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墓志对皮日休在黄巢处当官是隐约其词的，不过据两《唐书》及《资治通鉴》，都指出皮日休曾为黄巢的翰林学士。《旧唐书》卷19《僖宗纪》云：“黄巢据大内，僭号大齐，称年号金统，悉陈文物，据丹凤门伪赦。以太常博士皮日休、进士沈云翔为学士。”《新唐书》卷225《黄巢传》：言“巢斋太清宫，卜日舍含元殿僭即位，号大齐……皮日休、沈云翔、裴渥翰林学士。”《资治通鉴》卷254也有相同的记载。故皮日休为黄巢翰林学士，应属实无疑。其后人对于这一点说得极为含糊，只是提到“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乃是刻意隐瞒皮日休这段不光彩的“从贼”历史，这当在情理之中。
《全唐文》卷799有皮日休的《题同官县壁》，作于僖宗中和三年（883年），内中有云：“余行邑过此，偶无令长，遂寄榻县宇，步履后圃，荒芜不治，独有四小柏，郁然于草莽间，菅茅并处，良无可叹者，后之来者，当有瘦马长官，定能为四柏主人，幸无忽此语也。”此文也可证皮日休在中和二年以后尚在人世，未被黄巢所杀。他见黄巢败局已定，遂怆然离开长安，既未被黄巢杀害，也没被唐王朝捕杀。
但有人对这条资料又提出不同意见。在考察了《陕西金石志》卷23题名为《铜官四柏碣》一文，与《全唐文》所收《题同官县壁》比较，两文内容相同。而文章的落款为：“政和三年三月望日，休书”。这乃是宋徽宗时陈休所作，而《全唐文》误收在皮日休名下。故皮日休为翰林学士，因谶语导致祸患是可信的。
反驳者说，从此文中可以看出，作者至同官之日，县无令长，只是一片凋敝景象。此种状况的出现，只可能与大的战乱或灾疫有关。但考察有关宋朝史书，宋徽宗政和三年（1110年）并没有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同官一带也无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暴动。又据《宋史·五行志》，在政和三年前后，同官一带也没有发生过灾疫，故同官县在政和三年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而据《资治通鉴》所载，黄巢在占领长安期间，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地区成为主战场并多次发生战争。再据两《唐书·地理志》所载，同官县在当时属京兆府管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见同官一带在当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殃及。那么皮日休在中和三年三月到达同官县衙，发现“偶无令长”、“荒芜不治”也在常理之中。故而据《陕西金石志》而认为《题同官县壁》一文非皮日休所作，难以让人信服，应该属不足为据。
第三种观点认为皮日休是被朝廷诛杀的。人们引用的资料是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0所引《该闻录》的一句话：“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萧涤非、郑庆笃两位先生就持此种说法。郑庆笃认为皮日休参加了农民军，但皮日休是不可能去投奔钱镠的。他在《论皮日休》一文中说：“钱镠是何人物？曾任唐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开国公，领镇海节度使，更因镇压黄巢起义，平息董昌叛乱有功，而被封为吴王、越王。唐亡后，称吴越国王。这样的唐朝元勋重臣，对‘陷贼’四五年，接受黄巢翰林学士的皮日休，能够接受吗？结论只能是否定的。”萧涤非在其整理的《皮子文薮》附录三中也认为：“皮日休既然作了黄巢的翰林学士，这就构成了他的‘杀无赦’的条件。”
不同意上述观点的论者举出了十分有力的资料加以反驳。《十国春秋》卷86《皮光业传》云：“皮光业字文通，世为襄阳竟陵人。父日休，有盛名，唐末为苏州军事判官、太常博士，遂家焉。光业生于姑苏，十岁能属文，既长以所学谒武肃王（钱镠），与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节度推官，赐绯。”“天复二年国建，拜光业丞相”。陶岳《五代史补》卷3也有相同记载。如此，皮日休曾为苏州军事判官，并定居于吴越之地。黄巢败亡之后，其投奔吴越当在常理之中。如若钱镠以皮日休曾为黄巢伪官而不接纳，那他为什么还会重用其子皮光业呢？皮日休为什么还会在死后获得官赠礼部尚书的殊荣呢？这里不免矛盾百出。皮日休接受黄巢伪官，在朝廷看来是要杀头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黄巢起义后，唐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几乎已经是丧失殆尽。若钱镠要任用皮日休，唐中央政府则无力干涉。萧涤非、郑庆笃两位先生还都认为《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不足为据，其中当有隐讳之处，但亦无确凿证据进行反驳，故亦不能完全否认墓志的价值。因此，认为皮日休为朝廷所诛杀一说，根本是靠不住的。此说只见于陆游所引书《该闻录》，属于孤证，无其他资料来证明《五代史补》等所载史料之误，难以让人信服。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皮日休最后结局是流寓于宿州，并终老此地，张志康《皮日休究竟是怎样死的》一文就持这种观点。他依据光绪《安徽通志》卷21的《舆地志》陵墓条，还有道光《宿州志·舆地志》陵墓条所引：“唐皮日休墓在顺河集濉溪北岸，石门尚存，题皮日休墓。”又据《宿州志》卷39所引录的一个清代库生张光谦的《吊皮日休墓》诗，认为“皮日休最后的结局流寓于宿州，死后葬于濉溪北岸”。此说一些学者也不认同，认为地方志在涉及古代的文人轶事的时候，往往会借题假托，以有名之人为荣，同一人物在多处有陵墓的例子也屡见不鲜，这种现象在今天尚且存在。况且此说法直至清末才出现，距离唐朝年代甚为久远，且没有其他确凿材料来佐证，因此不足为据。
