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短暂一生虽然只有33 个春秋，但其经历却十分丰富和曲折。
一、年少好学，通诸家之书
（一）与法家和儒家的关系
贾谊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其家乡河南洛阳度过的。从小就博览群书，"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说明，贾谊少年时代对儒家经典，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有过系统研究，并颇有心得。所以，在他18 岁那一年，即公元前183 年，他的才能被河南守吴公发现，并被吴公"召置门下，甚幸爱"（《汉书·贾谊传》）。吴公史失其名，因为他当过廷尉，所以《史记》称他为"吴廷尉"。吴公当时为"河南守"，即汉初河南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据《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是"楚上蔡人"，即今河南上蔡西南一带人。他曾"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我们知道，荀子是战国末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中也吸取了很多法家的成分，他既"隆礼"，又"重法"。所以他的两个大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成了著名的法家，也就不奇怪了。吴公尝学于李斯，可说是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从学于吴公，可说是李斯的再传弟子，荀子的三传弟子。司马迁说："贾生。晁错明申商"（《史记·自序》），从贾谊的学术源流来看，这一论断是有根据的。
贾谊受荀子的影响还通过了另一途径，即张苍。唐人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序录》在谈到《左氏传》的源流时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苟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近人吴承仕在《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指出，陆德明这段话，是根据《左传疏》所引刘向《别录》。从这段话。中可知，贾谊又是荀子的再传弟子。按《史记·张丞相列传》，张苍为阳武而非武威人，阳武为秦所置县，治所在今河南原阳东南。该传称张苍：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阳侯击赵，苍得陈馀。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茶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茶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迂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十四年，迂为御史大夫。 苍与绔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
清代学者汪中在贾谊《年表》中指出："《经典序录》云《左氏传》阳武张苍授洛阳贾谊。据《百官公卿表》，张苍于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人为御史大夫，明年而文帝即位，贾生受学于苍必在其时矣。"高后八年为公元前180年，时贾谊21 岁。那么，《春秋左氏传》与张苍和贾谊的关系如何呢？关于这一点，史料上也有一些记载。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左氏传》与张苍的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指出，秦烧灭经书，使秦以前的古文书不再流行。汉代的古文书主要出自孔子壁中。"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许慎的这段话表明，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为秦以前的古文著作。《隋书·经籍志》同意许慎的说法，认为"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当然，关于《春秋左氏传》在汉代的出现，王充有不同说法，他在《论衡。案书篇》说："《春秋左氏传》者，盖出于孔于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王充在行文中用了一个"盖"字，表明他自己对此事也并无绝对把握，而近人黄晖在《论衡校释》中，通过详细考证，认为王充的看法"恐非事实"。黄氏不仅援引了上述许慎和隋志中的话，而且经过分析，认为许慎所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之《春秋》，乃《春秋》古文经；张苍所献《左氏传》，乃《春秋》占文传，从而比较合理地解释了许慎序中所说的两种《春秋》。其次，让我们看看贾谊与《春秋左氏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汉书·儒林传》有一段话值得注意：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成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这一段话，不仅详细记载了《春秋左氏传》在西汉一朝的传授系统，更重要的是它明确地指明了贾谊在西汉一代传授《春秋左氏传》的历史地位：他上承张苍，下启贯公、贯长卿、张禹、萧望之。尹更始。尹咸。翟方进。刘欲等人。这段话还指出，贾谊治《春秋左氏传》的特点，就是"训故"。这一点，是与《左氏传》等刚刚在汉代出现，其古字古言难以为人们理解的状况相适应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一些今文经倒是很流行，并在西汉时最先列入学官。这种情况直到刘歆时才开始有所改变。据《汉书·刘向传》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散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
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及歆亲近（指近哀帝--引者），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于是引起了今文经博士的反对。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指出：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晁）错从伏生受《尚书》 《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
刘歆这段话，突出他说朗了贾谊在西汉前期传播儒学的历史地位。
（二）与黄老之学的关系
