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说法也有个问题，即李白出生于武则天的大足元年（701年），而李阳冰序和范传正碑等文献却载明李白的父亲是在神龙之始（705年）才归蜀的，李白不可能先于其父入蜀的时间出生在那里。为了弥补这种时间上的问题，有人经过考证认为李白的父亲是在武则天神功之始（697年）入蜀的，四年后的大足元年李白出生于剑南道绵州昌明县青莲乡。将“神龙”改成“神功”，是这里的一个关键。
然而，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却展开了一场大型的关于李白出生地的争论。这次争论是从1926年5月开始的。当时《晨报副刊》发表李宜深的《李白底籍贯与生地》一文，作者沿袭清代学者王琦的说法，通过对李白生卒年月的考证，断定太白不是生于四川，而生于西域碎叶城，但未说明碎叶城的详细位置所在。这是最早正式提出的生于西域说。之后，陈寅恪、胡怀琛、幽谷等也都相继发表文章，赞同这一观点。不过，对于具体的地点，看法却是各异，有的认为是在“碎叶”；有的认为是在“呾逻城”，具体位置在素叶（即中亚碎叶）之西850里处。
1971年，郭沫若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根据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即《大唐西域记》中的素叶水城），其位置在今苏联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同时指出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说的条支是区域大专名，碎叶是城镇小专名，碎叶属于条支都督府。这就把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所说统一了起来。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郭沫若又对自己的立论和唐代文献记载的矛盾作了说明。他认为“碎叶在唐代有两处：其一即中亚碎叶，又其一为焉耆碎叶。”从筑城年代来看，李白出生的碎叶只能是中亚碎叶，而不可能是焉耆碎叶。郭沫若的“中亚碎叶说”提出后，得到了众多人士的响应，不少人撰文肯定和补充这一论点。郭说影响很大，一时几成定论。
后代一些文学史都主张李白出生于碎叶，如乔象锺、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均持这种观点。
有人认为李白是生于焉耆碎叶。他们从《新唐书·地理志》等记载，认为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即今新疆境内博斯腾湖畔的库尔勒和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郭沫若认为中亚碎叶属条支都督府，从李白的《战城南》诗中所叙“条支”、“葱河”、“天山”等地点推测，唐代西域十六都督府之一的条支都督府的地望，并不是汉代的条支国，而是与葱河、天山等地接壤的哈萨克斯坦一带。不过一些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焉耆碎叶城在高宗调露元年（679年）王方翼筑城前已经存在，而且是焉耆都督府的治所，因而不能排除李白出生于此地的可能性。至于中亚碎叶属濛都护府管辖，与条支都督府没有关系。李白《战城南》诗中的“条支海”，当时西海或蒲昌海，而焉耆紧靠西海，因而条支地望当包括焉耆碎叶。中亚碎叶城毁于天宝七年（748年），范传正撰写碑文时肯定会向人们作出说明，不可能向世人去讲述一个已经毁弃了50多年的地方，而且无视焉耆碎叶的存在。
还有一种说法，主要源出于元稹误解杜甫“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之句意，而在《杜君墓志铭》中径称“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见称”。其后《旧唐书·李白传》、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卷2等均以为太白是山东人。《旧唐书》还说李白“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隐于租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很多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认为李白的父亲是否做过任城尉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说明。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29中说：“李白，蜀人，非今山东人也。山东李白之说，出于杜诗，云山东者，乃当时关东海称，意白时正寓关东故耳。旧史传白，不书郡望，援杜句直书为山东人，史例之变，然实非以其尝家任城而云山东也。”后代的一些方志因为不明白唐代的山东与元代以后山东的区别，都把李白拉进了山东省，这是误拉关系。
陈寅恪先生认为李白诡称是陇西李氏，但又称李阳冰为从叔。李阳冰为赵郡李氏，所以李白同时代人以及后来之人也就以山东人称李白了，主要是指他出于赵郡李氏。其实山东不是唐代的州县名，如果依当时称郡望惯例，当作赵郡人。
