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佛结束，宪宗感觉良好，作诗说：“功成积劫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难。眼睹数层金光润，手撑一片玉光寒。炼经百火精神透，藏之千载英彩完。净果熏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闲看。”想不到有个不合事宜的老夫子刑部侍郎韩愈却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竟然在迎佛过程中上书切谏，说什么奉事佛教求福会适得其反，“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至夭促”。他说梁武帝佞佛，最后造成侯景之乱，困饿致死而国破身亡。他还认为佛是夷狄，不知君臣之义，不顾父子之情，宪宗是“无故取朽秽之物”，还亲临观之，简直就是自取其辱。还说要将这些佛骨交给有关部门，“投诸水火”。宪宗大怒，气得双脚暴跳。这样的人不被杀头才怪，幸亏一些大臣求情，才保住了性命，但还是被贬到南方蛮夷之地潮州当个小刺史去了。
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花叶纹蓝玻璃盘 唐武宗在位时期，30年一开的佳期到了，但武宗对佛教没有好感，他后来制造的法难众所周知，佛指舍利没被他毁掉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到了唐末。政事一天不如一天，但帝王们仍然对佛教兴趣浓厚，唐懿宗李漼遂成了第六个迎奉佛骨的皇帝。李漼自登基以后，终日游宴，不理朝政。他癖于奉佛，内结道场，聚僧念诵，还多次行幸寺院，布施财物。到了自己的诞日，不断召请名僧入宫谈论佛法。佛祖降生日，唐宫便大肆庆贺，内外张灯结彩，音乐四起，数百美女翩翩起舞。成通十二年（871年），有和尚上书朝廷在法门寺真身塔下结坛，数天后在塔底旧隧道西北角发现了舍利。从这时开始，懿宗下令为迎佛骨作好准备工作。先是敕造捧真身菩萨，又令文思院造双轮十二环迎真身银金花锡杖及其他供奉物。咸通十四年三月，懿宗下令组建了十余人组成的高规格迎佛真身班子，全是朝廷大臣和御封高僧。这年的迎佛盛况空前，长安倾城出动，官民齐做准备。其中用金银宝物制成宝帐香舁，用孔雀毛装饰宝刹。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抬一宝刹要用轿夫数百人，“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动用大批的珊瑚、珍珠等物点缀于幡幢之上，用掉珍宝不下百斛。都城百姓，奔走相告，热闹非凡。从长安的开远门到法门寺300里，一路上车马相属，人流不断。四月初八，佛骨迎至京师。禁军兵仗在前面开路导引，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比皇帝到郊外祭祀还要有气派，其规模远远超过元和年间。唐懿宗不但亲往佛寺顶礼膜拜，而且之后还把佛骨迎入皇宫内道场，设金花帐、温情床、龙鳞席、凤毛褥，把佛骨视为国宝。佛骨在皇宫中供养三日后送到安国寺、崇化寺，供百姓瞻仰。
由于懿宗的带头，长安城的佛教徒沉浸在痴醉的状态中。长安富人装饰车服，“驾肩弥路”，而四方百姓是挈老扶幼。来瞻仰的人“莫不蔬素，以待恩福”。为了表示对佛的尊敬，有人在佛骨前砍断左臂，用右手拿着砍下来的左臂，一步一叩首，血流满地。有的肘行膝步，爬着到佛骨前。有的用牙咬断手指，在佛骨前发誓许愿。有个僧人将艾草堆放在头顶上，点火一烧，痛得不行，大声叫呼，称这举动是“炼顶”。有人要把他从火里拉出来，他还不让。最后火越烧越旺，头顶焦烂。失去理智的人着实不少。
有几位官员上疏劝谏，提出当年唐宪宗奉迎佛骨是误国害民，想不到懿宗头一摆，回答说：“这辈子看到了佛骨，死而无憾矣。”官员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懿宗的话也真是有了应验，几个月后，懿宗晏驾，佛最后并没有很好地保佑他。僖宗即位后，下诏归佛骨于法门寺，一路上的仪式就大为简单了，热闹程度不及当初的十分之一。不过传说京城的男女老少仍是争着送别佛骨，呜咽流涕相谓说：“六十年后一度迎真身，不知能于何时再见到了。”僖宗将舍利送回法门寺后，将帝后王公等人所赐的金银器、琉璃器、丝织物、法器、宝函等物全部随佛指送入地宫，并封闭了地宫。
唐懿宗的迎佛指，是法门寺佛舍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现世，将唐朝皇帝礼佛推向了高潮。法门寺地宫的封闭，一千多年来留给了人们一个又一个无限的遐想。直到1981年法门寺宝塔崩塌，1987年地宫挖掘，佛指舍利才重新现世。
（黄满仙 张祎皎）
春花满正开 隋炀帝开凿运河之谜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最突出的君主之一。他在位仅短短14年时间，却主持完成了东都洛阳的修建、大运河的开通，并且三征高丽、三巡江都。他生前的所作所为颇受人们的关注，而开凿大运河是杨广所做的事情中受后人争议最多的一件。美丽的江南风光是他开河的主要原因？