贾谊早年不仅深受法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巨受过道家黄老之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固然在贾谊的著作中有迹可寻，如有的学者认为其《道德说》。《道术》。《六术》就集中地反映了黄老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举出他受黄老思想影响的史实根据，这就是《史记·日者列传》①。过去研究贾谊的论著很少涉及此文，但我认为此篇是研究贾谊受黄老思想影响的一件重要材料。此文记述了贾谊与中大夫宋忠一道访问长安卜者司马季主的全过程。访问时间，是贾谊任博士时，即公元前179 年，贾谊年22 岁。据诸少孙说："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史记·日者列传》）可见，司马季主为黄老学者是无疑的了。关于这次访问的起因，《日者列传》是这样介绍的："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土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其时，贾谊任博士还只有几个月，就说出"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这正好从反面证明刘欲的话："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正是因为贾谊觉得同僚之中缺乏真正懂得"道术"之人，所以他才邀宋忠同赴民间访问。于是，"二人即同舆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大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和贾谊听了司马季主这一套议论，为之折服，于是"矍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于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宋忠。贾谊对司马季主讲的这段话，与李斯当年在荀卿处学成之后，准备去秦国之前向老师辞行时所说的一段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两说秦王矣。"（《史记·李斯列传》）李斯和贾谊的这些话，都反映了那种主张积极出世和奋发有为的世界观。这种思想上的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贾谊对李斯思想的继承关系。可是，司马季主对这种观点却很不以为然，他听了宋忠和贾谊的话便"捧腹大笑"，且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接着，他针对宋忠。贾谊所引"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的说法，系统地进行了反驳。
首先，司马季主认为，宋。贾所谓的"高者"。"贤者"并非真正的高贤之人。他说：① 《史记）的《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自司马贞以《日者》只载司马季主而"无以知诸国之俗"。《龟策》只载龟而"无以纪其异"为由.被断定为褚少孙所补（也有认为前篇为无名氏的戏谑文字）以来，许多研究者认定这两篇为伪作。张大可教授不同意这个结论。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在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札，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
司马季主把那些贪官、昏官们比作"操白刃劫人者"。"为盗不操矛弧者"，对揭露官场黑暗现象，如虚伪欺诈。假公济私。背主枉法等等，是十分深刻的。
其次，司马季主引用老、庄的言论，力图证明自己行为的高洁：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笠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
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面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持不尽索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司马季主的这些言论，受老。庄思想影响痕迹是十分明显的。他对"贤者"的批判，实际上是老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竿"（《老子）五十三章）观点的引伸；他对卜者行为的赞美，则是老子"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思想的发挥。至于司马季主的最后结论："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则不过是老子的"圣人被褐怀玉"（《老子》七十章）、"自知不自见"（《老子》七十二章）主张的实践。但是，司马季主的思想显然也有某些儒家的影响，这又是与老子的观点相对立的。例如老子认为"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十八章），"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这显然是把"道"与"仁义"和"礼"对立起来。司马季主则不然，他既讲道，又讲礼和仁义，如"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又如老庄是主张避世主义的，认为"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以达到"独善其身"的目的；而儒家则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司马季主虽有浓厚的出世思想，但并不完全否定人世，不过认为要有条件："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故宫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这些显然与儒家思想是相通的。又如，老子主张"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六十五章）的蒙昧主义，所以他认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而司马季主则主张"导惑教愚"，他说："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这一切都表明，司马季主改造和发展了老庄思想，推动了汉初的儒道结合的思潮。
宋忠。贾谊与司马季主的讨论，据《日者列传》的记载，以宋，贾的完全折服而告终：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原注：徐广曰："曾，一作庄"。）之义未有以异也"《日者列传》对宋忠。贾谊当时表情的描述，也许过于夸大，但贾谊受了黄老道家思想影响这一事实，却是无可否认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往后的文章中还要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贾谊在其青少年时代就已遍究诸家之书，对当时流行的一些主要思想流派，均有较系统的了解，这就为他往后从政和发表政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初出茅庐，议论风发
贾谊是西汉前期政治舞台上一颗明亮的彗星。我把他比作慧星。是因为他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很短，前后只有11 年，却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一）任朝富的背景
贾谊在河南守吴公门下呆了四年之久，这个时期是吕后执掌西汉政权。
吕后为人"刚毅"，也很残忍，在西汉政权内部斗争中，不仅"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史记·吕太后本纪》），而且在皇族内部也毒杀或排斥了很多异己；但是从其施政方针看，是实行的无为政治。故司马迁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同上）高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其侄吕产、吕禄居南北军，欲为乱，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杀诸吕，迎刘邦中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史称汉文帝是一个以"仁义"称著的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圃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 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乌乎仁哉！"（《汉书·文纪》）可见，其施政方针大体上也是沿袭了汉初的无为政治。
