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闻礼，字立之，号钓月，南宋人，祖籍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县西南）。曾官胥口监征。工词，有《钓月轩词》。所编《阳春白雪》保存了不少宋词作家的资料。如上述资料可靠的话，就是说眉州老尼所传的那首《洞仙歌》，在南宋蜀将谢元明整理成都摩诃池时所得的石刻上发现了。这样，今传前面的这首《洞仙歌》，确系苏轼所创作。
然而，南宋王明清在《挥麈余话》中却说：“‘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孟蜀主诗，东坡先生度以为词。”王明清，字仲言，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少承家学，习知各朝史实与典章制度。历孝、光、宁三朝，官来安县令、泰州通判、浙西参议等。鉴于南渡后史料散佚，因采逸闻遗献，成《挥麈录》二十卷，所记颇为详尽，为当代国史所采，说明其可信度及其价值。那么按他所言，东坡的这首《洞仙歌》并非为原作，而是将孟昶的有关诗句再扩度为词。那么孟昶的全首诗是如何的呢？
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载，《漫叟诗话》云，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其词。予尝见一士人诵全篇云：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悄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也载：“近有李公彦《季成诗话》乃云：杨元素作《本事曲》，记《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此词。其说不同，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亦题云李季成作，乃全载孟蜀主一诗’。”所录诗与《苕溪渔隐丛话》基本相同，只有“起来琼户悄无声”一句改为“三更庭院悄无声”，而“暗香暖”为“暗香满”。明代田艺蘅的《留青日札》也载有这首诗，不过说它是花蕊夫人所作。
这样，南宋的《漫叟诗话》与《季成诗话》都是说“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且都录下了孟昶的这首诗。就是说苏东坡的这首《洞仙歌》，完全是根据孟昶这首诗进行的再改编，而与苏东坡《洞仙歌》前序所说全然不同。《墨庄漫录》载其友陈兴祖的话：“东坡少年遇老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隐括稍协律以赠之。”其评论是：“予谓此说近之。”“隐括稍协律”，即是说苏东坡根据原作内容只稍加改动。《墨庄漫录》还说：“《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皆未之有也。”就是说五代时还没有《洞仙歌》词牌，孟昶如何会作《洞仙歌》一词呢？所以后人把孟昶这首诗题为《玉楼春》。
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在《词综》一书中这样说：“蜀主孟昶，避暑摩诃池上，作《玉楼春》云云，按苏子瞻《洞仙歌》本隐括此词，未免反有点金之憾。”清代陈栩、陈小喋在《考正白香词谱》中说得更是不客气，认为孟蜀主诗《玉楼春》“且人相传诵固未佚失”，“东坡此词实全用其本句而成，乃必托之眉山老尼，岂欲避抄袭之诮也？”这就干脆在说苏轼的《洞仙歌》是在抄袭孟昶的诗，托眉山老尼云云，只是遁词而已。今人胡云翼《宋词选》这样说：“苏轼喜欢隐括、改动前人所作以为词，如《哨偏》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水调歌头》隐括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诗。这首词是隐括孟昶的作品。”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文学家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认为，《洞仙歌》一词系东坡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若有原作，则东坡既抄袭了又讳言其所出，这当然是不会有的。”沈雄《古今词话》认为是：“东京人士隐括东坡《洞仙歌》为《玉楼春》，以记摩诃池上之事。”（见张仲素《本事记》）就是说完全有可能是宋人隐括了苏轼的《洞仙歌》为《玉楼春》，然后托名孟蜀主以记成都摩诃池上之事，后人不查，却以为是《洞仙歌》隐括《玉楼春》。
那么，到底是苏轼的《洞仙歌》创作在先，还是所谓孟昶的《玉楼春》创作在先呢？要搞清这个问题，看来还真不容易。
不见著录 《宣和书画谱》作者之谜
《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分别著录了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数千幅作品，并为其数百名作家写传和精作有关的艺术评论，可谓中国最早的皇家艺术品收藏录，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作者为谁，却无人知晓。
宋徽宗画
