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王朝之谜》
作者：杨师群【完结】
内容简介：
宋与汉、唐、元、明、清诸朝相比，在疆域方面，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显得局促了许多。宋在与北方辽、西夏、金、元诸政权的角逐中从来没有占过上风，在军事国力方面也给人们一个相当脆弱的印象。大规模的战争和肆无忌惮地杀戮，造成令人痛心且无可弥补的损失，其中许多珍贵的史料因此流散遗失，也在客观上造成许多历史之谜。
序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门无人不参与、无人不受影响的学问的话，那就是历史。
每个人，无论他(或她)是否愿意，实际上都是人类历史的组成部分，他(或她)的一切活动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尽管不一定被以文字记录下来，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可供复原的信息。即使是完全没有历史意识的人，也避免不了历史的影响，一般来说，他(或她)在一生中总要追溯家族或个人的往事，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往事的影响。一个人的经历再丰富，所处的时代再重大，与人类悠久的历史及其壮阔的波澜相比就显得极其渺小，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历史能给人理念、知识、智慧、乐趣和享受，是其他学问所无法替代的。另一方面，要了解一个个人、群体、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也必须从其历史入手。不了解其历史，就无法理解其现状，也难以产生真实的感情，维持必要的信念。所以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说法:“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但到目前为止，时间还是不受人类控制的客观存在。除了少量遗迹遗物外，人们无法直接观察过去存在过的事和人。尽管历史是过去曾经出现过的事实，但想了解历史，只能通过能够显示或反映这些存在的信息(主要还是文字)的记载。随着资讯的发达，文字以外的信息，如照片、图像、音像、实物等今后也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无论如何，历史都不可能是以往直接、简单的复原，只能是后人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所谓“意识”和“选择”，不仅是指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应该考虑历史的接受者。同样的史实，不同的叙述者完全可能选择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侧重点，运用不同的叙事方法，寄托不同的感情，同时也应该考虑针对不同的对象。
历史学者应该明白，绝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为了获得信念、知识、智慧和乐趣，所以必须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他们便于接受、乐意接受的读物，而不能一味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近年来，戏说历史充斥于影视，固然使历史学家不无忧虑，但另一方面也正说明民众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我们“正说”历史时也能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何愁缺乏读者?也就不必担心真正的历史不为人所知了。
这套《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共九册，达数百万字，分别是《大唐王朝之谜》、《大宋王朝之谜》、《大明王朝之谜》、《大清王朝之谜》、《中华民国之谜》、《中国宫廷之谜》、《中华国宝之谜》、《中国王陵之谜》和《中国帝后之谜》。作者都是上海高校的历史教师或专业研究人员，我与他们虽然素不相识，但了解了这套书的概况后，感到他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尽了一位历史教师的职责——不但要在课堂上教历史，还应该向全社会普及历史。
或许有人以为，近年来图鉴、故事体的历史普及读物已经出版过不少，如上海就有辞书出版社的《中华文明传真》、人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通史图鉴》，最近出版的《话说中国》更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高质量的读物大多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备受读者欢迎。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选择；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尽可能采用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是这些读物的共同特点。只要做到了这些，这类书应该多多益善。而对我们这个拥有上亿读者的国家来说，对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来说，已经出版的这些书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不同的作者和不同的读者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这套书也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至于书名所说的“谜”，只是一种叙述的方法，作者提供的还是“谜底”——历史真相。其实有的谜早已不成其谜，已有公认的答案；有的却不只一个谜底，还有的至今尚无谜底，或许永远不会有谜底。这不是作者偷懒，或故意留一手，历史就是这样——是千古遗憾，也是永恒的魅力。读者有兴趣，不妨自己也去找找谜底!但历史本来就是个大迷宫，小心别走进死胡同。
葛剑雄
2005年7月
前 言
两宋历十四世十八帝，约三百二十年。与汉、唐、元、明、清诸朝相比，在疆域方面，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显得局促了许多。宋在与北方辽、西夏、金、元诸政权的角逐中，从来没有占过上风，在军事国力方面，也给人们一个相当脆弱的印象。然而说到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宋代绝不比他朝逊色，甚至还时显优势。比如说，宋代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史王朝中较为开明的，皇权稳固，优礼儒士，注重文治而杀戮较少。四大发明中，火药的完整配方及其应用于军事，以天然磁石制造指南针的方法，印刷术方面发明活字排版等，都出现于宋代。而其商品经济的繁荣程度也是令人想当惊讶的，一些重要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百万，这在当时世界上更是绝无仅有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就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所以，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
