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说唐高宗“昏懦”实在有失偏颇，认为废立皇后之事不是他的想法似乎难以令人相信。试想，以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明，经过慎重考虑而立的太子，又怎会是一个“昏懦”无用之人？高宗虽没有其父创业时的恢弘气度和足智多谋，但至少他够得上是个守成之君。至于武则天，她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昭仪，还不可能具备指挥高宗的力量。如果她当时可以轻松驾驭高宗的话，也不必以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了。《旧唐书》说自显庆以后，武则天“自此内辅国政四十年，威势与帝无异”，《资通鉴》上说自麟德元年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这些史实都说明武则天逐步从高宗手中夺取权力是在当上皇后之后的事。而且高宗委政武后，也是出于本人意愿。无论如何，高宗不大可能仅凭武则天的一面之词就轻易地废掉皇后。
既然高宗脑子很清楚，而且这也主要不是武则天搞的鬼，那么，他为什么要废掉王皇后？专家们认为这其实与高宗即位之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废立皇后仅是当时政治交锋的一个焦点。
高宗父亲唐太宗在去世之前，对儿子的能力不太放心，所以让他最信赖的当时仅有的两位宰相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吩咐他们要尽心辅助扶持李治。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是当年太宗玄武门之变的重要策划者，为太宗贞观年间的头号重臣。褚遂良以文才著称，当年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是一个公认的正人君子。
初登王位的李治，年龄刚20出头，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虽然他的父亲与两位顾命大臣有着很深的交情，但是他自己与他们却并没有多少感情可言。相反，在这两位大臣的“辅助”下，李治做事常常会有束手束脚之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倚老卖老，使高宗想摆脱他们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摆脱控制的第一步，是增补张行成、高季辅、李勣为宰相。李勣等人曾是太宗的亲信，但后来因事被贬，高宗此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无非是想分长孙无忌和诸遂良的宰相大权，从而培植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之后，高宗对两位顾命大臣发动了进攻，抓了小事就贬褚遂良为同州刺史。同时为培植自己的势力，封王皇后的母舅柳爽为中书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三品，企图用自己的外戚与自己父亲的外戚争权。
不过没多少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褚遂良毕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又回来作了宰相。永徽三年七月，大臣们又提出了立太子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柳爽和王皇后商量想立后宫刘氏所生的高宗长子陈王忠为太子。为什么柳爽和王皇后要立陈王？因为王皇后生不出儿子，而刘氏出身低贱，王皇后希望自己立陈王忠后，陈王会感激她。柳爽知道靠自己一个人这件事是做不成的，遂与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瑷、于志宁等商量后一起上书。立太子事一旦挑明，高宗十分失望，自己提拔柳爽、于志宁等人原本是想用他们来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权，现在却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而且内有王皇后呼应。
年少气盛的高宗自然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决定把希望转而寄托在培育外朝的新势力上，遂先后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和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李义府等为宰相。这时他已下定决心，外要除掉随时牵制他的一帮老臣，内要废掉已成为自己对立面的王皇后。因为随着柳爽向长孙无忌等人的靠拢，王皇后已逐渐成为高宗与元老重臣相争的焦点。
永徽六年（655年），高宗主意已定，召集众大臣商量废后。元老重臣中褚遂良坚决反对，高宗马上贬他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也多次上书谈到不能立武后，高宗先是极力拉拢他，秘密派人赐给他金银宝器，但长孙无忌仍不领情。武后母亲杨氏亲自登门让无忌不要反对，许敬宗也在高宗的授意下反复劝导，但无忌还是我行我素。数年后，高宗余怒未消，先是贬他到黔州，接着又派人去审问他的案件，最后认为无忌要谋反，令他自尽了事。
武则天约在永徽初年召入宫中，尽管貌美无人能敌，但在短短几年中以区区昭仪地位而使高宗俯首听命肯定是不可能的。王皇后其实年龄比武则天小好几岁，人也长得很漂亮，但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深得高宗宠爱，一旦废后，高宗也已有满意的替补。而此时恰逢武则天把爱女之死嫁祸给王皇后，所以高宗更有了废后的正当理由。于是在永徽六年十月，掀起了废立皇后的轩然大波。王皇后的被废，与其说是武则天后宫争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高宗想结束唐太宗的影响，自己独控政权的必然。在这一点上，李勣看得十分明白。当高宗要他对废立皇后表态时，他狡猾地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既不想得罪太宗老臣，又不想在这场斗争中跌跟斗。高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让他主持了册武昭仪为后的仪式。实际上高宗所做的，无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废立皇后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斗。斗智斗勇，智者必胜，勇者必胜，王皇后被废其实多少是存在着必然性的。
（杨英姿）
暗于听受 唐高宗昏庸之谜
李治字雉奴，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在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诸子中排行第三。由于他得了风眩病，眼睛无法看东西，就让武则天替他处理政务。武则天最后控制了朝廷大权，于是人们对唐高宗的昏庸就坚信不疑了。不过，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
