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孔子生平，看来容易，其实很难。说容易，因为自从距离孔子只有三百余年的司马迁第一次较系统地写过孔子生平传记《史记·孔子世家》之后，历代又有不少人相继以不同形式写过类似著作①，似乎基本情况已经确定，下笔较易。说很难，因为确有不少事实，或因文献残缺不全，或因虽有文献而真伪相杂，或因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的歪曲和附会，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下笔很难。但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历史性和逻辑性归根到底应该是一致的。因此，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一方面充分利用后世特别是明清以至现代考据学者的合理成果，力求在文献材料上不至以伪乱真和夸大失实；另一方面对已有文献特别是离孔于较近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以及其他资料中留下的有关传闻轶事，只要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事实上是合情的，亦适当采用。排除文献使用上的绝对化和作茧自缚，目的是力求拨开云雾，尽可能恢复和再现孔子的本来面貌，这是研究和评价孔子功过的前提。
一、没落的贵族家庭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名丘，字仲尼①。生于公元前55l年9月28日（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死于公元前479年3月4日（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②，享年七十三岁③。孔子的祖先，是宋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县）贵族。宋的始祖是微子启。微子启卒，由弟微仲继位。大概微仲就是传说中可查的孔子远祖。宋国和鲁国毗邻。孔子五代祖木金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证中被杀而从宋国避祸奔鲁。孔子父亲叫叔梁纥①，自微仲到叔梁纥共计十四代②，其中较著名的只有四人，即弗父何、正考父（甫）、孔父嘉和叔梁纥。
①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后，较重要的有胡仔《孔子编年》，江永《孔子年谱》，蔡孔《孔子年谱》，狄子奇《孔子编年》，夏洪基《孔子年谱》，郑环《孔子年谱》、《孔子世家考》，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及近人周予同《孔子》.蔡尚恩《孔子思想体系》，陈景磐《孔子的教育思想》，杨景凡、俞荣根《论孔子》等著作中都有专章，以不同观点和方法考述了孔子的生平。①从前习惯把兄弟排行用伯仲叔季来表示，孔子有个跛子异母兄叫伯尼，孔子排行第二，故字仲尼。子是当时一般尊称，和后来称先生相似。②孔子生死的年月，两千年来经生学子一向争论不休。今孔子生年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月日从《谷梁传》载"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周时历法比夏历早两个月，故十月庚子后世推算为鲁寒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孔子死年、月、日从《左传》载"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丘卒"，即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3月4日）孔子死。③这里孔子七十三岁是指中国习惯虚岁年龄，实足年龄为七十二岁，据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教授论证，如从实足年龄言，1989年应是孔子诞生2539周年，如从虚岁年龄言，是2540诞辰。这里周年与诞辰是有区别的。①孔子父亲，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作叔梁纥，《左传·襄公十七年》作陬叔纥。陬是鲁邑名，叔梁其字，纥其名。今从《史记》，称叔梁纥。梁纥为陬邑大夫（宰）。据孙诒让考证，当时大夫（宰）有两种，一种是有"采邑"（即封地）的，"子孙世守之"；一种是无"采邑"而只有"禄田"的，不能"世守"，传之子孙，"仅食其田之租税而不得主其邑"。梁纥即属后者。说见孙诒让《周礼正义》。②据《孔子家语》、胡仔《孔子编年》所载孔子共十四代祖先姓名和次序，现列表如下，供参考：宋微子启↓→厉公鲋祀（以弟嗣位，下略）→ 宋微仲→宋公稽→丁公申→缗公共→弗父何（以兄让位，世为宋大夫）→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孔父嘉→木金父（避祸奔鲁）→夷→防叔→伯夏→叔粱纥→
