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十九岁登进士第，后授同安县主薄。乾道时为枢密院编修，至淳熙中，年近五十才迁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知潭州等职。《林下偶谈》载：“晦翁帅潭，一日赵丞相密报：‘已立嘉王（宁宗）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袖内，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或可见其为官作风。宁宗即位，朱熹六十五岁，除涣章阁待制兼侍讲，给皇帝进讲《大学》。但只做了四十六天侍讲，就被免职。时朱熹见权臣韩侂胄结党把持朝政，便直言上疏，指斥韩侂胄任意进退大臣，紊乱朝纲。韩大怒，遂把朱熹看作眼中钉。
朱熹手迹 绍熙五年（1194）的一天，宁宗召倡优们进宫演戏，韩侂胄特别安排，让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并把朱熹倡导的性理之学擅改为诙谐迁阔的空淡，让宁宗感到轻浮好笑。韩便向宁宗说道：“朱熹所讲道学实是伪学，毫无用处，此人不可再用。”当时一些文人在诗词、文章里也时或斥责其道学的空谈性理、无用误国。宁宗本来就不太喜欢这个古板的教书老头，便正好下诏，解除了朱熹的侍讲官职。朱熹只得带着提举宫观的闲职，回到福建崇安，在家乡召徒讲学，从此被逐出政坛。
庆元二年（1196），朱熹在家讲学，听到朝中一些大臣无辜被害，上章力辞其闲虚职名，以表愤慨。而权臣见辞章，又奏劾朱熹十大罪状，下旨削去朱熹职名。学生蔡元定等也被指责佐熹为妖，编管道州（今湖南道县）。这十大罪状中，虽有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但在用一些事实揭露其道学的虚伪方面也不无价值，如揭发讥讽朱熹“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修身可乎？”，“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其身”等。朱熹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也承认：“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官之地，而改为僧坊。”不久，朝廷又加以“伪学逆党”的罪名，进行大肆迫害。朱熹作为“伪学”之首，被官员学人们纷纷横加指责和攻击，所有著述被查封，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其门徒有的进山隐居，不敢露面；有的易衣冠，押游市肆，以示与“伪学”划清界限。朱熹晚年就在如此寂寞惨淡的境遇中，遭受煎熬。
庆元六年（1200），朱熹在悲愤交织中病卒，享年七十一岁。官府的罪名约束和严密监视，使其众学生不敢前来奔丧吊唁，葬礼十分凄凉。这位一生为封建统治呕心沥血的思想家，结果却被统治者列为“伪学之师”而含恨离开人世。他的有关“理学”的思想体系全被作为“伪学”，受到禁锢和排斥，朝廷还立《伪学逆党籍》，株连所及，有记载的就有五六十人。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朱熹“理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愈来愈被统治者所赏识，也愈来愈被推崇。朱熹死后第九年，朝廷就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次年，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把朱熹《论语·孟子集注》列入字学。到宋理宗时，皇帝进一步认识到“理学”有补于治道，遂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祀朱熹。宋度宗进一步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赐（朱）文公阙里于婺源”，已有把朱熹抬高到孔子相当地位的味道了。
元代时，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复科举。这样，朱熹理学的官方统治地位渐次确立。后又下诏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命其五世孙朱勋管理，受历代统治者的朝拜。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改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朱松为“献靖公”，又改封“粤国公”。明代太祖、成祖都极尊崇朱学，不但继续以其为官学，规定《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名臣奏议》等为读书和科举的范围，且下令天下学宫，祭祀朱熹，朱熹后裔可世袭爵禄，朱熹几乎取得与孔子同等的地位。清康熙令编《朱子全书》且亲为作《序》，直把朱熹喻孔子，预言“朱子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五十一年（1712）谕旨，朱熹的牌位从孔庙东庑先贤之列移至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其统治地位已无可动摇。
武夷山兴贤书院 朱熹被抬入孔庙，理学被捧为官方御用哲学，甚至许多士人把程朱理学诸籍与衣食完全等同起来。有学者认为，朱熹独能兼孔、颜、曾、孟之长。有人说：“天不生孔子，三代以上如长夜；天不生朱子，三代以下如长夜。”朱熹有这样一句话：“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戊申封事》）这句话是应验了。
