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确立了反对"过"与"不及"，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的"中庸"思想。
用现代语言说，即既要反对左（"过"）。
又要反对右（"不及"）而选择合于情理的正常（中庸）道路的思想。当然，"中庸"思想和庸俗的折衷主义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信奉折衷主义的人就是孔子所最痛恨的"乡愿"①，是孔子所不取的。
（四）确立了既要能坚定地按道理办事，又要能在不违反道理的根本前提下权衡轻重得失而随机应变，即把"道"与"权"变通运用的思想②。
用现代语言讲，就是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①王充《论衡·超奇》中说："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代君王立法，行君王之道，而无君王之位，故称"素王"。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正式把孔子封为"文宣王"。宋大中祥符五年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又改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清两代，改"王"为"师".封孔子为"至圣先师"。
①"三孔"即山东省曲阜市的孔林（孔子墓）、孔庙和孔府。孔子陵墓开始占地约一百市亩（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冢大一顷。"），历代帝王扩大，至清末达二千九百四十一点九亩。孔庙是在孔子死后不久，鲁哀公把原来孔子和弟子所住房舍改为祭祀孔子的祠庙。历代帝王不断扩建，占地三百二十七点五亩，房屋四百六十六间。孔府为孔子嫡传后代"衍圣公"的住宅，现占地二百四十亩，房屋四百六十三间，俨然是王公府邸了。孔府不仅是历代封建王朝尊孔的象征，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大官僚、大庄园地主（拥有耕地三十六万亩）。有了"三孔"，孔子本来的"布衣"面貌（即平民面貌）消失了，而成为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乔装打扮得俨然像帝王一样来骗人吓人的假孔子了。①《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孔子说的"乡愿"，盂子解释为"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折衷主义地、毫无原则地讨好各方的"好好先生"。《论语》作"愿"，《孟子》作"原"，义同。
灵活性的思想，大概他晚年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说的运用这种策略思想的境界。
这一思想是值得好好推敲的。至今仍闪耀着光芒的人类智慧的结晶。 （五）确立了坚信自己的信念（道）必胜，在任何艰难困苦安危成败的情况下都不动摇的思想。
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③八个字。他一生的行动和实践，都证明了他是这样做的。因为他自己对"道"有必胜信念，所以才能表现出那样豪迈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乐观主义风貌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英雄气概。中国历史上许多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当代为中国革命事业流血牺牲的无数先烈，正是在各自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姿态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优良传统，具体地表现了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当然，孔子毕竟是两千余年前封建社会的人物，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如上面所说那样，至今还闪耀着人类智慧的浩气和光芒，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但就在这同一思想中，除了积极方面外，同时也还有消极的方面。例如在上面所引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之后，孔子接着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①这几句话难道不是把不避艰险安危、勇往直前地去贯彻"守死善道"和"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豪迈气概削弱了，而代之以"明哲保身"的一定意义上带有消极的东西了吗？当然，"危邦"如何"人"，"乱邦"如何"居"，该不该"人"和"居"，其间利弊得失，应从原则上（道）有无必要的大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害关系的小局出发，加以考虑，避免轻举妄动（勇而无谋），是非常必要的。但决不能笼统地（无条件地）提出"不入"、"不居"和"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封建社会中开明知识分子（士）的"明哲保身"的消极东西，在孔子当时也许是应该谅解的，在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可取的和应该排除的消极方面的因素了。