宋徽宗《听琴图》 《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各有二十卷，分别记载了宣和时期宫廷内府收藏的历代书法和绘画的名作，缕述了上古至北宋的书画史概要，作品前还附有书画家的简传。《宣和画谱》所录画家共二百三十一人，绘画作品计六千三百九十六幅。《宣和书谱》是北宋最为浩繁的法书著录，所录书法作品也有数千幅之多。这两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较为完整和系统地收录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书画作品，并作了有关的人物介绍和书画评论的艺术史类的著述，它给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书画史，提供了较为珍贵的资料，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书中都没有作者姓名，宋代几部重要的目录书也未予著录其撰写人。因此，谁是这两部书的作者，曾引起人们的多种猜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书中所录作品，如“宋人之书，终以蔡京、蔡卞、米芾，疑即三人所定欤。芾、京、卞书法皆工，芾尤善于辨别，均为用其所长。故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书中对“元祐党人”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作品皆排斥不录。从其政治立场分析，作者有可能是二蔡。《铁围山丛谈》载：“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认为书画二谱大抵都由米芾所鉴别。从其艺术鉴赏力及曾掌管御前书画所的条件而言，则其作者很可能是米芾。
但有学者指出，据书中所载的事实及有关语气分析，不像出自蔡京、蔡卞和米芾的手笔。如《蔡卞传》云：“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但圆熟未知，故圭角稍露。”若出自蔡氏自已的手笔，岂肯在本传中自贬如此？此外，这两部著作写成于宣和年间（1119－1125），而米芾则于大观元年（1107）去世，是在成书的十几年前。且书中《米芾传》谓：“异议者谓其字神峰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其为论或如此。”其对米芾书法颇有微词，这与米芾在自著《海岳名言》中批评古人，自以为是的语气迥然不同，因而作者也不可能是米芾。
有人以为是宋徽宗御撰，书中有些篇目很明显就是徽宗的语气，如称“朕”，称宋仁宗为“我仁祖”，称宋神宗为“我神考”等。《宣和书谱》的《蔡京传》称：“其所以辅予一人而国事大定者，京其力焉。”完全是徽宗“予一人”的口气，书前还有徽宗的《御制序》，可见有徽宗是作者的可能。
有学者指出，宋徽宗也可算书画大家，其瘦金体与花鸟图在当时的艺术世界中都可算得上乘之作。他不但自己喜爱书画，还曾令臣下整理、鉴定和著录宫中的书画精品，《宣和书画谱》就是在他的亲自关心和督促下完成的。如果说书中有几篇文字为徽宗心血来潮时的御撰，则尚称可信；如果说全书都出于御撰，这就无异于梦话了。自来称帝王御撰之书，大抵出自臣下的集体编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御制序》中有称今天子云云，完全是臣子之颂词，可见所谓徽宗亲笔的序文都如此做假，何论其他部分。
有人根据元代郑枃《衍极·造书篇》注：“大德壬寅，延陵吴文贵和之裒集宋宣和间书法文字，始晋终宋，名《宣和谱》，二十卷。”以为作者是元代的吴文贵，这更是捕风捉影了。书中于宋朝皆称“本朝”、“我宋”，绝非元人口吻。另据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所载吴文贵的书跋云：“《宣和书画谱》当时未尝行世，传写讹舛，余窃病之，博求众本参校，遂锓诸梓。”可见是吴文贵据旧传抄本校刊印行了这两部著作，而非上撰写人。
仔细品味二书，显见其忠实地反映了官方在艺术方面的理论见解和审美态度，叙史系统周到，持论亦较平实，就是缺乏创见。观点时有前后自相矛盾之处，看来执笔并非一人。约为宣和年间由善书画、精鉴赏的内臣奉敕命编撰而成。徽宗本人可能也参与了二书的编撰，并亲自还撰写了其中几篇文字。其他如蔡京诸宠臣对其编撰过程的影响也应是很大的，如在对作品的选录与评论方面。甚至有学者认为，蔡京诸子也很可能参加了其书的编撰。如近代学者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认为，当时蔡京长子蔡攸正提举秘书省，二书必出自蔡攸之手。此说也不无几分道理，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皇帝的“枪手” 宋徽宗画迹真笔之谜
宋徽宗赵佶虽然是个昏君，却是个大艺术家，尤其是他的花鸟画，可谓一代宗师。然而有许多被题为“宜和殿御制御画”作品，其实却不是赵佶的亲笔，往往由当时皇家画院的画师代笔。所以现存传为赵佶所亲制的二十余幅图画，要分清哪些是赵佶真迹？哪些是赝品？还真是个难题。
宋徽宗《芙蓉锦鸡图》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宋神宗子，哲宗弟，曾封端王。元符三年（1100）哲宗无嗣而即位，到宣和七年（1125）传位钦宗，做了二十六年的皇帝。作为君主，他在政治上昏庸腐败，对内贪暴荒唐，对外儒弱无能，十足一个蠹国害民的统治者。然而他却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能诗词，著有《宜和宫词》已佚，近人辑有《宋徽宗诗、词》；工书法，自成一家，称“瘦金体”，有《千字文卷》等墨迹传世；擅丹青，花鸟山水，精巧深微，天机盎然，艺术上都有所建树，许多作品流传下来，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文献中著录有宋徽宗赵佶的大量绘画作品，他曾对臣下说：“朕万机余暇，惟好画耳。”可见他在绘画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仅以流传到今天的作品而论，其质量之高，人或称他为划时代开派之宗师；其数量之多，在宋代画家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据初步统计，赵佶的重要作品如今还流传在国内外的，共有二十余件。