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半天，“拐子马”就是左右两翼骑兵。这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古人居然会误解和附会了几百年？作为一个习惯用语，为什么知道的人这样少？使用的时间也这样的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拐子马”仅指左右两翼骑兵，那么只要是古代大规模战役，正面阵地以骑兵为主力，就有配置左右两翼骑兵以协同作战的需要，中国古代自战国开始，至清朝后期，都经常采取这一常用的骑兵战阵，为什么史书上单单称金军的两翼骑兵为“拐子马”呢？上述的这个简单解释可信吗？
君命难违 十二道金牌之谜
民族英雄岳飞和岳家军抗击金兵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逼迫班师回朝的故事，也最令人扼腕痛惜，真是十年之功，度于一旦哪！不过这十二道金牌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它的历史真实性又如何呢？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接连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可渭扫荡金兵，势如破竹，前锋已抵开封南郊的朱仙镇。收复北宋东京（即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南宋抗金战场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岳飞兴奋地准备乘胜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在七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岳飞却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不容争辩地立召岳飞班师回朝。
岳飞塑像 此时，岳飞悲愤填膺，肝胆欲裂，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他不禁仰首长叹，顿足捶胸，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也悲泣不已，取朝廷诏旨示之说：“我不得擅留。”此际，哭声震野，人心绝望，只得看着官军南退，部分民众跟着官军一同南撤。
所谓“金牌”，并非用黄金制造，它只是宋代邮驿传递制度的一种形式。宋代邮传一般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步递要求日行二百里，马递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宋神宗时期增设了金字牌递，或称金字牌急脚递，主要传递紧急诏旨和军事方面的特急件，要求日行五百里，为当时最快的马递邮传。金字牌用长尺余的木牌，涂上红漆，刻上“御前文字”数字，涂上金黄颜色，十分耀眼。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得预闻。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人们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事实上，纸面规定的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往往是达不到的，这是由于道路条件和战争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上述临安到郾城之间大约有两千里路程，如按规定要求，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需要四天时间，但实际行程需十天以上。用金字牌递有关诏令和军事情报，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以上。也就是说，都城临安的皇帝与前线郾城的岳飞，通一次信息就需二十余天的时间。
宋高宗赵构《赐岳飞书》 据有关史料推测，岳飞在郾城之战前夕，约七月五日给朝廷上一奏报，报告了军队的战况，说明“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奏报过后十余天，朝廷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熬过了郾城、颖昌两场恶战之后，约十八日前后，却迎来了一道班师诏。就是说，高宗在七月八日前后，约正值郾城大战之际，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不愿舍弃大好的胜利进军形势，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就此班师回朝，一再告知朝廷“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然而，只隔了两三天，就在一天之内收到高宗命令班师回朝的十二道金牌。
这里就产生这样几个疑问：高宗并没有收到岳飞十八日的奏章，也就是在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连发十二道金字牌递诏令？加上第一道班师诏，就是接连颁发了十三道班师诏令。皇帝用金字牌递发诏令，已说明其命令非常紧急。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估计其诏令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如此频繁地发出同一道诏令，有意义吗？岳飞生前在各地所收到的诏令御札，大都收录进岳珂后来所编的《金佗粹编》之中，其中虽也说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十有二”，但就是独独不见这十二道金牌的内容。连发十二道诏旨，为何连一道都没有保存下来呢？
