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记述关于“甘露之变”时均未提及卢仝死于罹难，这说明卢仝罹难说没任何史实根据。如果卢仝果真是死于事变之中，后代的史家是不会漏载的。也许有人会说史书不提与政变无关的人物是为正常，那么，王涯从弟王沐因向王涯求职暂留王宅，与政变也毫无关系，但抄家的时候一起收捕杀害，此事载入了《资治通鉴》，而元和年间，知名人士卢仝被害却只字不提，这是不正常的，这倒说明卢仝被害之事并不存在。
再者，卢仝挚友贾岛在《哭卢仝》诗中没有透露卢仝屈死于“甘露之变”。贾岛诗言：“贤人无官死，不亲者亦悲。空今古鬼笑，更得新邻比。平生四十年，惟著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谁来追？长安有交友，托孤遽弃移。冢侧志石短，文字行参差。无钱买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赠我文，泪流把读时。从兹加敬重，深藏恐失遗。”若卢仝真是屈死“甘露之变”，这等大事，贾岛绝不可能漏而不悼。
此外，卢仝享年几何是考证其生卒年代、死亡原因的重要因素。按常理讲，贾诗“平生四十年”已讲清楚了卢仝的寿数。再拿卢仝在元和五年（810年）前后所写《与马异结交诗》中自述“卢仝四十无往还”，以及此后不久所写《示添丁》中：“惭愧瘴气却怜我，入我憔悴骨中为生涯”，“气力龙钟头欲白，凭仗添了莫脑爷”等加以验证，可知卢仝在元和五年前后已呈现出不久人世的可能。诗人写诗，限于格律，把三十七八岁、四十二三岁都写成整数四十，这完全可信。有人认为贾诗中的“平生四十年是指从成年至罹难的四十年”，而不是寿年。从而把卢仝的去世年代硬是延长到“甘露之变”，用来充当“罹祸说”的佐证有欠妥当。
再则，卢仝有临终“托孤”之举，证明他属正常死亡，而非横死。
贾诗中的“托孤遽弃移”句，可知卢仝的儿子还很小。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韩愈曾有《寄卢仝》一诗，内中有句说：“去岁生儿名添丁。”可证卢仝的儿子生于元和五年。如果卢仝死于甘露事变，那么添丁已经26岁了，早已成家立业，何谈“托孤”？
也许有人会拿刘备托孤孔明时刘禅已17岁，唐太宗托孤于长孙无忌、褚遂良时高宗已 22岁的故事，证明贾诗用“托孤”一词，对20多岁的添丁来说并未背离常理，而这恰恰是典型的背离常理。上述两起托孤事件本身就属非常事件，都以皇帝退位、继主庸碌、当时所处环境复杂等特殊条件作为背景。何况宫廷内部之争情况特别复杂，不宜推论平民百姓之正常托孤。退一步讲，即使卢仝是在添丁20多岁时的“甘露之变”中遇难，那是场突发事变，当时刀光剑影、尸横遍地，卢仝怎能有未卜先知向贾岛从容托孤的机会和时间。可见，卢仝“罹难”托孤之说违背贾诗原意。
此外从卢仝的性格特点来看，他也不可能成为王涯的座上客。
据《旧唐书·王涯传》记述：王涯“贪权固宠，不远邪佞之流”，“性啬，酷好前古名书画，有不可得必百计倾陷取之，逼孤凌弱以积珍奇”。在任盐铁转运使时，“涯榷盐苛急，百姓怨之。及甘露祸起就诛，悉垢之，投以瓦砾，须臾成堆”。王涯这样的为人，作为志怀冰霜的卢仝，怎可能向他高攀结友，更不可能亲热到“会食、留宿”的地步。
又据《旧唐书·李训传》载，王涯被捕前，正在中书省内政事堂会食，会食者皆为同是宰相的贾餗、舒元舆等人，卢仝作为一名白衣寒儒，当然不可能跑到政事堂去参加会食。即使厕身其间，又岂能安于几席。再则，事变发生后，王涯即从宫中仓皇出走，怎可能还在书馆内聚集诸客会食、留宿，“诸客”又怎能安然在这是非之地逗留？
这其中的种种矛盾不难发现，宋元时期的文人笔记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神。如，抓捕卢仝时，因其无发而于脑后加钉，甚至把卢仝在元和五年为儿子起名“添丁”这样一件平常琐事也拉过来作为“脑后加钉”的预兆谶，可谓异想天开。对此事，传述卢仝“脑后加钉”的宋人刘克庆也不以为然，他怀疑这是“好事者为之”，感慨道：“仝处士，与人无怨，何为此谤？”由以上论述可知，诗人卢仝是死于疾病，不是什么偶然卷入“甘露之变”而罹难。他的生年应定在773年前后，比韩愈小5岁，比贾岛长6岁，属同辈人。
真真假假，卢仝的死的确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的。
（毛慧君）
生死两茫茫 骆宾王下落之谜
骆宾王，初唐诗坛的四杰之一。在四杰中，骆宾王的生活经历最为丰富，创作的诗歌数量和质量也超过了其他三人，尤其擅长七言歌行。他的名篇众多，如《帝京篇》为当时绝唱，是初唐诗歌中风骨凝练的名作。他在扬州参加了徐敬业领导的反对武则天的军事活动，兵败混乱中跳水逃亡，不知所终。
骆宾王，浙江义乌人，7岁能诗，尤善五言。他的《咏鹅》诗使他才名远播，有神童之誉：“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不过这位神童的命运并不佳，一生飘零，沉沦破落，为人幕僚，做过几个小县的主簿。他“十年不调为贫贱，百日屡迁随倚伏”，曾官游天南地北，自述“剑动三军气，衣飘万里尘”。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迁任侍御史，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官职，却时间很短，不过数月，最终因向武则天上书言事，被诬下狱。在狱中，他忧愤而作《萤火赋》、《在狱咏蝉》以明己志。第二年被释，被贬任临海丞，在临海前后三年，故后人亦称之为骆临海。
