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保德州志》卷二载：“延昭子文广娶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塔村，尤其故地云。”该部方志中，断断续续地记述着杨家将事迹，往往与正史比较接近，而很少元明小说戏曲的影响，比较真实可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段记载，是杨文广娶慕容氏为妻，“慕容”二音相拼也就是“穆”音。“慕容”氏转为“穆”氏，正如“折太君”转为“佘太君”。慕容氏为西北边地的鲜卑族姓，骑马“善战”也正是穆桂英的形象。杨家将长期在西北地区守边，其子孙中有娶鲜卑族女子也并不奇怪。由此，穆桂英或为杨文广的妻子，原姓“慕容”，为鲜卑族人。
宋濂的《杨氏家传》载，杨充广持节广西时，娶穆族女子为妻。穆族居桂、贵、湘交界地区，或称木族，其酋长自称木天王，以有田禾的山谷名柯，酋长居于有田禾的寨子，名穆柯寨。查《宋史·杨文广传》，文广早年曾官任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样的话，穆桂英也有可能是广西穆族或木族，有一些小说中就称“木桂英”。总之，在没有更直接的史料佐证之前，上述种种说法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传奇人物 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之谜
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百花纷呈，争奇斗妍。而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总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他机智地周旋于皇帝与杨家将之间，往往在皇帝偏袒奸臣的危急时刻能挺身而出，助杨家将一臂之力，帮杨家将摆脱困境，或将奸臣绳之以法。在《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等传统剧目中，八贤王虽只是一个配角，但起的作用却并不小。杨家将的故事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那么，这位八贤王是否有历史依据？他是哪一个历史人物的化身呢？
在小说戏曲中，八贤王首先在宋太宗率军进攻太原时，献上反间计，然后派使者说降了杨业。就是说杨家将由北汉降宋，八贤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七年后，杨业为奸臣所害，殉国疆场，佘太君或杨延昭到朝廷告御状，要求惩办罪魁，不料奸臣反咬一口，幸亏八贤王在旁相助，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后杨延昭为将，属下小校治事犯法，宋真宗在奸臣挑拨下要严办延昭，八贤王及时赶到，以延昭军功请朝廷从轻发落，终得真宗允准。不久边事告急，八贤王请得赦令，杨六郎重披战袍，招集兵将北上抗辽。最后，六郎率军大获全胜，班师回朝，并捉得奸臣，又在八王协助下，将奸臣正法。杨延昭病殁于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年间，八贤王时也旧疾复发，病重归天。
许多戏曲小说中，将八贤王的名字记为赵德芳。赵德芳为宋太祖的小儿子，《宋史·宗室传》载，赵德芳为太祖第四子，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诸职。太平兴国六年（981）病故，才二十三岁。这时杨业归宋只有两年时间，杨延昭也才二十四岁，只是供奉官，随父从军。如果硬要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扯上关系，那最多在太宗进攻北汉时，说是他曾献过反间计以逼降杨业。当然，这也只能是于史无证的猜测。更让人不解的是，宋太宗曾追封德芳歧王，后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此“八贤王”之称呼几乎与赵德芳毫无关系，那为什么戏曲小说中要说赵德芳是八贤王呢？
有人认为，八贤王或许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的化身。《宋史·宗室传》等史籍载，赵德昭是宋太祖的第二子，由于其兄早夭，所以他曾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他聪明英武，喜愠不形于色，颇得太祖的信任，曾“赐金简一柄，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官任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职。太宗抢班即位后，虽封他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对这位大侄子存有戒心，总是找机会进行排斥。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征幽州时，因战败而太宗失踪，有人提出立德昭为帝。太宗得知后更为不满，因小事就与德昭发脾气，德昭一气之下，自刎而亡。时杨业刚刚归顺宋朝，德昭应该不会与杨家将发生过什么关系。不过，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颇感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的八贤王，其有“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的特权，正好用来上惩昏君、下打奸臣。问题是：赵德昭生前为武功郡王，死后曾追封魏王，后又改封燕王，如果以德昭为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那么为什么要用“八贤王”这个非常不恰当的称呼呢？
也有人认为八贤王当指宋太宗第八子，属元字辈的王族人物，如明代小说《北宋志传》中的“八王”。史载，宋太宗有九子，其第八子赵元俨确有“八大王”的称号。宋人笔记《谐史》中称他“生而颖悟，广颡丰颐，凛不可犯，名闻外夷，小儿夜啼，其家必惊之口：‘八大王来也。’”太宗非常溺爱，每朝会宴集，多侍奉左右。真宗即位，封曹国公，进封广陵郡王、荣王。坐侍婢纵火，烧延宫中，降封端王，出居故验马都尉石保吉府第。每见真宗，痛自引过，帝悯怜之，寻封彭王，进太保。仁宗即位，拜太尉、任尚书令兼中书令，屡封定王、镇王、孟王、荆王。平生寡嗜欲，惟喜欢读书，好为文章词句，颇善二王书法。问题是翻遍宋代史籍，都找不到这八大王与杨家将有关系的记载。