近年来，有关李白出生地问题的讨论更加细致深入。除了对以上几种看法进行继续探讨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有的认为“李白是生于条支”，他们认为唐代条支的地点是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今之加兹尼”。这些学者从李白的一些诗作如《江西送友人之罗浮》、《赠崔恣议》等中进行挖掘探讨，认为诗中描写的一些景象，都说明李白是诞生在条支的。如前诗中的“乡关”当属安西大都护府，而“登高望浮云，仿佛如旧丘。日从海旁没，水向天边流”的奇特景象，与条支的地理环境十分吻合。有人说，条支都督府与西天竺的印度河流域接壤，那里盛产青莲花。李自幼年是有机会亲眼看见莲花的，所以后来李白自号青莲居士，这可以是出于对自己的出生地及童年生活的追忆和眷恋。
对于李白的出生之地，学者们各抒己见，可以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定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确切的结论。
（毛慧君）
胡汉一家亲 李白家世之谜
李白，这位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我国民间流传着他的种种神奇传说，关于他的身世、家庭异说纷纭，成了聚讼不休的一大疑案。疑问之下还是要问：李白是汉人吗？
在中国古代众多诗人中，没有一个人的身世像李白那样出现如此紊乱的说法。传说李白相貌长得特殊，“眸子炯然，哆如饿虎”，具有西域胡人的特征，而且其先世曾在西域生活，很多人提出了李白是否是汉人的疑问。根据李白自己的诗文自叙，和李白从叔李阳冰的《草堂集序》、李白好友之子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及后人的研究，可得出几种说法，其中有汉人说、胡人说和胡化汉人之说最为人们所重视。
造成这诸多说法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李白的一生，到处流浪，四海为家，如此便容易使人形成错误的判断。其次，李白的祖先曾在西域生活，李白的出生地也有是否在西域的争论，因此关于李白的家世就形成了众多说法，一千多年来竟无定论。
李白 一种说法认为李白的确是汉人。不过这种说法又有李白是李唐宗室说和非宗室说两种观点。
李白本人在自己的著述中曾有过一些透露，《与韩荆州书》中说：“白本陇西布衣，流落楚汉。”《上安州裴长史书》谈到：“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虽然这些自述语焉不详，很难从中了解到李白的家世渊源究竟如何，但李白说自己是汉人的后代是没有问题的。在《赠张相镐二首》中，李白又写道：“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这里他只提及远祖，而不言近代。说到其祖先曾“遭沮渠蒙逊难”，实际指凉武昭王李暠之子李歆被沮渠逊难打败而死一事，这个祖先从辈份上推的话不知要有几代了。这样，从李白的自述中，我们是很难了解清他的家世状况究竟怎样。
李白从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这样写道；“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其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李白好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中说：“公名白，字太自，其先陇西成纪人。绝嗣之家，难求谱牒。公之孙女搜于箱箧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数行，纸坏字缺，不能详备，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姓与名，故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辅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从上述两段介绍中，我们可初步得出结论，李白乃陇西成纪人。他是凉武昭王暠九世孙。其先世不知是什么原因逃到了碎叶，武则天时期才回到蜀地。显然可以很明确地说李白是汉人。以俞平伯为首的一些学者便持这一观点。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李白究竟是否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因为如果说李白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那么他自然就应该是唐玄宗的族祖。唐玄宗在天宝元年曾下过诏书昭告天下，准许李暠的子孙“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意思是凡李暠子孙后代的都可以登记进皇族的户口，这在当时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然而，据史书的记载，李白一家却并没有前去登记入册。直至后来，李白进了翰林院，多次见到了唐玄宗，也没有直接向皇上提及此事。即使到了李白晚年，他的处境甚为艰难潦倒之时，他内心希冀托人推荐的心情十分紧急迫切，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有这一档子家世。仅这一点就十分令人怀疑。为什么李白生前不敢将自己的家世明言告知众人或者写成文字文献，而只在死后让别人为之公布于众呢？
后来，又有人根据李白的“家本陇西人，先为汉边将”等诸如此类的诗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李白是“飞将军”李广的第27代孙，属于西汉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一系的后裔，可李白在生前却只亲口承认其远祖是李广，而否认与李陵、李贤等人的关系。
