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普遍的看法，要属认为玄宗腐朽统治是安史之乱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把安史之乱的起因归结于玄宗统治失误的个人因素，包括他的任相非人、拒谏杀谏、沉溺酒色、不问政事、任用胡人、姑息养奸等等。玄宗享有太平之世日久，以为天下太平，从此万世无忧，“宴安骄侈”就代替了“励精图治”。从早年的积极纳谏转变到拒谏甚至杀谏。对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君子憎恨排斥，反而“远正士，昵小人”。他罢黜张九龄，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正是安史之乱的祸端。玄宗迷恋杨贵妃，还使其一家得贵。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从兄不是朝中高官就是驸马。而另一从兄、不学无术的杨国忠竟出任宰相，甚至身兼四十多个职位。封建纲纪完全乱套了。玄宗对杨氏一门的宠溺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经济财政和军国大事。他“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仅三位国夫人每年的脂粉费就要赐钱百万，其他赏赐更是不计其数。他还无数次地带杨贵妃临幸华清池，铺张浪费更是史上罕见。因此，唐以后各代皇帝都对“女祸”有所防范。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说过:“昔玄宗内惑于声色，外蔽于权奸，以养成安史之乱。”这“声色”就是指杨贵妃的女子之祸，而“权奸”则是指任相非人。
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赞同以上观点，认为个人统治的得失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叛乱的起因，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发展的必然。安史之乱是唐前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压制日益强大的藩镇势力。他以传统的御臣之术来驾驭边将，以藩镇牵制藩镇。重用安禄山就是为了保持藩镇之间的力量平衡。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以哥舒翰和安禄山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玄宗根本无力阻止这场灾难的降临。
还有人认为玄宗对藩镇势力过于信任，毫无警惕，招致大祸。但有人不同意，认为玄宗面对崛起的强藩，并非毫无顾忌，对安禄山也不能说毫无警惕，作为一个封建君主，他只能用传统的御臣之术驾驭边将，再通过各镇蕃将控制各地的镇军，因而无力制止必然到来的灾难的发生。
有人认为这场战乱既不是民族矛盾尖锐的结果，也不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化所致，是手握重兵的安禄山有了造反的能力与想法，朝廷虚弱，又给安禄山提供了叛乱的可乘之机。由于军事体制的变革，边防形势变化的需要和唐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使得安禄山手握重兵，遂有了造反的野心。更有人认为安禄山是在李林甫拉拢和指使下势力膨胀，企图在唐玄宗死后以武力推翻太子李亨的一个配角。
有人认为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两人积极地执行玄宗加强对农民剥削和扩大对各族战争的政策，而这种政策使得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空前尖锐了起来，终于导致了安禄山的叛乱。因此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玄宗置相非其人，而是玄宗为首的统治者没有能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制定正确的方针。
可以这么讲，像安史之乱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其起因本来就是相当复杂的，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角度都不能完全概括出它的起因。只有将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更清晰、透彻地看到历史的真相，相信这一历史谜案解开的日子已经不远。
(张 丽)
二王八司马 永贞革新之谜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其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上台之后，启用亲信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试图对积弊深重的朝政进行改革。起初，曾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仅经历了一百多天就以惨败告终。这场短暂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也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了，繁华盛世不复存在。唐顺宗的父亲唐德宗并不是一个昏庸之君，他登上皇位后，实行杨炎的两税法，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又注重中央神策军的建设，使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武力保持平衡。但德宗性情急躁，刚愎自用，又善猜忌，还重用宦官，聚敛民众财富，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德宗晚年的新旧弊政，太子李诵深有体会，而其侍读王叔文、王仁也有革新抱负。