李治是唐朝第三代君主，在位33年。由于病弱，655年，在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他就让武则天参与朝政，时人称为“二圣”。对唐高宗在历史上的作用，一般认为他是个昏庸之主。范文澜先生说:“唐高宗临朝，臣下来奏事，不会作判断，要宰相提出意见，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这种昏懦的性格，势必扶植起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势力，引导国家从乱到亡的道路。”这样的说法，把唐高宗这个人彻底否定了。
主张高宗昏庸的观点认为唐高宗患风眩不能视物，百官奏本常由武后代为参决。自显庆五年(660年)起，政事都委托给武后，权力和皇帝相等。但武则天不久就作威作福，连唐高宗要办的事也受她控制，唐高宗十分不满。麟德元年(664年)，武后常让道士入宫行“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上告。高宗大怒，找西台侍郎上官仪来商量。上官仪说:“皇后专恣，海内所不允，请废之。”唐高宗就命上官仪起草废皇后诏书。不料武后安插在唐高宗身边的耳目随即将此事报告武后，武后立刻到高宗面前解释。唐高宗昏庸懦弱，心有不忍，又怕武后发怒，竟说:“我本来没有废你的心思，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于是，武后指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和废太子李忠谋反，都被处死，与上官仪有来往的大批朝官，都遭流放或贬官。从此，每当唐高宗上朝，武后都坐在帘后，大小政事都参与裁决，升黜官员或生死大事，都凭武后决定。此后，唐高宗只是名义上的皇帝，直至弘道元年(683年)在洛阳宫中病死。
与其相反的观点认为，说唐高宗昏庸是缺乏根据的。说他“昏庸”，最早见于《新唐书》。《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说:“(武后)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无惮避，帝也懦昏，举能钳勒，使不得专。”同书卷105《长孙无忌传》也说:“帝暗于听受。”同卷《褚遂良传》说:“帝昏懦，牵于武后。”欧阳修说他昏庸的主要论据，认为唐高宗为武则天所控制，并按其旨意贬杀了褚遂良和长孙无忌。
唐代书法家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 其实，褚遂良被贬在武则天当皇后之前，长孙无忌的被杀，是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不久的事情。一些专家认为，这时的武则天还没有把皇后的位子坐热，怎么就能够“盗威福”贬杀高宗的顾命大臣?实际上，贬杀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唐高宗自己。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过程中，这两位老臣坚决反对，而一心想立武则天的是唐高宗，因而他是武则天最有力的支持者，很明显，褚遂良、长孙无忌和唐高宗在立武后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不仅如此，长孙无忌凭着国舅的地位，专横跋扈，而褚遂良以顾托之重，也是“悖戾犯上”。两人以元老重任自居，一心想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是想着曾经对唐高宗有功，根本没有把高宗放到皇帝应有的崇高地位，而唐高宗此时血气方刚，对他们的表现早已不满。当许敬宗诬陷两人时，唐高宗不派人仔细调查，立即削去长孙无忌的太尉官职和封地，安置到边远的黔州。已死于贬地的褚遂良，也被削去官爵。两人的儿子都在放逐途中被处死。可见，褚遂良和长孙无忌被杀，是武则天的心愿，但更是高宗的旨意。整个过程中根本不存在唐高宗被武则天控制的问题，唐高宗的昏庸无从谈起。
一些人认为，高宗显庆以后，唐中央政府与吐蕃、突厥、高丽等或战或和，以及研讨方略、奖惩将士等全系唐高宗决策，对公卿宰臣的任用黜陟也是如此。从唐高宗去世到武则天称帝，共经历了7年时间，武则天的力量主要是在这个时期集聚起来的，而在此之前，武则天虽然预问朝政，但权力有限，不能左右朝政。
唐高宗在位前14年中，他的政绩之荦荦大者主要有:一、他继续推行了唐太宗时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二、唐高宗在位前期，至少是尚能维持国力于不坠，而统治区域还稍有扩展。三、唐高宗在位期间社会经济仍在向上发展。唐高宗政绩之所以史书记载较少，也不突出，其原因可能是即位初期元老勋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权重，精明而又有才干的武则天为皇后后，又直接参与执政。
也有人指出，唐高宗根本没有昏庸之举。在即位之前，曾参决朝政，颇得唐太宗称赞。即位之初，也勤于国政，每日临朝，孜孜不倦。他不仅能够遵循唐太宗的大政方针，而且也表现出了管理国家的才干。具体表现在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他令长孙无忌等修成《永徽律》，还逐条对之进行注释，写成《唐律疏议》30卷颁行天下。他在即位之初，鼓励臣下进谏，他自己也能很好纳谏。他赏罚分明，对贪赃违法者坚决予以打击，不留一点情面。褚遂良就是因为低价强买中书省翻译人员的土地，被左迁为同州刺史。他维护了国家统一，讨伐西突厥，巩固了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他有过错，如容忍和支持武则天对王皇后、萧淑妃的残酷迫害，在对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等人的处理上，也没有很好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昏庸之君。用昏庸来解释武则天参预朝政的原因，显然是不妥的。
上元二年(675年)，高宗风眩症加重，曾想禅位给则天皇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郝处俊的意见，高宗无奈作罢。如果说高宗不是昏庸之君，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但如果我们说他真是个昏庸国君，那么史书上描述他尊礼大臣，问百姓疾苦，称为“永徽之政，有贞观遗风”，这又是怎么得来的呢?所谓的唐高宗“昏庸”，至今仍是一谜，令我们左右为难，无法圆满解释。
(张祎皎)
暴发户的女儿 武则天身世之谜
传说武则天尚在襁褓中时，有一天，精通相术的袁天罡为武氏一家人看相算命。当他看到穿着男装的武则天时，大为震惊，说:“此君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又说:“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后来这个襁褓中的女婴果然成了女皇帝。武则天的身世当真充满着传奇色彩吗?