也有许多人认为，李白的祖先为汉人但非李唐宗室，李白的先世应为久居西域的汉人，本非李姓，潜归蜀中后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才更改姓名，假冒李暠的后代。
有人推测李白与李唐宗室有关系。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李白先世是汉代飞将军李广之后，世为当代著姓。因为沮渠蒙逊灭西凉，所以他们这一支逃到西域了，远离江南，以官寓家，散处四方。李白的确是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李暠的子孙除李虎、李渊一支外，其他的在后魏和周隋之间可能有人是比较显达的。李虎有兄名起头，生子达摩，其后无闻。达摩后一代，即李渊从兄弟的辈份。李白的先世在隋末以罪徙西域，而达摩的后代恰巧在这一时期失踪了，虽不可以决定李白的先世即为达摩之后，但不妨可作这样的推测。
近年来，台湾一位学者根据自己的分析，认为李白是李世民的曾侄孙。他认为李白是李广、李暠的后代，因其先人曾经罪遭贬谪的事实，推断出李白先人犯的罪很可能牵涉一场“宗室恩怨”——“玄武门之变”，他的曾祖父可能就是李世民的哥哥或弟弟的其中一个。不过，这些推断，也只是一家之言，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以期得到可靠文献资料来验明正身。
然而，要探讨李白的家世，就必须对他父亲的情况作深入的了解。他父亲李客究竟因何原因“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如是国破家亡，出奔异域，那么老早就应该返回原籍；假如是因为触犯刑律，流放远方，那么时隔百余年，也用不着再多此一举，“潜归广汉”。总而言之，李白的祖先无论是因国破家亡，还是触犯刑律，都不能构成“逃归于蜀”或“潜还广汉”的真正原因，不能促使李白的父亲“逃归”、“潜还”，跑到偏僻荒芜的大巴山中。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李白对自己的家世闪烁其辞，以至于后人无法真正了解这位大诗人身世的来龙去脉。
近人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林林总总的分析，有人从清人王琦编著的《李白年谱》中提到的《杜诗补遗》与范传正的《唐左抬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拿来相互比照，以及“浦其邑”一语在《周易讼卦》中的原意等方面进行分析、推论，认为李白父亲李客的“逃归”、“潜还”，很可能是与“任侠”、“避仇”有关，李白的父亲作为一名侠士扶贫济弱，得罪了不少权贵，抑或为了避开仇家的追杀而隐居巴蜀。正因为这样，他只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和名”。而他的亲友在提到他们的家世籍贯时，也只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一律使用托辞和曲笔了。
如果这种推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关于李白家世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便可梳理清楚。李白在他的诗文中，对妻子、对儿女、对兄弟、对朋友都曾多次提及，且专门有诗寄赠他们，多次表现了他的深切情意，而唯独对他父亲却讳莫如深，李白这位“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只能私下和朋友谈谈自己的显赫家世，而不敢公开形诸文字，更不敢到朝廷上去登记户籍，这都与他父亲的经历和处境紧密关联。他父亲李客或是一位劫富济贫或替人伸冤的侠客，某日由于触犯了当权者，不得不避居于穷乡僻壤，隐姓埋名起来，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终其一生。而我们从李白的诗文，以及他的所言所行中，也仿佛看到了它们闪烁着李白父亲的这种气质。我们的学者若从这一点再进一步深入寻根问底，也许可以找到李白家世的真正谜底。
然而我们在探讨李白的先世种族时，难以避开的一个问题是，李白的先世无论怎么说一定与西域有关。这样就引出了第二种说法，认为李白不是汉族人，而是一个胡人。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令人有些出乎意料。
陈寅恪认为李白的父亲本是西域的胡人，直至到了蜀地之后才改姓氏为李。他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中，阐述了自己观点的来龙去脉。他指出，条支直到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平定焉耆，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平定贺鲁之后，才隶属中国政治势力范围，始可成为窜谪罪人之地。如果李白的先人在杨隋末年就窜谪到这么远的地方，一定不是当日情势所应该有的事实。之所以要诡称是隋末，恐怕主要是文饰他是凉武昭王的后裔，但他又为什么不能编入宗室属籍呢？他认为李白生在西域，5岁以后才迁居蜀汉，至中国后方改姓为李氏。他的父亲之所以名客，主要是西域人的名字在华夏不通用，因而“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其实不是自称的本名。蜀汉之地在六朝隋唐时期为一个西胡行商的区域，所以李客或为商胡，入蜀后以丰裕的财产成为豪族。