唐顺宗李诵18岁时被立为太子，做了26年的储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逝世，李诵即位当上了皇帝。尽管他只当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但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因为在他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治革新。史书上对顺宗多有好评，说他在东宫二十余年，经常关心朝政，了解民间疾苦，颇有阅历和抱负。赞他知人善断，曾劝阻德宗用奸佞裴延龄、韦渠牟为相，又曾向德宗进言不宜过分嬉游奢侈等。
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颇知民间疾苦，是庶族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一位有抱负、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他先得到德宗的赏识，把他从苏州司功参军提到朝中任翰林待诏。贞元三年（788年），又因善于下棋而被德宗选去太子身边侍读，陪伴太子近二十年。在太子李诵身边，王叔文经常对他讲叙民间疾苦。有一次太子与诸侍读等一起议论宫市害民。李诵说：“我正要好好向皇上说这件事。”大家都加以称赞，唯独王叔文一言不发。众人退下后，李诵问王叔文刚才为何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和请安，不应过问朝事。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你如何解释？”太子深感王叔文很有办事经验和对他的忠心。
王伾，杭州人。以书法见长，为太子侍读，与王叔文二人颇得太子信任。通常讲的“二王八司马”的“二王”即指王还与王叔文。
与王叔文、王伾一块儿共商国是的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韩泰、凌准、韩晔、程异、陈谏等人。此外，还有吕温、李景俭、陆质等，也与革新集团关系密切。
李诵在太极殿即位后，开始名正言顺地行使皇帝权力，进行政治革新。
他上台仅25天，就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李实是皇族宗室，作恶多端，百姓深受其害。自从任京兆尹，他恶性不改，聚敛财富，又枉杀无辜，百姓对他深恶痛绝。顺宗一上台便将他贬官，使百姓人人拍手称快。两天后，顺宗又在丹凤门上宣布：“赦天下，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贞元之末政之为人患者，如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免除民间欠税和一切杂税，停止地方官对朝廷常贡以外的其他进奉，减轻了人民的负担。革除弊政最有影响力的是整饬宫市和五坊小儿的措施。所谓的“宫市”，是指皇宫的官吏出外采购宫中用物，本来由专设的官吏采办，德宗贞元末改由宦官掌管。宦官或以低价强买，或索性派一批人，叫“白望”，看中什么就白拿强抢。百姓见了他们犹如见了强盗一般。白居易的《卖炭翁》写的就是这种情况。五坊即雕、鹘、鹞、鹰、狗五坊。在五坊服务的差役称“小儿”，均由宦官担任。他们以打猎为名，把捕鸟的网张在老百姓的家门口或水井上，借机敲诈勒索。禁止宫市与五坊小儿，百姓自然拥护叫好。此外，顺宗还放出宫女和女乐九百多人，家人团聚，欢呼万岁。
其次是控制理财权。任命当时的理财名臣杜佑为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免去李琦的盐铁转运使职务。再者是准备剥夺宦官兵权。任命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但这一着棋，没有落到实处。在任命下达后，执掌神策军实权的大宦官立刻意识到这是“二王”的夺权行动。于是密令神策军将领不得接受范、韩的命令。此外还打算裁抑藩镇。这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提出要拥有剑南三川，以扩大自己的地盘。王叔文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还准备将他的心腹刘辟正法。
由于唐顺宗病重不能言语，加上宦官和守旧势力凶狠反扑，使革新最终只经历了短短的六个月便告失败。宦官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让位给太子李纯。不久顺宗又被迫下制书令太子即位为皇帝，自称为太上皇，改元为永贞。顺宗的退位，意味着永贞革新的彻底结束。
唐宪宗即位后，二王等人纷纷下台。宪宗随即宣布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不久，王伾死于开州，王叔文也于第二年被宪宗赐死。韦执谊被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至此，因二王而被贬的八人均到地方上任“司马”，故人们将这一事件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对二王八司马事件，一般今人的史书上认为这是一场革新运动。如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认为当时实行的这些措施，打击了方镇割据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发展。一些人认为虽然因具体措施刚实施就停止了，还谈不上在打击藩镇上起到很大作用，但确实是减轻了人民的痛苦，使德宗以来的腐朽政局为之一新。