皮日休最后的结局，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一说是在黄巢失败后，逃到吴越，最后依附于钱镠。不过既然有相互矛盾的史料存在，不同的说法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轻易地否定哪种观点并不是妥当的做法。
（毛慧君）
世无完书 李靖兵法之谜
李靖是唐太宗的亲密伙伴，为唐朝的统一和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今天可见的有限的材料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李靖怎样出神入化地运用他独到的兵法克敌制胜的记录，但他的兵法并没有以原著的形式流传下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有关他的兵法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后人辑佚而成的。
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祖父和父亲是北魏和隋的地方官。他自己也曾在隋朝为官多年。唐建立后，李世民把他从刑场救下，请求高祖李渊免去了他的死罪。从此，李靖跟随李世民左右，为唐朝的统一和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率兵平定江南、北灭突厥、西击吐谷浑，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可谓无往不胜，展现了他别具风格的兵法艺术。唐高祖李渊也对他的军事才能赞叹不已：“古之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贞观十七年（643年），他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被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在今天可见的有限材料中，我们看到的都是李靖怎样出神入化地运用他独到的兵法克敌制胜的记录。李靖以他辉煌的战绩，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一代著名军事家。
但可惜的是，李靖精妙的兵法并没有以原著的形式流传下来。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李靖所著的兵法有七部；《阴符机》、《韬钤秘术》、《韬钤总要》、《卫国公手记》、《六军镜》、《兵钤新书》、《弓诀》。但这些书早在宋神宗时期就没有完整的了，到今天更是绝大部分已经亡佚。清代学者汪宗圻根据杜佑的《通典》、杜牧《注孙子》及宋代的《太平御览》和《武经总要》等书辑成《李卫公兵法》，是现在研究李靖兵法的重要材料。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则是另一部研究李靖兵法的重要著作。
我国古代的兵书，以北宋神宗颁定的《武经七书》著称于世。《武经七书》包括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书。除《李卫公问对》以外，其余都是春秋战国秦汉前的作品。因此，有人将《李卫公问对》看作是中国军事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但是，《李卫公问对》是否真是唐贞观时期的作品呢？如果不是真书，那么历史学界研究的唐前期军事战略、战术等问题就大成问题了。
早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诏定《武经七书》时，学者何去非就已经对此书产生了怀疑，认为此书可能是北宋前期阮逸所著。晁公武、陈振孙、邵博等人都认同这种观点。但这种说法一直有人反对，如《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等。到了近现代，疑古之风大盛，一些人认为阮逸摹仿杜佑《通典》所载李靖兵法而作的说法更是广为流传，如张心澄的《伪书通考》和黄云眉的《古今伪书考补正》等都持这种看法。
马端临认为：“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鸲之假托也。”他根据《四朝国史·兵志》中关于神宗熙宁间对枢密院诏令内容的记载，认为王震等人所校正及分类解释的李靖军事著作，“岂即此《问签》三卷耶”，“则似即此书”。按照他的说法，今本《李卫公问对》就是熙宁年间所辑录的《卫公兵法》。
《李卫公问对》又称《李靖问对》、《唐李问对》等，简称《问对》，是一部以传统的问答体写成的兵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98次问答，以作战和训练为中心内容，也涉及了广泛的军事问题。以唐太宗和李靖谈话问答的形式，记录、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因此，考证此书的真伪，就关系到此书能否作为研究李靖，进而研究唐前期军事的史料。
现代许多学者认为《问对》并非伪书。也有学者把此书作为研究李靖及其军事思想的史料依据。持真书论者认为，考查宋代何去非等人的有关资料和著作，均没有发现证明《问对》是伪作的文字记载。而且，《问对》能入选《武经七书》，更说明它并非是宋人阮逸的伪作。理由有二。其一，宋神宗是一位“留心武备”的皇帝，他颁定《武经七书》，目的在于作为考选、训练及指导当时军官的武学经典，类似于现在的教学上所用的教材。朝廷上下是严肃对待、认真办理的，怎么会把当朝人伪托的赝品堂而皇之地列为武经，作为全国武学的教科书呢？且阮逸在当时并不出名，《宋史》中亦无其传。现只知道他是宋仁宗天圣时期（1023～1031年）进士，皇祐（1049～1053年）年间还做过屯田员外郎。对于他的其他事迹今天均已无法知道。其二，《武经七书》的校正任务是由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担任的，其中都是饱学之士。即便此书是阮逸伪托，可能骗得了后世，但绝不可能骗过这些鸿儒的慧眼。由以上两点，这些学者就认为阮逸伪托之说不能成立，《问对》应该是真书。
