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承认，戊戌政变起因之谜并没有因为研究的深入而日渐明朗化，然而，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发掘，会最终揭开戊戌政变的神秘面纱。
众说纷纭 康有为“围园劫后”之谜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那么，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围园劫后”密谋，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至今令研究者费解。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以光绪皇帝被囚禁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结束，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 关于围园劫后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政府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然而，到底有没有“围园劫后”密谋，学术界则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其一，康梁否认。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金梁在《四朝佚闻·德宗》记载，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中记载了初三日说服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说袁世凯勤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这就是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
“百日维新”失败后，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 其二，围园劫后是诬陷康梁。持这一意见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杀荣禄，代为直督，并即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袁世凯“新建陆军”所部只有七千人，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计有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三千人；董福祥的“甘军”一万一千人；宋庆、马玉良的“毅军”一万二千人，加上直隶绿营二万八千人；淮军一万二千人；练勇一万九千多人，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人以上，莫非还敌不过袁世凯的七千人？即使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即使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还谈什么救驾？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论者指出，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因此，高阳认为谭嗣同根本不会去劝说袁世凯带兵围园，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的围园密谋，只是反对派制造的谣言，杀六君子就是为了灭口。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其三，确有密谋，证据为杨深秀上的附片。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确有围园密谋，康有为让杨深秀上折，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凯派兵到圆明园挖金窖，可能光绪据此给袁下了旨，尽管光绪、杨深秀自己并不知有此密谋，但袁见此并印证谭嗣同初三晚所谈，以为确是让他带兵围园。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八月初三)夜杨漪川(深秀)、宋芝栋(伯鲁)、李孟符(岳瑞)、玉小航(照)来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舰在大沽，将与俄战。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摺，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据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报》报道：京友来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於初八入内挖取。都人诧为奇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世凯即奉命专门负责练兵事务。在明清两代，朝廷常用军人做工。建议光绪在召见袁时，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都得到了光绪的谕允。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故借挖金窖为名，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皇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
