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阳，洛阳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阳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理应身体力行。然而查阅《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其在位十几年中并不少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枢密直学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监察御史、县令等，皆有被杀者，太祖是北宋诸帝中杀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洽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步稳定了局势。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宋初严惩赃吏”条也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上引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言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应如何处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侯延庆《退斋笔录》载，在神宗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漕臣之时，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吕大防传》也载，哲宗朝，宰相吕大防说：“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外，《长编》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类似言论；《宋史·章惇传》，宋哲宗也有类似说法。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太祖誓碑，与碑文类似的祖宗家法的有关誓约，看来还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待宋代政治史上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只有取审慎的态度，作进一步的研究。
金匮藏密约 宋初皇位继承之谜
宋初太祖去世，为什么不是其成年的儿子继位，而是由弟弟太宗继统大业？是否其母亲杜太后有临终遗嘱？这遗嘱是书面盟约，还是只有口头形式？甚或是宰相赵普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完全假造的故事？这一系列疑问，确实已很难搞清楚。
宋太宗画像 据《宋史·杜太后传》和《续资治通鉴》诸书的记载，建隆二年（961），杜太后病重，宋太祖服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已病入膏肓，召宰相赵普入宫接受遗命。太后先问匡胤：“你登上皇位已一年有余，可清楚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太祖呜咽抽泣不能言对，太后坚持要儿子回答，匡胤随口答道：“儿臣之所以能得天下，完全是依赖祖上和母后的积德余庆。”太后摇摇头，认真地说：“不对，这实在是由于周世宗让幼儿做皇帝、主宰天下，使群臣不附之缘故啊。倘若周朝有年长之君主，天下哪里会轮到你的手中。”太祖点头称是，太后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百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光义。四海之广，亿万之众，国有年长之君乃社稷之福，你当牢记。”太祖泣不成声地回答：“一定听从母后的教诲。”太后回头看着赵普说：“你当同记我的话，不可违反。”接着，太后要赵普于榻前记下此遗嘱，作为给子孙的约誓书，赵普在纸尾签上“臣普书”三字，太祖手封其书，收藏于金匮之中，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金匮之盟”的故事。
在此后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怀疑宋初“金匮之盟”的真实性，将其作为宋初皇位继统出现兄终弟及故事的依据。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它提出怀疑，认为此盟约内容是虚饰之说。近代学者进一步对它进行仔细分析，许多人认为此故事是由于当时朝廷政治斗争需要而假造的。
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对此事分析得最为透彻，指出“金匮之盟”存在五大不可解释的破绽：一、杜太后死时，太祖才三十五岁，其子德昭十一岁，太后怎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儿童？事实上，太祖去世时，德昭已二十六岁，完全成年。二、太祖既然坦荡无私地谨遵母命，又何必将盟约深藏封固？至少太宗即位之初，就应有人提出或公布盟约内容，以正太宗继统之名，然而却无人提及此事，其缘由如何解释？三、要直至五年之后的太平兴国六年（981），才由已罢相多年的赵普密奏朝廷，太宗发金匮得誓书，这才将其盟约公之于世。赵普既是参与盟约之人，太祖在世时不敢泄露尚可理解，为什么在太宗即位后还要蹉跎多年，不马上疏奏和宣布盟约的内容，而坐失尽快讨得太宗欢心的良机呢？四、从史源上考证，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没有记载“金匮之盟”之事，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重修的《太祖实录》才加进此事，记载中且说盟约时太宗也在场。这更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太宗如果预闻，那在其登位之初就应即时公布，何须五年后等赵普上书，发之金遗？五、 “金匮之盟”可谓王室密约；藏之金匮，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当是朝廷秘密文件；后来赵普上书又是密奏。为什么此事需如此的保密？理由可能只有一个：即与此秘密相关者有四人，其中太后与太祖都已死无对证，惟剩下知情者太宗与赵普，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其事，而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金匮之盟”的真相。这些疑点已充分说明，“金匮之盟”故事是伪造的，出现的时间应在太平兴国六年。