然而近代以来，人们也愈来愈感到以朱熹为旗帜的宋明理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其思想核心观念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朱熹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就是把“三纲五常”看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而把一切不合“三纲五常”的思想行为都视作“人欲”，是大逆不道的，务必革尽除绝。为了加强君主统治这个“天理”，必须消除一切对社会不满，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和言论，因为这些都是“人欲”。统治者便可从一本书、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中罗织罪名，残害具有所谓“异端”思想的人。明、清两代如此惨烈的文字狱，就是在这个理论下名正言顺地杀人，迫害无辜的生命。统治者将自己崇奉的思想捧为“天理”，然后不择手段残酷迫害“异端”，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体制传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文化基因障碍。
同时理学又大力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用封建礼教杀人，其中受害最深、最烈的就是妇女。在朱熹祖籍的安徽，据《休宁县志》载，在“灭人欲”观念的引导下，明代“节妇”、“烈妇”就有四百余人，清道光间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竟不嫁以终身”者达二千余人。朱熹老家婺源，“节烈”、“节妇”、“节孝”等牌坊有百余处，南宋至清光绪四年，有关妇女达七千余人。在朱熹长期生活的福建，据《福建通志》载，就闽南十二县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未婚妻守节、夫亡殉节的，就有近千人，其中受朱熹影响最深的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受害最甚，如晋江城郭的旌表贞节牌坊，几乎触目皆是。施可斋《闽杂记》说：“福州旧俗，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或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挞使从者。”
清代戴震就说：“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朱熹所谓的“天理”，其实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较之以刑罚杀人更具欺骗性。再如“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朱文公守漳时，立法令之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藉革其淫俗，故成为今日之现象也。”（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清末谭嗣同批判道：“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也善也。”现代学者蔡尚思说：“程朱派理学家最不讲理，最无良心，阳儒阴法。以理责人，甚于以礼责人；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
江西婺源是朱熹的故里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维逻辑，与自由、民主、人权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在此思想束缚下，人们也不会有任何创造力，只会在无上权威的君主面前，培育起根深蒂固的奴隶性。这一“理学”思想发展了原儒家学说中的糟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它统治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是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指导原则，成为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秩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鲁迅诸人深恶痛绝的国民劣根性，其实就是由宋明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奴性，鲁迅还专门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与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针对的是孔家店，还不如说人们要摧毁的其实是朱家理学体系。它实为中华民族几百年以来愚昧落后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果中国人民在思想上不破除对这一理论的迷信，不打破这理学中所谓“天理”的窠臼，将不可能走向现代社会。
不过到了现代，又有许多学者对朱熹的学术成就作出基本肯定的评说。如肯定他撰写、编次、注释、校刊了不少著作和典籍，为保存和发展祖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他建立书院，聚徒讲学，总结教育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他还对自然科学作过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甚至说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也是适应了巩固中央集权君主统治体制的要求，也起到了一些进步作用。
