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之谜》
作者：张剑光【完结】
内容简介：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辉煌壮丽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是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宝库。人们都希望穿越时间隧道回到过去，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从历史中获得乐趣。如果弄明白了历史刻画下的人类活动轨迹，我们就能了解过去，把握未来。基于此，我们编写了这部《大唐王朝历史之谜》。在这本书中，我们选取了唐朝历史中的一些片断，一些疑云缭绕的未解之谜，与读者一起来触摸历史，探知历史，拨开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真相。
序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或她)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个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也必须从其历史入手。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状，也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维持必要的信念。所以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说法:“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但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是不受人类控制的客观存在。除了少量遗迹遗物外，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存在过的事和人。尽管历史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但想了解历史，只能通过能够显示或反映这些存在的信息(主要还是文字)的记载。随着资讯的发达，文字以外的信息，如照片、图像、音像、实物等今后也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以往直接、简单的复原，只能是后人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谓“意识”和“选择”，不仅是指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应该考虑历史的接受者。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叙述者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寄托不同的感情，同时也应该考虑针对不同的对象。
历史学者应该明白，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获得信念、知识、智慧和乐趣，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他们便于接受、乐意接受的读物，而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近年来，戏说历史充斥于影视，固然使历史学家不无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民众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正说”历史时也能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何愁缺乏读者?也就不必担心真正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套《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明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我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了解了这套书的概况后，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尽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但要在课堂上教历史，还应该向全社会普及历史。
或许有人以为，近年来图鉴、故事体的历史普及读物已经出版过不少，如上海就有辞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传真》、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通史图鉴》，最近出版的《话说中国》更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高质量的读物大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是这些读物的共同特点。只要做到了这些，这类书应该多多益善。而对我们这个拥有上亿读者的国家来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出版的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套书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至于书名所说的“谜”，只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作者提供的还是“谜底”——历史真相。其实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已有公认的答案；有的却不只一个谜底，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这不是作者偷懒，或故意留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也是永恒的魅力。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也去找找谜底!但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小心别走进死胡同。