684年，骆宾王在扬州遇到了声称自己是“皇唐旧臣”的徐敬业。此时唐高宗已死，政权落于武则天之手，朝政发生急剧变化，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皇帝，武则天自己临朝称制。她大肆斥逐李唐的旧臣，起用武氏集团的人物。徐敬业是唐朝开国功臣李勣（即徐懋功）的孙儿，他不满武则天的统治气焰，于是开始联络朝臣，并以恢复大唐王朝为号召，在扬州举兵反武，一时应者云集。
骆宾王一生仕途失意，郁郁寡欢，颇不得志，对武氏政权极为不满，于是他毅然投靠徐敬业，做了他的幕僚。他曾以慷慨淋漓的笔致，为徐敬业拟写了《讨武氏檄》。檄文中慷慨激昂，首先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武则天的隐私秽行，并备述他们起兵的目的是“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号召天下来勤王。文末以“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为结尾，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和煽动力。史载武则天看到此文，赫然动容，连忙向左右打听是谁写的，回答是骆宾王。武后听罢，惋惜万分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是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无奈徐敬业军事才能不济，扬州起义仅持续三个月便宣告失败。
徐敬业等人在逃遁中为部将王那相杀害，骆宾王在兵败混乱中不知所之。之后，史书关于骆宾王的下落就有了多种传说。
第一种说法，骆宾王投水自杀。唐人张鷟《朝野佥载》中说：“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徐敬业兵扬州，大败，投江水而死，此其谶也。”投水可备一说，但记载上似乎有戏说之嫌。
第二种说法，骆宾王兵败被杀。《旧唐书》本传记载说：“敬业败，伏诛。”《资治通鉴》卷203载：“敬业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新唐书·李勣传》也有类似记载。除此之外，与骆宾王是世交的宋之问曾经写过一篇《祭杜审言学士文》，文中有句说：“骆则不能保族而全躯。”从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徐敬业兵败之后，非但骆宾王本人惨遭杀戮，连他的全家与族人也未能幸免于难。
第三种说法，骆宾王是逃出了唐兵的搜捕。《新唐书》本传有载：“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这个记载与同书《李勣传》所述则互相抵牾。欧阳修这段资料也有根据，因为唐中宗曾命郗云卿收集骆宾王的遗文，郗云卿在《骆宾王文集序》中说：“文明（684年）中，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这可能就是《新唐书》本传之来源。
不过出逃到哪里，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些记载认为他是逃遁尘世，隐居山林，出家为僧。唐人孟棨在《本事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宋之问有一次在杭州灵隐寺玩月赋诗之时，起先他吟诵了两句诗：“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苦于无佳句可续尾。正沉吟间，一老僧出现，问其所故，宋之问以实相告。老僧听后即言：“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并接连吟了十句诗，完成诗篇，句句精妙。宋之问尤为惊叹，赞服不已。次日拜访，却被告知并无此人。有人悄悄对宋说，这位僧人是骆宾王。当徐敬业兵败之后，徐、骆两人惊慌逃遁，官军追捕不及。官军因为惧怕失职受罚，遂杀了两个与徐敬业、骆宾王面貌相似的人，用盒子盛起他们的头颅，送往京城。这以后即使官军们知晓此二人的下落，也因恐惧欺君之罪，而不敢追问捕杀。后骆宾王便来此寺做了和尚，“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也有人认为骆宾王出逃后一直隐匿在现在江苏南通一带。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载，在明正德年间，江苏南通城东发现了骆宾王的坟墓，墓主衣冠如新。此墓后来迁往狼山，遗迹至今犹存。清朝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的附录中记述雍正年间有一个叫李于涛的人，自称是李勣第37世孙，他说自己的家谱中记载，敬业兵败后，骆宾王与敬业之子共同藏匿于白水荡，以后骆宾王客死崇川。骆宾王的墓就是徐敬业的儿子修建的。
以上三种说法中，因第一种类似谶语，无其他资料佐证，一直被指为不可信。后两种说法，归结起来一认为是被杀马上死了，一认为是逃遁出包围圈没死，后代学术界据此也引起了争论。
主骆宾王兵败被杀的人认为，正史的记载大多认为骆宾王是兵败被杀，而且还有最有力的证据是宋之问《祭杜审言学士文》。骆宾王与宋之问的父亲是同僚，骆宾王与宋之问也是相识的，骆宾王诗集中有《在江南赠宋之问》、《在运州饯宋五之问》、《送宋五之间》等三首赠宋之问的诗。由于两人关系如此密切，可证孟棨《本事诗》所载宋之问在杭州灵隐寺遇骆宾王月夜联句之事十分虚妄，荒诞不经。因既然如上所言，宋之问与骆宾主如此熟识，两人相逢之时，又怎有对面不相识之理？简直前后矛盾，不堪推敲。
