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比较认同的一点是，李贺求仕受阻、官职卑微是病态人格形成的催化剂。
李贺是贵族子弟，在他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中，一直以求仕、光宗耀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束缚自己。18岁那年，他离家去洛阳求仕。对于有贵族血脉的李贺来讲，仕宦是最终理想，而李贺在家的地位也使他求仕的意识更强烈。一个家庭中，母亲的言行直接并常常无意识地塑造孩子的人格与认知力。李贺从小受母亲的特殊关爱，他习惯于凌驾姐弟之上，而且母亲也常用贵族子弟的功名来教育他，这种心理积淀似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他对功名仕途的看法。他需要获得高官，需要体验豪华。他在《走马引》一诗中写道：“我有辞乡剑，玉锋堪截云。”表现自己超尘出世的远大抱负。到洛阳，遇大文学家韩愈，受其提携、鼓励，使李贺充满着膨胀的欲念扬起了风帆。
元和五年（810年），李贺赋成《十二月乐辞并闰月》共13首，应河南府试成功，并被选拔去长安应进士考试。但因当时有一些偏见，认为李贺其父李晋肃之“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根据礼法要避讳。虽然当时名噪朝野的韩愈写了《讳辩》为其辩解，但终无济于事。这件事使李贺不仅仅是失去了一次进士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对他的人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贺并不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离开母亲之后，他茫然不知所措，孤僻、自尊，使他对周围人缺少亲和性。虽有韩愈提携，他也把韩愈作为靠山和保护人，但当韩愈进谏也不能帮他时，他彻底绝望了，且这种绝望影响着他一生。他开始了厌倦和颓废。《出城》一诗中道：“雪下桂花稀，啼鸟被弹击。”李贺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何等凄凉，不得不返回昌谷老家。
元和六年，他仕途有了转机，离家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但此官职位低下，只是负责宗庙祭扫时的赞礼。这个官职对傲岸而自尊的李贺来说，前途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却反而加重了性格中凄苦无奈的成分。在职三年，他几乎中断同所有人的来往，他过着“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的闭塞忧愁的生活。
在李贺人格发展过程中，自卑与自大同时左右着他，他力图求得平衡，但始终没能达到。他病态的心理特征导致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充满失望、悲怆、愤怒、伤感、凄凉的意味。他一生仕途境遇蹭蹬，孤傲风流而外表奇丑孱弱多病，这些都是导致他精神人格趋往消极方向的因素。他的诗中感伤透视着他对人生消极的思考，但对社会却采取逃避的方式，骑驴索诗材，晚上回来秉烛夜作，过着与世隔绝的消极生活。他用诗歌表现自己的苦涩，在诗中自为地投入一种煎熬，用诗来弥补生活中的缺陷和不足。
病态的人格使李贺成了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就是抒发内心的苦闷，他的诗具有凄苦的感情色彩和磊落不平的抑郁愤懑之气。病态的李贺，写出的诗歌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将其比美于杜甫诗，赞誉为“唐《春秋》”；有人认为李贺诗的核心是功名利禄；有人认为李贺的诗中全是鬼魅世界；评价最低的认为李贺诗描写的是肉欲与色情，“内容是什么也没有的”。仁者智者，所见各不相同。有位专家说，后人学李贺诗，“学其神者活，师其形者死”。也许这是对李贺最恰当的评价。
（毛慧君）
谁开湖寺西南路 白居易修筑西湖白堤之谜
杭州西湖著名胜景之一白堤的来历，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疑案。一方面，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加上白沙堤又名白堤，许多人便想当然地以为，白堤乃白居易所建。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杭州西湖著名胜景之一的白堤，多数人认为是白居易在杭州任官时建造的一条人工堤坝。白堤、白公堤的叫法，当然是以白居易名字命名的，或者说是为了纪念白居易筑堤的功绩。
然而，关于白堤的来历，一些人有所怀疑，自清代起，就有许多学者考察了它的来龙去脉。清代著名学者的毛奇龄在《酉湖诗话》中曾明确指出：“此堤本名白沙，或有时删去沙字单称白堤，而白字恰恰与乐天姓合，遂误称白公堤。”照这个观点，这条白沙堤因为恰好与白居易的姓相同，所以后世牵强附会，误称白公堤。
再看其他史籍中所记，白居易在长庆年间出任杭州刺史时，在任期内确实也筑过一条堤。当时的西湖虽已有旧堤，但堤太低，且年久失修，天旱时，湖水不足，难于灌溉；天大雨，湖水横流，难于蓄存。白居易经过了实地考察与周密调查之后，亲自主持修筑了一条拦湖大堤。在他离任前两个月，即长庆四年（824年）三月，这条湖堤终于完工。但这条堤的位置，约在今宝石山东麓向东北延伸至武林门一带，当时人称为“白公堤”。白沙堤与白公堤的关系，《西湖志》作者傅王露曾斩钉截铁地说：“白公堤实为白公所筑，与白沙堤绝不相涉。”也就是说，今日的白堤在当时称为白堤和沙堤，后人只是为了纪念白居易，愿意在感情上接受白堤即白公堤的误传。