问题是这些传世作品中，到底有多少是赵佶亲制的手笔？对于这个问题，历来艺术界就有不同看法。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说：“独丹青以上皇（赵佶）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入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这是说当时的名笔画手，大多被招入御画院，都曾为皇帝代笔作画，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被湮没了。徽宗在位二十余年，其间对画院特别有兴趣，也特别重视，大量吸纳人才，佳作自然喷涌，所以北宋画院是我国历史上皇家画院最鼎盛的时期。可悲的是，许多画家都需为风流皇帝代笔，成为御用画家。而赵佶作为皇帝，在侵占别人成果为己有的过程中也绝无羞耻之感，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宋徽宗画 元汤垕《画鉴》说：“《宣和睿览集》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度其万机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诸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然徽宗亲作者，自可望而识之。”史载，赵佶曾将从各地掠夺来的花石禽兽视为“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而陆续加以图绘，以十五幅为一册，累至千册，名曰《宣和睿览集》。这样庞大的画册，其中万余幅画，怎么可能是赵佶一人所绘呢？显然，其大部分是画院中画家的代笔，这些人有时需专门“供御画”。其中许多画上虽有赵佶手书“御制御画并书”的字样，却也不一定是他的亲笔。《画鉴》说，赵佶的真迹，他“可望而识之”，但没有说明赵佶的亲笔有些什么特征，也没有举什么例子，所以不免在自我吹嘘。
元王恽题《宋徽宗石榴图》诗：“写生若论丹青妙，金马门前待诏才。”也是说赵佶绘画，大有捉刀之人，许多作品，赵佶只是在画上加以自己的题印而已。南宋《秘阁画目》、《中兴馆阁录·储藏》对赵佶亲笔的“御画”和赵佶在别人画上题字的“御题画”，进行了分别记载，但后人仍有各种怀疑。
今人对传世的赵佶画也作了大量的分析考订，以下略作介绍。
如《听琴图》诸画，谢稚柳先生从画的题字方面推论其画的真伪。《听琴图》旧为清内府所藏，胡敬的《西清札记》说是赵佶自画像，画中弹琴者为赵佶，下右首低头静听者是大臣蔡京。图右上角有赵佶所书“听琴图”三字，左下角签署着“天下一人”款押，钤“御书”朱文一印，正中有蔡京题诗。传世的赵佶画，有蔡题的不止一幅，如《文会图》、《雪江归棹图》、《御鹰图》都有蔡题，可见当时在皇帝画笔上题字似乎还较随便。问题是所题诗的内容差别很大。《听琴图》蔡所题诗为：“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这诗中，蔡没有一字对皇帝画笔加以颂扬。而《雪江归棹图》却题着“皇帝陛下，丹青妙笔”，还说：“盖神智与造化等也。”《御鹰图》蔡也题“皇帝陛下，德动天地”与“神笔之妙，无以复加”等等肉麻的颂扬之词。可见后两画应出于赵佶真笔，如为代笔御画，蔡京就不可能加以如此的颂扬，因为对于一个善画的皇帝来说，给予代笔御画加以过分的恭维，这就会有讽刺皇帝的嫌疑了。
此外，《文会图》有赵佶的亲笔题诗：“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入彀，画图犹喜见文雄。”蔡京的和诗为：“明时不与有唐同，八表人归大道中。可笑当年十八士，经纶谁是出群雄。”谢稚柳先生认为，如果此图为赵佶亲笔，怎么会用“画图犹喜见文雄”这样的语气呢？这明明是在观赏他人作品时所用的语气，包括开首所写“题《文会图》”，也不像在题自己的画。蔡京的和诗在画的左上角，与右上角和赵佶题诗遥遥相对，而蔡京的诗也只是依韵和皇上的诗，引申赵佶的诗意，标榜当时要胜过唐代，却没有一字涉及皇帝画笔。这与《听琴图》的题诗风格一致。所以，《听琴图》与《文会图》都不是赵佶的真笔，或也不是代笔，而是画院画家的作品为皇帝所满意，便加以御笔题诗，蔡京也只是奉命题诗，故没有对画本身加以赞扬。
而赵佶的《竹禽图》、《柳鸦芦雁图》、《枇杷山鸟图》、《金英秋禽图》、《四禽图》、《祥龙石图》、《杏花鹦鹉图》诸画，其大体的艺术主旨，在追求一种雍容高雅、无微不至的写生，笔致秀挺温婉，形象俊俏生动，或也有雄健的格调，其笔势纯然一体，散发出一种静穆的墨气。所以上述作品应大都出于赵佶亲笔，当然有的仍存争议。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芙蓉锦鸡图》与《腊梅山禽图》，画上虽有赵佶题诗和签押，谓“宣和殿御制并书”，都为赵佶传世名作。但从画笔风格方面看，似乎与上述真品有异，没有赵佶骨子里那种笔情墨意。同样，《听琴图》与《文会图》中的那些人物与山水竹木，也与上述亲笔有别，实为“御题画”。
宋徽宗《文会图》 《画鉴》还说，宣和时画院画家周怡专“承应摹仿唐画”。就是说画家周怡专门为皇帝描摹唐画，可见一些传为赵佶临摹唐人的作品也是靠不住的。如赵佶的《摹张萱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都不是赵佶真迹。前者笔势冗弱，殊不流畅；后者所画马的四蹄呆滞无神，与赵佶的艺术手法很不相类。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说：“最奇怪的是宋徽宗赵佶的绘画，几乎百分之八九十出自当时画院高手的代笔。他既不是年老力衰，也非疲于应酬他人，因为所有的画幅大都存于宫内为自己欣赏——著名的所谓‘积至千册’的《宣和睿览集》，尽管题上‘御制’、‘御画’、‘御书’，但实际上那些‘御画’没有一幅是亲笔的，自己欺骗自己，真不明白他是一种什么心理，可能是要托以传名后世吧！”