文帝初立，便积极网罗天下人才。文帝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又因为他曾向李斯学过法律，于是便征他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这是文帝元年（前179〕的事，其时贾谊22 岁。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在这几十个博士中，贾谊是最年轻的。贾谊之所以能22 岁就当博士，固然与吴公的推荐分不开，但要看到，张苍也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因为就在吕后去世这一年，张苍从淮南王相迁为御史大夫，并为贾谊授《春秋左氏传》，熟知贾谊的人品学识。在迎立代王刘恒继承汉统的过程中，张苍与陈平、周勃一道，参与其事，对汉文帝有拥戴之功。这一点，《史记·孝文本纪》有着明确的记载。因此，当吴公与张苍联合起来推荐贾谊任博士时，文帝当然不能不同意。贾谊也的确没有辜负他的老师们的厚望，初出茅庐，就议论风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二）在朝廷的主要建树
贾谊在朝廷期间所发表的议论主要是一些什么内容呢？根据有关史料，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作《过秦》。"西汉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吸取秦王朝迅速覆亡的经验教训，企图从中探讨一套维护自己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最早进行这一工作的是陆贾。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高帝在位时）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贾谊在朝时，陆贾不仅仍健在，而且与之同居太中大夫。因此，陆贾既是贾谊的前辈，又是他的同僚。贾谊在写作《过秦》的过程中，既有陆贾的《新语》可读，又可以与陆贾当面进行讨论，所以其《过秦）的理论水平就必然要高出陆贾《新语》的有关论述。如果说陆贾在和高帝的对话中，还只是用"马上"。"马下"等形象语言，说明"取与守不同术"的话，那么贾谊则是从政治哲学的高度，从探讨"攻守之势异"出发，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贾谊指出，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形势本来是十分有利的，可是秦朝统治者却不善于利用这种形势：近古之无玉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成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①。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才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所以贾谊由此得出结论："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同上）在《过秦）的结论中，贾谊明确向汉代统治者指出：要使自己的政权能长治久安，就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善于观察和分析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并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统治方法：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社稷安矣。（《过秦下》）
① 《贾谊集·过秦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本书引贾谊集中文字主要据此本，个别文字、标点参阅他本有些改动，不再一一说明。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贾谊向文帝多次上疏，提出一系列改革政策的理论依据。
其次，在文帝无年（前179）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贾谊在疏中批评了西汉初期礼义废坏的现象："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因此他向文帝建议："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贾谊提出的"定制度"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元代学者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对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有一段注释："正朔，谓夏建寅为人正，商建丑为地正，周建子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统也，而汉因之，此当改也。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汉继周者也，以土继火，色宜尚黄，此当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则备矣，六卿各率其属，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职名，汉因循而不革，此当定也。高祖之时，叔孙通采秦仪以制朝廷之礼，困秦乐人以作宗庙之乐，此当兴也。"（《资治通鉴》卷十三）胡三省的这种解释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三统"之说出自董仲舒，在贾谊之后，但贾谊的"改正朔。易服色"之论，实已为"三统说"之滥觞。
对于贾谊提出的这套"改制度"的主张，文帝采取什么态度呢？史书上的记载略有出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都说是文帝"谦让未遑"；而《汉书·礼乐志》却说："天子说（悦）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从文帝方面来说，贾谊这套主张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加强他的统治地位的，但由于他即位不久，政权基础还不很牢固，所以尽管他的内心欣赏，行动上却不敢大肆改弦更张；加之"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风俗通·正失》），而这种清静无为又是为汉初承秦未之乱，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的形势所决定的。从大臣方面来说，绛灌之属出身武夫，对烦琐的礼仪不感兴趣固然不用说，但我觉得使贾谊的这些意见未能实行的关键人物，还是他的老师张苍。苍时为御史大夫，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掌副丞相"，相当以后的大司空，其地位居"三公"之列，其职责，"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 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可见其权力是很大的。张苍以"善用算律历"著称，他"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汉书·郊祀志》）。可见，其观点与贾谊是相对立的；他不支持，贾谊"改制度"的主张当然无法实现。不过在文帝十四年（前166），即贾谊逝世两年之后，其时张苍早已为丞相，有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吏记·文帝本纪》）。可见，公孙臣继承了贾谊的观点，他同样遭到张苍的反对。次年，"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 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汉书·郊祀志》）贾谊改制度的主张，经过公孙臣的努力，终于在文帝手中部分实现，这也从反面证明《汉书·礼乐志》说文帝对贾谊的建议"悦之"，是有道理的。
