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帝在用人方面也有致命的弱点，“猜忌苛察，信受谗言”，因此对于帮助过他开国建隋的旧臣，曾经患难与共的元老宿将，他都严加提防，并一一铲除，甚至是自己的长子都信不过，直至废长立幼，坏乱家法。他听信妇人谗言，贬斥忠臣高颖，重用小人杨素。杨素做事只为自身着想，而高颖则以大局为重，以治天下为己任。如果文帝能多采纳高颖的意见，那么隋朝可能不会如此迅速地走向灭亡。
因此，众多研究者认为文帝的独裁统治才是隋朝速灭的真正原因，炀帝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其父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罢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坚家庭关系，特别是杨坚与其妻子及与子女间的协调程度，影响了整个隋朝的命运。一开始，杨坚与其妻独孤氏的关系十分融洽。与独孤氏的结合，使他在宦海生涯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在独孤氏的帮助下，杨坚夺取了政权，并出现了“开皇之治”的良好局面。夫妻俩感情很深。史载“高祖(杨坚)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就是说文帝只与独孤氏生子，不与别的女子生孩子，专宠皇后一人。但是，随着统治的稳固，杨坚奢侈、荒淫的本质逐渐暴露，“誓无异生之子”的誓言使他感到了莫大的束缚。而独孤皇后又生性嫉妒，容不得杨坚宠幸其他女人，想独占杨坚枕席之欢。杨坚私幸尉迟迥的孙女，皇后知道后妒火中烧，借杨坚上朝之机，将尉迟氏杀掉，引得杨坚大怒。他半夜独自骑马在山谷中飞纵二十余里，仰天大叹自己虽贵为天子却没有一点自由。此后，帝后关系便逐渐从志同道合到貌合神离。
文帝与独孤皇后一共有五个儿子。长子杨勇在杨坚夺位之初给予他很多帮助，为杨坚顺利取得帝位提供了一定的军事上的保障，是杨坚政治上的得力助手，被封为太子。其余四子分别被封为晋王、秦王、越王和汉王。随着统一的完成，太子和诸王势力的扩大，文帝渐感不安，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抑制他们的势力。终于闹到废太子杨勇，立次子杨广，他的另两个儿子也没有好结果。三子因奢侈被免官，忧郁而死。四子受杨广诬陷，被文帝废为庶人囚禁。文帝还将两个儿子的部众一并铲除。此时，在杨坚家庭关系中，夫妻离心，父子反目，家已不能称之为家了。
也有学者认为，隋速灭的原因是因为隋政权不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这是将隋速亡放在历史上短祚王朝的共性问题进行研究。有人认为“汉、唐、明、清都因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故运作长久；而秦、晋、五代时期的梁、唐、晋、汉、周等，都因没有经过农民起义，所以短命”。没有经过农民起义之后而建立的王朝带有先天的不足。因为统治阶级没有受过沉重的打击，也就不会有惨痛深刻的教训，他们走上腐朽的道路也会比其他皇朝更快更容易。而且土地关系也因没有大规模的起义得不到调整和缓和，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更容易激化爆发。
有人指出，隋代国家权利与私家权利的矛盾是隋朝灭亡的原因。部分研究者认为隋代国家权利与私家权利斗争的焦点是对户口的争夺。隋朝推行的政策使大量私家荫户成为国家编户，触及了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因此激化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成为隋亡的深层原因。
有人认为隋朝速亡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造成的。持这种观点者指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剧烈，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之间势力的消长，以隋中央政权为首的关陇地区地主集团与齐、陈旧境失势士族地主之间矛盾的日益尖锐，以及炀帝即位后加剧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都是造成隋朝短祚的原因。一些人认为由于隋朝是通过宫廷政变的形式夺取政权的，所以确认隋为正统的思想观念并未成为社会群众的一般心理，尤其在地主阶级内部，不少人认为隋朝是篡周而立的，当他们的利益不能得到满足时，就相互勾结，反对隋政权。而隋炀帝改变关中本位政策，重用南人，引起北方权贵的不满和反抗，在统治集团内部形成南北朝臣的对立和斗争，这也加速了隋朝的灭亡。
有人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在国富。从文帝开始隋朝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实行了重征赋役、积粮于官、检括户口、输籍定样等措施，这些措施全然不顾封建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尖锐化，其中尤以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阶级、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的矛盾更为突出。在这两大矛盾的夹击下，隋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结局。因此隋代经济政策既是致富之因，又是乱亡之源。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隋二世而亡，与文、炀二帝的军事改革密切相关。由于军事改革中暴露出的弊端以及在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为政权的巩固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
也有人指出，隋朝速灭是多种原因的结合，各种原因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隋朝的灭亡说到底是水到渠成。
一个统一的王朝，顷刻之间倒塌了，探讨其原因是十分必要的。但谁知却引出了这么多不同的意见，仁者知者所见各不相同，实在是耐人寻味。看来这个历史之谜仍有探讨的必要。
(张 丽)
没有发动的政变 唐太宗废太子承乾之谜
太子称为储君，是皇位的继承者，是国家未来的领导者，因而立太子是各朝最重要的大事。唐太宗与历代帝王一样，十分重视太子的选择和培养。然而当他挑选了长子承乾为太子后，麻烦就接踵而至，不久又陷入了废立太子的烦恼之中。那么唐太宗为什么立了太子又想要废太子呢?