白居易墓 事实上，第一个对白堤的来历提出质疑的，似乎是白居易本人。白居易在诗作中言；“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杭州春望》）这说明在白居易之前，白堤早已存在，只是来历不明。
记载地方史最为详尽的方志也没给予我们明确的答案。现可见到的关于杭州地区最早也最具规模的方志《咸淳临安志》中，这样记载白堤：“孤山路（即白堤），《旧志》云：不知所从始。”这说明，宋人也不知道白堤的来历。故而唐宋以降，虽历来都有人关注白堤，却始终无法解开这个谜。连清代沿革地理巨擘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只满足于“白居易所筑”之传说。近年出版的许多关于杭州和西湖的著作，对这个问题，大抵仍沿袭旧说，或干脆避而不谈。
有专家指出，这个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应该回顾一下过去对白堤来历研究的方法是不是对路。稍加分析，我们便不难看出，从白居易起，历来人们谈到白堤，都是在首先确定它是一条人工堤的前提下考虑问题的。然而，白堤究竟是不是一条人工堤？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看一看古代关于西湖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环境，探索古人筑堤的动机。
近年来，据许多著名地质学家的研究，西湖及其周围地区的形成历史已基本查清。这个风光旖旎的湖泊在很久以前，原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通江的小海湾，后世的湖东闹市区，则是一片汪洋大海。随着江海泥沙的长期封积，海湾才慢慢变成了泻湖；而随着湖东地区成陆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和水源补给的改变，最终变成一个普通的淡水湖泊。
西湖究竟何时由海湾变成泻湖，又由泻湖变淡水湖，这个问题只能从地质学的眼光加以推测，其具体年代，至今找不到确凿的文字资料加以佐证。《水经注》卷40记:“《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曹华信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华信，乃后汉人。这段记载说明，后汉时，西湖仍是一个随江海潮流出没的泻湖。
汉代以后，由于湖东冲积平原进一步生成发展，西湖逐渐和江海脱离关系。今与白堤相连的湖东北地区，当时就是一个和西湖相通、规模与之相仿的大湖泊，称为下湖(而西湖也曾经相对被称为上湖)。明人记载:“汉唐之交，杭州城市未广，东北两隅，皆为斥卤，江水所经。”直到中唐间，杰出的政治家李泌出任杭州刺史时，开了著名的六井，才为湖东地区居民聚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占据今城区东北部的下湖，在白居易的时代仍是存在的。
根据白居易的诗句，不难断定白堤若是一条人工堤，必定筑于唐代之前。但那时白堤东头既有下湖阻隔，而整个湖东地区又是一片荒凉，古人为何要花费精力来建造这样一条人工堤呢?
有人认为是为了交通，但有人不同意，认为白堤东头登陆后，前面仍有下湖阻隔，本无路可通；而整个湖东地区当时是一片低洼斥卤之地，无人可通，亦无利可通。白堤的位置实在过分偏于湖北一隅，堤与北岸的距离亦不过几百米，这种情况下，穿行堤上和绕道北岸的路程相差无几，不必为了交通而特地去修一条白堤。此外，杭州的前身钱唐县，在湖西山中，自秦以来，大致是自西向东，沿着钱塘江北岸向今湖东市区迁移的。如白堤两头的古人要建筑一条堤便于交通，大可绕开下湖湖口，直指今湖滨地段。这样做，岂不更加便利?
很多涉及白堤的文章都认为修堤是为了灌溉。近年在《西湖》杂志上刊载的一篇专谈白堤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从这条堤的位置紧靠宝石山和孤山，同时又以‘沙’字命名上来看，它大概是古代劳动人民，在西湖初形成时，为拦截江湖，蓄水灌田的水利工程。”这种说法初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若联系历史时期的西湖北岸地理环境，就大可质疑了，因此有人进行了反驳，提出白堤所拦割的北里湖沿岸究竟有多少农田可以灌溉?今日北里湖泊岸，从宝石山嘴到西泠桥，岸线离北山脚阔处不过100米，狭处仅十数米，且地形向湖倾斜，地面岩石露出，土壤覆盖甚薄。这种地形条件下，这条狭窄的岸滩其盐碱化的程度必然严重，根本无法进行农作物灌溉。
有人提出修白堤是为了蓄水，但这种说法好像也经不起推敲。汉代以前，西湖仍处于泻湖阶段，海潮日进日出，湖水尚未淡化，无从考虑任何灌溉问题。而当西湖生成，湖水淡化时，湖盆早已稳定，一湖之水均可利用，根本不存在筑堤蓄水的问题了。况且，从自然地理眼光看，筑堤分割湖盆的做法，必然会促进湖泊的生物循环，加速其沼泽化过程，导致整个湖泊迅速湮塞。因此，为蓄水筑堤，只能适得其反。
还有人提出更为新鲜的观点，认为修堤是为了游览。但在白居易之前，由于杭州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后世号称“东南第一州”的繁华名城，就全国而言，此地并非重镇，湖以城贵，西湖之名一直沉寂，很少见于诗文。历史上第一个把西湖推荐给国人的，似乎还是白居易。自从他写下那些描绘湖上风光的优美诗篇后，西湖之名才不胫而走，蜚声海内。所以，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说，西湖的名声“六朝以前，史籍莫考，虽《水经注》有明圣之号，天竺有灵运之亭，飞来有慧理之塔，孤山有添嘉之桧，然华艳之迹，题咏之篇，寥落莫睹。逮于中唐，而经理渐著。”可知西湖在中唐以前鲜为人知，说唐之前的古人为游览目的而兴建了这条堤，恐怕也不能成立。
