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的观点与其不尽相同。有人认为杨慎的《词品》中已经谈到了李白的《清平乐》，认为词无清逸风韵。清朝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认为不是李白的作品，“谓其卑浅也”。《花间集》中说“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但所指是否即今传《清平调》尚不可知。《连理枝》一词句度参差，而词意卑浅，且相当长，肯定不是李太白的作品。此词最早收在《尊前集》中。此集原本虽相传是北宋人编辑的，但今传本是据明本重刊的，是否接近原本，实在是可以怀疑的。
挂着李白名的词是否真是李白所作，看来学术界还是无法定论的。从总体上说，认为不是李白作的占了优势，但是否算是结论还很难说，只能存疑留待后人来解决了。
（周志明 史 轰）
谁的作品 《顺宗实录》作者之谜
唐朝记录皇帝言行事迹的实录今天只存一本，那就是署名为韩愈的《顺宗实录》。不过有人认为这本书根本不是韩愈所作，作者是另有其人。一些人不同意，在详细分析后认为这本书的确是韩愈的作品，只不过韩书在唐朝有详、略两个本子，今天所见的是略本。真是如此吗？
实录是一种特殊的史书，每个皇帝都要编一部。唐代的实录比一般的国史更简要，从其性质上看是高于国史的“帝王之书”。一般情况下，唐朝君主在位时即已纂修本朝实录，君主逝世时往往要以本朝实录陪葬。唐朝的实录比国史秘重，主要供帝王阅读，不像国史流传较广，大臣家里可以收藏。实录的体裁介于编年和纪传之间，主要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但又要在具体的地方对人物、制度作出详细的介绍。由于实录的记述关涉到对帝王的褒贬，对重要臣僚的评价，唐朝统治者对实录的编修极为重视，因为这关系到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其意义甚至超过当代人的性命。因此整个唐代在编修实录问题上往往会生出很多事情来，甚至会卷入到一场政治斗争中去。
唐朝列代都修实录，但今天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部，那就是署名为韩愈的《顺宗实录》。这部书保存在《昌黎先生外集》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所修实录的真面目。
这部《顺宗实录》按理来讲为韩愈编纂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惊讶地发现实际上《顺宗实录》不只有一部，那么今存的这部作者是韩愈吗？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有一段话，使我们对今本《顺宗实录》的作者更是生出许多疑问来：“景祐中，诏编次《崇文总目》，《顺家实录》有七本，皆五卷，题曰‘韩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详，编次者两存之。其中多异同，今以详、略为别。”司马光看到了两种《顺宗实录》，一种是详本，一种是略本。《旧唐书》也记有唐人韦处厚编撰过三卷本的《顺宗实录》。那么韦处厚的三卷本是否就是略本，而韩愈的五卷本是否就是详本？今天所见的是韦本还是韩本？后人疑窦丛生。
一种新观点认为今本《顺宗实录》是韦处厚编撰的，作者不是韩愈。张国光先生认为韩愈的《顺宗实录》在北宋靖康之难时亡佚了。元和九年（814年）韩本定稿时，韦本已经流传，故司马光所见的详本就是韩本，略本是韦本。《旧唐书·顺宗本纪》末引用了大段韩愈的话，却不见于韩愈集中的《顺宗实录》，因此今本《顺宗实录》的内容与刘昫所看到的本子不同，当是韦本无疑。韩愈的那个本子已经亡佚，但仍可考见。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一些人的赞同，他们认为韩愈所撰《顺宗实录》没有流传下来，其原因是“书禁中太切直”，遭到了宦官的不满，因而全部加以窜改。
很多人仍持传统的观点，认为今天的《顺宗实录》作者的确是韩愈。瞿林东先生认为韩书是以韦处厚的《先帝实录》为基础，但增补和改动很大，是与沈传师、宇文籍等人共同改编的。纂修于元和八年（813年）十一月，完稿于元和十年夏，历时一年半左右。此书为什么要修改？韩愈是个有操行坚正品格的史学家，他撰述实录时的宗旨是直书，如实地记述了“宫市”、“进献”、“杂役”等陋政。唐文宗时对他的这部实录进行修改，不是韩愈史才不够，而是宦官们讨厌他叙述的禁中事太切直，引起了朝臣的反对，因而之后路随修改时只是依旨略删其中“禁中事”以塞责，改动并不大。他认为司马光所见的略本应为韩改本，即路随修订本《顺宗实录》无疑。而《旧唐书·顺宗实录》后论中韩愈的话，是文宗朝遭宦官删改的结果。他不同意张国光等人的观点，认为今本是韩改本无疑。韦处厚所修的《顺宗实录》三卷是在韩愈之前。
持这种观点的其他学者指出，《旧唐书·顺宗纪》末引史臣韩愈的一大段话，在《实录》卷首可以找到，只是文字繁简小有不同，因此张国光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韩愈《顺宗实录》共有三稿，三稿都是五卷，但互有详略，司马光所见的详略本均是韩愈撰，则说明详略本是韩愈修改前后的不同稿本。且韦本只三卷，而司马光所见的均是五卷本。再者韦处厚的文章风格和韩愈的不同，而今本《实录》的文章风格也与韩愈散文风格一致，因而今本《实录》必定是韩愈的作品。
一些人认为今天所见的《顺宗实录》是韩愈所作的简略本。著名学者卞孝萱在将《旧唐书》、《册府元龟》、《顺宗实录》进行对照比较后，认为《旧唐书·顺宗本纪》中韩愈的话实际上是从《顺宗实录》的详本中摘取的。在将《资治通鉴考异》中所引的详略本史料进行了比较后，他认为今本《实录》是韩愈的略本。他又从韩愈的散文文笔着手，从文章角度证明了《顺宗实录》是出于韩愈的手笔。又将《永贞行》中对永贞革新和王叔文集团的态度与《顺宗实录》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口吻如一，因而他指出今本《实录》必韩愈所作。详本和略本有一些差别，但主要是删除了一些“禁中事”而已。
也有人指出，司马光所见详本是韩愈的原书，而略本是文宗大和五年路随的删改本。今本《实录》是略本，“略本虽非韩录原状，但不得谓非韩氏本文”。
这本唐代惟一保存下来的实录，到底是谁的作品，看上去一时还难以解释得清。张国光不但认为今本不是韩愈所作，韩愈之作已经亡佚，而且自己说已开始对亡佚的韩书在做辑佚工作，我们盼望着他的辑佚成果能早日面世。同时很多人仍是坚持今本是韩愈作品，提出的论据确凿肯定。这个重大谜案何日能解决呢?