尤其是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对朱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也说：“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系统才达到顶峰……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然而，国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朱熹的彻底否定和大力批判，其疯狂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我们只要浏览报刊上的几个标题，就会瞠目结舌。如“彻底批判朱熹的天理论”，“剥去朱熹伪科学的画皮”，“可恶的朱熹”，“戮穿朱熹的画皮”，“从神道碑看朱熹的丑恶嘴脸”，“朱熹丑史”，“朱熹《中庸章句》的反动实质”，“朱熹《四书集注》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朱熹在漳州地区的罪行”，“朱熹在浙江的罪恶活功”，“撕破朱熹在湖南的反动嘴脸”，“朱熹在崇安的罪恶活动调查”……
朱熹是一位古代的大思想家。如今在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中研究朱熹的学者不少。尤其是武夷山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世界遗产，其文化方面主要就是以朱熹为首的闽学所留下的许多历史遗迹。学人们还成立了“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准备对朱熹理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期待它能取得可喜成果。
名将殉国 杨业北征兵败之谜
杨业是宋代抗辽名将，杨家将的第一代英雄“杨老令公”。千百年来，其事迹广为流传。他原为北汉大将，降宋后任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长期镇守边关，屡立战功，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大军寇雁门关，他临危不惧，率麾下数百骑出战，大破十万辽师，杀其附马侍中萧咄李，威震塞外，号“杨无敌”。此后，契丹望而生畏，每见杨业军旗即退兵而去。然而在雍熙北征中，杨业兵败罹难，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谁又是造成此难的罪魁祸首？民间与史载众说纷纭，史家也意见不一。
杨业画像 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当时辽圣宗即位不久，才十余岁一个娃娃，其母萧太后当政，宠幸用事，宋太宗认为其“主幼国疑”，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北伐军分兵三路：曹彬、米信率东路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张大声势向幽州（今北京，时为辽国南京）进发，牵制辽军主力；田重进率中路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发，攻飞孤口（今河北涞源）；潘美、杨业率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然后，中路军与西路军会合，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幽州，与辽军决战。
一开始，三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东路军一度攻占了涿州（今属河北）、歧沟关（在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西路军更是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兵锋直指桑乾河。中路军也攻克了飞孤口、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与西路军遥相呼应。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草军需。
东路军终因粮草不济而后退，五月在歧沟关旋遭辽军主力围困迎击，惨败而奔逃，一路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死者过半，溃不成军。由于东路军失利，终致宋军进攻计划流产。当时，中、西两路军位置突出，辽国以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统帅，领兵十余万向两路宋军逼近。辽军先攻陷中路军所占的蔚州，潘美带兵应援又告失败，辽军乘胜攻下西路军所占的寰州。宋太宗明白已失去战争主动权，只得令诸路宋军后撤。但给西路军一个任务，即在放弃四州地盘时，要掩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定州，西路军为掩护居民后撤而孤悬敌后，便成为辽军集中优势兵力主要追杀的目标。