也有人指出从顺宗即位开始实行新政，到顺宗退位，前后共历时六个月。要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消除种种朝廷积弊、解除民间疾苦，是不可能也是办不到的。这场政治运动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弊政，有的取得了一定的收效，但远远还谈不上是一次革新，充其量只能说是一次尝试。有人更进一步说整个事件叫“永贞革新”不妥。王叔文在永贞时期的一些措施是好的，可以叫善政，但不能说是革新，既不能和后来的王安石的新法相提并论，也不能和他的前辈杨炎相比。王叔文实施的一些措施，影响很小，说不上是一场革新。
一些人认为这个事件根本不是革新，二王当政并没有作出什么革新的措置，以罢宫市等弊端的革除来讲，都是贯彻顺宗素来的主张，与二王无关，不能说是二王的革新。也有人认为这个事件究其实是庶族地主对士族地主的斗争。就其政治活动的性质而言，认为王叔文集团的结集和失败，只是唐代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内部斗争的体现。
（张 丽）
志除宦官 甘露之变之谜
唐文宗即位后，深恶宦官专权乱政，乃以李训为宰相，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内外结合而除之。太和九年，李训和舒元舆等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名，试图将宦官一网打尽。
唐文宗是由宦官从十六王宅中迎出而立为皇帝的。文宗的祖父宪宗、哥哥敬宗都是被宦官杀害，其父穆宗也是宦官拥立的。为了“刷君父之仇耻”，文宗决心剪除骄横的宦官。宦官最初是以一种特殊的奴隶身份出现的，但此时的宦官却握有军权，控制禁军，指挥朝政，实力非同小可。而文宗本身是由藩王登上皇位的，既没有东宫之侍者，也很少有心腹重臣。当时的朝官中党争激烈，对去宦毫无兴趣，文宗只有在资历不深的朝官中寻找可靠之人。最先被文宗看中的是孤寒而进的翰林学士宋申锡。于是文宗与宋申锡密谋去除大宦官王守澄，却不料密谋泄露。王守澄等人反诬告宋申锡谋反。宋申锡被贬，死于开州。
第一次去宦虽然失败，但文宗并没有因此灰心，相反，他吸取教训，又开始物色新的人选。这时，李训与郑注便应运而出。
郑注为维州翼城人．家世微贱，机智善辩，医术高明。行医到徐州，由牙将推荐给节度使李愬。李愬服用郑注的药很有效验，就任用为牙推，后把他推荐给监军宦官王守澄。王守澄为枢密使，就带郑注入京。大和七年，文宗患了风疾不能言语，王守澄便推荐已为昭义行军司马的郑注进京为文宗治病，很有效果。由是郑注得宠，被召入长安。李训是世家子弟，李逢吉的侄子，精通经学，中过进士。曾因事流放，后来居住洛阳，认识了郑注。郑注将李训介绍给王守澄，王遂将其推荐给了文宗。由于李训“倜傥尚气，颇工文辞，有口辨，多权数”，文宗“以为奇士，待遇日隆”，任为四门助教。
李训能言善辩，仪表秀伟，为文宗侍讲时，谈及宦官事往往言词很激愤。文宗觉得他可以倚重，就向郑、李吐露心事，李训和郑注遂以清除宦官为己任。两人受文宗重用后，利用牛、李两党的矛盾，将阻碍他们仕途发展的党人全部逐出朝廷。大和八年（834年），李德裕被贬。大和九年，李宗闵被贬。两党的党魁均遭贬逐，其党人也多受牵连。一时间，牛、李两党几乎被逐一空，为李训、郑注的晋升扫平了道路。在职高位重、力量壮大的同时，李、郑二人又充分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把与王守澄不和的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三个大宦官迁到地方上去为监军。当时人们传说宦官陈弘志是害死宪宗的元凶。李训就为文宗设计，把陈弘志从山南东道监军任上召回，行至青泥驿杖死。不久文宗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以舒元舆为知制诰，李训为礼部侍郎，并都同平章事。然后又利用与王守澄有矛盾的宦官仇士良，把王守澄除去，改任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实际上夺去了实权。不久，派宫中使者李好古到王守澄府第中赐毒酒，逼令自杀。至此，去宦行动已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在此后如何剪除所有宦官的问题上，李训与郑注发生了分歧。郑注本打算利用王守澄出葬滻水，宦官集体送殡的机会，一举歼灭所有宦官。这便是史上所称的“滻水计划”。而李训则密谋“甘露之变”，而且赶在滻水计划之前实行了。
甘露之变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当日早朝之时，百官群集。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中有甘露夜降石榴树，请皇帝亲往观看。树木之上凝有甘露，本来是极其平常的事。如果是在夏秋之季，确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当时是十一月下旬。地处北方的长安已经十分寒冷了，不太可能有甘露。如果偶尔真有甘露降临，就会被看作是大吉大利的兆头。因此，当韩约称甘露降于皇宫之内，百官立即向文宗拜贺，李训、舒元舆请文宗亲观此祥瑞。金吾左仗院在含元殿左前，文宗与百官到了含元殿内，命宰相李训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前往核实。李训去金吾左仗院察看后，报告文宗说：“恐怕不是真的甘露，不敢轻言。”文宗又命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等宦官再去验看。这时，金吾院中早已设下伏兵，其实是引诱诸宦官到金吾院内，围而杀之。宦官走后，李训急召守在丹凤门外的兵士进宫以备接应，但将军王璠却因害怕而不敢前行。他手下的士兵虽然到了含元殿下，但却吓得不能正常行走到含元殿。而另一支由郭行余统领的接应部队更是连影子也不见。一时间，含元殿下乱成一团。