此后有学者明确指出李白是胡人，“白之家世或本商胡”。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先生也认为，李白一家本是西域一族。近年来李家烈先生不仅重申了陈寅恪、松浦友久的观点，而且走得更远，认为李白不是汉人，亦非边疆民族，而是地地道道的“老外”。他给出的理由是：其一，李白与汉族儒家文化相抵牾，没有丝毫汉族的“夷夏之防”；其二，李白在自述家世时，有意掩饰外国籍贯；其三，李白通晓外语；其四，李白外貌奇异，是身高1.9米的高鼻蓝眼人。此种说法，言之凿凿，使人将信非信。
但很多人认为说李白是胡人毕竟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对上述观点的一些论证进行了反驳。有人说，古时凡汉民族迁居外域，便称为窜谪或降居，所以李白先世移居西域，并非因罪窜谪，更何况李白先世窜谪的时间也不一定是在隋末。李白先世有可能原本不姓李，但不一定就是胡人，而且去蜀前一度隐易了的姓，仍有可能就是李姓。李白的父亲名客，也可指外地去蜀的汉人，因而在尚无称李客为胡客的佐证之前，不能轻易就下结论。李白先世可能与李唐宗室有纠葛，至唐玄宗时由于旧隙未消，所以才不能入宗正寺的属籍。李白懂西域语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汉族人只要其家世与西域有一点关联，能言月氏语和懂夷礼并不困难。李白的相貌虽像胡人，但汉人中相貌具有胡人特征的也不少见，两者没有必然关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李白的先世曾经寓居在呾逻城（条支）的南面十余里处，是突厥化了的中国人。他们认为李白的先世既不是胡人，也不是汉人，而是汉之苗裔、胡之身躯的中原和北地的混血儿。李白是西汉李广嫡孙李陵的后代，是道地的汉人后裔。早在汉武帝时，李陵败降匈奴，其在中原的家小被斩尽杀绝，但李陵身居胡地时又妻胡女，子孙依胡俗改姓拓跋氏。至隋末，他的后裔蒙难又被流放到西域。李白的先世属于这一支，带有胡族的血统也就顺理成章了。
胡怀琛先生也认为李白的容貌和古书中讲的碧眼胡僧差不多，李白的母亲有可能不是中原地方的人。李白有一个儿子叫明月奴，还有一个儿子叫颇黎，两人都不像是中原人命名的习惯，疑是突厥化的产物。
虽然关于李白家世的说法至今无法统一起来，但这不影响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时代，胡汉交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不管李白是不是汉人，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毛慧君 周志明）
捉月骑鲸 李白死因之谜
关于李白的传说故事，纷纷扰扰，渊源流传，特别是围绕他的死因，人们更是展开了想像的翅膀，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版本。几乎每种说法都可以编织出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让你似信非信。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贫病交困的李白来到安徽南部的当涂，投靠在那里任县令的从叔李阳冰。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这颗诗坛上的巨星陨落了，享年62岁。李白是怎么死的？后人的看法各不相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有人认为李白是死于“腐胁疾”，也就是说是因病而死的，有人认为与李白长年喜爱饮酒有关，有人认为是死于“揽月落水”，即不幸落水而死的。
认为李白因病而卒，最早见于李阳冰为李白诗结集写的《草堂集》的序言。受其影响，以后的碑碣著述多持此说。李白死后29年写成的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君名白，天宝初诏令归山，偶游至此，以疾终，因葬于此。全白幼则以诗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墓将毁，追想音容，悲不能止。”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说：“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宁审乎寿终百年。”李白晚年嗜酒狂饮，因为酒醉而发病致命的可能性极大。晚唐诗人皮日休在《七爱诗》中有《李翰林诗》也说：“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这就明确无误地说李白不断喝酒，最后得病，他的灵魂是带着醉意升天的。有人认为这里皮氏是说李白因醉得病，似不确切，皮日休并没有说病是因醉酒导致的。
李白墓 郭沫若早年谙于医道，所以他认为李白61岁时曾游金陵，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李光弼东镇临准，李白曾决计从军，行至金陵发病，半途而返。此为“腐胁疾”之初期，估计当为脓胸症。之后，在他62岁那年，于当涂养病。因为脓胸症开始慢性化，并向胸壁穿孔，故而成为“腐胁疾”。十一月，便卒于当涂。
有人认为李白是溺死的。这种观点最早见于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宋代洪迈的《容斋五笔》也采用了类似记载，不过在前面加上了“世俗言”三字。所谓“世俗言”者，就是说民间是这样传说的。
