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篇——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 第一章 早岁经历 第一节 世宦之家第二节 科举得志第二章 宦海初步 第一节 三省学官第二节 入党清流第三章 抚晋兴革第一节 整肃吏治第二节 清理财政第三节 禁戒烟毒第四节 转向“洋务”第五节 心系南天第四章 粤海经略第一节 积极备战，顾全大局第二节“独数谅山一役，全仗纡筹决策”第三节 反对议和，加固两广边防第四节 洋务事业“小试其端”第五节 粤政事略第五章 “劳歌已作楚人吟”第一节 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办第二节 铁路事业的开拓第三节 民营工商业的振兴第四节 新式教育的创设第五节 新军的编练第六章 暂署两江第一节 甲午主战第二节 练军备武第三节 兴工劝商第七章 戊戍到庚子年间的权变第一节 与维新运动的微妙关系第二节 主谋“东南互保”第三节 镇压“自立军”第八章“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第一节“新政”主角第二节 抵制革命第三节 入参军机第四节 国运尽，老臣逝第五节 著述遗世●思想篇——开新兴卫道二重变奏 第一章 儒臣能吏——张之洞的政治风格第一节“任人者治，任法者乱”第二节“书生习气”第三节“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第四节 纵横捭阖，进退有据第二章 恶公羊，兼汉宋，通经致用——张之洞的学术宗旨第一节 力辟今文公羊说第二节“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第三节“经世”、“务实”学风第三章 洋务殿军的富国梦——张之洞的经济构想第一节 从“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到广兴实业，开辟利源第二节 超越中古的产业结构观与产业功能观第三节 维护国家利权第四节“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第四章“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的军事谋略第一节“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第二节 改革军制，裁旧练新第三节 从“广求利器”到“自铸枪炮”第四节“战人较战具为尤急”第五章 维护主权之旨，羁縻牵制之术——张之洞的外交主张第一节 内政自有主权，外交须有成案第二节 从“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第三节“蝮蛇螫手，壮士断腕”第六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第一节 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第二节“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第三节“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第五节 广派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第七章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的文化观第一节 文化观的发展轨迹第二节“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第三节“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第四节“枢纽只在此化新旧之见”第五节“中体西用”说的“最乐道者”第六节“过渡时代”的过渡型理论
《张之洞评传》序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恩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覆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亦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同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①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①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导论 张之洞与他的时代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必然规律，但这丝毫也不排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当然，人又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的活动总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复杂的交互关系。
本书传主张之洞（1837—1909）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晚清社会的产儿，他又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个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侧面打上鲜明印记；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坎坷的路径。
本书传主辞世已久，人们却难以忘怀他的创榛辟莽的业绩和新旧杂糅的思维教训。时至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1893—1976）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还特别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①；学界泰斗陈寅恪（1890—1969）在三十年代则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②，足见今人或者不时感受到张氏的遗泽，或者难以摆脱这位“文襄公”的思想轨范。
将张之洞与曾国藩（1811—1872）并列为咸同以降对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发生久远影响者，自有一番道理。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近世，涌现出竞相寻求“过渡之道”的众多风云人物，就清廷内部言之，探求过渡之道而又兼具政坛要角、学术重镇双重身份的，惟曾、张二位。以张之洞论，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包括斑驳陆离的政治实绩和古今交汇、中西并存的学术两大部类。品议政治家的张之洞，应当着重前者，兼顾后者；评析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必须详剖后者，而又不可脱离前者。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作人生“三不朽”。张之洞是深识此中三昧的，他除力图建树功业外，还十分重视“立言”，终身亲治文书，不假手幕客，这与李鸿章等其他洋务大吏颇不相同。一部数百万言的《张文襄公全集》，多出自张氏本人手笔，这为研究张之洞的思想言行提供了系统的一手资料。然而，《张文襄公全集》这部书究竟应当怎样阅读？这里用得上孟子的名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读书须知人，知人须论世，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通则；考察张之洞这位既由时势所造，又深刻影响时势的人物，尤其要以“知人论世”为人门之径。
张之洞的人生跨度，迈越咸、同、光、宣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之世，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农业一宗法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这种“千古之奇变”的根由，除深植于中国国内诸多社会矛盾之外，还在于世界历史已经运行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中国人愿意与否，都无可避免地要卷入这种亘古未遇的“变局”之中。
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历史逐步从诸区域性文明各自生灭走向全球性文明一体化发展。推动这种历史性转折的是南欧和西欧竞相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所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远方异域的扩张力。以英吉利、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历经原始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已获得较充分的发育，其海外殖民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更达到新的水平。继中东、南亚之后，地处远东的广土众民的中华帝国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经济渗透、军事侵略的重要对象，商品、鸦片、坚船利炮一并向其袭来，老大的清王朝几无招架之功，闭关锁国状态被强行打破。李鸿章（1823—1901）陈述中国历史上这种空前严峻的形势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中国历代诸中原王朝曾多次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人的军事威胁，然而，这些游牧人虽有强劲武功，其整个文明水平却大大低于中原农耕文明，因此，中原人可能被游牧人所征服，最终却通过自己的高势位文化反过来同化征服者。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降的格局却大异于以往，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优势已经丧失，诚如李鸿章满怀惊恐指出的，古老的中国历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亿万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无可回避地纳入全球近代文化的大潮中，经受前所未遇的磨难，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重组和转型。这里所谓的“重组”，是指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华文化的固有格局发生解体，重新进行结构组合；所谓的“转型”，是指从中古时代自然经济的农耕文化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工业文化。本书传主正是在这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以干练务实的朝廷大员和淹博深厚的学者的双重身份，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并随着变迁的时代改变着自身，又力图左右时代的更化方向，在“求变”与“守常”的矛盾过程中，完成其人生之旅，刻画出复杂多致的思想一实践轨迹。