（六）确立了不迷信鬼神而又主张祭祀鬼神和敬畏"天孔子评传命"①的不彻底的近乎二元论的"大道"观（自然观、宇宙观）。
这在当时迷信盛行的情况下虽很不彻底，也还是有②《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为有的人可和他一道学习，但未必可和他一道按道理办事；有的人可和他一道按道理办事，但未必可和他一道坚持不变；有的人可和他一道坚持不变，但未必可和他一道权衡轻重而随机应变。清阮元认为这几句话的次序可能"传写错倒".应该说"可与共学。未可与立；可与适道，未可与权"，把原六句缩改为四句，与原文略异而义俱通（详见台湾省商务印书馆王书林著《论语译注及异文校勘》下册第240页）。③《论语·泰伯》。
①《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①孔子不迷信鬼神而又主张祭祀鬼神和敬畏天命的矛盾思想，表现在下列文句中：1."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平时不讲怪异鬼神之类的事，说明他不迷信这类事。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日：'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这说明他对祭祀很认真，要求很严。3."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就是说，得罪了天老爷，什么祷告也是无用的。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把"畏天命"和"畏大人"（大人泛指在上之人，主要指君王），"畏圣人之言"并列而居首，仿佛已把"天命"看作主宰祸福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了。这正是对主宰人间祸福的那种所谓"天命"虽持怀疑态度，但反对仍不彻底的表现。一定进步意义的。以上所列六点，仅就其较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方面而言。所引论据，也不限于孔子三十岁时文献。理由很简单，思想发展的连续性很强。"三十而立"的基础和后来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引用若干必要的后来的材料，对加强理解"而立"时所确立的基础，是有好处的。把孔子的"而立"综合归纳为上述六点，是非常必要的，是符合孔子的具体情况和他自己所作的"自我鉴定"的。这里不存在"过高"的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凡人类历史上曾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多是在"而立"之年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难道不可以说是一条普遍规律吗？何况孔子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突出的人物呢！以上六点只是提纲式地列出，未作详细评述，因为下面有关章节还要谈到。孔子既然有了这个基础，就给他后来的为人、从事教学活动（施教、治学）和政治活动（为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他一生的精力大都消耗在教学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两个方面，而在他来讲，这两个方面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从事教学活动时不忘政治，从事政治活动时不忘教学。历史的、社会的诸条件的制约，使他在教学活动上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在政治活动上的成就。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创设较大规模私学的伟大教育家。关于他在教学活动方面的详细情况，另有专章评述，这里从略。
孔子从"而立"之年一直到"仕鲁"为大司寇之前，在这漫长的一二十年间，其所作所为，史传留下的记载很少。正如崔述所说，孔子"自为司寇以后，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于后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①。所以，现在只能将孔子初仕鲁作中都宰以前的十余年问较大的两件事，简述如下：
（一）孔子三十五岁（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
因为鲁国内乱而适齐。
