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认为《旧唐书》说宣宗“严重寡言”，“幼时宫中以为不慧”。他在文宗、武宗时“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像《旧唐书》根据唐代的国家文献整理成书的著作，可靠程度远在私家著述之上，却并没有说他削发为僧云游四方。唐武宗在位时，根本看不起宣宗，而不是怕他防他。而宣宗装出一副庸碌的样子，韬晦少言，减少武宗对他的防备。宣宗生于元和五年(810年)，会昌六年(846年)即帝位时不足36周岁。他的长子懿宗大和七年(833年)出生，大中四年(850年)女儿万寿公主出嫁，大中五年封三个皇子为王。如果当时削发为僧，长期不在长安，而在南方游方，他哪里会有自己的家庭和众多的子女?宣宗即位前与佛教的关系，仅是就近游玩，多少作点佛事而已。
唐宣宗当过和尚吗?看了上面的不同观点，我们仍是无法作出肯定的答案。
(张剑光)
约为父子 石敬瑭称儿皇帝之迷
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原是后唐皇帝的女婿，拥兵一方，但是他借助契丹的军事力量，推翻后唐政权，建立了后晋。为了得到契丹人的帮助，他甘做儿皇帝，割让燕蓟十六州，遭到人们无情的唾骂。
契丹是五代时期在我国北方出现的一个强大民族。公元907年阿保机建契丹国，938年其子辽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乘着中原地区军阀的混战，契丹人在灭后唐、立后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后唐明宗李嗣源，是五代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的帝王，但他没有培养出有能力的继位者。在他死后，他的几个女婿，如掌握兵权的石敬瑭、赵延寿、杜重威等先后一个个向契丹投降，与后唐为敌。继明宗的闵帝李从厚十分软弱，很快被明宗养子末帝李从珂杀掉。李从珂即位不久，就把与他关系不好的石敬瑭刺激了一下。他让石敬瑭从太原调到郓州去，石敬瑭不肯。于是他发兵讨石敬瑭，并且杀掉石敬瑭在洛阳的子弟四人。石敬瑭要对付末帝，就令掌书记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甚至对于比自己年轻得多的耶律德光“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为献。表至，契丹大喜，复书许俟促秋倾国赴援”。
936年9月，耶律德光率骑兵五万援救被后唐军队攻打的石敬瑭，后唐军队没料到契丹军队会突然出现，被石敬瑭和契丹军队包围在晋安寨。末帝派心怀叵测的军阀赵德钧父子从幽州出兵，而赵德钧却与契丹联系上了，要求支持他自己为中原王朝的皇帝，所以行动缓慢。石敬瑭怕赵德钧夺去他行将到手的帝位，派桑维翰向耶律德光苦苦哀求。耶律德光最后同意了石敬瑭的请求。这年十一月，设坛晋阳，备礼册命，并让石敬瑭“永为我藩”。
后唐军队在晋安寨遭到了契丹军队的痛击，全军解体，耶律德光派骑兵五千送石敬瑭赴洛阳做皇帝。石敬瑭应约割幽、蓟、瀛、莫等十六州给契丹，并且同意每年输帛三十万匹，其他的吉凶庆吊，岁时馈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契丹大小官员石敬瑭每人都送上一份好处。石敬瑭还称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耶律德光为父皇帝，事之甚谨。
石敬瑭这样的做法，从古至今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北宋薛居正在编《旧五代史》时就说:“图事之初，召戎为援，猃狁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今人的评价更是直白尖锐，如范文澜说:“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很多人认为石敬瑭将广大的北方地区长期沦为外族统治，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他是出卖中原人民利益的大罪人。
不过一些学者认为石敬瑭之所以甘做儿皇帝，是有一定缘由的，如果仅用“屈辱无耻”与卑鄙来谴责他，并不能圆满地说明问题。像石敬瑭这样甘做契丹附庸的人，在五代时不只石敬瑭一人。石敬瑭勾结契丹自助，只不过是隋唐以来一些方镇军阀的一种故伎重演而已。石敬瑭只图称帝夺权，不顾名节人格，事属可耻，但又须看到，这是与契丹的家长制政治有关。契丹在唐末以前，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只是到了阿保机时期，才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汗国。这使得新的国家领导人，既以君主的身份，又习惯于以家长的身份实行统治。他要求臣民更多地像一个家庭成员，即儿子、孙子那样服从自己，接受自己的统治。这是契丹主屡次要求屈服于他的中原政权的头目称儿皇帝的根本原因。
年龄问题也是石敬瑭被人骂的一个因素。石敬瑭称儿皇帝时已经45岁，而耶律德光仅34岁。其实石敬瑭自称儿皇帝的地位，早在他草表求救于契丹主时即主动提出。石敬瑭出身于沙陀族，而这个民族氏族公社遗习相当严重，养子之风很盛，但养子往往并不和养父在年龄上相当。石敬瑭称儿实质上具有耶律德光养子性质，其年龄上的不相称，以氏族养子的习惯来看，并没有什么奇怪。耶律德光多次让石敬瑭上表时称臣，但作书时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契丹和后晋就成了“父子之邦”。因为历代很多人无法摆脱汉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对这个问题就十分敏感。封建时代的官员尊君为父，如果是少君老臣，那就不是与石敬瑭差不多吗?