而谢稚柳先生为之辩解道：“有一个推想，这些画绝非‘代御染写’，事实上赵佶的画并没有‘代御染写’之作。那么，这些不提作者名氏的御题画，看来都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者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这已经是显示了皇帝的恩宠。然而，被人说成是‘代御染写’，这是这位善画的皇帝尊严始料所不及的吧！”（《宋徽宗赵佶全集》序）
总之，如今要在所有题有赵佶“御画”的作品中，分别出哪些是赵佶的亲笔画，哪些不是，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同时，宋徽宗为什么要如此自欺欺人的原因，恐怕也很难完全猜透。
千古绝唱 《满江红》作者之谜
人们都知道，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词作《满江红》，是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作品。然而近代以来，不断遭到学者的质疑，也有不少学者为之辩解，展开了几轮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岳飞这首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满江红》，曾激起古今多少能人志上的英雄豪情。认真读来，确令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写此词时，中原人民正遭受着北方少数民族铁骑的践踏和蹂躏。其雄壮激昂的词文，抒发着岳飞对外族侵略者和朝廷投降派的满腔悲愤，表达了岳飞决心驱逐敌寇、收复国土的豪情壮志，更反映出岳飞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思绪。这首千古绝唱似乎也浓缩了岳飞一生征战的业绩，其所铸就的文化精神，一直在神州大地上为人们所传颂。
然而从近代开始，此词作者是否为岳飞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不断的争议，看来问题确实还颇为棘手。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它是根据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而收入的，赵宽对这首弥足珍贵的词作之源流出处，却无一言提及。在此前也从未见有宋、元时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更不见于岳飞孙子岳珂所编的《金佗粹编·岳王家集》。要知道，岳珂在收集岳飞的遗文时，曾是如此的不遗余力，此集从编定到重刊，经历了三十一年，为何如此长时间内仍没收到此词？为什么此词突然出现在明朝中叶？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朝人的考证是伪作。所以该词的来历同样可疑，可能是明朝人的伪托之作。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岳飞被害时，家存文稿被查封，家人无法妥为保管。此后，秦桧及其余党把持朝政数十年，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佚。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虽得平反，但已历数十年的劫难，经岳霖、岳珂两代人的努力，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全部的遗文，也是很自然的事。据现有的史料来看，岳霖父子的收集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中载有岳飞的《题新淦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暂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就不见于《岳王家集》中。后又历经元朝异族的统治，岳飞的声名还是受到压抑，直到明朝才逐渐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满江红》不见于宋、元人著录，而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和流传。同时，历史上一些作品湮没多年，历久始彰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就被湮没了九百年，但人们并不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古代私人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易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后方才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对余氏持赞同意见，并进一步提出，词中的“贺兰山”位于今河套之西的宁夏境内，南宋时属西夏，不属于宋金交战的境域之内。而岳飞伐金是要“直捣黄龙府”，该金国的大本营位于今吉林省境内，与贺兰山几乎是南辕北辙。如果此词真出之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此外，“贺兰山”不同于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记诗文，唐宋人一般都是实指，明朝中叶也同样如此，不应该只在岳飞此词中是泛指。