再看仇士良等诸宦官，由韩约陪同前往金吾院。韩约因紧张过度而面色发白，汗流不止。仇士良正觉奇怪．恰巧一阵风吹过，吹动布幕，露出伏兵。仇士良大惊，率诸宦官连忙退出金吾院，奔回含元殿。守门人想要把殿门关上，被仇士良一声厉喝，吃了一惊，竟来不及把殿门关上。李训急呼卫士上殿保驾，已经来不及了。宦官对文宗说：“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即把文宗扶上软舆，准备回宫。李训上前阻止，仇士良大呼李训造反！文宗却说李训不是造反。仇士良将李训击倒，李训还是抓住软舆不放。这时，金吾卫士已到，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府三百多人从东面来，御史台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两百多人从西面来，三方纵击，宦官死伤十多人。此时，御驾将入宣政门，李训仍抓住软舆阻止宦官把文宗抬进宫。但文宗见大势已去，便呵斥李训放手。御驾进了宣政门，宦官把宫门关上，高呼万岁。百官见文宗落入宦官手中，均知大事不妙，四散而去。李训知道大势已去，就穿上随从小吏的绿色衣服，骑马逃出长安。
不久，宦官调集禁军大杀朝官。李训、郑注、王涯、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等17人被杀，其族人也无一幸免，朝中几乎为之一空。文宗也差点被废，此后就纯粹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最后忧郁而死。这便是唐代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以宦官的胜利而告结束。此后，宦官气焰更为嚣张。“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唐王朝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
关于甘露之变，仍有一些问题不很清楚。我们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事件呢？
有人认为甘露之变是李训纠集少数私党组织的武力夺权事件，目的在于一网打尽宦官，取得挟持皇帝的权力，实现个人专权，独揽朝政的野心。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在搞掉王守澄等资历很老凌忽君主的宦官之后，文宗的目的已经达到，而李训、郑注是欲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企图控制朝政，才背着文宗谋划尽诛宦官。
这样的说法，与我们平时在历史书上看到的评价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李训等人与文宗志除宦官的思想是一致的。文宗参与了甘露之变的谋划并在事变中配合了李训等人的行动。甘露之变是一场在文宗首肯下的反宦官斗争。更有人认为，这是文宗为了剪除宦官而由其一手策划的一场宫廷政变。事变之前，文宗考虑周密，而策划者李训、郑注计划详尽。当时文宗深深忧虑于宦官之祸，欲谋诛宦官，但却不敢与外朝宰相谋议。宰相作为中央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应该是皇帝依靠的积极力量，但文宗时期的宰相大都不同程度地依附宦官，他们无意反抗宦官也无胆诛除宦官，其主体已失去了与宦官相抗衡的斗志和锋芒。文宗已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不可能与宰相们共商大计。作为一个还可算是有主见的皇帝，李训、郑注作为“孤寒新进之士”的代表人物被文宗视为合适的人选加入了这场反宦官的斗争中。
甘露事变之后，由于宦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不再信任外朝士大夫，朝官和宦官之间更日益对立，唐王朝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张 丽）
穷吾天下 唐武宗灭佛之谜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土后，一直是蓬蓬勃勃发展着。不过也曾经出现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这四次灭佛事件中，以唐武宗的灭佛影响最大，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唐武宗灭佛原因何在？
会昌五年（845年）七月，唐武宗下令灭佛，筛汰寺院僧尼。先是拆毁在山野中的寺院，随后下诏长安、洛阳的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全国节度使、观察使下的镇地和同、华、商、汝各州留一寺，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10人，下等寺留僧5人，勒令其余被沙汰寺院的僧人全部还俗。在沙汰之列的寺院，派御史前去督令限期拆毁，寺产收归官府所有，拆下的木材用来建造官署，铜像钟磐都用来铸钱。至这年八月，武宗宣布全国共拆毁寺院4600所，还俗僧尼26万人，山野中的小寺庙拆去4万余所，收得良田数千顷，寺院奴婢15万人。
唐武宗原本也是喜欢佛教的，但即位数年后就对佛教怀有刻骨仇恨，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人认为武宗之所以下令灭佛，主要是与当时的宗教斗争有关。《旧唐书》说：“武宗想学神仙方术，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归真得宠后，每次与武宗谈话，就一直讲佛教的坏话，说佛教不是中国的宗教，只会蠹耗生灵，应该全部铲除。武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为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佛道两家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两教的地位也常发生变化。根据这种说法，道教和佛教之间的严重矛盾，道士在武宗面前攻击佛教，促成了武宗灭佛。