（一）弗父何是孔子第十代祖先。弗父何的父亲宋缗公（名共）有子二人，长子弗父何，次子鲋祀（又名方祀）。缗公死时不传子而传弟熙，是为炀公。鲋祀不服，杀了熙。原应由长兄弗父何继位，弗父何不受，让位于弟鲋祀，即宋厉公。弗父何因让国而声誉大张。世为宋大夫③。
（二）正考父是孔子第七代祖先，弗父何的曾孙。他以谦恭俭朴和熟悉古文献见称。他曾连续辅佐宋国三公即戴公。武公和宣公，不但不骄傲奢侈，反而越发谦逊俭朴。他在家庙中的鼎上作如下铭文："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①意思是每逢接受任命、提升职位时，都是越来越恭敬。始而低头，再而曲背，三而弯腰，连走路也小心翼翼地靠着墙边走，然而谁也不会侮慢我。我用这鼎煮和粥，聊以充饥而已。同时，他又爱好文献。据传《诗经》中的《商颂》，就是经他和周太师校订的②。
（三）孔父嘉是孔子第六代祖先，正考父的儿子。从孔父嘉起，子孙有的就以孔为姓氏了。大概孔父嘉不像父亲正考父那样谨慎恭敬，所以在一次宫廷斗争中和宋殇公（与夷）一同为华督所杀。其子木金父避难奔鲁，从此定居鲁国陬邑③。
（四）叔梁纥是孔子的父亲，是孔父嘉的五代孙，亦即从宋国避难到鲁国后的第五代了。前四代默默无闻，到了叔梁纥，算是有点小名气了，主要是立了两次战功，一在（同"逼"）阳之战。鲁襄公十年（前563年）
以晋国为首的几个诸侯国攻打一个叫阳（今山东省枣庄市南面）的小国，叔梁纥作为鲁国贵族孟献子属下武士，也参加作战。当他们攻人阳城时，守城的人突然把城门上吊起的悬门放下，意欲把人城队伍拦腰截断，然后分别消灭他们。正在此时，叔梁纥赶到，用手托起悬门，使先入城的队伍能够赶紧退出，避免了损失①。二在夜突齐围救臧纥之战。阳战役七年之后，鲁襄公十七年（前556年）齐国侵入鲁国的北部，齐军高厚带领的部队围困了防邑，那时被围困在防邑里的有鲁大夫臧纥及其弟臧畴。臧贾和叔梁纥。鲁军前去救臧纥，从阳关（约在今山东泰安县东）迸击，接引臧纥，因慑于齐军强大，到了近防邑的旅松这个地方就停下不敢前进了。叔梁纥带着臧畴。臧贾和甲兵三百人，保护臧纥夜间突围而出，将臧纥护送到旅松鲁军驻地，然后又冲进防邑而固守之。齐军攻打不下，只好撤退②。由于在这两次作战中所表现出
孟皮（伯尼）→孔丘（仲尼）
③《左传·昭公七年》："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胡仔《孔子编年》记载较详："缗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缗公长子曰弗父何。何之弟鲋祀弑炀公。以国授何，何弗受。鲋祀立，是为厉公，而何世为宋大夫。"①《左传；昭公七年》。
②《国语·鲁语》："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十二篇商颂，至孔子时又散失七篇，现在只剩下五篇即《那》、《烈祖》、《玄鸟》、《长发》和《殷武》了。③孔子祖先避祸奔鲁，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孔子家语》，认为孔父嘉被杀后第三代（名防叔）才避祸奔鲁；一种是胡仔《孔子编年》，认为"孔父嘉为华父督所杀，其子奔鲁，始为陬人"。崔述亦疑前说（《洙泗考信录》卷之一）。此从后说。①《左传·鲁襄公十年》："晋荀偃、士请伐阳而封宋向戌焉。 丙寅，围之， 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悬门发，陬人纥抉之，以出门者，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946页）②《左传·鲁襄公十七年》："秋，齐侯伐我北鄙。 高厚围臧纥于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于旅松。陬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送之而复，齐师去之。"（同上书，第1963页）
来的勇气和膂力，叔梁纥曾一时"以勇力闻于诸侯"③。他虽然立过两次战功，但是并没有加官进爵，得到提升，终其身不过是一个"武士"身份（贵族中最低级的身份）和一个陬邑大夫（一说陬邑宰，其管辖区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镇、乡或区）的低级官职而已。叔梁纥在鲁襄公十七年突围之战胜利归来时，年已六十三岁左右①。他先娶施氏，生女九人，没有儿子。后娶妾生了一个儿子，叫伯尼（又名孟皮），是个有足病的跛子。在当时封建宗法社会里，重男轻女，只有儿子才能继承父业。叔梁纥的贵族地位虽己没落，但毕竟是个陬邑大夫，在乡间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当然对跛子儿子不满，认为有失体面，希望有个像样的儿子继承自己，于是就向颜家求婚。据说颜家有三个女儿，老大、老二都不愿意，只有不满二十岁的小女儿名叫颜徵在的表示愿意嫁给叔梁纥。大概叔梁纥在六十六岁左右和颜徵在结了婚。古时认为年过六十四岁结婚，就不合礼仪。