都曾商谈过做皇帝的事。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一文中亦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忍受，所以难逃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进而认为这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而已。到了近现代，各说众多，或认为年被杀乃“鸟尽弓藏”之必然现象；或说是主奴间有旧怨在先，羹尧又恃功骄傲在后，使君主生疑、畏、厌、怒之心等等。以上诸说，至今未统一，还请读者自辨吧！
雍正青花花果纹直口瓶 隆科多，雍正帝尊为国舅，佟佳氏，汉军镶黄旗人，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之第三子，顺治孝康章皇后之内侄，康熙孝静仁皇后之弟。隆科多在康熙朝从一等侍卫升为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由于他是康熙的内弟，两人相处最为亲密。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戌时，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时，隆科多正侍奉在御榻前，是他拨开诸皇子拼命争夺皇位的迷雾，传授遗诏于胤禛，又是他以提督九门戍卫京师之军力保卫雍正平稳顺利承袭大统。由此殊功他荣膺雍正朝初期辅政大臣之一，袭父爵一等公。此后又任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太保衔，仍兼步军统领和理藩院尚书等职，深得雍正帝的信赖与倚重，又充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等书总裁官。雍正二年(1724),雍正又赏赐国舅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髻等只有亲王、郡王才得以享用的赐品。隆科多已成为朝野上下的显赫人物。雍正帝曾一度称赞他谓：“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但是，隆科多不久即失宠。有人说是因为他参与了雍正的篡位，故而被杀人灭口；也有说是因为他后期结党营私、胡作非为所致。隆科多屡屡升迁后，依仗是雍正帝舅父，为官后期揽权纳贿，擅作威福并愈演愈烈。雍正帝对其一面训诫，一面予以降调。雍正三年(1725)七月，因其庇护年羹尧而削其太保衔。雍正四年(1726)正月，因隆科多索取揆叙家人古玩等物及白银十四万两，又收取赵世显、满保、张其仁等人金八百两，银四万二千二百两而革去吏部尚书职。翌年春更胆大包天在宅中私藏玉牒，而被革去世袭一等公爵位。隆科多肆行不法，居功自傲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自比为诸葛亮白帝城受命，把胤禛喻为阿斗。数事并举，终于惹恼了皇帝，雍正五年(1727)十月初五。帝令将其逮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公布其重罪四十一款：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奸党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
总之，隆科多与雍正恩怨关系文献不详，疑窦丛生。或说隆败异乎寻常，与帮助“夺嫡”有关，“鸟尽弓藏”乃必然现象；或说世宗雍正朝无专横之臣，隆恃功骄傲，故为极端专制皇帝所不容，咎由自取。所说各有所据，不无理由，至无定论，使之成为了一个难解之谜。
先交后打 允禩、允禟被诛之谜
雍正帝登位后，对一向结党谋位、梁鸯不驯的允禩、允禟等采取迷惑麻痹政策，减少自己的统治离心力。是允禩、允禟等不受迷惑，还是铲除他们本是雍正的已定方针？这是雍正朝的又一谜案。
雍正一上台，就任允禩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总理事务大臣位尊权重，是新朝的核心人物，也是新君的亲信。有人认为雍正帝任用政敌，是他的一个战略决策。允禩及其追随者纷纷被加官晋爵，一部分人因而弹冠相庆。允禩晋王爵，其妻乌雅氏的亲戚来祝贺，乌雅氏却说：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哩！允禩也对朝中的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不知道哪天会诛杀我的？他们这些当初的储位斗争的当事人都明白，雍正帝是不会放过他过去的政敌的，现在的荣宠是靠不住的、是不会长久的。他们对雍正的这种拉拢性的临时政策看得很清楚。
果然，雍正不久就对允禟等人加以了整治。允禟生母宜妃的太监张其用违禁做买卖，被发往土儿鲁耕种，允禟的太监也被发往云南边疆当苦役以及给人为奴。为允禟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雍正也以其仗势作恶、家产过于富裕而加以逮捕监禁。雍正对允禟本人也没有放过，以前线需人为名，命允禟前往西宁前线。允禟故意拖延，雍正即强迫命令他加快速度。允禟到青海后，年羹尧将城内居民全部迁出，加派官兵监视，实际上是将他监禁起来。允禟派人到河州买草料，宗人府也参奏他违抗军法。