从一些材料看，这种说法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佛教的教义在理论深度上远远超过道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内容很能够取得人们的信任，因此道教在教义上无法与佛教相争，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武宗宠幸赵归真后，朝官屡屡进谏，武宗说：“我在宫中没有什么事情，常常与他谈玄说道来解除胸中烦闷。”看来赵归真的话对武宗的影响越来越大，武宗灭佛是重用赵归真等道士开始的。他刚做皇帝时就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同时进行崇道活动。赵归真一方面挑起了武宗要求长生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排斥佛教，使武宗的崇道思想不断增强。武宗还任命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使赵老道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连宰相李德裕也看不下去了，对武宗说：“听说近来赵归真的家门，车马毕集，希望陛下好好警诫他。”因此，持这种观点者认为道教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是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
另一种说法认为灭佛事件的发生是朝廷与佛教的经济矛盾所导致的。武宗对全国发布的《拆寺制》中，列举了佛教的一系列罪状，其中最主要的是“蠢耗国风，诱惑人意”，“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他认为“寺字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使得“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自己灭佛的主要目的是“惩千古之蠢源”，以“济人利众”。早在即位前，武宗就曾说过：“穷吾天下，佛也。”灭佛的结果，确有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用，大批僧尼还俗，寺院奴婢编入税户，把寺院钱物收归官府，铜铁佛像铸为钱币与农具等。
灭佛的主要参与者是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时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就提出要限制佛教的发展。徐州节度使王智兴泗州置僧坛，很多江南人北渡落发为僧，李德裕就提出要禁止这种做法。他提出如果不禁止，江南就会损失60万丁壮的租赋。当时连敬宗这样昏庸的皇帝也看到了佛教在经济上对政府造成的损失，“即日诏徐州罢之”。武宗灭佛后，李德裕对武宗的做法大加称赞，认为武宗“独发英断，破逃亡之数，皆列齐人；收高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在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武宗之前的皇帝之所以没有灭佛，主要是矛盾的发展还不到最尖锐的程度。
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都督夫人礼佛图》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佛教与朝廷的矛盾有唐一代始终存在，历代反佛的士大夫很多，他们对佛教耗财蠹国的攻击十分猛烈却从未受到帝王的重视，除武宗外，再也没有一个皇帝废佛，相反崇佛的君主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唐武宗灭佛后，对道教极度崇信，曾举行长达一百多天的道场，连续五个月修建宏伟壮丽的仙台，厚赐道士，从经济角度看，唐武宗对佛教有清醒的态度，那么他为什么又马上会沉溺于道教？
一种比较新颖的观点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宣宗是武宗的叔叔，他当时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而武宗的灭佛，其实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
日僧圆仁武宗灭佛时恰好在中国，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道士上奏武宗：“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圆仁自己猜测说：“李氏十八子，为今上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他认为武宗听到了这段话后，从此“憎嫌僧尼”了。这是一条伪托孔子所说的谶语，是精心炮制出来的。武宗是唐代第十八个皇帝，而且“十八子”与“李”字相合，黑衣是当时僧尼突出的标志。谶语向人们明白预告：唐武宗的祚运就要完结，佛门中将有人要登上天子的宝座。
佛门中的黑衣天子是谁？是武宗的叔叔唐宣宗。唐武宗上台后，对可能构成皇位威胁者进行迫害，唐宣宗被迫出游为僧。武宗初时尚崇钦释教，但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这很可能是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把佛教视为异己力量。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大概是在对不知去向的宣宗进行搜捕追拿。在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其原因就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场所，而且又为隐藏宣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宗兴佛实有还愿报恩的动机。