契丹割让幽蓟十六州，责任不全在石敬瑭身上。长城以北的少数民族在东汉末、西晋至北朝、唐代都曾进入长城以南，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十六州的确是北方藩篱，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文中已经谈到自撤藩篱并不始于石敬瑭。幽蓟十六州主要影响在北部防线。东部防线因后唐时营、平为契丹所取，早已不守，幽、蓟、顺等州实际上已成为契丹势力范围。石敬瑭割十六州后的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辽的南扰大体都从幽、蓟与云、应两个方向而来。但总不能把契丹之所以南扰的责任全归罪于石敬瑭，从而混淆国内民族矛盾与国外民族矛盾的界限，因为契丹毕竟是国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反对这种观点者认为，石敬瑭遭到千古唾骂是罪有应得。因为其一当儿皇帝是他主动提出的，其二他当儿皇帝的前提条件是出卖领土，他是甘心充当契丹的傀儡，其三他事契丹“甚谨”，克尽了“臣道”。契丹是有一些与汉人不一样的风俗，但这也仅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要求他国君主必须服从于他们的习俗?在契丹与中原几个王朝的关系上，也并非都是“论父子之义”、“为父子之邦”的。为了做个儿皇帝，石敬瑭出卖了幽蓟十六州，这连契丹人自己也认为是这样的，如耶律德光曾说:“我无心南来，汉兵引我至此耳。”按这种看法，称儿皇帝是石敬瑭自甘堕落的结果。
另有人认为，契丹人有收继养子及外姓人入族的习俗，辽代皇帝特别喜欢与中原各朝皇帝之间义结父子、兄弟，都可视作这种习俗的外延表现形式。唐末五代之初，阿保机就与李克用结义，约为兄弟。李克用死，其子李存勖向契丹求救，阿保机曾说:“我与先王为兄弟，儿即吾儿也，宁有父不救子耶?”尽管除掉李克用时，契丹和后梁是联手发动攻击的，但当李存勖上门，阿保机还是想到当年的结拜。李存勖死后，后唐告哀使至，阿保机装出痛苦的样子大哭了一番，口口声声“吾儿”如何如何。
契丹之所以支持石敬瑭，最能打动耶律德光之心的是事成之后可割地入契丹。当石敬瑭派人至契丹许割燕云求兵为援时，耶律德光说:“我非为石郎兴师，乃为天帝救使也。”原来是契丹在阿保机时就想得到后唐的土地。石敬瑭当上皇帝后，耶律德光与他“执手约为父子”，表面上是契丹的风俗形成了石敬瑭的儿皇帝，但问题的实质是契丹的心思一直在“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上。当上儿皇帝后，石敬瑭对辽帝唯唯诺诺，奉表称臣，辽帝“屡止晋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契丹的目的就是想利用这种不平等的“父子国”关系，通过后晋傀儡政权，控制中原地区，以输掠更多的财物入契丹。
石敬瑭死后，其子石重贵继位，是为晋出帝。石敬瑭在世时，后晋朝野上下已对其割让疆土、对辽称儿臣颇多不满。石重贵为了平息众怒，向契丹申明称孙不称臣，使契丹“爷爷”大为恼怒，当着晋使就斥骂石重贵，于是契丹与后晋绝交，两国关系破裂。三年后耶律德光率大军攻入晋都开封，灭掉了后晋。
这种观点强调，结义是契丹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一种表露，利用了这一点，耶律德光执政期间就恃“册立之恩”，以不平等的“父子”亲戚关系，得到了石晋拱手相让的雁门关以北、长城以南的十六州广大地区，每年还要勒索白银和绢帛，这才是石敬瑭能够称上儿皇帝的真实原因。
要真正解开“儿皇帝”的来源，看来还得假以时日。不过从人的感情上说，我们还是不要这样的“儿皇帝”为好!