内乱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由来已久的鲁国公室衰微、世卿专横、政在季氏的局面，这使鲁昭公不得不想方设法削弱以至铲除季平子，以恢复公室权力。近因是这年夏天，恰好由于季平子和另一贵族鄙昭伯两家斗鸡而引起纠纷，鲁昭公就利用这一矛盾，支持氏，抑制季氏，并一直发展到联络氏和另一贵族臧昭伯秘密策划，在同年秋天出兵围困季平子。就这样在远因。近因鼓荡下，昭公和季氏的斗争便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局，要看另外两个世卿──叔孙氏和孟孙氏站在哪边。开始叔孙氏和孔子评传家臣商量采取什么态度时，家臣们都认为"如果灭了季氏，我们叔孙氏也就不存在了"①。于是叔孙氏立即发兵援救季平子。正在观望的孟孙氏看到叔孙氏已起兵救季氏，自己也就决定响应，并将鲁昭公派去联络的鄙昭伯杀死，以示决心。这样，加上其他因素（如内部不团结等），鲁昭公大败，被迫逃亡齐国。这就是史称"斗鸡之变"的始未。在鲁国这种乱哄哄的内乱局面中，孔子离鲁适齐。大概孔子在齐住了两年左右，即自昭公二十五年冬适齐至二十七年返鲁。在齐期间，有三件事可述：一是"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②。大概高昭子是一个名声不大好的齐国贵族③，孔子为了通过他去接近齐景公，①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之一。
①《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叔孙氏和家臣商量，首先问："凡有季氏与无，于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③崔述《洙泗考信录》："《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竟然去做他的家臣，后世儒者认为这是对孔子的诬蔑，好像孔子既是圣人，决不可能做这种事。例如梁玉绳就说："欲通齐景，不耻家臣，孔子而如是乎？"④"为家臣"这件事的真实性如何，反对者也提不出确证，只凭"讳圣"的主观臆想在那里嚷嚷而已。钱穆认为："孔子弟子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则孔子不耻为家臣也。且委吏乘田，独非家臣乎？ 不得辄以'孔子而如是乎'之说为定。"⑤这是颇为公道的评断。
二是和齐国的乐官（太师）谈论音乐。听了虞舜传下来的名为《韶》的古乐，并学着奏唱，专心致志，以至接连三个月食肉而不知肉味①。可见孔子这时对古代音乐不仅很有兴趣，而且已很有研究了。三是和齐景公讨论政治问题。据说孔子有两次有名的言论。一次是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次是"政在节财"②。这两次讨论，颇得齐景公的赞赏，齐景公想用他，并想把尼豁地方的田封给他③，使他做一个领有采邑的齐国贵族。可是由于晏婴的反对④，景公打消了这个想法，而且从此对他很冷淡，加上齐大夫有意加害孔子，孔子只好"反（返）乎鲁"了。而且因为处境危险，竟"接浙而行"⑤，把正在淘的米未及做饭即提起来一面走路一面滤十，可见是走得非常仓促的。时孔子年三十六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前孔子评传515年）。（二）孔子和阳虎的一幕趣剧性的会见。关于阳虎其人，本章第二节《幼年在贫贱中成长》曾提到过，他作为季氏家臣，曾以"狐假虎威"的姿态，拒绝了十七岁的孔子到季氏家赴宴。过了三十年即鲁定公五年①，当时鲁国执政的季平子死了，阳虎便把嗣立的继承季平子执政的季桓子囚禁起来，威逼季桓子屈服后才放了他②。当时鲁国的政治局面是，公室鲁定公的权操纵在世卿季氏手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卷之一）
④梁玉绳《史记志疑》。
⑤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9页。
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这和《论语·述而》所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下知肉味，曰：'下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是一回事。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景公说（悦），将欲以尼田封孔子。"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崔述认为："此言出于战国时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浅陋，亦似战国、秦、汉，绝不类《左传》、《孟子》所述者。"崔述的评论，从考证角度看，是值得参考的。
⑤《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浙而行。"赵歧注："浙，渍米也。不及炊。避恶亟也。"浙，淘米或淘过的米；接，提起。
①自孔子十七岁（鲁昭公十七年，前535年）腰经赴季氏宴被阳虎斥退，至阳虎擅权囚季桓子这年（定公五年，前505年），恰三十年，时孔子年四十七岁。
②《左传·定公五年》："九月， 乙亥，阳虎囚季桓子 "《史记·鲁世家》："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史记·孔子世家》："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释）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即家臣，此指阳虎--作者）执国政， "中，世卿季氏的权操纵在家臣阳虎手中，即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就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因为当时孔子的声望已很高，阳虎既处于"陪臣执国命"的重要地位，很想巴结拉拢孔子，借孔子的声望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多次要求见孔子，都被孔子婉拒了。