(杨英姿 周志明)
最精彩动人的传奇 《霍小玉传》之谜
《霍小玉传》是唐人小说中最有名的作品之一。李益和霍小玉之间所发生的爱情悲剧，曾经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与一般的小说不同,《霍小玉传》并非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它也许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作为唐人小说的代表作,《霍小玉传》一直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和好评。胡应麟把它称为“唐人最精彩动人之传奇”。这是一篇描写士子倡女爱情悲剧的作品，汤显祖的名著《紫衩记》即据以改编。
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男主人公李益自命风流，请媒求取佳偶。霍小玉原是霍王庶出小女，当时与母别居于外，也想求一好儿郎格调相称者。经媒人撮合，一对才子佳人走到了一起。小玉因本是倡家，感到配不上李益，顾虑重重，认为两人之间的欢爱可能不会长久。李益写下帛书作表白，“引谕山河，指诚日月”，表示自己对爱情是绝对忠诚的。两年后，李益登科授职，将回家省亲。小玉向李益提出两人保持关系以8年为期，8年之后李益可另择高门。李益答四个月后就来迎娶小玉。李益回到家，母亲早已为他定亲卢氏，遂不敢违抗母命。李益逾期不归，小玉忧思成疾。之后李益回到长安，小玉想见他，李益一再回避不见。李益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不满，一位黄衫豪客挟持了李益来到小玉家。这时的小玉病情已十分严重，但还是强自起床，痛斥李益，发誓一定要报仇，长恸而绝。小玉死后，李益家里果然不得安宁，对妻妾疑心重重，生活不得安宁。
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认为它是虚构的小说之作。例如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就说：“作者托名李益，创造了一个心理活动比较复杂的薄幸男子的形象。”吴组湘先生等编写的《历代小说选》也说：“说小玉是霍王小女，这是小说的一种假托。”然而随着大家对这篇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有学者经过考证后发现，不仅小说中的李益、霍小玉、霍王等确有其人，而且李益和霍小玉的爱情婚姻悲剧发生的时间与活动地点也确凿无误。
霍小玉是《霍小玉传》中的女主角。小说中说霍小玉的母亲净持是霍王的宠婢，霍小玉则是霍王的爱女。但是霍王死后，家里的其他兄弟都嫌弃她们出身低贱，所以和她们分了家。因此，要弄清楚霍小玉是否真有其人，首先要搞清楚她的父亲霍王是谁。
张友鹤在《唐宋传奇选》中说霍王指的是唐高祖的儿子李元轨。徐士年、蒲戟、谢孟等人也基本认同这一观点。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在小说中，霍小玉曾经在大历六年（771年）对李益说：“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她应当出生于天宝十三年（754年）。然而根据史料的记载，这时李元轨已经去世66年，因此，他和霍小玉不可能做父女，“霍王”一定另有其人。经过一番考证，学者们找到了霍小玉的父亲，他应该是李元轨的曾孙李晖。
在知道了霍小玉的父亲是谁之后，霍小玉的身世也就明白无误了。她虽然曾经是霍王的掌上明珠，但是父亲死后，由于出身低微而和母亲一起被赶出家门，这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是不足为怪的。
李益是《霍小玉传》中的男主角。唐人赵璘《因话录》和《新唐书·李益传》中都曾提到，当时一共有两个李益，一个是尚书李益，人们又称他为文章李益或诗人李益，另一个是门户李益。《霍小玉传》中的是尚书李益。小说开篇便介绍了李益的身世：籍贯陇西，大历中进士及第，登第时年仅20岁。登第后的第二年，他去了长安，住在新昌里。出生名门。柳宗元在《先君石表阴友记》中说：“李益，陇西姑臧人，风流有文词。”后来计有功和晁公武也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说他是陇西姑臧人，所以小说中所说李益的籍贯是属实的。关于他考中进士的时间，则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等为证，两本书中都说李益“大历四年进士登第”。李益在《从军诗序》中说自己在安史之乱时，刚刚8岁。安史之乱是在天宝十四年十一月，所以他应该生于天宝七年（748年），大历四年为公元769年，这样算来李益考中进士那一年的确是20岁，这说明《霍小玉传》中写他中进士的年龄也是真实的。”《旧唐书·李益传》中记载，李益是肃宗时的宰相李揆之的族子，所以小说中说他出身名门也是事实。
看过《霍小玉传》的人都知道，小说中的李益是一个风流才子。霍小玉的母亲第一次见到他时，便称赞他“才调风流，仪容雅秀”。柳宗元就曾评论诗人李益“风流有文词”，宋育仁在《三唐诗品》中更是称李益“如落花依草，妍然妩媚”。可见小说在这一点上没有虚构。此外，小说中还提到过李益诗中的一句名句：“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经过学者的考证，这句诗确实为诗人李益所作。
