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寡妇凄凉的沉重心情，终于在三十多岁就与世长辞了。这对孔丘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那时只有十六七岁②。由于他自幼受到严格母教，因而"十五而志于学"，大概十六七岁时已懂得一些"礼"和"为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在含悲处理母亲丧事中，并不慌乱，比较沉着。那时儿女办理父母丧事，要符合一定习俗的礼仪，而孔父叔梁纥既然生前是网邑大夫，在治理孔母丧事时，当然更要合于一定礼仪。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父母要合葬而孔丘却不知父亲墓穴确址。父亲去世时孔丘只三岁，不知父墓，情有可原，而颜徵在一直没有把墓地告诉孔丘，这是后人议论不一的。司马迁也认为是"母讳之也"，即母亲对儿于讳避了父墓所在。为什么要讳避呢？也有许多猜测。对此，还是唐司马贞说得比较合情理。他说，徵在以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嫁给叔梁纥，不久梁纥老死，作为少年寡妇的徵在，按当时社会习俗要避嫌，不能相从送葬，因而不知叔梁纥墓在何处，无可告知，并非讳避①。孔丘只得把母亲棺柩停放在"五父之衢"②，借以引人注意，好问询父墓处，后来有一位陬邑车夫（挽夫，一作曼父）的母亲，原来是和颜徵在很合得来的邻居，她知道梁纥墓在何处，便告诉了孔子，孔子方得将父母合葬于防③。防即今曲阜东十余公里的防山，现在这里有梁公林（林或作"陵"），相传为埋葬孔子父母及伯尼的地方。从此以后，年仅十六七岁的孤儿孔丘，就要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独自谋生。学习和奋斗了。第三件是孔母死后不久，鲁国贵族季孙氏①请士一级的贵族（贵族最低级的是士）宴会。那时孔丘丧母不久，孝服未除，以为自己是已故叔梁纥武士之子，大概也有资格参加，于是就跟别人走了进去。哪知季孙氏的家臣叫阳虎的②，以侮慢的态度呵斥孔丘说："季家宴请的是士，谁宴请你呢！"于是孔丘只好退了出来③。这是十七八岁的孔丘想进入贵族社会时所遭遇到的当头一棒。这样的侮慢和打击，孔丘只好默默地忍受下来。此事没有使他灰心，反而更加激励他奋发学习的信心和决心。这里，在孔子幼少年生活的简略叙述中，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
②《阙里志·年谱》、胡仔《孔子编年》等认为孔子二十四岁母死。崔述认为"年谱以为二十四岁，亦臆断也"（《洙泗考信录》卷之一），故不取。此从《史记·孔子世家》。《世家》将"孔子母死"系于"孔子年十七"之前。①司马贞《史记索隐》："徵在笄年适于梁纥。无几而（梁纥）老死，是少寡，盖以为嫌，不从送葬，故不知坟处，遂不告耳，非讳之也。"《礼记·檀弓上第三》在"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条下的注中有以下说法："徵在耻其与夫不备礼为妻，见孔子知礼，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谓不委曲适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处。其或出辞人告，总望本处而拜。今将欲合葬，须正知处所，故云不知其墓。"②衢指四通八达的道路，五父之衢即名叫五父地方的路口。
③《礼记·檀弓上第三》孔颖达注疏："于是陬曼父之母，素与孔子母相善。见孔子殡母于外，怪问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问陬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后得以父母尸柩合葬于防。"①季孙氏系指季平子，名季孙如意。季孙氏，孟孙氏（亦作仲孙氏）和叔孙氏是鲁国的三大贵族，都是鲁桓公（前711-前694年在位）之子季友、仲庆父（即孟氏）和叔牙的后裔，称为"三桓"，当时掌握鲁国大权，季孙氏权力最大。②阳虎一作阳货，是季孙氏家当权的家臣，曾一度掌握了季孙氏一家的大权，而且还控制了整个鲁国的大权。孔子后来曾指责他"陪臣执国命"；"陪臣"指大夫的家臣，意即季孙氏大夫的家臣把持了鲁国的政权。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的。一是在鲁都曲阜古文化特别是礼的感染下，在他纯洁的幼小心灵深处，对当时由来已久的等级森严的贵族政治制度本身，没有感到任何一点抵触的地方，却是以膜拜敬畏之心，由衷地顺从和接受了。也许他后来在政治观。社会观上的好古、信古、复古的保守思想，在这时就埋下根苗了！二是尽管他从小贫贱，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冷落以至阳虎的侮慢，即使对现实社会有不满处，却一点也没有抱怨贵族宗法。等级制度本身。孔子一生认为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必须维护贵族统治，恢复西周文、武、周公之治，以实现其仁政德治的"理想"，结果是到处碰壁。这种思想不同样在这时就已埋下根苗了吗？
三、独立谋生，勤奋好学
不到二十岁的孔子，母亲一去世，就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独立谋生了。亡父叔梁纥既是武士、陬邑大夫，又有"以勇力闻于诸侯"的名声，加上亡母颜徵在出身曲阜大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当然给孔子进入社会以一定的有利条件，但还要靠自己努力。孔子是深明其理的。他刻苦努力，勤学好问，谦恭知礼，处世深沉。于是年轻的孔子涉世没有多久就在鲁都曲阜的社会包括贵族中间留下良好印象。如果没有这些有利条件，孔子就不可能在十九岁就娶妻子宋人亓官氏。特别是婚后年余生子，连鲁国的国君鲁昭公（姬）也派人送来一条鲤鱼。孔子以昭公送鲤为莫大光荣，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字伯鱼①。娶妻和送鲤这两件事正是上述有利条件的合理结果。