袁世凯 其四，确有密谋，证据是《诡谋直纪》及梁启超密札。维新党人毕永年在政变前到达北京，与康有为来往密切，他记有康要他参与围园密谋的日记，后存于日本，名为《诡谋直纪》。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汤志钧、杨天石见到此件后，认为这是确有密谋的可靠证据。据毕永年所记，政变前毕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事宜，要求毕积极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了颐和园后，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
其五，确有密谋，证据并非《诡谋直纪》。房德邻考证了《诡谋直纪》，认为是毕在政变后与康梁闹翻，根据传闻写的，并不可靠。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却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变的图谋。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这样记载：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他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商议劝说袁世凯勤王，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
荣禄 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说到要袁“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如此，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否则怎么能“扶上登午门”呢？《自编年谱》又记，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即《时务报》。当晚有好友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来探慰，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要在北京搞政变。
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围园劫后，一桩惊天大事，然而有无此事竟也众说纷纭，目前看来有的证据多一点，但即便没有，那也足以对慈禧、光绪的关系造成极大影响。
外国传教士 南怀仁见宠于康熙之谜
南怀仁生前是清朝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条文和碑文，赐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个外国传教士，怎么成了康熙朝廷的高官显贵呢？
康熙年间在南怀仁的主持下制成的天体仪 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附近，有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墓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这里已经静静地睡了三百多年。1657年，南怀仁受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1688年死于北京。他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条文和碑文，赐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个外国传教士，怎么成了康熙朝廷的高官显贵呢？
南怀仁，耶稣会传教士。字敦伯，一字勋卿，比利时人。生于皮坦，学神学于塞维尔。1641年入耶稣会，1657年随卫匡国(1614-1661)神甫来华，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抵澳门。次年，被派往陕西传教。十七年(1660)，奉召进京协助汤若望纂修历法。康熙三年(1664)，与汤若望等同被杨光先参劾下狱。
次年春，因北京突然发生强烈地震，朝野深为恐慌，以为是触怒了上苍，在太皇太后孝庄的干预下，因历法案而获罪的南怀仁出狱了，但仍明令不准再入钦天监。不久汤若望死去，而南怀仁还在暗中进行天文观测和推算，以待时机。不久，杨光先主持钦天监出现不少差错，闹得满城风雨。因此，不懂天文历算的康熙决定用实测的方法解决这场纷争。