由于很难找到古人修筑白堤的动机，那么对于白堤是一条人工堤的说法，就不能不产生极大的疑问了。
杭州白堤 有人提出白堤是一条天然沙堤。在远古，西湖的前身是海湾，湾口南通钱塘江，因此江水在湾中的运动方向应是由南向北，即从南面吴山东麓流入，沿西湖南、西、北山脚线作弧线运动，当到达北山脚下时再折回东去，最后从宝石山东头流出。根据水沙运动一般规律，挟带一定泥沙的水流在其运动过程中，如流速变慢，则必然有一部分泥沙沉积下来。因此当湾流沿北山脚向东流动时，由于孤山岛的阻挡，必然丧失一部分动能；而当水流分股绕行岛体南北两侧时，因摩擦力增大，又导致动能进一步减少，流速相应变慢，泥沙便在这一点上沉积下来。这种沉积又不断把汇合点向前推进，久而久之，就在两股水流的汇合面上，沿水流方向便堆积出一条沙堤来。
这样，白堤为何会出现在孤山和宝石山嘴之间这个我们认为从交通上毫无可取之处的位置便清楚了。因为这是大自然决定的：流入海湾的水流必须从宝石山嘴流出，白堤就必然通向那个方向。此外，在决定白堤的命运中，孤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若没有这座小岛，就不会有这条白堤；若孤山的位置易地，白堤是否能生成，生成后又是怎样面目，就很难说了。
若这种推测成立，这条白堤的生成年代当在西湖之前，很可能和海湾变成泻湖的过程同步。大自然在营造白堤时，并没有完工，而这一现象，和海湾泻湖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因为随着海湾的逐渐封闭，进出海湾的水流也逐渐减少，白堤的生成速度就相应放慢；封闭到一定程度时，湾流已经不能形成，它便完全停工了。
白堤本来的名字叫“白沙堤”、“沙堤”，在白居易的诗作中写得很清楚：“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从沙堤、白堤、白沙堤，这三个名称来看，都属描述性地名。它们反映的是堤的外表特征（颜色）和组成物质（沙）。由此观之，白堤应该是古人对一条天然沙堤的命名。从地质上来分析，钱塘江所流经的浙西山区和玉泉、两峰涧所流经的湖西山区来看，它们都以沉积岩为主，其中尤以砂岩、石英岩、石灰岩等分布最广，这些岩体的碎屑常呈白、黄白、灰白色，因此，当它们沉积成一道堤时，其色泽特征很是明显。这大概就是白沙堤这个地名的原始来历吧。
不过仍有一部分人继续主张白堤不是自然形成的，而的确是人工堆积的，它的出现年代肯定在西湖形成之后，有可能修筑于隋朝。研究人员在锦桥钻孔，结果发现亚粘土层顶部有一层约四十厘米的褐灰色泥炭层。由于泥炭层只有在沼泽里才能产生，所以西湖应有过沼泽化的现象，时间大约距今2500年至1400年，相当于春秋战国至隋朝。由于人工填土是直接覆盖在泥炭层上的，可以知道白堤的形成在西湖形成之后。
秦汉时期西湖尚未形成，至北魏才有一个“金牛湖”名字的出现，西湖初步形成，在白居易的诗文中我们才首次见到白沙堤的名称。因此有人推测白堤形成于南北朝至隋朝这段时间内，很有可能在隋朝江南运河开凿时形成的。
一条白堤让人心旷神怡，它的来历之谜令人充满了遐想。
（毛慧君）
宠辱将何惊 元稹变节之谜
元稹、张籍、王建，都是白居易志同道合的诗友、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时也都是杜甫的推崇者、继承者。元稹与白居易齐名，人称“元白”，他们的文学观点完全一致。可惜的是，后人对元稹的人格颇多垢病，故而损害了他的人格形象。
元稹，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家庭贫困，刻苦自学。贞元间举进士第。唐宪宗元和年间，他任左拾遗、监察御史等职，对权贵、藩镇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穆宗时期曾作过宰相，后历任同州、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以暴疾卒于武昌，时年53岁。元稹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与白居易相同，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作用。
著名的文学、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对元稹的诗文评价颇高，认为元稹是绝世才士，但对元稹的为人颇有微词，指出“人品虽不足取，而文采有足多者焉”。他认为元稹是“工于投机取巧”，在情感问题上没有道德。陈先生说:“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竟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陈先生又说:“故观微之一生仕宦之始末，适与其婚姻之关系正复符同。南北朝唐代之社会，以仕婚二事衡量人物。其是非虽可不置论，但今日吾侪取此二事以评定当日士大夫之操守品格，则贤不肖巧拙分别，固极辽然也。”
这样一来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见到的元稹在前期敢于上书论政，指斥弊政，在后期是否投靠了权贵而换得几个高的职务?的确在唐穆宗时期，元稹官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后为裴度弹劾与宦官魏宏简结交，罢承旨学士之职，官工部侍郎。次年，裴度与元稹先后为相，两人政见不同，后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至唐文宗时他又被调回中央，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后又受到排挤，出为武昌军节度使。人们不禁要问，元稹的这些高官职务，是否为变节后得来的?