唐太宗李世民 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619年)生于长安承乾殿，所以因殿起名。武德九年十月，登上皇位的唐太宗立承乾为太子，而这年承乾只有8岁。
幼年的承乾十分聪慧，唐太宗看在眼里，特别喜欢。贞观四年(630年)七月，唐太宗挑选了德高望重的李纲为太子太师，负责承乾的教育。李纲是个老夫子，每每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灌输给承乾，上课时“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年幼的承乾好像是真的懂了，“未尝不耸然礼敬”，对他十分敬重。唐太宗看到师徒俩是这样的认真劲，心中十分满意。为了让承乾从小培养执政的能力，太宗还让承乾处理一些简单的政事，而承乾解决起来十分果断，颇识大体。
然而承乾生长于皇家深宫之中，没有接触民间疾苦，眼光短浅的毛病渐渐显现。皇太子无比尊贵的地位，加上他自我感觉很好，日渐染上奢侈、散漫的纨绔恶习。他张口闭口是忠孝，人前也显得十分沉稳，但背地里却十分喜好声色，与一帮小人浪荡无度。由于他很会伪装，许多朝臣都受他蒙骗，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有唐太宗严厉的目光盯住他时，才感到有所畏惧。唐太宗这时也发觉他问题很大，不过并没有想放弃他，认为他还很年轻，尽管身上有一些劣习，但还可以改掉，毕竟他还有可塑性，只要有好的老师指点，应该会成为一个好太子的。
李纲病逝后，唐太宗将教育的重任落到了太子左、右庶子于志宁、李百药的肩上。李百药发现承乾颇为留意典籍及爱好嬉戏，曾写了一篇《赞道赋》，以古代太子成败之事讽谏承乾，得到唐太宗的赞同。然而要让承乾真的听李百药的劝导，已经不太可能了，他依然故我。两年后，李百药灰心离职。贞观七年，唐太宗挑选了中书侍郎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杜正伦以直谏而闻名朝野，唐太宗想让他与于志宁一起共同辅导太子。唐太宗最初还亲临东宫，了解承乾的学业进展。这时承乾得了脚疾，不能上朝，就避开了唐太宗对他的直接监督，一批群小乘机来到他身旁，引诱他更加走向嬉戏荒诞。杜正伦、于志宁的直言相劝都无济于事，承乾根本听不进他俩的话了。唐太宗知道后，十分不满。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丧失对他的希望，又挑选了名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想加强教育，让承乾改正缺点。孔颖达十分负责，一见到承乾有问题，马上板了脸进谏，可承乾却嘻皮笑脸，习性如故。太宗无奈，只得再次更换老师，于贞观十二年任命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
承乾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了父亲的期望，看着儿子的这副模样，唐太宗内心十分焦虑，父子骨肉亲情日趋淡漠，日子一长，太宗生出了厌恶之情。更为重要的是，唐太宗发现太子与他在政见上差距更大。唐太宗一直标榜以文治国，尊贤礼士，而承乾毫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懂太子守成重在守文的道理，一味嬉戏废学，对突厥的尚武风习十分爱好。唐太宗即位后，大力倡导纳谏，也希望太子能像他一样，想不到承乾不喜谏臣，不纳善言，对父亲派给他的老师都是阳奉阴违。唐太宗思贤若渴，一旦发现贤才，必礼贤下士，而承乾不闻有爱贤好善之举，反而“私所引接，多是小人”，令太宗十分反感。
唐太宗对承乾十分失望，并渐渐有了废掉太子的念头。这时他发现皇子魏王李泰聪敏绝伦，开始对他宠异起来，并在各方面给李泰不少优待，每月给魏王李泰经济上的供给超过了承乾。李泰被封为相州都督，却不赴任，可以留在京城。后来为了往来方便，太宗让李泰移居皇宫大内的武德殿，还特令魏王府设置文学馆。之所以要这样做，唐太宗主要是想渐渐树立李泰的威信，为有一天更换太子作好准备。