隋炀帝于仁寿四年（604年）杀父自立。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运河。工程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年），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今天的江苏淮安；同年，又疏通扩大了山阳邗沟，这条宽40步的运河的修成，仅用了半年时间；大业四年，开凿了永济渠，这条河流是通济渠向北的延伸，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又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整条大运河的开通，前后只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它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长达千里。这样巨大的工程，在古代科学技术并不很发达的情况下，是很难想像能快速完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隋炀帝要开凿这条大运河？
多数人认为，隋炀帝开通运河的直接目的是想去巡游他向往已久的江都风光，附带的目的是加强对不久前征服的东南地区的控制和转输该地富庶的物资以增强中央政权的力量。运河开通以后，首先就是供炀帝荒淫奢靡的巡游。持这种看法的人指出炀帝不但喜欢扬州是个雄藩大郡，而且嗜好扬州的春江花月。他的《春江花月夜》诗说：“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写出了扬州临江的秀丽风光。有人认为唐代诗人张若虚著名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是受了他的影响。炀帝另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幸江都作》、《迷楼歌》等诗篇，都是他留恋江都、欣羡江都的作品。
持这种观点者都比较强调隋炀帝一贯奢侈的生活作风。因为开凿这条大运河动用了全国大量的劳动力，是当时隋朝徭役繁重的主要因素，其间甚至出现男丁不够，以妇女充数的现象。史书上也用“力竭转输，身填沟壑”这样严重的词语来形容当时劳动人民的苦难。而且，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先后三次巡幸江都，每一次都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一路上的穷奢极欲为许多民间小说和戏剧所津津乐道。
但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炀帝开河并不见得只是为了游幸江都。根据《隋书》记载炀帝并不仅仅巡游过江都，还曾巡游过西北各地，到过突厥与吐谷浑边境。这种巡游有玩的成分，但主要应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考虑。难道他为了好玩就愿意到沙漠地里去走一遭？隋炀帝曾三下江都，但绝不是单纯的去看琼花，而是着眼于扬州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政治地位。认为炀帝开河仅是为了玩，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一些人认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需要，与杨广个人贪图享乐无关。他们指出，隋代开运河，炀帝并非首创。早在开皇四年（584年），国家仓廪空虚，隋文帝希望在水旱之年，国家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了方便漕运，他在下令建造大量仓库的同时，从潼关到长安，引渭水，开凿了广通渠。开皇七年，为了进一步扩大漕运，隋文帝又开凿了山阳渎。由此可见，国家当时的确需要开凿运河，而隋炀帝开运河，仅仅是隋文帝开运河的继续。开通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沟通京师洛阳与江淮的交通，便利漕运。
江淮以南地区经过三国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荆州和扬州均富甲一方，整个南方也成为全国鱼盐杞梓以及丝麻布帛的主要供应地，但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却在洛阳。所以，运河一旦开通，就能把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起来，把富庶的江南财富以田赋的方式加以征集，并通过运河转输到洛阳。另外，在隋朝建立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南北朝分裂的阶段。江南从东晋开始就形成了门阀士族的特殊势力。隋朝建立以后，陈朝的残余势力一度与中央对抗。开凿大运河有助于中央对南方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也有人认为隋炀帝鄙夷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终至亡国，因此自己反其道而行，“东行两幸，靡有定居”。在运河开通后，他的确曾经三次巡游江都，但是这三次都有其军事和政治上的动机。
第一次巡游江都，隋炀帝是想要通过文化的联络巩固政治的统一，有一定的文化性质。这次巡幸，他的船队前后200余里，挽船的士兵有8万人。自己御乘龙舟高45尺，长200尺，上下4层。如此不惜巨资造船，其目的是在向尚有离心意志的南方宣扬中原王朝的“皇威”。他的随从中，有大批僧尼、道士、蕃客等政界、宗教界人士和宿学鸿儒。第二次巡幸则是杨广追求军事征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当时隋朝打算兴兵辽东，炀帝想从南方补充军事人才，征调南方的经济为辽东战争服务。而他第三次巡幸江都究其实属于政治逃难，这一次的巡幸没有了以往巡幸的显赫和狂热，其时隋朝政治动乱即将到来，炀帝征高丽失败，政治意志消沉，在江都他的确十分荒淫，史书说：“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也常醉。”但仔细地翻阅史书，不能说炀帝的巡幸纯粹是为了寻欢作乐的，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应该也不在此。