著名的文史学家卞孝萱先生在《元稹“变节”真相》(载《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四期)一文中专门就元稹的“变节”进行了研究，对陈寅恪说的“变节”进一步作了阐述。早年元稹中明经和制举，得到了考官裴垍的赏识。由于他对权贵、藩镇、宦官的不法行为进行过多次弹劾，使当时已升任宰相的裴垍对他十分信任。裴垍的亲信裴度等人曾因上书受到他人陷害，元稹支持他们，并向皇帝讲清事情的原委，虽被贬官，而元稹自己并没有懊丧。不久裴垍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与宦官的矛盾再次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他在诗中说：“惨舒在方寸，宠辱将何惊……此意久已定，谁能苟求荣。所以官甚小，朝野已势倾。”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自豪，对自已被贬官不感到悲观，因为他相信裴垍会对自己进行提拔的。
事不凑巧，第二年裴垍病卒，元稹在朝廷中的依靠没有了，他原来的酣歌之气没有了，变得忧愁起来。他在《感梦》诗中表达出了自己的这种心态：“前时予椽荆，公在期复起。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这首诗成了元稹变节的自供状。严绶和宦官的关系很好，任江陵尹和荆南节度使后，成了元稹的直接领导，元稹和宦官的关系本就不好，元稹的好友白居易对元稹十分担心。不料严绶到任后，并没有对元稹报复，相反两人关系相处很好，对元稹恩顾有加，这说明元稹巴结严绶成功了。元和九年，严绶、崔潭峻奉命讨伐对抗朝廷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他们把元稹也带了去。元稹《葬安氏志》中说；“适予与信友约为淅行，不敢私废。”既然称“不敢私废”，即证明“淅行”是公事，“淅行”即山南东道之行。“信友”指宦官崔潭峻。元稹知道交结宦官是丑事，于是就煞费苦心地想出“信友”一词来，然而欲盖弥彰。此后，元稹又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弘简，竟然荣登大位，官至宰相。
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根本不存在元稹变节的行为，应该清除泼在元稹身上的污水，并给予较为公允的评价，还元稹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持这种观点者指出《感梦》诗是不是元稹变节的“自供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感梦》诗的意思。依照诗的内容，它可分为：梦前述情、夜梦裴垍、梦后忆梦、向僧述梦、因梦忆旧和感梦抒情六个部分。在最后一部分，诗人发出了“前时予椽荆”等四句的感叹，意思是：我以前被贬谪江陵，因为有裴相公在朝，随时寻找机会为自己分辩，所以自己还有“复起”，即再任要职的希望。自从裴相公谢世，自己一贬再贬，再也无人为自己讲公道话，景况已不同于裴相公在世时，我只有“终老于穷贱”了。接着诗人又对白居易表示同情云：“白生道亦孤，谗谤销骨髓。”诗中所言“道”字，显然是指元、白的仕途，不应解释为“道路”，否则“白生道亦孤”便不好解释，总不会认为白居易也有变节之嫌吧。诗人最后表示：“为师陈苦言，挥涕满十指，未死终报恩，师听此男子！”当是在回忆裴氏谢世后自己和白氏仕途的坎坷、宦场的艰难，表示要继承裴氏未竟的事业，坚持原先的斗争。
为弄清元稹是否变节，首先要考察裴垍卒后元稹的立场有无变化，《感梦》诗写作前后元稹的言行是否一致。裴垍卒后，元稹对其仍是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元和九年年底，政敌不让元稹有平叛立功的机会，突然将其调离淮西前线，令其西归长安，途中元稹有诗怀念裴垍《西归绝句》，十年三月，元稹贬为通州司马，六月，染病危重，不得不于十月北上兴元求医问病，途中又有《感梦》诗，盛赞裴垍对自己的关怀和支持，并向他人称颂了他的功德。元和十三年，元稹在《上门下裴相公书》中，再一次提到裴垍对自己和其他直臣义士的奖掖和提拔，并希望宰相裴度效法。不仅如此，元稹还一直与裴垍的亲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说明了元稹对已故裴垍的态度并未改变。
裴垍谢世，元稹失去了有力的支持，处境确实很困难，但他斗争的决心仍然是很旺盛，其诗云“半夜雄嘶心不死”、“为言腰折气冲天”、“此生如未死，未拟变平生”，可见一斑。其时，元稹位低职卑，政治上难于有所作为，他抱着“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态度，尽自己所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如在当阳县以同情“囚犯”的态度处理案件；荆南少数民族骚动，元稹建议和平安抚；淮西吴元济叛乱，元稹积极参加平叛等。被贬官期间，元稹只能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他编集了自己的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诗集，还第一个站出来对杜甫反映现实、抨击社会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在兴元与刘猛、李馀一起从事新乐府运动，写出了《乐府古题》等一大批抨击丑恶现实的诗歌。从中亦可见，诗人内心仍然同情百姓的苦难，愤恨权贵的跋扈，不过表达方式不同罢了。