那么，作伪的人是谁呢？许多学者都认为，从种种迹象分析，作伪者主要为赵普。宰相赵普识见过人，眷恋权力，又贪利好财，利用权势展建宅居，常常干些受贿营利的勾当，时还庇护违法谋利的属下官吏。在太祖后期，有人上告赵普及其属下许多不法之事，太祖震怒，欲拟旨严办，在太子太师王溥等的营救下，方得免除重惩，其属下官吏送御史台治罪，赵普被贬官，以同平章事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宗即位之初，赵普上表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准他回京，顺势罢其使相和地方之职，改授太子太保这一虚衔。因为赵普于太祖在位时曾阻挠太宗继统而受到冷遇，居京数年，郁郁不得志，尝够了失去权势后的世态炎凉。且在新任宰相卢多逊的排挤打击下，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这时，卢多逊与皇弟赵廷美相交甚密，引起太宗猜忌，想借重赵普这位元老重臣，打击政敌，巩固皇位。
太宗便召见了赵普，赵普看准时机，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打出“金匮之盟”这张王牌，使太宗的继承皇位得到名正言顺的依据。果然很快又受到太宗的召见，太宗甚至当面道歉说：“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接着就日后皇位继承问题试探赵普，赵普回答说：“自夏禹至今，只有传子的公例，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一语正中太宗下怀，连连额首，两人又密谈许久。于是，赵普次日就恢复了相位，且兼领侍中和拜梁国公，这是宋初德高望重宰相的加衔。这样，太宗与赵普为了各自的目标走到一起，“金匮之盟”便是两人政治勾结的产物，是一件伪造的政治赝品。至此，经过这样逻辑的分析，似乎已拨开了疑云谜雾，窥见了历史的真相。
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如果说这一事情是彻头彻尾的伪造，那么为什么太祖始终不立自己儿子为皇储？其长子与第三子早夭，次子德昭已二十六岁，第四子德芳也已十八岁，不闻其兄弟有失德之处，都可以做皇帝。而太祖一开始就让弟弟光义担任最有权势的开封府尹，听其网罗大批幕僚，主持京师政务达十三年，后又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已有继位人的地位，进封晋王更是确认其皇储的地位，如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而太宗即位后，也让弟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宋初这一贯的做法，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吧。
同时，赵普曾在这问题上提醒过太祖，且有过阻止赵光义继统的蛛丝马迹，从而得罪了太宗。如太宗曾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使太宗如此不能释怀呢？据《丁晋公谈录》载，太宗继位后不久，曾漏出过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赵普在其罢相后的奏章里也谈到：“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这肯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为了将来的身家性命考虑，赵普不得不作此说明。后来赵普投向太宗怀抱，取得太宗信任后曾坦言：“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矣。”所以赵普死后，太宗还耿耿于怀地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可见，赵普曾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给过太祖许多忠告，但太祖终不听。且赵普罢相才一个月，就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光义隐然已定为皇储。太祖为何如此听不进赵普之忠言呢？
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不过十年，平均在位不到四年的历史出发，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此太后临死时有可能提出兄终弟及以保持长君在位的口头遗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太祖迟迟不立皇储了，因为立弟弟光义有些不太情愿，而立亲生儿子又有违母训，实在左右为难。上面我们提出的“金匮之盟”故事的疑点，其实主要可以否定这盟约书面成文誓约的不存在，所以太宗即位初年无人提及，赵普也因为本来是站在反对太宗即位的立场上，所以一时不便提及此事，也没有多少根据。而等到五年之后，太宗想拉拢赵普时，这才献上此宝玉，当然是经过了再次的人工雕凿。
上述分析，其关键还在杜太后有无口头遗嘱方面，倘若真有口头遗嘱，还存在其遗嘱是“独传约”还是“三传约”的区别问题。所谓“独传约”，即命太祖传位给太宗；而所谓“三传约”，即要求太祖传位给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给太祖之子德昭。以杜太后的立场比较两者，应该说“三传约”的可能性大。然而太平兴国六年赵普重新炮制时，当然不能用“三传约”，而只能改成“独传约”。因为倘若用前者，那无异是在宣传赵廷美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这简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造假者不会如此愚蠢。而“独传约”则突出太宗，为太宗即位赢得合法依据，也为赵普树立了“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在逼死廷美后，太宗一系独传天下的局面就无可动摇了。
那么，最终杜太后的口头遗嘱是如何的内容呢？还是找不到有关的文字档案作佐证，仍带有相当的猜测成分，谜底的完全揭开恐怕已不太可能。
斧声烛影 宋太宗弑兄夺位之谜
宋太祖五十岁时突然暴死，第二天其弟赵光义便于灵柩前即位。宋太宗是否弑兄夺位？前一天晚上“斧声烛影”的情况，古籍记载中也只是语气隐隐约约，文辞闪闪烁烁，给人留下遐想的天地，给历史留下千古之谜。
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晚，天空清朗，星斗明灿，太祖在太清阁散步赏景，颇觉心旷神怡。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急传宫人开端门，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到后，兄弟两人在大内酌酒对饮，命宦官、宫嫔都退下。宫人们只能在稍远处伺候，只见大内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好像是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已敲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只见太祖手持柱斧戳雪击地，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说完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光义也留宿宫内。次日早晨将五更时分，宫人在寂静无声中发现，太祖已经驾崩。