主骆宾王兵败后仍活在世间的人则认为，孟棨《本事诗》所载，固然有缺失之处，然其中关于用假首报送给京师的说法，很有可能是真实的。试想那些官兵为了邀功请赏，干出以假换真的勾当来，这在历史上是十分多见的。持这种看法者也将宋之问《祭杜审言学士文》中的“不能保族而全躯”句作为自己的证据，认为谁知道这句子是不是宋之问在当时看到了骆宾王的首级之后才写下的呢？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宋之问看出了首级是假，他恐怕也未必肯说出真心话来。以常理揣度，当时骆宾王全族遇害，是有可能的，但说骆宾王被杀，没有确凿的证据。用宋之问《祭杜审言学士文》中的一句话作为骆宾王兵败被杀的力证，是无法站住脚的。
郗云卿是奉诏搜辑骆宾王遗文的官员，他应该对骆宾王的下落最为清楚，那么为何在《骆宾王文集序》中，他要一口否定骆宾王被杀的说法，却说骆宾王“因致逃遁”呢？看来郗云卿对王那相报送到京师的两颗头颅是否真属徐敬业与骆宾王，是持否定态度的。
还有人认为，骆宾王的《夕次旧吴》、《过故宋》、《咏怀》三首诗，全是感故国之思，叹黍离之情，如“西北云逾滞，东南气转微”、“惟当过周客，独愧吴台空”等，恐非一般的抒发怀古幽情，无病呻吟之作，当是于兵败后，故地重游时骆宾王发出的感叹之声。
郗云卿、孟棨等均是唐朝人，郗云卿更是骆宾王同时代而稍后的人，他们的话相对较为可信。不过如何来面对这些并不一致的说法，我们真的感到很疑惑，急切盼望有关专家给我们一个更为明确的说法。
（毛慧君）
一颗启明星的坠落 王勃“自没”之谜
王勃，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四人，都是当时最有才华的作家，不过四人皆死得离奇。关于王勃的死，有溺水和溺水惊悸而死说，有卒年二十八和三十五说，有死于南海和吴越说。不过无论怎么说，王勃命运多舛的一生虽是短暂，但却十分光彩。
王勃，字子安，绿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有名的才子。他的祖父王通是隋初著名的学者，号“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隋末唐初的著名隐逸诗人。王勃六岁能文，九岁时阅读著名学者颜师古所注的《汉书》，竟能写下洋洋洒洒十卷本的《汉书注指瑕》，指出书中的不少错误。十四岁时，诗文已经写的很出色了。青年时代，王勃就“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他出仕以后，曾任虢州参军，后又因事两次废官，一生郁郁不得志。
王勃是一位才学兼备的青年诗人，写过很多学术著作，在诗歌创作上，他和那些同时期的宫廷诗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其代表作品，是脸炙人口的五言小诗，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名句，琅琅上口且意味深长；骈文则以《滕王阁序》为世人所传诵。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勃）尝以龙朔初载（661年），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竟为雕刻。糅以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绘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从这段评论中可以看出，王勃对“龙朔初载”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人所持的反对态度以及他在诗歌革新领域里取得的初步成绩。
长期以来，关于王勃死因、遇难地、卒年的传统说法，认为他死于坠海，落水地点在南海。这个说法来源于新、旧《唐书》的有关记载。《旧唐书》说王勃因为奔赴交趾探亲而死于上元二年（675年）：“（勃）坠水而卒，年二十八。”而《新唐书》中则记为“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九”。根据《新唐书》推算，王勃死于上元三年（676年）。
与王勃同时代的诗人杨炯也验证了此说，他所撰写的《王子安集序》中也认为王勃死于上元三年。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此普遍接受，深信不疑。然而，有人认为此说颇为可疑。
有学者经过自己的一系列考证，指出了新、旧《唐书》以及杨炯序言中是错误的，并且考证出王勃应死于文明元年八月（684年），享年35岁。同时还考察到王勃的《三月上巳祓禊序》中，有“永淳二年（683年）暮春三月，迟迟风景，出没媚于郊原”的记载，知这年王勃仍在世。其时祓禊的地点应该在江南，可证明王勃晚年还在江南度过了一段为时不短的隐居生活。
有人曾看到过罗振玉校勘辑录的日藏本《王子安集佚文》，是戊午年（1918年）的木刻本。内有附录文一篇，题为《自没后彭执古孟献忠与诸弟书》，这是王勃写给“王六贤弟”的书信。王勃共有排行六人，王劝排行第六，故而名为王六。王劝也是一位颇有文才的青年诗人，《新唐书》是这样夸奖他的：“生子如是，可夸也。”彭执古等人的慰问信中说道：“岂谓贤兄长逝，化为异物。笔海绝流，词岑落构，梁木其坏，吾将安放。下官等慷慨耿介之士，薛萝泉石，过大梁而想侯赢，登九原而忆随会。潘黄门之沼，无复琴尊，孟尝君之池台，空余风月。伤心已矣，如何如何。”因此可知，王勃之死是出于“自没”，即自己沉海而死。