与前期相比，贬职期间元稹确实没有惩办过违制的权贵，这是无权使然。但后期的元稹，实权在握，恢复了前期的锐气，如在同州均田平赋、在浙东罢进海味，在尚书左丞任“振举纪纲，出郎官颇乖公了议者七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看出，元稹在贬职期间因政治地位下降，其斗争方式也必然有所改变，但他斗争立场未改，政治气节未变，以斗争方式的变化为依据断定元稹变节是不妥的。
其次，荆南节度使府与不申户口、不纳赋税而养兵四守、谋拒王命的河阳、镇冀、淮西等地方割据势力完全不同，严绶是朝廷的派出官员，他与使职世代相袭的藩镇头目也不一样。淮西叛乱时，严绶曾参与平叛之战；荆南六州少数民族骚乱时，严绶也设法和平绥乱。因此所谓元稹巴结藩镇严绶的实在含义，至多也只是元稹巴结上司严绶而已，此乃封建社会中司空见惯之事，恐怕是不能用来作为元稹变节证据的。
平叛淮西时，元稹曾代严绶撰写过三篇书表文告，指责吴元济“丧父礼亏，干君志愎”、“擅胁仕徙，偷侵县道”，指出叛乱给百姓带来无穷灾难，“百姓日蹙，赋敛月如，天兵四临，耕织尽废。窃闻壮者劫而为兵，老弱妻孥吞声于道路”，劝谕淮西将士争取“自新之路”，警告吴元济放弃“非望之志”。可见，元稹对真正的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也是鲜明的。
严绶之所以没有打击元稹，可能还因为过去打击元稹的宦官集团是以吐突承璀为首的，与严绶当时的监军使崔潭峻不是一派，更与严绶本人无关。在宦官、朝臣均分党结的情况下，严绶没有必要打击一个与其素无冲突、且又能效力奔走的下属。而“恩顾偏厚”四字，是严绶卒后，其子为请求元稹为其父撰写行状，以向朝廷请求诏赠而说的套近乎的话，对它看得过真是完全没必要的。事实上，当元稹被迫离开平叛前线的时候，严绶与崔潭峻显然都没有为元稹说话，故元稹后来有诗云：“剧敌徒相轧，嬴师亦自媒。”可见元稹与严绶、崔潭峻的关系只是一般的上下属关系。
再次，若是曲解了元稹《葬安氏志》的原意，自然是不见其真意的。其文云：“予稚男荆母曰安氏……近岁因婴疾，秋方绵痼。适予与信友约为淅行，不敢私废。及还，果不克见。”说的是元稹事先与“信友”——诚实不欺、严守信用的朋友有约，至期安氏重病在身，本不应离她而去，但因事先约好，不能单方面毁约，只好如期赴约，故称“不敢私废”。但等“淅行”返回，安氏已经病故。志文所记，正是这种追悔莫及之情。崔潭峻当时是内常侍，官品与内侍省的副职相当。外出为监军使，更是威赫无比，是代表皇帝监视节度使行使军政大权的，实际职权远在节度使上，元稹时为“有罪遗弃”的青衫从事，品位低贱的小吏，怎会在自己的文章中，随便称与品位悬殊的崔潭峻为“信友”呢？
另外，元稹在江陵任职前后，曾三次遭到有宦官参与的诬陷与打击，因此而外贬长达十年。而崔潭峻此后一直是宦官集团“元和逆党”的重要成员，完全能够护救元稹，但崔潭峻却听任同党诬陷和打击元稹，坐视不理，这说明元稹与崔氏关系极为一般，不能算“信友”，也谈不上“依附”。
参加淮西平叛在当时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元稹完全没有必要把它掩饰起来，说成是与“信友”约为“淅行”。从元稹的诗作中可见，元稹为自己能参加淮西平叛感到非常荣幸。如《酬东南行诗》云：“重喜登贤苑，方欣佐伍符。判身入矛戢，轻敌比锱铢。”正因为如此，元稹后来还把《为严司空谢诏付使表》等三篇书表文告编入自己的诗文集子中，以留传后世。元稹也没有把自己与严绶、崔潭峻的一般来往看成是依附或是丑事。
持这种观点者强调，“淅行”说和“信友”说恐怕并不能作为元稹“变节”、“依附宦官”的证据。
元稹“变节”的个中缘由，看来尚待文史学家们深入探讨才能彻底解决。
（毛慧君）
锦江滑腻峨眉秀 元稹与薛涛关系之谜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的中唐著名诗人；薛涛，中唐最杰出的女诗人，两人常有诗文唱酬，因此关于两人的风流韵事就成为耸人听闻的话题，有关的笔记诗话绘声绘色、煞有介事地传扬着元、薛的燕昵私会及其诗歌酬唱。那么两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中唐女诗人中以薛涛最为著名。薛涛，字洪度，本是长安良家女，其父因官寓蜀，早卒。母孀居，家贫，沦落为官中乐妓。贞元五年（789年），薛涛因事被罚赴边城松州，献《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二首》获释。归成都后，即脱离乐籍，居浣花溪。现在成都还有薛涛井、吟诗楼等遗迹。薛涛通晓音律，工于诗词，与诗人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等都有唱和。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对她有“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知”的称誉。武元衡镇守蜀地时，薛涛曾经奏请授为校书郎，未授职。