司马光《涑水纪闻》诸书记载：当晚四更时分，太祖晏驾。宫人马上报知宋皇后，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立即召四子秦王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以为太祖一直打算传位给弟弟光义，竟不去宣德芳，而径赴开封府召光义入宫。继恩来到开封府门前，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玄德坐在门口，便上前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有事召见，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是者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继恩告以宫中之事，两人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听后大惊，犹豫不敢入宫，声称要与家人商议。一旁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一句话点醒光义，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
到达宫门，继恩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等待什么？直接进去！”三人遂俱入大内。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答：“晋王到了。”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等缓过神来只得怅然说道：“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时宗室大臣对皇帝的昵称。）光义也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一种意见认为，宋太宗是弑兄夺位。以《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就是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当晚光义又留宿于宫中，以便在次日抢班夺位。是时，光义虽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太祖诸子也都已成年，都可名正言顺地即位，太祖之所以迟迟不宣布皇储人选，应仍在思想矛盾之中。同时，太祖与光义兄弟间也时有矛盾产生，如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是和平收买还是武力征伐，兄弟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太祖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历史上皇位兄终弟及者毕竟属不太正常，太祖随时可能改变想法，就是说对赵光义来讲，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不小的变数。那么，如何抢班夺位？自然就成为光义当时最需苦苦思索的问题。而“斧声烛影”的当晚，应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据《烬余录》记载，“斧声烛影”为突发性事件，存在具体生动的偶发起因。后蜀花蕊夫人费氏在亡国后被召入后宫，成为太祖宠姬，而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太宗趁太祖酒酣入睡之时，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太祖朦胧间发觉而怒斥之。太祖手持柱斧愤慨击地，并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就是怒斥道：“你做的好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兄长的宽宥，也早有抢班夺位的预谋在胸，所以乘此机会下了毒手。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如果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当时精力非常充沛，频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阳），次巩县，拜安陵……而且于其时，史书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身体应该是健康的。故太祖暴卒，显然不是因为生病。有人推测太祖是饮酒过度而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还是有节制的。如果说此次因酒致死，其时与光义共饮，太祖贪杯猝死而光义安然无恙，这也太蹊跷，或可说明光义在其中做有手脚。因为太宗的确精于此道，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酒里下药而毒死；后蜀降王孟昶也因此而暴卒；吴越国主钱俶是在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就暴死。所以很有可能是太祖发现了酒中有问题，才连声对光义大呼：“你做的好事！”
此外，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其政变登基之时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象天文之学，与光义亲信程德玄友善，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来见德玄，说：“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光义，光义下令把马韶看管起来，即位后才将他放出，很快授以司天监主簿之职，这说明程德玄也完全预知即将发生的政变。尤其可疑的是：程德玄是医官，《涑水记闻》卷一载：“德玄后为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说：“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会受到太宗的如此宠遇，很可能是其用有关医术帮助赵光义取得了帝位。或者说“斧声烛影”当晚的酒毒由他配制，所以他急于知晓结果，到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实是在等候宫中的消息。而太监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皇后的旨令，不宣召赵德芳，径赴开封府找赵光义，也说明两人或早有约定。当赵光义犹豫不决时，王继恩更是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团的事先默契。