赵元俨生于雍熙二年（985），病亡于庆历四年（1044）享年六十岁。太宗攻取北汉之际，元俨还没出生，杨业殉国之时他出生才一年，只是个婴儿，怎么可能助杨家一臂之力，以对付奸臣呢？他在杨延昭身后二十年病殁，比杨延昭要小二十七岁，就是和杨文广一个辈分，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小说戏曲中八贤王的形象。史载，仁宗少年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元俨自以为德高望重，恐为太后所忌，便深自沉晦，阖门不出，不预朝谒，以绝人事。这种做法，似乎也不太像八贤王正气凛然、刚毅直言的性格。可以说，这八大王的生平与八贤王的故事相距甚远，也不会是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原型。那么他的一些事迹，对构造八贤王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京剧传统剧目《贺后骂殿》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贺后为宋太祖之皇后，因太祖死因不明，命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反遭太宗痛斥，德昭撞殿柱而亡。贺后又携次子德芳上殿，痛骂赵光义不仁。太宗只得向嫂嫂谢罪，赐其尚方宝剑，加封德芳为“八贤王”，贺后母子这才含泪而去。这大概是赵德芳封“八贤王”的由来，人们出于对其孤儿寡母的同情，便将赵德芳虚构为朝中正直力量的化身。以后又有《八大王开诏救忠臣》诸剧，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抗辽事业朕系起来，留传民间，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总之，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他的出现增加了朝廷权力斗争的戏剧性冲突，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完全符合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事迹、生平相对应、吻合的人物，八贤王是由朝廷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民众的有关情感渲染，再经过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一个虚构人物。
庸将负盛名 大将曹彬身后被崇之谜
曹彬是宋初名将，两宋其实名将不少，然而，独曹彬久负盛名，声誉最高。有宋一代，曹彬被誉为“勋业最隆、功冠群雄”的“本朝第一良将”，极为引人注目。后世对他也推崇有加，盛名一直不衰。那么，这位名声显赫的大将，究竟有哪些了不起的战绩军功，值得人们如此推崇呢？近有学者在考察了曹彬的生平战绩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负盛名，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又何在呢？
武惠王曹彬像 曹彬字国华，是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父亲曹芸，为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可谓出身将门。据说他周岁时，父母以百玩之具布放床席之上，观其所取，他左手拿起武器戈，右手取祭祀用的俎豆，一会儿又抓住一官印，对其他东西看都不看，人们颇觉惊异。
后汉乾祐时为成德军牙将，后周时补供奉官，迁河中都监，出为晋州兵马都监。入宋，迁客省使，以战功改左神武将军，俄兼枢密承旨。在太祖、太宗朝，他披坚执锐，平后蜀、攻太原、伐江南、征北汉、战契丹，南征北战，为北宋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君主宠信，官至枢密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
咸平二年（999）卒，享年六十九，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是宋代第一位死后全国举哀的武臣。且赠其妻高氏韩国夫人，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并与名相赵普一起配享太祖庙庭。可谓生荣死崇，地位显赫。
欧阳修《归田录》赞道：“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李攸《宋朝事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宗锷《曹彬行状》，都称颂曹彬：“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宋人有关称誉，不胜枚举。后世也对他推崇有加，盛名不衰。
20世纪80年代，学者张其凡在认真考察了曹彬生平及其战绩之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而负盛名，并对宋代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纵观曹彬一生，他所参加的军事活动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乾德二年（964）十月至次年正月的平定后蜀之战。曹彬以枢密承旨为都监，随刘光义军进蜀。在曹彬的严禁约束之下，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褒奖。然而在平定后蜀，留驻成都的日子里，诸将争功而竞相掳掠，民众还是大受侵扰。战后有谓“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于是受朝廷特赏，升为宣徽南院使，跻身大将之列。但此战他并非统帅，且后蜀政治腐败，已不堪一击，没有经历激烈战斗，更未见曹彬有什么奇计巧谋。总之，这次战役决无可夸口的战绩使他得以称为名将。