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谕令杨光先、胡振钺、李光显、吴明烜与安文思、南怀仁两派，“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竞争”。还召集他们一起讨论，“孰者为是，即当遵守，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此外，康熙交给他们各一根日晷针，随意确定针的高度，然后同大学士李雨尉一道去观象台，预推次日正午日影的精确位置。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旧历)三天实测，南怀仁全部准确无误，杨光先、吴明烜则都有差错。同年十二月，南怀仁劾奏钦天监副吴明烜推闰失算。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闰十二月应是九年正月，还一年误置了两春分、两秋分。自此之后，康熙令他审订该历书，并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节气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测验，结果，南怀仁是“逐款皆符”，吴明烜“逐款不合”。西洋历法因推算准确而优于旧历，于是康熙力排众议，罢免杨光先，改用西洋人以新法治历。历法之争因康熙的干预而圆满结束，较为科学的西洋历法取代了传统的历法。
康熙是一位注重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皇帝 康熙因历法之争的触动而迫切希望获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说:“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之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于是以西洋人为师，发奋学习，开始了与西方传教士的频繁交往，这成为南怀仁见宠于康熙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康熙八年(1669)，南怀仁任钦天监副后，上书删掉旧历来年的闰月。这样会引起年中例行仪式的变动，因此，有关当局劝他撤回原议。而他坚持己见，但出乎意料的是康熙竟然站在了南的一边，可见康熙对西方历算及南怀仁是持信任态度的。为表达对康熙的感激之情，南怀仁用四年时间制成了包括第谷式古典仪器——黄道经纬仪、天体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地平纬仪)、纪限仪(距度仪)在内的六件天文仪器，康熙“因其勤劳可嘉，著加太常寺卿职衔”。
康熙十年(1671)，南怀仁利用西式绞架滑车成功地运载了重万余斤的大石柱过卢沟桥。次年，又奉旨疏浚万泉河道，引水灌田。康熙十三年(1674)奏请刊行所主编之《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六卷。同年，升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少寺卿衔。
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康熙谕令他监造山地作战的轻型火炮。他曾想以不懂枪炮制造为由加以拒绝，但因有汤若望为清廷制炮的先例而无法推辞。于是，他煞费苦心用几年时间督造了四百五十门大炮，并培训了二百多名炮手。十九年(1680)制成三百二十门神武炮，康熙还亲率王公大臣到卢沟桥观看试炮。康熙高兴地脱下貂裘赐给他以示嘉奖，并夸他“尔向年制造火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都已有功效，今之新炮较为更好!”因制炮成功，康熙特旨加工部右侍郎衔。
康熙五彩蝴蝶纹瓶 南怀仁自康熙十年(1671）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二十七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官至正二品，工部右侍郎衔。自此之后，他经常谒见康熙，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康熙则派专人教他满语和汉语，他用满汉文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数学的乐趣吸引了年轻的康熙，他把处理政事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学完了几何学、静力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接着又竭力给他讲解地理知识，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绘的《万国舆图》、艾儒略写的《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都是他学习的教材。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来进一步介绍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频繁的教授活动，使双方关系更密切。南怀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
