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旧宅恭王府花园 嘉庆帝在父皇大丧之日诛杀和珅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是为了扫除自己亲政道路上的绊脚石。不除和珅，天下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皇帝，他的皇权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会成为傀儡皇帝。不曾想，拔出萝卜带出泥，查抄出来的和珅家私竟然如此之巨，大出嘉庆帝的意料之外，在经济上收益亦颇丰饶。和珅的财产属于金铜钱财部分，俱上交内务府广储司；珠宝玉器、古玩字画、首饰、器皿、皮张绸缎及其他家用物资数量极多，也绝大部分归内务府，少部分赏给皇帝后妃、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御前侍卫和太监等，另一小部分如旧衣物、戏衣及京外热河等地的物品全部变卖；和珅及其家奴内监在京外存粮食二万余石，一半以上作为救济当地灾民之用；在京的府第、花园、当铺、钱庄、马厩等，除嘉庆帝的亲弟弟庆郡王分得了和珅府的一半，妹妹十公主分得了和珅府的另一半，哥哥成亲王永理分得了和珅的园林外，其余都进了嘉庆皇帝的腰包。仅就人参一项而言，当年春天，内务府因收进和珅的人参数量过巨，以至无法储藏。不得不变卖数百斤，因此竟造成了市面上一时钱币短缺的现象。这真应验了北京街头风传的童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帝赢得了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双丰收，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走向衰落 天理教攻打紫禁城之谜
清王朝在经历了所谓的“康乾盛治”之后迅速衰败，封建社会自身的种种劣根性暴露无遗。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经济凋敝，封建社会的衰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理教徒冲入皇宫，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敲响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丧钟。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城里发生了由天理教首领林清指挥的农民起义军攻打皇宫的大事件。这是对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康乾盛世”是清王朝的最繁荣时期，从嘉庆开始，清朝统治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正如《红楼梦》里所描写的那样：“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天理教攻打皇宫，是农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的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悲剧。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活动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按照八卦图，分为八区组织教徒。信奉天理教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在北京近郊加入天理教者，除农民以外，也有奴仆、雇工、小贩、贫苦旗人、朝廷杂役，甚至下层太监等等，群众基础极为广泛。天理教的主要组织者是河南的李文成和河北的林清等人。
上书房位于乾清门左面，是皇子皇孙及近支王公子弟读书的地方
当年天理教徒冲进皇宫时，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正在这里读书 嘉庆十七年(1812)十二月，李文成到河北黄村，密约明年九月李文成先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河南、山东、河北同时揭旗造反，共向京师进军，林清在北京城内起义，与李文成率领的义军里应外合，直捣北京皇宫，推翻清朝统治。滑县李文成起义提前发动，由于清兵的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而林清在北京对滑县之变一无所知，消息断绝，仍按原计划部署进行。九月十四日，二百名教徒身藏武器，乔装打扮成商贩模样，潜入北京城内，与城里的教徒包括一些下层官吏和太监取得了联络。九月十五日，义军手持白旗，腰缠白布，兵分两路，向紫禁城进发。一路由祝现、屈五率领，直奔东华门；一路由李五、宋进才率领，扑向西华门。东华门一路虽有太监刘金、刘得才(两人均为天理教徒)接应，但因事机不密，被护军发觉，只有十余人进入东华门，其余逃散。西华门一路在太监杨进忠(天理教徒)的导引下，八十余人顺利进入西华门。义军全部入宫后，杀死看守，关闭了西华门，一路冲入尚衣监、文颖馆，会集于隆宗门外(大门已关)，同皇宫护卫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皇宫墙高门坚，起义军搭人梯攀登城墙，弓箭手发箭掩护，飞箭如雨，“隆宗门”匾额上至今仍留着起义军所发的箭骸痕迹。这时形势非常危急，有的起义军已经冲到了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前，王公贵族、皇子、格格(公主)、后妃等无不抱头乱窜，狂呼怪叫，宫里一片混乱。