其时承乾也发觉了父皇对自己的日渐疏远和对李泰的偏爱，知道自己已经失宠，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心中恼怒不已。前途的黯淡使他心灰意冷，萎靡不振，干脆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终日沉湎于酒色。他在东宫招来上百人扮作突厥人，奏胡乐，跳胡舞，挥舞着胡人的狼旗，还搭个胡人的毡帐，摹仿胡人的军事布阵，手中拿着胡人的短剑厮斗，甚至还让人烧柴烤着全羊，拔出佩刀一点点割着吃。他自己还比作是可汗，假装突然死了，让众人依胡人风俗在死尸边上嚎陶大哭，将东宫弄得一片乌烟瘴气。他私下收养了一个小乐伎，整日和她寻欢作乐，对她十分宠爱。唐太宗知道，派人将小乐伎杀了，这使承乾伤心无比，在东宫中为她设灵堂，筑坟凿碑，早晚祭奠，痛哭流涕，还装着身体不舒服几个月不上朝，其实是不愿见父皇。
为了保住自己太子的位子，承乾开始行动了。他与党羽商量对策，准备了两个计划。他们首先派出刺客纥干承基暗杀魏王李泰，认为只有除掉嗣君的竞争对手才能保证自己的地位，但想不到这一计没有成功。第一个计划不行，退而求其次，就着手第二个，即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孤注一掷，发动宫廷政变，让唐太宗退位当太上皇，用武力登上皇位。
唐·阎立本《步辇图》 承乾的不轨行为令唐太宗十分痛心，他在更立太子问题上犹豫不决。他仍幻想承乾能思过改变自己的行为。直到贞观十六年，他还派出魏徵为太子太师，以加强对承乾的教育。魏徵是一个坚决主张立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人，所以唐太宗想让他对承乾作最后的努力，因为只有魏徵还会全心全意想让承乾走向正路。
贞观十七年，魏徵病亡，挽救承乾的最后努力破灭。魏王泰眼见自己在接近皇位了，就露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承乾无法可想，只能加快谋反的步伐。与承乾一起的汉王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驸马都尉杜荷等人，本来只是与唐太宗有点小的不愉快，在承乾的影响下，同病相怜，几个人凑在一起一谈，决意反叛。大家都割臂起誓，用帛拭血，烧成灰后和着酒一起喝下去，嘴上念了几句同生死的话，决定到合适的时机偷偷奔袭唐太宗的寝宫。
想不到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贞观十七年二月，在齐州的齐王李祐谋反。消息传来，承乾十分高兴，对手下的纥干承基说:“我宫西墙，离大内只有二十多步，如果我和你要弄点事情出来，难道是齐王可比的?”齐王的叛乱很快被平定了，一干人等被带到长安审问，想不到事情牵连到纥干承基。四月，纥干承基受不住审讯中的用刑，供出了承乾密谋发动政变的方案。唐太宗立案审理，让长孙无忌等众大臣组成专门法庭审理这件事，在觉得证据齐全之后，太宗派出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拘捕了承乾及其党羽，一场还未发动的政变就这样流产了。汉王李元昌被赐死，侯君集以下众人都被处以极刑。几天后，太宗下诏废太子承乾为庶人，关押在右领军府。几个月后，又流放承乾到黔州。到了黔州没多久，承乾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一个皇太子，走向了可悲的结局。
(张祎皎)
五王政变 武则天被逼下台之谜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张柬之、崔玄纬、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人利用禁军发动政变，杀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则天让位于太子李显。唐朝复辟后，张柬之等五人都被封王，故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为“五王政变”。五王发动政变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张柬之、崔玄纬、桓彦范、敬晖、袁恕己等人利用禁军发动政变，杀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则天让位于太子李显。此时，武则天已八十三岁，年迈体弱，在宫中养病，哪有能力反抗?于是下《命皇太子监国制》，传位于太子，改周为唐，退居上阳宫养老。是年十一月病死。她死后被谥为则天大圣皇后，送进乾陵和丈夫高宗李治合葬，最终恢复了大唐皇后、皇太后的身份。这就是曾经风光一时的女皇帝的结局。后来，张柬之等五人都被封王，故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为“五王政变”。
那么五王政变的原因是什么?