(张祎皎)
敢作敢为 后周世宗柴荣出身之谜
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间仅五年零六个月，但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军事实力，试图统一中国。他整顿内政，疏通汴水，赈济淮南，均定田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之所以能这样做，究其实与其出身商人并长期行商有关。
后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一位较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奠定了后来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全国的基础。根据新、旧《五代史》相关本纪的内容，我们只知柴荣很小的时候侍奉圣穆皇后，因而得以经常与后周太祖郭威在一起。由于郭威没有儿子，而柴荣这个人又谨厚可爱，郭威就收他为养子。然而柴荣自己的家庭出身究为何如?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成为困扰学术界的一个谜团。
郭威的圣穆皇后是柴荣的姑姑，因此郭威实际上是收养了自己的内侄为子。柴荣的生身父亲是柴守礼，长期以来一直定居于洛阳。仗着自己与皇家的关系，柴守礼十分恣横，还曾经在市里杀人，洛阳人特别怕他。一些人认为柴守礼固然因为自己是国舅兼皇父的特殊身份和政治地位才敢这样做，但同时也是他地方豪强横行乡里旧态的复发。
唐代后期的豪绅大致可分成三种，一种是具有优越政治地位的贵族或官僚，一种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另一种是拥有大量货币财富或大量动产的富商。柴荣家里的情况属上面的第三种，这是个牟取货币财富为主要目的的富商家庭。因为郭威之妻柴氏嫁给郭威后，曾用大量的金、帛资助郭威，她拥有雄厚的资财，这正是富商拥有财产的特点。柴氏早年要跟郭威结婚，家里父母反对，柴氏自作主张，坚持要嫁给郭威，其父母最后只能同意。在处理家里的财物上，柴氏出嫁时把一半财产给父母，另一半留给自己，掌握着财产的分配权。在当时贵族、官僚、士人家庭和一般农家的女子，女孩子往往在财富和婚姻问题上任人摆布，而柴氏敢作敢为，有见识，掌握家庭财权，拥有特殊地位，看上去这样的家庭很像是商人家庭。柴氏只有一个哥哥，而柴守礼似乎只有一个儿子柴荣，柴守礼会将自己惟一的儿子过继给柴氏，这说明柴氏在家里很有地位。家庭成员内部关系的这种样子，决不会是贵族、官员的家庭，而很有可能是一个富有财产的商人家庭。邢州自古以来多富商，柴氏祖上一直生活在邢州龙冈，至五代时柴家在邢州已生活了好几代，看上去完全是一个世代经商的家庭。
柴荣早年长期经商。《旧五代史》说他“悉心经度，赀用获济”，其实就是讲他经商赚了很多钱，满足了郭威需用的资金财物。从《五代史补》等书看，柴荣不仅仅是一般性地从事过经商，而且还是一个精通此道的大商。他曾经与邺中大商颉趺氏一起到江陵贩卖茶叶。半路上两人碰到了一个王处士，遂让他看相。王处士说柴荣有当皇帝的相，柴荣认为王处士无非在吹牛。他与颉趺氏喝酒时说:“王处士认为我能当皇帝，如果真的当了，你想要什么官?”颉趺氏说:“我已经做了三十年的商贾，常常来往京洛，一直见到税收官坐而获利，每天输纳进去的税收，可以和商贾数月所赚的利润相匹敌，我内心十分羡慕这个官职。如果你能做皇帝，我想要做个京洛税官。”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柴荣估计在二十岁上下，而邺中大商颉趺氏起码有五十左右了。两人年龄差别很大，而文中两人的地位好像十分平等，所以柴荣在这里不可能是颉趺氏的从属，而是两个同路到产茶区收购茶叶的商人。颉趺氏是个年高多财的大商，柴荣能与他一起经商，其经营的规模当与其相仿。
一些专家推断，柴荣约在十五六岁时就开始经商，协助或参加了姑母的经商活动，至其26岁那年出任军职，柴荣的经商生涯持续了约十年左右。柴荣的经商其实是柴氏家族世代业商的延续。
正由于柴荣出身于商人，活动区域很广，接触社会各个方面比较广泛，对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变化十分敏感。他的行商经历对他认识社会，体察民间疾苦，了解吏治腐败以及增长实际才干，都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张祎皎)
太子的苦衷 李建成庸劣之谜
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渊的嫡长子。生于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殁于唐高祖武德八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中，死时年仅38岁。人们对于他的评价历来不高，许多史书都把他描写成一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之人。一度是唐朝太子的他，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于史书上关于他的记载产生了怀疑。
隋朝末年，隋炀帝荒淫无度，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整天沉迷于酒色和游山玩水之中，统治阶级内部分崩离析，于是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迅猛发展，渐成燎原之势。李渊是贵族的后代，手中握有关右十三郡兵。当时老百姓之中盛传“李氏当为天下”的谶语，深受隋炀帝猜忌的他，决定在这天下大乱之际密图霸业，起兵太原。在短短的时间内，李渊率军入主关中，东征西讨，南征北伐，扫荡群雄，收拾残破河山，建立了全新而强大的唐王朝。
在唐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李渊和李世民的功绩一直为《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所称道，而李建成所起的作用却绝少记载，甚至把他的为人贬得一文不值。有说他“荒色嗜酒，畋猎无度”的，也有说他“以庸劣居其右”。于是乎，在人们的印象中，李建成一直是一个无能的纨绔子弟。然而近年来，许多学者渐渐发现，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上关于李建成的记载并不可信。