阳虎没法，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利用当时通行的礼俗以便与孔子见面。该礼俗为：凡大夫赠送礼物给士，如果因为士不在家而未能亲受，这个士就必需亲自到大夫家登门拜谢③。于是阳虎便在孔子不在家时将一个蒸熟了的小猪送给孔子，使孔子不得不到他家来道谢。孔子针对阳虎的意图，在打听到阳虎不在家时去道谢，可是恰巧在路上遇见了。阳虎对孔子说："来吧！我有话和你说。"孔子不答。阳虎又说："自己有德有才，而听任国事迷茫，这样的人能算是仁人吗？"他自己接口又说："怕不能算是仁人吧！自己很想出仕做事，而又屡失时机，这样的人能算智者吗？怕不能算是智者吧！时光一天天过去，岁月是不会等待你啊！"孔子这才说："我是打算要出仕的。"①这一幕趣剧性的意外会见，就这样结束了。但事后孔于终于坚持自己原则性信念，没有轻易在阳虎当权时出仕。因为"陪臣执国命"，鲁国政局很混乱，所以"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②。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孔子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和在他办的私学里从事教学了。从三十多岁以后直到出仕任中都宰（五十一岁）这二十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是他的思想、学问和品德上在"立"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亦即像他自己所说的由"三十而立"，进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境界的过程。这为他尔后从政、从教、治学获得成就提供了更成熟的条件。学无止境，思想上、学问上、品德上继续不断发展提高是永无止境的。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三十岁左右必须努力打下基础（"三十而立"），而无论是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凡是出色的思想家、政治家。孔子评传科学家、教育家等等，都必然在三十岁左右就在各自学习的不同领域内打下了坚实基础。孔子不过是他那个时代──封建时代向我们提供的一个例证罢了。
③《孟子·滕文公下》："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①《论语·阳货》："阳货《即阳虎--作者）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五、进入贵族统治集团──初次碰壁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供孔子选择的政治道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无原则地和封建贵族当权者同流合污，取得一"言半职，享受富贵安乐。第二条是有原则地取得某一位贤明封建贵族当权者的信任，出仕，借以实现自己"仁政德治"的理想，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和"治国平天下"的目的。第三条是如果遇不到贤明贵族统治者，遇不到"圣君明王"，就利用一切可能条件，积聚力量，像文、武、周公那样，推翻旧王朝，另立新王朝，"拯民于水火之中"，实行"王道"（仁政德治），统一天下。第一条孔子不愿干，也不屑干。他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是说，不由正道而得来的高官厚禄，对他来说好像浮云一样，不值得一顾。他是决不牺牲自己的信念去猎取一官半职，去贪图个人"富贵安乐"的。他一生也确实履行了他自己的这一誓言。第三条孔子不能干，也不敢干。《论语》曾说到过两件事，一件是鲁国的公山弗扰盘据费邑将欲背叛季氏，请孔子去参加，孔子曾准备去，因为子路反对，没有去成。但他表白了自己为什么准备去的愿望，说："请我去的那个人，难道是白白地请我去吗？如果有人真能用我，我就要把文、武、周公生平概略的事业在东方复兴起来。"①另一件是晋国的佛（读"弼息"）在中牟举兵抗拒赵简子，请孔子去参加，孔子也准备去，子路反对，说："从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决不到做坏事的人那里去'。现在佛在中牟叛，老师如果去的话，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只好说："对，我曾说过这活。但是，你不知道吗？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最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我不是匏瓜，哪能挂在那里不出仕食禄呢？"②结果又没去成。这孔子评传两件事说明当时孔子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想找机会十一番大事（"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另一方面又由于顽固的"忠君尊王"思想和认为现存贵族统治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而顾虑重重，捆缚了自己手足，不敢大胆前进，不敢造反，正像恽代英同志所说，孔子的很大缺点是"不知道到人民中间去宣传组织人民，只知道去找①《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衅。