有关专家研究后提出，李白追求浪漫而致死的民间传说，并不是在王定保或洪迈记述之时才有，在李白去世后不久便已经广为流传了。元朝王伯成的《李太白流夜郎》杂剧中有李白入水中，最后为龙王迎去之说。虽然杂剧可以虚构，并不等于现实，但对李白的死因，抹上了一层浪漫神奇的色泽。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也说李白“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这些记载，一方面证明李白的溺死说在文人士大夫和民间广为流传；一方面却均未脱离这样一个过程：李白披锦袍乘月船——在采石江面饮酒致醉——俯身以手捉弄江水中的月影——翻身落水———溺死。这一过程具有很美的诗情画意，且不论这种写意的故事是否属实，但落水而死是统一的。可见，“溺水说”比“病死说”的资料丰赡多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过也有许多人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如刘大杰等文学史家们均以无可置疑的肯定口吻说：“（李白）62岁，以腐胁疾死于当涂……说他落水捉月而死，那是不可信的。”他们所谓李白之死的“谜”，似乎并不存在。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尽管记述溺水主要是稗官野史，但并不全是毫无价值的无稽之谈。因李白一生浪迹江湖，热爱自然，他的诗有许多是关于饮酒赏月的。诗人把美酒看成是自己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把美月看成是高尚皎洁的象征。他举杯对望明月，俯首回看现实，竟然发现自己已是创痛巨深，贫病交加，一切美好向往都—一幻灭了。这样一个傲岸不羁，意欲驰骋于天地之外的诗人，最终落到如此潦倒的田地，那是他无法忍受的事实。严酷的现实，逼得他几乎发狂。李白在《笑歌行》和《悲歌行》里，十分清楚地描摹了自己哭哭啼啼的狂态。一个处于半疯狂状态的人“醉而落水”，人们自然会充满同情。
一些人对李白的溺水还加上了神化的色彩，有“捉月骑鲸”的说法。从现在的记录来看，最早提出的是宋人。有梅尧臣《采石月下赠功甫》：“不必暴落飢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李纲《读四家诗选》；“神游八极表，捉月初不死。”这是人们不愿接受李白溺水的最后结局，宁愿相信这位天下谪仙人是跨鲸背而仙游羽化了，这是人们美好的寄托和意愿。
两《唐书》关于李白的死是怎样记载的呢？遗憾的是在提到李白之死的时候，两书并没有明确肯定他的死因。既没有说是“腐胁疾”致死，也没有说“因醉如水中捉月而死”。唐代项斯《经李白墓》提出李白是“醉死此江边”，《旧唐书》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说李白是因饮酒过度醉死宣城。这样提出了第三种李白是醉死的观点。清代王琦评论《旧唐书》的这段记载说：“岂古不吊溺，故史氏为白讳耶？抑小说多妄而诗人好奇，姑假以发新意耶？”他认为“醉死”的观点，可能是古人为了避讳“病死”，而“溺死”可能是小说家们为了好奇发的新意，但这几种观点却无法断定哪一种是准确的。
专家们认为李白一生，流离坎坷，经历奇特。他才气横溢，却命运多舛，既爱洒、爱月和爱狂，又傲视权贵。到了晚年，穷极悲苦，又不甘寂寞，时时感叹自己愤怒不平的一生。虽胸怀大鹏之志，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接受命运的捉弄，竟日日以酒相伴，呼朋买醉，可惜的是最后竟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晚年他酒越喝越多，举杯浇愁至病入膏盲，不可救药。从其主要死因来说，是因为长年累月饮酒过度造成了身体衰竭而死。
李白一生嗜酒成性，诗作中一股股浓浓酒香袭人而来，加上有“抗议金銮反见仇，一杯蝉蜕此江头，当时醉寻波间月，今作寒光万里流”的传说，李自的死因恐怕只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谜了。
（毛慧君）
客死江舟 杜甫死因之谜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被公认为“诗史”。他的一生，经历着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是唐朝由开元盛世转入动荡衰败的大时代。杜甫不是一个超越世外的隐士，而是一个深入社会深入生活的实践者。杜甫在59岁那年去世，关于他的死，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杜甫像 唐代大诗人杜甫、字子美，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杜家到杜甫出生后，已经家道中落，杜甫自己说，他少小多病，贫穷好学，奠定了学问基础。他虽贫穷多病，志气却很不小，杜甫觉得谪居家园很难施展胸中的抱负，成年后便游历全国。他的诸多作品都反映了对国土的赞美和对人民困苦生活的关注。
杜甫一生历经漂泊。代宗永泰元年，当他54岁的时候，想安定下来，却失掉了好友严武，同时也失去了生活的凭藉。于是，他继续漂泊流浪，在59岁那年去世。关于杜甫究竟死于何因，有着诸多不同说法。自唐中叶以来，关于杜甫死因的说法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啖牛肉白酒醉饱而死”，一是“溺水而死”，一是“因病而死”。
根据《旧唐书·杜甫传》的记载：“永泰二年（此时间有误，应是大历五年），（杜甫）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新唐书》本传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大历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由此可见，杜甫食牛肉白酒，一日暴死，这种说法的史料来源十分正宗。