葛剑雄
2005年7月
前 言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辉煌壮丽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历史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推进，并且呈现出波浪式的前进轨迹，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家强大的唐朝是一个公认的高潮时期。唐朝是古代重要的盛世，不但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光辉夺目，而且在对外关系的发展方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朝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是我国耕作技术发生划时代变化的关键时期。在世界历史上，我国是以出产丝织品和陶瓷而著称的国家，造纸业也是在我国首先发展起来的手工业部门，隋唐五代时期，这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生产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造成社会繁荣景象的一个重要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富商大贾、蕃商遍于名都巨邑，大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商品经济的不断加强成了时代的特色。隋唐五代时期文学和艺术的繁荣令人惊叹，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工艺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呈现出万紫千红、百花吐艳的景象。苏轼曾经说过：“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长期以来，学术界专注隋唐五代时期历史的研究，一批批学者代代相继，各执所习，增补缺失，厘订踳驳，献出了他们宝贵的青春。他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他们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留给了后人一个又一个的疑点；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定论，探讨过程中互不相让。他们的研究学术性强，专业性深，而一般人是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进入这样的学术堂奥，要全面了解历史并非那么容易。唐朝历史在普通人面前只能似是而非，依稀当年。
历史是极其生动活泼的，是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宝库。人们都希望穿越时间隧道，能够回到过去，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从历史中获得乐趣。如果弄明白了历史刻画下的人类活动轨迹，我们就能了解过去，把握未来。梁启超曾经说过：“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在大众传媒十分发达的时期，如果人民大众了解历史的方式只能是通过几部古装电视剧，那么历史工作者就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一直是人文大国，有着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绵延了几千年，从未中断。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们不但自己要辛勤地在学术园地里耕耘，而且也要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高扬人文价值，普及、推广人文科学知识，为塑造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4年，冯勤先生制定了一个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计划。他认为我们首先应该将历史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疑难问题进行搜集研究，因为这些问题往往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是历史研究的重心。在梳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通俗的语言将这些问题介绍给普通的读者，以增加他们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增强他们学习历史的热情。我有幸接受了其中的隋唐五代的部分，并受冯先生的启发撰写了粗略的提纲，制定了写作计划，组织了写作的班子。
自读研究生以来，我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隋唐五代历史的研究上，先后接受导师程应缪、王永兴、王家范教授的耳提面命，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学生到现在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深感学问之深奥，研究之艰辛和自己肩上责任之重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这是史学工作者最高努力目标，也许在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我可以将前贤先哲的学术成果，用通俗的语言介绍给广大读者，让大家了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了解历史的真实，这或许也算是我在历史研究领域里尽了一份微薄的力量。