武则天像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关于她的研究，一直是中外唐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对武则天的身世研究，常有不少论著谈及，并不断有新的见解推出。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说，武则天的家世“地实微寒”，今天看来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翻开武氏家谱，赫然有周文王姬昌、周平王少子的字样，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她是西周国王的后代?家谱上记述的周平王少子到底是谁，在历史上有何事迹记载，今天已一概不清，因为此人连名字也不见于史料记载。民间有这样一条讲法，说是周平王少子出生时，手上有“武”字的印记，于是他的后代就以此为姓，此说真假尚待考证。周平王少子之后的谱系也是漏洞百出，他的后裔人物与年代、官职、封爵往往挂不上钩，显然是后人胡乱编造的。武则天本人自认为是西周王室之后，在她登基之后，追封周文王姬昌为始祖文皇帝，周平王少子为睿祖康皇帝，实在有些不伦不类。历代开国皇帝都喜欢与前代皇室或豪门大家族攀上些关系，以显示自己的出身高贵。武则天此举不难理解，但事情往往弄巧成拙，她的胡乱攀亲反而显得欲盖弥彰。看来武则天出身寒微是不会错的。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山西木材商人，新、旧两《唐书》中都有他的列传。武士彟的先祖居住在安徽宿县。六代祖名洽，是魏国的平北将军、五兵尚书，被封为晋阳公，因此徙家于北国文水。五代祖神龟，曾当过国子祭酒。高祖克己，官至本州大中正、越王长史。曾祖居常，北齐镇远将军。祖俭，后周永昌王咨议参军。父华，隋东郡丞。从武则天家世来看，也算个官宦人家，但世无名人。到武士彟只能以经商为主，当然他可以算个庶族子弟。
武则天登基后，令李峤撰写《攀龙台碑》，对其父早年的事迹大加吹嘘。称隋文帝晚年，坐镇东方的汉王杨谅曾亲率门客登门造访，请他出山。武士彟不得已来到京城。满朝文武百官见到他无不敬仰，宰相杨素还因妒忌他的才能想加害于他。这些事迹明显是后人编造，不足为凭。武士彟早年做木材生意，抓住了隋炀帝大业年间大兴土木的发财机会，成了家财万贯的富商。他是善于经营的商人，但同时他又不安于经商，投机取巧，结交权贵，想在政治上也有所发展，能够光宗耀祖。
武士彟真正发迹在李渊太原起兵时。武士彟与李渊相识较早。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6年)，李渊为太原留守，武士彟跟随他一起征讨反隋的武装力量。李渊路过武家时，曾经招待过李渊。义宁元年(617年)，眼见隋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武士彟暗中劝李渊举兵，并进兵书及符瑞。李渊大喜，说:“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随即开始招募兵勇，悄悄准备反隋。太原起兵后，武士彟被任中郎将兼司铠参军，主要掌管军帐兵器。李渊向关中进发，一路上武士彟频立汗马功劳，为军需物资的供应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李渊建唐后，论功行赏，武士彟被列为二等功臣，拜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并铖将军，赐田三百顷，奴婢三百人，彩物二万段、黄金五百斤，食实封五百户。
也有人认为武士彟在初唐的战争中并没有立下什么功绩。李渊起兵时，武士彟任大将军府铠曹一职。铠曹“掌兵械、公廨与缮、罚谪”，相当于现在的后勤部部长，负责军队装备等后勤工作，并不是直接参与军事指挥的。唐朝建立后，他加官晋爵，从一个富商变成了朝中贵宦。武德元年(618年)表彰的16名“太原元谋勋效者”中位居十二，俨然一副开国功臣的模样。