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个人一己之欲，还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三言两语是很难争辩清楚的，看来还得留待历史学家们不断努力地去探索，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杨英姿）
一骑红尘妃子笑 杨贵妃所食荔枝产地之谜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流传千古，至今仍是脍炙人口，而随着这首《过华清宫》的流传，杨贵妃喜食荔枝也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有人说，杨妃吃荔枝，不是只吃一个地方进贡的，而是哪里的荔枝成熟了，进贡到长安，就吃哪里产的，并不限于一地。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诗句流传千古，至今仍是脸炙人口，而随着这首《过华清宫》的流传，杨贵妃喜食荔枝也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北宋苏东坡也和杜牧诗说：“美人一破颜，警尘溅血流千载。”他将荔枝和政局的变动联系了起来，上升到这个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荔枝的保鲜很困难，采摘后“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香味尽去矣”。这样说来，杨贵妃吃的荔枝必须在采摘后的几天内送到，如果超过了四五天，荔枝就会腐烂。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杨妃所食荔枝的产地，到底是什么地方？
有人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来自福建。传说唐玄宗每年正月十五日晚，要在宫中抛撒闽江红锦荔枝，让宫人争相拾取来取乐。闽江红锦荔枝，顾名思义就是福建上贡的荔枝。从后来的资料来看，宋朝至清代都有福建上贡荔枝的记载。因此一些人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可能来自福建。但仔细一想，如果在几天内荔枝能送到长安，那是一个天大的奇迹，即使当时有一定的保鲜技术，要想在十天半月赶到长安肯定是十分困难的。
有人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岭南。岭南之地（今广东、海南一带）盛产荔枝，史料也多有记载岭南贡荔。《资治通鉴》天宝五载条说：“妃欲得生荔支（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新唐书》里也记载：“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土贡：荔枝。”又说：“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荔枝香》。”意思是说，唐玄宗到骊山，为杨贵妃庆祝生日，让人在长生殿上奏乐，于是乐师奏了一首还未命名的新曲。正巧南方进贡的荔枝送到了，于是就把这首曲子命名为《荔枝香》。考查《新唐书》，只有南海郡下明确写到土贡荔枝。
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说，马嵬驿前杨贵妃刚刚被缢死，恰好广州上贡的荔枝送到，玄宗望着荔枝思绪万千，便让高力士用它去祭奠死去的杨贵妃。杜甫在《病橘》中写道：“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曾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岭南荔枝词》中也写道：“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高力士本是今广东高要县人。这词中意指唐玄宗命岭南进贡荔枝，不仅是为了讨杨妃欢喜，也是为了解高力士的思乡之情。天宝末年有位进士叫鲍御曾，据说亲眼见到了明皇下诏用马传递南海荔枝，有感作诗云：“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文函关。”故岭南理所当然地被人认为是进贡荔枝的地方。
然而岭南广州离京师5447里，比成都离京师2379里几乎超过了一倍，其中还有许多崇山恶水，道路险阻，说是飞驰快速到达，恐怕很难做到。
一些人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在时间上要求几天内送到，因而很有可能产自四川巴蜀之地。四川的涪州、泸州、戎州、嘉州、忠州诸地历来盛产荔枝，在唐朝都曾向朝廷上贡。