南怀仁为迎合康熙希望学到更多西方科学知识和技艺的心理，乘机推荐了不少传教士。如讲西洋乐理时，有意推崇徐日升的音乐才能，于是康熙派人专程去印度邀请。徐日升于1673年抵达北京，并受到皇上的欢迎。闵明我于1660年抵澳门，后因历法之争被囚禁，1671年释放后在广东传教，南怀仁推荐他来京讲学，博得康熙信任，1685年接替南怀仁任钦天监正之职。年迈的南怀仁还奏请康熙招聘与他同籍的安多来京，接任康熙之师，讲授算学及数学仪器的用法，并任钦天监副。康熙很希望宫中有位欧洲医生，南怀仁急忙告诉罗马教廷，并建议让精通医术的科德·朱特修士从印度果阿来北京充任。
康熙五彩人物瓶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南怀仁坠马受伤，次年卒于北京。南怀仁去世后，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说“南怀仁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兵器多有裨益。今闻病逝，深轸朕怀……”可谓宠信之极。康熙对南怀仁的宠信，源于对西方科学的热爱，而南怀仁出色的能力，使众多精于此道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同康熙广泛接触，对康熙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打着传播西方科学的招牌频繁地进行传教活动。
少贫无籍 和珅受宠之谜
据说和珅“少贫无籍”，科举仕途坎坷，然而，从乾隆四十年(1775)算起，至乾隆四十五年，仅仅五年时间，竟有十次升迁，真正可以算得上火箭式的升迁轨迹。至于他为何受到万千的恩宠却有不同的说法，但都只是推测，至今无定论，成为未解之谜。
中国自古以来，有作为的明君屈指可数，乾隆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贤君身边，竟时刻跟随着一个奸臣，这个奸臣就是和珅。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奸臣会受到乾隆的无比宠幸呢？在清朝官方的记载中，和珅起自贫寒。所谓“少贫无籍，为文生员。”然而，从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起，和珅蒙受乾隆皇帝赏识青云直上，在官场上出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升迁：
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升和珅为御前侍卫，并授他为满洲正蓝旗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授和珅户部右侍郎；三月，命和珅在军机处上行走；四月，授和珅内务府总管大臣，为皇帝理财；十一月，命其充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令和珅总管内务府三旗事务，并赐其享受紫禁城内骑马(一般官员要在六十五岁以上，经个人申请并得到批准才可享受这一待遇，而和珅此时年仅二十六岁)；乾隆四十二年(1777)，命和珅兼任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珅又兼步军统领，监督崇义门税务；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和珅最春风得意的一年。这一年，他口衔帝命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晋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同时兼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务。同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又特下谕旨：“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
从乾隆四十年(1775)算起，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仅仅五年时间，竟有十次升迁，真正可以算得上火箭式的升迁轨迹。
和珅受乾隆长久宠爱，民间和宫廷有许多传说。其一说是与和珅的长相与身世有关。据记载，在乾隆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曾钟情于马佳氏，而这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喜爱的妃子。宝亲王时年十七岁，情窦初开，常在没人的时候和马佳氏调笑，一天，不知为何，马佳氏误撞宝亲王的眉际，被皇后看见，皇后以马佳氏调戏皇子为名，下令将马佳氏在月华门处死。宝亲王听后，流着泪到月华门前，此时的马佳氏已经奄奄一息了，宝亲王便放声痛哭道：“是我害了你。”说罢又咬破自己的指头，滴一点血在马佳氏的脖子上，并说：“我今世不能救你，来世以红痣相认。”这时，马佳氏流了两行热泪便魂归西天了。宝亲王又仔细端详了马佳氏的脸颈，并吩咐宫女好好的葬了马佳氏。后来日子久了，这件事就渐渐的淡忘了。有关此事又有另一说法，说是乾隆还是皇子时的一天，他偶入后宫，看见一妃子正在梳妆，那如云的秀发，婀娜的身姿，把情窦初开的乾隆看得怦然心动。他忽然迅速地从妃子的身后用自己的两手捂住了她的眼睛，同她闹着玩，妃子不知道是太子弘历，大为惊慌，就拿着梳子向后打去。正好打中了乾隆的额头，乾隆负痛才松手而去，可额头上留下了一道伤痕。第二天乾隆进宫向母后请安时，额上的伤痕被母后发现，母后再三追问，乾隆只得如实问答。雍正皇后听后“大怒”，怀疑是妃子调戏太子，“立赐妃死”。乾隆懊悔万分，闻讯迅速赶往妃子的住处，到那里后看见妃子已经上吊，气息马上就要断绝了，乾隆立即用手指在妃子娇嫩的脖颈上按了一个红印指痕，并哭着说是我害死了你，如魂魄有灵，二十年后再来相聚，当以此为凭。