但武士彟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并没有立过什么特殊功勋，甚至在太原起兵前，他的态度还有些摇摆不定。他一面劝李渊起兵，说梦见李渊乘马飞云，入京升为天子，还献上了兵书。一面又受到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王威、高君雅的信任，左右逢源于李渊和王威两派之间。而李渊对他的两面派也早有认识。因此，太原密谋起兵之事，李渊并没有让武士彟参与。那么他的元谋功臣身份是怎么得来的呢?人们推测可能是因为武士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山西地方势力，这对李渊十分重要。北周隋唐三代政权，实际上都是依靠山西一带大家族的全力支持才能在关中立足的，李渊要建立唐朝就必须争取山西地方势力的支持。李渊起兵之时，处处需要用钱，武士彟等一班商人的贡献自然非同一般。因而在唐建国后，李渊会给予武士彟特别的赏赐。
在唐朝为官后，武士彟颇受赏识，他的表现令皇帝非常满意。武德初年，他在乡下的两个儿子和妻子先后病死，唐高祖表彰他:“此人忠节有余，去年儿夭，今日妇亡，相去非遥，未尝言及，遗身殉国，举无与比。”于是亲自替他做媒，把原隋朝宰相杨达的女儿杨氏嫁给他，撮合了这门孕育武则天的婚事。
杨氏家族自称出自弘农(名门大家)。自东汉年间出了号称“关西孔子”的杨震后就名声大作，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名门。杨氏六代祖铉，系燕北平郡守。五代祖兴，后魏新平郡守。高祖国，后魏中散大夫。曾祖定，后魏都督、新兴太原二郡太守、并州刺史，封晋昌穆侯。祖绍，后魏徵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通直骑常侍、镖骑大将军，北周开府仪同三司。父达，隋雍州牧司空观王士雄、道抚二州刺史邢国公士贵之弟，北周同内史下大夫，封遂宁县男，隋黄门侍郎、吏部刑部二侍郎、尚书左右丞、纳言。杨家不仅世有达官，而且是杨隋皇室的亲戚，门第相当显赫，是关中士族中的高门。
杨家的高门与武家仅是个一般的庶族家庭，在南北朝时期是无论如何不能想像会结合到一块儿去的。武士彟这样一个商人出身的暴发户，若不是隋亡而杨家衰弱，加上又是唐高祖亲自主婚，恐怕根本娶不到杨氏。
虽然母亲家世显赫，武则天的血统里有一半是高等世族的血统。但按照当时的门第按父系论的风俗，武士彟只不过是一个木材商人，虽然他后来位列开国功臣，官至三品，仍改变不了他家世寒微的事实。唐太宗贞观年间修的《氏族志》就没有把武氏列入望族。连突厥人都称“武，小姓”，拒绝武则天的侄孙与可汗之女的婚事，认为武姓的王爷不配与可汗攀亲。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武士彟虽然早年是庶族，但入唐后已变为显贵，又与杨氏联姻，他已从农商庶族上升为望族了，而武则天更是出身于公侯之家的小姐。但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却没有解释为什么《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和突厥人称武为小姓。反驳者认为他们回避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
近几年，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认为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出身有伪造的痕迹。因为武则天当上皇帝后，杨达的儿子并没有得到“舅舅”的待遇。由此大胆推测，杨氏不是隋宗室杨达之女，可能是一个出身寒微的女子，甚至可能是杨达家中的侍女、乐妓之类。此说十分新颖，不过附和者不多。
其实，不论杨氏出身如何，武士彟总还是一个商人出身，其家世并不显贵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不管武则天怎么粉饰家世，她始终是一个木材商人、政治暴发户的女儿。武氏家世中一些谜案的存在，更使我们对武则天这个人物充满着好奇和兴趣。
(张 丽)
遥尊太上皇 唐玄宗“传位”之谜
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是唐朝中期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直以来颇受人们关注。玄宗的交出政权，肃宗的接受政权，在这一交接过程中，至今留有许多谜团还没有被解开。这其中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唐玄宗李隆基真的有意传位?