涪州，即今涪陵。苏东坡在《荔枝叹》中写道：“永元荔枝半交趾，天宝岁贡取之涪。”他为自己的诗注解说：“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进之。”这子午谷路即子午道。早在先秦时就有关中通往蜀地的通道。两汉以后，子午道中间取消了一个“凹”型的大弯，大大缩短了从涪州到长安的距离，快马二十个小时可到。这条通道北起陕西的杜陵，穿过南山（即秦岭），直达汉中。古代人把北方称为子，南方成为午，故称子午道。尽管此道迂回曲折，谷深山高，但为了讨杨妃欢心，使臣不得不经常快马往来于子午道间。故在唐中期，此道还被称为“荔枝道”。与苏东坡同时代的诗人谢枋得也提到：“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南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更进一步证实了涪州贡鲜荔枝的事实：“涪州有妃子园荔枝，盖（杨）妃嗜生荔枝，以驿骑传递，自涪至长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所谓“生荔枝”，即指新鲜荔枝。宋、明的一些方志记载南宋时涪州城西的妃子园尚存荔枝树百余株。可见，杨贵妃确实是吃过四川涪州的荔枝。
有人认为涪州贡荔不太可能，因为从记述的资料来看，大多出自于宋朝人的诗文，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他们认为荔枝有可能产自泸、戎两地。南宋人罗大经说：“荔枝，明皇时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者，盖泸、戎产也，故杜子美有‘忆过泸戎摘荔枝’之句。是时闽品绝未有闻，而至今则闽品奇妙香味皆可仆视泸戎矣。”这里的“泸”，指泸州，即现在的泸州市。而戎，即指宜宾，现在的宜宾市西南。唐朝正是泸、戎两地荔枝栽培繁盛时期。在杨妃自缢身亡后第十年，唐代的大诗人杜甫路过泸、戎两地，亲眼看见并品尝了两地的荔枝，写下了《解闷十二首》，其中的第十首写道：“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中旧见无颜色，红颗酸甜只自知。”明代杨开庵也说泸州荔枝“绣成堆处献君王”。可见泸州、戎州荔枝栽培历史悠久，是上贡佳品。
也有人认为嘉州、忠州也有贡荔。嘉州即今天的乐山。宋人宋祁《成都方物略记图》中认为：荔枝产于嘉州、戎州。上文提到过的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说，嘉州距长安较近，可能是杨妃所食荔枝的产地。而忠州即今四川忠县，虽然现在的忠县境内，荔枝几乎绝种，但宋人张君房却认为忠州在唐代也向长安进贡荔枝。宋朝王灼《碧鸡漫志》说：“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白居易在忠州时，曾作《荔枝图序》，记录了当地荔枝的形状：“荔枝生巴、峡间，形状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花如桔，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桃，核如琴轸，亮如红缯，膜如紫绢，瓤肉洁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实过之。”按照白居易的讲法，今四川、重庆有很多地方是盛产荔枝，而且是进贡到长安的。至于忠州产荔枝，那更不用说了。
有人认为杨贵妃吃的荔枝不是产于一地，而是来源广泛。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杨贵妃吃各地荔枝的情况，“自酸而食至甜，自青而食至红”。不但吃的品种齐全，时间也长。“自水枝而食至山枝……凡四阅月”。广东的荔枝早熟，就先吃广东的。从三月成熟的“三月青”，吃到四月成熟的“四月红”。等到广东的荔枝罢市了，就吃四川的。从东部的涪州、忠州，一直吃到南部的泸州、戎州。如此，可以一连吃上四个多月。这样说来，杨贵妃吃荔枝，不是只吃一个地方进贡的，而是哪里的荔枝成熟了，进贡到长安，就吃哪里产的，并不限于一地，因而一年中能有较长一段时间可以吃到荔枝。
也有人认为，由于当时的运输及储存条件的限制，长安城中的杨贵妃是吃不到鲜荔枝的，她所食的只不过是经过加工的荔枝果脯。如果杨贵妃要吃鲜荔枝，就必须要在四五日内运到，而且还要辅以一定的保鲜储藏之法。但巴蜀、岭南均远在千里之外，即使从最近的四川嘉州走子午道，马不停蹄地疾驰，到达长安至少需要六七天的时间。更何况荔枝放在马背上，日夜颠簸，恐怕早已腐烂变质了。至于岭南，则更是路途遥远了。由此认定，杨贵妃吃的不是鲜荔枝，而是经过加工的“荔枝煎”。将荔枝去壳，只留果肉用蜜煮透或者是连壳一起投入盐梅浸佛桑花的浆液中浸渍。这两种方法制成的“荔枝煎”均可储存较长时间，不易变质。《新唐书》中也记载，戎州进贡的就是经过加工的“荔枝煎”。杜甫也在《解闷》诗中说“京中旧见无颜色”。可见，杨贵妃吃的不是“色香味”俱全的鲜荔枝。
不过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如张天健先生在《唐诗答客难》中说：“若为荔枝煎，且不说色香味尽去，已不能算适口珍品，而快马传送更无必要。”《新唐书》虽记载戎州进贡荔枝煎，但不能以此为证，全盘否认其他郡县进贡鲜荔枝的可能。而杜甫当时在长安只不过是个八品官，见到的不是珍品，所以才会说“无颜色”。因此，他的话也不足为证。皇上要鲜荔枝，只要保鲜和传送速度能得到保证，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只要圣旨一下，还会有办不到的事吗？
总之，荔枝果脯是贡品，鲜荔枝也是贡品。杨贵妃既吃果脯，也吃鲜果，还要一连吃上四个月。由于荔枝产地众多，引得她大笑不已的荔枝究竟产于何地，看来目前还无法定论。
（张 丽）
清明时节雨纷纷 杏花村之谜
晚唐诗人杜牧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中提到的杏花村到底在何处呢？数百年来，众说纷纭，争论激烈，但还是没有一个定论。
据调查，我国各地有80多个取名“杏花村”的地方。围绕杏花村的传说有很多，像杏花仙子的传说，醉仙居的故事，八仙的传说，马刨神泉的传说等，反映了杏花村早期的酿酒情况。其中醉仙居的故事流传最广，故事中的“老道吐饭而成酒”反映了杏花村美酒源远流长的历史。故事是这样的：传说很久以前，一道士前往杏花村“醉仙居”饮酒，酒量极大，酒后分文不付，扬长而去。主人厚道，也不以为意。此后数日，天天如此。终于一日醉倒在店前，竟将喝的满腹美酒吐在店前的水井里。说来也怪，从此这口井的水就变成了芬芳绵甜的美酒。这口井此后被视为“神井”。