早在清朝年间，著名的历史和考据学家赵翼，就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一个朝代的国史如果是修于后朝，那么后朝的史官一定会据史直书；但如果国史是修于本朝的话，其中就必定会有曲笔回护之处。唐高祖和唐太宗两朝的《实录》、《国史》都修于太宗在位期间，用赵翼的话说是“言多回护”。《旧唐书》的文义大多来源于唐朝的《实录》和《国史》的原文，因此，其中的许多记载是否完全属实就值得后人商榷了。《新唐书》与《旧唐书》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编撰义例和对文字的删简润色，从内容上说，大部分还是承袭《旧唐书》的，因此它的史料来源同样不太可靠。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出于维护正统的目的，唐纪部分的史料也多采自《实录》和《国史》，即便如此，他在《考异》中对于诸多记载李建成“恶行”的史料也表示了“史臣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的愤愤不平。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肯定李建成是一个才智之人，绝非庸懦无能之辈。罗香林先生认为自义旗初举，以至攻克京师，建成与世民功绩相当。西河之克，固由二人之力，京师之克，则建成所部更有先登之功。他认为《通鉴》的庸劣之说是不足为训。此后有许多学者开始注意李建成的所谓“庸劣”问题。
学者们指出，唐太宗李世民的皇位并非合法继承而来，他是通过喋血宫门的玄武门之变，逼父杀兄，才登上皇帝宝座的。这种行为显然不符合封建伦理道德，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也就不能成为后世子孙的榜样，因此，唐太宗非常在意史官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在夺得皇位之后，他就着手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史载李世民上台后曾不顾反对，坚持要看国史，房玄龄与许敬宗就删改国史为《高祖实录》、《太宗实录》献上。由此看来，实录曾经被篡改是毫无疑问的。近人章太炎也认为:“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
在否定了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对于李建成的记载之后，学者们又找来了《大唐创业起居注》等比较客观和可信史料，对李建成短暂的一生做了一番新的探索和诠释。
他们认为李建成是李渊反隋活动的协谋者和组织者。李渊密谋反隋之时，李建成已经25岁，长期跟随李渊左右，深受李渊影响的他，养成了直率、深沉和宽容的个性。与年仅16岁、在政治上还不太成熟的李世民相比，他更容易得到李渊的信任。在密谋反隋之时，李渊不可能抛开李建成而单独同李世民商量。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前，一共有两个基地:一个是太原，由他自己和李世民共同组织；另一个则是河东，由李建成独立进行活动。河东是军事重镇，是通往关中的要地，由于李渊曾经在此追讨过农民军，所以有一定的政治基础，而且李渊有许多贵族亲属在关中。河东处于太原和长安之间，在河东进行活动，既可以接纳关中豪杰，有利于夺取关中，又可以响应太原，便于两个基地之间互相呼应。于是在大业十二年(617年)，李渊让李建成以照顾家属为名，暗中在河东联合各路英雄豪杰，并且让当地很有名望的人物协助他，以掩盖他的活动。而李建成也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在当地倾其所有赈济百姓，广泛结交，招揽人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便以礼相待，真诚相交，因此河东人士都争相加入起义军的行列。李建成的出色表现无疑为起义军积聚了强大的力量。当李建成赶赴太原参加起兵时，李渊高兴异常，并且让他担负统领军的重任。
李建成也是建唐军事战争的指挥者。从太原起兵到唐朝建立，李建成始终是领兵的主将，任左军统帅。李渊反隋的战役首先在西河打响。西河靠近太原，是唐军进入关中的第一关口。李渊很看重西河之战，认为它的胜利与否，将决定自己霸业的成败。为此，他把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迅速夺取西河，在战斗之前，李建成进行了认真周密的部署:他制定严格的军法，整顿军纪，并且亲自查看西河地形，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他的行为使唐军将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于是军心大振。在战场上，唐军士兵个个奋勇杀敌，仅用了九天的时间便攻克了西河。李建成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
初战告捷之后，李建成又与父亲和弟弟克服重重困难，在四面受敌的强大压力之下，运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出色地指挥了霍邑之战和憧关之战。唐朝建立以后，李唐统治者根据西有薛举，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北有刘武周、突厥，南有萧铣、李子通的局面，制定了首先巩固关中地区的统治，然后出关对关东群雄逐个歼灭的战略方针，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
此时李建成已被立为太子，由于太子是国家的储君，需要经常留在君主身边参理朝政，协助君主制定各项政策方针，所以对突厥的战争主要是由李世民领兵进行的；然而这些战役的胜利同李建成防御突厥、稳定后方、支援前线是分不开的。据史载，武德三年(621年)七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李建成镇蒲州，防御突厥；四年三月，李世民与窦建德征战，李建成北伐稽胡。