中国古代纪史的文化传统，到宋代也表现得更为浓烈。首先，政府十分重视当代史的编修工作，史馆组织相当严密，修史制度也比较健全，《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种类颇多，卷帙浩繁。其次，在士大夫中，私修和编写当代史著作也蔚为风气，现代存留下来的几部重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私人修撰的。另外，在士大夫们的文集中，也大量保存了一些当代史料的记录。再加上雕版印刷的普遍推广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许多大部头的书籍开始印刷发行，尽管在宋金之际、宋元之际乃至元明之际的战争岁月中，许多史籍都遭到被毁的浩劫，但从总体上而言，宋代保存下来的史料要远远超过前代。
其颇为丰富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大宋王朝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然而不要以为这些史料就能较准确地反映历史真相，如何判断有关史料的真伪价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要知道任何史料的作者都是具体的个人，任何人都存在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局限，一些事情的记载就难免出现一定的错位，如果对同一事件没有多种史料和不同角度的考量，就很有可能产生对历史的误读。反过来，如果同一事件有多种史料和不同角度的解说，往往又会产生一系列的分歧和疑问，乃至形成一个个历史之谜。如何破解这些疑问和难题，都是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读史者不能迷信书本，而须努力拨开史料记载中的重重迷雾，才能逐步接近历史的真相。
更有甚者，有些文人在记载历史时，常常会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歪曲事实乃至编造历史，这样就使有关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甚至扑朔迷离。有时这样做往往还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如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史官，其写作与记录中都渗透了给皇帝及其统治集团涂脂抹粉的印记，为尊者讳的传统在中国根深蒂固。这样的史料在中国古代绝非少数，可以说其中充斥着许多是非颠倒的描述，误导后人，误导民众。我们如何将这些史料中涉及“为尊者讳”的内容拨乱反正，还人们一个较为清晰的历史真相，这需要有相当的学问功底，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才能从这些历史的迷宫中信步走出。
同时，中国古代王朝专制统治后期出现的政治动乱，形成为一种周期性的大动荡、大破坏，其大规模的战争和肆无忌惮的杀戮，对前政权所创造和保存的文化成果往往采取毁灭性手段，造成令人痛心且无法弥补的大损失，其中许多珍贵的史料因此流散遗失，也在客观上造成许多历史难解之谜，君主专制体制还不时采用残酷的文字狱，对敢于直言的文人进行迫害，这更使知识分子的心灵遭受难以弥合的创伤，一些敢于写出鲜血淋漓的真实历史及其感受的文字遭遇封杀，许多人就此不敢直面史实，这又在主观上造成许多历史难解之谜。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也会产生相当大的距离，有的甚至大相径庭。或者说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历史是活的，而非死的；人们总是生活在一个评判历史的过程中，解决了旧的疑问，又会产生新的疑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并非荒唐之语，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绝非可以一次完成和穷尽，随着人类历史思维结构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相信对历史也会同步走向更深入的真实。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大宋王朝之谜》，只是现阶段我们所面对的相关史料，结合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所作的一个较为通俗的介绍，感谢这些历史学家的辛勤劳动，为笔者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基础，希望它能引起历史爱好者的兴趣，帮助人们去作进一步的探索。
还想强调的是：历史是现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不懂得历史的重要性，也就是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民族，都是愚昧的民族。我们对古代王朝之谜进行认真剖析和介绍，其最终目的无非也是希望让这面镜子显得更清晰一些，从中得到更多更深刻的启迪。
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朱新华、杨宽正、董小平、黄秀芳、董绍雄、荣智丰、罗景、徐云史、姚永昌、陈实、汤永星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使我得以顺利完成本书，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杨师群 于华政院联谊书屋
宫廷秘闻
大宋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宋太祖，这一基本史实并不存在疑点。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次政变的过程中，有关史籍的一些细节方面描述充满着矛盾，主要围绕赵匡胤是完全被动接受着黄袍加身，还是其集团进行的一次早有预谋和准备的政变？有关的史料与素材矛盾百出，使这一事件的进程变得扑朔迷离。