有学者指出，在朝廷向岳飞发出令其班师回朝的金字牌诏旨的前后，抗金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这次对金军南侵的抗击，多路人马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而岳家军一路血战北进，己有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时，朝廷又令张俊、杨沂中、王德诸部从前线后撤，使得岳家军孤军更突出在中原战场之上。在郾城、颖昌诸次战役之中，岳家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实已很难独力支撑这一中线战局。或者可以说如不班师，岳家军便处于有可能被围丧师的危险境地。如邓广铭《岳飞传》指出的，岳家军已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将“成为金军并力合击的惟一对象，如再奋力前进击敌，那就等于自行跳入赵构、秦桧所设下的陷阱”。所以这时只需一道金字牌急递诏令，岳飞只能听令回撤。否则，岳飞不但是违抗朝命，还有可能被金军围困而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援助，前景是惨淡的。
所以，高宗应该是没有必要连发这十二道金牌。从另一方面讲，这几乎一个小时就要发一道相同诏旨的局面出现，只是说明在外的将领是如何的不听诏令，似乎也有损大宋皇帝的尊严和威信，深通权术的宋高宗会这样做吗？何况，宋代应该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样，就让人们有些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连续递发这十二道金牌的军令诏旨？这个让岳飞饮恨悲叹、壮志难酬的十二道金牌，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杜撰，以增添岳家军班师回朝的悲壮气氛。你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难有定论 韩世忠墓址之谜
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一直在苏州灵岩山。不知为什么民国以来学者们对其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应在湖州菁山，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及详尽的论证。也有学者依然坚持苏州说，同样著文进行了充分的反驳。在缺乏考古明证的前提下，问题的定论似乎还有些困难。
韩世忠画像 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属陕西）人，一说绥德（今属陕西）人。他出身贫苦，十八岁从军，平西夏扰边，剿方腊起义，平苗刘之变，屡建战功，建炎三年（1129），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次年春，以水师八千阻拦金兵十万渡江，与金兀术军相持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附近）四十余天，此役扫灭了金兵的嚣张气焰，颇为后世传诵。此后，在与金军的对峙中，时有捷报传来。如绍兴四年（1134）大破金兵于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时论以此役为中兴武功第一。统三万兵，扼守淮河达七、八年之久，使敌人望而却步，与岳飞同为“中兴名将”。反对议和，力图恢复，终不得遂其志，反而遭到猜忌。绍兴十一年（1141），与岳飞、张俊同时解除兵权。曾为岳飞冤狱叫屈，面诘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自此辞去官位，杜门谢客，不再言兵。常纵游西湖，怡养天年。六十三岁辞世，葬于苏州灵岩山。
苏州灵岩山西麓的韩墓，前面矗立着一座很有气势的“蕲王万字碑”。这是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时所树立，孝宗还亲题碑额“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个大字。同时，命赵雄为墓碑撰文，令周必大书丹，二人都为当时俊才，官至相位，不论文或字都属上乘。特别是记述韩世忠生平的这篇碑文，有约一万四千字，恢宏的文章令人感慨，虽不免有宣扬“愚忠”的一面，但主要篇幅还是着力于抗金恢复，将韩蕲王的英武忠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目前。据测，墓碑宽近九尺，连同龟趺底座在内高达三丈余。如此高大的雄碑，加上有万余字的碑文，这在国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天下之冠。加上周围地势开阔，其墓的气度的确不凡。
据有关记载，明弘治和清道光年间都对韩墓进行过修整。1939年6月，飓风吹倒了墓碑，碎为十余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当地灵岩寺主持妙真等僧人请工扶正，由于难复其原，只得分两段并做一排胶固。1949年之后，又对其进行修整加固，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外表仍颇壮观。数百年来，谒韩墓者不知凡几，其中不少诗人名士借碑抒情，留下许多感人的诗作悼文。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在1928年至灵岩山拜谒韩墓，后作诗云：“不读蕲王万字碑，功名盖世复何为。”
然而，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对此墓是否为韩世忠真墓提出怀疑，认为充其量只是一座衣冠冢，韩世忠的遗骨并不在其中。由此，争论遂起，因证据不足，成为悬案。