第二次是开宝七年（974）正月至次年十一月的平定江南之役。这次曹彬身为统帅，率军沿长江东下。包围其首府金陵（今南京）之时，曹彬称病，诸将来问候，又提出破城日不妄杀一人，以约束将士，禁止掳掠，众将许诺，使富庶的江南及首府金陵免遭战争洗劫。班师之时，曹彬船中只有图籍和衣衾而已，这一功勋为人称颂不已。献俘开封，官升枢密使。平定江南是曹彬一生最得意之战，然而此战是以强对弱，在南唐国势日颓之时，曹彬率十万大军，却打了一年多才把江南平定，尤其是围困首府金陵近十个月，才得以攻破。可以说治军不严，姑息太过，致使战争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主帅难辞其咎。
第三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至五月的平定北汉之役。宋初，曹彬曾经在他将麾下几次率军与北汉作战，取得过一些小胜。开宝二年（969）随太祖进攻太原，战败而回。此次是随太宗出征，虽然攻灭了北汉，但曹彬在其中并没有指挥战斗，自然也没有什么谋略和战绩可言。接着太宗乘胜北伐，结果与辽军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回。
第四次是雍熙三年（986）正月至七月的北征攻辽战役。此战，曹彬统率约二十万人马为东路主力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向辽南京（幽州，今北京）进发。开局颇为顺利，曹彬率军很快攻占了歧沟关（今河北）和涿州（今属河北）等地。三月与辽军相持在涿水以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只得放弃前所攻占之地，退回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得知消息后，认为指挥失策，令他与东路军副帅米信的军队集结，养精蓄锐，等待战机。此时中、西路军捷报频传，东路军为了争回北征主力的面子，再度向涿州进发。因辽军以轻骑不断偷袭，曹彬命军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然而此举使将士们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多天。大军到达涿州，发现辽国大军已埋伏于涿州东北，曹彬连忙决定撤退，而辽军精锐开始了全力追击。
五月，宋、辽主力激战于歧沟关。宋军逐渐被辽军包围，宋军只得以粮车环绕自卫，实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到辽军袭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率军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又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又被辽军追上，一阵砍杀，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至此，宋军主力伤亡惨重，损失十余万之众，导致全线崩溃，雍熙北征以惨败告终。这次战败使宋朝北部边防极大削弱，辽军乘胜南下，河朔震动。时议认为，北征输得如此惨烈，主要是将帅疏于韬略，指挥无方所致，其中曹彬之无能最为明显，不堪为帅，实为庸将。
总之，曹彬作为大将，既无指挥才能，也无神机韬略，更无出色战绩，往往指挥无方，应敌无谋，最多是一个谨小慎微、奉守军法、有仁人之心的庸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庸将得负盛名呢？其一，曹彬为人值得称道。廉洁俭朴，在其他将帅聚敛成风之时，他却身居陋宅，未尝修广，衣着素袍，安于俭德。出使吴越，不受馈赠，后不得不收，却上交朝廷。居朝俸入，常接济族人，非常难得。宽厚谦恭，心胸较为宽广，喜愠不形于色。对同僚和下属都能友好相处，遇小吏亦以礼，接人待物和气，不言人过，不记人嫌，不以富贵骄人，唯以谦恭自处，还常助人于危难之中。读书好学，每次出征，往往带大批书籍回来，勤奋求知，学识益广，能与朝士清谈终日，鸿儒硕士也常叹不如。这些人品与涵养，是他获得盛名的重要基础。
其二，曹彬后裔在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一直地位显赫。其女儿为真宗嫔妃，其孙女被选为仁宗皇后，英宗时为皇太后，神宗即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其长子，官至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其他任节度使、宰执，乃至封王者有多人，其家族名望于北宋时一直隆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士大夫自然多行称誉。在当时官修史书中，更是不吝褒奖。曹彬名声之鹊起，且久负盛誉之情况，可以想见。
其三，朝廷的推崇。宋朝皇帝的御将之道是不求其善战，必求其忠诚，以巩固赵氏江山。对能征善战、多有才干的将帅，反而常常猜忌、防范，以尽力减除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由是，崇文抑武、压低武将的地位，用将但求忠诚循谨，不求有勇有谋，这些都成为大宋王朝的祖传家法。而曹彬为将忠实驯良，谨小慎微，这正是统治者最看中的优点，抬其为宋代第一良将，作为武臣的表率，完全符合最高当局的意愿。所以曹彬这样的庸将得以久负盛名，正是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看到，宋代真正可以称为名将的北宋狄青，遭猜忌而死；南宋岳飞，遭构陷被害；南宋余玠，遭怀疑暴卒……名将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宋代统治者容不得善战名将的铁证。其结果，必然导致军政之不修，兵势之不振，武力之积弱，而屡战屡败，宋室由一统江山，至南宋偏安一偶，最后被蒙古军铲灭，这也叫自食其果吧。
上述主要是张其凡先生的一家之言，却也言之有据，论之成理。不过曹彬之久负盛名，主要还是在赞扬他严肃军纪，不滥杀无辜方面，尤其是江南一役，使城市与民众免遭战争洗劫之功，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称誉的。从这方面讲，他也有良将的成分，不是吗？
截然相反 名将康保裔结局之谜
康保裔是宋初名将，战功卓著。《宋史·忠义传》说他于咸平年间在与辽军决战中以身殉国，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诸史中均言之凿凿。然而《宋史·路振传》却说他于咸平中被契丹军俘获，《辽史·圣宗纪》中也有辽军擒俘康保裔的记载。总之，有关记载矛盾百出，不知孰是。