二十年后的一日，已成为乾隆皇帝的弘历驾临圆明园，偶然遇到和珅，见他唇红齿白，恍惚间觉得似曾相识，回宫后仍念念不忘，便反复回忆少年之事，忽然忆起和珅的外貌与已故妃子十分相似，便立刻秘召和珅入宫，又发现和珅的脖颈也是白嫩如豆腐一般，而且上面朱红的指痕宛然尤在，乾隆不禁暗自吃惊，确认和珅定是妃子的后身。据说和珅酷似马佳氏，尤其是颈上有一颗鲜红的血痣。因此，和珅被乾隆认为是马佳氏再世，开始受到万千的宠爱。御书房是乾隆与和珅休息的地方，和珅能做出百般的妩媚样子，使乾隆更加相信和珅就是第二个马佳氏。而且，据考证，和珅所居住的王府中有一条地道可以直接通往皇宫，据说和珅每次就是通过这条地道，直接到达皇宫与乾隆幽会的。笃信佛教，信奉生死轮回的乾隆从此以后便在和珅身上广施恩德，来报答“妃子”。这也就是说，由于当年的皇子弘历因对自己所爱的人爱莫能助而负情于她，而几十年后皇权在握能呼风唤雨的时候到来之后，把这种负疚的心情倾泻到长相与当年的妃子酷似的和珅身上来，或许是以此来弥补当年的愧疚，并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在乾隆皇帝这种微妙心理的支配下，和珅平步青云，终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乾隆朝第一权臣。佛教轮回说似乎奠定了和珅的前途。
也有人据“宠妃转世”说进而认为和珅获宠很可能是因为乾隆与他有同性恋所致。因为和珅本身长相俊美，又酷似当年他所喜爱而调戏过的妃子，同时乾隆又是一个出了名的风流天子，因此二人之间或有同性恋亦未可知。不管怎样，“美人转世”之说，“君臣同性恋”之说等等，都不足以解释乾隆皇帝与和珅关系为何如此亲密。而这几种传说之所以广为流传，也足以反映出人们对和珅骤然得宠的困惑，试图解开和珅发迹之谜。
还有人认为这些与和珅对乾隆“言必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善于揣度乾隆的心思有关。
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和珅在贵为大学士之后，也像当年做御前侍卫那样恭谨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比起那些正人君子的大臣来，和珅连仆役下人的活都能干，皇帝怎么能不喜欢这样的奴才呢。
有人认为，是因为有名的“乾隆下江南”就是和珅鼓动而成的。一次，主仆二人说起江南秀丽风光，繁华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游江南。但顾虑南北迢迢，劳民伤财，朕所以未决。”和珅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颂为圣君，可见自古巡览就是服典。但凡圣君，道本相似，何况国库殷实，金银充足，区区巡游不会耗费多少库银。”和珅这一席话，正好逢迎了乾隆仿效先祖、学尧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预备南巡。和珅亲自为皇上监督龙舟等南巡的设施等，华丽奢侈之极，库银由和珅流水一般挥霍掉了。而和珅却因此更加得到乾隆的宠幸，被升为侍郎。这种观点认为，和珅论文论武，都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因为他善玩心理战术，逢迎皇上开心，才受到乾隆的恩宠。和珅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和理由进行搜刮，所以乾隆不愁没有银子花，而和珅也被更加的宠爱。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和珅到底由于什么原因而受到万千的恩宠？这些君臣之间的故事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智慧大比拼 纪晓岚与和珅结怨之谜
纪晓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文宗，他以真才实学和幽默风趣机敏的言谈传世，而和珅也凭借其口齿伶俐、办事机敏、善于应变的能力著称，两人同为乾隆的宠臣，然而却积怨至深，何故？
纪晓岚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为满洲正红旗人，凭借其口齿伶俐、办事机敏、善于应变的能力以及他儒雅的外表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仅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之中，他连续升官，平步青云，独擅朝政二十年。纪晓岚生于雍正二年(1724)六月二十五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文宗。纪晓岚以其真才实学和幽默风趣机敏的言谈博得乾隆皇帝的喜爱。这样的两个人本来互不相干，却积怨至深，何故？历史上对其有着不同的解释说法，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为“竹苞”说。