叔梁纥年近古稀，颜徵在则在妙龄，年龄相差甚大，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用含义模糊的"野合"二字描述这种不合礼仪的结合，是寓有隐讽之意的。因为"野"字可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野外，一种是粗野不合礼仪，历来多作后者解②。叔梁纥和颜徵在婚后不久，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孔子。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祷于尼丘得孔子。"孔子所以名丘字仲尼，大概就是因为祷于尼丘山而生的缘故①。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就去世了。于是颜徵在离开纥家，带着三岁的孔丘，寡母孤儿，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去了②。
二、幼年在贫贱中成长
古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其长子伯禽赴鲁就国时，带去很多典章文物。到了春秋末年，人们认为周朝的典章文物都保存在鲁国③。颜徵在母子住在这样富有古文化传统的环境里，对孔子未来的教养和成长，是有很大影响的。由于缺乏史料，具体情况很难了
③胡仔《孔子编年》。
①叔梁纥突围救臧纥之战是鲁襄公十六年，五年后即鲁襄公二十二年，生孔子。孔子三岁（襄公二十四年），叔梁纥去世。《礼记·檀弓》和《孔子家语》记载，叔梁纥去世时年约七十岁左右，则襄公十七年应为六十三岁左右。②司马贞《史记索隐》："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还有一种解释，认为"野合"就是在野外交配。如依此说，则孔子为私生子。历来儒家都讳避此说，好像有失"圣人"体面。其实即使是私生子，对孔子亦无所损，根本无须讳避。但前种说法比较合情合理，故从前说。①据传，颜徵在有好时，夫妇因望儿心切，按当时迷信习惯，于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同去曲阜城东南的尼山亦名尼丘山（在叔梁纥家乡昌平乡陬邑境内）"祈祷山神"。"祈祷"后即到附近一个山洞中休息。不料即在洞中分娩，产下一于即孔丘。后人为了纪念颜徵在母子，名此洞为"坤灵洞"，又名"夫子洞"，此洞至今还在。大概司马迁说的"祷于尼丘得孔子"，即根据这个传说。或此传说是根据司马迁说的那句话衍生出来，亦未可知。特将当地调查所得录供参考。②现山东曲阜城内，孔庙东侧仍有一条阙里街，街的北尽头即孔子故居。据传，颜姓是曲阜大族，孔子弟子中有不少是姓颜的曲阜人。林春溥《开卷偶得》（卷六）说："《仲尼弟子传》颜氏居其八：颜路、颜由、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皆鲁人。颜之推曰：'仲尼母族"。"颜之推认为以上八人，都是颜徵在本家（"仲尼母族"），可见颜氏娘家确是曲阜大族。若果如此，颜徵在带着三岁孤儿（孔丘）回到曲阜，找个存身之处也就不很困难了。③《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 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解。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出下面几个问题：
（一）颜徵在为什么要迁居曲阜？
（二）她凭什么条件能在曲阜城内安家？
（三）她如何维持母子生活？
（四）她怎样培养和教育孔丘？
提出这些问题是很自然的。探讨这些问题是历史的要求，也是逻辑的要求，但文献典籍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资料。有些考据家甚至对颜徵在这个人的存在也采取怀疑和不承认的态度①，这是未必恰当的。根据已有的即使是片断的文献资料，对以上四个问题作一些探索，还是可能的、必要的。例如对第一个问题，显然颜徵在为了避免妻、妾、子、女间复杂的家庭矛盾，确以离开叔梁纥家为较好的选择。对第二个问题，根据叔梁纥没落贵族的身份，陬邑大夫的地位，"以勇力闻于诸侯"的声誉，加上徵在的娘家（颜姓）是曲阜大族，这些条件大概给徵在在曲阜城安家提供了方便。对第三个问题，孔子自己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见主要靠母子勤劳俭朴维持清贫生活。对第四个问题，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到"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可见孔子从小好学，一定和母爱、母教有关。在叔梁纥去世后，孔丘这个三岁孤儿，如果没有一位贤母的抚养和教导，他能否生存下来，能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巨人，都是很难说的。这位贤母就是一向不被重视的默默无闻的颜徵在。谈孔子生平而不谈孔子的母亲，不谈颜徵在，不能说是很公平的。实事求是的。