在明代，北方鞑靼人常取道贺兰山入犯甘州、凉州一带，弘治十一年（1498），明将王越率军就在此与鞑靼打了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说法的。这首词出现在明代中叶，正是作者对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的反映，所以推测作伪者可能是进士出身的王越或其幕僚。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贺兰山应是泛指而非实指，就如词中写“胡虏肉、匈奴血”，而不用“女真肉、金人血”一样，都是文学上惯用的比喻手法。当时，辛弃疾曾将长安比作汴京，陆游也将天山比作中原前线，不能说他们都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而且西夏与北宋向来就有战事，用贺兰山实指敌境也未尝不可。有学者还指出，根据河南浚县的有关县志，查明在王越总督军务，专办西事而率军宁夏之时（1471）的十四年前，即在天顺二年（1458），就有汤阴庠生王熙书写了《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庙，王越后亲去祭拜岳庙并赋写了《谒岳王祠》七言诗，更是在弘治元年（1488）之后。所以认为王越或其幕僚作伪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持支持意见的学者还从词的风格上进行探究，认为《满江红》是如此慷慨激昂，英雄气概横溢，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的低徊婉转，惆帐失望，两词的格调和风格大相径庭，似非出自一人之手。同时，《满江红》所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都是尽人皆知的典故和材料，这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一个作伪者还是比较容易写就的。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文学史上兼擅两种风格的作家很多，豪放派大师苏轼、辛弃疾诸人，也不乏婉约清丽之作。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激昂的名篇，也写了一些情调幽怨缠绵的小曲。因此不能断定写了《小重山》的岳飞，就写不出《满江红》。其实《满江红》的一些思想与笔法，在岳飞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中有“碟血虏廷，尽屠夷种”，与“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上引诗句“不问登坛万户侯”，可说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雄气堂堂贯斗牛”也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词同工。再如岳飞《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说“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及上引诗句“暂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都与“待从头，收抬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以《满江红》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情感的反映，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问题。
还有学者对岳飞的履历和词的内容作了详尽考证后，得出该词是岳飞三十足岁时的作品。“三十功名尘与土”是真实的写照，此时，岳飞战功卓著，正成为朝廷新擢升的名将，被任命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成为朝廷执掌方面大权的大臣。时岳飞置司江州，九月气候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又从九江奉旨入朝觐见，“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又与“八千里路云和月”相合。将要被皇帝召见，“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从而断定此词作于绍兴三年（1133）秋季九月的九江，是当时岳飞所处境遇的真实感受。
在人们一致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的同时，人们也同时希望这首词的作者还是民族英雄岳飞，但到底其历史事实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和争论。
流放中的词作 《好事近》作者之谜