那么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到底在哪里呢？
有人认为是南京杏花村。该杏花村位于南京城西南隅新桥西信府河、凤凰台一带，此处冈峦叠翠，绿树环绕，前邻大江，下为秦淮，历来是风景秀美之地，又称“金陵杏花村”。该说的根据主要有三：其一是杜牧曾数次到过南京；其二是明代顾起元的《客座赘语》、清末陈作霖的《凤麓小志》和吕燕昭的《嘉庆新修江宁府志》以及民国期间王焕镳的《首都志》均有记载；其三是北宋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也有“杏花村在县理西，相传杜牧沽酒处”的记载。因为《太平寰宇记》成书时间与杜牧生活的时间相隔只有一百多年，所以该书的记载便成了最重要的证据。
有人认为是徐州杏花村。该杏花村在江苏丰县城东南十五里处。根据有三点：一是根据诗意，该诗应当为杜牧途中所写，由“路上”、“借问”等语，说明杜牧对周围的情况并不熟悉。那么，杜牧是什么时候路过丰县的呢？查杜牧年谱，杜牧一生自外郡迁官赴京共有四次。其中有三次过丰县境。大和九年（835年）由扬州节度使掌书记迁监察御史，大中二年（848年）八月由睦州刺史迁司勋员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迁考工郎中，皆取道运河，经扬州、宋州（今河南商丘）、汴州（今河南开封）入京。大中二年杜牧曾作《宋州宁陵县记》，丰县杏花村即在运河至宋州的道上。远古时，丰县曾属宋，而且是刘邦的故乡，所以杜牧过丰县境，写一首《杏花村》的诗，是合乎情理的。二是宋人苏轼写了一首关于丰县朱陈村嫁娶图的诗，诗中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言宋时丰县杏花村胜景破坏，猜拳行令豪饮美酒已被官吏打门代替，其诗暗合杜牧《杏花村》诗。苏轼生活的年代离杜牧仅晚一百余年，他对杜牧杏花村的地址比他以后的人更清楚，因而较为可信。三是《丰县志》最早修于明代，从最早版本的《丰县志》开始，每个版本皆收杜牧《杏花村》一诗入《艺文》部，此后的《徐州府志》亦屡次收入。不过反对者认为如今丰县城东南十五里一带并无杏花村，只有一村今名张杏行，至今家家门前院内尚有杏树三五株，可是该村向不产酒，如此丰县说多少有点牵强。
有人认为是安徽贵池杏花村。提出此说者认为该杏花村在安徽贵池县城西。理由是杜牧在会昌四年（844年）九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会昌六年九月又迁睦州刺史，在池州整整两年。并且贵池县城西有杏花村，素产名酒。所以清人郎遂写了《贵池县杏花村志》，将杜诗《杏花村》收入，后来《江南通志》亦将该诗收入，并言杜诗中的杏花村就在贵池。此外《清明》诗中“纷纷”细雨的描写，与烟云伏地的江南春雨具有的特点相吻合，而与爽朗高旷的晋中气候大为不同。长江南岸的贵池，自古以来多杏花，城西有杏花村，直到今天还出产葡萄酒。可知贵池的杏花村是具备春雨、江南、杏花、美酒等条件的地方，杜牧所指的杏花村理应在此。不过细细体味杜牧《杏花村》诗，疑窦便接踵而来：一是假如杜牧是在赴池州做官的路上，即会昌四年九月作此诗，离清明时节尚远，何以会提及路上的断魂人呢？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为官时所写，从会昌九年至第二年的清明时节，近半年之久，这位嗜酒的大诗人，难道不知城西数里的杏花村有好酒卖吗？焉有向牧童“借问”之理呢？三是杜牧在贵池为官，要吃杏花村酒，自有当差的服侍，怎会自己寻觅酒店呢？因此，贵池说也没有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指出是山西汾阳的杏花村，这种观点影响最大。相传自南北朝以来，汾阳即以产酒著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酿”之美誉，天下杏花村之多难以胜数，而有这般名酒的杏花村确实独在汾阳。而且如今的汾阳县杏花村旁，还有一口古井。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书法家、医学家傅山亲自为这口井题写了“得道花香”四个字，至今尚嵌在井旁的石壁上。如今的汾酒更是名扬天下，所以很多人都相信杏花村就在山西汾阳。但缪钺编著的《杜牧年谱》中，关于杜牧的生平事迹、每年行动，历历可考，却没有他到过并州（唐代并州相当于山西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区）和边塞地区的记载。所以，杏花村也不能完全肯定就在山西汾阳县。
还有指出就是湖北杏花村。该杏花村在湖北麻城，历史上也以产酒著名。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首民谣：“三里桃花店，四里杏花村。村村有美酒，店店有美人。”有人认为杜诗中的杏花村也有可能就在麻城，因为杜牧曾任黄州刺史，他有可能到麻城饮过酒。
一部分人认为杏花村是泛指。理由是中国杏花村很多，诗人不可能专指某一杏花村，可能不一定是真的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只能是这样来理解，牧童所指的那个杏花村的深处是个美丽的村庄，里面有一家小小的酒店，正等候着雨中来客。也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杜牧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大诗人，岂能作无病呻吟之诗？假如他不亲眼见到一个杏花村，他的诗兴岂能无感而勃发呢？