但由于文献不足，我们也只能把问题提出来，至于进一步阐明，则有待于更多的新资料（包括地下发掘材料）的发现。关于孔子幼少年时代情况，有几件事是可以征信的：第一件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他不是像一般儿童那样好玩耍，而是经常把祭祀时存放供品用的方形和圆形俎豆等祭器摆列出来，练习磕头行礼。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贵族社会十分重视祭祀礼仪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这除了社会的耳濡目染的影响外，和颜徵在的家庭教育也是分不开的①。颜徵在当然希望孔丘能学好这些东西，作为将来回到贵族行列中去的阶梯。第二件是孔母之死。颜徵在二十岁左右正当青春年华之时，就死了丈夫，带着三岁的孤儿，离开了复杂矛盾的叔梁纥家（陬邑），来到鲁都曲阜定居，既要操心维持母子生活，教育孤儿，又不可避免地带着年轻寡妇凄凉的沉重心情，终于在三十多岁就与世长辞了。这对孔丘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那时只有十六七岁②。由于他自幼受到严格母教，因而"十五而志于学"，大概十六七岁时已懂得一些"礼"和"为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在含悲处理母亲丧事中，并不慌乱，比
①崔述就是代表。他说："余按，孔子之母名，见于《礼记·檀弓》篇，其称为颜氏女，则本之于《史记·孔子世家》。然他经传初未有言者也。 故今不录。虽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洙泗考信录》卷之一）《檀弓》。《史记》，离孔子尚不远，本之传闻，而肯定颜徵在其人，事实上是合情的，逻辑上是合理的，因为如无颜徵在其人，则孔丘将从何而生？而《檀弓》。《史记》据传闻而记之，正好填补历史空白，是有益无害的。认为凡不见经传者一概不可信，一概不承认，这种迷信经传、作茧自缚的态度，于历史何补？故不从。①郑环《孔子世家考》："圣母（指颜徵在--作者）豫市礼器，以供嬉戏，其隐合太任胎教之道者与？"可见徵在在孔子幼小时就常买礼器给他作玩具。相传文王母太任性端诚庄，及有孕，能以胎教而生文王。将徵在比太任不是没有道理的。②《阙里志·年谱》、胡仔《孔子编年》等认为孔子二十四岁母死。崔述认为"年谱以为二十四岁，亦臆断也"（《洙泗考信录》卷之一），故不取。此从《史记·孔子世家》。《世家》将"孔子母死"系于"孔子年十七"之前。
较沉着。那时儿女办理父母丧事，要符合一定习俗的礼仪，而孔父叔梁纥既然生前是网邑大夫，在治理孔母丧事时，当然更要合于一定礼仪。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父母要合葬而孔丘却不知父亲墓穴确址。父亲去世时孔丘只三岁，不知父墓，情有可原，而颜徵在一直没有把墓地告诉孔丘，这是后人议论不一的。司马迁也认为是"母讳之也"，即母亲对儿于讳避了父墓所在。为什么要讳避呢？也有许多猜测。对此，还是唐司马贞说得比较合情理。他说，徵在以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嫁给叔梁纥，不久梁纥老死，作为少年寡妇的徵在，按当时社会习俗要避嫌，不能相从送葬，因而不知叔梁纥墓在何处，无可告知，并非讳避①。孔丘只得把母亲棺柩停放在"五父之衢"②，借以引人注意，好问询父墓处，后来有一位陬邑车夫（挽夫，一作曼父）的母亲，原来是和颜徵在很合得来的邻居，她知道梁纥墓在何处，便告诉了孔子，孔子方得将父母合葬于防③。防即今曲阜东十余公里的防山，现在这里有梁公林（林或作"陵"），相传为埋葬孔子父母及伯尼的地方。从此以后，年仅十六七岁的孤儿孔丘，就要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独自谋生。学习和奋斗了。第三件是孔母死后不久，鲁国贵族季孙氏①请士一级的贵族（贵族最低级的是士）宴会。那时孔丘丧母不久，孝服未除，以为自己是已故叔梁纥武士之子，大概也有资格参加，于是就跟别人走了进去。哪知季孙氏的家臣叫阳虎的②，以侮慢的态度呵斥孔丘说："季家宴请的是士，谁宴请你呢！"于是孔丘只好退了出来③。这是十七八岁的孔丘想进入贵族社会时所遭遇到的当头一棒。这样的侮慢和打击，孔丘只好默默地忍受下来。此事没有使他灰心，反而更加激励他奋发学习的信心和决心。这里，在孔子幼少年生活的简略叙述中，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在鲁都曲阜古文化特别是礼的感染下，在他纯洁的幼小心灵深处，对当时由来已久的等级森严的贵族政治制度本身，没有感到任何一点抵触的地方，却是以膜拜敬畏之心，由衷地顺从和接受了。也许他后来在政治观。社会观上的好古、信古、复古的保守思想，在这时就埋下根苗了！二是尽管他从小贫贱，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冷落以至阳虎的侮慢，即使对现实社会有不满处，却一点也没有抱怨贵族宗法。等级制度本身。孔子一生认为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必须维护贵族统治，恢复