七月，时西路军的应、寰二州已失守，辽军以十万人马盘踞寰州，军力强大而集中，宋军要撤出四州百姓已十分困难。西路军副帅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迎战，可佯攻应州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引出寰州辽军，并派人通知云、朔守将配合，趁机将民众撤离到石碣谷，再派数千强弩手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迷惑和打击敌人，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监军王侁不同意，坚持出雁门关进兵寰州正面迎敌。杨业指出此举必败，王侁讥刺道：“杨将军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面对强敌却逗挠不前，莫非别有用意？”这时，主帅潘美在旁不置可否。杨业气愤道：“我并不怕死，主要是此去必定不利，不愿让士兵们白白送命。我原是北汉降将，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理应拼死疆场，只是想多立战功，以报效主恩。现在监军责我避敌，我只好挺身向前，先诸君而死了。”临行，杨业还抱败中能侥幸撤离之打算，恳请潘美派弓箭手扼守雁门关以西的陈家谷口，再派步兵从两翼接应，以期届时能挡住辽军的追击，救出后撤的宋军。
雁门关西门 杨业挥泪出征，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军到，诱退至狼牙村，待宋军进村，辽军伏兵从四处杀出。宋军虽奋勇杀敌，终寡不敌众，溃败而撤。从中午苦战到傍晚，杨业且战且退，最后率领仅存的百余名将士冲出重围，赶到陈家谷口约定地点，只见谷口空无一人。杨业抚胸大哭，身上时己负伤数十处，为了使其他将士有可能退回中原，便令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分散突围还报天子。”将士们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愿意离去，仍然跟着杨业死战，又手刃敌兵数百人，最后全部殉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杨业血战到最后时刻，其具体结局究竟如柯？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业身负重伤，自知壮志难酬，绝望之中，一头碰死于李陵碑上。这一说法于史无征，实为民间歌颂杨业的抗辽事业，而逐渐编造出来的。最后被元曲采用，进行提炼和渲染，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就是杨业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被番兵将尸骨焚烧，把骨殖放在昊天塔内，派兵看守，最后由孟良与杨景将骨殖盗回。这一结局颇为壮烈，所以广为流传，但实不可信。
《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宋人记载，辗转抄袭，大体一致。我们再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本纪》中这样描写：杨业“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传》载“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被擒。可见其实际情况是，杨业最后被辽军俘获，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只有《辽史·耶律斜轸传》说：“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己……既擒，三日死。”其中“但称死罪而已”似有乞降于辽之嫌疑。然而后面的“三日死”，就是说杨业绝食三日而死，足以说明这“乞降说”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杨业宁死不屈、为国尽节的精神也同样感动着辽国的军民，最能表明辽方同样对杨业怀有崇敬之情的事，是至迟于宋仁宗中期，辽国在自己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境）为杨业修建了杨无敌庙。杨业死于山西朔县，何以庙却在密云之古北口？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四谓：杨业“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
神宗时刘敞与苏颂、哲宗时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都曾凭吊过此庙，且留下感人诗篇。刘敞《杨无敌庙》诗云：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大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对杨业的壮烈殉国极表惋惜，对迫害英雄的奸贼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诸史籍都记载，老将军在被俘临死前曾叹息道：“主上待我甚厚，期望我讨贼抗敌以捍边，不料反为奸臣嫉恨，逼迫我率军赶赴死路，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耶！”那么，谁是迫害杨业的奸臣？谁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罪魁是王侁。很明显，在杨业主张避开敌人锋芒，采用声东击西转移敌军主力，趁机掩护民众撤退的战略时，王侁威逼杨业率军正面拒敌，导致宋军遭受伏击而溃退。后欲争战功领兵离开陈谷口，沿马邑川行进。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不按约定率军在谷口接应，致使杨业身陷重围，孤立无援，战败殉国。