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谨厚好礼，善于骑射，飞弋引矢，百发百中。父亲康再遇，后周时任龙捷指挥使，随赵匡胤出征而战殁。保裔在后周为将也屡立战功，后继父官职，在石守信麾下，率军破泽州、攻广阳。宋太祖开宝年间，从众将于石岭关败契丹军，迁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太宗端拱初（988），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又迁高阳关副都部署，加侍卫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身经百战，身披七十多处创伤。真宗即位，委以要职，任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后复任高阳关都部署，为边关大将。
咸平三年（1000），契丹兵大举南下，与宋军诸将战于河间一带。诸将向高阳关求援，康保裔挑选精锐部队，前往会战。康保裔率军到达前线，天色已暮，便与诸将约定次日清晨合师与敌决战。契丹连夜调兵遣将，布下重重包围。天色渐明，探子来报，敌军步阵严密，人数众多，而友军并没有到达。左右见形势不利，都劝康保裔易甲换装，带部分人员飞马突围。保裔却坚决予以拒绝：“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是我战死之日矣。”于是决意死战。一连两天的厮杀，双方伤亡惨重，土地都被战马践踏得陷深一尺。宋军救兵不至，终寡不敌众，弹尽矢绝，康保裔战死疆场。
消息传来，朝廷为之震悼，两天不行朝会，以示哀荣。真宗下诏：追赠侍中，赐白金五千两，恩加诸子官职，遣使慰问其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封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其妻为河东郡夫人。由于康保裔的忠勇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史官们将他列于《宋史·忠义传》的卷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史籍笔记对此事也有详尽描述，究其史源，应都出自《真宗实录》。
然而，《辽史·圣宗纪》载：“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保）裔，获兵杖器甲无算。”如果说《辽史》有可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战事的叙述中故意贬低宋军，歪曲史实的话，那么，《宋史·路振传》亦载：“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这里不但说康保裔被契丹俘获，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军队去追击。《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说，就足以使人产生疑问：康保裔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被敌所俘？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又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康被擒，王师未有胜捷”等记载，似乎进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敌人俘获的蛛丝马迹。
《宋史·夏守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夏）守赟往察之。守赟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诛”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记载，说康保裔挑选精锐去会战，由于寡不敌众，战场上殉国的话，那么没有挑选上的“部曲”为什么要“畏诛”呢？康保裔战死不应该由留在高阳关的“部曲”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敌，反倒与这些部曲会有一定牵连，因为主将降敌，其部曲也会受到一定的猜疑。这样，“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就非常奇怪了：这些部曲为什么给自己下索套。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有一段记载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夏守赟传云：守赟还，言保裔因送客，猝与敌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就是说，康保裔只是偶然出关送客遇敌而战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阳关中部曲们的责任了，主将在关外遇敌，部众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说是保裔投敌而去，那么这些部曲自然就没有责任，他们不跟主人投敌，似乎对大宋还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传》说：“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也与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就是说连康保裔是如何失踪的都存在两种说法：是在河间战场，还是在高阳关外送客？此后才是战死，还是投敌？在事情还如此不确切的情况下，朝廷对待此丧事为何会这样隆重？其一连串的赠官与赏赐，难道都建筑在捕风捉影之上吗？
有学者指出，宋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辱国，是宋真宗及其大臣们感到十分丢脸的事，为了掩盖宋军惨痛的败绩，摆脱大将投敌的难堪，朝廷便竭力把康保裔装扮成忠义之士，再对有关战事忠勇壮烈之场景进行加工与渲染，以掩人耳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以致造成有关之记载矛盾百出，扑朔迷离。