这些学者虽言之有理，但并非阮逸伪托并不代表此书就一定不是伪书。一些专家指出，书中可怀疑之处实在太多。如最简单的一条：书中通篇都称呼李世民为“太宗”，可李靖死于李世民之前，怎么可能用李世民死后才起的庙号来称呼他呢？书中还有许多与贞观时的史实不符的内容。许多在李世民、李靖逝世后才出现的地名、人名等，《问对》中却让他们提前讲了出来。如《问对》中多处记载唐太宗称“李世勣”为“李勣”。但李世勣改名为李勣是在唐太宗逝世后的事情。太宗曾下诏说，只要不是将“世民”两字连用的，都不用改名而避他的名讳。太宗既然向天下人言明了不用避其名讳，当然不可能说话不算数，自己先为避己讳而称“李世勣”为“李勣”吧。太宗死后，朝廷才开始要求天下人避“世”及“民”之讳。李世勣于太宗去世后一个月，改名为李勣。叙事严谨的史籍，都记唐太宗称其为“李世勣”。《问对》的作者显然是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多处记太宗、李靖称“李世勣”为“李勣”。可见，此书并非是成书于贞观年间，也不是直接将听到的唐太宗与李靖的对话记录下来的。
另外，唐太宗、李靖本不会讲错的事情，《问对》中却让他们讲错了。《问对》把李建成所率部队称为“右军”，而李世民自称所率部队为“左军”。但据《大唐创业起居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可靠材料的记载，李建成当时是统率左军，而李世民是统率右军的。李世民对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大事，对自己担任的重要职务怎么可能会记错呢。如此张冠李戴，明显非出自李世民之口。
《问对》中关于霍邑之战、安北都护府的设置、唐代军事术语的使用等均时有破绽和错误。而且与《通典》中引述的有关李靖的兵法、事迹多有抵牾。因而许多学者认为，此书纯系后人伪托，不能作为研究唐代军事史的资料。
另有学者认为，此书虽非贞观时作品，也存在错误之处，但此书作者对唐太宗、李靖事迹、言论作了深入的研究。书中基本反映了唐太宗和李靖的思想，可作为研究唐代军事思想的资料。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问对》是由宋神宗下诏、官方组织人力集体修撰的。以常见的李靖兵法为依据，采用问答的形式，故取名为《李卫公问对》而未署修撰者之名。书中基本反映了唐太宗和李靖的思想，可作为研究李唐一代军事思想的材料。一些海外学者也认为这部书现在的形式很像宋初时的伪作，但包含了一些真实的内容，可以把它看作是《贞观政要》军事上的姐妹篇。
不管《问对》到底是真是假，成书于何时，它多少记录了李靖的兵法与军事思想。在“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宋神宗语）的情况下，它对现代人研究李靖兵法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张 丽）
成功还是失败 唐修《晋书》之谜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贞观年间所修诸史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官修史书。在它修成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它的研究和评价一直源源不断，那么，它究竟是不是一部成功的史学著作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唐太宗为了“览古今之失，察安危之机”，于贞观年间下令重修晋史。此书不仅由当时的宰相房玄龄监修，唐太宗更是分别在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和《王羲之传》这四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了史论，总结两晋灭亡的历史教训，说明自己维护皇朝政治稳定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必要性。《晋书》在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众多具有较高史学和文学修养的修撰者的共同努力下，大约于两年半之后完成，全书共一百三十卷。然而从它完成之日起，学者们对它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
最早正规批评《晋书》的，可能要数唐朝的刘知几了。他认为，《晋书》采用了很多诸如《语林》、《世说新语》、《幽明录》、《搜神记》等诙谐的小说资料，所以它只是一本“取悦于小人”的史书，真正有学问的人对它是不屑一顾的。《旧唐书·房玄龄传》中也说当时参加修撰《晋书》的大多是一些文人雅士，喜欢引用一些奇闻逸事，所以书成之后，“颇为学者所讥”。而《四库全书总目》中更是指出，唐人修成《晋书》之后，以前两晋及南朝一些史学家所写的晋史差不多统统亡逸，这样一来就使得想要考察晋史的人缺少了许多宝贵的资料，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而最早对《晋书》持肯定意见的，是北宋所修的《册府元龟》，书中认为《晋书》“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遗逸”，并且能“举其精要”，对于晋代的文集也是“罔不毕记”。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则首先肯定了《晋书》在“博采众家之长”上胜过了以前的晋史，并且在载记方面“简而不漏”、“详而不芜”。而后又进一步肯定《晋书》收录了很多表、疏、赋，颂等原始文献，为人们考察当时社会中的营竞、谈虚、选举之弊等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有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于《晋书》价值的讨论做了一番总结。大致概括出《晋书》有五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和三点值得深思的缺陷。五条优点分别是：