雍正元年(1723)，哲卜尊丹巴到京师拜谒康熙的灵堂，不久却染病而死。雍正帝命允?前往送其灵盒、印册赐奠等。允?不肯离京，先说无力准备马匹行李，及至出发到张家口外又不肯再走。雍正知道允禩和允?关系很好，命对其议处。允禩说，可行文允?将不行谏劝他继续前进的长史官责罚，雍正没有同意。当允禩请求把允?的郡王革去时，雍正帝即断然将他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监禁，查抄家产。杀鸡给猴看，以为不听皇帝命令者戒。
雍正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允禩一伙，把他们分散各地，使他们无法联络，动辄得咎。雍正还对他们采取分化瓦解、有拉有打、各个击破的策略，在继位之后不久就取得成功。雍正以允禩等诸兄弟“任意妄行”等等为名，对他们不断的加以整治，削弱他们的力量，打击他们。但雍正帝对其他参与过争夺皇位的兄弟开始时是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拉有打。但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地位进一步巩固以后，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允禩的态度上。雍正二年(1724)四月初七谕诸王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来，他的无知兄弟们就结党妄行，惹康熙帝生气。他继位之后，不计允禩等的“从前诸恶，惟念骨肉兄弟”之情，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不以事君事兄为重，怀私心，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他还命大臣对允禩据实揭发，不许隐讳，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五月，因苏努、勒什享父子党庇允禟、允禩，“扰乱国家之心毫无悛改”，革去苏努贝勒，撤回公中佐领，与诸子发往右卫居住。七月，雍正帝公布《御制朋党论》，开始了他进一步惩治朋党势力的第二阶段。
雍正粉彩八桃天球瓶 其间有年羹尧、隆科多问题插进来，延缓了雍正帝大刀阔斧整治政敌的进程。但雍正帝还不时指斥他们，间或处理其中的个别人。待到收拾了年羹尧，调出了隆科多，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帝发出了上谕，大力整饬允禩党人。他历数允禩的罪状：“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当时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欺人耳目，而其奸险不法，事事伤圣祖仁皇帝慈怀，以致忿怒郁结，无时舒畅……朕闻之不胜惊怪。是年二阿哥有事时，圣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办理事务，凡有启奏，皆蒙御批，奏折交与允禩收贮。后向允禩问及，允禩云：前在要(遥)亭时，皇考怒我，恐有不测，比时寄信回家，将一应笔札烧毁，此御批奏折藏在佛柜内，遂一并焚之矣。”
雍正帝揭露允禩为谋取储位和皇位已经是一个“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解决的办法只有惩治允禩，逐出宗室，削除宗籍。他的同党允禟、苏怒等也受到同样的处分。允禩妻乌雅氏革去福晋，休回母家，严加看守。允禟编造似西洋字的十九字头与家人通信，此时被发觉，抄检了他的家。
雍正四年(1726)二月，将允禩降为民王，交所属旗内稽查，不得依宗室诸王例保留所属佐领人员，随之圈禁。贝子鲁宾当允禵在西北军前时，代允禩与之联系，以后也被揭发并被圈禁。
雍正青花龙凤纹天字罐 雍正四年(1726)三月，允禩改称“阿其那”，其子弘旺也不配作宗室子弟，改名“菩萨保”，允禟改称“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在满语中是猪、狗的意思。之后，雍正帝又加快了对允禩党人的处理步伐。五月，雍正帝向内外臣工、八旗人等颁布允禩、允禵、允禟等罪状。允禟被视为可厌可恨的人，他被都统楚宗从西大通押至保定，直隶总督李绂奉命将之圈禁。李绂将衙门附近三间小房，四面砌墙，置允禟入内，封闭前门，设转桶传进饮食，外派官兵看守。时值酷暑，闷热难忍，允禟带着铁锁、手梏几度晕死过去。八月，李绂奏报允禟病死。雍正帝说他是服冥诛，罪有应得。显然，允禟是被害死的。
雍正帝治死允禩、允禟等人，是因为他们在先朝结党谋夺储位，今朝仍然固结不散，变本加厉地企图制造新君的失误而获大位。在宫廷斗争中，雍正帝处置了许多宗室王公，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迫使他们围绕皇帝的意志从事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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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饰太平 乾隆惩治学士尹壮图之谜