有一年，和珅恰好改建府第，营造花园。和珅有意炫耀，在花园中建造楼台亭阁、假山溪水、奇花异草，应有尽有。为装点门面，又求名人题字题词，汇集名家书法。纪晓岚文才当时已名满京华，和珅自然也想到了他，请他为凉亭题匾额。
讽刺和珅的机会到了，但纪晓岚不动声色，热情接待和珅，并感谢他对自己的垂青。郑重其事地为花园的凉亭题写了“竹苞”两个大字。
有一天，乾隆皇帝想起了和珅刚盖好的新宅，于是萌发了要去看一看的念头，便来到和珅的新宅。乾隆皇帝在庭院里参观，忽然走到凉亭前站下，乾隆望着那块“竹苞”匾额，微笑着问到：“和爱卿，此匾额是谁题写的？”
“回皇上，是纪大人所赠。”和珅回答。
乾隆大笑起来，他笑完之后停了一会儿，说“是呀，只有纪昀才能用这种方法和手段来嘲笑你……”
和珅心里一惊，茫然的问道：“请圣上明示，小臣确实不理解‘竹苞’二字如何解释。”
乾隆又笑着说：“这块匾的字，你应该拆开来讲，竹字拆为个个，苞字拆开为草包，意思是说和珅家的人，个个是草包，哈哈哈，这个纪昀啊。”自此以后，和珅这个专会奉承的权臣跟纪晓岚结下了怨。
一说为“河深”说。
有次乾隆出行，由和珅、纪晓岚等人相陪，乘船沿运河南行，后来到一处河道众多的河口。在一条小河的入口处，两块岩石被水浪冲成许多小穴，人们叫它“浪窝”，但那时人们缺乏常识，在民间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那些浪窝是乌龟的寄居之所，说得通俗一些就是“王八窝”。乾隆在船上看这里浪窝很多，有些奇怪，便问身边的纪晓岚：“这两岸的坑穴，是些何物？”
纪晓岚正想为皇上解释，和珅却在一旁答道：“圣上，这是纪学士的老家呀！”
这是和珅戏弄纪晓岚，将那些“王八窝”说成是纪晓岚的老家，也就是骂纪晓岚是王八。然而乾隆不知道民间有关的传说，没有听出这层意思，见和珅多言，又是答非所问，便让和珅别乱说。而纪晓岚很清楚和珅的意思，便对乾隆皇帝说：“启禀万岁，这穴窝密集的地方，便是河深的地方。”
乾隆还不明其意，问“何以见得？”“河深”与“和珅”二字音同，巧妙的回敬了和珅。纪晓岚又接着说：“此段河水暗绿，波大浪多，惊涛拍岸，形成诸多浪窝，自然是河深的地方。”乾隆觉得言之有理，但和珅却吃了个哑巴亏，怀恨在心，至此，和珅与纪晓岚便结下怨恨。
纪晓岚故居 和珅虽也不乏机智、幽默与才学，但他深知自己在这方面不是纪晓岚等人的对手，因此在一些舞文弄墨或比试学问的场合，和珅则多是以包羞忍辱、甘拜下风的尴尬局面收场。和珅随驾泰山，因卖弄不成而现丑是有关这方面的民间流传的又一个故事。
乾隆乙酉年是乾隆登基三十周年。时值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乾隆皇帝高兴万分。他想，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举行过封禅大典，用以显示自己统治英明，天下太平，江山稳固，也因此为后人称颂，他乾隆皇帝也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而且统治的疆域远远大于秦皇汉武之时，为何不可以搞一次封禅大典呢？所以在这年初秋，便率领文武大臣到泰山行封禅大典。
所谓封禅，是皇帝主持的最隆重的祀天大典。筑坛于泰山之顶以报天功，称为“封”，于泰山下小山除土以报地之功，称为“禅”。由于此礼极其神圣，各个朝代并不常举行。据说上古有七十二位君王曾封禅，秦以来也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少数几个君主举行过。不少君主也曾憧憬于封禅之功，但未能实现，毕竟不是任何一位帝王都有资格和能力封禅的，稍有天变、灾荒，就可破坏必须具备的社会祥和、帝王圣明这一条件。封禅的队伍进得济南府后，歇息二日，饱览这里的湖光水色。济南城内泉水众多，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碧波荡漾，风景秀丽。皇上住在大明湖西侧的花园。这是济南第一庭园，古木苍翠，曲水虹桥，幽静典雅。乾隆皇帝这天游兴很浓，便叫纪晓岚、和珅伴驾游湖。
君臣三人乘小船到了湖心历下亭。这历下亭建于北魏，朱梁画栋，壮丽轩昂，纪晓岚随皇上在历下亭里，欣赏周围的景色。只见宽阔的湖面上，阔大的荷叶随风摆动。岸边绿柳婆娑，楼台亭阁，掩映其间。四周景物倒映在湖水里，看得清清楚楚，不禁为这里的景色陶醉了。
忽然间，乾隆皇帝问道：“这个亭子历史悠久，风景佳绝，可曾有文人骚客所做诗文？”和珅想讨好皇上，马上应声说：“有……”
乾隆皇帝和纪晓岚等着听他的下文，谁知和珅张口结舌，说到这里没有词了，眼睛眨巴了半天，也没有想起一句诗来。
纪晓岚却答道：“臣早年读《杜工部诗集》，记得杜甫有诗题为《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其中有两句，曰：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好！好！”乾隆皇帝连声称赞，和珅在旁羞得满脸通红。
济南是有名的“泉城”，泉水众多，金代曾立泉碑，列举了七十二处有名的泉水，其中最吸引人的当数趵突泉、黑虎泉和珍珠泉了。趵突泉主泉分为三股，喷高三尺有余，状如三堆白雪。黑虎泉从三个石雕的虎头中喷出，如三股瀑布，水声喧腾，如虎啸风吼。珍珠泉清碧如翠，当中冒出一串串白色气泡，像喷出万颗珍珠，千姿百态，让人赏心悦目。乾隆君臣游历于湖光水色之间，兴致盎然，一边观赏，一边品评。