唐朝统一战争中的最后一个障碍是刘黑闼。刘黑闼曾经是窦建德的部将，于武德四年七月在河北起兵反抗李渊。李渊先后派李世民和李元吉征讨，虽然暂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由于他们战后在当地实行“悬民处死”的高压政策，民心不稳，留下了很多后遗症。武德五年，刘黑闼再次起兵，声势浩大，很快又夺取故地。李建成在魏徵、王硅的建议下，请令征讨。他深切地体会到，历经隋末战乱的广大人民，渴望和平统一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安定，于是接受魏徵的建议，改变以往的高压政策，对当地百姓进行安抚。为了扩大影响，李建成让被释放的士兵互相转告:“若妻子获者，既已释矣。”这一举措不仅争取到了民心，而且还达到了瓦解斗志的作用。结果刘黑闼的部队很快就解散了，刘黑闼本人也被唐军擒获，河北问题迎刃而解。此后，李建成又在武德五年、六年和七年多次防御突厥。这些战争的胜利，为唐初社会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渊于公元618年五月登基，根据自古以来“立嫡以长”的原则和在历次战争中的功绩，李建成于次月被确立为皇太子。李渊对李建成寄以厚望并且悉心栽培，为了培养他的治国才能，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职责，他派了年高德昭、为官清廉、性格耿介的名臣李纲和郑善国辅助他处理各种军国政务。李建成很善于网罗人才，建唐前后，为国家招揽了许多谋臣猛将。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唐太宗贞观时期的名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比如:他的谋士魏徵，就在贞观年间以勇于谏诤而闻名，李建成对他相当尊敬；他的心腹武将冯立在贞观年间也有不俗的表现，还有名臣韦挺、李纲、郑善国等，都受到李建成的优待。
根据以上的种种分析，多数人认为李建成并非庸懦无能之辈，他有着相当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在隋末唐初复杂动荡的时代风云中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在历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李建成“庸劣”之谜的关键，是对史料真伪的研究和断定。建成的庸劣和唐太宗头上的神圣光环是互相联系的，如何确切评价仍需历史学界在今后的不断努力。
(杨英姿)
两位男宠 张易之、张昌宗死因之谜
张易之和张昌宗是武则天一生中最为喜爱的两位男宠。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他们兄弟二人自入宫起便一直尽心尽力地伺候武则天安享晚年，但是最后却因“谋反”罪而被诛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是因为“谋反”而在神龙元年(705年)爆发的宫廷政变中被张柬之、敬晖等人率领的羽林军所杀害。
如《旧唐书》卷6《则天本纪》说:“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谋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将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诛之。”卷91《桓彦范传》说:“则天不豫，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阁侍疾，潜图逆乱。凤阁侍郎张柬之与桓彦范及中台右丞敬晖等密谋诛之。柬之邃引彦范及晖并为左右羽林将军，委以禁兵，共图其事。”
《资治通鉴》卷207说:“太后寝疾，居长生院，宰相不得见者累月，惟张易之、昌宗侍侧……易之、昌宗见太后疾笃，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
但是事实上，二张“谋反”之说并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而早在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这一问题提出过疑义。有鉴于此，现在的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他们认为历史上对二张的“谋反”一说，并不成立。
张易之兄弟是在通天二年(697年)由太平公主引荐给武则天的。由于张昌宗“面似莲花”，张易之也是“白晳美姿容”，长得十分标致，所以两人深受武则天的宠爱。但是武则天召他们入宫只是为了寻求生活乐趣，并非让他们干预朝政。早在他们之前，武则天专宠薛怀义的时候，就曾因为对薛怀义委以重任，结果搞得声名狼藉，在朝野内外影响极坏。因此这一次，武则天在对待二张的问题上，一直是抱着小心谨慎的态度，不再轻易放权给他们。二张入宫之后，张易之先后担任过尚乘奉御、控鹤府监内供奉、奉宸令、麟台监等职；张昌宗也历任云麾将军、行左千牛中郎将、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司仆卿、春官侍郎等职，这些都只是一些荣誉头衔，表面风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权。二张当然也明白武则天的用意，所以他们并不奢求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而是竭尽全力讨武则天欢心，以此谋得自身的荣华富贵。比如:他们经常为她寻求能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秘方，在她生病时，对她进行护理等等。
然而二张虽然在政治上野心不大，但是他们在生活方面的放纵却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他们是女皇身边的红人，所以平时总是有很多趋炎附势之人对他俩百般奉承拍马。出行之时，武三思、宗楚客等人会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执鞭辔”，而每逢宫廷内宴，他们和武则天之间也不大讲究礼节，他们的这些行为遭到了很多大臣的非议甚至是敌视，而某些想要恢复李唐王朝的大臣更是以此为理由，试着从二张入手慢慢削弱武周政权。