宋太祖像 五代末，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接到镇、定二州的军情急报，说北汉勾结契丹，大军声势甚盛，南下侵入边境，形势十分危急。宰相范质、王溥等商讨后奏准太后，立即派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诸将领兵出征。大将慕容延钊简选精锐，率前军先行启程。赵匡胤调集各路人马，领大军也即北征。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诸将聚谋，以为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也为国家着想，不如立太尉为天子，然后北征也不晚。乃找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商议。光义以为：哥哥忠赤，不会同意。赵普认为：外寇压境，大敌当前，应先御敌，战归再议。而众将坚持，说：“若太尉不受命，六军难以向前。”此时，赵匡胤却醉酒卧营不省，众有拥立之意的将士便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军营四周呐喊声起，震动原野。光义与赵普入营告知，而诸将士也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有人把皇帝的黄袍加到他身上，众人都罗拜庭下，口称万岁。匡胤要推辞，众人不答应，并相与扶匡胤上马，拥逼南行。匡胤在马上说：“你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那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不做这个皇帝，”众将下马回答：“惟命是从。”然后匡胤严肃颁布了有关入京以后士兵秋毫无犯的约法，并令众立誓，这才率军返回开封城，遂取代后周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
上述故事情节，主要意译自宋代最具权威的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其他重要史料记载也所差不多。从其具体过程考察，此次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的旧例行事，赵氏集团事先并不知情，赵匡胤完全是被动接受众将的请求，不得已才同意做皇帝。然而从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却使人感到其描述是大有疑问的，黄袍加身应是一次有预谋有准备的政变，所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岳蒙泉《绿雪亭杂言》）。
赵匡胤出身将门，二十二岁时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30岁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高级将领铁哥们，号称“义社十兄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显德六年（959），三十三岁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执掌了禁军最精锐部队。六月，周世宗去世，恭帝即位，时才七岁，太后也年轻少谋，孤儿寡妇无能力执政，几位宰相也较懦弱。而这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可以说一场政变在如此成熟的条件下已开始酝酿，问题只在于找一个怎样的契机发动而已。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时都下欢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说明此事，早在政变之前已于京城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且能断定政变将发生于“出师之日”，此绝非普通民众所能猜测和指定的。所谓只有“宫中未之知”，应指宫廷中后周皇帝的孤儿寡妇还被蒙在鼓里。不能判定的是：这些传言是赵氏集团为政变故意所做的舆论准备，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有关征兆的预见中所作的推测？大军在开拔途中，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苗训，也指点了当时“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天命”。这一宣传与京城传闻相配合，使人有故意作舆论准备之感觉。
此传闻在京城造成民众如此的恐慌，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听说，那么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是否知晓呢？如果知晓，他们仍派赵匡胤率军出征，是否与赵氏集团同谋呢？不过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范质与王溥似乎又不知情。据有关记载，兵变消息传到京师，范质受到太后的谕责，退出朝门，握住王溥的手道：“仓促遣将，竟致此变，这都是我们的过失，为之奈何？”王溥听了发愣而无法回答，忽口中呼出呻吟声来，原来范质握手之指甲已掐入他的手腕，几乎出血。赵匡胤入城后，还对范质等人“呜咽流涕，其言拥逼之状……（范）质不知所措，乃与（王）溥等降阶受命”（《宋史·范质传》）。等到赵匡胤诣宗元殿行禅代理之时，召文武百官就例，班定礼仪程序之时，独缺周帝禅位制书，这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完成此禅位之礼，使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像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员已早有准备，而宰相范质等居然一点也不知情，似乎又很难说得过去。
《宋史·杜太后传》载，杜后得知其子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脱口说道：“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依然谈笑自若，没有任何惊诧之表情。《涑水纪闻》也载，杜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据说，匡胤年轻时，杜氏劝他好好读书，匡胤奋然回答：“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事扰乱，愿习武艺，安邦定国。”杜氏笑道：“儿能继承祖业，便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哩。”匡胤道：“唐太宗也不过一将门之子，后造成帝业，儿想与他一样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母亲以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后来往往没用，还是读书去罢！”而这时，连年老的母亲都变得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惊，说明赵氏集团对这事的准备应已相当充分。所以后人以诗刺讥道：“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一些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据说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卦皆不应，最后唯剩“天子”时，一掷而得此卦。这事真伪已无法考定，然而从其为当时广为流传的轶闻而言，也或是赵氏集团所作的舆论准备，至少说明赵匡胤自己早已对此事有所谋划。而政变发生之际，赵光义和赵普马上派快骑入京，通知其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改朝换代的接应准备。有意思的是，此时赵匡胤居然醉酒卧营不省，而使将士们环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这一情节是真实的，还是故意做作，抑或后人编造？也令人颇感困惑。