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一月十九日下了一道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壮图所奏之非。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乾隆又多次下诏历数尹奏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强调盛世太平。尹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乾隆为何会如此的气愤不平？是是非非，让人难以理解。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乾隆也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政治强人。乾隆帝继位之初，承袭前期诸帝余绪，亦能乾纲独断，文治武功，开疆领土，均有可观，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到了乾隆末期，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经过长期的潜伏与发展，这时已不可避免地大大激化起来，成了封建社会的不治之症。然而，追根求源，导致清王朝中衰的根源在于以“十全”功业著称的乾隆帝。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以致上上下下官吏贪墨成风，从此吏治腐败就成为疯狂侵噬大清帝国肌体的毒瘤和不治之症，直接导致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走向衰败。
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壮图按职责上疏言事，指出近来规定总督、巡抚等大员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代其罪是不妥的制度，因为督抚如能自请罚银而免于处罚，则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此一制度“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勿之念”。
尹壮图奏中所指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藉此胁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因而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是很有必要的。即使所说欠妥，作为内阁学士也是合理合法的。几千年来臣工进奏，被采纳或有真见的也没有几份，大多都是“报闻”而已，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弄得满朝震动，沸沸扬扬。但乾隆阅过此上疏之后当即就大为不满，下谕指责尹壮图是“贪渎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他认为尹壮图这样说，可能已经知道实有弊情，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查实治罪。
尹壮图是个书生，性情秉直，不知其奏已经触犯了晚年皇帝贪图享乐的要害，反而实话实说，他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等省体察到商民对官吏多没有好评。然而，他所指责的范围太广，涉及之人很多，地方官员都是贪污之员，各省的吏治都是废弛，全盘否定。事实上他的矛头对准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全国各省的府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就是询情、党庇的劣臣，这成千上万的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败透顶，都该予以清出？照此追下去，当今皇帝也免不了责任。年老又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素以爱民如子自诩，自封“盛世”的万岁又怎能不生气？
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盘口尊 因此，局势必然朝着不利于尹的方向迅速发展。尽管尹壮图所说确是实情，切中了要害，但晚年的乾隆已变得老态龙钟，刚愎自用。他大发雷霆，屡降明旨，严厉指责尹的上谕以及尹本人。乾隆在看见尹壮图奏稿的当日即下专谕说自己勤政爱民，惩治贪官“从不稍存宽假”，还辩解称“若如尹壮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虚词阿谀……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情形全无所知。”令尹壮图将何省亏空等一一指实复奏，否则就是“自蹈欺阁之咎”。