宋以后的史家也注意到了这些疑点，如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就认定是康保裔投敌。当然，这一认定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史证而显得有点勉强，所以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宋初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
任后人评说 南宋将相张浚评价之谜
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战派大臣，几度执政，几次率大军与金决战，兼为将相，权倾一时，颇为显赫。然而八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褒之者誉之为抗战派英雄；贬之者斥之为害国之狗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浚（1097一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历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诸职.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发生苗刘之变，张浚以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同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遂朕络吕颐浩、韩世忠诸路军马起兵勤王，一月后平叛，高宗复辟，有功而除知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
张浚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陕西五路兵马四十万人，与金兵会战于富平，诸路兵皆失利，关陕失陷。此后三年，退守四川，擢吴玠为大将，每战辄胜，赵开为转运使，善于理财，刘子羽为上宾，颇有才略。人谓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绍兴四年（1134），遭御史弹劾而罢职奉祠。九月，伪齐入寇，十一月，复除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岳飞进讨洞庭杨幺义军。绍兴六年，伪齐入寇，张浚督张俊、刘光世、杨沂中诸将击退之。绍兴七年，张浚“总中外之政”，部署淮西军不当，大将郦琼率四万人马叛降伪齐，张引咎辞职。
此后，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为贬黜．因坚持抗金立场，不附和议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倾心，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ll6l），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复召张浚，及浚至而敌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老当益壮。孝宗即位，有恢复志，除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擢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八万北伐。终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次年四月，张浚由是解职，朝廷遂作求和之议。八月，去世。
肯定褒扬者，如宋高宗曾将张浚誉之为东晋之王导，多次谈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宋孝宗对张浚也“倚之如长城”，曾说：“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评论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诸事件中的表现时赞赏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闻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杨万里《诚斋文集》更是对张浚赞不绝口：“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宋史·张浚传》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把张浚描绘为一个深得人望也颇有功绩的抗战派大臣。
现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也时把张浚与岳飞并称为“抗金英雄”，或称为当时“朝野上下热烈拥护”的“抗战派的代表”等。
否定贬抑者，如当时太学生就说张浚“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侈言诞计，专权误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数次战败后，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曾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齐东野语》）后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徯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九《李忠定公》）史学家王鸣盛《蛾术篇》卷六十，说张浚“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入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时，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死，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死，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珵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珵罢官，编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他长于兵略，治军严明，屡与敌角，威名远播，最后却被张浚以“谋反”罪处死，实为南宋初年仅次于岳飞的一大冤案，激起军民的纷纷叛变，致使陕西五路全部落人金人之手。