唐载初元年(690年)，“圣母神皇”武则天“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当上了大周皇帝，建立了武氏政权。由于皇帝的姓氏改了，在让谁当继承人的问题上，就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困难。
武则天生有四个儿子，当时还活着的是三子李显和四子李旦。李显即中宗，高宗死后做过两个月的皇帝，后来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李旦即睿宗，继中宗之后做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李旦的皇帝自然是做不成了，他被“降为皇嗣”，“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太子”，还赐姓武。“皇嗣”表面上看也有继承皇位的可能，但毕竟不同于太子，不能算作正式的皇位继承人，但在待遇上与太子等同，具有候补太子的资格。如果武则天立自己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那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武氏大周朝，最后又要交还给姓李的，那她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等于白费了。传给武家的人吧，姑侄之间总比不上母子那么亲近。况且武则天十分迷信。她相信人死后是要变成鬼的，而且这鬼还要吃东西，并且只吃自己的亲儿孙祭拜的东西。如果让武家人继承皇位，她死后作为姑妈怎么进得了武家太庙，进不了太庙，就要做饿鬼了。因此，她的侄儿武承嗣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率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时，武则天坚决不答应，还狠狠地教训了王庆之。在狄仁杰等人的劝说下，武则天终于下定决心，在圣历元年(698年)把李显召回东宫，正式立为太子。皇嗣李旦仍封相王，解决了皇位继承这个大问题。但同时，她又让武家人担任朝中各种大小官职，以此来巩固武氏家族在朝中的权力与地位。这样就不枉她费尽周折建立大周朝了。她还担心李、武两家不能和睦相处，有意识的让两家通婚联姻，试图亲上加亲。还让皇太子、太平公主、武三思、武攸暨等李、武两家的重要人物“立誓文于明堂”。这些举措，都是武则天有意识地把李、武两家融合成一体，形成一个以李氏居虚名、武氏掌实权的李武政权。
皇位在上面高高悬挂着，伸长着脖子的李、武两家之间的矛盾就不可彻底解决，因为直接牵涉到各自的命运和前途，双方之间的矛盾就变得根深蒂固。为了确保自己归天后李、武之间不发生流血冲突，形成子为天子、侄为贵亲的政治格局，武则天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引用了张易之兄弟二人助理朝政，企图调和子侄之间的关系。
按理说，武则天这样处心积虑的安排，总该天下太平了。只要武则天归西后让皇太子即位，天下还是会回到李姓的手中，为什么五王还要发动政变提前逼她下台呢?自古以来的史书都认为张易之兄弟俩是武则天的男宠，但历代皇帝都是后宫佳丽三千，武则天作为女皇帝，养两个男性嫔妃本也无可厚非。二张因为是男性，他们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就要比女性嫔妃大得多。况且，二张兄弟是高宗时宰相张行成的族孙，出身于山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又颇受恩宠，所以在政治上有较大的号召力。二张与当时许多官员都有密切关系，有些甚至还当过宰相。当时的朝臣们见武则天年老了，就根据自己的恩怨排列组合，相互比附，从而形成拥武派、拥李派和附张派。随着二张势力不断扩张，他们与李、武两家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大足元年(701年)，中宗的长子重润与他的妹妹永泰郡主及永泰郡主的丈夫、武三思的孙子武延基，三人私下里说二张专政，不利于朝政。张易之知道后，向武则天哭诉，结果武则天把三人都杀了。后来，御史大夫魏元忠又被二张诬陷，说他与司礼臣高戬云私下里议论“天子老矣，当挟太子而令天下”，意思是说魏元忠两人有谋反之心。二张还请了凤阁舍人张说为证人，没想到张说当面揭穿二张是在诬陷两人。但武则天还是将魏元忠、高戬云以及无辜的张说贬官流放。这司礼臣高戬云正是“太平公主之所爱”，而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亲生女儿，武攸暨的妻子。此时，二张的势力在三派中最盛。
由于武则天已决定要立李显为帝，拥李派就特别担心二张派抢去拥立皇帝之功，害怕二张得势以后，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因此他必然要挺而走险，与二张进行殊死的搏斗，抢夺拥立之功，以改变自己受排挤的不利处境。张柬之等人就是拥李派的代表。
史书记载张柬之“沈厚有谋，能断大事”，很有政治头脑和手腕。八十多岁时才当上宰相，十分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当时武则天重病，而二张控制了政权，他这个宰相并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他自己不满意女人执政，经常私下唠叨应该还政李唐。当他看到不少士人也思念李唐时，就以发动宫廷政变为己任，开始了秘密筹划。其他的几位宰相如桓彦范、崔玄暐等皆与二张不合，曾多次上疏要求罢免二张。在这种情况下，张柬之和桓彦范等一拍即合，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遂很轻易地组织起力量，联络太子，以诛二张为名发动了政变。