周志明先生是我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同学，当年同受程应缪恩师的指导，这次与我共同负责本书的编著，从条目的选定，到文稿的修改，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有赵航、杨英姿、毛慧君、张洁、张丽、黄满仙、张祎皎、史轰等。这些作者，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是我和其他老师带的研究生，都对隋唐五代历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这次承蒙他们的帮忙，内心无限感激。我和周志明分头阅读、润色了全部文稿，对全书的体例作了统一协调。此外，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马学强教授、华东师大古籍所戴扬本博士、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郑春生副研究馆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汤勤福教授和俞钢教授的指导，黄颖、王一士、高凤琴、陈玉萍、鄢秋兰、黄正清、姚惠敏等同志在资料的搜集、查找和复印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还望读者多多包涵。如果说书中存在着什么问题，责任全在我们两位主编。另外，本书所采用的个别图片，由于无法与原拍摄者取得联系，因此请见到此书的原图作者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奉上薄酬聊表心意。
张剑光
于上海师范大学科技园
几枚同心结 隋文帝死因之谜
隋文帝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一个极有政治魄力的君主。他的最后人生历程引起了人们极大好奇，因为一些史书记载他的死亡十分离奇，多年来成了诸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事实上，隋文帝的死是一件至今没有定论的公案，很难说得清楚。
隋文帝杨坚像 隋文帝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实现第二次大统一的关键人物，有人认为是可以和秦始皇、宋太祖、元世祖相并列的政治家。在他执政的时期，他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推行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生产的有力措施。然而隋文帝在皇储问题上的失误直接导致了他最终离奇死亡的结局。
581年，杨坚以后周外戚国丈的身份篡夺了帝位，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文帝共有5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隋文帝登上皇位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后来，文帝将杨勇废为庶人，立善于伪饰的晋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四月，隋文帝得病，七月病重，不久死于仁寿宫。
关于文帝的死，目前学术界大致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之死属于他杀，凶手是他的儿子即隋炀帝杨广。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病重期间，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等因皇帝病重而入宫侍奉，太子杨广也住进宫中的大兴殿。杨广见文帝的病情危在旦夕，就亲手写信给杨素，让杨素密切注意文帝的情况，并询问今后该怎么办。不料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处，文帝看后非常震怒。
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最宠幸的是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宣华夫人陈氏是南朝陈后主的妹妹，人长得很漂亮，号称“江南第一美人”，杨广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当晚，陈夫人在旁侍疾，早晨出来更衣时被杨广撞见。杨广欲对陈夫人无礼，被陈夫人奋力挣脱。当陈夫人衣衫不整、神色慌乱地跑到文帝病榻前时，文帝气愤异常，大骂道：“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盛怒之下命令柳述说：“召我儿。”柳述以为要召杨广，文帝急忙纠正道：“勇也。”大怒中的文帝要重立杨勇为太子，废黜杨广。柳述起草诏敕后让杨素过目，杨素是杨广的心腹，自然不肯召杨勇。杨广马上假传圣旨，命亲信左庶子张衡立即入大宝殿侍候文帝。张衡进入大宝殿，就把宫人和卫士全都赶出殿外。一会儿，张衡出殿宣布文帝已经驾崩。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是张衡杀死了文帝。至于张衡是如何杀死文帝的，史书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大业略记》记载张衡以毒药害死文帝，而《通历》记载张衡“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相似的记载还见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
第二天，杨广即皇帝位，为文帝发丧，并派人以文帝遗诏的名义缢杀杨勇。杨勇的十个儿子，长子被当场毒死，其他九个被流放到岭南后，诏令当地官员把他们全部杀死。
文帝死后，陈夫人惊恐不安，忽然收到杨广派人送来的一个金盒子，用纸封口，上有杨广亲笔书写的封签。陈夫人认为里面必是毒药，非常害怕，不敢启封，在使者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打开盒盖。出乎她的意料，盒内装的原来是几枚同心结。边上的宫人见此都非常高兴，相互庆贺炀帝是不会杀人灭口了。当天夜里，文帝尸骨未寒，杨广就在宫内占有了名分上是他后母的陈夫人。文帝的另一个宠妃容华夫人，不久也被杨广占有。