看来，杜牧诗中的杏花村是客观存在的，而他究竟写的是哪一个杏花村，仍是一个搞不清的千年之谜，不知何日才能解开。
（赵 航）
叹我远移根 李白到过夜郎之谜
据《旧唐书》记载，李白在安史之乱中，怀着平乱的志愿，曾为永王李璘的幕僚。后因璘败牵累，被判长期流放夜郎，可是中途却遇赦东还。很多人根据这一记载，便断明李白未到过夜郎。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认为李白确是到过夜郎的。
根据历史上诸多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记载，以及后人的考察验证，一些人认为李白曾经到过夜郎。清人黎庶昌《拙遵园丛稿》卷4及张澍《续黔书·李白至夜郎辨》等提出了李白到过夜郎的观点。黎庶昌是这样解释李白诗题的，“半道承恩放还”就是说“半道犹言中间也，盖自本是长流不赦之人，今中间得释。”当代张才良先生在《李白长流夜郎的法律分析》中，认为李白被判的是为唐律惩治中最为严厉的三年“加役流”，但是他至夜郎不久便得到了赦免，相对于“役三年”来说，他应该是“半道承恩放还”。
滕树臣先生则通过自己的一系列考证，以证明李白确实曾经到达过夜郎。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证实了李白曾到达过夜郎的事实。
首先，唐代夜郎县在今日贵州省的石阡县境内。根据明代万历年间的《贵州通志》卷17石阡府沿革记载，石阡是古代先秦时期禹贡荆梁的后裔，战国的时候属于楚国的管辖区域。秦时为黔中的郡地，汉时夜郎县又为牂牁的郡地，东晋、宋以及南齐都分牂牁置于夜郎郡。到了唐初，有思、黔二州地。唐武德二年（619年）以信安、义泉及绥阳三县并置都牢、洋川二县，把夜郎改名为义州。武德四年，以思州之宁夷县置夷州义泉郡，即今府治。五年，更义州为智州。贞观元年（627年），废郡这个称号，省夜郎、神泉、丰乐等，改名以明阳、高富、思义等诸名隶属婺州。之后，又三番五次更改夜郎之名。根据同一文献史料的记载，石阡县名曾经多次变更，汉时名为夜郎，隋时名为明阳，唐时又多次更名，分别为义泉、夷州、义阳、义州、智州，元时才正名为石阡。由此可探察，唐代时候的夜郎县是在今石阡县的西南部，可确定无疑。
其次，李白流寓在今石阡县。也是根据明万历《贵州通志》卷17有关石阡府的记载，说唐代的李白流放夜郎时，曾经路过此地。《方舆胜览》中载有蔡宽夫诗话，云：“太白之从永王璘颇疑之。”还载有李白自己的诗赋一首，道：“半夜水军来，半夜满族旗。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从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授赏，翻谪夜郎边。”根据这些记载，应该来说李白确实曾到过夜郎，而且还遗有寓所。在石阡这个地方，还遗留有明代修建的太白祠，《方舆胜览》中有如下记载：“原与诸葛祠共名二贤祠，隆庆五年（1574年），提学秦淦另建。”同时还建有李白楼等纪念性的建筑物，虽然这些建筑始建于何时已经不可考，但是却与李白流放夜郎的寓所，前后呼应，一并成为李白到过石阡的历史物证。
其三，有李白流放夜郎途中，及在夜郎所作的诗篇为佐证。根据明万历年间的《贵州通志》卷24《艺文志》有关诗类的记载，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有《永华寺纪寄浔阳郡官》诗云：“朝别凌烟楼，瞑投永华寺。贤豪满行舟，宾散予独醉。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写意寄卢岳，何当来此地。天命有所悬，安得苦愁思。”又有李白赠给王昌龄的诗以及另一首《流夜郎题葵叶》云：“悊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从这些诗篇中也可看出，这些都是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的所思所想，他历经从“朝别凌烟楼”到“瞑投永华寺”，他“过五溪”，进入乌江，然后到了夜郎的西边。到了夜郎，并以葵叶为题，发出了“叹我远移根”的感慨，以及“还归守故园”的期盼。这些个诗句不仅明确点出了李白确实去过凌烟、永华寺以及乌江等这些地方，同时也点明了《流夜郎题葵叶》这首诗的确作于夜郎。而世人所熟悉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佳作，便是李白在遇赦东还的旅途中内心的真实写照。从这些诗作的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与东还江陵的旅途中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前者是悲愁交加，思念故人，后者则是彩云满天，顺水轻舟，千里江陵，指日可还。
根据以上的种种考定，可认定诗人李白曾经到过夜郎。其滞留时间应该是在“杨花落尽子规啼”的阳春三月到葵花“悊君能卫足”的五六月间，大约经历了两三月。
还有人认为李白不但到过夜郎，而且时间长达3年。周春元先生在《李白流放夜郎考》中考证了李白的三首诗，认为李白的《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中的“乌江”其实就是今贵州的乌江。既然李白到了乌江，那么他到过夜郎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李白还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诗，提到的“半道”从时间意义上理解，应是到达夜郎后才遇赦返还。李白在多首诗中写到了夜郎流放，常有“三年”、“三载”的记述，如“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当是他在夜郎生活了3年，并且还在锻炼身体的明证。在明清方志记载中，有一些李白流放夜郎的遗迹，如遵义府有怀白堂，桐梓县新站镇有太白楼，夜郎乡有太白坟，这些都可说明李白到达了夜郎贬所。