苏州沧浪亭曾经是韩世忠的宅园 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赵呜、培坤、金康《韩世忠墓址考辨》提出，真的韩世忠墓应在浙江湖州市西南金鸡山之东麓的青山坞。其论据为：一是明《万历湖州府志》有“蕲王韩世忠墓菁山”的记载。菁山是山名，也是古集镇名，后改“青山”。因此坐落在青山坞的韩墓与文献记载相合。二是民众的口碑材料，当地老农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附近有一桥，名“韩家桥”，当地老农说，据传是韩府守墓家丁所造，而守墓家丁的后代，一直在这里生活到清同治年间。三是墓址气势非凡，金鸡山突兀于墓之西北，山脊绵延一公里，呈龟龙状。韩墓所在地即为“龙首”右侧，居高临下，极目远眺，气吞山河。按“文左武右”，韩世忠为武将，葬之右侧，礼仪得当，也符合其蕲王之身份。四是墓的规格、形制，背高十米，直径二十五米，有坟祠痕迹。墓前一坪台，曾设有龟驮的基碑、华表、牌楼、界碑和祭奠用的石桌、石凳等，现还存有石人、石马、石羊各二，排场不小。再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呈斜坡形，有明显的坟城迹象，是个顶边宽四十米，底边宽一百六十米，两边各长一百四十米的梯形坟城。总之，其墓阙之宏伟，气势之浩大，非“王”莫属。
再看苏州灵岩山韩墓，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一是碑高三丈，宋代任何一个皇帝的墓碑都未达到过三丈，韩世忠的墓制规格怎么能僭越犯上？所以，此墓碑必定是明清时所造。二是韩世忠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到孝宗追封蕲王，这一时期，苏州、镇江、扬州一带一直是宋金争夺的区域。韩墓不会葬于这战乱频仍的地方。相反，湖州地区是韩氏统兵后期的辖区，韩家在这里有相当基础，归葬于此较为合适。三是灵岩山地形较露，山不成龟龙之势，不是王墓的理想之地，远不及群山环抱的湖州菁山。四是有关韩世忠葬在灵岩山的记载文字甚少，只有清同治《苏州府志》一条史料。而菁山韩墓却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其编纂时间距韩世忠离世仅五十余年，可信度不言而喻。可以推测，由于韩世忠率军队在苏州一带驻屯多年，坚持抗金，奋勇杀敌，有关战役及其夫妇的轶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的人民忘不了这位抗金英雄，为了永久的纪念，所以修筑了灵岩山韩墓。
但也有学者提出商榷，张志新、姚勤德《也谈韩世忠的墓址问题》指出，南宋嘉泰《吴兴志》不仅版本差，且也没有关于韩世忠墓的任何记载。又查明嘉靖《吴兴掌故集》、清乾隆《湖州府志》、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吴兴记》、光绪《乌程县志》等，均未见有载韩世忠墓的任何材料。所谓湖州菁山韩墓“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那么为什么明万历《湖州府志》会有蕲王韩世忠墓在菁山的记载呢？在查阅了诸多吴兴的地方志乘后，初步推断是：万历《湖州府志》将清河郡王张俊之墓误载为蕲王韩世忠墓了。理由是：一、张俊与韩、岳同为南宋大将，还曾助秦桧陷害过岳飞，事迹昭昭，且同封为“王”。二、张俊之墓确在菁山，《吴兴掌故集》、乾隆《湖州府志》诸书都有载。三、万历《湖州府志》恰恰未载张俊墓。所谓民众口碑材料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等也都与张俊的身份相合，可见其误载的可能性很大。而明确说这是“韩世忠墓”的，也许只是少数人的误传。
最主要的还有墓葬的规模问题。宋代是比较讲究礼仪的，诸臣丧葬都需按《礼院例册》的有关规定进行，如：“诸一品、二品丧……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槨及石室”。《宋会要》也载：“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乾德年间规定，一品礼“墓方园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宋史》卷一百二十二卷）菁山大墓既发现了石槨，墓上还设有石人、石马、石羊和众多的石制品，可见此墓的形制与宋代的礼例不符。华表、牌坊、石人、石马、石羊等的配列情况，在明清墓上较为多见，因此很可能是明清墓，而不是宋墓，就是说既不是韩世忠墓，也不是张俊墓。
至于所谓苏州灵岩山韩墓诸不合情理之处，并不能成立。一其墓碑由宋孝宗敕命所建，还亲笔题有碑额。实测碑高有五米三五，龟座高一米七，额高一米二，总高八米二五。与明代徐达墓神道碑差不多。问题是宋皇陵碑的高度，未能找到有关资料。但据有关情况估计，不会比韩墓碑小，说韩世忠墓僭越制度，缺乏根据。二说苏州为当时的战乱地区是不对的。建炎四年（1103），金军在抗金力量的打击下开始北退。绍兴四年（1134），南宋诸路大军均有战绩，绍兴和议后，疆域基本保持在淮河、秦岭一带。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大举南侵，也没有越过长江。三灵岩山成不成“龙”势，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不能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去判断。如《灵岩山志》对其山的形势就倍加称颂，明黄习远《韩蕲王墓诗》就称灵岩山有“龙脉”。四记载灵岩山韩墓的文字不少，如明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吴邑志》、《吴中灵岩山志》、清《江南通志》等记载都非常详尽，有清以来，几乎没有一部苏州、吴县的地方志不载韩墓在灵岩山的。