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历来学者有不少人怀疑这段话不可靠，是伪托。赵翼的《陔余丛考》和崔述的《洙泗考信录》有详细论述，可供参考。例如赵翼说："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以费叛而为也'。"而崔述则说："盖卒不往者，经传无其事也。欲往者，纵横之徒相传有是说也。即此亦足以见其为伪托矣。"崔氏不仅认为此章不实，即下面讲到的佛章也不实。他说："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又说："孔子必不从弗扰、佛以叛。"（《洙泗考信录》卷之二）这纯属卫道、讳圣的迂腐之论。还是钱穆对不狃召孔子问题说得对："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扎子实未往。"并指明不狃召孔子，实在"以费畔"之前（定公八九年之间〕。"以费畔"乃后三年事（定公十二年）（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16页）。此从钱氏说。②《论语·阳货》："佛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以中牟衅。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佛是晋国大夫范氏的家臣，是中牟宰（相当于现在的县长。中牟系春秋时晋邑，故址在今河北省邢台和邯郸之间，不是河南的中牟）。当时晋国另一大夫赵简子攻打范氏，佛据中牟以抗拒赵简子。"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有二解：一为杨伯峻等解为"哪里能够只是被悬挂着而不给人吃食呢？"（《论语译注》）。一为王充解为"自比以匏瓜者，言人当仕而食禄。我非匏瓜系而不食"（《论衡·问孔》）。用现代话说，即"我哪能像匏瓜那样挂在那里不出仕食禄呢？"此从王说。
那些人君"①。正因为如此，孔子就不能也不敢走这第三条道路。也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帝王因孔子顽固的一贯的"忠君尊王"思想和立场对维护自己的统治尊严有利，都对孔子赞赏备至，奉他为"大成至圣"。于是留给孔子选择的唯一道路，就只能是第二条道路了。但当时周天子名存实亡，礼崩乐坏，即所谓"天下大乱"，实则历史已向前发展，西周文、武的一套早已不相适应了。而列国诸侯贵族统治阶级出于自私的阶级本性，或则雄心勃勃，醉心于扩张自己势力范围；或则安富尊荣，平庸无能，无所作为；或则荒淫无耻，沉湎酒色，等等。孔子幻想中赖以推行"仁政德治"的文王武王那样的"圣王明君"，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是找不到的。等着孔子的，只能是碰壁、再碰壁，且以碰壁告终。所以第二条道路，就是注定不得不碰壁的道路。这是孔子思想内在的二重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说到孔子进入贵族统治集团之前先对当时形势作以上简析，对理解孔子政治生涯中必然碰壁的前因后果，是很有必要的。孔子仕鲁──在鲁国做官，只有四年左右的时间，大约从定公九年的五十一岁到定公十三年的五十五岁（前501-前略497）。当时的鲁国不过相当于现在一个较大的专员公署所辖区域那样大。据传，孔子曾做过三次不同的官。一次是做中都（今山东汶上县西）宰，相当于现在的县长；一次是做鲁国的小司空，相当于现在专署的工程管理局的助理局长；最后一次是做鲁国的大司寇，相当于现在专署的公安司法局长①。孔子评传这三次做官的情况，根据现有的文献和资料，概述如下：①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10册第28页。①孔子仕鲁经历，传说不一。就时间上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把孔子任中都宰定在定公九年（前501年）.时孔子年五十一岁。而《阙里志·年谱》则把此事定在定公五年。今从《世家》说。孔子辞官去鲁适卫期间，《史记》有关各篇，就有不同说法。如《孔子世家》定于定公十四年，《鲁世家》定于定公十二年，近人钱穆则说"孔子返鲁在哀公十一年，则其去鲁，正定公之十三年也"（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24页）。鲁定公在位十五年，孔子在定公十三年离鲁适卫，到鲁哀公十一年返鲁，共十四年，与孔子离鲁十四年正合。今从钱说。就官职上说，《孔子世家》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官职及其递升，都讲得很清楚。但历来考据家对此也议论纷纷。如崔述只承认孔子做过司寇，不承认做过中都宰和司空，说是"为宰为司空，又俱不见于他传记"（《洙泗考信录》卷之二）。甚至连"中都"这个地方也认为不存在，因为"按《春秋》经传，鲁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谓'中都'者"（同上），论据未必允当。今从《孔子世家》说。至于大司寇的"大"字，历来也有争议。依周制，天子设六卿：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宗伯、冢宰。诸侯只能设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空为大卿，下设二小卿，即小司寇和小司空。这是一般规定。