唐肃宗李亨是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从小聪敏强记，两岁封王。玄宗废掉太子瑛之后，朝廷中以李林甫为首的多数大臣都拥护玄宗宠妃武惠妃的儿子寿王瑁为太子。但是玄宗却认为李亨年长，又听高力士的话。在他的坚持之下，李亨得以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入主东宫。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安禄山来朝，李亨觉得他有谋反的迹象，于是请求玄宗诛杀安禄山，但是玄宗没有听他的话。后来，安禄山果然叛变，大兵压向京师，玄宗等仓皇向蜀郡出逃。
马嵬驿兵变之后，玄宗的队伍中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认为不可以到蜀郡去，有的主张到太原，有的提议到朔方，有的说还是回京师的好。玄宗一心想入蜀，在征得大家同意后决定继续前进。老百姓们“遮道请留”，希望皇帝不要离开宫阙陵寝所在之地。玄宗想了很久，最终还是西行了，叫太子李亨留在后面宣慰父老。过了一会儿，人越聚越多，竟达数千人。百姓父老拉住太子骑的马，太子无法前行。太子的两个儿子及李辅国劝太子留下来，以便东讨逆贼。玄宗走出了一段路，见太子不来，心中有所疑虑，无奈之下，拨给他两千人马，命他收复长安。
有学者认为，太子“不得行”是故意制造的假象。长期以来，太子与父皇有较深的裂缝。玄宗曾同日赐死三个皇子，太子看在眼里，心里十分恐惧。如果继续跟随父皇到蜀郡，今后太子地位能否保住，是难以预料的。他采用了李辅国等人的意见，让老百姓出面遮道请留，以求得发展个人势力。玄宗已经预感到太子要走自己的路了，不禁叹了一声:“天也。”就与太子分道扬镳了。
李亨率众自奉天一路北上，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到达灵武。仅过三天，他就在城南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颁布诏书，大赦天下。
就像当年李亨能入主东宫，全靠其父王李隆基的坚持一样，史书记载，肃宗能在灵武顺利即位，其父亲的“让位”之举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唐大诏令集》收进的《肃宗即位赦》和《肃宗即位册文》这两份官方文书来看，玄宗似乎在马嵬驿兵变和安史动乱之前就已经有厌烦每天处理朝政的情绪，并且有要传位给太子李亨的念头。《旧唐书》的《韦见素传》和《杨贵妃传》以及《资治通鉴》等分别提到了玄宗想要传位或禅位之事，论调与上述两份文件一致。因而从表面上看，玄宗早已有了禅位之心，马嵬驿兵变则让他如愿以偿。然而，只要再仔细探究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
从常理而言，没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封建君主会心甘情愿地让出宝座。自汉代以来的太上皇，除了那些名为传位实仍独揽朝政，或名为传位实则等待时机重新上台者以外，其余的太上皇最后的结局都是比较凄惨的。更何况唐玄宗并非碌碌无能之辈，作为一个曾经带领国家开创了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开元盛世的皇帝，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将皇位拱手相让呢?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言玄宗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时就已有了传位之心。但是恰恰是在这一年，他在兴庆宫接受了大臣送给他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徽号，并为此颁发了全国大赦文，从中看不到一丝一毫他想禅位的迹象。虽然这一年，他也曾几次向高力士提起要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但是将朝廷大事委托给将相显然与传位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李隆基、李亨父子于马嵬驿分道扬镳之后，李隆基并没有听任李亨一个人去平定叛乱，自己在成都静待佳音。相反，他于入蜀途中从容布置平叛，从未忘记自己的帝王身份。玄宗到成都后的第十四天，肃宗从灵武派出使者赴蜀，向玄宗报告即位的事情。四天后，李隆基颁布了《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此诏其实已无任何作用，太子早已即位，所谓“命”已是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为自己被迫让位留点面子。诏中，玄宗说自己尽管已是太上皇，但是肃宗在处理军国事务后必须向他奏报。此外，他还为自己保留了以“诰旨”形式处理事务的权力，并用诏令的形式使之固定化和法律化。李隆基所做的这一切的结果，不但没有让人看出他有“高枕无为”的意向，相反，使唐朝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个由太上皇和皇帝同为政治中心的特殊的中央政治格局。
颁诏后二天，玄宗命左相韦见素、宰臣房琯等带着传国宝玉及册书到灵武，举行“传位”仪式。同一天，他命贾至写了一篇《皇帝即位册文》，让韦见素带到灵武，内中称赞肃宗有忠孝之诚，其实不过是官样文书罢了。据说贾至写好这篇册文后，玄宗读了一遍，感叹万千，说:“过去先帝(睿宗)逊位给我，册文是你父亲贾曾所写。今天我将神器大宝托付储君，又是你写册文。”贾至听后，呜咽感涕，反映出了玄宗传位的无奈和悲凉。