最后，从宋皇后的言行中也可推见太宗继位出自强取。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监召儿子赵德芳进宫，而不宣赵光义，表明太祖至死都役有确定光义是皇位继承人，由于是猝死，也不会有传位的遗诏。所以皇后想召儿子进宫即位，是很正常的举动。哪知被光义抢先一步，以其在开封的势力而言，皇后母子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见光义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母子的性命堪忧，惊恐之余只能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实际上只能认输，以求一条生路。如果赵光义是正常继位，皇后没有必要如此反应。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光义无关。以《涑水纪闻》所载为据，光义是回到开封府，由太监王继恩报告消息，再步行入宫。就是说太祖暴死时，光义不在寝殿。而兄弟对饮时，太祖对光义所说：“好做”，意为“好好做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改成“好为之”。从医学角度看，太祖身材矮胖，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摹南宋宫廷藏画《蹴鞠图》中的赵匡胤像就是如此，加上他嗜酒如命，去世的那天晚上，饮酒睡下后，鼻息如雷霆，这应该是脑溢血发病前的典型症状。也有人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优郁症。所以《续湘山野录》所载“斧声烛影”之故事，实是不经之谈。
有人误解史书中所说的“柱斧”，以为“斧声烛影”就是赵光义在烛影下用利斧劈死太祖。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玉石为材料，“斧声烛影”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大内寝宫中不可能放有利斧这样的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无须做得如此露骨。
总之，在这一疑案中，太宗存在许多难解的疑点，有些细节也许永远将是历史之谜。太宗继位后，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来说，子继父位，或弟承兄业，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改元的，更何况已近年底。太宗这么急于改元，急到还有几天都等不及的程度，后人估计是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而干出的傻事。还有太宗登基没几天就局促下令：全国禁止传习天文星象、阴阳卜相诸书，有私习者斩首；并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将全国原本已知的天文相术之士全部送京甄别。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对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于甄别后，把其中六十余人留在司天监任职，其余近三百人以“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罪名，全部发配到沙门岛。太宗如此迫不及待地处置这些术士和严禁私习有关书籍，显然想禁止有关不利的舆论和流言的产生与传播，这是否为其心虚的表露呢？
太平兴国四年（978），太宗亲自率军灭了北汉，又乘胜北上攻辽。这次北征由于轻敌被辽兵打得大败，全线溃退，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箭而仓皇奔逃。军中一时不见主帅，大臣疑太宗或已蒙难，诸将遂谋立太祖之子德昭继位。未成事实，太宗很快返回军中，闻知经过，心中愤懑异常。归朝后，德昭请太宗论功行赏，主要是对剪除北汉的有功之臣。太宗不待侄儿言毕，就怒目斥责道：“战败回来论什么功？等你为帝时，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回宫后竟然拔剑自刎而亡。德昭为什么如此想不开，估计一定受到什么威逼，然而史载已将其中隐情抹去。只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关的责任。两年后，其弟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殁。太祖过世才四五年时间，他的两个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辞世。看来，当年宋皇后之担优，完全应验了。甚至在宋皇后去世时，太宗也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这种种迹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最让人深感蹊跷的是，事隔一百五十多年之后，赵光义的后代，南宋高宗赵构的惟一幼子早夭，而高宗也就此丧失生育能力，就是说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了，那怎么办呢？绍兴年间，官员中暗暗谈论着天下战乱，二帝北虏，实为冥报的传说，早有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也更为流传，有的官员甚至上言，希望高宗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立为皇储。这时隆祐太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在诸臣的请求下，高宗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琼，后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是否为上天感知，而强迫太宗的子孙赵构以实际行动作一些弥补呢？
书生与奸雄 宋太宗为人之谜
宋太宗是宋朝第二个皇帝，他即位时，中原尚未统一，政权还刚草创。他“性嗜学”，酷爱读书，讲究文德致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却又多疑褊狭，刚愎自用，更是手段狠毒，喜欢女色。那么他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其历史作用又该如何评价呢？