张俊初入陕，曾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曲端反对张浚进攻战略，即被收缴兵柄。当曲端直言张浚此战必败时，又被怀疑有“反心”。后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战大败，此时参谋王庶提出曲端写有“反诗”指斥皇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便入其罪名，将曲端捕进监狱，随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仅四十一岁。其后，张浚还不敢向朝廷报告处死曲端的实情，也编造不出其“谋反”的证据。明人马贯感慨道：张浚之杀曲端，“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野获编补遗》卷二）
秦桧之投降倡和，千载唾骂，其奸谋之所以得逞，除与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谋而合外，与张浚之称赞引荐也不无关系。秦桧第一次罢相后，高宗曾将其罪状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复用。但绍兴六年（1136）时，张浚为了排挤赵鼎，乃引荐秦桧为行宫留守，权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而召至行在，后又授秦桧枢密使。“而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于是赵鼎被挤出朝廷，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最后张浚因淮西军叛而罢相，秦桧遂得以重新执掌大权，南宋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代。
绍兴七年（1737），张浚为相，部署江淮诸路兵马准备北伐，与诸将协商。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惟岳飞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三朝北盟会编》）后张浚又与岳飞讨论淮西军诸将问题，岳飞指出诸将都不合适，又引张浚恼恨。（后淮西军叛，说明岳飞有先见之明。）高宗先命岳飞尽统淮西诸军以图中原，后出尔反尔又收回成命，岳飞遂乞解兵权，奔丧归庐山。张浚勃然大怒，“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纪》）。所以，首先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数年后，岳飞冤狱成，韩世忠之辈犹能责问秦桧，而张浚于岳飞之死却不置一词。
张浚一生主要指挥了宋金之间三次大战役：即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溃败。富平之战前，许多将领与官员都反对此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激战只半日，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而金人缴获堆积如山。此战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基本不懂军事，断送了关陕形势之地，中原永无恢复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书·高宗纪》谓：“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所谓减轻东线金军压力以保全江淮之说，实微乎其微，东南抗金主要靠岳飞、韩世忠等军的积极抵敌。
淮西之役，宋军还没开战就已败北，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创造宋金战争史上又一次可耻记录。初，张浚谋北伐，淮西军帅刘光世持守论，而兵部尚书吕祉每有平戎之志，张浚遂欲罢刘光世兵柄，而以吕祉节制淮西诸军，以刘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有积隙。许多官员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险，岳飞还明确告之；“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齐东野语》）而张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谋夺郦琼兵权并处其死刑，然而消息走漏，郦琼抢先叛变投敌，最终导致如此不堪之败局。
隆兴北伐，张浚为枢密使，集江淮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分两路挺进。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率军出定远；邵宏渊为副使，率军出盱眙。李显忠是陕西骁将，全家遭金军杀害，抗敌坚定，五月先克灵壁，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后李显忠率军又克宿州，进入巷战，邵军才投人战斗。攻下重镇宿州，孝宗闻报深受鼓舞，升李显忠为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邵耻居李之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张浚居然迁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无恐。其后两将又在赏赐问题上发生矛盾，士兵一经挑唆，人心浮动。李显忠部很快遭到金军反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谓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军心遂摇，无复斗志。“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此战也使“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齐东野语》）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梿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言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乾隆爷质疑 金兵“拐子马”之谜