大军返回京城，城门早在石守信诸将的控制之下，不但入城顺利，整个京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乱。时正早朝，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入城的殿前司勇将王彦升追杀，并诛灭其全家。这是后周将相中唯一的罹难者，他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抗，就被迅速剿灭，如没有事先布置安排，怎么会如此周全。当然，事后还要演饰一番，将韩通以礼葬之，并嘉其临难不苟，增中书令之职。有意思的是，后来宋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供有韩通的画像，立即令涂去，应是内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边境军情告急，这才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为何黄袍加身后便率军回京，而不用去抵御强敌了呢？有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查初白《敬业堂集》）。一般认为，镇、定二州是在谎报军事，以配合此次政变。这样，镇、定二州节度使也理应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了。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镇、定二州军情并没有谎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契丹国志》诸重要史籍都有相关军情记载。而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据《宋史》两人的传记所载，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密奏：“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同时，孙“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诏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被人告密，令举族迁赴都城，审问后削夺官爵，勒归私第，并严惩其部下。可见，两人不可能属于赵氏集团成员。那么，为什么北汉与契丹入寇之军队没有长驱南下，确实令人不解。其后，郭崇曾来报：“契丹与北汉军皆盾”。为什么会自动撤退呢？难道是其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入侵，得知政变后“宋立国安”，就自动退兵了吗？
五代诸帝多由军队拥立，如唐废帝李从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它是唐代藩镇割据后军人擅废立之权而留下的遗风，自然为儒家正统思想所不齿。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以洗刷其篡夺王位的千古骂名，由是在有关文献中遮遮掩掩，弄得历史记载矛盾百出，整个过程疑团丛生。再如邵伯温在《闻见录》中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认为赵光义压根儿就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而有的史书（《太祖实录》新版）却说，陈桥兵变后军队入城，秋毫无犯，是光义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约法立誓之举。这里是趁机烘托宋太祖的高大形象，亦可见官方在有关文献记载中所做的手脚。实际上，赵匡胤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动荡和中原分裂的政局，拉开了经济与文化都颇为繁荣的宋代序幕，是有功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对其如何取得政权的细枝末节已不太在意了。
酒酣耳热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谜
“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历史事件，说的是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天下后，又对那些作为开国功臣的高级将领们产生猜忌，担心兵变夺权的故事重现，于是导演了一出用酒宴解除众将兵权的活剧。千余年来，人们一直将它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各种相关的历史书籍中重复着。然而近来有学者指出，这幕有声有色的历史剧，很可能出自宋代文人的杜撰和演绎，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果真如此吗？
建隆二年（961）七月，也就是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宋太祖召宰相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就换了十个姓，战事频繁，苍生涂炭，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从此停止战争，为国家长久考虑，应该怎么做？”赵普回答：“陛下能考虑到这些，真天下人民之福也。唐末以来，兵战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武将兵权太重，君弱而臣强。今天要治好此患，没有别的奇巧办法，惟有夺其权力，收其精兵，控其财政，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话还未说完，太祖插言：“卿不用再说，我已明白了。”
一天晚朝结束，宋太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来石守信、王审琦等一班禁军宿将。饮至酒酣耳热之时，太祖屏去左右侍从，对这些战友勋臣说：“我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劳非常之大。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的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安枕而睡呵！”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何故呢？”太祖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人一听，连忙惶恐的起身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太祖说：“不对吧，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你们的麾下的将士如果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办不到吧。”