胡铨与高登，同为南宋朝臣，俱怀抗金之志，抗忤奸臣秦桧，都被贬黜流放，放逐中一阙《好事近》，愤慨“豺狼当路”。然而此词究系何人所填？各种说法不一。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记载了这首词创作的背景故事：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相，怂恿高宗与金议和，且不顾主战派官员的反对，遣王正道为计议使，去金修订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舍身抗旨，上书请斩秦桧等主和官员。“疏入，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人差遣，注福州签判”。绍兴十二年，秦桧又喻台臣加论其罪，胡铨再次被除名勒停，编管新州（今广东新兴）。词人张仲宗正寓居三山（今福州），以一阙《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胡壮行，胡到新兴，亦赋词《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薛萝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宣和末金兵南侵，他于江西赣州招募丁壮，保卫乡里。后至临安，建炎间进士及第，为枢密院编修官。这首词抒发了胡铨当时的心绪：他离别故乡，是为了帮助朝廷抵抗金兵，并非为富贵而来。总算进士及第，刚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哪知奸臣权贵当道而时机不对，所以“空使猿惊鹤怨”，自己还被流放。很想驾车归去，归故乡或归朝廷，但有豺狼当路，哪里回得去呢？
绍兴十八年（1148），秦桧的表兄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问新州郡守张棣：“赵鼎、李光都远贬海南，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张棣正好得到此词，连忙向朝廷检举，加以“讪谤”、“怨望”诸罪名，胡铨被再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城镇）编管。三年后，秦桧又读到张仲宗那首词，便以他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因找不到更多的“罪证”，只将张除去官籍了事。而胡铨一直坚持到秦桧死后，才由海南移往衡州，也就是说他被放逐到海南这样荒僻的地方有八年之久，那是需要怎样坚忍不拔的意志，才能支撑下来。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胡铨才又被重新起用，时已入古稀之年，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诸职。
应该说，对照胡铨的政治生活里程，尤其是那二十余年颠沛放逐的经历，他在词中引东汉张纲斥责外戚梁冀“豺狼当路”的典故，痛诋当朝奸臣秦桧，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记载此故事的还有《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和元人韦居安《梅大磵诗话》等。
然而也有不同的记载，就是这首词还被刊刻在与胡铨同时代人高登的《东溪集》中。这样，就有学者对王明清《挥麈录·后录》的记载表示怀疑：这个记载后面注有“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为删定”，为什么这件事要由胡铨之子亲为删定呢？尤其是在亲为删定之后，仍是存在错误。如对照《宋史》本传，胡铨上疏后，秦桧是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判胡铨编管昭州（今广西乐平），而并非“责为昭州盐仓”。由于营救者不少，迫于公论，朝廷将其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次年，才改签书威远军（治今福州）签判。这个错误似乎是胡铨之子所不该犯的。
此外，《独醒杂志》载：“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磋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州守评其诗曰：‘“无尽”指宰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迁儋耳（海南）。”就是说郡守张棣向朝廷检举胡铨的并不是那首《好事近》，而是另外一首含有“万古磋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的词。
事隔几百年之后，清代王鹏运刊刻《东溪词》时，在跋语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宋名臣言行录》说，胡铨贬新州，偶为此词。郡守张棣迎合秦桧之意，奏劾胡铨“怨望”，于是送南海编管，被贬黜流放二十年。“按此词乃《好事近》歇拍，载《东溪集》，盖彦先亦发策忤桧被谪，事衅略同，棣遂牵合为澹庵作。”就是说，高登亦曾上书触犯秦桧，而被贬谪，五十多岁时，死于贬所。其政治生涯与胡铨略同，却要早于胡铨许多年，张棣就将高登这肖词牵强为胡铨所作，以作为其奏劾胡铨的依据。
高登（？-1148）字彦先，号东溪，漳州漳浦（今属福建）人。北宋末为太学生，宣和七年（1125），金军南侵，国家危亡，徽宗禅位于钦宗，他与陈东等太学生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靖康元年（1126），京城开封被困，为反对议和及李纲罢相，又与陈东率太学生与军民伏阙上书，后被斥还乡。绍兴二年（1132）廷对，极言时政缺失，无所避忌，授富川县主簿。后诏赴都堂审察，遂上万言疏及《时议》六篇，秦桧恶其讥己。知静江府古县时，拒绝为秦桧的父亲建祠，终得罪秦桧编管容州（今广西容县）。
有学者认为，同是这首《好事近》，《东溪词》与《澹庵词》略有差异，如《东溪词》中是“空惹猿惊鹤怨”，“囊锥刚强出头来”，“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这些不同可能是告发胡栓者所加工。此外，该词风格与高登其他词作如《渔家傲》、《多丽》的格调情韵较为相似，尤其是高登崇尚陶诗，“欲命巾车归去”全系从陶渊明《归去来兮》“或命巾车”中脱出。所以王鹏运的推测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但日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说明此词是高登所作，抑或胡栓所作，甚至张棣奏劾胡铨是否用这首词？也并不十分清楚。