那王勃又是如何“自没”的呢？王勃的族叔王承烈有一篇致祭文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他写道：“悲久客兮他乡，伤非春兮几载。波惊东会，景落西虞。”其中“东会”指的应该是会稽一带，而“西虞”则是指王勃的故里龙门一带，因虞舜二帝都曾在蒲阪建都，故泛称“西虞”。“波惊东会”是说他在会稽一带投水自杀的事实。自杀地点若是在会稽，这便与前文所说的王勃曾在江南有过一段隐居生活互相吻合。王承烈的致祭文写明日期是文明元年八月，就是王勃死后不久的初祭。因此杨炯所说“上元三年”，极有可能是“文明元年”之误。
有了这些历史资料，千百年来王勃之死的谜团便可拨开云雾，昭然若揭。王勃死后，根据王承烈的信件，里面说到了王勃的灵枢问题。“旁问使者乃云：亡从孙灵柩在彼。闻之转增惘然。”这里也恰恰驳倒了王勃死于南海之说。王勃确实去过交趾，而且还在那里奉养过他的父亲。杨炯的《王子安集序》中说道：“弃官沉迹，就养于交趾焉。”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些话结合起来，理解为王勃去交趾而坠入南海呢？显然不能。从王勃的文集中我们可见到王勃从交趾回来写的诸多文章，证明他是平安从交趾回来的。我们只要细细想来便可知，以当时的条件，茫茫大海，在南海是不可能找到王勃尸体的。
那么日藏本《王子安集佚文》的可靠性究为如何？学者发现，这些佚文抄本的末尾载有“庆云四年七月廿六日”的字样。庆云是日本文武朝时期的年号，相当于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若我们假定的王勃卒于文明元年（684年）成立的话，此抄本即在王勃卒后23年所撰。原抄本中还有日本元正天王的御笔。元正为奈良朝的第二代女皇，灵龟元年（715年）即位，养老八年（724年）退位。此书藏于日本天皇宫内厅正仓院的宝库中，是日藏的秘籍，很少出库。考证者又详细诉说了他如何得到这个本子以及后来如何又在美国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获得手抄本的佚文一长卷，上面也写明了原为日本上野氏所藏。另外，学者所见的正仓院影印本里面，其中的“天”、“地”、“星”等字，用的都是武则天时期所独创的字体而写成，至此可判断是唐初抄本，毫无疑问。
学者的言之灼灼，分析得合情合理，证据确凿，把几百年传承下来的有关王勃的遇难，做了一番全新的解释说理，从而推翻了千百年来人们一致公认的南海溺水的事实。
此后也有人发表文章认为王勃南行省父返归途中，遇风浪坠入海中，但终被人救出。因王勃不习水性，受惊后一病不起，卒于高宗仪凤二年，时年28岁。《王子安集》中有《上已浮江宴序》，内容与《三月上巳祓禊序》有很多相同之处，当同为王勃南游过吴越时所撰，具体时间应在他任沛王府修撰期间，即总章二年春，故序文中“永淳二年”应为“总章二年”之误。推考王勃事迹，他当卒于南方，并就葬于南方。王承烈当时的住所与王勃的卒地很远，因而才会作致祭文。也有可能是王勃死后若干年，其灵柩迁回时，王承烈才为文致祭。按这个观点，王勃不是溺水而卒的，而是病死的。也不是死于吴越，而是死在南海附近。吴越的诗文只是他以前路过时的作品。
仅仅凭借着这样一本日藏抄本，便推翻了早已被公认的说法，似乎力量尚显不够。说王勃因受惊而病死，更是一个新颖的观点。看来这个关于王勃“自没”的争论还会一直延续下去。
（毛慧君）
在劫难逃 陈子昂死因之谜
唐初，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浮靡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的诗人是陈子昂，同时在他的政论奏议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和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他的一生经历曲折多变，关于他的死因人们至今仍无定论。
陈子昂，字伯王，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他出生于豪富之家，少学纵横之道，尤爱修仙访道。据他的好友卢藏用记载，陈子昂少时以富豪之家自居，年至十七八而不能知书。但自从跟了博徒进入乡学，便立志学问，谢绝门客，专心研习典籍，广泛涉猎经史百家。后参加进士试，射策高第，官至麟台正字和右拾遗，屡上谏疏，就现实的政治、经济、边防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因其政治生涯都在武则天掌权称制时，很多人便讥讽他不忠，这显然是封建社会的正统观点。实际上，他刚强正直，具有政治抱负，对人民疾苦抱有满腔热情，他的诸多政论文章均展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和关心百姓疾苦的胸怀。最后，因政治上的失败，陈子昂辞官退隐。
陈子昂一生短促，只活了42岁，并且死于非命。对于他的死，历代文人学者和历史学家都给予颇多关注，然而却是各有各的理，难以定夺真伪。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子昂的死是为其父文林郎陈元敬的去世悲伤过度而致。大历六年（771年）赵儋代梓州刺史鲜于所撰建德碑，说道：“及军罢，以父年老，表乞归待。至数月，文林卒。公至性纯孝，遂庐墓侧，杖而后起，柴毁灭性，天下之人莫不伤叹。年四十有二，葬于射洪独坐山。”碑文中显然没有提到有他人杀害的可能，只是至性纯孝，为父守丧庐于墓侧，悲伤过度而死。