众将这时已一身冷汗，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于是一边流泪，一边叩首，连声祈求：“臣等愚钝，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太祖坦然开导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所以企求富贵者，不过多积攒些金银，自个好好享乐，也让子孙不再贫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再多买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还可以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共享富贵。这样，君臣之间，都无猜忌，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众将听罢，都一再感谢太祖为臣下想得如此周全。
第二天，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司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司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都虞侯张令铎等都上疏称病，求解兵权。宋太祖一概允准，皆以散官就第，并给以丰厚的赏赐，然后派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使禁军中资深的将帅都先后离开军队，只剩下几个职位较低、资历浅薄，且才干平庸的将领，皇权比较容易驾驭。太祖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弟弟赵光义做了张令铎的乘龙快婿。宋太祖就是这样用酒宴解除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又用赏赐金钱和联姻手段消弭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从而解决了宋代巩固政权统治中的一大难题。
上述故事主要取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作了详细记载，此外，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也在其著作中记录了这件事。这样，人们就把它作为宋初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认为宋太祖此举，非常成功地消弭了五代以来武将左右政权的祸患，为加强宋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开辟了道路。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书中，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故事，史学界也很少有人怀疑。直到20世纪90年代，顾吉辰先生在排比和考证史料的过程中，对这一生动又带有戏剧性的历史故事提出了质疑。
宋人首先有与这事相关的记载，是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谈录》。丁谓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宰相赵普对太祖说：“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不能再让他们领兵了。”太祖问：“难道这二人会要造反吗？”赵普回答：“这二人肯定不会造反。我仔细考察过他们的才能，担心的是他们不能制伏下属。如果发生其属下将官要造反的话，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太祖又问道：“这二人受国家如此重用和恩惠，难道会有负于我？”赵普从容回答：“只怕就如陛下，怎么也负于周世宗呢？”太祖顿时大悟，就听从了赵普的提议。
这段记载说明，解除众将的兵权是宰相赵普的建议，且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太祖是在被说服后，才按照赵普的建议而着手进行解除兵权这件事的计划。其中没有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发生，而赵普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到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笔录》中，就出现了“杯酒释兵权”故事的雏形。不过，王曾是这样描述的：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来石守信等宫中酒宴，谈到过去彼此亲密无间的快乐往事，就乘机明白告之：“我与诸位，兄弟相称，义同骨肉，哪里有什么芥蒂？但是言官们进说不已，我也不得不有所考虑。以今天的情况讲，不如各位自选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而租赋所入，也足以自奉，这样悠哉游哉地安度晚年，不亦乐乎？我后宫中有几个女儿，当与诸位的公子攀亲，以示君臣无间。诸位看如何？”守信等都心领神会，叩首称谢。由是，石、高、王、魏诸人各归藩镇，俱蒙皇亲婚约。后二十多年，仍贵裔显赫。前人称后汉光武能保全功臣，也不过如此吧。
这段记载说明，仁宗时首次出现“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但其情节较为简略，没有后来那样充满着戏剧性的内容。直到宋神宗时，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才出现了上述如此生动详尽，且充满着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就是说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反而更生动详细。南宋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有关记载，他在注中如此说明：“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就是说其基本上摘抄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然而又对照王曾的《笔录》和丁谓的《谈录》有所增益和订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居然在当时官方的文书（如《国史》、《实录》、《会要》之类）中都基本没有记录。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编成的《宋史·太祖纪》，对此事也居然不着点墨。为什么如此一件国政大事，《国史》、《实录》会惜墨如金呢？此信息说明什么问题？