也有为王侁辩护者，认为北伐前王侁和杨业既无交情，也不存芥蒂，王侁没有陷害杨业的动机。王侁为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入宋以后，曾从征江南和太原，征服河西也有战功。雍熙北伐作为西路军的监军，王侁可能有些求胜心切，于是以为杨业畏懦不前，或可能以“逗挠不战”诸语激怒杨业，以求与辽军决战。况且王侁也无通敌之嫌。故充其量也只是指挥有误，并非故意迫害杨业。
有人认为潘美难逃此责，尤其是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中，都把他作为人人痛恨的奸臣。潘美为赵宋勋臣，杨业只是个北汉降将，由此不完全信任杨业。尽管杨业战功累累，却屡遭他的嫉毁，多次抹杀杨业的功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说，杨业在边境领兵抗辽，很有威望，“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此“主将”应指潘美。雍熙北伐初期，潘美又把战初攻克四州之功归为己有，根据《辽史》有关记载，只有云州是潘美率军攻下，其余三州都为杨业战功，但在宋人有关记载中，却都是潘美的功劳。最后身为西路军主帅，王侁应为他的下属，明知王侁之策不妥，却不加可否，听之任之，实为默许。当杨业进军遭到辽军伏击时，更屯兵不援。甚至也没按事先约定在陈谷口伏兵接应，潘、王背信弃义地撤军先跑，实是将杨业置诸死地。《宋史·潘美传》亦记有潘“美好乘怒杀人”之脾性。潘美妒功忌能，完全有故意陷害的可能。
也有为潘美辩护者，认为宋代监军之权大于主帅，王侁坚持要杨业出兵，潘美无权违抗。其实，潘美是个老成持重、屡立战功的骁将，与杨业共事七年，齐心协力，配合不可为不默契，他何必要在战场上陷害杨业呢？同时，潘美性格也较宽厚，如太祖初建宋时，入宫得周世宗子，赵普等大臣主张杀之，潘美不语，后言：“杀之有负世宗。”太祖便赐子为侄，潘美欣然领回家作养子。有如此心胸之人，为何要害共同浴血作战的同事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杨业兵败罪在宋太宗。当时辽国萧太后当政，重用其宠爱的大臣韩德让，这二人协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所以这一时期实为辽国历史上最为安稳发展的年代。就边境防务而言，辽国以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政冶家。萧太后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南面行政军务。期间史称“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知是宋朝边境情报系统有问题，还是宋太宗对辽国国情的估计完全错误，所以雍熙北伐完全是一次军事冒险行动，太宗急于雪耻第一次伐辽的失败，草率用兵。
太宗的临战指挥也颇为荒谬。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太宗的韬略远不及乃兄太祖，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又十分强烈。为了做到“将从中御”（即武将出征在外仍需听从朝廷的命令），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令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知道，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进行信息反馈，然后再要求中央给予适当的命令调整，其阵图指挥的荒谬性可以想见。太宗与真宗两朝，阵图指挥最为盛行，而这两朝也是对辽作战一败再败的年代。
此次三路军的战略，一方面战线拉得过长，力量过于分散，一方面各路军离开较远，不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是迅速指示军队撤到有利位置，而是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要求将不能守住的地盘上的居民也要共同撤回，这不但对在战时迁徙的民众是灾难性的，同时必然会减缓军队撤退的进度，给敌人有利的进攻机遇。所以，宋太宗最后要求西路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击以掩护民众撤回之命令，实在是要求军队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军事行动，杨业的兵败兆始于此。
杨业与部下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叹息愤慨。太宗赠杨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硕，赠官诸子。然后将王侁除名，发配金州，而潘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
此外，杨业原名“重贵”，因在北汉刘崇手下为官，赐姓名“刘继业”。降宋之后，太宗让他复姓杨氏，名“业”。有的史载或称“杨继业”。杨业殉国的日期基本可以考实。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四年（986）七月丙子（七月初九），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以“不食三日而死”算，约为雍熙三年（986）七月十二日前后。然而有关杨业的生年，史籍中却没有确切记载，造成史界说法不一。《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幼事北汉”，《宋史·杨业传》和《东都事略》说他“弱冠事刘崇”。“幼事”约指少年，《礼记》：“二十曰弱冠”。据《旧五代史·刘崇传》考察，刘知远是在天福七年（942）派其弟刘崇为麟州刺史，而此时杨业的家在麟州，估计就在这时投奔刘崇麾下。就是说公元942年时，杨业约十五至二十岁，也就是生于922至927年之间。而据山西代县杨氏族谱记载，说他亨年五十九岁，就是生于公元928年。也有学者认为，杨业事刘崇应在其父杨信事后汉任麟州刺史时，也就是公元947至950年间，这样杨业应生于935年左右。然而这些说法都未被学界所公认，莫辨其是。那么，杨业在什么年纪殉国的？它也是一个谜。