例如朝中的反对派韦安石等人多次在武则天面前说二张的不是，并且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当着女皇的面把张易之所请来的贵宾宋霸子一行人驱逐出宴会。又如，张易之的一个家奴因为“暴乱都市”而被魏元忠杖杀，事发之后，二张企图拉拢张说来诬告魏元忠，结果在廷辩时被张说反唇相讥，二张当场出丑。长安二年(702年)，二张因为接受其同宗兄弟张昌仪和张同休的4000余贯赃款而被御史台弹劾入狱。后来二张虽然被赦免，但是张昌仪和张同休都被贬了官。长安四年(704年)，张昌宗又由于“强市人田”而被司刑正贾敬言罚了二十斤铜。
以上这些事例都说明二张在朝中的地位并不牢靠，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两人在朝廷中的这种境况和他们的政治权限是有密切关系的。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二张一生中从未担任过要职，也不会玩弄权术，没有可靠的政治同盟。武则天在位的15年里，先后任用过的宰相多达75人，但是二张虽然屡屡升迁，却均与宰相这一要职无缘，可见武则天对他们仕途的延伸也是严格控制的。
在专制统治的年代，除了政权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军权了，它也是篡位的必备条件之一。二张在这方面就更是孤立无援了。在神龙元年(705年)的政变过程中，左右羽林军几乎都受张柬之的控制，袁恕己又预备了相王统南衙兵以防万一。尽管当时武周旗下的北衙兵没有参加政变，但是他们也不是二张能调遣的。
在地方势力上，族弟岐州刺史张昌期和洛阳令张昌仪是他们惟一的心腹，但是他俩平日里经常以二张为靠山，胡作非为，在当地民愤极大，根本无法成为二张的后盾。因此，通过以上的分析，学者们认为二张既没有谋反的动机也不具备谋反的条件。
此外，二张从通天二年(697年)入宫到神龙元年(705年)被杀，期间一共只有八年的时间。在他们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很难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有谋反的企图。史书中有关二张想要谋反的材料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上。
其一，是张昌宗请相工李弘泰占卜一事。据记载，张昌宗曾经在长安四年(704年)请术士李弘泰占相，李弘泰认为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并且为了能“天下归心”，劝他在定州造佛寺。有学者对这段史料分析后认为:张昌宗请李弘泰占卜是在他被杀的前一年，因此他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在坐卧不安、大难临头的情况下寻求的精神解脱，根本不能证明他有谋反的意识。而李弘泰说张昌宗有天子相则纯属献媚之词，他这么说，无非是想从张昌宗那里求得一些赏赐。而且后来占卜之事被杨元嗣告发之后，武则天曾经亲自调查和审问，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所以一些亲唐派大臣想借谋反罪除掉二张的计谋才没有得逞。
其二，是武则天大病之时，久居长生院，此时朝廷的大臣们都不得觐见，只有张昌宗兄弟在武则天身边伺候。他们为了预防不测，便暗地里“引用朋党”。针对这段史料，一些学者认为:长安末年，武则天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她重病在身，不能亲自管理朝政。此时，作为贴身男宠的二张，日夜照料武则天是在情理之中的，相反如果由其他大臣守候在旁则多有不便，因此这段时间，宰臣们不得觐见也无可厚非。而自从武则天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以来，那些团聚在太子李显周围的大臣们已经开始策划恢复李唐政权。所以，得宠于武则天的二张也就成了太子集团打击的首要对象。二张自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暗地“引用朋党”也是为了自保，并非谋反。况且，对于武周政权来讲，只有谋害武则天、企图篡夺王位才是谋反。假如二张有这样的野心，凭借他们日夜侍奉女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杀死老态龙钟的武则天可谓是易如反掌，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可见说他们谋反，理由并不充分。
一些学者指出，长安四年(704年)八月则天卧疾，此后九月大雪，则天下令开仓赈恤，并以宰相姚元之为录武道安抚大使；十月二十二日，以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凤阁台平章事；二十三日，以宰相韦嗣立检校魏州刺史；三十日，以怀州长史房融为正谏大夫、同平章事；十一月五日，以天官侍郎韦承庆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三日，赦大足以来新置官并停，等等，这说明即使在卧病期间，武则天仍在坚持处理朝政，并非与宰相累月不见。当则天病稍好转，有位姓崔的宰相对他说:“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医药，不宜引异姓出人禁闼。”则天听后是“慰而纳之”。此后直至政变前，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可以时谒侍疾。这说明武则天的身边不只是张家二兄弟。
另据史书的记载，太子集团的人在杀害了二张之后，又派侍卫包围住了武则天所住的宫殿。武则天惊起问道:“是谁在作乱?”政变者答到:“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之命，已经将他们杀了。”武则天听后，白了太子一眼，说到:“原来是你!现在他们既然已经被杀了，那你也回去吧。”政变者则步步紧逼:“愿陛下传位给太子!”学者们认为，从这段史料中也不难看出:二张谋反的罪名仅仅是太子集团的栽赃嫁祸，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证明神龙元年(705年)那场宫廷政变的正义性。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二张的死因其实是一个不是谜的“谜”。这样的说法你认为对吗?