到了春秋之世，各国诸侯就不遵守三卿之制，即如鲁国，除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世袭上卿外，还有非世袭的东门氏、臧氏和叔氏，在宣公、成公时代（前608-前580），位列上卿，也就俨然设有六卿。这时司寇就不是司空下的小司寇，已是升格为和司空相并的大司寇。到了昭公、定公之世（前541-前495），臧氏衰替，司寇之职由孔子担任，故司马迁称之为大司寇，以别于小司寇，亦即孔子任司寇时，当已位列鲁之上卿，不是司空下的小司寇了。所以后来孔子能在鲁齐夹谷之会时"摄相事"（此"相事"系"相礼"，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当时两君相会，一般应由上卿任"司仪".孔子已位列上卿--上大夫；适于此任，并非所谓仅因孔子"知礼"而权任之），以及"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以大司寇职务代理季孙氏处理日常国事）和"与闻国政"（参加国事的讨论）.其故在此。
（一）中都宰
前面说过，孔子在二十多岁时曾做"委吏"（仓库管理员）、"乘田"（放牧管理员），那是较低级的管理人员，不算作官。真正开始在鲁国做官（"仕鲁"），是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当时孔子已经五十一岁，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县长（中都宰）。孔子自己说："五十而知天命。"用现在的话讲，"天"就是客观存在，"命"就是规律，"知天命"就是认识了客观存在的规律。当然，用今天眼光看，孔子不可能真正认识客观规律，至多不过提出了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而就整个人类发展规律或自然发展规律而言，他就知道得很少了。即使如此，那时孔子无论在学问上、经验上都已达到很高的地步。教育成绩也很大，学生遍及四方，社会声誉很高。因阳货反季氏而引起的鲁国的内乱，已经平息。鲁国仍然由季桓子执政。就在这种情况下，孔子第一次当了中都县长。虽然司马迁对孔子任县长的政绩评价很高，说："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①皆则之。"就是说任县长不过一年功夫，中都县周围各地都效法中都的做法。究竟有些什么政绩，没有说。《孔子家语》则说得较详，认为孔子任中都县长时，定了几条"养生送死"的制度，有所谓"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①《孔子家语·相鲁》"四方"作"西方"，因鲁国在东方，所以西方诸侯都取法。其实两说都通。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①，其中除"长幼异食"（老年、壮年和幼年人的饮食应有不同）、"强弱异任"（按体力强弱分配劳动任务）、"路无拾遗"（东西掉在路上也无人拾取）和"器不雕伪"（日常用具注重实效而不追求雕饰外观和弄虚作假）等条，即使现在看来，也还可作参考外，其余诸条，也许在当时有一定意义，现在则成了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如"男女别途"，"四寸之棺，五寸之椁"等），这里就毋须多说了②。孔子任中都县长时的政绩，除了上面的一些传说外，在经济上如何发展生产使人民富裕起来（"富之"），在教育上如何巩固和扩大办学规模（"教之"）等等，这些原是他自己一向提倡的，应该有所作为，可惜极少留下记载。由于孔子当时的声望已经很高，做县长的政绩也不差，所以很快就由鲁国的地方官（中都宰）提升为鲁国贵族中央政权的小司空。大司空是孟孙氏世袭的官职，下设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局长的司空（或叫小司空）。孔子由中都宰提升为司空，就是这个小司空①。
①见《孔子家语·相鲁》。崔述认为"《家语》一书，本后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于他书，而增损易改以饰之"（《洙泗考信录》卷之一）。《家语》为三国时魏王肃所撰，即使"采之他书"和有"增损改易"之处。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能一概否定。本书仍斟酌引用，《导论》中已作说明。②所谓"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在实行火化的现在，己毋须再加论列。但过去对此也有不同争议。有人认为这是孔子提倡厚葬，有人则否。杨景凡、俞荣根认为："孔子并不赞成厚葬，四寸五寸可能是针对当时贵族僭礼的厚葬之风规定一个丧葬的最高限度。这也许就是他的'礼治'的改革措施之一。"（见西南政法学院教学参考丛书《论孔子》第16页）此说可能更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①这里"大司空"、"小司空"的说法，系根据《槽弓·王制》疏所引崔灵恩的一段话。原话见《史记会注考证》卷四七第26页。
（二）小司空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只说"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一带而过；究竟司空一职管些什么，孔子做出哪些成绩，一点也没有说到。《孔子家语》也只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也是空空洞洞，不得要领。所说"别五土之性"云云，据王肃说，五土，一指山林，二指川泽，三指丘陵，四指坟衍（即高原），五指原阖（即平地）②。孔子自己讲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年轻时做过仓库管理员（委吏）和放牧管理员（乘田），因此根据实践经验，把土地分为上述五类，而分别因地种植不同作物，这在今日已是普通常识，在两千多年以前可能还是创举。但结果如何？没有下文。因此有人怀疑孔子曾否做过所谓司空，即使做过，一定也不是和三卿并列的大司空，而是大司空下面所设的那个小司空，时间也可能很短。