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病重，在长生院养病，二张伺候左右，朝中官员皆不得见。当时“屡有人为飞书及榜文其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但武则天都不闻不问。可见，此时武则天已明显倾向于二张兄弟。随着武则天的病重，朝中形势也顿时紧张起来。太子和朝臣见不到皇帝，担心二张兄弟从中作梗，使李、武两家的江山不保。二张虽没有资格觊觎皇位，但他们确实不得不担心一旦武则天病死，自己失去靠山后的处境，故“引用朋党，阴为之备”。一时间，朝中显现一派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很快，政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宰相张柬之等人争取到了掌管禁兵北门守卫二十余年的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又联合了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及其夫武攸暨和武三思，于神龙元年(705年)发动了政变，剪除了二张势力。
五王政变是唐代太子地位不稳固的一种表现。李显虽被立为太子，但能否坐上皇位还不一定，五王就趁势而起。政变的主要目的是铲除二张势力，而五王并不是仅仅想灭二张，更重要的是要废黜武则天，想得到拥立新皇帝的功劳。张柬之入相前，曾与人谈到国事，“有匡复之志”。二张被杀，太子返回东宫，事情基本已定，桓彦范等又逼武则天“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五王还与禁军关系密切，利用了禁军的力量发动了这场政变。禁军将领杨元琰、李多祚、王同皎等与张柬之关系密切。王同皎到东宫迎太子时说:“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横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衰，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暂至玄武门以负众望。”武则天和二张派没有意识到五王已经联络了禁军，毫无准备，而且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及太平公主后来都参加了政变，加上武氏诸王因与二张有一定的矛盾，在政变发生过程中全都按兵不动，所以政变得以顺利进行。
五王政变的结果是二张被杀，武则天被逼下台，中宗即位。今天来看，武则天失败的原因是她放任二张操纵朝政，才会使朝臣各自结党、互相攻击，最后导致兵戈相见。也有人认为武则天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失去了人心，最后众叛亲离。而她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措施都是倒退的，因而招致了最后的失败。这种说法虽然不是十分准确，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五王提出当时政变的原因是二张谋反，二张是否谋反了?《旧唐书》卷六《则天本纪》说“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谋反”，皇太子才率桓彦范等带了禁兵入内诛杀二张。卷九一《桓彦范传》也说:“则天不豫，张易之与弟昌宗入阁侍疾，潜图逆乱。”《资治通鉴》卷207说武则天病时，连宰相都是很长时间见不到她，只有二张侍奉在旁边。二张“见太后疾笃，恐祸及己，引用党援，阴为之备，屡有人为飞书及榜其书于通衢，云易之兄弟谋反”。
当代一些史学家认为二张是不可能谋反的。武则天生病时宰相不能见到她，只有二张侍奉在她身边的讲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段时间内，官员照样在任命，武则天仍在坚持处理朝政。《新唐书》卷120《崔玄暐传》还记载则天疾病稍有好转时，崔玄暐上奏说:“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医药，不宜引异姓出入禁闼。”之后，“皇太子每于北门起居”。看来史书上的说法是夸大其词的。其次张易之兄弟作乱的观点也不可信。二张的确是红极一时，但也出过一些问题。如他们的哥哥张昌仪、张同休等坐赃曾下狱。长安四年十二月有人飞书贴于大街，说二张谋反，二张就受到审问，幸亏得到武则天的庇护。后来又有人飞书言谋反，二张第二次被审，崔玄暐等请求逮捕，处以死刑，武则天又为其辩护，赦其无罪。
张昌宗的确有一件事基本符合了谋反的程度。这年十二月中旬，张昌宗曾让术士李弘泰为自己占相，李弘泰说昌宗有天子相。术士乱讲一气，如果被相者认为是真的，想入非非，结果会被当作死罪诛灭九族。而张昌宗听后，可能内心会很开心，但他毕竟不敢有什么轻举妄动，只能把李弘泰的话说给武则天听。如果单凭这件事情说张昌宗是谋反了，比较牵强。
看来，说二张谋反，是当时政变者的策略，这十分有利于政变的成功。
一代女皇，就这样被逼下了台，最后弄得晚景凄凉，不久就病死在上阳宫。
(张 丽)
谁在煽动 马嵬兵变主谋之谜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由于事先没有防备，安禄山的军队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潼关。唐玄宗见势不妙，仓皇出逃。逃至长安西北的马嵬驿时，疲惫饥饿的士兵把宰相杨国忠斩杀，又逼玄宗赐死杨贵妃。而杨贵妃的两位姐妹，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也被乱兵所杀。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嵬兵变。
马嵬兵变，是唐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它标志着唐玄宗统治的结束和唐肃宗统治的开始，在唐代政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兵变的历史真相，历来是唐史学界积极讨论的课题，不少学者已经做了十分深入有益的研究。
756年，安禄山大军西进，唐军守将哥舒翰虽组织了强有力的抵抗，但最后还是失败，叛军直逼都城长安。玄宗见势不妙，连夜带着杨贵妃姐妹和皇子皇孙们奔蜀，禁军将领陈玄礼、宦官高力士和宰相杨国忠护卫在左右，大家乱作一团，急急地朝蜀中逃命。途经马嵬驿时，饥饿疲乏的禁军将士发动了一场军事动乱，他们要求玄宗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兄妹两人，否则大家都不走了。玄宗在禁军们的逼迫下忍痛下令杀掉杨家兄妹，这一历史事件史称马嵬驿兵变。不过在关于谁是兵变幕后主谋的问题上，大家出现了分歧。那么到底是谁在煽动士兵们发动兵变?