今天，当我们从史书记载的真实性来看，促使隋炀帝杀害隋文帝的原因是调戏陈夫人不成，这一传说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早在文帝病重之前，想要夺取太子之位的杨广就与陈夫人打过交道，当时他经常送陈夫人“金蛇”、“金驼”一类的贵重物品，其目的自然是让陈夫人在父亲面前替自己说好话。而开皇二十年更换太子，陈氏也“颇有力焉”，说明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政治合作关系。所以，在文帝病危之时，杨广又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陈氏怎么可能开罪杨广呢？基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调戏陈氏一事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性的促发因素，真正导致仁寿四年宫廷政变的原因，是文帝仁寿中的中央政治变动。
在杨广夺取太子之位的进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那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她是杨广夺宫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打击反对杨广势力的主要力量。但是，独孤后却于仁寿二年（602年）去世。她的死，使杨广集团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政治反对派的压力。这些压力，首先来自杨秀和杨谅这两个杨广的弟弟。杨秀“性甚耿介”，对于杨广通过并不光明的手段夺得太子之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杨谅更是以防御突厥入侵为由厉兵袜马，加强自己的军备，“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局面。其次的压力是来自朝臣及州郡牧守的威胁，主要人物包括梁毗、裴肃、柳述等，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杨广的心腹杨素。隋文帝对于梁、裴、柳等人针对杨素的上书和谏言，虽没有尽纳其意，但是的确对杨素日渐疏远了。在慢慢夺去杨素实权的同时，文帝对柳述等人日渐宠信。这样，仁寿中的这些政治变动使得杨广集团曾经有过的优势再度失衡，拥重兵而“阴怀异图”的杨谅，以及被废为庶人的杨勇，都有可能重整旗鼓取杨广而代之，在这种局势下，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太子之位，杨广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另外，有学者认为隋文帝并非是杨广所杀，他是病死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首先对《大业略记》和《通历》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两本史书本身存在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业略记》不但把绯闻案的女主角搞错了，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误作十八日。甚至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但这一点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证据。《通历》也是如此，试想在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怎么可能跑到别室去非礼陈夫人？而且文帝明知杨素是杨广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去召杨勇废杨广？再者，行凶的手段为“拉杀”，且“冤痛之声闻于外”，这样的暗杀也太过于明目张胆了。基于以上种种疑点，加上《大业略记》的作者赵毅为初唐人，在隋末唐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普遍对隋炀帝深恶痛绝，在记述文帝死因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们对隋炀帝的憎恨。《通历》的作者马总生于中唐，他的记载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既然杀文帝时左右没有人，冤痛之声怎么会闻于外？所以，《大业略记》和《通历》似市井流言，不足为凭。
即使是司马光在《通鉴》中引用了《大业略记》的记载，也慎重地注明“今从《隋书》”。至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的记载，也只是宣华夫人的一面之词，并非源于档案材料。北朝隋唐受胡俗影响，存在收纳父妾的风气，再加上如前所述，陈夫人与杨广早有“渊源”，有可能这时两人的感情发展较深，所以陈夫人被调戏一事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除此以外，学者们认为还有许多理由可证明隋文帝并非杨广所杀。自仁寿四年春，文帝已退出政治舞台，这时隋炀帝虽位居太子，实际上已成为摄皇帝。朝廷之事，“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隋炀帝用不着再冒杀父罪名；七月，文帝已病人膏肓，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杨广继位已是时间问题，没有必要再弑其父。