另外，在《霍小玉传》的结尾部分，作者用很多笔墨描写了李益嫉妒猜疑的毛病。关于这一点，也有很多史料可以证明。比如柳宗元曾说他“少有癖疾，以故不得用。”李肇在《国史补》中说他“多思虑，多疑惑”。《旧唐书·李益传》中更是说他：“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这样看来，小说写他“妒痴”、“心疾”都是真实的。
为了证明《霍小玉传》的真实性，学者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那就是：历代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都很重视这篇小说，并认为其有史料价值。例如清朝的大学问家徐松，他长于史学，并且精通史志，曾经奉朝廷之命主持编写《全唐文》，花了40年的时间完成著名的史志著作《唐两京城坊考》，总结了从唐代到清代对长安和洛阳的研究，书中曾经多次引用《霍小玉传》。又如当代史学家武伯纶也在“李举益宅”、“霍小玉宅”、“侯景先宅”、“新昌坊”等处引用《霍小玉传》。
然而，虽然在《霍小玉传》的真实性上许多学者都提出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关于这一问题还是存在很多疑点，因此，到底它是虚构的小说还是纪实之作，目前在学术界还未有定论。
也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并不是真正在描写爱情，而是作者蒋防为迎合元稹、李绅的政治需要，有意攻击李益而作的，是早期牛李党争的产物。
卞孝萱先生认为唐代的传奇大都在结尾处要么交代故事来源，要么发一通议论，而《霍小玉传》既没有议论，也不交代故事的来源，这是有着特殊原因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李益，与李逢吉、令狐楚关系密切，而小说的作者蒋防与元稹、李绅关系密切。唐宪宗末年，元稹、李绅与宰相令狐楚关系恶劣，这样元稹等人对李益也就不会有什么好感。元和末、长庆初，元稹、李绅乘令狐楚贬谪在外、李益孤立无援的机会，排挤李益。当时想到的方法就是用文艺作品攻击李益重色而又负心，使他声名狼藉，蒋防就承担了这一巧妙的任务。因此这篇小说不是描写爱情的，是朋党之争的产物。
小说中记述李益生平的地方，多与史书记载不合。为何如此错乱呢?蒋防与李益同仕于朝，不该出现这么多的错误。卞孝萱推测可能是故意如此的，这样使李益不能当真，无法诘问。小说中有许多令人生疑的地方。如女主角霍小玉本姓李，按唐代的法律，李益与她是不能结婚的，唐代同姓为婚要徒二年，而小说中的李益却与小玉有盟约，差一点结成婚姻。李益在郑县任上有两次请假，均超过一百天。而据唐朝的规定，如果职事官假期超过一百天就要停职。蒋防写李益与一个不应该结婚的同姓女子同居并有盟约，是为了突出李益的重色。又写李益为了抛弃小玉，在两次不可能有的长假中故意不见小玉，这是为了突出李益的负心。
卞先生的结论认为这是一篇攻击政敌的传奇，是一个捏造的故事，所以传奇的结尾处避而不谈故事的来源与写作的经过。作者不直接批评李益道德败坏，而是借传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之口发表议论，手法十分狡猾。
《霍小玉传》是一篇艺术境界达到上乘的传奇，至今仍有许多谜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杨英姿 周志明)
传奇证史 《枕中记》主角原型之谜
唐代的传奇小说，根据作品的寓意，可以分成许多种类。这些作品寓意深刻，成就较高，可以指事陈情，意含风谕，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沈既济的《枕中记》也是一篇影射时事的小说，不过主人公到底是以谁为模型人们还没有统一的意见。
唐代传奇《枕中记》记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元中，有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在邯郸邸舍，见到一个衣着短褐乘着青驹的青年卢生，也住在这个邸舍。两人共席而坐，谈得十分欢畅，不久吕翁听到卢生长叹之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吕翁看到邸舍主人还在蒸黍，遂从背包中拿给卢生一枕。卢生头靠着枕头睡了，梦中与崔氏结婚，中了进士，出将入相。后来虽然两遭陷害，贬谪岭表，但还是冤情大白，年逾八十而亡。卢生梦醒，却发现邸舍主人蒸黍尚未熟，吕翁坐其旁，才知这是黄粱美梦。
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沈既济，早年官为左拾遗，后因事贬谪处州，入朝后位终礼部员外郎。一些专家考订后认为，小说作于唐德宗初的建中二年（781年），即沈既济自左拾遗贬谪处州的途中。
很多学者认为，这篇小说寓意深刻，是在影射时事，寄托愤慨。作者是针对了某种社会现象而创作的，主角卢生其实是讲了一个真实的人物。那么卢生的模特原型是谁？