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自发的士兵哗变。由于士兵们饥饿不堪，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组织指挥下，士兵们发动了这场群众性自发性的救亡运动，没有幕后主使者。这种说法显然流于现象，因为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禁军将军是不可能发动这场兵变的，因为他既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兵力来逼迫皇帝，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地位有发动兵变的必要。
一些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兵变是早有预谋的，是一场有计划、有指挥的军事行动。马嵬驿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多里，走一天工夫就能到达，禁军不可能这样娇嫩，也不可能当时已饥饿到要发动兵变的地步。
有人提出，当时唐玄宗身边的宦官高力士是兵变的主谋。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先生认为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的大权宦，对当时的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唐朝自长孙无忌、褚遂良被高宗贬死后，外朝宰相久未能参与内廷政权核心，其权力只限于一般日常政务。此时李林甫、杨国忠均欲染指于政权核心，自必引起高力士的妒恨。李林甫、安禄山等人都是由高力士推引而登上高位的。高力士在唐代首开宦官掌管中央政权的先例，“每四方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朝中官吏上呈的奏折都要先经过高力士，然后再上呈给皇帝，小事就由他直接决断了，这实际上已经是后来所谓的“内相”了。朝中有了内相，必然会与外相也就是宰相为了争夺权利而发生冲突，特别是遇上想弄权的外相，如李林甫、杨国忠之类，就一定会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双方的对立发展到使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公开对李、杨进行攻击，要求玄宗表态，说明此前双方在私底下早有过多次斗争倾轧。因此，高力士有兵变的动机。而他又深得玄宗赏识，手握大权，也就有了谋划兵变的实力。
高力士和禁军的关系是怎样的?黄先生认为自开元十九年(731年)禁军首脑王毛仲、葛福顺等与高力士争宠不胜被贬逐后，禁军在另一长官陈玄礼统率下早投入高力士怀抱。因此马嵬驿事变就是高力士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攻击杨国忠未达到目的后，乘安禄山叛乱之机指使陈玄礼利用禁军所发动的一次清君侧行动。由于息扈从禁军全在高、陈掌握之下，肃宗还毫无实力可资凭借。对当时兵变的陈玄礼来说，他是不需要毫无实力可言的太子的支持，而且兵变发生后，陈玄礼与太子的另一位宦官李辅国之间更不存在特殊关系，故太子绝不可能是兵变的后台主谋人物。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兵变的幕后主谋是当时的太子李亨。他比高力士有更大的权力，也更有发动兵变的理由。发动兵变的主谋势必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要与杨国忠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是说，他要有置杨国忠于死地的理由。这是发动兵变的动机，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二是要有控制和调动禁军的能力，这是使预谋付诸行动的实力。高力士与李亨谁更具备这两个条件呢?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条件。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在玄宗后期并不十分突出，更没有到“内相”与“外相”相抗衡以至于不可调和的程度。高力士虽然拥有不小的权力，但并不具备操纵政局而与宰相抗衡的实力。他所做的只是上传下达以及辅佐玄宗处理一些细小政务之类的工作。他与杨国忠虽有矛盾，但还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史籍中，也没有两者刀剑相向的记载。
相对于高力士而言，太子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则要尖锐得多。玄宗末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李亨继位的过程是艰难的。唐玄宗在开元三年(715年)册封次子李瑛为皇太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李瑛被废为庶人，皇太子之位顿时悬空。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等人极力主张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太子，但玄宗却立了忠王李亨。李林甫深知不佐太子的后果是可怕的，要消除这场灾难，只有将李亨拉下太子之位，拥立李瑁，因此他不断地阴谋推翻李亨。而此时，杨国忠为了谋求高位，依附李林甫，积极地参与其中，与李林甫一起想方设法欲制李亨于死地。后来杨国忠、李林甫为争夺权力失和，但在反对李亨为太子这一点上，杨国忠始终没有改变。李亨为了保卫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只有消灭杨国忠一条路可以走。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想传位给李亨，杨国忠听闻此事后大惊。如果李亨即位，就意味着杨氏家族的败落，杨国忠也会性命不保。于是他赶紧通过杨贵妃“衔土请命”，终于使玄宗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必然引起太子愤怒，只有铲除杨国忠，李亨才能尽快即位称帝。潼关失守后，杨国忠建议玄宗移驾蜀地。蜀是杨国忠的势力范围，是他的发迹之处。如果李亨随之入蜀，不要说即位无望，就是性命也难保。在这种情况下，李亨怎么肯深入虎穴。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李亨只有除掉杨国忠。可见，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尖锐，他比高力士更有理由欲置杨国忠于死地，他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大大超过高力士。