②《孔子家语·相鲁》。
（三）大司寇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初，孔子做了鲁国贵族中央政权中和三卿（司徒、司马、司空）并列的司寇，司马迁为了区别于司空下设有小司寇和小司空而加了"大"字，称之为大司寇，是有根据的。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职务实际也不过相当于现在一个较大专署的公安司法局长。孔子一生仕鲁仅四年左右，而任大司寇的时间最长，从定公十年到十三年（孔子五十二岁──五十五岁），约三年左右，文献资料记载孔子做大司寇期间的事情，虽也不充分，但比之前两次任职就多些和具体些了。现将若干较重要的事情叙述如下。第一，听讼不专断而从众议。做公安司法工作，首要任务就是处理案件、审判官司，这是不言而喻的。孔子时代，没有法律明文，判处案件主要是由贵族官吏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习惯专断判定的。孔子主管其事则一反常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颇有民主作风。在判断狱讼之前，他首先要把了解此案情况和对此案有意见的人找来谈话，一一询问他们：你对此案看法如何？某某对此案有何意见？等等。大家意见都发表以后，孔子才斟酌众议而作出裁决说：当按某某的意见判断才是①。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有这种民主办案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特别是司法工作者参考和深思吗？第二，为了把事情办好，不惜屈己求人。鲁定公时，鲁国的实际执政者不是定公，而是鲁国世袭三卿之一的季桓子。孔子任大司寇，名义上虽和三卿一样位列上卿，但办事不是向鲁君定公负责，而是向季桓子负责，所以孔子常去见季桓子。有一次，孔子去见季桓子，不知为了什么，季桓子不高兴。大概事情没有办成，所以孔子又去见他。孔子弟子宰予对此不满，向孔子进言道："从前我曾听老师说过：'王公不邀请我，我不去见他。'现在老师做了大司寇，日子不长，而屈己求见的事已经好多次了。难道不可以不去吗？"孔子答道："不错，我曾讲过此话。但鲁国'以众相凌，以兵相暴，的不安定局面由来已久，而负责当局不去治理，必将大乱。危说的时局需要我负责办事，这岂非比任何邀请都更郑重和紧迫吗？"①这种对事认真负责而屈己对上的精神，也是很可贵的。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季桓子的傲慢和孔子的屈从，矛盾已露萌芽，孔子迟早是要碰壁、辞官、离鲁的。第三，夹谷之会的胜利。鲁定公十年（前500年）的夏天，齐鲁二国国君齐景公和鲁定公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县境内）相会。孔子任鲁君相礼。相礼相当于现在的司仪，那时两国国君相会的相礼，一般都要上卿担任。孔子任大司寇，位列上卿，且又知礼，故被选任其职。当时齐强鲁弱，齐国原想通过这次会盟显示力量，压服鲁国，使鲁国无条件成为自己的附庸国。会上的斗争非常复杂，非常尖锐。孔子以相礼身份参加，应付裕如。先是齐国想以奏四方之乐为名，刀枪剑戟，旄羽，鼓噪而至，以便在混乱中劫持鲁君。孔子一见。立即登上临时筑成的盟坛土阶，眼睛直视景公，一甩袖，怒斥道："我们两国国君在此作友好会盟，夷狄音乐到这里来干什么？请管事的赶快斥退。"景公忐忑不安，心知失礼，挥手把他们斥退，①《孔子家语·好生》："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某以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后夫子曰：'当从某子几是。'"①《孔子家语·子路初见》："孔子为鲁司寇，见季桓子（原文为康子，误。--作者）。桓子不悦，孔子又见之。宰予进曰：'昔，予也尝闻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则弗动。"今夫子之于司寇也日少，而屈节数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鲁国以众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则将乱也。其聘我者，孰大于是哉！'"并表示歉意他说："这是寡人之过啊。"他回去后对随从人员说："孔子引导他的国君遵循古人礼仪，你们却引导我学夷狄的陋俗，这是为什么呢？"双方最后缔订盟约时，齐国人突然在盟约中加了一条，说齐国出征时，如果鲁国不出三百乘兵车相从，就是破坏此盟。这显然是要鲁国无条件承认自己是齐国的附庸国。孔子看到当时两国强弱悬殊的客观形势，这一条虽然难以拒绝，但不能无条件接受，乃当机立断地提出新的条款，派人回答说，如果不把齐国侵占鲁国的位阳之田归还鲁国，而要鲁国出兵车，也是破坏此盟。这使景公很难堪，会后只好把侵占的位阳地区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在夹谷之会中，随机应变，折冲樽俎，拿当时很重视的礼作武器，进行斗争，以弱胜强，保全国格，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外交家的才能和胆略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