1985年，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在《中唐政治斗争在小说中的反映》一文中首先提出《枕中记》是建中二年沈既济受杨炎牵连贬谪处州后有激而作。1986年，卞先生来到笔者所在的学校讲学，当时笔者是隋唐史专业二年级的硕士研究生，能有幸聆听先生讲课半月有余。记得先生当时是肯定地告诉我们，《枕中记》的原型不是别人，是中唐改革家杨炎。之后，学术界也有部分学者使用了唐传奇证史的研究方式，得出了不少成果。关于《枕中记》中卢生的原型，人们提出了不同于卞先生的一些看法。
丁范镇先生在《枕中记的主角研究》中认为，传奇作者沈既济是在建中年间生存的人物，他是拿了比自己生存早半个世纪而且为万人所羡慕的张说作为模特儿的。他认为卢生梦中一生与张说生平大体一致，早年都是科举及第做了校书郎开始开拓了他们的前途光明的官途，后来都是击退了吐蕃的侵略，为国家立下大功劳，得到皇帝的信任恩赏。张说和卢生都受到同列的猜忌，受到严重困辱，但在最困苦的时候，得到了宦官（高力士）的帮助，从逆境中脱出。张说和卢生都是为国家立了大功，后被册封为燕国公。卢生和张说一致的地方有很多，他们的儿子们最后都成为显贵，“当时的荣宠没有能与之相比”。张说和卢生到了晚年得病时，皇帝都派了宦官前去探病，送良药，表现出了最大的关心。
反对者认为，张说的生平事迹与小说中的主角卢生有很大的不同。据张说的墓志铭知道张说的祖籍在范阳方城，而卢生的籍贯小说中说在山东；张说的夫人是尚书右司员外郎元怀景的女儿，而卢生的夫人是清河崔氏女，一为少数民族出身，一为世家大族；张说一身被贬三次，卢生只贬过两次；张说三次为相，卢生只有两次“登台铉”；张说为官共41年，而卢生为官达50余年；张说为人谦逊，对外和睦亲疏，而卢生生性奢荡，特别喜爱淫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张说64岁时逝世，而卢生活了80多岁。两《唐书》上记载张说与唐玄宗有着亲密的关系，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重大成就，以及他对盛唐文化的特殊贡献，都是卢生不具备的。张说早年应的是制举，官任崇文馆雠校，崇文馆是太子学馆；梦中的卢生应的是常举，进士及第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张说一生中有三次武功，主要是慰抚、讨擒九姓部落、和党项连结的“叛胡”等，根本不是吐蕃，他是不主张对吐蕃用兵的。小说中说卢生曾为御史中丞、河西道节度，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这与张说无涉。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帮张说说几句好话，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而高力士为宇文融等人都吹嘘过，并不能说高力士帮助的只有张说一人，小说中尽管卢生受高力士帮助，但并不能认为沈既济专以张说为塑造卢生的模特儿。唐代封为燕国公的有很多，如于志宁、黑齿常之等都是燕国公，所以这不是张说一人特有的封号，卢生也封燕国公，但这并不能就认为张说就是卢生的模特儿。关于两人的儿子们，事迹也大不一样：卢生有五子，张说只三子；张说子是驸马，而卢生根本不是皇帝的儿女亲家；张说子张均、张垍因投降了安禄山后失节被长流岭表，而《枕中记》中没有卢生儿子败家的事情，却是“皆有才器”。大臣临终前，皇帝派宦官前去看望，这在唐朝是十分常见的，《枕中记》中“中人候问，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的描述，不过是根据当时皇帝对大臣临终前的恩泽加以概括而已。因此张说根本不是卢生的标本。
一些人认为卢生的样本是郭子仪。持这种观点者认为郭子仪一生遇难不死，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沈既济在《枕中记》中以之隐喻为最适意的人生样本，表示出最高的羡慕。
反对者认为只要查一下两《唐书·郭子仪传》，便可看出卢生和郭子仪的生平大不相同。如家世不同，卢生是山东士族，而郭子仪是华州郑县人，不是高门；出身不同，卢生是登进士科，而郭子仪是武举；仕宦不同，卢生是文官，只一为河西道节度，而郭子仪是武将；遭遇不同，卢生两次被贬窜荒徼，而郭子仪一生未受贬谪；结局不同，卢生仕至中书今，封燕国公，卒后无恩典，而郭子仪仕至太尉兼中书令，封汾阳郡王，死后陪葬皇陵，赐物无数；后嗣不同，卢生子五人、孙十余人，而郭子仪有子八人、孙数十人，第六子还尚升平公主，有两个孙子和两个玄孙尚公主。郭死后，杨炎、卢杞等秉政，郭子仪婿赵纵、李洞清、王宰因事被贬黜，赵纵被抓进狱中，宰相张镒倾力相救，才得以免，《旧唐书》将杨炎等批评为“尤忌勋族”。受杨炎提拔的沈既济，怎能以杨炎“尤忌”的郭于仪为样本呢？
也有人认为杨炎及其杨炎的前任和荐举者元载都是《枕中记》卢生的模型。