①司马贞《史记索隐》："徵在笄年适于梁纥。无几而（梁纥）老死，是少寡，盖以为嫌，不从送葬，故不知坟处，遂不告耳，非讳之也。"《礼记·檀弓上第三》在"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条下的注中有以下说法："徵在耻其与夫不备礼为妻，见孔子知礼，故不告。言不知其墓者，谓不委曲适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处。其或出辞人告，总望本处而拜。今将欲合葬，须正知处所，故云不知其墓。"②衢指四通八达的道路，五父之衢即名叫五父地方的路口。
③《礼记·檀弓上第三》孔颖达注疏："于是陬曼父之母，素与孔子母相善。见孔子殡母于外，怪问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问陬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后得以父母尸柩合葬于防。"①季孙氏系指季平子，名季孙如意。季孙氏，孟孙氏（亦作仲孙氏）和叔孙氏是鲁国的三大贵族，都是鲁桓公（前711-前694年在位）之子季友、仲庆父（即孟氏）和叔牙的后裔，称为"三桓"，当时掌握鲁国大权，季孙氏权力最大。②阳虎一作阳货，是季孙氏家当权的家臣，曾一度掌握了季孙氏一家的大权，而且还控制了整个鲁国的大权。孔子后来曾指责他"陪臣执国命"；"陪臣"指大夫的家臣，意即季孙氏大夫的家臣把持了鲁国的政权。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西周文、武、周公之治，以实现其仁政德治的"理想"，结果是到处碰壁。这种思想不同样在这时就已埋下根苗了吗？
三、独立谋生，勤奋好学
不到二十岁的孔子，母亲一去世，就不得不完全靠自己独立谋生了。亡父叔梁纥既是武士、陬邑大夫，又有"以勇力闻于诸侯"的名声，加上亡母颜徵在出身曲阜大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当然给孔子进入社会以一定的有利条件，但还要靠自己努力。孔子是深明其理的。他刻苦努力，勤学好问，谦恭知礼，处世深沉。于是年轻的孔子涉世没有多久就在鲁都曲阜的社会包括贵族中间留下良好印象。如果没有这些有利条件，孔子就不可能在十九岁就娶妻子宋人亓官氏。特别是婚后年余生子，连鲁国的国君鲁昭公（姬）也派人送来一条鲤鱼。孔子以昭公送鲤为莫大光荣，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字伯鱼①。娶妻和送鲤这两件事正是上述有利条件的合理结果。当然，这并没有改变家庭贫穷的实际情况，如何谋生，仍是孔子紧迫的现实问题。孔子在母亲尚未去世的幼少年时代，一定帮助母亲做过许多家务劳动和其他劳务。母亲死后，为了独立谋生，劳务范围就必然更为广泛了。所以他后来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①究竟哪些"鄙事"，他未说，无可查考。大概扫地。做饭、洗衣、种菜、挑担。推车等家务劳动和给人家放羊、放牛以至当人家有婚丧喜事时做吹鼓手之类的事，他都做过。但他虽做过这些事，自己心里又鄙视这些事，认为这些都不过是自己年轻时家贫不得不做而借以谋生的"鄙事"。所以他一面做这些劳务而且做得很熟练能干，一面在思想深处还是轻视劳动，认为这些事都只应"小人"去干，不是"君子"所当于的事。正因为他很能干，"多能鄙事"，据说在他二十岁以后的一段期间里，曾有两次充当掌管具体职司的小差使（小吏）：一次叫乘田，一次叫委吏。乘田是管理牛羊的小吏，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他勤勤恳恳地把这些小差使都做得很好，他说："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又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帐目计算得清清楚楚。"②春秋未年，凡要参与贵族政治而取得一定地位的人，都得学会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基本功，那就是：熟悉与遵循当时流行的礼、乐，掌握射箭技术，学会赶马车（御），学会写字（书），还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数）能力。孔子大概通过自学和向人请教的方式，终于完满而全面地学习和掌握了这六项基本功。孔子从小勤学好问，刻苦自学，看他后来批评他的学生宰予好睡午觉一事①即可想见。他是一分一秒的时间都不愿自自消耗掉，都要用于学习的。至于他向哪些人学习过？学的内容如何？学的方法如何？缺乏可靠的资料。在片断资料中可以查考的仅有下述数例。例一，在孔子二十七岁时（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鲁国东南方有一个鲁的附庸小国郯国的郯子来朝见鲁公。在一次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名叔孙）问起郯子关于少昊时以鸟名官的情况，郯子作了详细回答。孔子听到此消息，便马上去拜见郯子，向他请教少昊氏时代职官制度①《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亓官氏。一岁而生伯鱼。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曰鲤，而字伯鱼。"①《论语·子罕》。