这种说法提出后，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为宣宗隐身于佛门，其实是无稽之谈。武宗在未做皇帝的时候就信奉道教，曾在开成五年（840年）秋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修道场，他并不是在会昌元年突然间的态度改变。会昌二年、三年对僧尼的勘问，根本不是对宣宗的搜捕，因为其时宣宗32岁，武宗只要对30多岁的僧人查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会昌五年规定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后来外国僧尼也要还俗回国，为了查杀宣宗，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国僧是被冤枉了。即使宣宗隐身于僧中，僧还俗为民后，宣宗还可以隐身于民间，仍不能达到目的。“李氏十八子”这条谶语出自于道士之口，只能说明佛道间的矛盾，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之间的权力之争。因为如果宣宗代替武宗，政权仍在李姓手里，根本没有必要“恐李家运尽”。以“黑衣”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换代并非始于唐武宗，南北朝时曾经出现过。道士之所以散布这种群语，不过是前人的故伎重演，并不是针对唐宣宗的。宣宗恢复佛教，也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一次胜利。
唐武宗灭佛，对唐朝历史和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促使他灭佛的根本原因，尽管已有很多人在探索，但至今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讨的谜团。
（张剑光）
英雄丈夫 宰相裴炎被杀之谜
684年，武则天以谋反罪名杀死了宰相裴炎。当裴炎被抓后，朝中一片哗然，大批官员为裴炎申冤辩护，但最终都得到了严厉的惩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武则天决定除掉裴炎的？真是武则天所说的谋反，或另有其他原因？
裴炎，唐高宗病重时拜相，受遗诏辅佐中宗，是当时的元老顾命大臣，对唐王朝忠心不贰。中宗即位初，重用韦后家族，欲以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坚决反对，引起中宗不满。裴炎惧，乃与武则天密谋，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旦为帝。武则天临朝称制，裴炎与她的矛盾日益突出，光宅元年（684年）遭到了杀身之祸，被处斩于洛阳都亭，朝廷上下震惊不已。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杀死裴炎呢？
武则天杀裴炎时冠以谋反罪，一些人认为这确有其事。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说：“豫王为帝后，不管天下政事，大权全部握在武太后手里。裴炎想在武太后出游龙门时，派兵把她抓起来，还政于天子。恰巧当时天一直下雨，太后不出门，其事也就没有做成。”动用军队抓太后，日后说他谋反的确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朝野佥载》中也谈到了裴炎的谋反，不过是另一回事。故事大致上是这样的：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打算谋反，命骆宾王设计让裴炎一起参加到反武队伍中。骆宾王两足踩在墙壁上，静静地思索了一段时间，写成了一首歌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他先是教裴炎家里的小儿朗读，一传十，十传百，京城里的小儿都会唱了。裴炎想寻找学者破解这首歌谣，就找到了骆宾王。裴炎给他许多宝物锦绮，骆宾王一言不发。裴炎又用音乐妓女骏马贿赂他，还是不语。两人一起观看裴炎家里的古忠臣烈士图，骆宾王神色很严肃地说：“此英雄丈夫也。”于是说起自古大臣执政，常会改换社稷，裴炎听后十分高兴。裴炎问谣言中的“片火”、“绯衣”是什么意思，骆宾王北面而拜说：“你就是真人也。”裴炎于是就与徐敬业等一起合谋怎样反对武则天。扬州起兵后，裴炎作为朝廷中的内应，写了一封信给徐敬业，内中只有“青鹅”二字。有人告发了他，朝中官员不能破解二字的意思，武则天看后说：“这个青字，拆开来就是十二月；鹅字，就是我自与也，即我参加的意思。”于是决定把裴炎杀死。
这则绘声绘色的故事，使一部分人相信裴炎的谋反确有其事。有人认为裴炎为人并不光明磊落，是一个妒功害能、气量狭小的人，平时大家对他很有意见。他勾结徐敬业是确有其事，所以武则天屡说“炎反有端”，招致杀身之祸也就难免了。