首先，对两晋错综复杂的历史格局，能够较为完整和系统地表述出来。在两晋一共156年的时间里，经常是战乱不断，政权林立。两晋时期，由于很多国家时兴时亡，政权更替无常，所以这一时期所包含的国别特别多。而要记清楚每个国家的族别、地域、成立和灭亡的时间、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等等，是一件异常繁复和浩大的工程。唐朝的修撰者们经过一番探索后，创立了一种兼具纪、传、志特点的全新的“载记”体，既以两晋历史为主线，又把其他各国政权摆在适当的地位，完整地记录了各个偏霸政权的兴亡。
其次，内容相当详尽。唐初距离两晋的时间比较近，所以当时可以看见的有关晋史的资料自然相当多。据考证，史家在修撰《晋书》时，光参考两晋及南朝一些史学家所写的晋史就多达23家。因此，《晋书》在史事完整、史料详尽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其他晋史。比较典型的如《裴秀传》中记载的《禹贡地域图序》，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地图绘制方法。又如《束皙传》中，记录了《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过程。这些都是有关文物、文献的重要史料。另外，《晋书》中“志”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它的“十志”从汉末写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缺陷，而且“本末兼明”、“极有伦类”，可以和《五代史志》相媲美。“十志”中有不少是出于当时的名家之手，比如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就是由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李淳风亲自撰写而成的。
第三，突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晋书》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我国古代儒家提出的大一统的思想。全书以两晋政权为正统，以十六国为偏霸的“载记”体，正是大一统思想在史著编撰方面的体现。可以说，“载记”体的运用，解决了汉族正统中心与胡族偏霸政权融于一体的难题。《晋书》对于大一统思想的维护，对我国古代国家的富强和统一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四，对民族关系的处理比较公正。与以往的史书不同，《晋书》在“华夷一家”的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比较公允。虽然在“载记”中有“僭伪”的字样，但是无论是从字数分配，还是从内容繁简，抑或是类传人物的选择上来看，史家在实际叙述的过程当中，都是将东晋和十六国基本放在同等地位的。因此《晋书》不仅全面地再现了十六国时期130余年的中国北部的历史，而且也表明了这段历史是由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
第五，叙事头绪清楚，主次分明，行文简而不漏，详而不芜。《晋书》在文学价值上，不仅对《史记》和《汉书》的文学传统有所继承，而且还带有魏晋时期文艺隽永、幽默、诙谐、风趣的时代特征。比如《姚弋仲载记》中对羌族骑兵首领姚弋仲粗鲁率直、真诚无欺的表情和神态的描述。还有在《刘伶传》中，只用了200多个字，就将一位不贪图虚荣和利益，任情放远、风流潇洒的名士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总结出的《晋书》的三点缺陷是：
首先，《晋书》在体例上不够规范，很多内容前后重复。根据史料的记载，唐初参与编写《晋书》的人多达二十多个，因此他们各自在编撰时很容易犯下重复或前后矛盾的错误，再加上编成之后，没有名家做总体性的加工和修订，所以书中错误不少。
其次，《晋书》在史料的考证和判别上也存在不少失误。
最后，《晋书》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比如《杜皇后传》中说杜皇后从小就没有牙齿，所以长大以后，没有人敢向她求婚。然而等到皇帝选妃的时候，她的牙齿居然在一夜之间全都长齐了。不过学者们认为，这样的记载虽然不可否认是《晋书》的一大败笔，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普遍崇拜鬼神的文化风尚，为我们研究当时的文化心态提供了一定的素材，为此，也不能对它的价值一概否定。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晋书》的缺陷不少，如编纂上缺乏统贯，各部分不能协调一致，致使前后重复，彼此有失照应，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不少。取材上往往把与历史毫无关系的庸俗的异闻轶事写入书中，文笔“竞为绮艳，不求笃实”。思想上卖力地为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而说教，有些论赞议论不当，批评失实。也有人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认为此书校阅不细，大事漏载，义例不精，史事和史事发生的时间多有失误，文风不佳。