但是，吃喝了牛肉白酒怎样会致人于死地呢？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的猜测。从史源上说，早在两《唐书》成书之前，就有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的相关部分有了这样的记载：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杜甫客居耒阳，游岳词，大水遽至，十多天没有东西吃。县令用船将杜甫接回来，并且送给他牛炙白酒。杜甫一见，“饮过多，一夕而卒”。可见，此后的两《唐书》均沿用了此说，只是没有清楚表明牛肉白酒是怎样致杜甫于死地的。而郑处诲就说得详细明了，杜甫是因为吃得太多太快，腹胀而死。之后研究杜甫的人，很多同意郑的说法。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于杜甫的死因也曾作过专门论述，他认为杜甫的确是死于食牛肉白酒，不过不是“夭死”，而是因为中毒。郭沫若的分析看来还是比较科学中肯的，他认为，当时杜甫正因为大水而阻隔在耒阳这个地方，时值酷暑天气，当地的县官聂某命人送来了牛肉与白酒，杜甫并没有一次将它们吃完，于是剩下来的由于冷藏得不好而腐败了。我们知道，腐肉是有毒的，特别在是腐败后24至28小时毒性最烈，能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杜甫在食物腐败之后再食，加上当时他年老体弱又多病缠身，喝下的白酒加速使得腐肉毒素在血液中的循环，因此吃腐肉饮白酒中毒而死是说得通的。
成都的杜甫草堂 有人认为杜甫在大历五年先后于夏天和冬天两次为水所阻。第一次困于耒阳方田驿，脱险后食县令馈赠的牛炙白酒，并没有大醉，更没有中毒而死，因为之后他写的《赠聂耒阳》纪事长诗，要是死了，就不会有此诗了。第二次是“漂寓湘潭”之后，即在冬天回棹南进，再度来到耒阳县，县令又送来了牛炙白酒，因饥肠辘辘吃得过多，就死于暴饮暴食诱发的急性胰腺炎。在当时来说，此病一得即死。
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说大历五年夏天之后杜甫还有六七首诗如《回棹》、《长沙送李十一》、《风雨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旧友》等，难于把这些作品都说成是伪作。而且这种说法比较晚，还是应该以杜甫之孙邀请元稹写作的《杜君墓志铭》为最可靠。
有人认为杜甫是溺死的，最早见于唐人李观的《杜甫补遗》。这部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甫往耒阳，聂令不礼。一日，过江上洲中，醉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为惊湍漂没，其尸不知落于何处。自玄宗还南内，思子美，诏天下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牛肉白酒胀夭而死，葬于此矣！’”对于这种观点，很多人认为并不可信，后世研究杜甫的名家如王得臣、黄鹤、邓昂、钱谦益等纷纷为之辩诬。从实际来看，后人的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玄宗死于宝应元年（762年），他怎么可能在大历五年（770年）去思念杜子美呢？
与这种讲法相近的是杜甫自沉而死说。伪托了韩愈的《题杜子美坟》认为杜甫是与屈原一样怀沙自沉的。因为这样一来，“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便同归一水了。不过，这一想像没有任何根据，根本不值得深究。
较多的研究者坚持杜甫病死湘江舟中的观点，他们对于有关杜甫死因的种种不同记载与传说作了辩驳，对病死说作过一番详细而似乎合情合理的解释。
杜甫草堂 时值大历五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于夜间放火作乱，杀死湖南观察使兼潭州刺史崔瓘。其时在潭州贫病交加的杜甫携家眷慌忙出逃，准备溯郴水投奔在郴州任上的舅舅崔伟。不料在行至耒阳县方田驿时，突然遇到江水大涨，无法行舟，只得停泊于驿中。由于没有准备食物，杜甫好几天里得不到任何吃的东西。耒阳县令聂氏闻此讯息，立即差人为杜甫送去丰厚的食物，并且修书一封邀请杜甫到县衙去。杜甫作诗感谢，诗题：“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后因为水势持续不退，诗词自不能送达聂令处，杜甫也只好掉头顺水回衡州去了。大水退去后，聂令再次派人在江面上寻找杜甫所在的船只，却不见踪迹，便立即断定杜甫葬身大水，遂命令手下在耒阳县的北部建一衣冠墓，以纪念这位闻名于世的伟大诗人。后来因为有了《明皇杂录》、《杜传补遗》、新旧《唐书》的记载，所以产生了杜甫啖牛肉白酒而死、溺死等传说。但是，他们的记载毕竟没有杜甫本人诗句和杜氏子孙处理先人丧事经过的事实来得更加真实确切，可信度不高。
杜甫回到衡州后，仅是略作停留，便沿江而下。过洞庭湖时，他书有《过洞庭湖》诗：“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诗中“南风正”、“回樯”等字眼，恰证明了杜甫从上游而下的情景。由于杜甫一秋一冬居于舱内，风痹病日益加剧，最后卧病舟中。这时偏偏天不怜人，杜甫的幼女夭亡，于是在他写出了一首长诗《分疾舟中伏枕书怀奉呈湖南亲友》后，这位伟大的诗人便溘然长逝。