况且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对杨广构不成任何威胁；此外，根据文献的记载，自杨广继太子之位起与其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干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再就仁寿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杨广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杨广应该不会愚蠢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发现，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个指控隋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声中，亦没有一人指责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鼓动性的罪状。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上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虽然他曾为隋炀帝夺得太子之位出谋划策，但是到后来由于他反对隋炀帝建造汾阳宫和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中。后来唐高祖李渊认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并赐给他“忠”的字号。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决不会替他平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赖以维持秩序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文帝不是死于他杀，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学者或认为文帝确如史书所说是因病而死，死前作好了后事的安排。也有人认为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亡。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惑于宣华、容华这两位年轻的女人，身体每况愈下。病重期间，文帝才意识到：“如果皇后在，我不会变成这种地步的。”但这一切太晚了，贪恋女色，导致了他的驾崩。
炀帝的死因，最终成为一个历史谜案，供人们去猜测和回味。
（杨英姿）
难道是混血儿 李唐皇室血统之谜
在中国封建制度绵延近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唐帝国达到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顶峰。其海纳百川的开明政策、大胆开放的社会风俗也是前所未见的。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唐皇室带有鲜卑族的血统，使“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才创出了如此空前繁盛的局面。
李唐皇室的血统，因后世所能看到的史料十分有限，故人们的研究颇多争议。李唐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名门，但疑点甚多，不足为信。有人坚信史书所载，认为李唐出自陇西；有人考证资料，推测其出自赵郡衰微支派；也有人认为唐“源流于夷狄”，本就是塞外蛮夷入迁中原之族。但不管李唐先世如何，从李唐女家的血统来看，其为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儿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南北朝到隋朝，正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阶段，胡、汉两族相互杂居，相互通婚，使很多人的血统十分复杂。不管李唐皇室发迹于哪里，混血的嫌疑是很难摆脱的。
刘盼遂先生在《李唐为蕃姓考》一书中反复考证，认为李氏出自拓跋族，其后王桐龄在《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中呼应这种说法。其论据主要有：
李世民曾和僧人法琳谈起自己的祖宗，认为高祖李渊的七世祖是西凉武昭王李暠，法琳听后马上进行了驳斥，说：“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李世民认为自己是出自陇西贵族，想不到遭到法琳的一顿反驳，认为是假冒的，实际上是拓跋氏的后裔。要知道法琳如果乱讲一气是要杀头的，他敢于这样说必然是有可靠证据的。
《隋唐嘉话》卷上谈到单雄信作为王世充一方的大将，作战时与海陵王李元吉相遇，说：“胡儿不缘你，且了竟。”称李世民之子李元吉为胡儿，不会是没有原因的。《旧唐书》说李渊的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李唐的子孙中屡次被人称为胡人，大概是血统中确有胡族的因子。《新唐书·宗室世系表》等记述李渊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李起头之子名“达摩”，而李氏在北魏时的先祖叫李初古拔。这几个名字都不是汉名，带有明显的胡族名字的味道，由此可证明李氏源于胡族。
唐高祖李渊像 李唐皇族中，乱伦之事不断出现，这在汉族人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李世民玄武门政变之后，纳其弟元吉妃杨氏为己妃；李世民驾崩后，其子高宗李治也以李世民的才人武则天为自己的皇后；高宗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也有夺子之妻的淫乱行为。这些事加在一起，与吐谷浑、乌桓、鲜卑、突厥等少数民族的“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诸嫂”的习俗完全一致，故后人朱熹在《朱子语类》说：“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认为唐朝皇室本是出自于胡族，所以婚姻上的混乱是十分正常的。
此外，李氏家族往往与胡姓通婚。如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是长孙氏；唐高祖李渊的皇后是窦氏，窦姓是魏孝文帝改胡姓纥豆陵而得来的；李渊的父亲李昞之妻是独孤氏。三代人的母亲均为胡姓，看来李氏绝非汉族。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先世本为汉族，但不是出自于陇西的贵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广阿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居，乃一较晚之事实也。”