苏州沧浪亭 韩墓神道碑碑体过高，而龟趺显得较小，这与明清时代龟大碑矮，比较稳健的风格不同。碑文基本均已风化，字迹漫磨殆尽，说明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与明清诸墓文字清晰的碑体又不同。韩墓神道碑之边饰云纹比较古雅；碑额之夔龙显得短拙而简洁，雄浑而有力，与明清时代盘曲多鳞，细长夭矫的风格不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韩墓碑不同于明清碑刻的显著特点。可以说，韩墓碑流传的序，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宋史·韩世忠传》又本之于碑文，可见其碑不可能是伪作。
最后，韩世忠为什么要葬在苏州？其直接原因就是碑文中所说：“敕葬于此”。即是宋高宗放命将他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其间接原因，应与韩世忠领军长期居住苏州有关，韩府曾设置于苏州城内。那么其是不是衣冠冢呢？据《宋史》记载，韩世忠大葬时，“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敕命徐伸护其事，吴、长洲两县令奔走供役”等。韩墓不可能是衣冠冢，当时也没有建衣冠冢的制度。更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为防备金人和其他人的破坏，而去建造这样一座巍伟的假墓。
学者的辩论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苏州灵岩山韩墓，这次辩论是否真的搞清了韩世忠墓址呢？似乎仍有待进一步作考古的判断。
王室冤狱 赵廷美、卢多逊谋篡案之谜
此狱案是继宋初金匮之盟、斧声烛影两大疑案后的延续，到底是赵廷美、卢多逊阴谋篡位，还是宋太宗、赵普刻意谋害，以完成太宗皇位的一脉单传，从史书上我们已很难找到历史原本的答案，不过读者可以自已进行理性的判断。在这些疑案中，令人深感震撼的是：在皇位权力前面，即使是父子兄弟，人性也已完全泯灭。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有关传记等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宫中金明池、水心殿落成，宋太宗正准备召宗室成员泛舟游览。突然，有官员密告：秦王赵廷美欲于此时行刺皇上，若不得手，再诈称病于府第，候太宗车驾临省，再作乱以篡位。太宗听罢大怒道：“朕尚强壮，秦王何性急乃尔！”冷静一想，又不忍暴露其事，以败坏皇家宗室的名声。遂下诏罢去廷美的开封府尹官职，出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为掩人耳目，还赐给御弟裘衣、犀带、银钱、绢彩诸物，差枢密使曹彬代皇上给廷美饯行。同时，褒奖两位同告秦王阴谋的官员，如京使柴禹锡迁枢密副使，翰林副使杨守一迁枢密都承旨。也贬降了一批与廷美友善的官员。
此事一发，宰相赵普很快上密疏，告宰相卢多逊与秦王暗中交通诸事。太宗览奏章后，立即下诏将卢多逊及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等统统逮捕入狱，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严加审理。案犯很快招供伏罪，卢多逊承认曾多次遣官以中书机要密告秦王府，去年还令属下传话给秦王说：“愿宫车（指太宗）早晏驾，尽心事大王（指秦王）。”廷美也回告之：“卿言正合我意。”并私赠卢多逊弓箭等物。还有秦王府小吏恣横不法诸事，法官们一一结案具状奏上。太宗再召文武大臣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74位官员联名奏议，要求对此大逆不道之案严惩不贷，宜行诛灭之刑以正朝章。最后，朝廷定案判决：削夺卢多逊官爵，并同其家属流放崖州（今海南岛）。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数人并斩首于都门之外，籍没家产，其亲属也流配海岛。赵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朝中凡与廷美、多逊有关系的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和贬黜，相关的势力被彻底扫尽。
其后，赵普又唆使知开封府李符上奏，谓廷美虽已谪居西京，但仍不思悔过，怨恨不已，应徙流远郡，以防他变。太宗见疏，遂降诏贬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雍熙元年（984）廷美至房州，太宗还派出亲信为房州地方官，以日夜监视，廷美被软禁而没有行动自由，忧悸成疾而死，时年三十八岁。太宗听说，呜咽流涕着说：“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以同胞至亲，不忍置之于法，使居房陵，冀其思过。方欲推恩复旧，遽然殒逝，伤痛奈何！”其悲位之情，感动左右。次年，卢多逊也病卒于海南岛，终年五十二岁。
此案从表面上看，有好些个官员一起告密，还有那么多官员共同审讯和朝堂集议，赵廷美与卢多逊欲政变谋篡似乎已属实无疑。其实该案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故事，绝非上述史书记载的如此简要和单纯。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太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夭。老三光义，即宋太宗，比太祖小十二岁。老四廷美，比太祖小二十岁。三人是一胞同母之兄弟，若按其母杜太后的遗嘱，太祖应将其皇位传给弟弟光义，太宗也应将皇位传给弟弟廷美，再由廷美传给太祖之子，如此一直保持年长之君在位，赵家江山便能得以永固。
赵廷美在太祖时，历任诸地防御使、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诸职。太宗即位后，也让廷美任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从征北汉，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这一情况其实是太宗最为优虑的心病。