一些研究杜甫的学者提出，如果说杜甫在耒阳殁于牛肉白酒，那么这些杜诗中所记述的事实又该作何解释？杜甫死后，他的家人甚至连安葬他的钱财也没有，只好旅殡于岳阳。直到43年之后，才由杜甫孙杜嗣业始从岳阳把杜甫的遗体运到了河南偃师，葬于首阳山杜审言的墓旁。杜嗣业还拜请了元稹为杜甫作墓志铭，铭文中有“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的句子，这也可以作为杜甫病死湘江舟中的有力证据。
也有人对杜甫究竟得了什么病有不同意见，从医学角度分析了杜甫的生活经历及晚年的健康状况，认为杜甫真正的死因是糖尿病。这种观点是用的现代的医学知识来研究古人的病情，是一种比较崭新的说法。
杜甫到底是病死湘江舟中，还是殁于牛肉白酒或者葬身郴水，各种说法均言之凿凿，尚不能最后下定论，还有待研究者们作更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与上述问题相连的一个谜案是杜甫死后葬在何处？由于对杜甫死因的看法不一致，杜甫的葬处也有较大的不同。
郑处晦《明皇杂录》及两《唐书》记载杜甫吃了牛炙白酒，死于衡州耒阳。根据当地的方志记载，杜甫墓在县城北一公里的耒江畔。此墓在南宋理宗景定年间重建，明朝时又再次修筑。不过有人提出，其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为了实现祖父迁葬祖茔的遗愿，将杜甫的墓迁到了河南偃师，耒阳实际上仅仅是当时的一个权厝家。
杜甫草堂 有人指出，根据元稹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以及后代的《湖南通志》、《巴陵县志》、《平江县志》等明清文献，认为杜甫在耒阳死后，杜甫子杜宗武并没有继续南下，而是举家移居岳州（今湖南岳阳），并将权葬于耒阳的杜甫灵柩迁到岳州。元稹的《墓志铭》上说的“旅殡岳阳”，就是指当时的坟墓在岳阳，后来迁到了北方。
那么在岳阳今天能够找到杜甫曾经葬过一段时间的痕迹吗？地面上，当地人搜寻了很长时间，并没有见到明确的标识。后来人们在《平江县志》中找到了线索，发现今汨罗江畔的平江县小田村有杜甫墓，还有杜甫的后裔继续生活在那里。平江县在唐代称昌江，隶属于岳州，“旅殡岳阳”就是指当时葬在平江县。一些人提出，杜甫死后，子杜宗武贫困无力迁葬，也在平江病逝。这样杜甫长子、长孙这一支不得不留在平江，为祖宗守墓地。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杜嗣业将杜甫安葬于河南首阳山下，这是杜甫最后的归宿地。杜甫墓现在河南巩义市老城西北的邙岭上。清乾隆年间，杜甫墓被村民的麦地包围，越缩越小，但县令朱续志想办法找到了墓的所在地，造茔树碑以示纪念。今天的墓地坐北朝南，杜甫长子、次子的墓也在近旁，形似覆斗，高10米，周长72米。
不同意者认为杜甫灵柩其实并没有迁葬。清朝同治间，有位叫张岳龄的老学究在实地考察偃师后，写了一篇《杜工部墓辨》的文章，认为偃师没有杜甫墓，也没有杜氏的后裔。杜宗武、杜嗣业一支一直在平江为杜甫祭守墓地，所以他们与杜甫一起葬在了平江，并没有归葬偃师。平江现有杜氏的后裔，其实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说明。
今天，考证出杜甫的墓到底是在耒阳、平江还是偃师，其实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不管是真真假假，只要能表达出后人对杜甫的一点纪念之情就可以了。不过就学术而言，搞清这个问题仍是具有较大意义的，而且我们相信学术界早晚会对这个问题探究清楚的。
（毛慧君 周志明）
伤感者的微弱吟唱 李贺病态人格之谜
李贺出生于一个旁支远裔、家境破落的宗室之家。在他生活的年代，仕进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考取进士是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但李贺因避家讳，不能举进士，这对才华出众又极为自负的李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打击。李贺的一生有太多不幸与磨难，内外种种压力，使他的人格变得病态、扭曲。有人认为病态的人格导致他诗歌的感伤，而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感伤正是他病态人格的反映。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这位郑王李亮，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贺父名晋肃，官至陕县令，很早就死了。李贺的出生地在福昌的昌谷，所以也有人叫他李昌谷。元和二年（807年），李家搬迁至洛阳。元和十一年，卒于故家。
李贺才名早著，贞元末年已蜚声诗坛，有“鬼才”、“诗鬼”的称号。他的诗歌或表现对藩镇割据的痛恨，或对朝廷频繁的赞颂，或反映社会黑暗的现实以及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李贺一生仕途偃蹇，多变早衰，这主要是他敏感世事，在生死问题上常常纠结于心。他馨尽了所有心力，为世间奉献了数百首绚丽多姿的作品，自己吞咽的却是一枚惨淡人生的苦果。
李贺一生短促，只活了27年，却经历着中唐德、顺、宪三朝。这一时期，上承安史之乱的浩劫，唐代社会的各种矛盾继续深化，河北、山东等地强藩交乱不止，朝中宦官骄横跋扈，使得中唐的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令人窒息。巨大辉煌的大唐帝国，正在逐渐走向衰弱，昔日的胜景已是过眼云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不安定情绪的增长，普遍感到精神空虚，开元天宝年间的那种热情浪漫已普遍转为冷淡和不安，内倾的怪谲代替了外露的坦荡，传统见解开始受到很多人的怀疑，严肃的理性思考也被很多人所抛弃。李贺的心态是中唐文人心情的最好表白，由于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沮丧和失望，终于导致了他们盲目地去追求主观的心灵。无数事实证明，中唐社会所呈现的那种颓丧，乃是酝酿与萌生众多病态人格的温床。