李唐皇室自称出自陇西，家于武川，乃西凉武昭王李暠之后。根据唐皇室自称之世系，可知李暠有子歆、飛。歆生重耳，重耳生熙。飛生宝，宝生沖。李熙与李沖为同一曾祖的兄弟，血统十分接近。魏太和年间，李沖宗族十分显贵，当时世家无人能比。“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陇西李）宝等为冠”。可见，李宝、李沖一系为陇西显贵之望族。但他们并不承认李熙一族是同宗兄弟，其原因何在？且李熙一族留家武川，乃丰沛旧门，与李沖显贵之族似乎毫无关联。很多人认为李唐皇室的世系是假冒的。
南北朝时，庶姓冒充士族已成风气，李唐皇室为抬高自己，攀附关内显贵之族也不足为怪。那么，李唐皇室若不是陇西李暠后裔，又是出自哪里的呢？
考察诸多记载李唐世系的史料，大略知其自称宗室谱系。西凉后主李歆有八个儿子：勖、绍、重耳、弘之、崇明、崇产、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顺，因亡国而南逃至宋，做了汝南太守。后来又从南回北，做了后魏的恒农太守。重耳生李熙（即献祖宣皇帝），是后魏金门镇将。李熙生李天赐（即懿祖光皇帝）。天赐有三个儿子：李起头，李虎（即太祖），李乞豆。但这些记载时有出入。陈寅恪将这些资料综合分析，从时间、地理、人事各方面来看，李重耳绝不可能做过宋朝的汝南太守。因为追查宋之史料，都不见有其记录。反倒有可能是做魏的汝南太守。李重耳父子的经历与李初古拔、李买得父子的经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天下之事哪有如此巧合？故陈寅恪先生就推断，李重耳乃是李初古拔的假托；李唐可能是李初古拔的后裔。
史书又记载，李熙、李天赐父子共茔而葬。这是族葬的一个特征。陈寅恪根据隆尧唐陵以及《光业寺碑》的碑文，认为隆尧唐陵所在地就是李唐的祖籍。他指出李熙和李天赐父子共茔而葬，就是族葬的一个例证，“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之地，绝无疑义，而唐皇室自称其祖留居武川之说可不攻自破矣”。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可能就是其家世代所居之地。李氏父子葬地原属巨鹿郡，与山东赵郡李氏居住地常山郡相接壤。李虎被封为赵郡公就是这个原因。而在中山国唐县有尧山，南赵郡广河县即李氏父子葬地又有尧台。李虎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可能就是因为中山、巨鹿等地流传的唐尧的传说。照此说来，李唐是出自赵郡李氏。如果真是出自赵郡，那也是华夏名门，又为何要冒充陇西李氏呢？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赵郡李氏的显著支派的活动范围，不出原常山郡。但其衰微支派，有在巨鹿郡内居住的。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唐先世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或者根本就是赵郡李氏的“假冒牌”。因此，在唐初之时，李唐先称出于赵郡，后又改称陇西。诸多改易伪托，皆为掩饰其出身寒微。
另有一些学者也认为，皇帝亲敕修建祖陵、亲诏封祖帝号于象城的历史事实，是证明其祖籍出自于赵郡的最有力证据。如果此地不是皇家祖籍，作为一国之君，绝不会贸然行事，为天下后世所笑。至于把李唐祖籍改为陇西，是从玄宗天宝以后出现的事情，应是后人的伪托，至少在李渊建唐后的120多年间唐宗室庙先祖均未涉及陇西。五代和宋代以后，人们撰写的唐代史籍，大多数是根据李氏自撰的谱牒而写的，所以都伪托陇西李氏。
不过也有人认为李唐的伪托在这之前。宇文泰入关中时，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隋书》里有一段是这样记载的：“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所以李氏是承此风而改其郡望为陇西的。不过这种说法如果成立的话，我们对唐初诸帝在隆尧县修建建初陵和启运陵就无法圆满解释了。
一些人指出，即便李氏确实出自陇西，但从女系母统言之，在李昞娶了独孤氏为妻之后，李氏一族的血液中就有了少数民族的成分。即使在李昞以前，李氏是纯种的汉族，身体里流淌的是高贵显门之血，但其妻独孤氏乃鲜卑贵族无疑。故从李渊起，他的身体里至少有一半是鲜卑族的血统。以后，李昞子李渊娶窦氏，李渊子世民娶长孙氏。窦氏与长孙氏皆为鲜卑贵族。也就是说，鲜卑族的血统在李氏人中的比例一代比一代高。此后李唐皇室中的人，最多不过八分之一的汉人血统。而这八分之一是真是假，是优是劣还无法确定。因此不管李唐皇室如何篡改其祖先事迹，修订《氏族志》，均改变不了其为混血儿的事实。
已故的唐史学者胡如雷先生在他的《李世民传》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较为新颖的观点。他认为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又说：民族是一个历史社会范畴，而不是一个种族生理范畴。既然李氏家族在长期的民族同化过程中已经汉化了，即使他们在唐代还保留某些胡族的习俗和遗风，我们也只能目之为纯粹汉人。更何况李氏自己也不愿承认出自蕃姓。从血统而言，子女的体貌特征可以继承父母双方，且有隔代遗传，既然李氏素与胡姓通婚，状貌类胡有可能来自母系方面，所以不能因此而断定李氏祖先必定是胡族。同时母系的胡姓窦氏、长孙氏等家族早已汉化，到唐代时更不应该把他们当成少数民族了。至于乱伦，毕竟只是唐朝皇族中少数特殊的事例，在唐代近三百年中大多是以遵循正常的人伦规范，何况这种事更多的是来源于剥削阶级的腐朽本性，未必是民族的习惯。他认为南北朝至隋唐间，这是一个胡汉同化的历史阶段，很多历史人物的血统都是很复杂的，并不单纯，李唐帝王始终是以汉族统治者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胡族成分即使有，也没有在任何程度上影响他们的政治生活。
处在隋唐民族融合的时代，要想彻底区分出一个人的血统，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李唐皇室的血统，依然是一个讲不清道不明的历史谜案，仍等待着历史学家们去继续认真的研究。
（张 丽 周志明）
母亲与情人 唐高宗恋母心理之谜