从以上学者们概括的情况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唐修《晋书》的评价还是褒大于贬的，那么唐初史学家们对于晋史的重新修撰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相信每一位看过《晋书》的人，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结论。
（杨英姿）
多才多艺 《霓裳羽衣曲》创作之谜
唐明皇李隆基是个多才多艺的盛唐天子，杰出的音乐家。唐代人就称赞他是“洞晓音律，由之天纵”。他开创了开元一代乐坛盛事，编制出了以《霓裳羽衣曲》为代表的数十部作品。玄宗富有音乐天才，能演奏多种乐器。
自从玄宗专宠杨贵妃，由于贵妃擅长歌唱与舞蹈，激发了唐玄宗多才多艺情性的不断展现，两人简直成了一对艺术家，共同的艺术情趣使两人不断进行探讨，并取得了不少成就。唐朝最负盛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两人爱情的成果。
唐代仕女彩像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歌舞大曲中最精彩、最具代表性的，共分三个部分，三十六小段。前六段是“散序”，内容为独奏和轮奏，部分节奏自由，优美动听，在依曲编成舞蹈时，散序被当成器乐演奏的序曲来处理。中间十八段为“中序”，随着乐曲节拍鲜明起来，舞蹈也开始了，以抒情婉转的慢板为主。后十二段为“破”，节奏急促，舞势激扬，最后以一个停顿，像鸾凤飞舞后立即收起了翅翼一样，全舞在鹤鸣般的“长引声”中结束。《霓裳羽衣曲》有过多种表演形式：独舞、双人舞及数百人的大型群舞。表演时，舞者身穿多彩的羽毛衣，拖着闪光花纹的白裙，伴着音乐的节奏，舞姿轻盈，飘逸如仙，整部乐曲描写了玄宗向往仙境、遇见仙女的梦幻故事。
因为《霓裳羽衣曲》十分优美，历来被赞为仙乐，敷上了神秘色彩。那么，这首大曲唐玄宗是如何创作的？是新创的，还是改制的？是沿袭了中国固有的音乐，还是从域外传入的？
一种说法认为《霓裳羽衣曲》就是《婆罗门曲》，主要依据是《唐会要》。天宝十三载（754年），太乐署将“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婆罗门即天竺，婆罗门曲为天竺舞曲。当时此曲实际上是由西域、中亚诸国的通道传入唐朝。开元八年（720年）时，突厥侵犯至甘、凉等州，将凉州都督杨敬述击败。杨敬述虽战败，但他向玄宗“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终必遽，唯《霓裳羽衣曲》将毕，引声益缓”。这是一支与唐朝流传的曲子较大不同的外国乐曲，结束时轻声拖音渐缓煞尾，不像一般大曲曲终声音高亢，戛然而止。玄宗见后，耳目一新，满心喜欢，所以这位都督仗打败了，尽管被削去官爵，仍然授检校凉州都督。天宝间玄宗对此曲稍加润色后，配以歌词，遂改名为《霓裳羽衣曲》。盛唐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改革开放的局面、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底蕴，使异域曲源开出了中西合壁的成果。
一种说法认为《霓裳羽衣曲》是玄宗登三乡驿高处望女儿山仙女庙后有感而作。中唐诗人刘禹锡《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儿山小臣斐然有感》云：“开元天子万事足，唯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他认为是唐玄宗望女儿山仙女庙后有感而作。女儿山在今河南省宜阳县境，为东都连昌宫的胜景，是唐玄宗东巡的览胜之地。这种说法在宋朝乐史的《杨太真外传》中也可见到。按这种说法，玄宗远望仙女庙，产生了联想，归来后创作了《霓裳羽衣曲》，但只写了前半部分，等到后来杨敬述带回《婆罗门曲》，才续成全曲，并配以歌舞。
最为大众接受的一种观点是玄宗游月宫后作《霓裳羽衣曲》。这种传说荒诞神奇，但有生活体会和历史依据。因为玄宗一贯崇道，想入非非，多次说自己见到皇祖兼道祖的老子，因此神情恍惚梦游月宫。他酷爱歌舞，不少乐曲都与道教神话传说有关，故梦中闻奏仙乐而领悟创作灵感，也合乎情理。晚唐郑嵎《津阳门诗》自注引述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玄宗中秋月夜梦游仙界，在月宫听到仙乐袅袅，十分动人，归来后只记起一半。时值西凉都督杨敬述进献《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创作了“散序”，用敬述所进曲创作成基本曲调，命名为《霓裳羽衣曲》。王建在《霓裳辞十首》题解中也持此说，说有一个叫罗公远的道士，曾引玄宗游月宫，玄宗在那里见到了数百个“素练霓裳”的仙女“舞于广庭”，就默默记下了曲调。可是当他回来后，只记起了前半部分。后一部分正好逢杨敬述进献曲子，就将其作为后面的乐章。这种说法实际上是说此曲纯由玄宗所制，玄宗不是简单地改名，而是赋予新的意蕴，将佛曲改为仙曲。霓裳羽衣，已将曲题点破，即天上仙女翩翩起舞，多么美丽、多么令人神往的意境。后半段的制作，也不是简单的移植，是以中原的清商乐为主，糅合了《婆罗门曲》，创造了格调极美的仙境，使人有亲临神仙天府的感觉。元稹《法曲》也云：“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所谓“号天落”，即仙女奔向凡间，天上人间，多么丰富的想像。
还有一种观点不同意那些神话传说，认为神话不是传说，音乐不可能是做梦做出来的。北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三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其他饰以神怪者，皆不足信。”按他的说法，此曲是西凉的曲子，明皇仅加以润色改名。这种说法得到了元代胡三省等许多人的支持。