其次，从控制禁军的能力来看，李亨也比高力士更具备这个条件。众所周知，在玄宗即位前朝廷便有规定，亲王、驸马不能掌管禁军。这条禁令在玄宗时期一直坚持实行并没有解除。但是，在玄宗仓皇出逃蜀地的时候，他却给了李亨的两个儿子建宁王、广平王指挥调动禁军的权力。由此可见，李亨完全有条件通过两个儿子调动部分禁军来发动兵变。因而，李亨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远远超过高力士。
除以上两个条件，我们还可以从兵变以后的受益情况来比较。马嵬兵变是一次成功的政变，兵变后的最大受益者一定就是幕后主谋者。在兵变之后，高力士仍随唐玄宗到了蜀地，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政治利益，反而处境艰难。而李亨自兵变后分兵北上，彻底摆脱了其父的控制，在灵武自立称帝。显然，他是马嵬兵变最大的获益者，兵变的幕后主使，自然非他莫属。
也有人赞同李亨是事件的主谋者，但对禁军将领陈玄礼的看法有所不同。一些人认为陈玄礼不是李亨的私党，而是玄宗的心腹侍从，很可能当时只是一个被迫的支持者。有人更进一步认为事变中玄宗幸免于难，主要是得益于陈玄礼的忠心护主。也有人认为陈玄礼是听命于李亨的。
一种观点认为，兵变的主谋是李亨身边的宦官李辅国。香港学者章群认为马嵬驿事变，实太子宦侍与河西将士共成之，其主要人物，则为李辅国与王思礼，但假陈玄礼之手来完成的。由于王思礼为王忠嗣的部将，因而一直想除掉杨国忠。陈玄礼是获得了太子许可后行事的。他的结论是:“观乎李辅国日后之跋扈，必有所恃，是虽告于太子，而辅国为谋主，但无思礼河西之兵，陈玄礼未必为同。”从这种观点推论，内地有学者认为事变是太子和李辅国共同策划和发动的。
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李辅国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参与兵变的除李亨外，还有建宁王倓、广平王俶、张良娣等，李辅国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夸大。
也有人指出，马嵬驿事变中夹杂着太子李亨与宰相杨国忠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这一矛盾由来已久。太子是支持了陈玄礼发动兵变，也为自己消灭了最大的政敌，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太子不是那股政治潮流的后台或支柱，参与谋划和主谋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兵变的前后过程中，也看不出陈玄礼与太子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丝毫不见太子具备控制与指使禁军的条件。事后陈玄礼也没有跟随李亨到灵武，却一直紧跟着唐玄宗。高力士是马嵬驿事变的支持者，他的确与杨国忠之间存在着矛盾，其性质是属于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矛盾，但高力士是否让陈玄礼对杨国忠下手，单凭推论是不够的，很难令人信服。高力士确实具备控制与指挥禁军的条件，但没有史料可以证明高力士在暗中策动与指使陈玄礼搞兵变。
其实大可不必去寻找兵变的后台主谋。以六军将士为主体而发动的兵变，实质上是各种势力反对杨国忠的一场群众性运动，并不是个别人能够煽动起来的。陈玄礼曾经慷慨陈词:今天下崩离，皇帝出逃，国家蒙难，人民死亡，这一切难道不是杨国忠专权所造成的吗!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这种呼声，喊出了广大军士们的真诚愿望。兵变一结束，陈玄礼就向玄宗谢罪，说杨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因此禁军发动兵变是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杜甫称赞事变中的陈玄礼说:“桓桓陈将军，仗铖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他赞美陈将军在兵变中的忠烈举动，肯定了事变的救亡性质与重大意义。如果他真是权力斗争中的工具，只是听命于后台人物的指使，杜甫说这话就实在是太迂了。
尽管兵变只有半天，很快以大家山呼“万岁”就结束了，但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很大，它标志着唐玄宗统治时代的结束，唐肃宗新时代的开始。兵变的确至今仍是一个大谜，令人猜想不已。
(张 丽 周志明)
盛世后的危局 安史之乱起因之谜
安史之乱是唐代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战前社会经济充分发展，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处于封建盛世的顶点。战后经济遭到破坏，藩镇割据兴起，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出现的原因，人们意见分歧，说法众多。那么，这个事件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天宝十四年（755年)，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奉旨诛杀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叛乱。叛军势如破竹，一路攻陷陈留、洛阳，直逼潼关。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六月，叛军攻克潼关，进军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太子李亨逃至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这场叛乱直至代宗广德元年(762年)史朝义兵败自杀，才算勉强平息。至此，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对唐中后期影响重大。叛乱之后，唐朝政局趋于混乱，藩镇割据势力日益坐大，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安史之乱成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因此，安史之乱历来都是唐史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在谈到安史之乱的起因时，大家有不同的认识，呈现百花齐放、众说纷纭之势。人们分别从军事、经济、民族、阶级斗争、用人得失等各个角度阐述了叛乱爆发的原因。