唐高宗李治历来都被一些人看作是昏懦之君，被武则天以媚术迷惑，致使李唐王朝大权旁落。其实在这段历史时期，唐高宗的作用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事实上，高宗之所以会如此迷恋武则天，是由于他的恋母心理，使他对武则天产生了一种似母亲又似情人的感情。
现代心理学证明，儿子有一种强烈地渴望母亲的照料、保护、无处不在的爱和赞许的欲念。这种心理被称之为恋母心理。具体到唐高宗李治，就是指他对其母长孙皇后的依恋和爱恋。那么，长孙皇后在高宗的心里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
长孙皇后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原配夫人，并为其养育了三个儿子。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李治最小，自然最得母亲的宠爱。史称长孙皇后喜好读书，做事必按礼法。对她的公公唐高祖十分孝顺，又贤德宽厚，与后宫众嫔妃皆能融洽相处，待宫中诸王子、公主犹如自己亲生儿一般，因此宫中无不爱戴。在李治幼小的心灵中，母亲是温柔而又慈爱的。
在唐朝创业之初，长孙氏随李世民征战南北，与她的哥哥一样，为唐朝的创建立下了大功。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兄逼父，这和时人的道德行为是不相符合的。关键时刻，是长孙皇后挺身而出，亲慰将士，使军心大振，一举歼灭了李建成、李元吉的势力，使李世民顺利地登上了皇位。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治逐渐感悟到，他的母亲是英明果断、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武则天像 太宗即位后，长孙氏被册封为皇后，母仪天下。她不仅将后宫管理的有条不紊，还积极辅佐太宗，对太宗有极大的影响力。每逢大臣直谏，触怒了太宗，她总会从中调节，力陈谏臣忠君爱国。一次唐太宗退朝后怒气冲天地说要杀“田舍翁”，长孙皇后问是怎么回事。太宗说魏徵总是在上朝的时候侮辱我。长孙皇后听后，马上换上朝服向太宗祝贺，并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是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一番话让太宗顿感欣慰。魏徵能在唐太宗身边多年直谏而不遭贬杀，与长孙皇后对太宗的规劝不无干系。甚至是在长孙皇后病重之时，还不忘国事，劝太宗把被贬的房玄龄召回朝中加以重用：“玄龄事陛下，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洩，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她死后不久，太宗就把房玄龄召回，官复原职。长孙皇后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地帮助着丈夫，即使到了垂危之际还告诫他要“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 。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看着她生前所写的《女则》一书，痛苦道：“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辅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可见，长孙皇后是深谋远虑，参政甚深，对太宗极有影响力的一位富有智慧的女人。李治当时虽然年幼，但也逐渐明白，母亲是一个深谋远虑，有极强的议政、参政能力之人。
可惜，如此温柔慈祥、英明果断的母亲竟然在李治8岁时永远地离他而去了！8岁的孩子，正是享受母爱的年龄，失去母亲使他痛不欲生。“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母亲的早逝给高宗的心灵带来了深重的创伤。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在男人身上，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母亲以及其他照顾他们的女性对他们的情爱，日后出现在记忆里，也是一份重大的力量，指导他们去趋向女人。”对母亲的爱使男孩“总在寻找一个能代替母亲形象的女人，因为这个形象从他最稚嫩的年代开始，早已统辖着他的心灵”。这段话用在李冶身上是极其适合的，因为他的心灵中的确是被他母亲占据了。
勾利军教授认为，之后十多年，李治对母亲的思念更深了，他在潜意识中一直在不断地寻找与母亲相似的女人，直到他遇到了武则天。
李治与武则天初遇时，还只是个年轻的太子。武则天则刚刚入宫，是太宗的才人。当时李治身边并不缺少女人，但武氏的成熟稳健以及她颇似长孙皇后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高宗。很快，武则天就由太宗的后妃变成了高宗的情人。而到永徽年间，高宗在感业寺又见武媚娘时更是感慨万分，相对落泪。此时的武氏历经坎坷，更透露出一种成熟女人的风韵，一种颇似母亲的气息，这强烈地吸引着高宗。
此时的高宗，初登帝位，心请十分压抑。一方面，他懦弱的性格使他无法驾御群臣；另一方面，辅政大臣以长辈自居，时时拿太宗来压他，动辄训导，使得高宗除了点头答应外毫无发言权。太宗虽死，但消失的只是他的肉体，他的余威仍旧压在高宗身上，甚至笼罩着整个朝廷。此时的高宗多么希望能得到母亲的支持和安慰啊！就在这时，武氏再次出现。虽然武氏与长孙皇后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高宗眼里，她们是多么相似啊！
武则天性格刚烈，又有豪气。这在她入宫之初就表现无疑。她在做太宗才人时，曾自告奋勇为太宗驯一匹名叫狮子骢的宝马。此马肥壮暴烈，无人能驯。武氏说只要给她三样东西，她就能驯服此马：“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挝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这种勇武刚烈的性格正是高宗所缺乏的，但又是他最需要的。看来武氏最令高宗倾倒之处就在这里。有了这种气概，高宗就能增强信心，使他在群臣面前挺直腰杆说话。