不过从唐代开始，很多人提出他是被人杀害的。杜甫曾到过陈子昂故居，之后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中说：“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到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可见，杜甫对陈子昂是遇害而死的说法深信不疑。那么，陈子昂究竟是因何缘由而死的呢？
卢藏用是陈子昂的生前好友，他在《陈子昂别传》中记载，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在朝中任右拾遗的陈子昂上表，以父老乞罢职归侍。武则天下诏允许他带官还乡，仍领右拾遗薪俸。这年秋天，他回到家乡射洪。第二年七月，陈子昂的父亲病故，十月葬父于武东山南的石佛谷中冈，并为其撰碑。守丧期间，“子昂性至孝，哀号柴毁，气息不逮。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荒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已，数舆曳就吏。子昂素嬴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气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巫，卦成，仰而号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于是隧绝。年四十二。”由这段话，我们可看出：陈子昂过分伤悲是其死亡的因素之一，更主要的是受到县令段简的逼迫，当官吏们用车子把他拉去时，他自度性命难保，忧愤至极，含冤死在狱中。
《旧唐书·陈子昂传》基本上承袭了此说法，所不同的是《旧唐书》把“舆曳就吏”改为“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段简找到了一个罪名把陈子昂关押在牢狱中，使得陈子昂悲愤交加，后抑郁而死。而《新唐书·陈子昂传》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肯定“果死狱中”。如此便得出结论：陈子昂确为段简所害，且死在牢狱中。
但是，上述说法似乎也有问题，只要稍加思考，我们便会发现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陈子昂虽然曾因参谋帷幕，被逆党陷害入狱，后又被贬为军曹，但在圣历元年（698年）五月十四日《上蜀川安危事三条》时，恢复了“通直部行右拾遗”的身份，此后不过数月，又解官归侍，“天子优之，听带官取给而归”，由此说明他得到了武则天的许可，带职带薪归乡。段简这么一个小小的县令，怎么敢随意加害朝廷命官？南宋哲学家叶适提出了大胆怀疑，他说：“子昂名重朝廷，简何人？犹二十万茗为少而杀之，虽梁冀之恶不过。恐所载两未真也。”（见《习学记事言序目》卷41）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唐朝人已经有了怀疑，唐代文学家沈亚之在《上九江郑使君书》中曾作过探究。他指出：“乔（知之）死于馋，陈（子昂）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克害。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见《沈下贤文集》卷8）沈氏认为武三思是指使段简加害于陈子昂的，据此，人们才开始关注起陈子昂的死同武三思有关。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对此也深表赞同。他说他一直怀疑陈子昂是被人谋害的，等到读了沈亚之的文章，才知道和他想法一样的大有人在。正因为被害，所以陈子昂最后在牢中只能仰天号叫：“天命不佑，吾其死矣！”
当代学者王运熙也赞同这种观点，他推测：“像子昂这样的持身正直而坚决反对淫刑的人物，恐怕是早被武三思认作了眼中钉（前此子昂坐逆党下狱，可能即出于武三思这类人物的陷害），只是到这时才有机会假以段简之手致害罢了。”（见《陈于昂和他的作品》，附于《陈子昂集》）如此一来，有武三思为主谋，才有段简的直接加害，“果死狱中”便顺理成章。近年来，国内诸多文学史教材都沿袭了这种说法。
其实，陈子昂的死因，还是没有解释明白。武三思最多是个幕后操纵者，直接下手的人是段简，《新唐书》中所记的段简就是一“无气骨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隋唐史专家岑仲勉曾在《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中提出质疑：“以武后、周、来之淫威，子昂未之惧，何独畏夫县令段简？”由此可推测：如若陈子昂没有反抗武氏的计划，则必然就有诛讨武氏的傲文文献留存。《陈子昂别传》里的“附会文法”，其实是饶有深意。一个地方上小县令的颜色，陈子昂又有何惧？要说陈子昂为什么不堪段简的逼迫而一死谢之，实际上就是这个原因啊。