宋太宗即位才四五年，太祖的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离世。秦王廷美见此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便愤愤而言太宗“有负兄恩”，此话传入太宗耳中，加上一班小人在旁又添油加酱，说秦王骄恣跋扈，将有篡位阴谋，不可不防。太宗本有心病和疑惑，如此一来，兄弟间的猜忌日益加深。
卢多逊，博学多谋，太祖时颇得信任，屡迁官爵，至拜参知政事（副相）。多逊与宰相赵普不和，每在朝中揭发其短，赵普自然嫉恨在心。多逊老父亲也曾在官场沉浮，深知其中三昧，时已退休在家，听说儿子与宰相赵普为仇，不禁长叹道：“赵普是开国元勋，小子无知，轻低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反正我已不久于人世，能不亲历此难，还算是侥幸的。”然而，赵普不久因不法事被贬官出京。
太宗即位之初，卢多逊得拜相执政。赵普回京改任太子太保虚职，多逊仍多方阻毁，将赵普妹夫奏调广西边陲，战殁边事，令赵普恨得咬牙切齿。赵普之子承宗官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娶京城官员之女，来开封完婚，未满月，多逊又奏遣承宗归任，赵普敢怒不敢言。两人至此积怨成仇，彼此恨之入骨，不共戴天。
太平兴国六年（981），赵普密奏“金匮之盟”故事，重获太宗信任，再度拜相，且官爵地位在秦王廷美之上。赵普仰仗太宗的有所依托，权势一时更胜太祖当年。赵多次讽言要卢多逊引退，多逊虽觉不安，然终不肯就范。接着，就发生了上述大案。
“斧声烛影”的传说已令太宗有弑兄夺位之嫌疑。太宗即位后，太祖之二子又死得不明不白。此案中廷美被贬死房州，其实也始终末见显罪确情，都是几个官员的密告，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有关属官、小吏和证人也都被斩首，来个死无对证。尤其是连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都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而直接向父王申辩。因为他平时与四叔的关系不错，廷美的死讯传来，他受刺激而发疯，后竟纵火焚烧宫廷。太宗在廷美死后，还对他进行一系列的人身攻击：如《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老四。太宗却对宰相们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以贬低廷美的出身，故意编派出谎言来掩饰自己逼死廷美之行径，甚至不惜向自己父亲的脸上泼脏水。这也让人怀疑太宗说“廷美自小刚愎，长益凶恶”，诸评价的真实性到底如何？这一连串的间题，绝不是孤立的，因已告诉了人们有关的隐情。
可以说，宋太宗亲自导演了这桩栽赃诬陷亲弟弟的冤狱的可能性非常大，《宋史·赵廷美传》将这一冤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赵普，实际上赵普不过是帮凶而已，他乘机除掉了对手卢多逊，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然而赵廷美是这一狱案的关键，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给自己的嫡系子孙，元凶应是太宗。然而，史书上依然是赵廷美想抢班夺位，最后自取灭亡的记载，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冤情的痕迹。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当权者这方面的手段都是相当高明的，使后人根本找不到什么确凿的不利于他们的史证，因为其中的关键史实早已被篡改，许多事实真相都已随着历史的波涛而永远逝去。
贬死岭南 名相寇准冤狱之谜
寇准乃北宋名相，为人豪放而洒脱不拘，为官正直而气度不俗，敢于犯顔直谏，不畏强权，为世人敬仰。大家知道，北宋澶渊之盟前后，幸亏这位名相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宋军得以略挫辽军锐气，最后签订城下之盟。百年后就有宋人说：“当年若无寇准，天下已分南北矣！”如此一位功臣，最终却落得贬死岭南的下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悲惨的结局？寇准自己的行为应承担多少责任？宋真宗、刘皇后及王钦若、丁谓诸人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寇准 太宗朝，寇准已为参知政事（副相）。一天，上朝奏事，寇准所言与太宗之意不合，太宗一怒而起，准备退朝回宫，寇准却上前牵住御衣，要皇帝冷静坐下，继续议事。过后太宗细细回味其过程，不觉大加赞赏：“朕得寇准，犹李世民（唐太宗）之得魏征啊！”
真宗即位后的第七年，即景德元年（1004），寇准拜相执政。适逢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侵边，来势汹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举朝惊恐，主守主战，纷纷不决。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某天早朝，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请皇上驾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暂避，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皇上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意见，寇准厉声回道：“若采用此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还能保吗？何人为陛下画此策，臣请先斩此人祭旗，然后挥师北伐。”王钦若在一边听得面红耳赤，低头不敢作声。寇准又提名王钦若出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去守前线重镇，王钦若没法推辞，只得上路，心中却记下这笔账。