巾帼传奇 佘太君家世之谜
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北宋仁宗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北宋文豪欧阳修就曾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永叔集》卷二十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大约从这时开始，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在人们的传说中日益丰富，同时也产生许多谜团。杨业之妻佘太君，就是一个不见于正史的传奇人物，她的姓氏、身世、事迹令学界疑惑不解。
开封杨府点将台 据小说戏曲及有些地方志描述，佘太君出身将门，性情敏慧，善于骑射，作战勇敢，曾帮助杨业立过军功。杨业兵败殉国之际，潘美、王侁畏罪而欲掩盖事实，甚至捏造出杨业逞能，孤军深入，导致兵败身亡的谎言，蒙蔽宋太宗。杨六郎从战场回来，告之母亲实情，佘太君毫无畏惧地上书告御状，力辩丈夫苦战获死之由，终使宋太宗了解实情，处分了王、潘诸奸臣。太宗下诏褒恤，有谓：“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如果不是佘太君挺身敢告御状，甚至有的剧本还写佘太君大闹朝堂，得到一些正直大臣的帮助，则很可能杨老令公要屈死敌国，那些奸臣也会逍遥法外。
杨业殉国后，佘太君在家中训练子女、婢仆习武，组成杨门女将，时刻准备效力于国家。据说其武艺和战斗力要超过朝廷所统辖的正规禁军，后来，果然产生了杨排风英勇杀敌，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西征等感人故事。原来深居闺阁的柔弱女子，在杨家能训练成为驰骋疆场的战将，且出现这样一个女将团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佘太君的将门豪迈风范从中可见一斑。
然而上述事迹乃至佘太君为杨业之妻等基本史实，都不见于宋代正史，或宋代文人的有关笔记。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中，杨六郎自道：“母亲佘太君。”《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中也有“老身佘太君的便是”等台词。到清代方志和文人笔记中，开始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的说法。如乾隆《保德州志》（今山西保德县）卷八载：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说》曰，杨业娶府州（今陕西府谷县）折氏，称太君。其父折德扆为麟州刺史，又迁火山军节度使，杨业为代州刺史，距离都不远，故两家缔姻。其他，如乾隆时毕沅的《关中金石记·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乾嘉时康基田的《晋乘搜略》、光绪时《岢岚州志》等也有类似记载。《晋乘搜略》还说：“岢岚州掘地得石，拭视为杨氏墓碣，载折太君事。”晚清李慈铭《荀学斋日记》甚至谓：“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反正这些墓碣现都已不知下落，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佘太君更多的事迹。
折德扆在《宋史》中有传。折家原为云中（或称石州，今山西大同）大户，约五代动乱中迁居府州（陕西府谷县）。从五代后唐时起，太君祖父折从远为府州刺史。从远抵抗辽兵有功，兼领朔州刺史、振武军节度使。后汉时，置永安军于府州，从远为节度使，又迁武胜节度使。太君父折德扆，后周时为府州防御使，屡挫北汉军的进攻，升永安军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周恭帝即位，德扆自检校太尉加官太傅。入宋以后，仍任永安军节度使，曾率军破北汉诸城。乾德二年（964）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有子折御勋、折御卿，应为折太君的兄弟，先后袭爵知府州。折御卿还率军征战北汉与辽、西夏，战功累累，淳化五年（994）授永安军节度使，次年，牺牲在抵抗辽军的战场上，时年三十八岁。其子惟正、惟昌、惟忠，先后袭知府州事，乃为折太君的侄子辈。直到北宋后期，其后代折克行袭位，守边三十年，善抚士卒，在抗击西夏战役中功勋卓著谥谧武恭公。今陕西府谷孤山堡南有折克行墓，勒有《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可见，折氏为世代将门之家，世守府州。
光绪刊《山西通志》卷五十六，对杨折婚事提出质疑，说：“按德扆守府州，屡败北汉兵，宋乾德中卒，而业是时则为北汉将也。存以备考。”不妨认真考察一下：折德扆于乾祐三年（950）为后汉的府州团练使，时年三十四岁。如有女儿的话，约十六岁左右，亦可出嫁了。杨业这时二十岁出头，也在后汉刘崇部下为军官。如这时两家攀亲，可谓门当户对，没有什么可疑的。山西临县有七星庙，传说是杨业与折太君喜结良缘之地，晋剧《七星庙》还用戏剧形式演绎此事。至北汉和后周对立，折德扆归后周，而杨业跟北汉，岳父女婿分属两国，那是后来的事，也属不得已。
北宋开封禹王台 近代学者常征、余嘉锡、聂崇歧等人以大量的地方志资料进行考证，最后同意佘太君即折太君之记载，佘、折二音相近，西北有些地区“折”音如“蛇”，与“佘”差不多，所以佘、折一音之转而致误。虽然许多人赞同此说，但仍有人怀疑，因为《宋史》折德扆传中，仍不见其嫁女与杨业之记载，上述《山西通志》之质疑也颇有道理，一是两家门当户对的时间相当短促，二是届时三十四岁的折德扆是否已有十六岁以上的女儿，三是两家如已结姻，岳父女婿又很快分属两国的情况也难以自圆其说。总之，由于正统史籍记载阙如，而主要靠清代地方志及一些文人笔记保留下一些北宋佘太君的痕迹，其可信度如何，确难判断。