可是，宋代曾巩在《李太白集后序》中说：“至巫山，遇赦得释。”似乎认为李白还未到夜郎时忽然有赦传来，就掉头回来了。此后明清学者也有这类观点，其中清代学者王琦在他的《李太白年谱》中说李白并没有到达夜郎。近人詹锳的《李太白诗文系年》以及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还有郁贤皓《李白丛考》都持未至说，认为李白并没有到达夜郎，而是在去夜郎的路上便返回了家园。如郭沫若在考证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写作时说：“李白于至德二载流放夜郎，乾元二年因关内大旱，在途中即遇赦，因而特别兴奋，故写下了《早发白帝城》这一唐人绝句杰作。”
有人指出，今贵州境内的有关遗迹，均是明代以后的事，带有传说性质和纪念性质，这些只能说明李白的事迹深入人心，但与李白是否到过夜郎并没有因果关系。唐宋时期的乌江主要是指涪陵江、延江、巴江一带，贵州乌江之名从元明以后才有，因此并不能说诗中有乌江就到过夜郎。李白诗中爱用夸张手法，作品中的“三年”、“三载”之类的写法是虚数，不是确切数，从李白生平事迹来推断，不可能李白在这里住过三年。
李白还有一首《闻王昌龄入迁龙标遥有此寄》的诗云：“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主张李白到过夜郎者认为这是李白在夜郎时的作品，但反对者认为这是李白在流放夜郎以前创作的，从诗题上可知李白是在别的地方听说王昌龄降职后写好寄过去的。诗中“过五溪”和“夜郎西”仅是想像的大的地理方向，并不具体指什么地方。
从这些观点来看，李白是否到过夜郎按照现有资料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要使对方信服还有难度。不过这样也好，留下的这个李白之谜使得诗人本身又平添了许多传奇色彩。促使人们对李白的敬仰更多了一份神秘与想像。
（毛慧君）
友好之船 日本遣唐使之谜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流频繁。在中日关系史上，遣唐使犹如一叶友好之船，运送了大唐王朝光辉灿烂的先进文明前往日本，承载着1000年前两国民族的深厚友谊。
强盛、文明、开放的大唐王朝，在7至9世纪，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敞开胸襟，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日本民族，自古就具有善于学习域外文明的可贵精神，自然也不会放过此宝贵契机。在此期间，他们引进了大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完成了向封建社会质的飞跃。其中，日本一次次向大唐朝廷派遣的遣唐使就是连接两国友好交流的纽带。
623年（日本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自唐回国的留学僧惠齐、惠光等上奏朝廷，称在唐的留学生均已学业成就，应予召回，并且建议：“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于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首次派出遣唐使。此后的200多年里，一代接一代的遣唐使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伟大使命，出没于东海的惊涛骇浪之中。
对于遣唐使的派遣次数历来说法不一。根据日本木宫泰彦的《日中书化交流史》记载，截止到894年，日本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其中包括“送唐客大使”、“迎入唐大使”和未成行的遣唐使，实至唐者15次。台湾学者王仪的《隋唐与后三韩关系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运动》也说遣唐使有19次。不过如果依据《辞海》，遣唐使应指日本派至中国唐朝的使节，那么没有争议的真正成行来到中国的遣唐使共有12次。另外，有一次是759年特别派遣的为迎接第九次遣唐使藤原清河而组织的“迎入唐大使”。当年，藤原清河入唐后被卷进了安史之乱而未归国。但此次出使未达到目的。三年后空手而返。有三次是为了护送来日的唐使而任命派遣的“送唐客使”，其中667年日本使者送回唐驻百济镇将刘仁愿的使者法聪，但并未入唐，只是送到了百济，对于此次是否应归为遣唐使，争议颇大。还有三次是日本使者受到了任命，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派遣，未成行，因而是否归为遣唐使也未成定论。有人认为遣唐使、送唐使和迎入唐使共有22次之多，但也有人指出，景云二年并无日使来唐，总章二年和咸亨元年至唐者是同一次使节，而不是非正式使节。
为便于研究，学者们多把日本遣唐使的派遣活动进行分期，而不同的时期出使的路线、目的、任务均不同。现在流行的分法是分成初、盛、末三期。