李贺家乡昌谷县，是个自然风景极美的地方，李贺在《南园》、《昌谷》、《兰香神女庙》等诗篇中均有描述。这里是洛水流经之地，旷野郁郁葱葱，山峦起伏跌宕、泉水湍泻，色彩各异的山果悬挂枝头，蝶飞蜂舞，在这样的环境生活，李贺的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幸福美好的。但当时的昌谷县并不是世外桃源。在李贺出生十余年里，昌谷相邻的州郡都遭受危机和动乱。贞元六年（790年），江淮一带发生大旱，河北镇州和山东淄青的藩镇互相残杀，西陲吐蕃入寇截断河西走廊。这一连串事件，对昌谷都有冲击，在李贺的心灵上烙下了永久的痕迹。这种时代大背景对李贺人格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使他快乐的童年涂上了感伤忧患的色彩。
在昌谷大自然中，李贺观察昌谷景物的各种变化，在他眼里自然事物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于主观情感如此强烈的李贺来讲，不可能抛开现实而独享自然之美。李贺一生情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烦恼、失望，内心的软弱、忧虑的性格特点，是同日益衰败的唐王朝有密切联系的。有学者指出，腥、泻、惨、死、老、冷、狐、仙、龙、蛇、鬼等，这分明是在极度的感伤中需要一些刺激来麻醉一时，也是他对于时代失望疲倦之余的一种不正常的病象。看来，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变化是造成李贺精神扭曲人格的温床，是他情感衬托和反映的主体因素。
有人认为，没落的贵族血脉是李贺病态人格形成的前提。
李贺人格社会化中接受的行为规范是贵族式的，他时刻用此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也是他病态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李贺是郑王李亮之后，虽然从李亮到李贺，历时约两百年，这一极为疏淡的血脉并不能给李贺的家族带来什么荣光。但流淌在血液中的那种王公贵族的傲气，却始终在李贺的思想意识中存在，李贺唯恐别人忘记他高贵的身份。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他提醒人们：“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仁和里杂叙皇浦提》再次说：“宗孙不调为谁怜？”一再以所谓“唐诸王孙”、“宗孙”自称。唐王室以陇西成纪为郡望，李贺就将自己的籍贯也定到陇西成纪。在《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酒阑效潞幕》诗中说：“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一副自恃高傲的模样。著名诗人元稹明经擢第后去拜访他，他却揽刺不答，表现出自己王公贵族的傲慢之态。李贺靠这种虚无的“唐诸王孙”来确认自己的自身价值。实际上，他与“唐诸王孙”的生活地位有着遥远的距离。作为一个没落贵族，他的家境相当窘困。他的父亲李晋肃曾到四川做过小官吏，很早死去。他和弟弟依母而居，为生计，其弟去庐山谋生。理想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贵族血脉形成了他的孤傲个性，而现实又使他处处碰壁，李贺的思想始终徘徊在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幻想贵族生活的奢侈豪华，用诗来体验理想中的贵族生活。在《难忘曲》、《贵公子夜阑曲》、《梁台古意》等诗中，李贺夸张地摹描贵族五光十色的生活，借以安慰自己，欲填心中奢望。在现实与幻想的夹缝里，李贺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李贺自命不凡，自命清高，心里所思与现实格格不入。生活越不如意，而想像越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苦痛之中而无法挣脱。他只有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于诗歌创作中。他母亲说：“这孩子要把心呕出来。”李贺用心血构筑自己理想的殿堂，但光芒四射的殿堂外表掩盖不住凄苦无奈的情感世界。这凄苦感伤的情感源于他自恃孤傲的贵族性格。
也有人认为体弱多病、相貌怪异是形成李贺病态人格的基本因素。
素以风流飘逸自命的李贺，却有一张两条浓黑粗大的眉毛连接在一起、鼻子过于肥大、五官比例失衡的脸。这样一副瘦弱而五官近乎怪丑的脸，足以成为李贺的心病。加之因年岁增长而时常伴随的疾病的催逼，他的心情也是相当黯淡。正如他所写的“巨鼻宜山褐，宠眉人苦吟”，“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等句子，不难看出，早衰的征兆对年轻却多病的李贺来说，所引起的反应是惊心动魄的，更何况病魔还在肆虐！李贺在《伤心行》中说；“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这正是一个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伤感者在他心力交瘁中所发出的微弱吟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