首先，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著作中相关记录，或录自王曾的《笔录》，或参考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或抄摘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后元人编的正史《宋史》中的《石守信传》中的相关记载，也应来自李焘的《长编》。就是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主要来源于宋人笔记《谈录》、《笔录》和《涑水记闻》，而不是官方正式文书记载。
其次，“杯酒释兵权”故事之出现与记载，在北宋中后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从简到详的过程，同时各说之间增益补充、人为渲染，最终演绎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戏剧化故事。可以说其故事约在宋真宗、仁宗时期出现，到神宗、哲宗年间完成，以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记载作为标志。北宋末、南宋初，王辟之、李焘等人又行摘抄，有的还擅自增添一些情节。总之，这时人们对此历史事件已没有怀疑。
再次，“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主要是依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说此前诸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直到南宋李焘才将它安排到这一时间段中。而这一年的六月初二，太祖母亲杜太后病逝。这样，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时期，朝廷上下是不准宴饮作乐的。赵匡胤这样一个孝子是不可能违反这个礼仪，而在此间设宴招待诸将。有的史籍记载，此事是发生在赵普担任宰相之后，而建隆二年时，赵普还只是一名幕僚，第一次拜相要到乾德二年（964）。可见，此事发生的年代，由于《国史》、《实录》的缺载而很成问题。
最后，对于此故事在宋代如此演绎的原委，顾吉辰先生指出，“杯酒释兵权”的后果，虽然中央集中了兵权，防止了武将的颠覆，改变了五代以来“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状况，但它在调整军事机构时采用“兵将分离”、“强干弱枝”诸做法上，使调兵者与统兵者之间，将帅和士兵之间，彼此钳制而游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导致对外战争中许多重大战役失败，影响着宋王朝整个的历史进程。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对宋太祖有关的军事改革不满，这种情绪伴随着宋王朝由盛转衰，由强至弱，由统一到偏安的历史进程而日益强烈，从而导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戏剧化，最后完成此经过歪曲加工的历史故事。
所以，可以说丁谓《谈录》的记载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即宋太祖是在赵普的提醒下，在北宋初期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罢免了有关军职，目的是担心兵变的重演。整个事件主要通过太祖与赵普之间的对话展示出来，而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等有关酒宴的记载大都是后人杜撰的。
那么，这个对宋代政治军事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杯酒释兵权”之故事，难道真是宋代文人或官员演绎和杜撰出来的吗？王曾是位忠直刚正的官员，一生两拜参知政事，两次出任宰相，还任过枢密使，可谓出帅入相，遍历二府，对宋代高层军政史必知之甚详。真宗迷信天书时，他有所规谏；仁宗即位，刘太后听政时，他身为宰相，却裁抑太后姻亲，被罢知青州。颇有正气感的王曾，有什么必要对前朝政事进行造假呢？尤其是司马光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其写《资治通鉴》时是如此一字不苟，对史实都作过严格的一番审核工作，难道写此“杯酒释兵权”之宋初重大历史事件，会只在王曾《笔录》的基础上，没有多少根据地增加这么多的新内容和戏剧性的情节吗？
由是，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一是王曾（978－1038）虽比丁谓（966－1037）晚生十一年，但他的《笔录》成书却早于《谈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丁晋公谈录》一卷，不著撰人姓名，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晃公武《读书志》以其出于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延之，谓甥也。今观所记谓事，皆溢美，而叙澶渊之盟事，归之于天象，一字不及寇准。又载准挟嫌私改冯拯转官文字事，皆颠倒是非，有乖公论。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于谓之余党，更无疑义也。”可见所谓丁谓的《谈录》，其实并非丁氏亲撰，有可能是其外甥或余党对丁氏谈话的追述，其成书要晚于王曾的《笔录》，所以不应以晚出的《谈录》来否定早出的《笔录》中的相关内容。再从丁谓的履历和人品而言，我们虽不应以人废言，但《谈录》的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笔录》之上，这一点前人也早有定评，如《四库提要》。
二是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所谓“以日易月”，即以一天等于一月丧期，三年丧即为二十四天。所以到二十五日即可脱去丧服，当然此后还有“葬安陵”、“附太庙”诸事，整个丧期要到十一月才告结束，而不是“六月初到七月初”。然而，在严格意义的丧期内，即前24天，要禁止作乐、宴饮；脱去丧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以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像“杯酒释兵权”那样的君臣叙旧私宴，又有何不可呢？
由此，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对说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是肯定存在的。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谈录》中无）到有（《笔录》中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那个酒酣耳热的小说性传闻故事，即尽可以忽略“杯酒”之细节，而关注“释兵权”之本质。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朝内罢去典领禁兵的宿将，二是朝外罢去拥兵自重的藩镇。由此， “释兵权”作为宋初建国的一件大事，不但存在，而且确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国策。