《宋史·太宗本纪》载，赵光义自幼喜欢读书，“性嗜学”。其父赵弘殷总兵淮南时，每攻破州县，必到处搜求古书，给光义学习。由于刻苦钻研，且坚持不懈，所以“工文业，多艺能”，热衷诗文，挚爱书法，耽迷围棋。据说在战事频乱的年代，他领兵作战，也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军帐中秉烛夜读，书籍、书袋成为他的随身之宝。他从书中学到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了解古今帝王成败的故事，吸取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
称帝后，实行抑武尚文的统治政策，大量任用文官主持政务。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尤为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而卓有成就。五代时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只有小屋数十间，且湫隘卑痹，仅蔽风雨，周庐徼道，朝夕喧杂。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视察三馆后，看着左右大臣说：“这些小屋如何蓄天下之图籍，待天下之贤浚？”即日下诏有司，另辟开阔地区营造新三馆，其栋宇之制，太宗亲为规划，然后令中使监督工徒，昼夜兼作。建筑期间，太宗还两次临幸，察看工程进度。第二年完工，三馆宏伟壮丽，甚至甲于内庭。太宗赐总名为“崇文院”，图书分贮数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余卷。其后又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宝。
太宗时期，命人编辑了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如命国子监重行校刊九经，开雕前四史及《说文解字》诸书，后又命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等。太平兴国九年（984），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图书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又派人专程到江南、两浙诸地购募图书。这类要求民间献书及购募图书的措施，太宗一朝并不少见，所得图书也均藏于崇文院内，崇文院及其馆阁实际上成为宋代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
南宋千卷本《文苑英华》 崇文院西廊留有便门，以便太宗光临。太宗在新院建成后，的确常到院中看书，并常召大臣到院浏览藏书。他请国子博士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龙颜大悦，说：“足以为戒。”他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决心每日读三卷，一年之内通读一遍。于是令史馆每日进呈三卷，不论寒暑，持之以恒，终于按时读完，于是将是书原定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太宗自称每天退朝后“不废观书”，不论政事多么繁忙，都能坚持读一点书，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太宗还力劝武将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密，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
太宗读书范围颇广，各种学派的书籍都曾涉猎，且对书中的观点略作评论。如读《阴符经》时，批点道：“这是一部诡诈奇巧之书，不足为训。”在读《道德经》时，又感慨道：“书谓‘不善者，吾亦善之’，是说修身治国者应该有所包容，否则如何治理好天下呢？”他还勤于写作，常与朝中群臣进行诗文唱和，以为乐事。如平定北汉后，他作《平晋诗》令群臣唱和。有一年游览雪景，又作《雪诗》令随从唱和。曾把自己的诗文编为《御制诗文》四十一卷。《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他的《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
太宗对于书法的历史、笔法、字学等方面，也都虚心向史家请教，使自己的书法达到较高的造诣。他不但精通草、行、篆、籀诸体，且风格自成一家，被后人列人宋代著名书法家的行列中。淳化三年（992），他把唐太宗、唐玄宗、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颜真卿等名家精品编成《淳化阁法帖》，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书法宝帖，流传后世。
太宗还是个围棋高手，在黑白世界里，照样运筹帷握，纵横驰骋，显示出较为卓越的才华。据说，当时著名的国手杨希紫、蒋元吉等人都曾败在他手中。当然和皇帝下棋，谁敢操输赢之权，不过太宗时常能与国手过招，也足见其棋艺不差。一些大臣见太宗与人对弈绞尽脑汁，不知疲劳，就劝他注意身体。太宗则说：“朕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想借此躲避六宫的诱惑，众爱卿不必多言。”似乎有不喜女色之意。
从以上事迹看，赵光义就像是一个十足的书生。然而考察其为人，宋太宗绝非善类，可以说是一位令人侧目的奸雄。
首先是多疑褊狭。经过十余年的处心积虑，太宗终于登上皇帝宝座。也许深知权力角逐的阴险狡诈，即位后用主要精力防范内变。曾坦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长编》卷三二）其所谓“内患”，指朝廷内部危及皇权的变乱，这话充分反映出太宗整天忧心忡忡，主要是考虑如何确保皇位的稳固。在这一心理支配下，太宗养成多疑褊狭的心术，所以其施政事必躬亲，大权独揽，且任人惟亲。如他在开封府尹任上就广招幕僚、军校，有学者考出至少有六十六人，即位后更是信用幕府亲随，由此探事者横行。还有太宗一朝，相不久任，更换频繁。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用九人为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不但席不暇暖地换相，还用各种办法削夺中书事权。他口头上提倡黄老无为之学，实际上采用法家专制一套。所以有学者认为，太宗是宋代君主专制独裁有关体制的创始者。
其次是手段狠毒。本书中已叙述了“斧声烛影”太宗弑兄夺位的故事，“王室冤狱”是讲太宗予弟谋篡的罪名加以迫害，还有逼死侄子，不敬嫂子诸事。《默记》记载，南唐国主李煜是被太宗以牵机药毒死。据《烬余录》甲编，后蜀国主孟昶和吴越国主钱俶也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而致死的。此酒毒也犹如太宗之心毒。