尹壮图面临指责，怎能一下子说得清楚。他不能公然指斥皇帝，只能“虚誉朕勤政爱民”，又“不能指实一人一事”。乾隆帝已把他置于对立位置，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壮图去各省查仓库，看有没有亏空。乾隆在朝廷上如此发怒斥责尹壮图，下面早已风传，做好了挪补的准备，加上庆成所至省府先“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所以走遍了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这一下，尹壮图大败亏输，乾隆帝大骂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乾隆三螭纹玉觚 封建社会的官员，本是在依附皇帝的前提下为民为君着享，尹壮图一看皇帝变了脸，又是这么个盘查方法，只能“全改前言，自认为愚谬妄谈”了。大学士九卿等大吏一看，哪里肯放过，“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拟将尹立即斩决”。
其实，乾隆帝心里也明白，所以又拉回来说：“尹壮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难从宽；其造作无稽、污蔑良民，其咎更无可逭。然朕不妨以谤为规，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乾隆帝对尹壮图之据实直谏，加以如此无理指责，并几乎加以处死，实为大谬，纯系以权势压人横不讲理。这种作法，当然阻塞了言路，危害了吏治，贪污欺骗之风盛行。乾隆的做法充分反映出自诩明君的他已无先年励精图治、知错改过、转败为胜、化挫折为成功的英君气魄，变成了盲目自大，耳塞目花，文过饰非的昏庸皇帝。他对尹壮图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是完全颠倒了。其自称“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其实纵贪即害民；说各省仓库“均属充盈”，其实却是亏缺甚多；自诩已达“盛世”、“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实则却是“民不聊生”、“大乱”即起；将贪污盛行“政以贿成”的污浊局面美化为“吏治肃清”；他自夸大权独揽并无大臣揽权营私，不料此时却是和珅贪贿专权、乱政误国。可见，乾隆帝是陶醉在英明天子太平盛世的美梦之中，其贪财好货、庇护奸佞、文过拒谏已使“盛世”逐渐转向衰落了。
弄巧成拙 孙嘉淦奏稿案之谜
乾隆十五年(1738)，清王朝发生了一件奇特的大案，一份署名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奏稿在全国上下广为暗中流传，奏稿大肆攻击乾隆的统治和品德。直至乾隆十六年(1739)，才由云贵总督硕色密折上报乾隆皇帝，乾隆立即在全国范围内严厉追查。然而，始作俑者一直以来是个未解之谜。
乾隆皇帝放弃“宽严并济”的统治政策，以及借皇后去世之机，对违制剃头的官员严加惩治，在广大官员中引起强烈不满。在此期间，他的四出巡游和对金川战争的处理，也给全国官吏、士民带来了极大的骚扰。因而，乾隆十五年(1738)以后，一份托名工部尚书孙嘉淦所作的奏疏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
该奏稿指斥乾隆皇帝失德，罗列了“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和他实行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就现存其中部分内容来看，一是抨击他杀死张广泗，“以张广泗为有功”，二是批评他巡幸无度。在专制统治日益酷烈的情况下，这份伪奏稿竟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乾隆皇帝，显然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奏稿措词之尖锐、传播范围之广泛都大大超出了乾隆自己的想像。因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乾隆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为孤立，并对当时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开始感到，不但在各级官吏中有一支和自己对立的势力，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固有的满汉民族矛盾，这支势力还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宁寿宫花园，乾隆皇帝退位后即住在此园内 为了进一步巩固清朝政权，加强专制统治，乾隆除动用全国力量追查伪稿作者，寻找时机对各级官员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严厉打击外，还以清查“悖逆”著作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制造文字狱案的高潮。因此，这份伪奏稿的出现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激起了极大的波澜，顷刻之间，寒流吹遍了中国大地。