卞孝萱先生认为卢生与杨炎有相似之处，但元载不是模型，其理由是卢生和元载生平大不相同。元载与卢生的家庭情况有较大的不同，元载是凤翔歧山人，而卢生家在山东；元载与卢生的出身入仕不同，元载是玄宗时制举入高科，而卢生中的是进士；元载与卢生的宦途遭遇不同，元载一生未遭贬谪，而卢生两窜荒徼；元载和卢生为相表现不同，元载最后是纳受赃私，贸鬻官秩，而卢生被皇帝赞为“升平二纪，实卿所赖”；元载和卢生的妻、子表现不同，元载是“凶妻忍害，暴子侵牟”，而卢生的老婆是清河崔氏女，长相极为漂亮，五子皆有才器；元载和卢生全家结局不同，元载被赐自尽，妻及三子皆赐死，女被没入掖庭，卢生却是善终。在唐代的笔记小说中，元载被塑造成朋党、贪污、阴险、弄权的形象，而卢生基本上是正面人物，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卢生既不是张说的标本、郭子仪的样本，也不是以元载为模型，那么卢生的模型到底是谁？
卞孝萱先生认为卢生的模型是杨炎。早在1985年出版的《唐代文史论丛》的《唐代小说与政治》部分中，卞先生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我们将卢生与史书中的杨炎相对照，可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枕中记》中说卢生“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而杨炎也是有史才、擅诗文、工书画。他替皇帝所写的诏书被认为开元以来最突出的几人之一，为文士争相诵颂，为一时之风采。卢生“号为贤相”，而杨炎制定两税法有“救时之弊，颇有嘉声”，天下翕然望为贤相。卢生两窜荒徼，而杨炎大历十二年（777年）贬道州、建中二年贬崖州。卢生为同僚相害，而杨炎第一次贬谪受刘晏排挤，第二次为卢杞陷害。《建中实录》中记载杨炎的溢美之辞，在《枕中记》中也有不少描写，而且都成了圆满的结果，如杨炎没有开成的河，没有筑成的城，不肖的儿子，在小说中都变了样，失败变为成功，坏事变为好事。沈既济从他与杨炎的感情出发，尽量将这个人物描写得高大一些，完美一些。《建中实录》写到杨炎贬谪为止，沈既济不忍在他的笔下写出杨炎被杀的悲惨下场。《枕中记》就写卢生被贬后，皇帝知道是冤枉的，加官晋爵而薨，这是变相地反映出沈既济期望杨炎身后，能赐谥赠官，恢复名誉。
沈既济是杨炎引荐的人，与杨炎关系不同一般。杨炎被杀后，他被贬处州司户，由于手中无权，不能为杨炎报仇，但他手中有笔，能以文字为杨炎雪恨。后来他为德宗编《建中实录》，成书十卷，表面上打着“书法无隐”的幌子，其实是为杨炎辩解。他可能感到在实录中替杨炎辩解是有限度的，不如写小说自由，可以虚构、幻设，尽情渲染，而又不担风险，不负文责，遂写了《枕中记》。
此后在2001年出版的《唐传奇新探》一书中，卞先生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枕中记》中说卢生做富贵美梦的时间是在开元七年（719年），但梦中的事情却并不是开元七年发生的，如吐蕃攻陷瓜州是开元十五年的事，与卢生同时为相的萧嵩、裴光庭是在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作为历史学家的沈既济，对唐朝历史十分熟悉，他叙述开元时事，不应该失实，而《枕中记》中表面上漏洞百出，这既不是他的粗心大意，也不是不学无术，而是故意如此，他是要让读者体会，小说中不是谈开元真事，主人公卢生不是影射开元时的宰相。
小说的末尾，卢生梦醒后与吕翁有一段对话，感叹地议论道：“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这段消极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卢生梦中享尽荣华富贵，寿终正寝，这是当时士人所敬慕、想望、追求的，使小说作者沈既济产生消极思想的，不应是小说中的卢生，而应是现实生活中的杨炎。现实生活中的杨炎对解决中唐财政问题有重大贡献，竟因卢杞陷害，被德宗处死，却使沈既济灰心，寒心，惊心，从而产生了“窒吾欲”的念头，不必争名夺利，以避免杀身之祸。沈既济的儿子沈传师，后来也受到父亲的影响，性格上恬退无竞，穆宗时不敢做翰林承旨学士，更不敢做宰相，这也应是出于沈既济的教导。
一篇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竟然引起了人们这样的关注，的确是很少见的。他的原型到底是唐代中期的哪位宰相，相信争论还会继续。
（张剑光 周志明）
一条裂缝 面安雁塔之谜
大、小雁塔是唐都长安保存至今的两座著名佛塔。大雁塔宏伟沉稳，小雁塔挺拔清秀，令人神往。两塔身上，充满着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之谜，让人遐想，让人牵挂。两塔的名称从何而来？大雁塔到底有几层，为何是倾斜的？小雁塔为什么会裂开，又为什么合拢了？
西安小雁塔 唐朝建都长安，宏敞的楼台馆阁建了不少，其中大小雁塔是代表性的建筑物，保存至今。