薛涛在中晚唐诗界有很高的地位。晚唐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诗人分立六主，其下是客。白居易是广大教化主，孟云卿是高古奥逸主，李益是清奇雅正主，孟郊是清奇古僻主，鲍容是博解宏拔主，武元衡是镶奇美丽主。其中，清奇雅正之上入室为苏郁，人室为刘畋、僧清塞、卢林、于鹄、杨洵美、张籍、杨巨源、杨敬之、僧无可、姚合，升堂为方干、马戴、任藩、贾岛、厉元、项斯、薛涛。薛涛得与方干、贾岛等并列，且《诗人主客图》中所取女诗人仅薛涛一人，可见她在中晚唐诗坛地位之高。今日流传的薛涛诗多五、七言绝句，篇章短小而情致俊逸清丽。
由于薛涛是个女诗人，名声才学令人叹服，后人总爱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关于元稹和薛涛的关系，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的确，后人很想知道元稹和薛涛的关系究为如何，元稹的人格道德是否很有问题，是否是一个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忘义负情的人？
最早记录元、薛韵事的是唐末范攄《云溪友议》的“艳阳词”条；“安人（仁）元相国应制科之选，历天禄畿尉，则闻西蜀乐籍有薛涛者，能篇咏，饶词辩，常悄悒于怀抱也。及为监察，求使剑门，以御史推鞫，难得见焉。及就除拾遗，府公严司空绶知微之之欲，每遣薛氏往焉。临途诀别，不敢攀行。泊登翰林，以诗寄曰：‘锦江滑腻蛾眉秀，化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君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还云：“（元稹）乃廉问浙东，别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探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篇韵虽不及涛，容华莫之比也，元公似忘薛涛，而赠探春诗……”其后，列代诸多文人笔记都认为这段记载十分重要，如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等，均沿袭此说。
当代的很多著作，如谭正壁《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张蓬舟《薛涛诗笺》以及苏者聪《论元稹与薛涛》文等都以这则资料为根据加以演绎，并且更广泛地收录一些著作中关于元、薛的种种艳闻。针对一些人认为《云溪友议》的记载是不可信的故事传说，苏者聪进行了反驳。他说即使是流传下来的小说也不能一概否定，虽然其中杜撰之事屡见不鲜，但小说家亦有可能补正史之疏漏、记逸事之长处，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将小说笔记全盘否定，是不足以服人心的。
不同意上述观点者认为这段资料存在着明显的疏漏，提出元和四年（809年）三月七月，严绶究竟到过成都还未可知。《新唐书》对严绶元和四年之事没有记载，但《旧唐书·严绶传》记载道：“四年，入拜尚书右仆射。”乍一看，元和四年严绶已经入朝，不在成都，未有撮合元、薛的可能。但细加斟酌，可知这条记载十分笼统。如果严绶在元和四年三月至七月间确实到过成都，七月以后入朝，亦可记载为“元和四年，入朝”。因此，据此不能断定严绶在元和四年没有到过成都。
有人认为笔记小说中关于元稹和薛涛的艳事纯粹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他们认为要探讨元稹、薛涛是否有艳情，首先要证实两人是否有见面的可能，这就需要更多事实佐证。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东川，而薛涛自长安流落蜀中，沦为歌妓，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自韦皋镇蜀五六十年间一直住在西川成都府，“侨止百花潭”，“居碧鸡坊”。东川、西川虽为地邻，但相隔数百里，来往很不方便；两川虽属一道，但当时却分属不同的节度使管辖，往来也应事出有因。元稹当时只是一个八品监察御史，有何神通能召已入乐籍、且正受邻郡节度使宠爱的名妓前来入侍？薛涛和元稹此前从未谋面，又怎能无缘无故地从西川赶到东川，与元稹“相距数月，形同夫妇”？