(杨英姿)
琼萼凋春 永泰公主死因之谜
西安乾陵附近的永泰公主墓是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它于1960年被发掘，曾出土三彩骑俑、彩绘木俑、生活器皿、彩色壁画和石雕线刻画等大量珍贵文物。随着这些文物的发掘，尤其是当永泰公主墓志铭的出土，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因为志文上对于公主死因的记载和史书上有很大的不同。
唐永泰公主墓 永泰公主李仙蕙，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死于公元701年，年仅17岁。初葬河南洛阳，706年迁回长安，陪葬乾陵。
关于公主死的经过，《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有明确的记载。当时武则天年事已高，许多政事都委托张易之兄弟办理。邵王李重润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背后偷偷议论张易之，被张发现后，告到武则天处。武则天大怒之下逼令他们三人自杀。由于三部正史都把整件事情写得清清楚楚，所以，永泰公主死于李重润一案，一直以来，史学家们都没有什么异议。
然而，自从1960年发掘永泰公主墓，出土了公主的墓志铭之后，就逐渐有学者对公主的死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史书与志文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史书对于李重润一案在记载上有许多违异之处。例如关于李重润、李仙蕙、武延基三人的死亡时间，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各不相同，有的记年，有的记年记月，有的则是年、月、日都记，与志文上刻的永泰公主的死亡时间有所出入。因此他们推断永泰公主并非与武延基等同时遇害。又如关于李重润一案遭杀害人数，三本史书也分别有三人、二人、一人三种说法。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三本史书有“杖杀”、“皆逼令自杀”、“令自杀”、“得罪缢死”、“缢杀之”、“杀”等不同的记载。综合以上三大疑点，加上永泰公主墓志铭上有“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和“自蛟丧雄锷，鸾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等字样，学者们推断李重润一案并未波及到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死后，她还孤单地生活，而最终导致她死亡的原因是难产。
唐永泰公主墓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以上的观点，也有学者坚持正史的说法，认为永泰公主的确为武则天所杀。在他们看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在三人死亡时间的记载上，只有详略的差别，没有年、月、日的混乱和矛盾，而且通过计算，史书所记的三人死亡时间(九月壬申，即九月初三)与墓志所记永泰公主之死亡时间(九月初四)，相距仅一天，由此并不能推断出公主并非与李重润等同时遇害。关于死亡的人数，三本史书之所以记载会有不同，是由于同一事件在一本书中多次出现，作者为了行文的需要，有主次和详略的安排。所以，这也不能说是史书之间互相违异。至于三人之死的方式虽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是遭杀害这一点是一致的，而且除了“杖杀”之外，其余记载均属赐自尽的方式。他们还认为唐代就有对罪犯在律外先行决杖的惯例。至于死刑，唐代也有先决杖，后行刑的惯例。所以，李重润以大逆之罪在被武则天赐令自杀之前先行决杖，是符合当时国情的。而从小娇生惯养的李重润很有可能经不起杖打的痛苦，在行杖刑时就一命呜呼。因此，“令自杀”和“杖杀”也就不矛盾了。
排除了以上的疑点，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史书的记载为什么会和墓志铭的记载有所不同?学者们认为这与墓志铭的作者在当时的处境有关。给一个遭杀害的死者写墓志，如果直书死因，往往会给死者及其家属、后代带来难堪，尤其被害的人与自己是差不多时代的人，又贵为公主，若写不好，不仅牵涉到整个皇族的颜面问题，很可能自己的项上人头就要不保，所以作者只能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巧妙地避开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关键原因。
唐永泰公主墓壁画 永泰公主难产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她当时毕竟只有17岁，身心发育也许都还未健全，而且据出土的永泰公主的尸骨看，她的身材也很娇小。但是并不能就因此断定她的死与武则天毫无关系，说不定她就是被武则天用明的或暗的手段使之流产而丧身的。因此难产只是永泰公主死亡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祖母武则天的迫害。
没有想到，一块墓志铭的出土竟会使原本明明白白的一段历史变得扑朔迷离，究竟永泰公主是因何而香消玉殒，可能还要等待学者们更加深入的研究，才能最终揭开谜底。不过这毕竟是有相当难度的!