乾隆皇帝问起二位侍臣：“常说济南有四大名泉，朕今日看了三泉，尚有一泉，叫什么名字？”
纪晓岚答道：“如果微臣记得不错的话，那就是金线泉了。”
“对，对！”乾隆皇帝点着头，“你可曾到过那里？”
“臣尚未去过。只是初到之日，臣向府尹要来一部济南府志，看了上面的记载。”纪晓岚答道。
“好，好！你勤勉上进，实属可嘉。”乾隆皇帝夸赞道。
和珅在一旁听着心里酸溜溜的。自己肚里的墨水，自然比不过翰林出身的纪晓岚，但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纪才子也太不留情面了，你只要说声记不起来了，不就完事了吗？免得在皇上面前显着你们都有学问，就我和珅无知浅薄，如此等等。
纪晓岚墓 纪晓岚的嬉笑怒骂融于他的文字当中。使得和珅因此对纪晓岚怀恨在心，也常常寻找其他的机会予以报复。
天生冤家 和珅与刘墉结怨之谜
和珅是清朝著名的大贪官，富可敌国，又以善于讨乾隆开心著称，而同朝称臣的刘罗锅以耿直清廉著称，两人不时有龌龊，关系颇不融洽，但两人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清代野史中，盛传刘墉与和珅关系颇不融洽。《清朝野史大观》中说，和珅天性警敏，读书不多，但能强记，做官身份高贵之后，经常请吴省钦等人到他的家中谈古论今。所以和珅对诗词文章也能粗通，自己写的一些东西，私下请彭元瑞、纪晓岚等为之润色，彭、纪二人怕被他诋毁，常代他写作。惟有刘墉能和他抗衡，人们传说刘墉为人耿直清廉，但并不知道他性格中还有诙谐的一面，他曾多次以戏弄的话刺激和珅，使和珅难以忍受。乾隆也知道两个人之间不够融洽，常常以温和的语言从中调和他们。
据民间流传，和珅与刘墉结怨有几种说法和原因。其一传说有“雪泥戏和珅”一事。
刘墉书法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有一年新春，刘墉侦知和珅应召入宫，其时正值风雪交加，泥泞满地，便有意出和珅的洋相。他换上一件破旧的皮袍，匆匆赶到通往宫中的路上等候和珅。等和珅来到后，刘墉便差人拦着轿子递上帖子说：“刘大人昨日过府贺年没有遇到和大人，现在路边候着。”
和珅虽然不喜欢刘墉，但刘墉对自己如此尊重，又同是皇上的宠臣，此时此刻不能失礼。他只好冒着风雪下了轿子。
和珅正要和刘墉打招呼，就见刘墉先“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口中说：“给和大人贺年！”
和珅一见刘墉跪在地上给他贺年，也不得不跪到地上回拜，可是他过年穿在身上的是特别名贵的貂皮袍，外罩锦绣马褂，一下子弄得污浊不堪。等两人站起来后，和珅发现，刘墉虽然身上也沾了不少泥污，但他穿的是一件旧皮袍，早已破旧不堪，根本不值几个钱，看来是有准备，又不好明说，只有心中叫苦不迭。
刘墉书法 其二是关于刘墉出对联，和珅献丑的事。
在民间传说中。关于刘墉让和珅出丑的事似乎更让人们开心。其中下面一则故事则是说刘墉借皇帝让和珅请自己出山之机，以灵活地对答乾隆的命题而让和珅出丑的事。故事说：有一年，刘墉非要告老还乡，乾隆皇帝无奈之下就让他回去了。可是，刘墉走后不久，乾隆又想让他回来，可又怕刘墉摆架子，不买他的账，就想出了个主意。
他对满朝文武百官说：“我这有三个问题，限你们三天答上来，如果答不上来，统统撤职。”什么问题呢？他说：“什么上，什么下；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
文武大臣听了直犯嘀咕，这可怎么答呀？要是有刘墉在这里就好了，他准能答上来。他们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答案，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请刘墉的“徒弟”和珅连夜赶往山东诸城，请教刘墉，救大家一下。
和珅巴不得刘墉不在朝呢，可大伙一个劲地求他，他不去的话，不仅别人的官保不住，他自己的官也保不住，只好硬着头皮赶往山东。到刘墉家的时候，刘墉正在收拾菜园子。和珅顾不得休息，就把自己的来意及乾隆出题的事说了，和珅记忆力虽佳，可这次却把“什么肥，什么瘦”给忘了。
刘墉说：“这还不好答。”指着园子里的菜说：“你看，黄瓜上，茄子下；东瓜东，西瓜西。”
和珅一听，这么简单啊，高高兴兴地又快马往回赶。赶到京城时正赶上第三天早朝，和珅连忙穿上朝服上了金鸾殿。乾隆问：“已经三天了，我提的问题谁能答上来？”和珅出班跪奏：“臣能答。”
“说给我听听。”
“黄瓜上，茄子下；东瓜东，西瓜西。”
“那么什么肥，什么瘦呢？”
和珅一拍脑门：“糟了，忘了问了。”
乾隆故意发怒道：“什么黄瓜茄子，东瓜西瓜的，胡说八道，拉出去斩了！”
和珅正恨刘墉呢，就大叫：“皇上息怒，这是我老师刘墉说的。”
“好个刘墉，教学生就教这个？把刘墉给我带来！”
和珅这时得意了：刘罗锅子，看你这次如何收场。
几天后，刘墉被宣进金鸾殿，乾隆问他：“什么上，什么下；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你能答上来吗？”
刘墉答道：“臣能答上来。君为上，臣为下；文为东，武为西；肥，肥不过春天的雨；瘦，瘦不过九月的霜。”
乾隆听后直挑大拇指：“答得好。”“不过，你为什么教给你学生黄瓜、茄子？？”
“我这叫在哪里说哪里的话。那会我是在菜园子里，自然说的是黄瓜茄子；今天我是在朝堂上，说的当然是国家大事。”
刘墉故居 其三是关于和珅中计，受辱又赔银的事。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纪晓岚和刘墉等一班正直大巨，对和珅的贪婪行为极为痛恨，早就想整治一下，一时间苦无机会。