当然，这并没有改变家庭贫穷的实际情况，如何谋生，仍是孔子紧迫的现实问题。孔子在母亲尚未去世的幼少年时代，一定帮助母亲做过许多家务劳动和其他劳务。母亲死后，为了独立谋生，劳务范围就必然更为广泛了。所以他后来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①究竟哪些"鄙事"，他未说，无可查考。大概扫地。做饭、洗衣、种菜、挑担。推车等家务劳动和给人家放羊、放牛以至当人家有婚丧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但他虽做过这些事，自己心里又鄙视这些事，认为这些都不过是自己年轻时家贫不得不做而借以谋生的"鄙事"。所以他一面做这些劳务而且做得很熟练能干，一面在思想深处还是轻视劳动，认为这些事都只应"小人"去干，不是"君子"所当于的事。正因为他很能干，"多能鄙事"，据说在他二十岁以后的一段期间里，曾有两次充当掌管具体职司的小差使（小吏）：一次叫乘田，一次叫委吏。乘田是管理牛羊的小吏，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他勤勤恳恳地把这些小差使都做得很好，他说："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又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帐目计算得清清楚楚。"②春秋未年，凡要参与贵族政治而取得一定地位的人，都得学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基本功，那就是：熟悉与遵循当时流行的礼、乐，掌握射箭技术，学会赶马车（御），学会写字（书），还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数）能力。孔子大概通过自学和向人请教的方式，终于完满而全面地学习和掌握了这六项基本功。孔子从小勤
①《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①《论语·子罕》。
②这段故事出自《盂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司马迁也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史记·孔子世家》）
学好问，刻苦自学，看他后来批评他的学生宰予好睡午觉一事①即可想见。他是一分一秒的时间都不愿自自消耗掉，都要用于学习的。至于他向哪些人学习过？学的内容如何？学的方法如何？缺乏可靠的资料。在片断资料中可以查考的仅有下述数例。例一，在孔子二十七岁时（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鲁国东南方有一个鲁的附庸小国郯国的郯子来朝见鲁公。在一次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名叔孙）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作了详细回答。孔子听到此消息，便马上去拜见郯子，向他请教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后来，他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这话倒是真的呢。"②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说明孔子确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请教学习机会的好学的人。例二，孔子初次有机会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太庙时，遇事就问这问那。有人见此而说："谁说陬大夫的孩子懂得礼呢？进入太庙，遇事就间这问那。"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神）的神秘先兆（所谓"祥瑞"）而出现的。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这里的"命"就不应作必然性、规律性、趋势等解，而应理解为一种超人类世界的精神力量（天命──神）。这难道不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吗？另一方面，他又提倡"庶富教"思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思想等等，这些思想又显然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他又"知其不可而为之"①，而自己在实践中又表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②的乐观主义精神，这难道不又是冲破宿命论思想，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观点吗？所以我们对孔子思想的态度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唯物主义思想，就肯定其为唯物主义思想，在那个问题上有唯心主义思想，就肯定其为唯心主义思想，在另一个问题上既有唯物成分又有唯心成分，就肯定其为二者相混的思想。实际上孔子思想是包容广泛，错综复杂，有时又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二重性）。举此失彼，或突出一点，不及其余、简单地把他说成是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等等，都是不恰当的。二是略于"天道"，详于"人道"。由于孔子重视社会。人生实际，就很突出地表现了重视研究社会现象。伦理观念等（所谓"人道"）和不重视研究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等（所谓"天道"）。