直到这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次子旻宁才接到义军闯入宫中的报告。旻宁急命内监速取鸟枪、腰刀，匆匆出门临敌。只见义军战士手执白旗，正由门外廊房攀上高墙，试图进入养心殿门内。旻宁见状，忙在养心殿阶下举枪射击，连续击毙两名义军战士。另有一种说法，说宫内太监与天理教义军相通，递给旻宁的枪弹并不是实弹，旻宁举枪射击，没有命中，发现鸟枪中装的是空弹，慌急之中，取下衣服上的铜扣，充作子弹击出，才将义军战士击毙。其余义军只好退下，不再翻墙。这时，闻讯赶来的清军陆续云集，大内才得以暂时安定。旻宁又果断地采取如下几项紧急措施：一、急草奏章，飞报远在围场的嘉庆皇帝，奏报事变情形。二、严命关闭禁城四门，令各路官军入宫“捕贼”。三、至储秀宫安抚皇母，嘱绵恺小心守护。四、亲自率领兵丁前往西长街、西厂一带访查。五、派谙达侍卫在储秀宫、东长街布置，以防不测。
嘉庆青花蟠螭纹绶带葫芦瓶 由于李文成率领的起义大军被清军阻击而未能按期赶到北京，所以攻打皇宫的天理教徒形成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到了傍晚，起义军因为外援不期，敌我力量悬殊，被迫退出皇宫，攻打皇宫的斗争以失败告终。这次进入皇宫的天理教徒，英勇作战，打死宫廷侍卫护军四十多名，打伤六十多名。教徒牺牲二十一人，被俘四十一人。十七日在黄村等候消息的林清也被清军逮捕，同太监刘得财等七人一起被处凌迟极刑。
天理教攻打皇宫的时候，嘉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原来打算九月中旬在返京途中赴东陵褐祭，所以九月一日命皇太子、皇三子先还京城。嘉庆帝得到天理教攻打皇宫的报告以后，取消了赴东陵褐祭的安排，匆匆回京。十六日到京，十七日下了“罪己诏”，并且亲自处理善后事宜，凡有可疑的太监，有的被杀头，有的被拘禁，以亡羊补牢。皇次子旻宁因击败起义军立下大功，晋封智亲王。
河北起义军攻打皇宫失败以后，清政府全力镇压河南滑县李文成领导的起义军。嘉庆帝撤了镇压不力的直隶总督温承惠的职，改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统率直、鲁、豫清军开赴滑县，又命陕西提督杨遇春赴河北协剿，还调黑龙江、吉林的马队助战。调兵遣将，全面围剿义军，至十月中旬，滑县被四面包围。李文成率军突围，清军紧追不放，李文成因颈疾行动不便被清军阻截。起义军同清军展开了肉搏战，杀得清军血肉横飞。最后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首领刘国明壮烈牺牲，李文成也“举火自焚”。
嘉庆青花云龙纹瓶 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在中原地区的反清起义，尤其是河北的天理教群众攻打皇宫事件，是清统治者二百多年来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嘉庆皇帝惊呼，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天理教徒冲入皇宫，敲响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丧钟。
惊天大案 甘肃捐监冒赈案中案之谜
乾隆后期贪污腐败的很多，可暴露的大案并不多，惊动天子的更少。但甘肃捐监冒赈案是肆无忌惮地欺骗乾隆皇帝，其名目又是说老天爷不下雨天旱大灾而集体贪赃枉法，谓之惊天大案也不为过。此案主犯贪赃的财物，又被办案大吏大胆侵占，形成惊天的案中案。
甘肃捐监冒赈案还是因乾隆四十四年(1779)甘肃爆发的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而暴露的。苏四十三领导的伊斯兰新教徒为反对旧教徒门宦地主的残酷压榨剥削，击败了清陕甘总督所率的地方武装，并将兰州团团围住。清最高统治者乾隆不得不派大学士率京师劲旅前往镇压。四五月间至甘肃境内的和珅、阿桂报告军情时屡说遇到大雨，乾隆皇帝感到很奇怪，因为甘肃年年报告因旱成灾而年年赈济灾民，赈灾的粮米是捐监所得。他毕竟是天子，敏感地发现其中一定有问题，命大学士阿桂查办此事。
甘肃地处西北，土瘠民贫。雍正时曾将粮赋全免，又允许甘肃开捐纳豆麦，给输纳绅士国子监生资格，称为“捐监”。所捐豆麦以济军需或民困。乾隆继位后，准噶尔战乱缓解，“捐监”之制随之取消。
乾隆三十九年(1774)，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请求重开捐监，以豆麦充实仓储备用。这个增加国家收入的好主意，得到批准。乾隆帝又特派王亶望经办。王亶望与陕甘总督勒尔谨勾结，将原由各州、县经办捐监移至首府由自己办理，将捐监豆麦改成折色银两。甘肃捐监粮实行半年，王亶望报称收捐一万九千人，得豆麦八十二万石。乾隆帝当时就怀疑民贫地瘠的甘肃，哪来这么多人捐这么多粮食，半年即得八十二万石，年久粮食陈红，怎么办？每年借给民间流转还不如让粮食在民间自然流转，即以“四不可解”诘问总督勒尔谨。勒尔谨得到分肥，说出种种原因欺骗皇帝。王亶望将所收捐监银自己多贪，自总督至州、县官均给分肥。又称原仓储不够用，有二十六处州县申请建仓，户部批准用银十六万一千八百余两，这些钱又被贪污。甘肃这批贪官又谎称旱灾民饥无食，用捐监粮赈济各地，还需用脚价银四万两雇募夫役运粮，虚构的赈济粮款和脚价银，都被他们贪污分掉，年年如此，成为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
故宫颐和园内绛雪轩，当年乾隆皇帝常在此吟诗作赋 乾隆四十四年，王亶望调任浙江巡抚，一次便捐白银五十万两助修海塘工程，而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也一次拿出四万两白银充军饷。乾隆帝嘉奖之余，对担任甘肃藩司的人如此有钱更加怀疑。