同时，武氏又是温柔的。史称“武氏巧惠，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美于上”。武氏重回宫后，对当时高宗的皇后王氏“卑辞屈体”，服侍得体贴周到，王皇后对她赞不绝口。她侍奉高宗则更是加倍地温柔体贴，使高宗感受到了如母亲般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武则天当上皇后和参政之后，她在政治上的能力与才华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武氏在太宗身边服侍了12年，却未被其重视。太宗英明睿智，慧眼识天下英才，却偏偏对身边这个相伴数十年的“中国历史上最奇特之人物”视而不见。反倒是他懦弱无能的儿子发现了这个奇女子，并对她依恋终生。是来自高宗心灵深处的对母亲的挚爱，使他发现了这个颇似母亲的女子。对高宗来说，武氏是情人，更是母亲；是妻子，更是得力的助手。有了她，高宗可以摆脱太宗的阴影，可以驾御群臣，可以开创另一个“贞观之治”。事实也证明，武氏的能力并没有让他失望。
李治历来被一些人看成是昏懦之君，被武则天以媚术迷惑，致使李唐王朝大权旁落。在对唐高宗——武则天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中，高宗往往是被研究者忽视的一个人物。如在高宗册封武则天为后一事上，许多学者或立足于武后自身条件和她的主观努力；或着眼于社会环境，强调事件的客观背景，对高宗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却极少有论及。事实上，最先提出立武氏为后的，是高宗；最后拍板决定的，还是高宗。他的恋母心理，使他对比自己年长四岁的武则天产生了一种似母亲又似情人的感情，也给予他力量去与反对者争执，甚至是去求他的舅舅辅政大臣长孙无忌。高宗的恋母心理，在对武则天的依恋中表现无疑。
勾利军教授以女性的眼光细腻地分析了唐高宗的心理活动，为我们展现了高宗和武则天关系的一个特殊之谜，相信会引起许多读者的共呜，促使大家进一步思索。
（张 丽）
年少气盛 唐高宗废立皇后之谜
高宗永徽六年，李治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不久，朝廷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均因为反对废后遭到贬逐或诛戮。对于这一史实，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武则天，认为是她一手策划和导演的，这也恰与武则天一贯毒辣强硬的做法相符合。但是历史往往有着出其不意的地方，那么在这件史事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些容易让人忽略的细节呢？
永徽六年（655年），唐高宗李治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武则天）为皇后。几乎同时，朝廷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均因为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遭到贬逐或诛戮。对于这一史实，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武则天，认为是由她一手策划和导演的。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的记载，武则天于永徽五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扼杀并嫁祸于王皇后。两书说：武昭仪生女后，王皇后十分喜欢这个小孩，有一天特地前去逗她玩。王皇后走后，武昭仪趁无人看见时将小女孩用手扼死，上面盖上被子。高宗到来后，武昭仪假装欢笑依旧，然后掀开被子让高宗看小女孩。被子一掀开，女孩已死，武昭仪大哭。高宗问左右，左右都说王皇后刚来这里不久。高宗非常愤怒，说：“皇后怎么能杀我的女儿！”昭仪于是边哭边数落皇后的不是，而皇后却无法替自己争辩，于是高宗“始有废后意”。但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是只看到事件的表象就下了臆断。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许多史书上都将这件事归结为高宗的“昏懦”。这种说法最早源于《新唐书》，认为高宗“昏懦”而受制于武则天，至死也不知采取点什么措施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后人大多继续这种说法，认为高宗是个亡国的昏君，才会任武氏摆布。但是，只要我们全面仔细分析一些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有学者指出，高宗在继承帝位之后，继续遵循太宗的各项政策，“表现得颇为能干”。他在继位之初就鼓励臣下进谏，基本上能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资治通鉴》称永徽年间的政事“有贞观之遗风”，是对高宗能力最有力的肯定。高宗的政事才能还表现在赏罚分明上。高宗的叔叔滕王李元婴和高宗的哥哥蒋王李恽肆意搜刮民财，高宗在赏赐诸王布帛时，惟独不赏赐滕王和蒋王，说他们“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布两车以为钱贯”。使二王颇感惭愧。高宗处事十分果断。永徽三年，他及时平息了吴王恪及高阳公主、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叛变。
高宗在位约34年，其间的前14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政绩。他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包括继续施行均田制，令长孙无忌等修成《唐律疏议》，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保持了国力强盛，加强与友邦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永徽年间，高宗遣将打败了东突厥，并分置单于、瀚海两都护府。显庆二年（657年）灭西突厥。与此同时在与北方、西南方、南方、东北的各少数民族的战役中也屡屡获胜，南方的邻国林邑（今越南中部）也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在向上发展，户口的数字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