乾隆十六年(1739)六月，这份伪奏稿首先在贵州被当地官员发现。不久，即由云贵总督硕色以秘密奏折的方式报告乾隆皇帝。乾隆看过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显系大逆恶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当即严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督抚“密加缉访，勿令党羽得有漏网”。这样，在他的严旨督催下，在全国开展了追查伪奏稿作者的活动。
随着全国上下追查活动的展开，和乾隆皇帝原来的设想相反，这份伪奏稿的传播范围、牵连人数和破案难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案。就其传播范围而言，不独内地十七省，而且远在云贵的边远土司竟然也有流传。就传抄人员而言，既有各级官吏、举员生监、乡绅、商贾和僧人，也有八旗子弟。缉获之传抄人员，案发之初三个月，仅四川一省便已达二百八十余人，更不用说全国了。在审讯过程中，或者辗转诬攀，或者将已故之人拿来搪塞，兼之以各级官吏为营私而扩大案情，民间因挟仇而互相诬陷，不但大大加重了案情的复杂程度，使得从事追查的各级官吏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同时也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为此，御史书成、在籍侍郎钱陈群先后上疏，要求停止查办伪稿，释放株连民众。这使乾隆帝十分恼火并对之大加严斥：“伊(书成)系满洲世仆，似此丧心病狂之言，如诅咒彼父祖者，乃视为漠然，则所系于败坏满洲尊君亲上之风为尤甚。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为了加速追查活动，他一方面严厉斥责各级官吏无能和“虚文塞责”，并分别对侦缉不力的官员严加处分；另一方面，又以此案能否侦破已关乎“大清国体统颜面”相激励，要求各级官吏将主要精力用于伪稿的追查活动。尽管如此，经过一年多的清查，缉捕人数达千人以上，因查办不力而被降级、革职拿办的督抚大员有十几名，乾隆皇帝为此案所发上谕，见诸实录的就有三万言之多。为一份伪稿，几乎将全国上下搞了个人仰马翻，而伪稿作者却仍然是“茫如人海泥沙，了无头绪”。乾隆皇帝本人也进退失据，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为了给自己寻找下台的台阶，乾隆十七年(1740）十二月，乾隆帝授意军机大臣将传抄伪稿的一个地方低级官吏——江西长淮干总卢鲁生定为炮制伪稿的主犯，重治其罪。次年二月，将之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在此同时，宣谕中外：伪稿主犯已经缉获，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除此之外，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耶昌、按察使丁廷让等俱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则因失察而交刑部严议。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才算告一段落，草草收场。
乾隆十八年(1741)二月以后，伪孙嘉淦奏稿案虽因卢鲁生之被杀而草草收场，但是，乾隆帝心中很清楚，卢鲁生不过是一个遮天下人耳目的替罪羊，真正的炮制者并未被缉获。当然，他也决不肯因此而善罢甘休。在他看来，伪稿的作者多半是受过打击的失意官僚。而对伪稿内容进行分析，其中有替张广泗鸣冤之处。张广泗是镶红旗人，原任贵州恩州知州，雍正年间，受鄂尔泰赏识，超擢为贵州巡抚。张广泗被杀，为他鸣冤的自然是文化素养较高而又熟谙朝廷内幕的鄂党官僚。而且，伪稿首先发现于南疆一带，并且在云、贵、赣、川等省传播最广，这和鄂尔泰、张广洒相继担任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和川陕总督等似非偶然的巧合。这正说明伪稿案发前后，在上述地区任职的鄂党分子是炮制伪稿的主要嫌疑对象。循此线索，乾隆皇帝反复思考，终于把目标集中到了伪稿案发时仍任江西巡抚的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和鄂尔泰的门生、连任广西、湖南学政的胡中藻身上。不过，有鉴于上次追查伪稿兴师动众，不但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动荡不安，而且也因此扩大了伪稿的流传，因此这次乾隆皇帝一不露声色，二不提伪稿旧案，而是另辟蹊径。从乾隆十八年(1741)二月开始，他用两年的时间对他们二人及其著作进行秘密调查。乾隆二十年(1743)三月，将二人押解京师并向廷臣公布了他们的罪状，从而一手制造了著名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乾隆皇帝在不断掀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加强统治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加强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文字狱案件的大量出现。这些活动，使他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
政治经济双丰收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谜