有专家认为王灼的观点基本上是成立的，但仅说玄宗是润色，不免贬低了玄宗对创作此曲的重大贡献。这种说法认为，《霓裳羽衣曲》中融入了《婆罗门曲》，进行了再创造，并增加了散序部分。《婆罗门曲》经改制构成了该乐舞大曲的后半部分，两者有渊源关系，但并不相同。《霓裳曲》是法曲，法曲是以清商乐为主的，此曲创作的成功，是溶入了域外音乐，为胡声唐化的典范。《霓裳羽衣曲》创作全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玄宗先完成作曲、编曲，随后推出了舞蹈的演出形式。这首曲子结构复杂，乐调优美，技艺高超，无与伦比，具有高度的艺术和技巧水平。舞蹈表演包括了奏曲的内容，但奏曲不能包含舞蹈的内容。舞蹈是综合性的乐舞艺术，技艺水平远较单纯的乐器演奏为高。
一个皇帝，有如此高的艺术创作水准，在中国历代是很少见到的，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玄宗的创作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猜想。不过真真假假，的确使人难以分辨。
（周志明）
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主题之谜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中，叙事诗的成就最高。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非《长恨歌》莫属，这是最富于感染性的作品。这首诗篇，在民间口头文学中流传最为广泛，后来还被世人改编为小说、戏曲、弹词。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自唐至今，众说纷纭。
帝妃故事之于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的无疑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缠绵排恻。他们几乎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如诗歌、小说、戏曲、弹词等，其中多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白居易的《长恨歌》，更属千古之绝唱，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人传颂的长篇叙事诗之一。但是，对于它的主题思想，历来歧见颇多。尤其是近几年来，诸家蜂起，各抒己见，莫衷一是，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我国学术界曾为此展开过许多大型的研讨。
《长恨歌》是白居易早年所作，写的是唐明皇误国、杨贵妃死难的悲剧。这篇作品受到了当时传奇文学的影响，再加以神仙道士话题的穿插，以及丰富的的想像，使这一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色彩。
至今，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有爱情说、讽喻说、同情说、自伤说、感慨说、双重主题说、长恨说、矛盾主题说等等，每类评说者各依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操喜好，表说其理，其中不能没有各自的局限性，不过若把每种说法交叉起来看，还颇能从中看出一些问题的实质所在。这里，我们主要详解三种使用最广泛的说法。
第一是“爱情说”。持此观点者认为，《长恨歌》的书写是为了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遭遇。以及歌颂他们爱情的纯真。在《长恨歌》中，这种思想基调是占主导地位的，最基本的。自居易通过对于李、杨爱情故事的描写，歌颂了这种同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大家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瑕的爱情交流，这在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和梁、祝等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爱情故事一样，都“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诗中虽也写到李、杨的荒淫误国种种劣迹，但作者对此表现出的讽刺和不满情绪，并不十分显著。
《贵妃上马图》 一些人认为全诗分为三段，其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流”以一上为第一段，揭示出唐朝由强转弱与唐玄宗的骄侈有关，着力刻画唐玄宗对杨贵妃宠爱无比，超出了常度，为历史所罕见。“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以上为第二段，主要是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悼念，写出了玄宗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伤，以致长久地感到无比的痛苦。第三段叙述方士觅魂，作为仙子的杨贵妃的心理状态被描写得极其隐约迷离。
与其他说法相比，此说最能得到人民大众的共鸣。
第二是“讽喻说”。有不少人认为，《长恨歌》是一首讽喻诗，它意在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和昏迷不悟，展现了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真实生活面貌和他们在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这个观点的主要理由有这样三点。一是此诗文写于元和元年（806年）冬，在这一时期，从白居易所写的对策和创作的《新乐府》，以及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来看，其主旨都在联系社会现实，探讨历史教训，谴责李、杨的荒淫导致安史之乱是理所当然，“爱情说”则明显存在与之相矛盾的一面。二是陈鸿的《长恨歌传》中曾说白居易“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创作动机，应是可信的。三是全诗讽喻之意明显，尤其是诗文的上半部分，着重在揭露和批判，而赞扬李、杨的爱情并不是全文的主题。