乾隆四十二年(1777),直隶山东两省大旱，田土干裂，河流干涸，禾苗枯萎，颗粒无收。初秋，又遇到一场多年不遇的蝗灾，蝗虫遮天盖地飞来，所经之处，连树木的叶子也啃噬干净。百姓生活无着，到处乞讨为生。纪晓岚隶籍河北河间府献县，刘墉乃山东诸城人，两人为了家乡灾情，极力向朝廷疏请，发银赈济，又呼吁当地富商大员，捐纳钱粮，救济百姓，还厚着脸皮向朝中官员募捐，筹集钱物，寄回家乡，但仍不能使灾情缓和。
有一天，刘墉来到纪府，两位志同道合的大臣见面，纪晓岚忽然眼睛一亮，冒出一个主意来。
纪晓岚附刘墉耳边如此这般一番，刘墉抚掌大笑而去。
刘墉回府分派几个得力家人动手做好一切准备，又命一个与和府家人相熟的管家，附耳布置了任务，一切就绪，静待恶狼入阱。
这天，和珅早朝后回府，一个心腹家人上前悄悄说：“大人，小人探得一个重要消息，特向相爷禀报。”
“什么消息？”和珅一面喝茶一面漫不经心地问。
“刘墉学士府中藏有二十万两银子，定于后天清晨用马队载出崇文门送往老家山东，救济灾民。”家人悄悄说。
和珅听此消息，初只有些惊奇，继而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刘墉呀刘墉，你三番两次上章弹劾本官贪污受贿，这次可落到我手中，你刘氏父子哪来这么多银两？定是来路不明，弄到赃银，就有好戏看！”于是，点齐一百名家丁，悄悄作了安排，专等明早去拦截刘府马队。
第二天，和珅的人马将刘府的五十匹马全部劫回和府。接着便开箱取银，结果两百只木箱装的全是石头。至此，和珅这才醒悟到中了刘墉的以假充真的诡计。
这天早朝刚开始，和珅就被刘墉参了一本，刘墉跪在地上说：“启奏皇上，和珅派家丁将臣运往山东救济灾民的二十万两白银全部劫走。”
乾隆皇帝一听大惊，忙厉声向站在朝中的和珅问道：“和珅，可有此事？”
和珅一肚子委屈，无法申诉，只好哭丧着脸，跪在地上回奏说：“启奏皇上，确有这事，但马上驮的不是银两，全是石头，是刘墉故意陷害微臣。”
此言一出，乾隆皇帝又是一惊，这位一向自诩聪明的皇帝也被弄糊涂了。他望着跪在御案前的两位重臣，心里纳闷，忙向刘墉说：“刘爱卿，你且回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墉回奏道；“木箱中所装，全是白银，计二十万两，怎么会是石头，一定是和珅搞鬼，蓄意想吞没这笔白银。”
乾隆想了想，大声喝道：“大胆和珅，你指使家丁拦截赈银，形同盗匪，理应治罪，姑念你平日还勤于政事，免于处罚，交出所截银两，另外罚款二十万两，以赈济灾民。”和珅这下子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乖乖的认赔，因此就与刘墉结下了不解之怨。
传奇人生 董福祥发迹之谜
董福祥一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他以一个普通的农民，统帅号称数十万之多的流民队伍转战甘陕，继而转身投入清军，并成为清军方面大员，一时为清廷最高统治者所倚重，令中外侧目。但就在他的仕运如日中天之际，中国世纪之交的一场巨变，使他从政治的峰巅跌入低谷，从而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军事政治生涯。可以说，董福祥是晚清人物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他的发迹史就是一个谜。
董福祥一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扮演过多重角色，而正是这些角色之间的变换记载了他的发迹史。
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环县毛井王朝山(清代属固原辖)人。他的父亲董世猷为当地“哥老会”首领，为人豪爽，“好赈人急而嫉恶如仇”。董福祥兄弟三人，排行老二，自小受家风影响，嗜好拳技，慷慨侠义，喜结交绿林中人，常往来于帮会，地方豪绅对他存有畏惧之心。
加入义和团的董福祥部甘军士兵 受家庭与环境影响，董福祥的军事政治生涯开始于团练活动。因为人民斗争的连续不断，团练在清代连绵不绝，但却不是固定的组织，一直只是清朝用来配合清军活动的临时性辅助组织。所以它有事则兴，事息则散。董福祥所率领的团练亦属如此，是西北特定事变下的产物。
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事占据陇东，董福祥利用其父与“哥老会”的关系，与张俊、李双良组织团练，保卫地方安宁，一时追随者络绎不绝，势力不断壮大。安化县把总王蔼臣不愿意看到董福祥坐大，于是将他捕获，押入囚笼，对他施以开水烫顶酷刑，狱卒不忍心，谎报董福祥已死，弃尸荒郊，侥幸的是他被一老妪救回家中医伤。董福祥大难不死，遂重整旗鼓，与官兵对抗。这样，董福祥开始由服从清朝的团练转变与清军对抗的“匪”。此后，他率领的“匪军”为清军金顺部所败，退至陕北三边。董福祥由团变“匪”就在这一时期。其究竟何时与官府决裂难以考究，实际上这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不会是突发的。研究者指出，最早记载董福祥为“匪”的是陕西巡抚刘蓉同治五年（1866)五月的奏折。奏折称，据同知鄢太愚、总兵段登云察称“四月二十日探报甘省逆回董福祥、高万锰、叛匪曾得胜等聚众万余，窜踞安化属之枣子碥、王家坳、范家坳、黑老虎山一带地方”，清军两次攻击，俘获“协从”以千计。几乎同时，该年四月庆防统领张在山亦报告：“土匪苏存鸿勾同伍彩臣等溃勇屯踞西沟一带，围攻民堡，肆行抢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