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并强化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成长。正如前面所说，各时代起作用的孔子思想，一般是经御用后儒改造过的假孔学或半真半假的孔学，因此把它的反动作用全部推在孔子身上，是不恰当的；但孔子学说本身确已包含了发展为后儒偏见的萌芽，这些萌芽就是植根于孔子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上的。
第二，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与劳动人民、进步知识分子相结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尚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中国封建时代部分优秀知识分子（士大夫）中，曾起过深刻的熏陶、哺育作用。例如在抵御其他民族对汉民族的进犯时，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像文天祥那样，能在兵败被俘后，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就义前还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正气歌》，把孔子的"成仁"（"有杀身以成仁"）和孟子的"取义"（"舍生取义"）看作照耀自己生命途程的明灯，正是这一熏陶、哺育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像文天祥这样"见危授命"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可敬人物，是不少的。这种坚持真理、不怕牺牲（"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近百年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人民解放斗争中，为前仆后继的千千万万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忠贞先烈所继承和发扬。这种光芒万丈的优良传统，正是孔子仁的人生哲学庞大体系中积极因素长期哺育出来的珍贵成果。孔子气势磅礴的仁的人生哲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正派的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群众中的传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某些优秀传统。其主要特点，第一是爱国思想的传统。在孔子思想的熏陶下，炎黄子孙具有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许多志士仁人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民族文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即使在被"异族"征服而"亡国"的情况下，也常常能以自己优良的传统文化（起主导作用的是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去影响甚至同化征服者。中国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能够形成多民族大联合、大统一的国家，孔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无疑是重要的决定性条件之一。第二是重视人特别是人才的传统。孔子曾发出过"才难"的感叹。他一贯认为"从政"就在于发现和选用人才，"施教"更是培养和造就人才。在封建时代，重视和尊重人才，虽不能改变贵族统治和王权的实质，但通过贤臣良吏（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限制王权的滥用，多少实行一点"仁政德治"，不至过于荒淫、残暴。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王者必以大儒为师的美传（如刘备帅事诸葛亮），曾有过贤臣敢于直言批评君王的佳例（如魏征"犯颜"批评唐太宗李世民），其结果虽不能根本改变王权的压迫本性，反而加强和巩固了王权统治，但毕竟减轻了它的祸害，有利于人民群众，在不同历史条件下造成人民能安居乐业的不同的"太平盛世"。第三是非宗教的传统。孔子的现实主义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民族，抵制了本国的和外来的种种宗教，使之不能长期左右和垄断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国没有宗教狂热、宗教斗争、教会干政的现象，这不能不说与孔子思想有密切关系。第四是伦理道德和政治相统一的传统。孔子把认真严肃地提高自己的学问道德（"修己以敬"），直接和治国平天下（"修己以安百姓"）联系起来，就是很好的证明。第五是"天下为公"和"世界大同"的思想传统。这就不是解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为了解决全人类的问题。即使思想还很朦胧，但确是很有远见的朦胧思想，因而已成为全人类的历史珍贵财富。
显然，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发扬这些优良传统。
二、在国外的影响
（一）对东方国家的影响
第一，孔子与朝鲜。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箕氏朝鲜时代，孔子思想便和汉字一起传入这个国家。不过孔子儒家思想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广泛传播，则是朝鲜封建时代的事情，它和朝鲜的封建制度一起兴盛，一起衰落。