在寇准的要求下，真宗同意御驾亲征，率军直抵澶州。皇帝亲临前线，士气大振，加上号令严明，将士用命，开仗之初就射杀辽军大将，略挫敌军锐气。但在真宗厌兵求和的懦弱态度促使下，没能按寇准的强硬主张坚持下去，终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以三十万岁币，换来北方边境的暂时平静。
正当真宗为此战“亲征”有所成果而感到庆幸，对寇准也敬重有加之时，主钦若经过深思熟虑，开始挑拨离间。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以为他对社稷有功呢？”真宗点头称是。钦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为有功，臣实不解。”真宗愕然，顿问何故。钦若答：“陛下贵为天子，却与外夷作城下之盟，此《春秋》所耻。寇准逼陛下亲征，犹如赌博，输钱将尽而孤注一掷，陛下乃寇准之孤注，逼陛下为如此危险之事，寇准何功之有！”几句话就把真宗说得面颊发青，闷郁不快，自尊心被扫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随之降格。
同时，寇准在战后有意无意居功自得的架势，也令真宗老大不快。自此，真宗待寇准日渐疏远。不久便罢去其相位，出知陕州。而王钦若却靠此类手段，再次被用为执政。此人貌状矮小，且颈项中有瘤，一幅怪样，时人称“瘿相”。
天禧元年（1017），全国正沉浸在“天书”、封禅等的迷信闹剧之中，寇准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其属下军官巡检朱能，伙同朝中宦官周怀政，伪造“天书”，想通过寇准上呈，以得皇上恩宠。寇准喜其附己，不辨真伪与忠奸，便忘乎所以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上奏朝廷，称有“天书”降乾祐山中。一些大臣以为此乃奸臣妄诞，以蛊惑天聪，却不解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何以会一改初衷。然而真宗已入迷狂状态，宰相王旦也觉得应该让寇准奏上来，所以朝廷下诏，令寇准马上回京奉上“天书”。
入朝临行前，有门生劝寇准说：“你若称病，推托不去，实为上策。若入京见驾，便揭发此天书乃奸人伪妄之作，尚可保全平生正直的名声，其为中策。若由此再入中书拜相，自堕志节，恐怕最为下策。”寇准听了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入京奉上“天书”。真宗大喜，正遇王旦离世，王钦若坐事罢职，天禧三年（1019），寇准再入中书为相。
寇准二度入相，丁谓也再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丁谓原先关系不错，所以曾向宰执推荐过丁谓的才能。丁谓虽博学多才，然狡诈过人，善于揣摩奉迎，智谋而奸邪。某夕，中书用餐，寇准饮羹污须，丁谓殷勤至极，起身为他拂拭干净，哪料寇准并不领情，略带酒意地戏语道：“参政乃国家大臣，难道是为长官拂须的吗？”一句话将丁谓说得无地自容，面颊青一阵，红一阵，心中好不懊恼，由是暗怀敌意，伺机报复。
天禧四年（1020）真宗忽患风疾，病情时好时坏，不能上朝视政，事多决诸刘皇后，丁谓和知制诰钱惟演等人朕合起来迎奉刘皇后。寇准和参知政事李迪等人却有后宫擅权的担忧，正好宦官周怀政此时向寇准传达了真宗要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一天入宫请安，寇准便向真宗说：“皇太子不负众望，愿陛下传以神器。”真宗点头称是。寇准既得皇上允准，便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此时寇准已觉丁谓奸佞，有意让杨亿代丁谓之职。然而，寇准一时酒后漏言，传入丁谓耳中。丁谓当即入诉刘皇后：“皇上稍有不适，即当痊愈，奈何令太子监国？寇准谏立太子，当有异图。”
此前，发生过刘氏宗人在蜀地不法事，真宗以皇后亲属之故，便赦其罪。而寇准却偏提出要依法处置，所以与刘皇后早有芥蒂。此时寇准又站在太子立场上，想限制刘后之权，所以刘后早就想整一下这个寇老儿，便向真宗诬告，说寇准要太子监国将有异图，丁谓也在真宗面前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不知是病体晕晕，还是出尔反尔，竟记不起自己曾允准过寇准的有关建议，便下诏罢去寇准的相位，以丁谓代之。
宦官周怀政在内廷颇有权势，前因伪造“天书”事，更恩宠有加。此次寇准欲令太子监国，怀政亦预谋其事。寇准因此被罢相，怀政亦遭斥责，并渐被疏离。怀政在忧恐略定之后，想挽回败局，便阴谋杀丁谓，废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立刻传位太子，并恢复寇准的相位。怀政与其弟怀信，潜召大臣杨崇勋、杨怀吉等人密谋，约以共同举事。不料，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后，入奏宫中。真宗立即下令逮捕有关诸犯，组成众大臣审理法庭，周怀政很快招供伏罪，被斩首示众。此案被牵连的有关官员、亲属有数十人，都被发配边远，寇准也因此被远贬，出知相州。
丁谓又揭发永兴军巡检朱能也是周怀政伪造“天书”的同党，朝廷接着便派使者去永兴军捉拿朱能等人，朱能自度不能兔罪，竟然武装反抗，杀死使者，率军造反。最后在数路大军的围剿下，很快溃败，朱能自缢而亡。而寇准曾是朱能上司，且联手进奉“天书”，所以再坐朱能反叛之事，贬为道州司马。
不久，真宗驾崩，仁宗即位，才十三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丁谓更是飞扬跋扈，与太后再次将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雷州半岛为广南最边远地区之一，与海南岛遥遥相望，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将寇准这位六十余岁的老人谪放此地，无疑是要将其置诸死地。越年，寇准便病殁于雷州。