大慈恩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它是唐代皇室敕令修建的。大雁塔位于慈恩寺内，该寺是唐高宗李治为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修建的皇家寺院，始建于永徽三年（652年）。贞观十九年，玄奘由印度取经回国，先在弘福寺译经。慈恩寺建成后不久，唐高宗令高僧玄奘移住寺内译经。玄奘创立了法相宗，还为保藏佛经请求在寺内建塔。塔仿西域佛塔形式，有人认为当时最后一层作成雁形，因而名曰“雁塔”。共7层，高64米。每层都能凭栏远眺四方，北面的长安城，南面的曲江风景和终南山，可以尽收眼底。塔里方形角锥状。塔身为青砖砌成，各层壁面作柱枋、栏额等仿木结构。每层四面都有券砌拱门。这种楼阁式砖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是我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杰作。塔上建有相轮、露盘，每层贮藏佛经。塔下南门洞两侧壁间嵌置太宗所作《大唐三藏圣教序》碑，褚遂良书写，人称“雁塔圣教”，是书法中的精品。塔西门上楣刻有“释迦说法图”，以阴线刻画，线条遒劲有力。由于该塔较荐福寺塔更大，故称大雁塔。唐代学子考取进士后，都要登上雁塔赋诗并留名于雁塔之下，号称“雁塔题名”。
小雁塔在今陕西西安市南约一公里处的荐福寺内。寺创建于唐文明元年（684年），初名献福寺，是为唐高宗献福而建立的寺院。因比慈恩寺大雁塔小，故名小雁塔。塔身为密檐式方形砖构建筑，初为15级，后经多次地震，塔顶被震塌，塔身破裂，现余13级，塔基座亦呈方形，塔底层每面长11.83米，通高43米，型体秀丽美观。小雁塔内有一口金代铸成的大铁钟，钟声清脆悦耳，10公里之外都听得清楚，人称“神钟”。钟高4.5米，重10吨，上面刻有“皇帝万岁，臣佐千秋，国泰民安，法轮长转”16字吉祥语。据说如果友人思念远方的亲人，只要把亲人的名字和去处写在一张黄笺上，钟声就会把思念之情传到千里之外的亲人耳中，因此“雁塔晨钟”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
两座举世闻名的雁塔，却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大、小雁塔的名称来历是什么？自唐以来，众说纷坛。
有人认为这两座塔是为了诚心修行的佛祖释迦牟尼而建的。释迦牟尼成佛之前，曾和云僧在深山一起潜心修行了很长时间。一年夏天，山洪暴发，冲毁了桥梁，淹没了道路，深山与外界隔绝。存粮吃尽后，大家开始绝食。时间一长，有的和尚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陆续离开这里，寻求别的生路去了。到了第十天，只剩下了释迦牟尼一个人了。但他心志不移，仍然闭目诵经。突然，远处传来几声雁鸣，释迦牟尼抬头一看，一群大雁正从空中飞过。就在大雁飞到他的头上时，有两只突然从空中坠落下来，掉在他的前面。他一阵惊喜：十天没有吃饭了，这两只大雁是烧熟了，该是多好的一顿美餐呢！但又一想，大雁怎么会突然掉下来呢？是不是来试探自己的诚心？想到这里，他抑制住饥饿，把两只大雁埋在高地，又继续诵经。后来在埋葬大雁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塔，称为雁塔。正是凭着一颗诚心和韧劲，释迦牟尼终于修行成功，成为功德无量的佛祖。后人为了纪念他“十日绝粮、不动初念”，就模仿雁塔又建造了一座塔。为了区别这两座塔，人们把释迦牟尼的塔称为大雁塔，把后来建造的塔称为小雁塔。这个故事流传得最广，相信的人最多。
西安鼓楼 一些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认为事实根本不是如此。有人认为西域建塔，一般最下层都是为雁形的，玄奘在西域时，看到过众多这种结构，因而回来后就仿照西域塔形建造，当时称为雁塔。也有人认为建塔时恰好有大雁飞过，折翅坠落而死。建塔的僧人将大雁葬于塔中，塔因而得名。也有人认为，塔刚建成时，还没有命名，忽然一群大雁飞至塔顶上，后来又飞走了，人们受到启发因而命名。更有人认为释迦牟尼身本为鸽，鸽与雁同类，但唐朝人风俗崇尚大雁，只要是谈到鸟，多以雁代之，因而建塔时也就以雁名之了。
雁塔名称的真正来历，可能已很难说清，令人琢磨不透。其实两塔身上的奥秘有很多，令人称奇。
大雁塔到底有几层？据史书记载，玄奘根据西域的经像修造的大雁塔一共只有5层，但今天的大雁塔却是7层。大家都知道在历代战火中，大雁塔多次受到破坏，又不断被修葺，高低层次不断有着变化。但究竟是5层加上了2层变成7层，还是塔本来就7层，大家看法有着很大差别。
有人说初修时的5层宝塔到了武则天时重修，增高为7层。此后受到兵火破坏，只存7层64米了。那么这兵火破坏是在什么时候？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秋，岑参、高适等人曾一同登上大雁塔作诗应和，岑参有诗说：“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说明这个时候的塔已经是7层了。如此说来，战火是出现在这段时间内。不过这段时间长安城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战争洗劫，仅发生几次宫廷政变，要说火烧宝塔多少有点奇怪，再说史书也没有记录。
有人认为武则天时的修塔只是将塔改成方形楼阁式的7层，把登塔的楼梯改造了一下。至唐代宗大历年间才改成10层。此后又遭到战火的破坏，10层才剩下7层。代宗时新考中进士的章八元有首《题慈恩寺塔》诗说：“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这样说来代宗时新及第进士到雁塔题名看到的是10层宝塔，不是只剩下7层的宝塔。