第三是“双重主题说”。有人认为，《长恨歌》写的是一个特殊性质的爱情悲剧，李、杨两人既是悲剧承担者，又是这场悲剧的制造者，这就使得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不能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怜”，不能不在这两个形象身上集中了谴责与同情。
一方面，由于白居易生活在当时社会中，他的世界观有诸多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国破家亡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的“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歌的主题思想便具有了双重性，既有讽喻，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部分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如何地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又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其中的讽喻意义是极其明显的。诗歌的后半部分。作者又用充满着同情怜惜的笔触书写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入骨相思情，从而使得全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爱情的赞扬歌颂，这里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着一定的讽喻意味。如诗的结尾两句，“天长地久有穷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此间又暗示了正是唐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超过了讽刺，读者读罢此诗篇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借鉴”。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前后矛盾，而且这也与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过多有很大的关系。
就陈鸿在其《长恨歌传》中所言，“长恨”的主题的确包含了同情和讽喻两个方面。所谓“惩尤物，窒乱阶”，惩治尤物带来的祸患，点名造成乱世的最初原因，就是指唐玄宗因为沉迷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给予讽刺给予惩戒。诗篇的前半段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中以讽喻为主，后半段则多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借李、杨爱情故事以此寄托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这么说来，《长恨歌》应是同情与讽喻的结合体，不能将它看成是纯粹的讽刺诗或者单一的爱情诗。
临潼的华清池 一直到目前，长恨歌主题讨论还在继续，已然成为一门学问被多少专家学者所关注。不少研究者从上述诸说中，深入发掘，不断提出一些新鲜新颖的见解，力图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感伤说”。感伤说者认为《长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它与中唐时期的文学创作潮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体现了在这个创作潮流中大部分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感慨抒写国运盛极而衰的共同主题，突出反映了白居易在时代兴衰转变时期的感伤、凄凉之感。所谓“长恨”，不仅仅是作者对李、杨悲剧之“恨”，更主要的，是对统治阶级不能保持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的社会兴盛面貌，反而只是在盛世中纵情享乐而招致了家破国衰局面的“长恨”，是对一个全盛时代衰亡的“长恨”。
也有人觉得，白居易的《长恨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咏叹，表达他个人的内心痛苦，此说可称为自伤说。他借着历史故事和历史题材，抒写与情人永别离时的长相思之痛，为自己不幸的爱情遭遇，书写了一曲凄凉哀婉的悲歌。这是因为，有人考证，诗人在创作此诗时，正值他自身遭受爱情痛苦的深渊时期；其次，白居易自己编撰诗集的时候，把《长恨歌》列入了“感伤”诗类中；另外，长恨诗中还塑造了一个美丽动人风韵十足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其审美趣味。
至于，《长恨歌》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一百个人读来便有一百种感受。不过，千百年来，凡是赏读过此诗篇的人们，无不被它那缠绵悱恻哀婉凄凉的叙述深深打动。
（毛慧君）
是词曲之祖吗 李白词真伪之谜