“六郎”威名 杨延昭排行与称呼之谜
杨家将中除杨老令公外，就数其子杨延昭的名声最为如雷贯耳了。他智勇善战，在边防二十余年，军功卓著。史书载，契丹军屡为其败，“惮之而目为杨六郎”。今天晋西北宁武关周围各县，也遗存有好几处“杨六郎寨”，这些都是杨延昭生前率军活动的区域。据学者考证，廷昭并非杨业的第六子，那么“杨六郎”的称呼是怎么产生的？是辽方还是宋方先有此称呼？其真实含义又是什么？
开封杨府花园 杨延昭本名延朗，年幼时沉默寡言，喜为军阵之类游戏。杨业尝言：“此儿最像我。”成年即入军伍，跟从父亲征战，史载杨业生前，“每征行，必以从”。太平兴国中，补供奉官。雍熙北征，杨业率军攻打应州和朔州，延昭担任先锋，在朔州城下冲杀时，被流矢射中手臂，却愈战愈勇，杀敌无数。战后，授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又迁崇仪使，知定远军。
咸平二年（999）冬，延昭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辽军在萧太后的统领下，长驱直入，宋军节节败退，遂城被围。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急攻数日，城小兵寡，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壮丁，发给武器装备，登城顽强抵抗。会一夜寒流降温，延昭令士兵汲水灌到城墙之上，清晨该城变为冰城，城墙坚固溜滑，辽兵无法攀登，只得撤退而去。延昭乘机尾随出击，截获很多武器铠甲。以功拜莫州刺史，宋真宗高兴地说：“延昭为名将之后，治兵守边有父风，真应该称赞啊！”
景德元年（1004），契丹主与萧太后指挥二十万人马，大举南伐。宋廷没有坚决抵抗的勇气，最后与之签订澶渊之盟。这时，朝廷也只给杨延昭统帅刚满万人之军队，但延昭并不气馁，提出建议：敌顿澶渊，离境千里，虽人数多，且为骑兵，但人马疲乏，只需令诸军扼守要路，伏击掩杀，便可歼其大部，幽、易数州也可乘时袭取。可惜一味屈辱求和的宋真宗，并不理会这一建议，还特别下诏，令前线诸将按兵不动，使辽兵从容退回，且在途中再次掠劫。延昭只得率领部属单独行动，“抵辽境，破古城，俘获甚众”。真宗得知后，马上派人到前方监视延昭的行动，不许继续打下去。
此后，朝廷不断下令，明白警告杨延昭，他的官任是维持保州境内治安，不准越出边境与契丹发生冲突。不久官徙高阳关副都部署，戍守屯所，边境安然。延昭所得奉赐悉犒军，与部下同甘苦，身先士卒，号令严明。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忌惮之，称他为杨六郎。大中祥符七年（1014），延昭过世，享年57岁。没过多少年，杨家将的故事开始流传，延昭的智勇善战又被进一步传奇化，特别是其“杨六郎”的称呼，几乎家喻户晓。
杨业应有七个儿子，或者说杨延昭兄弟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谓杨业殁后，太宗“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共为七人。《宋史·杨业传》说杨业与其子杨延玉殁于陈家谷之役后，“朝廷录其子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也为七子，问题在于其兄弟的排行。按照中国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所形成的规范，朝廷赠官必须服从长幼有序的原则，既然《长编》与《宋史》都将诸子的顺序以延朗“领衔”，那他分明应为长子。惟一的问题是牺牲的杨延玉，他与延朗，孰为老大，史书中没有交待。因为有可能老大牺牲后，由老二领衔。延朗即延昭，或称杨六郎，他在兄弟七人中并不排行老六是可以肯定的。
宋末元初徐大焯著《烬余录》则说，契丹“犯寰，（杨）业出战，死之。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字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训使。”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认为，上述“所载诸子次第，乃颇有据。史称延浦为次子，则延玉必为长子，延昭为六郎，则排行必第六，故其次序如此。民间之流传亦有不诬者，此类是也。”徐大焯把延朗、延昭判为二人，将延玉改为渊平，并未标明出自何处，而余嘉锡先生竟笃信不疑，殊使人不解。
《宋史·杨延昭传》开头就说：“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东都事略·杨业传》也曾明白交代：“延朗下一字犯圣祖名，改延昭。”宋真宗时，迷信道教，尊道士赵玄朗为“圣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下诏：“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此年十一月，改地名朗州为鼎州（《长编》卷七十九）。就是说，杨延朗在五十五岁时不得已才改的名。这一点就足以否定徐大焯《烬余录》中所谓的延朗兄弟之排行。而其他元代杂剧和明代小说演义之类，也都将延昭、延朗分为二人，往往把延昭、延朗分别排为老四和老六，也是不可信的。
那么，杨延昭为什么被称为“杨六郎”呢？一般认为，这是延昭在杨氏宗法大家族中的排行，即在同一先祖的同辈兄弟中的排行。据史书记载，杨业有弟弟杨重勋，为麟州刺史。有学者指出，杨业之长子与其叔父之子一起排行的话，一般也不会排行老六。如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所载，重勋有子杨光扆，系延昭之堂弟，所以在家族的大排数中，延昭也不居老六。当然，杨业是否还有其他兄弟、堂兄弟，我们不得而知。
《晋乘搜略》说延昭“小字（乳名）六郎”，恐怕也只是猜测之词。