②这段故事出自《盂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司马迁也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史记·孔子世家》）
①《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于予与何诛？'"宰予好睡午觉，孔子说，朽木上不能雕刻，肮脏的土墙上不能粉饰，对宰予这样的人，不值得责备啊。的历史情况。后来，他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这话倒是真的呢。"②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孔子向郯子学习的故事，说明孔子确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请教学习机会的好学的人。例二，孔子初次有机会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太庙时，遇事就问这问那。有人见此而说："谁说陬大夫的孩子懂得礼呢？进入太庙，遇事就间这问那。"这话传到孔子耳中，孔子说，这才是合乎礼的呢①。根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遇事问个为什么，这是孔子的一种学习方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
例三，到当时周天于的首都雒邑（故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去学习周礼和古文献。这在孔子的学习经历中，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从曲阜去滩邑，千里迢迢，行程艰巨。根据当时孔子的贫穷情况，假如没有鲁国贵族的支持，要想实现这一旅程是很困难的。正好鲁国的贵族孟僖子要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何忌）和南宫敬叔师事孔子，向孔子学礼（详见下节）。因此，据传南宫敬叔向鲁君（昭公）建议，请鲁君帮助车马路费，并说他愿意与孔子同往。鲁君就给了孔子一辆车、二匹马和一个跟随的童仆②。据传孔子到雒邑曾经"问礼于老聃"③，不管孔子在雒邑有没有"问礼于老聃"④，也不管去雒邑的确切年月难以断定（包括南宫敬叔是否同行）①，但孔子确曾到雒邑去学习考察过，而且很有收获，这应是历史事实。司马迁说的"孔子自②《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①《论语·八佾》："子人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有人认为"是礼也"的"也"字应作"耶"讲，意即孔子用反问口气讽刺和抗议当时鲁国许多祭祀时僭礼之处。于理似不顺，故不取。另"陬人之子"的"陬人"，即指叔梁纥。孔颖达说："纥为陬邑大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为其人。"（《左传·襄公十年》）一般带尊敬之意。故此处"陬人之子"即指陬大夫（叔梁纥）之子。
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③《孔子家语·观周》。
④钱穆认为"孔子见老聃问礼，不徒其年难定，抑且其地无据，其人无征，其事不信"。（《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8页）但钱亦并未怀疑孔子曾去过雒邑这一事实本身，怀疑的只是老聃其人和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其事。
①阎若璩在《四书释地续》中曾列举孔子适周可能年份有四个，即：1.鲁昭公七年（前535年，孔子年十七）。2.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年，孔子年二十七）。3.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孔子年三十岁）。4.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孔子年三十四岁）。南宫敬叔生于昭公十一年，因此前三个年份敬叔或未出生，或只十来岁，不可能同行适周。只有第四个年份敬叔年十四岁，勉强有同行可能。但又有些人认为阎氏所举第四个年份也不恰当。一是认为昭公二十四年南宫敬叔父亲孟僖子刚死，敬叔正在服丧，不可能和孔子适周（见冯景《解春集》）；二是除上述原因外，还认为十四岁的孩童不一定能见到鲁君，故而不能至周。因此又提出第五个年份，即根据《庄子》上所说："孔子年五十一，南见老聃。"乃定为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孔子五十一岁，敬叔三十一岁）。但那时孔子正仕鲁，任中都宰，无暇适周。因此这第五个年份也不恰当。为了一个年份问题，历来费了许多笔墨去考正，还是无法确定（详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4-8页）。因此，我们对孔子适周，只能说应有此事，而失其年，一定要作一个比较合理的推算的话，约在孔子三十四岁与四十四岁之间，即公元前518-前508年之间。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大概就是反映这一历史事实。