一些人着重从军事角度来阐述安史之乱的起因，认为设立藩镇、边兵过重是叛乱爆发的原因之一。唐前期，在边防要地设置藩镇，以节度使统领军队，代表皇帝驻守边疆，后来逐渐推广成为制度。到了玄宗时期，在边地设置了九个节度使，每个节度使拥有2至9万人的军队，而当时唐朝全部军队的总数不过57万。节度使的边兵要比京师及内地的兵多出6倍，且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边疆地区，这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不仅拥有长期受自己控制的军队，还兼管着当地的民政、财赋，很快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设置边镇与节度使并不是动乱发生的原因。他们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相邻民族经济发展差距过大，会使经济条件较低者为物质享受所引诱，向经济发达地区施行掠夺与侵略。也就是说，安禄山是被当时中国繁荣景象所引诱，才发动了叛乱。
唐玄宗李隆基 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和调整。他整顿纲纪、废除苛法、重视生产、对外开放，天下太平，经济繁荣，开创了有唐一代的盛世，史称“开元盛世”。史书记载，开元盛世之时，谷物连年丰收，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有的陈年稻谷都已腐烂，繁荣富裕可见一斑。而唐代交通较为便利，水陆交通贯通全国，江淮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漕运送往京师。玄宗时的漕运改革，使他不必移驾洛阳，便可坐享江淮的丰富物产，这使胡人出身的安禄山十分眼红。而玄宗长年不至洛阳，无法直接掌控河北军队，也给了安禄山在此地坐大的机会。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物质享受以及更大的权力，便趁朝廷不备之际，发动了叛乱。
再反观唐朝经济，虽然表面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盛世背后，己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唐朝赖以富强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并。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的绝境。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使经济恶性膨胀。到玄宗执政后期，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悬殊。贫富差距的极端化，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失去土地的农民承担不起日益繁重的赋役，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生活越来越艰苦，只有沦为大地主的荫户、奴埠或者是铤而走险、占山为王，以劫掠为生，甚至是聚众造反，进行武力反抗斗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给了安禄山之流可乘之机。
富裕奢侈的生活也腐化了统治阶级的头脑，政治腐朽、精神堕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夺取更多的财富与权力，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在不断激化。部分学者便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这一角度来阐述安史之乱的起因。认为安史之乱实际上是一次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首先是宰相与寒族、胡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唐初原就有“出将入相”的制度，但到了李林甫任宰相之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向玄宗提议用胡人为将。胡人没有文化，不识汉字，即使有再大的功劳，也不可能入朝为相。这样，他就可以长期占据相位。殊不知此举必然引起胡人的不满。而边防重镇长期落入胡人之手，也是一种隐患。当杂胡出身的安禄山实力扩大又极得玄宗宠信之时，必然不将贪暴无能的宰相放在眼里，两人的明争暗斗，促使了安禄山举兵叛乱。杨国忠继李林甫为宰相后，见其手握重兵，飞扬跋扈，亟欲除之，他多次在玄宗面前陈述安禄山有叛乱之心，但玄宗始终对安深信不疑。杨国忠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派门客捕杀安禄山的心腹，希望能激怒安禄山，促其叛乱。后来安禄山以诛杨国忠之名起兵叛乱，盖缘于此。其次，安禄山与太子的矛盾也是原因之一。安禄山曾为了讨好玄宗，不拜太子，声称“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这样的言行必然引起太子的强烈不满。到玄宗年事渐高，身体渐弱之时，安禄山担心玄宗一死，太子即位会对他不利，遂生叛乱之心。
也有从民族矛盾来探讨叛乱爆发的原因的。唐朝虽属开放型的封建王朝，但在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影响下，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玄宗时期，就多次攻伐奚、契丹部落。但同时，玄宗又完全不设种姓之防，宠信杂胡安禄山，任由他大肆提拔胡将，排斥汉人。安禄山在天宝十四年（755年)，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还养同罗及降奚、契丹健儿八千多人为假子。他以后的叛乱就是以这些少数民族将士为主体。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就提到:“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吮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长成，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个别学者还提出了全新的见解，认为安史之乱的参与者以粟特人为核心，叛乱是粟特人问鼎中原的一次明显的表现。安禄山打扮成该族的光明之神，以此为号召，在当地粟特人聚集部落，利用粟特人的组织和理财本领，组织起叛乱。这两种观点都视角独特，同时也深化了对这场叛乱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