不过这种观点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近年来出版的《陈子昂诗注》一书中，注者彭庆生修年谱一篇附在书内，对岑仲勉的推想不以为然，他说岑氏所怀疑的东西，“唯推想子昂有反抗武氏之计划或文字，却未免凿空。依当日情势，倘子昂有此种计划或者文字，段简必然上奏，断无权擅自处理，而《别传》亦不得言其‘附会文法’”。如此，岑仲勉的讲法定是凭了自己的想像说陈子昂有反抗武则天的文章和计划。从实际来看，史书中的确是没有提到过陈子昂有这样的一些活动。
然而《学术月刊》1983年第2期发表的葛晓音的文章，继续为岑仲勉的推想作了充分论证，认为陈子昂的集子中《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可能就是他招祸的直接原因。这篇碑文中的“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大运大齐，贤圣罔象”等言语，其言外之意显然说的是武后不应天命，并非圣明之君，这样一来，犯了武后的大忌，段简便得以抓住这个把柄，以碑文附会律法。按大唐律法“十恶”条中第“六曰大不恭敬”，其中“指斥乘舆”、“无人臣之礼”都是难以逃脱的死罪。别说陈子昂是一个小拾遗，就算是宰相也在劫难逃。
即使是依据该文所论，对陈子昂的死因，仍有疑团，诸如：陈子昂的招祸与武三思到底有何关联？武三思是奉了武则天的命令来杀陈子昂的吗？是“果死狱中”，还是死于“舆曳就吏”之时？是“为县令所杀”，还是“不堪其逼遂一死谢之”？这林林总总的问题看来还有待专家学者解开谜底。
（毛慧君）
终南辋川一家吗 王维辋川别业之谜
王维号为隐逸诗人之宗，中年以后思想消沉，长期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在不放弃功名利禄的情况下标榜自己超尘出世。关于他这一段时间的隐居处所，现在的文学史家一般都认为有两个地方，即“终南别业”以及“辋川别墅”。
王维，字摩诘，原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其父迁家于蒲（今山西永济），遂为河东人。他同许多唐代诗人一样，是一个早熟的作家，史家称他九岁知文。现存他的文集中尚存着几首他少年时代的作品，如《题友人云母障子诗》，为十五岁所作；《洛阳女儿行》，十六岁作。他十九岁赴京兆府试，举解头。又过两年，他擢进士第，释褐为太乐丞。他不仅能诗，还精通书画与音乐。曾任右拾遗，累迁监察御史、吏部郎中、给事中等官职。中书令张九龄对王维很赏识，一再提拔他。但此后由于张九龄罢相，他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开始过着一种亦官亦隐的生活。他不愿意与李林甫同流合污，谄媚自进，但在政治上又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没有毅然辞官归隐。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开元二十九（741年）至天宝三年（744年）之间的几年里，隐居终南别业，后来在蓝田辋川得到宋之问的别墅，生活更为悠闲，作为他和母亲奉佛修行的隐居之所。安史之乱后，王维为安禄山所获，强迫他任伪职。肃宗回京后，他一度被贬官，最后升迁至尚书右丞，卒于官。
辋川别业作为王维最后的隐居之地，引起了后世学者极大的注意。因王维众多的诗文，如《辋川别业》，均描写了辋川这个地方的自然风景，要了解王维的平生以及他的思想，就要弄清他的这所别墅的方方面面。
专家们认为，要揭开王维别业的面纱，首先要弄清“终南别业”以及“辋川别墅”这两处地方的地理位置及其由来。
前人在提到王维隐居的事迹之时，对“终南别业”和“辋川别业”并不区分，包括李肇《唐国史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都只提到王维在蓝田辋川有一处别业。这些原始材料，并未把所谓的“终南别业”作为辋川以外的另一个隐居的别业来看待。这种说法，一直要到最近才开始流行。
然而，毋庸讳言，在王维自己创作的诗歌中，确实出现过“终南别业”和“辋川别业”这两个不同的名称。这两处别业到底位于何处？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否因为它们名称不一致，就肯定意味着这是两处在不同地点的隐居别墅呢？这一问题，从进一步弄清王维的生平事迹来看，有必要一探究竟。一般来说，有以下两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这是两处别业，分别在不同地方；其二，认为“终南别业”就是“辋川别业”，指的是王维的同一处所。
多数人持有第一种观点，其中以陈贻焮先生的说法作为代表。陈贻焮先生在《文学遗产》1985年增刊第六辑发表的《王维生平事迹初探》，根据王维的《终南别业》一诗，从而推定诗人是在开元末年到天宝三载之间，隐居在“终南别业”，此后始隐居蓝田“辋川别业”。后来出版的一些诗歌选本和文学史著作，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这种意见作为一项新的成果来加以肯定和采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唐代文学史》是一本权威的文学通史著作，内中也是这样阐述的。
然而，近年来一些学者考订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从地理位置来看，辋川在终南山一隅。
王维步入中年后，确实曾在长安南郊终南山一带隐居过，这从他本人的诗集中，可以找到不少确凿的证据。如《终南别业》、《答张五弟》、《送陆员外》等，提供了一些可靠的线索。如《答张五弟》云：“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送陆员外》：“行当封侯归，肯访南山翁。”都说明王维在邻近终南山的地方，有一个隐居的处所。