金兵的王牌部队“拐子马”，完竟是怎样的兵种？历来以为就是“连环马”，其实骑兵打仗，马怎么能连环呢？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专家只能重新寻找解释，最后大致定义为：左右翼骑兵。结果只是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军事术语，你相信吗？
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今湖北武汉）率军北上，抗击金兀术统帅的南侵金军，七月在郾城（今属河南）遭遇金兵精锐的围攻。岳飞先命岳云率军迎敌，打垮敌骑的数次冲锋，大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杀敌近百，自己也中数十枪，但仍英勇奋战。金兀术见先头部队没有占到便宜，就命最为骁勇的拐子马、铁浮图投人战斗。岳飞令步兵上阵，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之类兵器，专劈马足。岳飞也亲率诸骑突出阵前，诸将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不能轻敌！”岳飞马鞭一挥，说：“非尔所知。”就跃马驰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敌骑应声倒地，箭无虚发。将士们见到统帅亲临战场杀敌，士气倍增，杀得敌骑人仰马翻，金兵尸横遍野。到天色昏暗之时，金军已一败涂地，狼狈溃逃。
郾城之战是宋军空前的大捷，宋廷也不得不在奖谕中作出极高评价。在平原旷野之中，能战胜金军最精锐的骑兵，尤其是打败了金兵神勇的“拐子马”、“铁浮图”，这确实令人鼓舞。那么，这“铁浮图”、“拐子马”到底是怎样的兵种呢？
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韦索”就是皮绳，三匹战骑为联，又全披重铠，应即连环马，或者说是“身穿铁甲的连环骑兵”，其整队冲锋时，就如一堵墙在前进那样，势不可档。此说一出，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拐子马”就是“连环马”的定义，也不胫而走。人们在描写此场战斗时，都按岳珂的说法，岳云命步兵以麻扎刀入阵，无须仰视，只管低头砍马足。拐子马既相联，一马被砍跌倒，其他二马也都不能行进，或相继倒下，坐以侍毙。在岳家军的奋战下，拐子马被成片砍倒，僵尸堆积如山丘。金兀术悲痛地大哭：“自起兵发来，皆靠它取胜，如今完了。”岳珂最后的结论是：“拐子马由是遂废。”
此后，章颖《南渡四将传》、元人《宋史·岳飞传》和明、清时《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说岳精忠全传》之类小说，都照抄岳珂的蓝本，或按此说行文，没有任何怀疑。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乾隆帝令其臣僚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根本不合使用骑兵的军事常识，遂写了一条“御批”，指出：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朕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
乾隆的这段批驳，可谓切中要害，颇有说服力，但依然没能解释何为“拐子马”，只是说，可能当时宋人看到金军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遂以为是“拐子马”。
宋史专家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对此作了详尽考证。认为“拐子马”一词首次出现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的顺昌战役中，出自被金人强征人伍的河北汉人之口，其以为金军中有战斗力者，“止是两拐子马”。所以此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北宋时人们的习惯用语中有“拐子”一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有“东西拐子马”之称，是指“大阵之左右翼”。如《东京梦华录》和《三朝北盟会要》中有“拐子城”一词，是指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这样，“拐子”就是“侧翼”之意，“两拐子”就指左右两翼，而“两拐子马”或“东西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铁浮图”是指重铠全装的金军铁骑，主要指金兀术的侍卫军等，又号“铁塔兵”，主要指其用铁盔甲防御严密，马背上还铺毯枕，它与“拐子马”是两个概念。最早对“铁浮图”作出错误解释的是顺昌战役时的顺昌府通判汪若海，他写了一个《札子》送呈朝廷，称金军的“铁浮图”：“三人为伍，以皮带相连”；而对金军拐子马的解释是对的：“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便把两者合一了，以此便以讹传讹。
那么，为什么南宋岳珂等人对“拐子马”的含义已毫不知情了呢？邓老的解释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或者说，它原是北方人的用语，南方人完全听不懂，如果说南宋初期还有一些北方移民南下，略懂一些北方的风俗，而到南宋中期以后，人们已茫然不知“拐子马”为何物了。
此外，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还认为，金人自起兵以来，凡有拐子马参战都战无不胜，至岳飞才识破其弱点，用步兵砍其马足，大破其阵，从此拐子马便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郾城大战前的大仪镇战役和顺昌战役，岳家军并没有参加，宋军都采用了砍“拐子马”马足的战术，取得不错战果，尤其是顺昌大捷，金人“震惧丧魄”。而郾城大战二十余年之后，史籍中仍有金兵使用“拐子马”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