此冤狱中，奸臣王钦若的贬损、丁谓的诬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寇准自己的行为也存在相当的阙失。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寇准居然与军官朱能、宦官周怀政联手，附和当时全国痴愚病狂的迷信闹剧，用“天书”下降当地的谎言和伪作来博取皇帝的宠信。这样，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最终也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而采用这种低级手段来博取相位呢？据说名臣张咏认为寇准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这一行为仅仅是学识不足的原因吗？或者说寇准为了再次入相掌权，而不择手段，哪怕利用奸人和做荒唐事。这就不是学识不足的问题，而是政治品质的问题了。有人说这是中国大多数政治家的一种习惯性思路，它是中国皇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所以毁坏自己的名誉或走向冤狱的结局，这都是宿命。那么，寇准到底属于哪一类性质的官员呢？
这案中宋真宗扮演的角色，最令人迷惑。明明是自己先有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也亲自同意了寇准的提议，最后居然出尔反尔，不但将寇准罢去相位，贬其出知小州，甚至还要差点追究太子的责任，幸亏参知政事李迪提醒道：“陛下有几个儿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自己仅此一个继承人。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真宗晚年已病重而糊涂，许多诏旨实为刘皇后一人擅行，就是说寇准冤狱主要是刘皇后矫诏制造的。所以，在寇准早已被贬出京城，真宗还时或会问；“眼前为何久不见寇准？”左右不敢据实回答。总之，此案约在天禧四年之后所下的诏令，已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宗清醒时的旨意，哪些是刘皇后矫诏擅行的。在君主专制的中国，每到皇帝晚年，这样的宫中之谜，其实是经常性的节目。
孰是孰非 包青天断割牛舌案之谜
包拯立朝峭直刚毅，为官刚正不阿，似乎一生为民审冤，办了许多大案要案，被誉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大清官。但其有史可查的审案断案的故事极少，这个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记载中惟一的断案文字，而就是这惟一的断案文字，也存在真伪的复杂问题。其中的蹊跷，真有点让人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包公塑像 《宋史·包拯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包公在知扬州天长县的任上，一天，有个农民哭丧着脸到县衙来告状，说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请求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这种小案，一般官员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更何况此案很难查出凶手，因为割牛舌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烦。此案凶手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无非是原告的仇家采用报复性手段，欲其倒霉罢了。所以包公考虑了一下，对原告说：“还是回家把牛杀了，然后卖牛肉赚回几个钱吧。”因为牛被割了舌头，吃食困难，估计也活不长了，不如杀了卖肉。农民以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办了。
而当时宋朝法令有“禁杀耕牛”一条，所以很快有人来县衙控告该农民私杀耕牛。包公升堂，猛然喝问道：“大胆歹徒，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人家私杀耕牛！”那人一听，十分惊恐，以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这样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为方式，不用任何侦察手段，就把疑案给轻松告破了。
无独有偶，《宋史·穆衍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说穆衍在任华池县令时，也审断了一桩牛舌案，内容几乎与包公所断之案如出一辙，且审理过程与采用方法、断案结果也都一模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有这样巧的事吗？两案都见于《宋史》，会不会其中一案是抄袭另一案呢？那么哪个是原创者，哪个是抄袭者呢？
有人推断，包公断案的故事不胜枚举，民间流传甚广，然而基本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戏曲、文艺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属于断案的故事，且被记入正史的只此一个。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都是人们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么，这个审牛舌案的故事，会不会也是为了神化包公而抄来的呢？