有学者提出，元稹在东川查案之后，有时间绕道成都一游，东川的节度使署设在梓州，距离成都仅仅两三天的路程，绕道成都去看望一下武元衡等朋友，因而元稹可能遇上薛涛。然而，仔细查看便知，元稹这次出使东川，行色匆匆。长安梓州间隔1800里，元稹三月七日从长安出发，据《三梦记》云元稹三月二十一日才到达梁州，时经半月而路程仅一半，其到达东川首府梓州约在三月底。不久他又“身骑骢马峨眉下”，再跋涉五百多里，前往沪州查处任敬仲；逗留梓州期间，又查察了严励及其属下十二州刺史的种种不法行为；返京途中，元稹又在山南西道查办洋、利等三州于两税外加配驿草案，总共查清了两节度使并其属下实十五州刺史违诏加赋和其他贪赃罪行。五六月间，元稹已经回到长安，除去他在山南西道逗留的时日，元稹在东川启程返京当在四月中旬。如再除去他在沪州审案及往返的时日，可以推测，他在梓州停留的时间未满月。
梓州距离成都320里，以一驿30里，一天四驿的速度计算，再加上元稹在成都府看望武元衡及与薛涛相识相交燕昵私会的时间，至少在20天左右。如依照元、薛可能相会的说法，“相聚数月”，那时间就更长了。如此，在元稹梓州仅停留不到一月的日程表上实难安排。故所谓绕道成都之说，在时间并无可能。况且，当时武元衡贵为宰相，而元稹仅仅是一名普通的监察御史，两人地位相差悬殊，不可能有什么来往。无论是公务还是私情，元稹都没有理由绕道成都，迟缓返京。
张蓬舟先生在《薛涛诗笺》中谈到：“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为东川监察御史，慕涛欲见。司空严绶潜知稹意，遣涛往侍，涛至梓州晤稹。”按照他的观点，元稹和薛涛结识，与严绶有很大关系。
反对者认为这件事是说不通的。考察《唐方镇表》，就可知道韦皋自贞元元年（785年）六月领职剑南西川至永贞元年卒于任所，一直兼任成都尹之职。而并无严绶辅佐韦皋的史料。严绶仅在元和元年（806年）派部将李光颜平叛西川，但他自己并未前往西川，故而也不可能与薛涛相识。何况，此时严绶也并未与元稹相识。元、严相识在元和六年，时严绶自河东节度使转任荆南节度使，成为江陵士曹参军元稹的顶头上司，两人才开始有来往。元稹《严绶墓志》也已言明：“其所行事，由荆而下，皆所经见。由荆而上，莫非传信。”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弄清薛涛的生卒年月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薛涛的年龄，向无定说。最早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薛涛“得年最长，至近八十”。明人锺惺《明媛诗归》说薛涛享年75岁。张蓬舟先生的《薛涛诗笺》力主薛涛享年63岁，他的理由是：“薛涛生年中关系最大之事，为甫及笄时，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遂入乐籍。《礼记·内则》云：‘十有五年而笄。’此指女子已可许嫁之年。韦皋镇蜀。起自贞元元年，时涛十六岁，逾及笄仅一年，由此可倒推，生年乃在大历五年，若更大于此，则去及笄之年逾远，若谓‘至近八十’，是必生于盛唐天宝中，乃至贞元入乐籍时，年近四十；元和四年与元稹相遇，而属意于稹，时稹年三十，而涛已逾六十，有是理耶？”
反对者认为张蓬舟所言元和四年薛涛“属意于稹”之说，有待证明，因为不能以此来推断薛涛的卒年。再次，张说并无确证，纯属推论。薛涛及笄之说，出自元人费著《笺纸谱》，但显然有误解之处。费著《笺纸谱》云：“薛涛本长安良家女，父郧，因官寓蜀而卒。母孀，养涛及笄，以诗闻外。又能扫眉涂纷，与土族不侔，客有窃闻与之宴语。时韦中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据上下文意思，并非薛涛“甫及笄”即由韦皋召令侍酒赋诗。而是薛涛及笄后“以诗闻外”，并为生计所迫，又暗中与客宴语。其后才被韦皋所知，召入幕中。这中间有个不短的过程，说它只有一年，只是张自己的推测。那薛涛到底活了几岁？还是来看《笺纸谱》：“大和岁，涛卒，年七十三。”若照此推算，元和四年元稹奉使东川时，薛涛已50岁了，而元稹仅31岁。薛涛比元稹大了整整19岁，完全可作为元稹的母辈。年龄如此悬殊，在当时他们之间是绝对不会产生男女私情的。
学者们还根据两人诗文集中的作品来猜度两人的关系。张蓬舟、苏者聪都认为元稹与薛涛曾经保持了“不清不白的关系”。依据是薛涛的《赠远二首》、《谒巫山庙》及元稹《寄赠薛涛》，认为两人之间存在歌诗酬唱。张蓬舟《薛涛诗笺》认为，薛涛的《赠远二首》诉说了薛涛对元稹当时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虽爱莫能助，情意亦难舍难分。诗歌字里行间表现了两人关系之深，关注之切，是元、薛因缘的确证。
反对者批评有关研究者没有很仔细阅读此二诗，因为二诗其实并非一时所作。第一首的“芙蓉新落蜀山秋”，第二首的“春深花落塞前溪”，并非指同一年中。其次，此二诗是否为元稹所作还尚难定论。第三，从诗中所言“戎马事”可推断，薛涛所寄赠诗是给带兵的武夫，而元稹身为江陵士曹参军，其职务是仓曹、户曹一类的辅佐节度使的行政职务，根本与武官沾不上边，更何况诗中也无一言一句涉及元稹。可见，这两首诗歌并不能证明元薛之间存在着艳情及唱和。
元、薛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历史之谜看来仍将存在下去。我们既不能忽略笔记小说中的记录，也不能不看到这些记录中的确存在着一些经不起推敲的事实。我们该怎样来解决这些矛盾呢？