现在，和坤、阿桂去甘肃平定苏四十三领导的武装起义，途中又先后奏报甘肃下雨情形，与甘肃省官员“向来具以被旱须赈为言，几乎年年如此”发生很大矛盾，乾隆帝感到被骗。正巧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至热河觐见，乾隆帝即命在热河的大学士九卿审问他。王廷赞谎称捐监改征银两，五十五万两为额，“因捐生多在省城，改归首府收捐，仍将银两发给各州县买补还仓”。乾隆帝认为王廷赞不老实，甘肃粮价贵，五十五万两是不够用的，告诉他“伊之生死，在实供与否”，令阿桂等将实情上报，结果查出王亶望与蒋全迪首倡捐监得银，又冒称甘肃旱灾需赈粮数，“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预定灾情，打着赈灾名目集体贪污白银达数百万两。
乾隆皇帝 对于这一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乾隆帝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将勒尔谨、王廷赞、王亶望等所有涉及官员一概革职交审。清朝法律规定，贪污一千两银即处死。但此案贪污一千两银以上官员多人，乾隆帝不得不提出新的量刑标准：二万两以上俱拟问斩决，竟达二十人，他抱怨府州县官不揭发，似乎忘记前不久他宽大发落揭发出的大贪官李侍尧了。实际上，乾隆皇帝本人为满足享乐欲望，贪财好货，大开贡献之门，以及权臣肆无忌惮地以权纳贿，才是惊天大案发生的主要原因。皇帝纳贡，一开始是地方大吏献些地方土宜，后来变为古玩字画，金玉珍宝；进贡时间一开始只是皇太后、皇帝逢五、逢十的万寿节，以后扩大到一年四季所有节日和外出巡幸。大吏为贡献，当然要从下属敛取，下官当然榨取商民了。
乾隆帝处理甘肃捐监冒赈灾案未毕，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派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亶望家财，可当乾隆四十七(1882)年七月有关官员将查抄财物解送内府时，却发现财物与抄家底簿核对严重不符！因为王亶望非一般小臣，一年前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曾进贡大批珍宝。其中有玉瓶、玉山子等珍宝，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碍于进九回三的成例，不得不割爱发还，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满以为这回抄家，白己喜爱的玉瓶、玉山子等珍宝可归己有，可一核对珍宝不翼而飞，黄金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换成白银，“抽换挪掩情弊”想不到却发生了。盛怒之下，乾隆皇帝又专派阿桂、福长安等重臣至浙江调查此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利令智昏，未曾将抄家底簿修改，见财眼红地将财物大肆“抽换”，很快露出马脚！陈辉祖锒铛入狱，金银财宝家产全部没收。一开始，陈辉祖百般抵赖，不肯认罪。但乾隆皇帝心中有数，下令将经手此抄家事宜的有关官员都革职逮捕，严厉追审，很快得知了抽换实情，陈辉祖只好交待认罪。乾隆帝一看，珍宝等物追回，原想暂留陈辉祖一条性命，后来听说嘉兴抗交漕粮，遂令贪而且不关心地方吏治的陈辉祖自尽，结束了案中之案。
皇权专制 洪亮吉露章获罪之谜
嘉庆帝惩治和珅之后，欲整顿朝纲吏治，思治心切，下达求言诏书。而编修洪亮吉心胸坦荡，欲竭诚建言报国，想不到上书却获“大不敬”罪，其中的是是非非成为千古之谜。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人性情豪迈心胸坦荡，特别喜欢谈论时事，对乾隆朝后期的种种弊政甚为忧虑，曾作《平邪教疏》、《治平篇》、《生计篇》等文章，针对整顿吏治，平定民变，控制人口增长等问题向朝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为和珅所忌颇受压制。
洪亮吉 嘉庆帝诏求敢谏之士，洪亮吉备受鼓舞，自然要竭诚建言表明自己报国之愿。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虑，他于嘉庆四年(1799)八月写了数千字的言事奏书，将其抄写三份，分别交给成亲王永瑆，大学士朱珪，御史刘权之，请他们代为向皇上呈递。疏中列举很多事实，概括论述了朝廷“励精图治未尽法；权臣弊政未尽改；世风日趋卑下；奖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等六个方面的弊端。其中既有对内外诸臣的弹劾，也有对当朝皇帝的规谏以及自己的政见。如：他认为朝廷在重用贤能，斥退不肖之官方面总是游移不定，出尔反尔。处置了和珅，罢免了其党羽吴省兰等本来大快人心，但不久又为其“辩冤”，乃至重新起用，这分明是是非不清、邪正不分。洪亮吉指出，在平定苗匪、教匪中，福康安、和琳等人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朝廷也只是将他们暂时调换一下职位，仍加以重用。由于赏罚不明、执法不严，诸臣已经不知畏惧国法，贪欺害政之官比比皆是。他甚至直接向嘉庆帝发问：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被戮，世人皆知其冤，而江南查办此案有意为赃官开释罪名，堂堂圣天子不能明断，其他沉冤何以得雪？自三四月以来，皇上视朝较晚，治事过于缓慢，想必身边定有奸佞之人荧惑圣上，圣贤君主应多方询求意见，偏信左右近习之人怎么可以呢？之后，他又针对朝廷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先效法雍正之严明以整顿吏治、使民安乐，再法康熙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其言语犀利、激切，句句切中时弊，为其他奏章言书所未见。