有人对上述两种相矛盾的说法考证一番后认为，大雁塔在武则天时进行了改建，但只增加了2层，成为一座七级宝塔，根本不是10层。所谓大雁塔曾有10层的说法，纯属后人附会臆造，是根本没有的事实。岑参的诗是比较写实的，而章八元的诗是在凑数字，“十层”、“四十门”都是虚指，主要是为了读来上口的缘故，这样的整数意思是指很多，在古人诗歌中一直使用的，我们不应拘泥于诗中的具体数字。北宋宋敏求编纂《长安志》时只说武则天对大雁塔进行了改建，而没有讲到修成了几层。之后的张礼在《游城南记》中说武则天将塔加至10层。宋敏求作史书，十分严谨，没有说修成几层，而张礼写的是游记，可以算是文学作品，却说出是10层，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推测他或许有可能是根据章八元的诗写成的。再说从现存的宝塔来看，从底座到塔顶，成一尖锥状体，线条自然流敞，层层收缩，最高的一层已经很小，倘若上面再要加三层，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与中国古塔的楼阁式形状也不相符合，中国古建筑追求的外形舒展韵味根本表现不出来。
西安大雁塔 大雁塔为何是倾斜的？今日的大雁塔平面呈正方形，7层64米，因耸立在一高地上，远望高入云天。唐朝就有人作诗说：“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还有人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塔自第一层开始，每层显著向内收缩，形如方锥体，基大顶小，照例说是十分稳固的。1963年10月，西安市测量队对大雁塔进行了测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塔身竟然向西北偏斜了711毫米。大雁塔成了一座斜塔！1984年，有关部门再次对塔进行测量，这次测量的结果更是令人惊异，塔身向西偏了约866毫米，向北偏了170毫米，倾斜偏心约901毫米。1988年再测，塔中心轴线向西北方倾斜了998毫米。此后三年测量人员发现塔基还在变化，出现不均匀沉降，塔身下沉了335毫米，并继续向西北方倾斜了4毫米。
大雁塔不断向西北倾斜的原因是什么？有专家根据大雁塔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其他原因综合分析，认为塔附近的地面下沉是引起倾斜的主要原因。他们发现，大雁塔一带的承压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后期出现很大的下降幅度；在塔北的1公里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沉降槽，而大雁塔正处在沉降槽的中段，位于南部边缘的土梁上，毫无疑问地层的南北差异沉降使地面发生倾斜，带动了大雁塔也向西北倾斜，从而造成在70年代时倾斜日趋加剧。专家们担心，如果按地倾斜角18.7秒推算，塔身每年会向北倾斜5毫米半，这的确是十分可怕的。也有专家认为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根据十多年的连续观察，实际上塔身的倾斜度是很小的，基本上是每年只有1毫米左右。人们常说“长安自古西风雨”，也说不定是唐人建塔是有意将塔建成倾斜，在西风雨的吹打下慢慢地会不倾斜呢。
小雁塔也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塔初建时15层，但到了明代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陕西发生地震，塔被震毁了2层，今天只有13层。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塔身中间曾被震开多次，但后来又奇怪地复合了。至今我们仍能看出合拢后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的？
在小雁塔塔身第一层门媚上，今天仍能看到明代有位叫王鹤的人在嘉靖三十年写的题记：“明成化末，长安地震，塔自顶至足，中裂尺许，明彻若窗牖，行人往往见之。正德末，地再震，塔一夕如故，若有神比合之者。”在30多年的时间中，小雁塔先是自上至下曾经出现了一条一尺多宽的裂缝，之后又奇怪地合拢了。
小雁塔第二次分合出现在第一次合拢的30多年之后。在清代一个叫贾汉复的学者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荐福寺塔……嘉靖乙卯地震裂为二，癸亥地震复合无痕。”嘉靖乙卯年是1555年，癸亥年是1563年。看来这次开裂只存在了8年，之后又复合了。
第三次离合出现在清代，钱咏的《履园丛话》中记道：“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复合，不知其理。”辛未年是1691年，辛丑年是1721年，复合相距30年。至于复合的原因，清人也是一头雾水。
小雁塔的第四次裂开不知始于何时，也没有著作记录。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人是亲眼看到了塔裂开的样子，据说裂口有一尺多宽。今天我们已看不到这个裂口，那是因为有关文物部门进行整修的结果，是人为的合拢。