初期，从第一次遣唐使到669年（日本天智天皇八年）派遣的遣唐使为止。此时遣唐使的规模不大，最多两只船，组织也不甚严密。几乎来回部走北路，即从三津浦出发，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再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登陆，然后经莱州、青州、兖州、汴州、洛阳直至长安。这条线路最长、最费时，但也最安全。并且这一时期日本不断派出遣唐使的政治目的远远大于文化和经济交流，其目的多在于角逐朝鲜半岛。隋朝时期，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一个根据地任那，后来被强大起来的新罗所吞并，日本的势力也被彻底赶出半岛。唐前期，新罗同百济的斗争激化，新罗寻求唐朝的支持，百济则加强了同高句丽的联系。唐朝为支持新罗，远征高句丽。同时，日本也进一步加强了同百济、高句丽阵线的联系。据说659年，日本派出遣唐使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援百济而在外交上对唐王朝有某种牵制。这次使者还因为在大唐收集有关唐出兵百济的军事情报，而几乎遭到流刑的厄运。虽然事情日后平息，但日本使者直到唐灭亡百济之前一直被软禁在长安。663年，日本为援救百济在朝鲜同唐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海战，即白村江之战。日本战败，撤回军队，并一直担心唐军乘胜进攻本土。因此不难看出，日本在665年派遣的送唐使和669年派出的遣唐使带有修补唐日关系裂痕之用心。白村江之战在中日关系史上意义重大，以此为分水岭，日本开始积极输入唐朝的制度文化，迅速迈向“律令制国家”。
当时，随同遣唐使出行的有大量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主要到中国来学习政治制度、经史律令、礼仪以及佛法。学成归国后，积极投身日本的社会改革，于645年掀开了大化改新的序幕。政治上，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立二官八省一台制，大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仿照唐代“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法律上，于702年依据唐律制定和颁布了《大宝律令》，这是改新事业基本完成的标志。这些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702年到752年，是遣唐使的繁盛时期。此时正值唐王朝的开元盛世，国力发展至巅峰。同时大化改新后，律令制度逐渐完备的日本急需输入大陆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去充实和巩固自己，因而这一时期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唐王朝的文化，相应地日本也进入了文化昌盛发展的奈良时期。
由于已经形成了相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积累了相当的财力，日本有力量组织和派出规模庞大的遣唐使队伍。当时船队扩大到四只，总计四五百人，而且多走南岛路，即从博多出发，沿九州岛西岸南下，至适当地方横渡东海，之后在长江口一带登陆，再经杭州、苏州、扬州、楚州、汴州、洛阳至长安。其成员除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正式外交官员外，还有知乘船事（船长）、船舶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译语（翻译）、主神（掌祭神者）、医师、阴阳师、画师、史生（文书）、射手（警卫）等等，其不同职位类别将近30种。使团中还有意识地安插了一些围棋高手、琵琶演奏家等，以满足国际社交的需要。另外仍然有大量的留学生、学问僧随行。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遣唐使及其随行人员中仪容端正，才华出众，功绩卓著之士甚多。其中，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是当时涌现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人物。阿倍仲麻吕于717年随遣唐使入唐，进国子监太学学习，取汉名晁衡。因他成绩优秀，通过了唐朝的科举考试，踏入仕途，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官至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最后埋骨中土。他在唐不仅为本国留学生提供很多帮助，而且向大唐朝野人士介绍了不少有关日本的知识。他的汉文文化素养极好，善诗文，同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关系甚密。他对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相互了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晁衡一同入唐学习的吉备真备也是一位佼佼者，多才多艺的他在学业上极为广博，对唐代的先进科技、军事、音乐、历法等各方面的典籍都大力搜购和吸收。回国时，他带回日本《唐礼》、《大衍历》、 《乐书要录》（后来在中国失传，但因吉备真备的带回，在日本却保留了下来）、测影铁尺、弓箭以及乐器等等。相传，中国的围棋就是由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归国后，他官至右大臣，在教育、文化、军事、刑律、历法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建树，被看作是努力吸收唐文化而促进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代遣唐留学生的优秀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