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公元1-7世纪）是朝鲜早期封建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吸收、消化，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三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高句丽与中国联系最密切，建国之初便使用汉字，372年依中国制度建立太学，以儒家的"五经"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教育贵族子弟，以后又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百济的儒学也是很早就发达起来，285年百济王派遣王仁渡海向日本王子献《论语》、《千字文》，可见在此以前儒家典籍已为统治者推重。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百济注意吸取南朝文化，聘请梁的毛诗博士和礼博士前去讲学，百济王公大臣深受儒学熏陶，义慈王"事亲以孝，兄弟以友"，被称为"海东曾子"。新罗在文化上起步较迟，但是发展速度却很快。新罗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道思想，创立朝鲜特有的花郎道。花郎徒把"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等儒家道德理论当作自己的信条。675年新罗统一朝鲜。为了给新兴的封建国家培养管理人才，在首都设立国学──儒学的最高学府，大量派遣留学生赴唐学习，并且确立读书三品出身法，以儒家经典和汉文作为主要考试科目来选拔官吏。儒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开始供奉在太学。
935年统一朝鲜的高丽王朝，一面尊崇佛教，一面继续推行儒家教化；立文宣王庙，扩充国学，并且令各州立学，实行科举取士。许多大儒还开办私学，著名的有十二所，称十二徒，其中以崔冲的最有影响，以崔冲谥号命名，曰"文宪公徒"。私学的创立使儒学教育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儒学影响更为深刻。
高丽王朝大力表彰义夫节妇孝子顺孙，惩罚不忠不孝之人，因而出现了不少孝子忠臣，如割股肉疗父疾的尉貂、抱着"主辱臣死"信念为王殉难的洪灌，等等。
1392年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属于后期封建社会。李朝统治者改变高丽王朝儒、佛并重的文化政策，全力推行儒教，使之成为唯一正统思想。儒学在李朝达到全盛时期，不过当时儒学主要是朱子学。朱子学在批判佛教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朝政府积极发展儒学教育，中央设成均馆，府县置乡校。民间还开办了无数书堂，参加各类学校学习的除文武两班官员子弟，更有众多的平民子弟。科举制度规定给中科者及其父母以极大的荣耀，如"殿前唱榜，御前赐酒，赐花于盖，优人呈戏，鼓吹前导，三日游街"，父母活着的赐荣亲宴，故去的祭坟等，这便吸引无数青年学子苦读儒经。
为了满足儒学教育的需要，李朝一面大量进口和翻刻中国儒家经典，一面令朝鲜的名儒依据本国情况以汉文、朝文和图画编写各类儒学教材如《礼记浅见录》、《孝行录》、《五礼仪》、《三纲行实》、《三纲行实图》等，让忠孝节义的观念普及到包括文盲在内的所有民众中去。这样广泛深入的儒学教育，改变了历来尚武的风气，使全国上下"崇尚信义，笃好儒木，礼让成俗，柔谨成风"①。十六世纪后半叶在全国实行的乡约，深刻反映了这一点，乡约内容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们认为，"乡约规定的各条，把我国人民的高尚的道德品质，用儒教的三纲五常表现出来"②。可见孔子思想影响的深远。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朝鲜的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它的精神支柱朱子学越来越表现出保守性。但是，因为朝鲜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能够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实学未能批倒朱子学，所以尽管它己僵化、腐朽，但仍然占据统治地位。
十九世纪末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入朝鲜，一面在政治上、经济上奴役朝鲜人民，同时在文化上打击儒学，废止科举制度，以新式学校代替旧式书院，等等，以便摧毁朝鲜人民的传统观念。在民族斗争中，朝鲜民间曾产生一个东学党，提倡以儒学为中心的东学，反对西学。1894年东学党领导农民起义，纲领是："弗杀人，弗伤物；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①可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儒家思想还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日本侵略者很快改变了对儒学的态度，大搞祀孔、讲经，利用儒学的忠孝为他们服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退出朝鲜，朝鲜分为南北两个朝鲜。虽然南北朝鲜社会制度的不同，导致了对孔子儒学的态度也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孔子儒家思想在南北朝鲜都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
在南朝鲜，二次大战后，由于西方的影响，学术界曾一度倾向于西方学说而忽视对东方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七十年代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逐渐提高，欧美各国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这就促使南朝鲜感到有必要加强对本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孔子儒学思想的研究。最近南朝鲜的一些少壮派伦理学家正在研究中国的礼教对朝鲜历来伦理道德的影响以及现代南朝鲜伦理道德观念中中国传统礼教所起的作用等。直到现在，南朝鲜仍把孔子儒家的"慎独"、"反求诸己"、"克己复礼"、"勿自欺"等看作是自己的传统美德。
特别是南朝鲜当局将《易经》的八卦图当作为国旗的标志，说明孔子儒家思想对今日的南朝鲜影响仍然很深。
在北朝鲜，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中国传统的孔子儒学及其在朝鲜的影响、一直注意研究。例如，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1962年出版的郑振锡、郑圣哲等合著的《朝鲜哲学史》中便对儒家思想内容、性质及其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都作了论述，并对朱子学进行了剖析。为了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北朝鲜的学者们正着手进行儒经和汉文古籍的整理工作。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孔子儒家思想和朝鲜思想文化的发展关系甚为密切，两千年来孔子儒家思想和朝鲜的民族思想文化已经融为一体。时至今日，包括孔子儒家思想在内的朝鲜民族思想文化必将连绵不断地发扬光大。①《朝鲜志·风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