青史不留名 《新修南唐书》作者之谜
《新修南唐书》在宋元时期的传本往往不署名，《宋史·艺文志》就干脆说“不知作者”。从而使人们产生疑问：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者们经过激烈的辫论，似乎可以肯定作者为陆游，但陆游为什么不署名呢？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一个政权，公元937年，李昇代吴称帝，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国号“唐”，史称“南唐”。一度计划北伐，但时机尚不成熟。943年，其子李景继位，是为中主，虽非残暴昏君，却也志大才疏，好大喜功，任用群小，渐趋腐朽。曾灭闽楚，极盛期有今江苏、安徽淮河以南及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周世宗南征，战败而割江北地，并奉表称臣。961年，其子李煜继位，是为后主。李煜擅长诗文、音乐、书画，却不懂政治，国力日衰。975年，为北宋所灭。共历三主，凡三十九年。
南唐中主与后主都很有文采，尤其是李后主的词，在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人们对于其人的生平及其政治统治的历史还是颇感兴趣，宋代写南唐史事的人不少，如龙衮的《江南野史》十卷，郑文宝的《江表志》三卷、《南唐近事》一卷、陈彭年的《江南别录》一卷等，单著《南唐书》者就有三人。明人毛晋在《汲古阁书跋》中说：“是书乃马令、胡恢、陆游三本。先辈云：马、胡诠次，识力相似，而陆游独遒迈，得史迁家法。今马本盛行，胡本不传，放翁书一十八卷，仅见于盐官胡孝辕秘册函中。”可见胡本早已失传，《南唐书》还剩马令、陆游二种。
陆游《尊眷帖》 陆游所著又称《新修南唐书》，是根据马令《南唐书》及其他相关南唐史书的内容重加修订，删繁补遗，编撰而成的纪传体史书，共十八卷。此书章法严谨，文字简洁，可称南唐史事著述中的佳作。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新修南唐书》十五卷，宝谟阁待制山阴陆游务观撰，采获诸书，颇有史法。”评价不低。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也沿袭此说。
不过，《宋史·艺文志·霸史类》却载：“《南唐书》十五卷，不知作者。”元人戚光在天历初年作《南唐书音释》，他所看到的《南唐书》也没有署作者之名，他在作了一些考索后说：“惟陆游编取折衷成此书也，游也不署名。”就是说陆游认为此书是“编取折衷”前人的著述而成，所以不署自己的名字。此后，一些学者也时有疑问，但多数人还是信从了南宋陈振孙的说法：陆游为其作者。
近期，又有学者提出《新修南唐书》非陆游所撰。理由约为四方面：一《宋史·艺文志》收录之书甚全，既录了不署名之《南唐书》，也录了各种陆游著作，为何单不录陆游的《南唐书》？宋元间的《新修南唐书》传本多不署作者之名，因此，不能断定该书为陆游所撰。二陆游本人及同时之人，无一提及陆游撰过《新修南唐书》，而且后世作陆游年谱者多家，也无一提到此书，显然是无法将此书与陆游生平朕系起来。三《新修南唐书》之叙事、观点及文字多处与陆游著作不符。如与《入蜀记》相比，两书记事详略不同，语言轻重悬殊。所记李家明献诗事，两书措辞各异，一为七言之四句，一为五言之二句。两书对韩熙载等人的评价也不一致。因此，两书为二人所写无疑。四据《新修南唐书》所提及的人名和时代风尚考察，该书应出现在北宋中期，不晚于神宗朝。当时南唐名人之风流逸事为朝野广为传播，与南唐有关之作品也纷纷问世。最后推测可能是胡恢之作，当然这还没有充分理由和直接证据，但非陆游所作是可以肯定的。
陆游《苦寒帖》 此后，有学者进行了反驳，坚待此书的作者是陆游。理由有三：一陈振孙与陆游同为浙江人，生活的年代也前后相接，陈长期游宦于浙东、浙西地区，对陆游的生平非常熟悉，对陆游的著述也相当了解，并十分推崇，说明对其作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说《新修南唐书》为陆游所作，必定有其可靠的依据。二《新修南唐书》卷十三《刘仁赡传论》中，有一段陆游的自叙，其中有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号，提到本书作者的“先君会稽公”说明是绍兴人，并曾寄寓寿春，提到作者曾于乾道、淳熙年间曾游于蜀，这些都与陆游的籍贯生平相合。这篇文字，可谓此书为陆游所著的铁证。三《新修南唐书》与《入蜀记》，只因体裁不同，而使得行文有详略。至于有关诗句的长短，其实改写后并不失原意。还有个别人物的褒贬，因牵涉人物的不同方面，有褒有贬都是很自然的事。总之，两书无论在叙事、观点和文字方面，不但都不矛盾，甚至还可以互相印证，就是说《入蜀记》可作陆游撰写《新修南唐书》的旁证。最后，考定陆游自淳熙八年（1181）到十二年，在家赋闲的五年正是撰写《新修南唐书》的时间。
通过上述辩论，应该说肯定《新修南唐书》为陆游所著的观点占有优势。从历代学者对此书的评价中也可窥见一斑，除上述陈振孙、毛晋外，再如元赵世延在《南唐书序》中说：“陆游著成此书，最号有法。”《四库总目提要》谓：“游书尤简核有法。”清周在浚《南唐书注·凡例》云：“陆书发凡起例，简略详略可观，足继迁固。三主名纪，俨然以正统归之，其识较马令超越，可与欧阳公《五代史》相匹，非诸伪史可比也。”
不过这“不署名”而使人“不知作者”的情况，还是让人们有些疑惑：陆游为什么不署名呢？是因为这南唐在历史上不过一偏霸之小国，历年又不太久，由是其《南唐书》多被人视同“伪史”，所以陆游羞于署名。还是元人戚光考索后说的有道理，陆游认为此书是“编取折衷”前人的著述而成，所以不署自己的名字。如《新修南唐书·浮屠传》所载止四十六字，其文盖据马令《南唐书》删润而成，马书所载共四十四字，陆文止增两字。因此，是否可以认为《新修南唐书》是陆游编撰而成的，其中多少成分是取自别人的成果，多少成分是自己的撰写，由于修此书时所参考的书籍大多已佚失，所以这个问题永远是个谜。