乾隆皇帝刚去世，正在大丧之中的嘉庆皇帝即对多年的权臣、第一贪官和珅进行革职抄家，进而又很快赐死和珅。对于此事，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果真如此吗？可以说这还是个“谜”。
和珅是乾隆的宠臣，但最终被嘉庆皇帝赐死 关于嘉庆帝为什么一亲政就抄没和珅家产、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等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还是个“谜”。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果真如此吗？
首先有关和珅家产的数量说法颇多，野史、笔记与民间口碑，甚至在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均与正史、官书所记的数字相差悬殊。有关和珅家产传说种种，多是小道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简直是越传越奇，乃至清末民初时一些文人、学者，虽在自己著述中也照样记录下来，但他们一边写时一边自己也产生怀疑。
和珅系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字致斋。少贫无籍，本来只是一名普通的官生，被打发在签仪卫当差。他学问不深，但记忆力尚强，对于四书五经之类倒能背诵一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由于应对称旨，受到乾隆的赏识，命总管仪仗事宜，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其子丰绅殷德获乾隆赐婚，指为皇十女和孝固伦公主额驸。这样，和珅便与乾隆皇帝攀上了亲家，和珅之专宠，较前益甚。其时所有军政大事，无不参与规划，可谓权势赫赫，炙手可热。
北京恭王府是和珅的旧宅 乾隆宠信和珅，以致上上下下官吏贪墨成风。和珅既得志，贪黩更甚。他前后柄权达二十多年，内而尚侍，外而督抚，多出于和门。凡“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候上怒之息。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所谓内有聚敛之臣，外有贪黩之吏，互为因果，贪风便愈演愈烈。事实上，乾隆后期所发生的许多贪赃大案，都与和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乾隆朝后期虽然也查办了一些贪赃案件，但更多的贪吏，由于有和珅这尊大神作护符，因而有恃无恐，贪风不减，特别是各省州县的库银亏空，更有泛滥之势。此外，和珅还利用审查贡品的权限，明目张胆地大肆侵吞内外大臣的贡品。纳贡本是皇帝的特权，和珅竟公然将贡品据为己有，“四方进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始入宫也。”
和珅的字 嘉庆四年(1787)正月初三，即乾隆崩逝的当日，嘉庆帝就向和珅动手了。首先，嘉庆帝任命和珅参与总理乾隆帝葬仪，夺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命他与福长安昼夜守值殡殿，不得私自出入，实际上是将和珅与福长安软禁监视起来。正月初三上午，嘉庆帝召见和珅说：“你是大行太上皇帝的近臣，首席军机，内阁大学士，实为国家勋旧；朕刚亲政，诸事仰赖，望相公不负大行太上皇帝的重托，辅朕处理一切军政大事。如今国家大丧，丧事为国家首务，朕特命你全权主持丧务；主持丧务期间，暂免你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专心治丧。待国家大丧期满，再复尔原职。”和珅被嘉庆帝的信任迷惑住了，根本没有想到胸有城府的嘉庆帝竟然在父皇大丧之日向他下手了，他还心安理得地日夜值守在乾隆的殡殿里。其次，嘉庆帝加封自己的兄弟子侄，紧急进行人事调整。嘉庆帝亲自指挥了诛除和珅的战斗，在关键时刻他就吃住在养心殿，足不出户，昼夜召见大臣，调兵遣将，商量对策。当内阁、军机处、京城防务及各重要部院官员都换上与和珅作对的老臣或自己的亲信心腹之后，嘉庆帝立即向和珅击出了致命的一拳。正月初八日，嘉庆帝召集王公大臣宣旨道：“现有给事王念孙、御史广兴、御史广泰等列款奏和珅，言之凿凿。朕即刻削夺和珅大学士、军机大臣及九门提督等职；夺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福长安职，并将伊等下狱治罪……至于平日有被和珅挟从者，概不追究，余不累及。”
和珅旧宅恭王府花园 至于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历来众说纷纭。当时，嘉庆帝派庆桂、盛柱、绵恩等王公大臣查抄和珅家产，曾列回一份清单。和珅死后，他的财产又陆续被清出许多，有人估算和珅的财产总价值达八亿两，而清政府当时国库每年收入不过四千多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二十年的国库收入。和珅凭借乾隆皇帝的宠幸，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聚敛巨额财产，短短二十年时间竟然敛财八亿两，真称得上天下第一敛财高手，天下第一巨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