反之，如果说是《穆衍传》抄袭的话，就缺乏明确的动机，穆衍至哲宗时，累官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后加直龙图阁、知庆州，谈不上有什么大政绩、大名声，其历史地位与包拯根本无法相比，后人应该不会为他去抄袭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包拯年长穆衍三十四岁，后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进士，而任华池县令，这时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监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断牛舌案早已传为民间美谈，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断案。据包拯门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记载，可见元朝所修《宋史·包拯传》必有所本。此外天长县在今安徽，而华池县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两地相隔遥远。将一事二载或二事混为一谈的可能性都较小。两事虽然大同，却也存在小异，如包公是嘱原告农民“杀而鬻之”，而穆衍却只“命杀之”。据此，包公审牛舌案是可信的。
如果说两案都是历史事实，只是相隔在两地，相差了二三十年。那么说后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想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侥幸巧断此案，这都还说得过去。而最后罪犯模仿众人皆知的故事去县衙告发，实为自行投案，使得穆衍有机会再演一遍包公的角色，似乎让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愚蠢的罪犯吗？
总之，两案毕竟过于惊人地相似，历史会这样重新演绎吗？牛舌案在北宋是发生了一起还是两起？如果只有一起，那么谁是真正的断案者呢？又是谁在故意抄袭呢？
文豪写小曲 欧阳修“艳词”案之谜
欧阳修为北宋大文豪，得唐韩愈真传，发动古文运动，一改当时的浮靡文风。撰有《新五代史》、《新唐书》、《集古录》，有文集百余卷，著作等身，文辞严谨，正气凛然。然而，其词集中“艳词”、“情曲”不少，写得非常柔媚和女性化。这难道也是大文豪的作品吗？为什么外此不谐调？是否有人作伪呢？欧公还因此被牵连进一桩艳情案中，差点陷于牢狱之灾。
庆历五年（1045），以范仲淹为首的新政改革失败。作为言官的欧阳修，曾首论范仲淹之才能大用，一直站在新政大臣一边，积极支持其有关改革，此时又上疏范仲淹、韩琦等执政大臣不应被罢职，得罪了反对派大臣。加上此前论劾有关权贵的一系列奏章，早就引起政敌的嫉恨，也被很快罢去言官，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为河北都转运使，不久便陷入一桩“盗甥”罪案之中。
欧阳修像 当初，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没有子女。而张龟正病死时，前妻生有一女张氏，七岁时无所依靠，便由其后母带回外婆家欧阳氏扶养。等到张氏十五岁成年，由欧阳修为媒，嫁给了族兄之子欧阳晟。欧阳晟自虔州司户任上罢官回家，发现其妻张氏与奴仆管家通奸，遂扭送张氏到开封府。知府杨日严在前知益州任上，欧阳修曾弹劾他贪赃枉法之事，此次接到案状，一看与欧阳修有关系，便暗下指使狱吏，想办法将案子牵连到欧阳修。
谏官钱明逸得到此消息，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奏劾欧阳修与张氏之间早有私通之情，且贪图其家财。证据之一是欧阳修写的“艳词”《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在狱吏的刑讯下，张氏只得诬认还未结婚时，就与欧阳修通过情，此“艳词”就是当时欧阳修所作，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内情”。一位朝廷大臣居然如此腐败，案情似乎相当重大，朝廷遂派户部判官苏安世和宦官王昭明进行复审。二位复审官还算正直，不敢胡来，最后查明许多事情纯系诬陷和捏造。此审理结果使得朝中掌权的反对派大臣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最后仍以欧阳修用张氏嫁妆中的财产购置田地，而以欧阳氏的名义立田契的罪名，将欧阳修贬谪，降知滁州。苏安世等官员也受到贬降的处分。
上述是一般学者从史籍中读出的狱案故事，也有学者认为，此案中欧阳修与张氏确有暧昧关系。如胡适就在《欧阳修的两次狱事》一文中说：“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狱起时，欧公正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攻击之多了。”迩有谭正壁的《恋张女欧阳修受劾》也持同样的看法，当然他们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是一种猜疑而已。
那么，这首差点害欧阳修坐牢的《望江南》是其本人所作的吗？有人估计此“艳词”或出自谏官钱氏，其乃吴越国钱氏之后，因欧公《五代史·吴越世家》和《归田录》中多有贬毁吴越钱氏之词，揭露其烦苛淫侈之政，所以故意作此伪词诬诋欧阳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所谓“暧昧之谤”，即上述欧阳修的政敌以《望江南》一词诬蔑他有“盗甥（张氏）”之疑的狱案。王灼以为，许多“艳词”都并非欧阳修所作，其词集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欧阳修自己的作品，其他都是好事者或群小的恶作剧。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此艳词系欧公所作，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以为：“他（欧阳修）受了‘情’的支配，便投身于情网中了。他认定着‘人生自是有情痴’，他认定着‘办得黄金须买笑’，便在人群里面肆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