多个摹本 《清明上河图》真迹之谜
《清明上河图》为宋代画匠张择端的杰作，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瑰宝。然而，自此画问世以来，描攀仿绘者就代不乏人，到底有多少个不同版本，也没人说得清，致使今日存世的《清明上河图》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瑞的真迹呢？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画家张择端，字正道，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幼年时在家乡读书，长成游学于京城开封，后学绘画，本工界画，喜欢画“舟车市桥郭径”，传说北宋徽宗时曾供职于翰林图画院。他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生动细腻地描绘了汴京东南城区河道两岸街市的繁华图景，展现了北宋都城的面貌特色及各类市民生活的现实场景。图系绢本，淡墨着色，画幅高约二十五厘米，长约五百二十八厘米，绘人物千余，动物百余，船二十余艘，车轿二十余乘，此外“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珍奇市易”，“八方争凑，水陆成通”，一派繁荣太平景象。图卷真实、全面、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代气息浓厚，刻画生动入微。提供了许多文字无法描述的形象资料，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为第一手的重要材料。此图的艺术手法也十分高超，横向的全景式构图，将极其繁复的场景处理得有条不紊，统一和谐，笔法精细谨严，设色清淡典雅，人物生动传神，器物细致逼真。作为举世闻名的风俗画佳作，此图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难以估量，代表着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张择端将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画卷呈现给了皇帝，酷爱书画且擅长丹青的徽宗见画甚喜，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皇帝专门用以鉴赏和收藏艺术品的双龙小印，然后珍藏秘府。
然而靖康之难很快发生，繁华的汴京城转瞬毁于战火，宋代皇家秘府中的名画与全部财宝也一起被金兵掠夺一空，《清明上河图》也沦落到金兵手中。这幅画是否引起金国上层统治者的注意，现已很难说，如《清明易简图》上据说有“金太祖题字”和“金章宗题签”。不过它很快就以普通字画的身价在民间辗转变卖，北宋遗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等人先后得到过此画，赏画思故国，他们分别于画后题咏，留下感人诗篇，张著等还写了记事题跋。
同时有人认为，张择端随着难民的队伍流亡到南方，目睹了国家和民众所遭受的灾难，他的爱国情怀和艺术造诣，经过这段生活的磨炼有了新的升华。来到南宋临安（今杭州）后，决定重新再作此图。当时国破家亡的痛苦，震撼着广大人民的心灵，一切爱国爱乡的人们都对故都难以忘怀。张择端也同样怀念着汴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缅怀往日的繁盛景象，常觉沧然欲涕。他早年熟悉且描绘过的汴河、街市、宫观、楼阁，再次信笔绘来，一架架桥梁，一艘艘航船，一家家店铺，一群群人物，绮妮的景色更加动人，都市的生活更加繁华。张择端重绘此图，不仅仅它是自己的得意之笔，更由于能在其中寄托深沉的感情。明代画家董其昌《容台文集》中评论道：“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皆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但也有学者以为，根本不存在张择端南渡后再绘一说。
不过，思念故国，收复失地，是南宋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清明上河图》成为了表现这一主题的重要艺术作品。随着人们怀念汴京之情的日益强烈，这幅画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也不断提高。于是有摹本开始出现，摹本所绘，人物愈多，事物愈繁，笔路愈细，价格也不断攀升。总之，南宋以后，描摹仿绘者就代不乏人。
《清明上河图》（局部） 据说，元代时《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曾被重新收入皇宫，但不久就被翰林学士赵孟頫用赝品调包而盗了出来。也有人说元宫真迹是被一装裱匠用临摹本换了出来，并随即卖给了一位酷爱书画的显官。至正十一年（1351），江苏泰和人杨准购到此画，曾将此画的流落经过录于图后。明代弘治年间，画落到大理寺卿朱文徵手中，常与文人雅士共赏，李祁、吴宽等人落有题跋。正德年间，画为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所得，他在图后二次书写长篇跋文，对画推祟备至，评价极高。到嘉靖年间，画转至兵部尚书陆完的手中，他亦作跋留念。此后为奸臣严嵩搞到，隆庆时，严家被抄，此画再度收入皇宫。传说，一小太监打开内府藏阁的箱子，盗画后正欲逃走，却撞见来人，只好将画藏在御花园的石罅中，不料当晚天降暴雨，接连二日三夜不停，石罅被水淹役。等到雨停水退，小太监再来取时，一代名画已糜烂不可复理。此画真迹遭此灭顶之灾而失传，钱谦益《牧斋初学记》诸书对此事有较详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