朱珪、刘权之二人见到此书，怕惹出麻烦未敢呈递，只有成亲王手里的那份呈达御前，结果真如朱珪等所料，嘉庆帝读罢言疏顿时火冒三丈，遂对洪亮吉发了难。他特谕内阁，说洪亮吉言事书札胡编乱写、语无伦次。指责洪亮吉：“区区小臣教导皇上，实乃狂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说：“在廷之臣谁都知道朕孜孜图治，每日召见臣工、披阅奏章，按时视朝、整顿朝纲，为治理国家日夜操劳。洪亮吉非但不予体谅，反出视朝稍晚、有徘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之语岂不荒诞？特别是洪亮吉上书言事本可以自具封章上达御前，却以露章托人呈递，以无稽之言、谤君之语向各处投札是何用心？”盛怒之下皇帝还令将洪亮吉革职拿问，交与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定罪，众议以“大不敬罪”奏请将其斩处。
洪亮吉纪念馆 其实，洪亮吉托请成亲王等转呈言事书札并非是有意散布蜚语、煽动人心，而是因为他自愧职位低微，直接上书恐不被皇上重视和采纳。况且臣工条陈事件交部院大臣代奏早为朝廷惯例，以此加罪于洪亮吉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嘉庆帝指斥洪亮吉“放荡于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事实上，洪亮吉大胆直言指陈时弊，正是尽人臣之义合乎礼法。所以当刑部审讯他问其为何上书之时，他从容回答：“身为翰林，受知两朝，有话不讲，愧对天子之恩”，可见他时时想着自己的职责，这恰恰体现了他的儒风士品，对于这一点嘉庆帝后来也有所耳闻。至于说效法雍正、康熙之语也完全是从整饬吏治的实际情况考虑，何况效法先王则例又不是什么坏事，嘉庆帝不也常以敬天法祖来作为治国从政的原则吗？当然构成洪亮吉“大不敬”的倒是他对嘉庆帝的指斥，特别是视朝较晚之语与事实确有出入，嘉庆帝为此而动肝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嘉庆似乎明白，就是自己主动下诏求言，转而又以言语加罪于人，会被视为诛戮言官、自蔽耳目的庸君，对自己名声不好，出于这种考虑，当廷臣请将洪亮吉斩处时，尽管他声称洪亮吉实属“罪由自取”，但还是决定对其从宽免死，发往伊犁，交与将军保宁严加管束。在押赴伊犁途中，保宁为讨好皇上，奏请将洪亮吉就地处死，被嘉庆帝严辞制止，这说明嘉庆帝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尽管如此，加罪洪亮吉对广开言路仍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此后一年中言事者一天比一天少，偶有封章上达，也是“毛举细故，摭拾浮词”不再涉言要政、议论有关君德民隐等与国家大政相关联之事。以至于下情壅塞，这对于刚刚开始的内政整饬为害甚巨，嘉庆帝为此忧心忡忡，深感失策。
洪亮吉手书 其实在处理洪亮吉之时，嘉庆帝特意将成亲王呈递的那份言事书留下备览，待他冷静下来之后细细思考，又觉得洪亮吉之言确有几分道理。第二年京师久早，嘉庆帝多次祷雨未应，自认为有犯上苍，于是令释放囚犯，赦免戍边之人。洪亮吉此时到达伊犁还不到百日，本不在“久戍”之列，嘉庆帝特颁诏予以赦免。言称：“详阅洪亮吉原札，除视朝稍晚，荧惑圣听之句过激外，实无违碍之句，而且言语中可见有爱君之诚。”传谕将洪亮吉释放回籍。救谕下达后，次日朱珪入间，嘉庆帝又将洪亮吉手书拿给他看，还说：“此书所论之事对朕很有启示，所以朕一直把它放置座右时常观览，以警醒自己勤政戒怠呀。”朱珪见文卷之首有嘉庆帝御书“座右良篇”四字，顿时伏地叩首泣声对皇帝说：有些话臣闷在心中多日不敢说，今日皇上自己主动做到了，我真是愧对皇上的信任啦。正巧洪亮吉被释还之日，京师喜降大雨，群臣借此大发议论，说皇帝圣明感动上苍。嘉庆帝为此十分得意，特作御制诗一首以记其事。
嘉庆帝错罪洪亮吉尚能主动纠偏，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洪亮吉获罪后一直未官复原职，更没有加官晋爵，而且释放回籍后不准随便出境，这实质上仍是一种惩罚。可见，嘉庆帝纠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可与言之君”的形象，以扭转自塞言路的局面，但仍没有做到“言者无罪”，那么朝臣们谁还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子虚乌有 鸦片战争《穿鼻草约》之谜
就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取得巨大胜利之后，道光帝转变了态度，命琦善与英方义律谈判。而就双方是否签订了《穿鼻草约》，从当时至今都是双方各执一词，英方说是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而中方则否定签订了条约，致使此事成为了一个谜。
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1月强占香港时，曾发表公告宣称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协定，这一协定后来被称为《穿鼻草约》。一百多年来，由于材料缺乏，人们难以披露真像，对上述说法信而不疑。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英国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文书，以及琦善与义律在交涉期间的逐日往来照会，认为琦善根本没有签订《穿鼻草约》，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早在1840年8月9日，义律呈递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致“清朝宰相书”中，即提出了赔款及割一岛或数岛的无理要求。