《长编》、《宋史》、《隆平集》、《东都事略》等书说杨延昭是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契丹风俗有关。或说古代往往以天上星宿比拟世间大人物，如唐代大臣狄仁杰，被誉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契丹称宋为“南国”、“南朝”就有可能赞许杨延昭为“南斗”。而当时“南斗六星”已为习惯语，久之“六星”或昵称“六郎”，这样“杨六郎”的称呼就出现了，这和称杨业为“杨无敌”是同一意思。此说也谈不上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又是一种主观蠡测而已。
不见正史记载 穆桂英与杨宗保之谜
杨家将中穆桂英之形象，也可说是家喻户晓。她不但貌美端庄，且武艺高强，曾挂帅率领宋军抗辽，保家卫国，是杨家将中之巾帼英雄。其夫杨宗保也是少年英雄，其武艺韬略更胜其父辈，指挥宋军，大破辽兵天门阵，给契丹以致命打击。然而，正史中却没有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宋人笔记中也没有其夫妇相关的事迹，她们是否为小说戏曲中虚构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真有其人？
小说戏曲中，穆桂英是穆羽的女儿。穆羽字洪举，河南人氏，做过汝州兵马统制。穆桂英从小在父亲的传授和熏陶下练习武艺，练得一手百发百中之箭，舞得一口威武有力之刀。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占据山东穆柯寨，为一寨之主。杨宗保率宋军抵抗辽兵，为了破辽军的天门阵，必须用“降龙木”做斧把的大斧，而这“降龙木”只有穆柯寨中生长有两株。穆桂英不同意借用此木，杨宗保便率孟良、焦赞诸将攻打穆柯寨。宗保在战穆桂英时，桂英卖个破绽拍马而走，宗保以为得胜便乘势迫赶，不防被她用箭射中坐骑，翻身落马被押回山寨。穆桂英倾慕宗保的英武刚强，亲解其缚，主动求爱，两人即日成婚。于是，穆桂英带上“降龙木”大斧，帮助杨家将大破辽兵的天门阵，取得抗战的胜利。
小说戏曲中，说杨延昭之子名宗保，宗保之子为文广，与正史不同。《宋史·杨延昭传》、《隆平集》等史籍，明明说延昭之子是杨文广，而没有杨宗保其人。如《隆平集》载：“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杨文广或是延昭的第三子。而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则说，延朗（即延昭）之子名充广，充广之子名贵迁，贵迁有三子，曰光震、光荣、光明。光震有子五人，曰文广、文真、文锡、文贵、文宣。按此说，文广为延昭的玄孙，中间隔了好几代，不知其所本。而文广与其曾祖充广，同用一个“广”字，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估计这家谱有伪造的嫌疑。总之，都不见杨宗保其人，应是小说家的虚构了。只有《烬余录》说、“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大概是沿袭宋元话本的说法。
小说戏曲在述说杨宗保攻打天门阵后的活动，有“兵征西夏”诸事，这和杨文广的事迹颇接近。《宋史·杨文广传》载：宋神宗熙宁初，杨文广任兴州防御使，在秦凤副都总管韩琦属下，筑城抵御西夏军马，在西夏军退却时，文广遣军追袭，斩获甚众，得诏书褒谕，曾长期领兵抗击西夏。后迁官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侯。熙宁七年（1074），辽人来争河东地界，双方在代州开会协议。文广献出阵图，并提出袭取幽燕的战策。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去世，朝廷“赠同州观察使”，这又与《烬余录》所说的杨宗保的官位同。有学者以为，杨宗保就是杨文广的影子，小说家将一人拆成父子两人，以增加杨家将故事的传奇色彩。
雁门关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杨延昭有三子，宗保有可能与文广是兄弟。《欧阳文忠公集·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云：其墓主“女四人，长适皇侄右屯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建安郡公宗保”。是说宋仁宗有宗室族弟赵宗保恰与杨宗保同时，或因与皇家宗室同名，于是将杨宗保改为杨充广，或为杨传永。是否有此可能，不得而知。
最近更有一种令人瞠目的说法。是说前些年在洛阳新安县五头乡潼沟村出土一块北宋杨老令公的停灵碑，碑文有这样的记述：“北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入道而为观焉。”于是，有人相信此碑所记，认为杨宗保是杨业的孙女，杨延昭的女儿（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报道）。就是说杨宗保实有其人，但是位女性。那么，难道是后人把这位女性杜撰成一员威风凛凛的大将？其实，北宋时人们记事不可能出现“北宋朝”这样的名称，就是说这碑记绝不会是出自北宋时人的笔迹，至少是数百年后有人所作的一个追记，那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穆桂英的姓名与事迹，不见于宋人的有关史籍。但在雁门关南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关于她的遗事传说，及与其事迹相关的一些地名。如山西繁峙县北三十里有穆桂英山；县西南有“木阁村”，据说“木阁”原是“穆柯”的转音。浑源县城南也有穆柯寨，并有穆桂英攻打浑源的传说。这此地方，正是宋辽边界的交错区域，当年许多战争在这一带展开。小说戏曲中的“山东穆柯寨”，如系指恒山或雁门山之东，就和这些地区颇为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