有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武则天杀裴炎其实是武则天不能容纳异己的结果。他们认为《朝野佥载》虽然成书较早，但小说成分居多，所载的事情经过充满了丰富的想像，缺乏事实根据。裴炎的谋反，其实是武氏集因的诬陷，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不载他与徐敬业有勾结，《通鉴考异》认为这些记述“皆当时构陷炎者所言耳，非其实也”。而从裴炎的表现来看，也无与徐敬业等人合谋的迹象。徐敬业等人起兵时是以匡复庐陵王为口号，怎能以裴炎为帝呢？身为宰相的裴炎，如果仅凭骆宾王的几句歌谣就想称帝，那也太不近情理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武则天下毒手杀裴炎的？有人指出，睿宗即位后，武则天仍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裴炎效忠李唐王室的行为势必和武则天发生矛盾。先是裴炎反对武则天追王自己的祖先、立武氏七庙，后是徐敬业起兵反武后，武承嗣、武三思屡请武则天找借口杀掉韩王元嘉和鲁王灵夔，以断绝叛军宗室之望，执政者都不敢表态，只有裴炎力争不可，引起了武则天对他的嫌恶。徐敬业起兵最紧张的时候，裴炎向武则天进言说：“皇帝你年纪已经很大了，没有必要凡事都亲政，使得徐敬业之类的猾坚之人有话可说。如果太后还政，像这样的乱贼不讨伐也可以破灭。”听了这样的话，武则天不被激怒才怪了。在武则天要改朝换代之际，身边却有着这样一个唐室忠臣，这就是裴炎真正的死因。
也有人认为裴炎确实没有谋反，但并不因为他是唐室忠臣就遭到武则天的憎恨。主要原因是裴炎两次得罪武则天后，认识到自己处境很危险，所以在徐敬业起兵后，不积极平叛，反而让武则天交权，这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遂遭杀身之祸，其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不同意这种看法者认为既然裴炎自知处境危险，身居高位的他为了保全自身，理应做出一些迎合武则天的姿态才是，相反却希望藉此劝武则天还政，这只能表明裴炎是对李唐王朝的忠心和在政治上的幼稚与天真。
武则天最终决定杀裴炎的原因，到底是像武则天说的谋反，还是如一些人说的因为他是唐室忠臣，或为了一己私利，这还需人们进一步探索。在武则天执政时期，酷吏政治的特点非常鲜明，滥杀无辜时有发生，裴炎难道也是当时的牺牲品？如果确是这样，就真正成了唐朝历史上的一大悲哀。
（张剑光）
奸臣还是忠臣 李林甫口蜜腹剑之谜
李林甫是唐朝历史上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他治国有方，有德有才，而是他专权用事，玩弄“口蜜腹剑”的伎俩，以达到自己独揽政权。李林甫专权的十几年中，李唐王朝政治上日益黑暗，各种矛盾尖锐，开元盛世急剧转变成了天宝末年的经济、政治危机。
李林甫在唐玄宗时期连续16年任宰相之职。历来对他的评价都是盖棺定论为“口蜜腹剑”的奸臣，是祸乱国家的罪人。“口蜜腹剑”的成语，便是出典于李林甫其人其事。当时朝中人都异口同声说：“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宋代的司马光说得更明确：“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那么，李林甫真是这样的一个人吗？
李林甫出身于李唐宗室，他的曾祖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弟，按辈分来说他是唐玄宗的远房小叔叔呢。他素来品行才望不高，被人瞧不起，但颇为机灵乖巧，善于钻营。历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职位。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坐上宰相之位，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林甫深知，为官之道便是要能揣摩皇帝的心思。因此，他想尽办法与后宫嫔妃及宦官套近乎，以便从他们口中得到皇帝的真实想法。史称李林甫“柔佞多狡数，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常称旨，上悦之”。当时，杨贵妃尚未进宫，后宫最得宠的是武惠妃，武惠妃的儿子寿王也得到玄宗格外恩宠，李林甫便通过宦官表示会尽力推荐寿王为太子。为此，惠妃十分信赖李林甫，并不时地通过宦官袁思艺把玄宗的动静告诉李林甫。不明就里的玄宗还真把李林甫视为心有灵犀的知己，恩宠日甚。
侍中裴光庭的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儿，暗中与李林甫有勾搭，想通过高力士在玄宗面前为李林甫谋相位，未成。而玄宗正想用韩休为宰相，裴夫人就让李林甫公开向玄宗推荐韩休。韩休居相位后，很是感激李林甫，就推荐李林甫入相，武惠妃从中帮忙，于是李林甫就升为黄门侍郎，进入了宰相行列。
李林甫为了达到专权用事的目的，首先排挤的便是同时的宰相。当时张九龄为中书令，裴耀卿为侍中，李林甫还不是主要的执政者。张九龄鄙视他的为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李林甫虽然心里恨得要死，但因为张九龄大权在握，李林甫表面上还不时讨好他。大臣们议事时，李林甫从不敢公开反对张九龄的意见，背后却处处设陷阶，向玄宗打小报告，挑拨离间，制造君臣间的矛盾。
机会终于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来到。蔚州刺史王元琰贪赃案发，而王元琰的妻子是张九龄的好友严挺之早已离异的前妻。严挺之想为王元琰一家脱罪，李林甫把这个消息秘密地告诉了唐玄宗，于是玄宗要追究严挺之的包庇之罪。张九龄不知道这是李林甫设下的陷阱，极力替严挺之辩护，这样张九龄、裴耀卿、严挺之等人被扣上了结党营私的罪名，唐玄宗罢了张九龄、裴耀卿的相职。旁观者都说这是李林甫一石二鸟之计。此后，李林甫开始了他的专权生涯。
李林甫专权之时，竭力“杜绝言路”，“蔽欺天子耳目”。当时，有大臣向玄宗进谏，李林甫竟明目张胆地进行阻挠，并用恐吓手段杜绝言路。他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所谓的“立仗马”，是指宫廷里仪仗队的骏马，平时吃上好的饲料，养得高大肥壮，每天八匹骏马分为左右两队，立在正殿侧宫门外，候仗下即散。李林甫把众臣比做立仗马，无疑是要他们摆摆样子，谁要提意见，谁就会被贬黜。自此，群臣慑于李林甫的权势地位，不敢再向玄宗进谏了，谏诤之路断绝。