一些人认为，小雁塔之所以多次裂开，主要是其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缺点。塔向上所开小窗南北相对应，从上到下一长串，整体结构上的牢固性当然是大受影响。之所以裂开后没有倒塌，可能是在于它有一个十分坚固的半圆型的塔基的缘故。那么它又怎么能自动合拢的呢？有人指出，小雁塔的离合与西安地面裂缝的出现和消亡相一致的，说穿了是地壳运动在不同物体上的不同表现。地裂塔也裂，地合塔也合。大部分的情况下，地壳裂开时比较突然，而合拢就显得十分缓慢，表现在小雁塔身上也是如此。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推测塔的裂开可能在前面一次地震时，有些砖块虚撑在裂缝中未能掉下，当过了几十年又出现第二次地震时，砖块不再起撑持作用而纷纷坠落，塔也就自动复合了。
这些分析表面上看是有些道理的，但如果—一对应找例证的话就很困难。比如地壳运动的资料，其实和几个分合并不全一致的，而开合与地震也不是全部相符的，所以这些说法尽管有相当的道理，却还是难以让人彻底信服。也许这个千古之谜，还得后人去进一步研究。
小雁塔还曾经有过一段几乎被毁的历史，其真相如何？相传唐武宗灭佛时，荐福寺位于长安城内，自然未能幸免，后又经朱温破坏和数百年的风雨战乱，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年间，荐福寺已是“殿堂废弛”，宝塔独存了！这时，西域番僧勺思吉被任为荐福寺主持，他看到荐福寺的破败景象，十分心痛，便毅然竭尽自己储蓄，连自己从西域穿来的一袭金线新袈裟也送进了当铺，并亲自广为募化，筹资修葺荐福寺。他学玄奘法师修大雁塔时的举动，亲自负运砖石，竭尽了全力。他更精打细算，节省资金和材料，带头从唐代以来的殿址瓦砾堆中，挖捡能用的砖瓦，全用在新修的殿堂之上。整个工程完成后，他亲自绘制了荐福寺彩色平面模拟图，一并呈交礼部转奏英宗，乞请皇帝命名。
谁知明英宗一看图便勃然大怒，立命锦衣卫斩杀勺思吉及满寺僧众，并把荐福寺及小雁塔统统烧掉！英亲为何一见图便要杀僧焚寺呢？原来，明代的皇宫皆用绿琉璃瓦盖顶，皇宫以外的建筑用了绿琉璃瓦便是“僭越”、“欺君”。最后经大臣们极力劝谏，英宗才暂停烧杀，降旨礼部查清事由。礼部派官员一查，才知道，寺内大殿上所用的绿琉璃瓦全是唐代旧物，是勺思吉为了节省开支，一叶一片从数百年的废墟中抠挖出来的。英宗问明了原因，方赦勺思吉无罪。就这样，小雁塔差一点儿与勺思古及荐福寺一起化为灰烬。勺思吉虽然得到了英宗表示认可和赐名的圣旨，但是他还惊魂未定呢！为了以防万一，他亲自磨了一块巨碑，并把荐福寺全图及英宗圣旨铭刻在上面。
秀丽的西安大小雁塔，充满着一个又一个千古之谜，使大家对它们的探索兴趣盎然。
（黄满仙）
佛性本清净 慧能创立禅宗南宗之谜
相传，当初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会上曾拈花示众，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于是，佛祖当众宣布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嘱迦叶。大道本无言，就在这心心相印之间，迦叶领悟了佛法的这一微妙法门，成为了禅宗传灯的第一代祖师。禅宗在中国的开枝散叶始于达摩，至大唐盛世时，六祖慧能改革禅宗教义，创立南宗，使禅宗发展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道路中的产物。佛教在中国扎根后，在中国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大量摄取儒、道等中国本土的思想内容和方法，孕育出了禅宗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派别，它对自唐以后的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传，北魏时，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一苇渡江”，在中国北方传授禅法。他宣讲众生都有佛性，人们在各种情况下都要按佛教的道理和观念去思想和行为，但因其说法玄虚微妙，不易把握，其禅法只限于在师徒几人之间传袭，并未普及。之后，中国社会日益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为逃避战乱和残酷剥削，很多具有佛教信仰的人隐居遁世。到禅宗四祖道信时，其门下许多信奉达摩理论的禅者开始自发地结合成僧团组织。他们有系统的禅法主张和实践形式，但不注重佛教义理的研究；对世俗社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在经济上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苦行节欲。这种创立禅院，修行在山林和农村的平民佛教符合中国的民情。从此，湖北黄梅地区逐渐发展成了禅学中心。禅宗开始真正成为一个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宗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