例四，向师襄②学琴。据说，孔子向师襄学琴，学了十来天，还是老学同一个曲子。师襄对他说："此曲你已学会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曲调已学过，奏曲的技巧尚未学好。"过了一会，师襄又说："技巧已学好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能领会此曲子的志趣神韵呢。"过了些时，师襄说："已领会志趣神韵了，可以学新曲了。"孔子说："我还没有体察到此曲作者为谁并想象到其为人风貌呢。"又等了些时，孔子抬头仰望，若有所思地说："我已体察到作者的为人风貌了，此曲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得出来呢！"师襄子站起来连连作揖说："对呀！我的老师传授此曲时正是说此曲名叫《文王操》呀。"①传说总不免有点夸大其词，但从故事的基本事实可以看到，孔子学琴的态度是何等认真了。他不仅会弹琴奏乐，而且很喜欢唱歌。他和人同歌，如果谁唱得好，必请那人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再去和他同歌②。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常和人谈起音乐问题，而且欣赏能力很强，以至后来在齐国听了演奏《韶》乐后，达到"三月不知肉味"③的入迷程度。
以上数例，可以想见他学礼、学乐的认真勤奋精神。"六艺"中的射、御。书。数四艺，孔子如何学习，向谁学习，虽无资料可查，但他在各种场合表现出的熟练程度，也就可以说明他的精深的学习成果了。例如有一次孔子在曲阜城西郊区当时叫矍相圃的地方举行习射活动时，围着看的人很多，简直像一道墙的样子④，可以说明他射箭的熟练程度。再如在孔子住地阙里不远处有个达巷，那里的人赞扬孔子，认为他"真了不起！那样博学！ "孔子听后对弟子们说："我会干什么呢？赶车吗？射箭吗？我不过会赶车子吧。"⑤这可以说明他赶车子（御）的熟练程度。又例如前面已提到过，孔子担任仓库管理员（"委吏"）时，帐目算得清清楚楚，也可以说明他计算（数）的熟练程度。至于写文书之类的东西（书），孔子当更是拿手了。
以上说明，当时的贵族政治后备官吏"士"（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
所必须掌握的六项基本功，孔子都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顽强刻苦精神，通过勤学好问的自学道路，全面地。熟练地学习和掌握了。不仅如此，②师襄，孔子同时代鲁国的乐官。古时乐官叫师，后来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就把师作为姓，冠于名之前，如师襄，又称师襄子，加子表示尊称。一说，师襄系晋国人。晋离鲁很远，孔子远程去晋学琴，似不大可能。①《文王操》是琴曲名，相传为周文王所作。这个故事见于《孔子家语·辩乐》和《史记·孔子世家》，内容略有出入。此从《史记》，摘译大意。
②《论语·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③《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④《礼记·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⑤《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执御"（赶车）是六艺中最易学的，孔子说自己仅会"执御"，说明他在学习上的谦虚态度。
在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学业已远远超过上述"六艺"范畴，而把高等"六艺"即后来被尊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实际内容和精神，也都已很系统地融会贯通了。
四、"三十而立"至仕鲁之前