李林甫是权欲熏心之徒，喜欢独揽大权。因此，他专门引荐一些唯唯诺诺、没有才智和主见的人与其共事。由他引荐的牛仙客，一切政事都听任李林甫处置，只“独洁其身”，不直接参与干坏事。牛仙客死后，玄宗命刑部尚书李适之顶替牛仙客的左相之位。李适之也出身于宗室，欲与李林甫争权，结果也被李林甫设法除掉。后来李林甫又推荐陈希烈为左相，也是一个唯唯诺诺之人。可见，李林甫专权时期，只任用易于制服的柔佞之人与其共事，以达到独揽大权的目的。同时，他还极力阻挠玄宗启用新人。天宝六年（747年），玄宗“欲广求天下之士”。李林甫怕玄宗启用有识之士会对他不利，狡猾地利用玄宗对他的信任，略施小伎，最终使全国无一人被选中。他还假惺惺地恭贺玄宗“野无遗贤”，似乎天下贤士都已被录用，草野之士尽是“卑贱愚聩”之人。
李林甫不仅把无才能者“引与共政”，阻挠玄宗启用新人，还对朝中有声望的大臣加以诬陷、排挤、打击，史称其“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前面提到的严挺之，虽被玄宗贬黜，但玄宗始终认为他是有用之才。在时隔多年之后，仍问起他的处境，想重新调他回京加以重用。李林甫又要花招，欺骗玄宗说严挺之年事已高，又患风疾，建议玄宗给他个闲职，让他回家养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李林甫的专权，使唐王朝逐步走向衰弱、混乱的政治局面。唐宪宗时就有大臣尖锐地指出：“世谓禄山反，为治乱分时。臣谓罢张九龄，相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后代许多史家都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玄宗用李林甫为相，是后来安史之乱，唐王朝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李林甫的为人及为官给予全面的否定。
不过，全面否定李林甫的，唐玄宗其实是第一人。李林甫死后不久，还未下葬，其政敌杨国忠就指使安禄山诬告李林甫勾结阿布思谋反。结果，李林甫被削去一应官爵，还剖棺夺去所殓的金紫朝服和含殓的珍珠，改用小棺以庶人之礼下葬，家财籍没，子孙流放。唐玄宗后来逃到四川后，给事中杜元淹问起李林甫，玄宗说：“这个人妒忌贤能，专门推荐比不上自己的人。”杜元淹说：“陛下既然知道李林甫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任用他这样长久呢？”玄宗低头不吭声了。这说明对李林甫的否定并不是后代史学家才开始这样做，而是当事人已经有这种看法了。
也许有人会问，李林甫真的只是一个口蜜腹剑、妒贤嫉能、一无是处的奸相、小人吗？他的得宠仅是因为他用那套奸臣的智术迷惑了唐玄宗吗？
从实际情况来看，唐玄宗对李林甫的为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之所以长期地宠用李林甫，除了被他的巧言迷惑外，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
应该说，唐玄宗是一个较为精明能干且有作为的皇帝。从他早年剪除伯父中宗的韦后和安乐公主，继而又剪除太平公主的势力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及开元盛世的出现，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无奈岁月不饶人，到开元后期，他已逐渐老去，加上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户口赋税都有所增长，使他对朝政之事都不再像当初那样有兴趣、有精力去过问处理。这样，他就需要一个精明能干且又能了解、贯彻他意图的人代替他去处理政事。李林甫正是这样合适的人选。他城府深密，在处理朝政重大军国事务时，是一个颇为老练的官僚。史称其“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一些学者认为，李林甫具有较强的行政组织能力，处理政务也算得上是尽心尽职了。而且李林甫又善于领会玄宗的政治意图，并能贯彻执行玄宗制定的方针政策。正因如此，李林甫成为玄宗的合适人选，代替玄宗主持朝政长达16年之久。
许多学者在批判李林甫的为人和种种恶行的同时，也看到了他在玄宗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李林甫确实是一个玩弄权术、口蜜腹剑的小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在政事的处理上，做到“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他们认为玄宗时期的许多重大而有价值的改革都有李林甫的参与，最有代表性的是有改革税制和修订法典。他协助玄宗在财政、军事、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及法律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李林甫执政时期的政府对外战争连续获得了辉煌胜利，唐朝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唐王朝达到鼎盛。由于政府体制的变化，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姚崇等人全面。
看来，唐朝政坛上的李林甫，的确是个口蜜腹剑的高手，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政坛上翻云覆雨的老手。他的长期执政，是唐玄宗和中唐政治的需要。
（张 丽）
独当国政 杨炎死因之谜
中唐名相杨炎祖孙三代均以孝著称。他由谪臣被超迁为宰相，继而独掌大权。两年之后，为德宗贬杀，死时55岁。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在政治生涯的顶峰一下子跌入低谷，甚至连性命都不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