(杨英姿)
其事难明 武则天长子李弘去世之谜
女皇武则天曾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长子吗?自唐朝开始的史书上大多是这样认为的，这是真的吗?有人认为武则天并没有杀自己的儿子，而是另有原因，这可信吗?孝敬皇帝二十四岁就完成了他的人生路，留给了后人无法破解的谜团。
孝敬皇帝李弘是唐高宗第五子，武则天所生长子。显庆元年(656年)被立为太子，数次受命监国。然而，年仅24岁的李弘却在上元二年(675年)跟随父母从幸洛璧宫时突然死去。李弘死后，谥孝敬皇帝，庙号义宗。李弘年纪轻轻，怎么会突然离世?
由于他与武则天的特殊关系，自唐以来人们一直疑窦丛生，把李弘之死与武则天连在了一起。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撰修的史书，如新旧《唐书》、《唐会要》等，均明言李弘是被其母亲武则天鸩杀的。一般人都相信这一观点，因为从武则天的一生来看，其滥杀无辜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旦母子关系破裂，残杀亲生儿子也是十分有可能的。
采信这些史书观点者认为，李弘自小就得到良好教育，仁孝谦谨，对士大夫十分有礼貌，能体察民间疾苦，深得中外人心。高宗特别喜欢他，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的办事能力。当高宗出幸东都时，下诏让他监国。当时关中发生饥荒，禁军中的一部分士兵在吃榆树皮，李弘见后，就悄悄地让家令寺送粮食给他们。咸亨四年(673年)八月，高宗得病，遂让李弘“受诸司启事”，即接受批阅各个部门上奏的报告，实际上高宗想让李弘一点点接替自己的工作。高宗感到自己的身体不是很理想，一旦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太子要作好接位的准备。武则天见到自己的儿子已长大成人，能力也越来越强，但问题是她自己渐渐迸发出要代李氏为皇的强烈欲望，李弘就成了妨碍她临朝称制的最大障碍，所以想了办法把李弘杀死。《旧唐书》卷116明确说:“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这种说法中唐时期很有市场，如李泌曾对唐肃宗说:“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后来的史书自然就全部采信了。
武则天要把李弘杀死的第二个原因是她与儿子之间矛盾重重，到了后来竟然是不可调和。义阳、宣城二公主因为与武则天发生了矛盾，被她关在掖庭内。两位公主是萧淑妃所生，武则天当然是不能相容的，两人被关到四十多岁还不让出嫁。李弘知道后对两位姐姐动了怜悯之心，奏请父母亲让她们下嫁。武则天大怒，马上将两位公主嫁给了当时在执勤的卫士。这件事使武则天对李弘产生了看法，从此李弘与武则天关系不和.并且失去了母亲的垂爱。李弘选妃也没有如自己的愿望，与母亲的武氏家族发生了严重的矛盾。李弘最初想选的是司卫少卿杨思俭的女儿，这位女孩子知书达理，人也长得极为端正漂亮，有大家闺秀的风范，李弘十分喜欢。不料这个女孩子被武则天的外甥贺兰敏之相中，明明知道李弘打算娶她，婚期也己定好，却粗暴地强奸了她，使李弘的婚事落空了。武氏家族对李弘如此污辱，这口气他无论如何是无法咽下的，对于他脸上露出的对武氏家族的仇恨，武则天绝不可能无动于衷。至于武则天到底是如何下手的，由于事情是秘密进行，史书记录十分简略，我们仅知是在酒中下了毒。李弘突然死去，“天下莫不痛之”。
李弘被他母亲武则天杀害，这个看上去不应该成为争论的问题近年来却被一些学者重新提了出来。他们在对《新唐书》、《全唐文》等书研究后，发现李弘有可能不是被杀害的。《新唐书》载有高宗的诏书说:“太子婴沈瘵，联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意思说太子李弘一直有“瘵”这种疾病，高宗本想待他病好了后传位给他。瘵就是结核病，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在古代是很难治愈的，常常会致人于死地。李弘以太子身份监国时实际上已经得了这种病，由于他带病理政，以致太劳累了，加重了病菌的侵袭，最终病情恶化死在合璧宫。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新唐书》和《唐会要》是记录李弘被鸩最直接的史书，但这几本史书都编于五代及北宋，它们录入了许多唐人的观点。从中唐开始，当时的社会对武则天已经有了特殊的看法，人们是很难接受一个女人曾经篡夺政权当上皇帝这一事实，所以整个社会对武则天是抱着很深的成见，大家都在尽可能把武则天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女暴君。《新唐书》等书的记载有史料的来源，不会是凭空想像的，但必定会继承了唐人的观点并加入作者个人的好恶观念，因而并不能强有力地证明是武则天杀了李弘。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比较实事求是，说:“《实录》、《旧传》皆不言弘遇鸩。”又云:“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鸩之，疑以传疑。”显然，李弘是被鸩杀的在唐代就有人说起了，但司马光认为这件事是有点说不明道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