今传李白词共18首，有人认为是李白所作，有人加以否定。肯定者从文章风格上，特别喜欢这些词，因此倾向于是李白所作。否定者常从考证的角度立论，也有从文章的风格方面，认为不是李白所作。有学者说，这些词不会因为是李白所作而增值，也不会因为不是李白所作而减价。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仁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回程，长亭接短亭。
李白手迹 李白的《菩萨蛮》有三首，这是第二首。词写远游行客登楼眺望，日暮苍茫远阔的景色与羁旅思乡之愁交织相融，笔调清淡自然，画面高浑悲凉，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李白词还有著名的《忆秦娥》：
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词写伤离，怀古抚今，将秦娥悲怨之情与长安广阔景象融作一体，化凄婉惨淡为雄浑悲壮，堪称千古绝唱。
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他作品的艺术特点。他是继屈原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自古以来他以诗名世，但他也有词留了下来。近人林大椿的《唐五代词》根据《尊前集》、《词综》、《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辑得李白词六调15首，今人张璋等编《全唐五代词》又补辑《秋风清》、《白鼻騧》、《结袜子》各一首。孔范今主编的《全唐五代词释注》中根据《全唐五代词》也收有他的词18首。像上面举的两首词最早在宋朝人黄昇《花庵词选》已提出是李白的作品，但后代不断有人怀疑这些词不是李白的作品。张璋先生尽管收了李白的词作，但如《桂殿秋》等作品怀疑“恐非太白所作”。孔范今说：“至于今传诸词，是否果出于李白，甚难断定，姑录之以备考。”意谓挂上李白名字的词都收在书中了，但是否真是李白的也不敢而且无法断定。
那么这些作品是否真是李白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李白词的真伪，尤其是关于上面《菩萨蛮》和《忆秦娥》二词的议论很多。
有人认为李白的确有词留传了一下来。就拿上面列举的两首词来说，宋朝僧人文莹在《湘山野录》中就说到，《菩萨蛮》词他在鼎州(今湖南常德市)沧水驿楼看到写在墙面上，但当时不知道是谁的作品。后来他在曾布家中见到了一个古本，才知作者是李白。这样说来宋人认为词是李白的，而且有证据可以说明。上面两首词问世之前，其他作家的词已有流传，但从作品的价值来看，这二词气象不凡，沉郁深厚，黄昇称是“百代词曲之祖”，只有李白这样的大手笔才能写得出来。
人们指出，李白五岁时由胡、汉杂居的西域碎叶移居巴蜀，在曲词的重要发源地蜀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25岁以后的七八年间又曾漫游吴歌西曲盛行的两湖江浙等地。这位喜好音乐、能歌能舞、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广泛接触了《采莲曲》、《梅花落》、《山鹧鸪》等民间歌曲的同时，所作《杨叛儿》、《襄阳曲》、《江夏行》、《洛阳行》、《乌夜啼》等乐府诗，在内容、形式上接近曲词。他在长安供奉翰林时过着“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荤行”的生活，在玄宗的大力提倡下，他具备了参与写词的条件。
有人否定上面所举二词是李白的作品，认为是伪作，甚至有人猜测是中唐以后的人伪造的，有人大致推测是温庭筠的作品，有人还认为这可能是北宋人伪托李白的作品。一些学者指出，唐朝人苏鹗的《杜阳杂编》中说，《菩萨蛮》曲是唐宣宗大中初年倡优之辈的常见作品，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开元、天宝时还没有这种曲调。俞平伯认为从《菩萨蛮》等词的来源来说并不可靠，五代时的《花间集》就没有提到《菩萨蛮》和《忆秦娥》之类。从词调的发展来看，特别是从音调和文字的配合这一点来看，李白写《菩萨蛮》的可能性很小。从李白的生平来看，我们既没有证据说李白作了这些词，也没有证据来否定。即使李白与词曲的创始有关系，但也不能肯定《菩萨蛮》、《忆秦娥》和李白的关系。天宝和至德之间，李白在浪迹江湖后进入永王璘幕中，闯了一场大祸，随后即狱流夜郎，在这种境况下还有那闲情别致创作新体词，似不可信。从词作的风格来考察，《忆秦娥》声情悲壮，但五代词惟趋婉丽，直到宋代苏轼才一变风格。像这样形式内容都很新颖的词，三百年中好比石沉大海一般，如果真是出自于李白之手，为什么对唐五代词没有一点影响?从这样四个方面来看，都难以得出李白是二词作者的结论，李白不可能是“词祖”。
不同意这种观点者认为，这两首词不是闺怨词，而是包含着巨大的历史内容，反映着盛唐的悲剧，抒发了作者的忧国情怀，因此不可能是温庭筠等人的伪托。《菩萨蛮》是古缅甸音乐，隋唐间传入中国的域外乐曲已较为广泛，以李白横溢的才气，即兴拿来就作词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二词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手法，既带着李白性格的鲜明烙印，又符合李白创作的独特规律，应该是李白的作品。
有人对挂着李白名的词进行研究，认为相传的李白词既有假的，又有真的。《桂殿秋》二首、《连理枝》一首和调寄《菩萨蛮》的“游人尽道江南好”、“举头忽见衡阳雁”二首均属后人伪托。《桂殿秋》二首，其实就是李德裕的《步虚词》二首。《连理枝》一首，为后人杂凑而成，因为此调后起。“游人尽道江南好”是拼凑韦庄的两首《菩萨蛮》而成，而“举头忽见衡阳雁”是宋人陈以庄的作品。《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是否出于李白之手很难说。不过五代时编的《花间集序》中，李白确有长短句词《清平乐》四首。词中多六言句，正符合长短句体初起时的形式特点。此调分两片，有换头，又转韵，多用形容词语写男女别情，对晚唐五代的“花间派”有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