肃宗在灵武，得到了郭子仪等人的帮助，壮大了军力。这年九月南下扶风，举起了平叛的大旗。九月底，在顺化(今甘肃庆阳)他见到了韦见素等人。韦见素等献上传国宝及册书，但肃宗不肯受，假惺惺地说:“近来中原还没有安定，我是暂时总领百官，哪里敢乘人之危，抢夺皇位?”群臣固请，肃宗还是不许，就将皇权象征物传国宝和册书置于别殿，说就如孝子朝夕事奉父亲一样，每天昏定而晨省。至此，“传位”也就结束了。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在蜀郡流浪了一年多的玄宗在肃宗的迎接下回到了长安。作为太上皇，他重新回到了兴庆宫。不久，李辅国在肃宗授意下将玄宗幽禁于西内，直至最终幽愤而死。
许多人认为，尽管史书记述了众多玄宗情愿传位的资料，但从种种疑点推断玄宗禅位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他之所以会在得知肃宗灵武即位之后，马上作出反应，颁布《令肃宗即位诏》和《肃宗即位册文》，其实是一种政治手腕。因为此时李亨已得到朔方的支持，打出平叛旗号，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况且，这样一来，他也能名正言顺地在肃宗即位后的国家政治中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所提到的“内禅”、“传位”之事其实指的是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玄宗意欲亲征叛军而命太子监国一事，与传位于太子没有关系。
然而，这一切也只是推测，要真正揭开玄宗“传位”的真相，还有待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提出更多有力的证据。
(杨英姿)
大唐王朝之谜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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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小说 唐顺宗死因之谜
顺宗当上皇帝不久就让位给皇太子，自称是太上皇。此后不久，又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了。死的前一天，宪宗对外宣布顺宗病重，一天后就驾崩了，这使人觉得顺宗的死像演戏一样。有人提出透过一些笔记和诗文看本质，顺宗是被宪宗和宦官们害死的。也有人不同意，认为顺宗是正常病死的，顺宗和宪宗关系融洽，根本没有被宪宗杀害的可能。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唐顺宗去世。这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八个月，为宦官俱文珍所迫退位，传位给太子李纯，自称太上皇，死时仅46岁。
唐顺宗的死因，根据《旧唐书》、《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是病死的，长期以来人们没有怀疑。20世纪60年代，史学界经过对正史和笔记小说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突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顺宗是被杀而死的。
卞孝萱先生在其《刘禹锡年谱》一书中首先提出了顺宗被杀的观点。他认为顺宗死得太突然，是一个历史上的疑案。此后他在《刘禹锡年谱》、《刘禹锡评传》等书中重申了他的观点。
卞孝萱先生认为唐顺宗李诵是唐德宗的长子，在被立为太子后，德宗还曾想要废掉他，其原因是德宗身边的宦官们想立舒王李谊。贞元二十一年(785年)，德宗病，想与李诵见一面而不可能。这时的德宗还没有病重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却受到了宦官和在身旁侍医药的舒王的阻挠。德宗升天后，宦官们认为“东宫疾恙方甚”，“内中商量，所立未定”。大臣卫次公马上发表自己看法:“皇太子虽有病，但他是嫡长子，内外系心。如果实在不得已，就立皇太孙广陵王。”其他大臣跟着呼应，宦官们的阴谋就只能作罢。顺宗即位后，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使宦官们对他恨之入骨，他们遂决定废顺宗、另立皇帝。由于前两次废立未成，舒王李谊不是德宗的亲生儿子，名分不正，遭到反对，这次宦官们选定了李淳。他们在永贞元年(805年)三月立李淳为太子，改名纯，七月让他主理军国政事，八月李纯即位为皇帝，顺宗为太上皇。表面上看，立李纯是顺宗的旨意，实际上是宦官逼迫顺宗这样做的。当时起了最大作用的几个宦官是刘光奇、俱文珍、薛盈珍、西门大夫等。