再者是刚惶自用。太宗两次攻辽战役，都以大败告终，其实都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第一次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用五个月时间讨平北汉后，实已师老饷乏，不宜再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辽国在景宗的统治下，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有进展，政治也算清明，勇将不少，边境稳固。而太宗偏要乘胜扩大战果，率军北上，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半月不下。辽国援军南下，与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激战，结果宋军全线崩溃，太宗中箭仓皇奔逃，被辽军追杀三十里，使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第二次雍熙北征，本书 “杨业之死”中有详尽描述，由于太宗的刚愎自用，此战输得更惨。至此，宋朝君臣将士中普遍产生恐辽心理，彻底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对辽只能采取一味保守的战略防御态势。不久，在辽国的进攻下，只能订立澶渊之盟，背上沉重的岁币包袱。
还有好色。《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淳化四年（993），有官员乞放宫女三百，太宗对执政说：“宫中无此数。”执政为讨好太宗，请以狂妄罪名惩处该官员，太宗释而不问。然而到至道三年（997），太宗刚去世，真宗即位不久，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事隔不过四年，两个皇帝的说法就大相径庭，既然嫔御甚多，那宫女之多自然不在话下。为什么太宗不愿释放宫女，还要扯谎？《默记》载，光义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看中一个十几岁的青州女子，派人强行窃买，此事太祖都颇为恼怒。又载南唐后主的小周后每次入宫则被太宗留数日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还载有太宗将李煜宠信的宫人乔氏纳人宫中诸事。《烬余录》载有太宗灭北汉而尽收其王室嫔妃之事，还有太宗与后蜀花蕊夫人的风流韵事等。均可证太宗实为好色之徒，且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宋官妓营妓》考证出：“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宋太宗居然是军队配备随营妓女的始作俑者，这又可见在宋太宗眼中妇女地位之卑贱。
宋代是在太宗手上完成统一大业，经济与文化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皇权统治也基本稳固，然而对外族的军事行动屡败，农民起义时有爆发，积贫积弱之形势已萌芽……有学者认为，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太宗终不能臻于治，给有宋后世带来很大后患。总之，其历史作用甚为微妙，其人品也确实令人难以定论。
不用南方人 宋初政事堂刻石真伪之谜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无南方人拜相当国者。宋人提出“政事堂刻石”之事，说太祖曾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语，刻石于朝廷政事堂，以告子孙。此事是历史事实，抑或是传闻蠡测，抑或是后人杜撰，难以分辨。
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欲拜王钦若为相。王钦若为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也就是说是南方人。淳化间进士及第，后钦若一路升迁，咸平四年（1001）已为参知政事（副相）。景德初，契丹军大举南下，他密请真宗南往金陵（今江苏南京），躲避北方战事，为寇准所叱责而止。出判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东），闭门待敌，束手无策。次年还朝，与寇准不合而去职，判尚书都省，领修《册府元龟》，功揽于己而咎归于人。不久又升大学士，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其为人奸邪险伪，若拜他为相，国事前境很难设想。由是，宰相王旦上谏道：“王钦若遭逢陛下，恩遇已隆，今留之枢密，已属高位。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说明不愿以王钦若为相者，乃朝廷众官员的公议。宋真宗只得作罢。等到王旦去世，王钦若才得任相，其愤愤不平道：“为这王老头，迟我十年做宰相。”
以上故事中“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一语，出自《宋史·王旦传》，应该说王旦此语说得如此铿锵有力，宋真宗表面上也只得听从。其实，王钦若自景德三年再次入枢，一直都位居执政，虽没有宰相的名分，真宗对他言听计从，作用远在宰相之上。然而就因此语而晚得宰相名分，那么此语为北宋初期之国事惯例，还是太祖、太宗朝立下的祖宗家法？
据宋人笔记《道山清话》记载，宋太祖曾提出过“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的家法，并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言，刻石于禁中政事堂，以告子孙。到宋真宗时，先有王钦若为相，后又以苏州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丁谓为相，据说该刻石被吏辈移至他处。宋神宗时，有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王安石为相，又有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章惇为相，其时该刻石已不知去向。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的确无南方人为相，因而“政事堂刻石”之事，似乎无可怀疑，至少事出有因。但查遍《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重要史籍，却未见对这重大事件著录一字，原因何在呢？