张之洞生命的节律与中国近代历史大体共始终。他的一生，或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政治家，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成为“朝廷柱石”；而作为涉猎广泛、富于锋芒的思想家，张之洞的所思、所言往往新旧纷呈、中西并列，活现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曲折与艰难。
无论从历史条件或者个人作为来看，张之洞都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东方中古传统与“欧风美雨”所驱动的近代化潮流，在他头脑里相激相荡。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承袭其“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的汲纳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不免抱残守缺之讥。这一切铸就了他复杂多面的性格，支配其在近代舞台上或顺乎时代潮流，或阻挡历史车轮的诸般表演。
张之洞作为历史过渡人物的典型意义，尤其在于他的思想与言行的发展轨迹与近代中国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或丝丝入扣，或有所错位的关系。张氏作为一员有作为的“能吏”，参与清廷同光间“御外”和”靖内”的各项主要活动，同西方列强、朝中各党、民众运动诸流派均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他又以通权达变者和“圣教”捍卫者的双重身份，投入近代中国的思想战线，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知本”，然而他本人也未能寻觅到“因”与”革”，“常”与“变”的合理统一。因而一部张之洞传，在相当的意义上，显示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张之洞刚满三岁。这一场战争的时代意义，当然不是一个孩童所能理解，但它所造成的历史震动，渐次深入地作用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一切，又给予青年、壮年及老年张之洞以深刻影响，并制约了他的一生。
鸦片战争以石头城下一纸屈辱条约的签订而告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过野蛮的暴力和无耻的鸦片贸易撬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严酷的现实危机感，逼迫着中国人在超越九州之内王朝更迭的广阔的时空坐标系中为国家、民族重新确定位置，寻求出路。林则徐（1785—1850）率先“开眼看世界”，林氏的朋友魏源（1794—1857）则较系统地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所以，中国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①。不过，魏源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局限于坚船利炮等器物文化层面，虽偶有赞扬西方社会制度的言词，却没有明确的仿效意向。总之，魏氏的“师夷”，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先进士人的认知态度，社会并没有付诸实行，因而既未赢得热烈的响应，也未遇到激烈的反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张之洞尚在青少年时朗。此间他生活于闭塞的贵州等地，林、魏辈的思想尚无影响可言，沿着科举之途勤奋跋涉，则是其心力所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祸，也曾给青年张之洞的心头罩上阴影，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张之洞感愤时事，诗以纪之①。不过，此时他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的“帝王之学”②。同治二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俗称“探花”）的张之洞的精神状况，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士人一样，震怵于民族危机，却又找不到解救出路，仍在传统故道上踯躅徘徊。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得到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的承认，魏源当年的“师夷”说，此时具体化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1833—1898）等人兴办“洋务”的实践。“师夷”口号一旦落实为行动，立刻招致社会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而弥炽”③的责难蜂起。张之洞并不是洋务先进，当李鸿章辈亟亟兴办江南制造总局，勤于“夷务”的六、七十年代，张之洞或为外省学政，或为京师清流。所受教养及个人经历，使他“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④。但执著于经世之志的张之洞又有别于“以不谈洋务为高”的一般“清流”同党，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业很少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而且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由于张之洞素有励精图治的意气和长于权变的机智，当他走出京官清流圈子，踏上封疆大吏之途以后，目睹中外大势，参酌诸洋务先进的前例，迅速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他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②。这番话可视作他从京师清流一变而为洋务大员的标志。由晋抚移督两广，经历中法战争的教训，张之洞以更加切实的步骤实施洋务计划。
“效西法—图富强”以便”保中国”进而“保名教”③，成为张之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这不仅意味着张氏个人随“天下大局一变”而与时俱进，而且报告了一种社会心理变迁的时代消息。
纵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虽然经受了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一再战败的打击，却只承认“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而并未意识到固有的精神文明尚有改进的必要。从学术文化而论，此时中国士子的学问方向仍在传统故道中运行，其论著极少得见西学影响的痕迹。咸丰、同治、光绪间大儒陈澧（1810—1882）、俞樾（1821—1907）、黄以周（1828—1899）等人著作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与钱大昕（1728—1804）、王念孙（1744—1832）等乾嘉老辈并无二致；张之洞七十年代在四川学政任上所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除涉及个别西书外，其内容与言词均未越出传统学问的范围。这与其说表现了士子们对西学有意识的抵制，不如说是对西学的无视和淡漠。可见，截至中法战争前，中华文化的观念层面“古井无波”的状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然而，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也无可阻遏地涌进中国，如科学理论（生物进化论、血液循环学说）、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政治制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社会风俗（有父子之平权、无男女之大防）、宗教信仰（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纷纷传人，其强度则与日俱增。从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十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明显变化，张之洞也在此间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并因“湖北新政”的实绩和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竭力主战而赢得“天下之望”。这十年应视作张之洞一生的黄金时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且是败于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瀛岛国，这给中华帝国这头“睡狮”以剧烈震撼，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从甲午到戊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所罕见的热烈气象。曾经因力倡“师夷智”以”救时”而一领风骚的洋务派，在“变政”任务提出后则显出落伍于时代的窘态。