孔子自己说："三十而立。"就是说，他在一生学习的道路上，从十五岁立志于学，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已打下了坚固基础。尔后的"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①等等，他所描述的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的不同境界，都是因为有了这个坚固基础并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和提高的结果。这个基础对孔子一生的事业，一生的为人处世和教学活动（施教、治学）、政治活动（为政），都是关键性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的。"立"的涵义就是通晓古今各种文献资料并联系当时的现实情况，从中抽象或概括出带条理性的原则思想（义或道），达到"一以贯之"①的地步。孔子"三十而立"的时候，这些"一以贯之"的原则思想大概基本上就已经确立了。上面已经讲过，孔子三十岁左右就不仅通晓了原来意义上一般贵族未必都能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进一步通晓了贵族必须掌握的全部高级的"六艺"，即汉以后尊为"六经"的"六艺"，也就是汉朝的贾谊所说的"《书》、《诗》、《易》、《春秋》、《礼》、《乐》 谓之'六艺'"②和《庄子》上所说的"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③。这里"六艺"和"六经"是一个东西，把"六艺"叫做"六经"，是汉朝把"六艺"当作六门经典而尊称之意，大概当时以高级"六艺"为代表的古代文献，孔子都已通晓。
当时孔子一方面通晓以"六艺"为代表的大量古代文献资料，一方面又观察了当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政治的。社会的动乱情况，经过思考，加以概括，逐渐形成了自己立身处世和观察。解决当时各种问题的，以西周文物典章为典范的。带复古性而又有所发展的原则思想。这些原则思想主要可归纳为如下诸点：
（一）确立了以"仁"为内容。
以"礼"为形式，即内容与形式相结合而又以"仁"为主导的反映了突出尊卑贵贱等级的封建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整套伦理观。政治观和社会观。其中固然有一定的带人民性。民主性的进步因素（如"泛爱众"思想等），但立足点是维护封建贵族统治秩序。孔子从维护封建秩序出发，幻想有所改革而实际则有利于巩固封建贵族统治的一切保守思想的总根子就在这里（这问题后面将专门评述）。
（二）确立了由上述基本思想产生的"忠君尊王"思想。
在孔子本来意①《论语·为政》。
①《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一以贯之"一语，陈景磐教授的解释很对，他说："所谓'一以贯之'，就是把见闻的知识归纳成为一个中心原则，成为一个思想体系，把全部知识贯穿起来。"（《孔子的教育思想》第69页）
②贾谊《新书·六术》。
③《庄子·天运》。《庄子》外杂篇多非庄子作品。《天运》盖出于后人之手。此处是把它作为汉朝人的话引用的，因为正式把"六艺"称"六经"是从汉朝开始的。
义上的"忠君尊王"思想，是有条件的，即君要像君（君君），臣要像臣（臣臣），君要"使臣以礼"、"节用而爱人"，然后臣则"事君以忠"，这是宗法等级制封建社会条件下所可能产生的带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力求实现一个由"圣君"、"贤臣"、"良民"组成的封建社会的"和谐"的"太平盛世"。孔子的这个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可爱"的幻想。历代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的代表──君王，把孔子本来是有条件的"忠君尊王"思想变成无条件的"忠君尊王"思想（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一定意义上是从这个思想演变而来的），并利用孔子的威望，歪曲宣扬孔子的"忠君尊王"思想，将这一思想作为无条件卫护君王尊严不可侵犯的理论根据，以巩固自己的封建腐朽统治。于是标榜尊孔，以至把孔子奉为"素王"，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和"至圣先师"①等等。为了把孔子的幽灵变成更加有利于引起人们敬畏膜拜的形象，历代王朝不断地竞相扩建"三孔"①，伪装和"抬高"孔子，把孔子本来的形象打扮得面目全非，把真孔子变成了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当然，孔子思想中一贯维护封建秩序现状的保守性，把希望寄托在贤明君王身上，甚至把"君王"和"天命"。"圣人"三者相并列，而提出"畏大命，畏大人（君王），畏圣人之言"的人人都应遵循的"三畏"思想，这又确为历代封建王朝借以维护专制统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理论依据。于是，现实世界中荒淫无耻的昏王。庸君和孔子思想中的"圣君"、"明王"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孔子自己一生政治生活中到处碰壁的悲剧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