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后，义律又迫不及特地要求琦善根据英方提出的条件缔约签字。12月11日，琦善复照义律，允准烟价赔偿洋银五百万元，先行说定以十余年为期。关于割让岛屿地方一款，琦善则加以拒绝，他说：“只有请给地方一款，实因格于事理”，“若贵公使大臣，必特此一款，始终坚执，势必致诸率不能仰遇大皇帝允准”，请求义律对此“详细思之”。12月15日，琦善又照会义律，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这期间，琦善随时将谈判的情况奏报道光帝。最初的奏折中透露过英国垂涎香港等地，道光曾朱批：“愤恨之外，无可再谕。”后来当琦善奏报他已答应对英赔偿烟价并增开通商口岸一处时，道光朱批：“恰与联意吻合”、“好”。由此可见，道光皇帝持的态度是：除了割地以外，其他方面均可以让步。道光的这一原则性的态度，应该说也是琦善与义律打交道的基本准则。正因为这样，琦善与义律一直不能达成协议，不敢签订割地的条款。
12月29日，义律出尔反尔，蛮横地重提割地问题，要求“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即葡萄牙)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1841年1月2日，琦善诘问义律，前次复文中已申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言”？而在缴还定海问题上又多次朝更暮改、别生枝节。义律见琦善持这种态度，便拟以武力迫琦善就范。1月7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双方的谈判进入僵局。1月4日，义律又照会琦善，要求将“尖沙嘴、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香港由英国主治，这纯属是割让的同义词，义律的要求越来越升级了。次日，琦善回文表示：“尖沙嘴与香港两处，只能择一地方寄寓泊船”，望义律“再行筹思具复”。1月16日，义律照复琦善，表示同意一面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一面以定海及沙角、大角等处统行交还中国，并建议将妥协各款汇写盟约一纸，择地面谈，“以期订明”。1月20日，义律在尚未接到琦善复文的情况下，发出公告，宣称他与琦善订立了初步协定。声称：“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告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
从以上琦善与义律交涉的过程中不难看出，认为义律和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这一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对义律1月16日的照会，琦善既没有答复，双方也没有举行会议，所以在《穿鼻草约》上，既无琦善的签字也无关防；第二、就《穿鼻草约》的内容而言，与琦善多次公文所述有明显的出入。例如索求香港一款，截止1月15日，琦善也只是表示可以在尖沙嘴和香港“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在琦善的交涉文书中，未见有允准香港割让的字样。再加广州开港贸易一款，琦善要义律先缴还定海，而后方能代为具奏，依议办理，鉴此两点，可以说，《穿鼻草约》完全是义律一手炮制出来的假协定。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西方著作断言琦善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主要的根据就是义律1月20日单方面发表的公告。1978年版的《剑桥中国史》说：“1841年1月20日，琦善无能为力地同意了《穿鼻草约》。”美国1980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中说：“1841年1月20日，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了《穿鼻草约》。”这些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1月27日，琦善与义律在狮子洋莲花山进行会谈。在秘密会谈中，义律出示他拟定的条款，其中第一条便是“香港之岛及港口让与英国”。对此，琦善并没有答应。琦善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稿文本，提出“中间有行之窒碍者”，须再行筹思后具复意见，表示“其通商、香港二件，必须候奏”。时间仅隔七天，恰恰在英国所提出的至关重要的条款上，即通商、割让香港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2月13日，义律照会琦善，拿出了他拟定的《善定事宜》的“条约草案”，让琦善加盖关防。草案计七条，其中有一条是：“天朝大皇帝准将治属之广东新安县的海滨者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王”。《穿鼻草约》一说，概由此“条约草案”七条而来。
2月15日，琦善通知义律，在《善定事宜》上不能盖用关防，再宽限十天进行考虑。义律限定琦善必须在四五天内做出最后决定，签字盖印了结。