收众将兵权后逐渐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将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确实影响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在其后与西夏、女真、蒙古诸外族的较量中，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凌厉攻势前，宋军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不无关系。但不能以此来全面否定宋初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当时稳固统治所必需的一项措施。尤其是它较好地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问题，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将双方可能激化的矛盾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当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平稳的方向发展。其对宋代军事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该追究其继任者，没有进一步完善太祖着手的兵制改革，反而在加强专制集权的过程中更增加了其中的弊端。所以认为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会将宋代军事上的积弱，都一股脑儿责怪于宋太祖建国初期“释兵权”这项改革措施之上，从而演绎和杜撰出这个戏剧性的传闻故事，看来也是很难成立的。
太祖誓碑 宋廷优待士大夫之谜
一位开国皇帝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反映出这位统治者胸怀之宽厚，执政之仁慈，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宋太祖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太祖没有做过，那么又是谁精心编造了这个“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开启，皇帝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庙庭中，不敢窥视。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中祭器都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人们方得一睹此碑尊颜。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勋传》载，靖康末（1126），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的日子里，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说：“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鏖后录》卷一也有相同记载。
首先，宋太祖的为人应与此誓碑的内容真实性有很大关系。太祖虽出身行武，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时，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主要是书籍数千卷，这应是他比较重视读书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当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武将防范的需要，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因为文臣不会很大地危及政权，而对其宽大仁厚可收买人心，这实在是他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英明之处。同时，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此事颇详，这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是少见的。宰相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回答：“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类似话题。还据说，太祖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左右大臣如何处置，赵普等主张处死，潘美在旁独不语。太祖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联不忍为。”潘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判给潘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宋太祖似乎可谓宽厚之君主，其豁达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筹。
其次，还应考察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宋代所执行国策之间的关系，从中也能透露出有关情况的可靠性如何。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待周后之厚”谈到，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迁郑王至房州。开宝六年（973），郑王过世，此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祖宗誓约”之语评论之。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1986年，学者杜文玉发表《太祖誓碑质疑》一文，经过详尽考证后认为，关于“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叶梦得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勋自金国返回南京，数月后叶梦得才调任京官，他应该是从曹勋处得到这个相关消息，再加上社会传闻，遂撰成上述故事。其余诸书中，《挥鏖后录》成书最早，其在记录誓碑内容后，进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应来自此书，《宋史》编纂时则参详《系年要录》。可以说，凡关于此事的记载，莫不在曹勋南归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内容由于保密严格而没被泄漏，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此事的消息来源就不应只是单方面的。然而事实正相反，曹勋南归为此消息的惟一来源，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太祖本纪》等重要史料及相关文人笔记中都毫无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