（毛慧君）
被杀还是依附 皮日休下落之谜
晚唐，出现了一批“惟歌生民病”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代表人物之一就是皮日休。他们的诗，批判锋芒相当尖锐。尤其是皮日休，唐末还参加了黄巢的农民起义军，为翰林学士。黄巢兵败时，皮日休死了。究竟最终结局如何，历来成为争论的焦点。
晚唐著名诗人皮日休，字逸少，后改字袭美，自号鹿门子、醉吟先生等，襄阳人。他出身贫寒，从他的“老牛瞪不行，力弱谁能鞭”等诗句来看，他曾参加过一些乡间劳动。懿宗咸通八年(867年)，他以榜末登进士第。二年后游苏州，为刺史崔璞军事判官，与陆龟蒙唱和。咸通末入朝为太常博士，复出为毗陵(今江苏武进)节度副使。僖宗乾符五年(878年)左右，他参加了黄巢起义军。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进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便做了翰林学士。
新、旧两《唐书》中都没有皮日休的传记，至于他的生死结局，正史也无可考。但五代及宋朝文人的一些笔记杂记中却有着不少记载。皮日休的结局，目前学术界大体有这样四种观点：一为黄巢所杀；二被朝廷诛杀；三逃奔吴越，依附于钱镠；四流寓于安徽宿州，并终老于此。
关于皮日休被杀的说法，现存史料中最早见于《北梦琐言》卷2《皮日休献书》，不过孙光宪仅仅说：“黄寇中遇害。”稍后钱易的《南部新书》丁卷记载就较为详尽了；黄巢曾经命令皮日休作谶词，皮日休遂作词云：“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黄巢听罢大怒，觉得皮日休分明是在讥讽自己。因为“田八”就是“黄”，“果头”就是“巢”，而且黄巢“头丑，掠鬓不尽”，一怒之下决定要将他杀了，遂使皮日休遭祸。其后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唐语林》、《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中，均取皮日休作谶文而遇害之说。
如果皮日休确实是因为作谶文而被杀，那么他被杀的时间应当在黄巢入长安称帝前后，即黄巢金统元年（880年）前后。
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被黄巢杀害的观点很难成立。因为在《北梦琐言》中另有“皮客死浙中”的记载，一书自己互相矛盾，很难说前一条一定是真的。《南部新书》的故事明显套用《太平广记》中山阴老人献给董昌的谣言：“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日上生。”倒不是说钱易抄袭了《太平广记》，而是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被套用了。即使皮日休真作了谶语，也当在黄巢称帝前，以表示黄巢是个真命天子，应该称帝。黄巢称帝前没有杀皮日休，反而授以官职，可见皮日休不大可能有作谶被祸的事情。
有人认为皮日休没有被杀，而是逃奔到了吴越。根据陶岳的《五代史补》卷1云：杨行密曾经命令宣州刺史田頵领兵围攻钱塘，钱镠眼见情势危机，于是派遣一个儿子前往修好。因为其子“风神俊迈”，博得了杨行密的欢喜，甚至以自己的女儿嫁其为妻，还命令田頵罢兵收队。当初，田頵围城的时候，曾经派专人照料钱镠的饮食起居，故而，钱镠后来对他相当厚待。当钱镠准备离开钱塘时，与田頵小饮，罗隐、皮日休等都在座，而且皮日休还出酒令讥讽田頵的使者。又据《资治通鉴》所记，田頵围钱塘是在天复二年（902年），这时距离黄巢败亡已有十几年，故可认为皮日休不是被黄巢所杀，而是逃到了吴越依附于钱镠。
不过有人不以为然，如梁超然先生在《唐才子传校笺》中却认为：若是根据陶岳的《五代史补》卷1《杨行密钱塘侵略》条目的记载，认为天复二年时皮日休犹在钱镠幕中，这只是《五代史补》一本书的说法而已，属于孤证，不可确信。
认为皮日休逃到吴越的人举出了其他的资料。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0说：“《该闻录》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称：曾祖曰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为吴越丞相，父班，为元帅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据此则皮日休未尝陷贼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光业见《吴越备史》颇详。孙仲容在仁庙时，仕亦通显，乃知小说谬妄，无所不有。师鲁文章传世，并刚直有守，非欺后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为袭美雪谤于泉下。”陆游根据尹洙的《皮子良墓志》认为皮日休被杀说不可信，的确是逃到了吴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