那么这个隐居的别业到底在终南山什么地方？若撇开具体的地理环境不谈，仅根据王维诗中的线索，那么在《王右丞集》中确实既讲到了一个“终南别业”，又讲到“辋川别业”，好像指的是两处不同的地方。但是，若我们作些细心考察，结合资料查证“终南别业”实际含义，便可知道辋川之于终南，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确实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王右丞集》卷1《赠徐中书望终南山》一诗，清人赵殿成《集注》于此诗注云：“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歧郿鄠，长安万年，相去六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从“东彻蓝田”这句话中，可见，终南山由西向东贯彻于蓝田县的全境。徐坚《初学记》卷5“终南山”条下，也引用《福地记》云：“其山东接骊山、太华。西连太白，至于陇西，北去长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连属东西诸山，周回数百里。”根据这些材料的叙述，可知古代人习惯上说的“终南山”，是指长安及关中以南，“西起秦陇，东彻蓝田”这一长段连绵峙据的群山，它包括的地区是极其广大的。
按照唐朝京郊的府县建制，此山所经涉的地域，包括了蓝田、万年、长安、鄠县及其以西一大片地区。所谓“带雪复衔春，横天占半秦”，凡属长安及关中南面的诸山，都可总摄于“终南山”或者“南山”这一名称之下。韩愈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南山诗》，极力铺陈终南山的巨大气魄和恢宏奇险的壮观：“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里的情况。
至于蓝田和终南山的关系，地理志说得非常明确。因为终南山东彻于蓝田县境内，故而古代人讲到蓝田的一些地方，往往就会直接把它们同终南山联系在一起。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颖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这里提到了“蓝田南山”，颇可说明蓝田与终南山的密切关系。
蓝田既然是终南山东面，那么王维的蓝田“辋川别业”又在哪里？我们可从有关地理志中知道，唐代的蓝田是京兆府之京畿县，其县治设在峣柳城，峣柳城俗称青泥城，也就是现在的蓝田县城。而终南山的位置则连绵耸峙于县城之南面，自西向东横贯于整个县境。至于王维“辋川别业”的所在地，赵殿成《王右丞集注》卷7引《雍录》云：“辋川在蓝田县西南二十里，王维别墅在焉，本宋之问别圃也。”又引《陕西通志》：“辋川在蓝田县南，峣山之口。”
清代编修的《嘉庆一统志·西安府》，转引《蓝田县志》的记载，对于“辋川别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叙述详尽：“辋川在县正南，川口即峣山之口，去县八里。两山夹峙，川水从此北流入灞，其路则随山麓石为之，计五里许，甚险狭，即所谓匾路也。过此则豁然开朗，四顾山峦掩映，若无路然，此第一区也。团转而南，凡十三区，其景愈奇，计地二十里而至鹿苑寺，即王维别业。”
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3，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峣山之口，就是辋谷之口，辋水由此流出注入灞水，即所谓“谷口”是也。进入了谷口，便到达了辋川的地界。谷口是骊山和蓝田山的相接处，也是骊山和整个终南山的分界处，凡去此以前的蓝田境内诸山，皆属于终南山的范围。王维的“辋川别业”，其地点即在谷口向南团转而行20里处，恰好处于终南的北麓。以此，王维在“辅川别业”居住，南向即可望见终南山绵延不断的峰峦。
其诗《答张五弟》以及他的《山中示弟等》：“行山阴多北户，泉水在东邻。”这两首诗有关的描述，实质上都点明了他的这一处别墅即在终南山阴。
还有，王维的《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光》：“悠悠西林下，自识门前山。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作者在此诗题下做了注解：“山西去，亦对维门。”大约崔季重的山居，即在王维“辋川别业”以东不远，故诗人有“悠悠西林下，自识门前山”之谓。所以在他们的家门口，都可以看到终南山“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的景象。
从这些史料和王维诗作中，可以推论王维蓝田“辋川别业”具体的地理位置，当在终南山之东缘北麓，应当和终南山相当靠近。
王维《辋川集序》云：“余别业在辋川山谷。”所谓的“辋川山谷”，就是“辋谷”。宋敏求《长安志》卷16有云：“辋谷水，出南山辋谷，北流入灞水。”十分明确地把辋谷包罗在终南山的范围内。王维的“辋川别业”，从地理位置上说，同终南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们基本上是连为一体。