顺宗让位不久，就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有个叫罗令则的山人，“妄构异说，凡数百言，皆废立之事”。被有关官员鞫得奸状后，宪宗将罗令则一伙全部杖死。罗令则等人想拥立的皇帝从史书记载来看，是舒王李谊。宪宗上台后，李谊实际上成了宪宗和宦官们政治上的赘疣。现今有人拿李谊作号召，兴风作浪，正好被宪宗借机拔掉。这时的太上皇也同样是政治上的赘疣，舒王不明不白死后，太上皇就不能平安无事了。元和元年(806年)春正月癸未，“诏以太上皇旧恙愆和，亲侍药膳”。但至甲申，太上皇就崩于兴庆宫，“迁殡于太极殿，发丧”。宪宗向全国公布太上皇的病情，这在唐朝历史上罕见的。癸未才公布太上皇病情，甲申就宣告太上皇死了，简直是在演戏一般。推测太上皇不是死于甲申，而是死于癸未。宪宗与宦官们秘丧一日，故意先公布太上皇病情，以此来掩盖太上皇被害的真相。抢先公布太上皇病情的做法是欲盖弥彰，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们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十分可疑。
李谅(复言)是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成员，顺宗时为度支巡官、左拾遗，宪宗时被贬为澄城县令，后为彭城令。他有部小说叫《续幽怪录》，内中有一篇为《辛公平上仙》，里面的人名皆系假托，如辛公平为心公平，皆有寓意。在这部小说中，李复言用“传奇”表达了顺宗被杀的隐事，以抒其悲愤。他得知了顺宗被宦官杀害的真相，作为永贞革新的参与者，他义不容辞地记载了顺宗被害的隐事。
这个新颖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大为赞赏，说:“顺宗绝对出于幽崩。宪宗当时受制于群奄，己欲不为商臣，亦不可得。此事公文书内，绝无遗迹可查。李复言之《续幽怪录》成为绝可信赖之孤证。”他认为不管杀顺宗的是谁，其主谋其实就是宪宗，因此他认为顺宗被杀是“永贞逆案”。
吴汝煜不但赞同上述观点，而且认为宪宗和顺宗早就不和，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及李氏父子之间本来就不融洽的关系，决定了宪宗杀顺宗是有可能的。此外，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的小序中，引用了《义陵记》的“项籍杀义帝于郴”和“今吾王何罪乃见杀”等。不过是借端托寓，影射顺宗被杀。刘禹锡抑制不住悲痛的感情，在诗的结尾透露了消息:“南合无灞岸，旦夕上高原。”上句从王粲的《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化出，暗示“望长安”之意，下句用《汉书·苏武传》的一个典故:“苏武听说汉武帝死了，南向号哭，呕血，一连数月都是如此。”这里暗指刘禹锡自己悲悼顺宗的心情与苏武哭临汉武帝相同。可以这样说，《武陵书怀》是一篇比《续幽怪录》中《辛公平上仙》更为直接地反映了顺宗被杀事件的重要史料。刘禹锡是这一宫廷内幕的最早揭露者。
上述观点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张铁夫认为《辛公平上仙》不是王叔文集团的李谅(复言)所撰。他认为《续幽怪录》一书中，编者一会儿自称李生，一会儿又自称是复言。按照古人名卑字尊的传统，称人用字，以示尊崇；称己用名，以示谦卑。自称李生、复言，都是表示谦卑的意思。可见复言是李生的名，而不是他的字。《续幽怪录》的编者李复言，与王叔文集团的李谅，是名、字不同的两个人。从编者的本意来看，《辛公平上仙》不是影射顺宗被杀。在《续幽怪录》中，记述的都是一些关于神仙道术、因果报应、宿命前定的奇事异闻，其来源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根本不值一谈，编者主要用来宣传善恶报应、安分知命的思想，从而又具有一种惩恶劝善、警戒世人、辅佐教化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作用。《辛公平上仙》的本意，也是用来箴劝、警戒的，而非比喻和影射。
唐宪宗李纯 《武陵书怀》的结尾二韵是:“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意为:心向君王却离京师遥远，对风兴感逐臣的奏书言烦。欲望长安却无灞陵岸可登，早晚只好踏上这平原的高处了。这二韵是一个整体，结合起来看，它表达的是元和大赦之后，刘禹锡对宪宗皇帝的殷切期望，能移京郊为官的迫切心情。根据这首诗得出顺宗被杀的结论，一个明显和重要的失误是忽略了该诗以二韵为一个小节，表达一个完整意思这个基本事实，而将二韵割裂开来，遂望文生义，别出心裁。诗的小序中提到“项籍杀义帝于郴”，义帝影射的不是顺宗而是王叔文。因为义帝之出身、立用、被逐乃至被杀害，与王叔文事类同。更重要的一点是义帝属无罪被杀，王叔文也是无罪被杀。王叔文于刘禹锡有知遇提拔之恩，对他的无罪被杀，刘禹锡自然是极其沉痛和悲愤的。这种心情，表现在诗篇中，便是为王叔文和自己鸣冤叫屈。从“继明悬日月”等来看，顺宗当时还活着，由于刘禹锡在武陵，听到顺宗死的消息应该更晚。既然顺宗当时还活着，将《书怀》作为顺宗被杀的证据，是讲不通的。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当时宫廷斗争的结局，不是宪宗杀害了顺宗，而是宪宗和顺宗联合驱逐和杀害了王叔文。改革中，由于王叔文集团竭力阻挠宦官俱文珍立太子的做法，让原本站在王叔文背后的顺宗站到了皇太子这一边。这时的顺宗与皇太子的关系是志同道合、融洽无间的。而二王由于反对立太子，顺宗开始对他们不信任和疏远，改革的败端也就出现了。改革的过程中，王叔文张扬威福，独断专行，树植党羽，排斥异己，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反对，也导致了顺宗的厌恶和不满，终于命令宪宗“伸远不仁之害”，将其逐出朝廷，置于死地。顺宗是坚定、明确地站在皇太子一边的，宪宗对顺宗也是爱敬双奉、忠孝两全的。说顺宗被宪宗逼宫，最后被害死，既无客观上的可能，更无主观上的必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顺宗被杀说者将王叔文集团和皇太子集团的斗争误认为是顺宗与宪宗的斗争，是混淆了两件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事实。柳宗元和刘禹锡都有诗文批评顺宗和宪宗，这也从反面说明宪宗和顺宗是志同道合、关系融洽、没有隔阂的。