适于此时，琦善已因奏请香港给英人寄居被革职。他见事情不妙，一面拟文具奏，申述《善定事宜》系义律私自拟定的文本，因“事关印文，未敢轻许”；一面又照会义律，托词抱恙，借以拖延时日。2月19日，英军准备进攻虎门。琦善闻讯，急派鲍鹏带书信两封，面见义律。一封信重申以前的意见，另一封信则答应给予香港全岛。但琦善告诫鲍鹏，若义律态度蛮横，战争不可避免，后一封信便不递交。结果义律态度十分恶劣，鲍鹏并未向义律出示后一封信，而是将此信带了回来。3月12日，琦善被逮京治罪，他与义律的交涉活动也宣告结束。义律拟定的《善定事宜》因琦善没有盖用关防，也为清政府所否定。
从以上琦善与义律在后一阶段的交涉活动中不难看出，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只同意香港一隅。关于这一点，一些西方论者也曾有过比较实事求是的论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看到本国报纸刊载的义律发表的“公告”，曾致函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是像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在你发布通告的时候，这种条约即未经琦善签字，也绝不是已经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为时太早。”
由此可见，所谓《穿鼻串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现实与神话之间 “公车上书”之谜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四月初八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情况到底为何，是确如康梁所说，还是康梁事后编造以抬高自己的神话？
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指出抛弃台湾将失全国民心，割地将招亡国大祸，力主拒绝和议，明定对策。提出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辜；(4)变法成天下之治。
而且，认为前三项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应敌之谋，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还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变法建议。又建议裁减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及改革官制，于每十万户中举一名有才能之“士”为“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令开会讨论，全体“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这次上书冲破了清政府的“士人干政”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政治纲领。上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未能上达，但却在全国广泛流传。这次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维新运动。
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就“公车上书”的功能和意义而言，一些学者把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它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现代觉醒。在“公车上书”前二三十年间，中国也陆续出现过几个维新思想家，但均未能形成社会思潮和产生社会效应。而“公车上书”，虽未上达，却在民间抄誊广泛流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连康有为本人也深有所感的说：“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群不可。”合群意识可谓当时知识阶层的新观念，也是知识分子现代觉醒的标志之一。(2)“公车上书”是维新派进行维新活动的开端。这一年年底，康有为成进士后，清廷授以工部主事，但未到署，他弃官职与同仁们相约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了《中外纪闻》，遍送士大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不少大臣如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均对该报捐款赞助，他们在思想上一度倾向于维新派。(3)它对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康有为在1895年前后，共计七次上清帝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及时全数上达。只有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三书》递到了光绪手里(此书内容与“公车上书”雷同)。光绪帝阅后非常重视，命令将此书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维新派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活动，只能寄希望于皇帝下诏令来推行。而皇帝要“明定国是”下诏变法，也只得将这批涌现的新生力量(维新派)充当自己的近臣和助手。可以见得，戊戌变法是通过光绪帝与维新派结成精神上的同盟来进行的。“百日维新”的失败只能表明光绪帝未能通过变法途径来掌握实权，使清政府走维新之路。而不能因此否定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思想指导作用。