实际上，很多人一般只注意到“辋川别业”属蓝田县，而往往忽略了这个隐居别业就在终南山之下。这样的疏忽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这“辋川别业”与终南山并不相干，而当发现王维的诗里还提到一个什么“终南别业”，便误认为这和“辋川别业”并无关系。
王维隐居，保持了他的洁身自好，使他获得了一种平和宁静的心境，使他得以从混浊的官场中脱身出来，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他站在理想的高度追求大自然的美，努力发掘自然美的奥秘，创作出大量意境壮美、幽美的山水田园诗。这位天才诗人死后，被安葬在辋川别业旁。这样说来对王维隐居处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个文学史上的谜案相信总有解开的一天。
（毛慧君）
何处是故乡 李白出生地之谜
明人胡应麟曾慨叹：“古今诗人出处，未有如太白之难定者。”李白，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身世实在是扑朔迷离。有关他的出生地，至今已有金陵、山东、陇西、蜀中和西域诸说。你认为哪种说法更为可信呢？
绵阳李白故里 《静夜思》这首家喻户晓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诗歌，与人类的那种挥之不去、愈酿愈浓的思乡情结有着强烈的心灵共鸣。然后这首诗的作者李白，他到底是何方人士，低头所思念的故乡到底在哪里呢？古往今来，难以捉摸。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有的说在蜀中，有的说是山东，也有人说他出生在甘肃，有的却干脆说他是“胡人”。现代诗人余光中曾在他的《寻李白》中这样写道：“一贬世上已经够落魄，再放夜郎毋乃太难堪，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不知归去归哪个故乡？”那么，李白究竟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与李白同时代的一些人，如李白从叔、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李阳冰，李白的诗友、李白诗文集《李翰林集》的编者和序言作者魏万，以及李白好友范伦的儿子范传正等，都认为李白是蜀人，就是今天的四川这块地方。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写道：“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高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其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也写道：“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其父）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辅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
读一读李白的诗文，可以看到，这位大诗人自己也认为是蜀人。例如，李白离开蜀中、乘船过三峡至荆州时写下的《渡荆门送别》诗中这样写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遥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这里李白把从三峡奔腾而下的长江水，称为“故乡水”。可见，李白是把位于长江上游的巴蜀看作是自己的家乡。再如，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又写道：“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有七泽，遂来观焉。”他把司马相如称为自己的同乡，而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从这里也可见李白把自己看作了蜀人。
来到四川省江油县青莲镇（唐代为昌明县青莲乡），我们便可实地看到不少可以证明这里就是李白故里的实物文献材料。在青莲镇的西北处有一座山，名匡山，相传是李白少年时代读书的地方。镇西大约半里处，有清代乾隆年间重建的李白故居，名曰“陇西院”。院后还有李白胞妹月圆之墓。院门口有对联云：“弟妹墓犹存，莫谓诗人空浪迹；艺文志可考，由来此地是故居。”和“陇西院”遥相呼应，紧靠盘江北岸的，是清代嘉庆年间修建的“太白祠”。在江油县西侧，还有一座长庚寺，这座寺庙内有宋人杨遂撰写的《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上面写道：“先生旧宅在青莲乡……”碑文末尾，还题有“大宋太宗淳化五年”字样。另外，江油县还有一块相传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所书李白诗《赠江油尉》的碑石。这些遗迹，在江油县有二三十处之多。清代同治年间的江油县令、《江油县志》编撰者霍揖曾写道：“匡山下临陪江水，中有谪仙人故里。道旁父老为我言，飒爽英姿疑未死。”这些材料都告诉人们，李白的籍贯在四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