顺宗到底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死得这样突然?如果根据史书上说他是病死的，这多少是会让人产生怀疑的。但如果说他是被杀死的，也有一些事实解释不通。看来顺宗的死因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案。
(黄满仙)
是否出家 唐宣宗身世之谜
唐武宗死后，继位者是唐宣宗。唐宣宗李忱是唐武宗的叔叔，在武宗为帝时期沉默寡言。传说武宗怕他对自己的皇位有企图，所以设法想害死他。在宦官的帮助下，宣宗出游江表为僧。不过有人认为宣宗为僧的记载并不可信，是无稽之谈。
唐宪宗死后，第三子穆宗即位，数年后服金丹致死。穆宗长子唐敬宗李湛随即登上皇位，朝政混乱，为宦官刘克明等杀害。敬宗死后，宦官王守澄等率禁军迎穆宗第二子李涵为帝，是为文宗。文宗卒，宦官仇士良立穆宗第五子李瀍即位，是为唐武宗。
唐宣宗李忱 唐宣宗李忱，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从辈分上说是唐武宗的叔叔。传说武宗即位后，对可能会威胁自己皇位的诸王小心提防，李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传说李忱“外晦而内朗”，“视瞻特异”，武宗即位后对他十分不礼貌，而他则忍让不发一言。因为与武宗有了这层关系，所以很多人认为唐末这位小中兴的皇帝曾经有过出游为僧的经历，使这位帝王的身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韦昭度的《续皇王宝运》说:“宪宗死时，宣宗本当即位，但他将皇位让给了侄子唐文宗。武宗即位后，忧虑宣宗可能会对皇位感兴趣，就密令中常侍四人在永巷将宣宗捉了起来，关了数天，然后沉之宫厕。有个宦官叫仇武的十分同情宣宗，就上奏武宗说:‘以前老皇帝的儿子，不宜长期留在宫厕中，应该杀掉算了。’武宗感到他说得很有理。仇武带了宣宗出来后，让他藏于车中，上面盖上粪土杂物以遮人耳目，从另外的小路带了他回到自己的家里，秘密养着。三年后，武宗去世，百官奉迎宣宗于玉宸殿立为皇帝。不久，宣宗也立仇武为军容使。”从这段记载来看，武宗想害宣宗，赖宦官仇武的保护，才得以保命。
尉迟偓《中朝故事》记载的情迹与上书略同，但更进了一步:“武宗初登极，对宣宗十分忌恨。一日，在禁苑鞠球，武宗召宣宗，宣宗远远就看到中官仇士良在对他眨眼睛。士良跃马向前说:‘刚好有圣旨到，光王可下马接诏。’士良命宦官用车载了宣宗偷偷溜出禁中。军中诸将上奏武宗说:‘光王落于马下，已经不能抢救了。’于是宣宗就削发为僧，游历江表间。会昌末，中人请宣宗还京，于是即帝位。”照这则故事，宣宗不仅逃了出去，而且还流落在外当了和尚。这里仇武成了仇士良，一般估计以本书为确。
《宋高僧传》也谈到这件事，而且说唐朝帝王后裔和尚齐安，能预知宣宗为僧人。宣宗为僧人后，“周游天下，险阴备尝”，后来武宗让他任江陵少尹，实是“恶其在朝耳”。《祖堂集》说宣宗曾拜齐安为师，“甚有对答言论，具彰别录”。《北梦琐言》说宣宗“密游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识高道僧人”。《五灯会元》之第一灯为《景德传灯录》，内中谈到杭州盐官齐安禅师法嗣中共有八人，内中就有唐宣宗皇帝，并且录有宣宗与黄蘖希运禅师的对话。这一系列的材料都谈到了宣宗曾经当过僧人。
相信这种说法者认为，韦昭度没有记载宣宗出游为僧，而只是被养在宦官家，主要是韦氏身为唐相，和宣宗的时间距离又太近，所以不能不为尊者讳。如果把当朝皇帝的父亲或祖父当和尚的经历明揭出来，在当时恐有诸多不便。
宣宗出家在什么地方?一些人认为宣宗取道江淮后，最后在浙江盐官镇国海昌院(后称安国寺)当了一个小沙弥，其师就是该院方丈齐安，宣宗的法名为琼俊。当上皇帝后，他想接齐安回京师，但齐安已经圆寂，宣宗只能赐给他悟空国师称号。安国寺有许多碑记，谈到宣宗曾逃难出奔，落发为比丘，“遍参诸方，独器许于盐官和尚”。宣宗当和尚的故事，历代流传不绝。传说苏轼当杭州太守时，曾游海昌院，凭吊旧迹，有感而发:“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点明了龙颜曾在海昌院受到齐安的格外照顾。南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说:“唐宣宗微时，以武宗忌之，遁迹为僧。一日游方，遇黄蘖禅师同行。”清朝康熙《海宁州志》、《海宁县志》都肯定宣宗曾当过和尚。
不过有很多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著名唐史专家岑仲勉曾专门对这件事进行了考证。他指出司马光《通鉴考异》早就认为韦昭度等书的记载“皆鄙妄无稽”，而宪宗死后宣宗“便合绍位”是唐末小说的言论，“多不足凭”。尉迟偓的说法比韦昭度更加荒谬，当时皇子都居住在十六宅，一般是不出阁的，而宣宗能当僧人；特别是武宗对他十分忌讳，怎么能任其到处乱跑?武宗既然知道宣宗当和尚了，“只有明正其罪，岂肯授以江陵少尹”?岑先生猜测:“大抵武宗毁佛，僧人憎之极深，故不惜为诡说，以遂其诬捏，韦氏等三书，保不为僧说所影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