然而，一些学者却认为，康有为虽起草了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到都察院上书。“公车上书”只不过是康梁等蓄意编造的一个完整的“神话”，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首先，康有为说，他起草的万言书曾于5月2日投递，“都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而他的弟子梁启超则曰，该上书“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意思是说都察院收下了康有为的万言书，而不愿转呈皇上。二者明显矛盾。事实上，都察院自4月22日起，即陆续收到了各省公车的联名上书，“初难之，故迟迟不上”，后因文廷式弹幼该衙门“壅上听、抑公议，上命廷寄问之”，都察院才转变了态度，于4月28日后逐日将收到的上书及时上呈，5月2日一天就转呈了15件条陈，其中包括各省举人的联名上书8件，直至5月9日还代递了分别由江西举人罗济美、云南举人张成镰领衔的两分上书。如果康、梁等真的曾于5月2日至都察院上书，都察院是绝对不可能“却不收”或“不为代奏”的。
位于青岛的康有为故居 其次，康有为说，4月15日李鸿章“电到北京”，他就先知道割地赔款的消息了；而刊印《公车上书记》的沪上未还氏却明明说是4月17日《马关签约》签订后，电至京师，才“举国哗然”的。二者亦不相符。据查证，马关议和期间，日方于4月1日提出媾和条款，于4月10日提出条约修正案，李鸿章都于当天电告了总理衙门，此后虽仍逐日向清廷汇报谈判情况，却再未逐条开列条约内容，康有为根本不可能从4月15日到京的电报中获悉条约都有哪些具体条款。另外，中外议和事关机密，朝臣多未知晓，康有为当时不过是一名应试的举人，何以能够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两天“先知消息”？假如他果真于4月15日最先了解到议和的内幕，并当即令梁启超发动各省公车上书，为什么直到4月22日才有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上书？他本人为什么要迟至十余日后才开始起草上朝廷的万言书？康有为把自己获得消息的时间提前，无非是要抢占发动公车上书的头功。
再次，康有为说，5月2日各省公车“有请除名者”，欲给人造成一种他们已在其所拟万言书上签名的错觉；而未还氏和徐勤都说他们仅仅是要求“取回知单”，这足以证明各省公车尚未在万言书上签名。事实上，康有为等在签名及人数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造假过程。起初，未还氏说康有为“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徐勤说“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拟上一公呈”。甚至连康有为自编年谱所说，“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开会，与名者千二百余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都清楚地说明是开会的人数，而非联名上书的人数。后来，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提及：“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在《三十自述》中曰：“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有为当中日战后，纠合青年学生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不但人数直线上升，而且语意也含混不清了，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联名上书的人数。康有为《汗漫舫诗集》内有“抗章伏网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句，且附有文字说明：“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始明确地把这三千人都说成了在万言书上签名者。
此外，《公车上书记》附录有一份“公车上书题名”，翦伯赞《戊戌变法书目题解》指出：《公车上书记》“书后附签名者六百零三人，其籍贯包括十六省”；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作十八省千二百余人，与此书所载不同”。各省公车既未在万言书上签字，这份名单只可能来自松筠庵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鉴于曾有部分举人“取回知单”，而现存的名单中又确实没有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台湾、奉天、黑龙江、新疆、蒙古等省区的举人在内，参加松筠庵会议者总共或许不止六百零三人，但是否能多达一千二三百人，也还尚有疑问。
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情况到底为何，是确如康梁所说，还是事后编造抬高自己的神话？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仍然是个见仁见智的不解之谜。