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一方面，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李鸿章深怀忧虑地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威胁，那么，十九世纪末叶张之洞更进而担心中国人自身对中古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①，为此，他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②，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西太后以血腥手段扑灭戊戌维新，但清王朝也从此陷入更严重的统治危机。义和团风暴席卷北中国，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京畿。在从戊戌到庚子一片混沌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权术表演。他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此间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折冲，干练老辣、机敏莫测。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清王朝一并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不过，由于腐败朝政病入膏盲，“开新”已绝无起死回生之可能，“卫道”的种种努力在不可阻挡的革命风潮面前，也越发显现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顽。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①的悲凉感叹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夜。
作为一个敏锐而言于历史感的思想家，张之洞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其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结论，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谋身行事的依据。在《劝学篇》中，他论及中外大势时说：今日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②这与此前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说，以及薛福成（1838—1894）在《变法》一文中所言“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③，是近似认识。张之洞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今日之世变”发生的因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情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情，安其偷苟，情见势继，而外侮亟矣。
张之洞明确反对以种族优劣来说明西方进步而中国停滞的严酷现实，他设问道：“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并进而分析西方“开辟也晚”，”进境尤速”的原因：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②。
这种议论显然是从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中导出：欧洲的进步是竞争的产物。张之洞继而指出，与西方世界“争胜争长”的情形相比，老大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傫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噬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继矣。张氏不无婉惜地议论：”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假使“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做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②。在这里，张之洞颇抱怨清廷“开放”太晚，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者的反思。
张之洞对于时代面临剧变的估量，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探讨，已越出传统陈说，显示出接纳新知的愿望，其直追异域先进，亟欲祖国富强的意向更溢于言表。他关于康熙年间若能开国师法远西，今必大盛的设想，也不失为智者之遐思。
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可以创造。张之洞不是幻想家，而是力行者，他“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③，兴灭继绝，使中华“庶政百能”，对西洋“驾而上之”，他为此奔走呼号，辛勤劳作，其成败得失，留待后人评说。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分析张之洞思想言行的新旧杂糅、自相矛盾，却无法否认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份量——
作为政治家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历史条件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确实有所作为，其实绩颇耸动中外，日本名臣伊藤博文（1841—1909）称其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实非过誉；然而，对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①，也是自有缘故的。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浪潮中殚精竭虑，因革损益，留给后世一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方面，张之洞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技术一艺能层面给予充分的接纳，表现出颇为大度的宽容和开明，这在其《劝学篇》的外篇中表述得酣畅淋漓；另一方面，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政治—伦理层面又加以排拒、否定，口诛笔伐，展开殊死较量，《劝学篇》的内篇正显示了他卫道的执著和激昂。从结构上分析，一种文化包括外缘和内核，技术—艺能层面属于外缘，政治—伦理层面属于内核。张之洞作为以”保教”为职志的思想家，最大特点在于，当他感受到“圣教”受到根本性威胁时，企图通过变通其外缘来达到捍卫其内核的目的。他的这种努力的理论表现就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作出系统的阐发。他所钟情的这一文化范式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虽有严复（1854—1921）、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等启蒙思想家对这一文化范式及时驳诘，但仍为众多的人们所认同，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仍然如此。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数十年间，经过全民族吞吐融会古今中西文明成就的实践，方逐步突破“中体西用”樊篱，告别张之洞时代，但仍不能说张氏的思维模式己全然成为明日黄花，兼通中两的陈寅恪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宣称自己的思想言论未能脱出其轨道，就是一个例证。
①见1907年《民报》特刊《天讨》所载”现代汉奸之真相”图片。
①毛泽东同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自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作挽词曰：“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年冠盖萃英贤。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遇叟。忠顺勤劳失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可见陈氏对张之洞的景仰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服膺。
①《孟子·万章下》。
①《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百零二。
①《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遗折》。
②《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18页。
①《劝学篇·内篇·知类第四》，《全集》卷二百零二。以下引《劝学篇》不标《全集》卷数。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①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③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胡编《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甘朋云序。
①［清］宝鋆等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第17页。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①《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①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年版，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海水》。
②《全集》，卷二百一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第24页。
④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②《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延访洋务人才启》。
③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