孔子谈"天道"，即谈自然现象（自然科学方面）问题的时候很少，正如他的学生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③虽然有时也谈，但一谈就谈成宿命论的"天命"。因此，他对哲学上的根本问题即物质与精神孰先，客观世界能否被人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接触到，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那样的系统回答和论证。时代的限制，科学文化发达水平的限制，也使他只能如此。而正由于他略于"天道"，即不重视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探索，无论对当时和后世都起了轻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消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孔子重视"人
①《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于予与何诛？'"宰予好睡午觉，孔子说，朽木上不能雕刻，肮脏的土墙上不能粉饰，对宰予这样的人，不值得责备啊。②《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①《论语·宪问》。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公冶长》。
道"，对社会的。伦理的问题却谈得很多。他精通古代文献典籍，博闻强记，深刻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现象和民间习俗。在这方面，他确实称得上当时一位承上启下、博古通今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三是仁为核心。如前所述，孔子思想是很复杂的，有时是自相矛盾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复杂。矛盾的现象中，找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后儒以及现代的学者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这个核心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忠恕等等。我认为最可以说明孔子思想核心实质的应该是前面讲的本身带有二重性的仁，关于此问题后面有专章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根据孔子思想的特征，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就必须注意下列三个方面的区别。第一，把孔子思想本身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首先是历代君王）及其御用学者加以吹捧。歪曲和附益的东西以及后儒根据自己主观意识而附加的东西加以区别，亦即把真孔子和假孔子①加以区别。第二，把真孔子思想本身中所含有的封建性、保守性的消极因素和人民性、民主性的积极因素加以区别。第三，即使在孔子思想的积极因素中，也要把那些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是对建设精神文明直接有利的东西和只作参考借鉴的东西加以区别。为了体现这种区别，《评传》将通过上述三分法精神，在行文上采取寓评于述。评述结合的方法，尽可能使上述区别不致被混淆。
六、关于文献资料等问题关于文献资料问题，原则上应该是既不迷古（认为所有古代文献都是可靠的），也不盲目疑古（认为所有古代文献都未必可靠），特别是春秋战国和秦汉的典籍，由于时代上较接近孔子，其中有关孔子的记载都应予以重视。一面对比出土文物，一面利用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和现代学者在考证上取得的成果，分别情况，或作为论证的依据，或作为旁证参考。这里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决不能采取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出现， 汉武帝 采用董仲舒的建议 单独推尊孔子 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 倘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 历代学者误认个人的主观的孔子为客观的孔子。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338-339页）我们还可补充说，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决不是"布衣孔子"（"布衣"是指一般平民穿的衣服，这里即作"平民"解）的本来面貌。形而上学绝对化的态度。例如《论语》一书，一般认为是研究孔子的可靠典籍，但其《乡党》一章中的有些话，如"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之类，就不像孔子的口气。一般认为，《礼记·礼运》非孔子所作，而是战国秦汉时儒者的追述，但其中的"大同"理想与孔子"仁"的思想确有内在联系，理应加以重视。即便是被公认为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其中也不乏可资参考之处。河北定县汉墓竹简《儒家者言》中，即有《家语》的部分内容，可见王肃是有所据而言的，伪书中也有不伪的东西。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我们一方面既要做到宁缺勿滥，另一方面又要力求不遗弃可取的材料。凡引证古文处，除一般较易通晓者外，尽量译成现代语，尽量避免引而不译、令人费解的弊病。《孔子评传》即本以上精神撰写。①周予同《孔子》："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