多种解说 戊戌政变起因之谜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谕，开始维新变法。然而，仅仅百日的维新，就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宣告失败。然而，导致戊戌政变的起因至今众说纷纭。
光绪二十四年(1893)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维新变法。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咐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百日维新”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告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那么，戊戌政变的起因是什么呢？对此，学术界向来是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说法，袁世凯告密说。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害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袁世凯告密说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1)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2)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3）袁世凯《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不可相信。因此，可以说戊戌政变时，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袁世凯并没有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世凯之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所以，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当然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他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世凯参与围园密谋，并没有主动出首，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厄测，欲置之重典呢？
第二说法，杨崇伊致慈禧太后密折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代递向慈禧太后呈递密折，折中罗列了四项“即日训政”的理由：(1)“公车上书”以来，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煽动天下之士心；(2)光绪帝经常召见康有为等人；(3)“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4）伊藤博文访华。杨崇伊的密折虽然不长，却足以打动太后，促使其立即采取行动。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就撰文指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而是因为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主要的因素。房德邻先生也坚持认为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漏，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
第三种说法，伊藤博文的访华说。孔祥吉、汤志钧先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9月11日，伊藤以“个人游历”身份抵达天津，荣禄心怀鬼胎宴请了他。9月14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人兴奋不已，朝夕问计，并上奏皇帝欲请伊藤“留作顾问官”。经过接洽，光绪帝决定于9月20日召见伊藤。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同光绪帝、康有为等一起谋划政变，要阻止他们的行动就得赶紧先行下手。于是，9月18日杨崇伊上奏折请慈禧“训政”。奏折说，伊藤之来华“将专政柄”，只有请太后“训政”，才能“转危为安”。9月19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扑灭了。
第四种说法，多种因素说。与上述三种观点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毋庸赘言，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军机四卿”的提拔和礼部堂官的罢免，开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伊藤博文的来访乃至多数旗人、士绅、官员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成为了促使慈禧下定政变决心的诱导因素。但袁世凯的告密亦当被收入观察视野，因为假如不这样来观察，若干问题便不易解释，其中环节便难有符合逻辑的联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