近代学者张荫麟认为，“政事堂刻石”之说虽言之凿凿，却实不可信。就以上述王旦上谏之事为例，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如有“政事堂刻石”存在，王旦为何不直接引以为据，而要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只是摆出有关的历史事实。二、宋真宗在王旦死后仍用王钦若为相，如有刻石在，他不怕违背祖宗之法？而宋初确无南方人为相，不是由于太祖定下了歧视南方人的国策，而是因为在太祖初期，国境未逾江南，其所需笼络的先朝重臣和所信托的心腹幕僚，有任宰相资格者，其中确无南方人。其后逐渐收复南土，南方人入朝者大都为南国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到第三朝皇帝宋真宗时，开国已三十多年，随着南方综合实力的加强，南方人科举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枢机构的比重，都与时俱进。此时，以科第起家而当宰相之任的南方人，开始逐渐产生。而北方人因久居的政治特权地位发生动摇，对南方人难免侧目，真宗朝歧视南方人的事例甚多，加上首位拜相的南方人王钦若确实为人奸邪，后来拜相的丁谓也是一个小人，都为朝中正直官员所侧目。到宋神宗时，北方人的地位逐渐落于南方人之后，王安石为相，其变法又存在许多弊端，而变法派以南人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由是招致很多官员的不满，为了表示对南方人的歧视，尤其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才有人杜撰了“政事堂刻石”之说，欲从根本上否定王安石当政的合法性，所以刻石之说是不可信的。
上述观点虽说得颇合逻辑，但也仍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证据来直接推翻《道山清话》中有关“政事堂刻石”的记载。所以宋初太祖是否制作过这块“刻石”，仍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自导自演 宋真宗泰山封禅之谜
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广开言路，锐意进取，勤政治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咸平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纳岁币求苟安，施政方针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劳民伤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国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绎了几场“天书”、“封禅”之类的迷信闹剧。其中一些神秘细节的具体操作过程，将永远是宫廷历史之谜。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心情一直不好。原来想到世人对其父宋太宗皇位合法性问题的非议，及对自己替代兄长继承皇位问题的种种看法，心里就一肚皮的不高兴。此时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又告诉他：“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与辽国立城下之盟，难道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是旧患未除，又添新耻，真宗心里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说不出来的窝囊和憋气，心病不轻。
宋真宗画像 王钦若揣摩到皇帝的心事，也为了印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提出：“只有封禅泰山，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邦。”真宗听了果然心动。而后，王钦若又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瑞’，帝王才行封禅之举，那么怎么求得‘天瑞’呢？难道伏羲时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天瑞虽非人力所为，但只要皇上深信而崇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降祥瑞无异。”真宗又去问秘阁直学士杜稿：“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杜稿随口回答：“就是所谓‘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负书出于洛’，其实都是古来即有的圣人设神道为教而已。”真宗听了，心神领会，决定施行。
真宗感到需要先将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批官员买通，让他们也心悦诚服地加入到这一剧情的演员行列中，那戏才会演得逼真。王钦若去转达了真宗的有关“圣意”，王旦半信半疑地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群臣欢宴，提出不分君臣而以主宾就座，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权三司使丁谓，及王旦、杜稿等大臣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就不要讲究君臣大礼了。”喝到高兴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尤其是特赐给王旦御酒一樽，嘱咐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回府打开一看，见樽中都是亮晃晃的大颗明珠，联系到前些天王钦若传达的“圣意”，顿然有所领悟。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的早朝上，内侍来报说宫城左承门天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有两丈多长，黄帛上隐约有字。真宗便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去年十一月某日夜里，有神人来告，谓来月在正殿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朕自十二月朔日已在正殿设了道场，恐内外起疑，所以未曾宣布。今日之帛书想必是天书下降了。”王旦带领群臣马上称贺，随后真宗率领众人来到左承天门，焚香望拜，让内侍上城楼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中“付于恒”，当然是指真宗赵恒，可见真宗即位是天命所归，且可传“世七百”，永葆宋祚。真宗大喜，把“天书”收藏于金匮之中，然后大宴群臣，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大中”有万事适中之意，“祥符”就是 “天瑞”。接着大赦罪犯，官员普加薪律，京城放假五天，公费欢宴庆祝。并遣使祭告天地、宗庙、宫观，群臣也纷纷上表称贺，一场闹剧拉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