第三，主张废除某些苛残的法律。贾谊在《过秦》中，曾批评秦二世由于没有"去收挚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结果造成"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的严重局面。所以在文帝元年（前179），便发布了"除收孥诸相坐律令。"《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这件事的始未：十二月，上日："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孥），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日："朕闻法正则民意，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日："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孥）诸相坐律令。"这种情况表明，文帝是接受了贾谊"去收孥污秽之罪"的意见的。
在《过秦》中，贾谊还指出，秦王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忌讳之禁"太多，使臣民不敢讲真话：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臣不上闻，岂不悲哉！（《过秦》下）
这段话，给文帝的印象一定是很深的，所以在文帝二年（前178）便发布了"除诽谤妖言之罪"的诏书。文帝指出："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孝文本纪》）
第四，上《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文帝二年贾谊在上文帝《论积贮疏》中，对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背本趋未现象发出警告，强调必须以农为本。据《汉书·食货志）载，汉初，由于连年战乱，民失作业，出现大饥馒，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国家之贫困状况可知。对此，高帝采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的政策，积极鼓励农业生产的恢复。"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这就是说农业生产不仅恢复了，而且有所发展。"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未"。农业生产发展了，剩余产品多了，就要进行交易，这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条件下，工商业的发展，又势必破坏农业生产这个根本。对于这种危险趋势，贾谊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他说：今背本而趋未，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论积贮疏》）
所谓"大命将泛，莫之振救"，是说工商等"未"业的不断发展，势必危及封建制度赖以安身立命的农业，并且是无术加以挽救的。针对这种情况，所以贾谊明确提出："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同上）贾谊的这番话，自然是颇中文帝之意的，所以《汉书·食货志》说："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文帝还明确肯定："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未，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最后，上疏建议列侯之国。据《史记）和《汉书》贾谊传载，贾谊在朝期间还曾上疏建议"列侯就国"，这篇疏今虽不存，但其建议却为文帝所采纳。文帝二年十月在列侯就国的诏书中说：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史记·文帝本纪》）
（三）文帝疏远贾谊的原因及教训
以上情况表明，贾谊在朝居官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两年），但其创议却不少。所以《史记》说："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屈原贾生列传》）。贾谊这种特出的才能，自然引起了文帝对他的极大的兴趣和重视。因为文帝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①，惺惺惜惺惺，于是"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同上）。可是，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均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同上）这些人多系高帝旧臣，武夫出身，对贾谊这样以文才学识而见赏于君王的人，不感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周勃就"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史记·周勃世家》）加之，他们对文帝有拥戴之功，文帝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至于这些大臣指责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则如王夫之所说，"于谊为诬"（《读通鉴论》卷二）。从前面我们对贾谊在两年中献策的分析可以看到，除改制度一项暂时未为文帝接受以外，其他各项均被采纳和施行，因此所谓"纷乱诸事"的指责就缺乏事实基础了。当然，由于贾谊年轻气盛，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史记》本传说，"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对此，那些"老先生"一方面固然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心中也难免不满，感到煞了自己的风景，因此产生贾谊"专欲擅权"的看法，也就是必然的了。结果，贾谊不仅未升至公卿，而且被文帝疏远，"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必须指出，贾谊见疏于文帝，大臣们出于传统观念的嫉妒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贾谊得罪了文帝的幸臣邓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原因。据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记载：中垒校尉刘向对孝成帝日："太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汁见爱，凝于至亲，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佯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厕，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果雉刺截。是时待诏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吏出游猎。重令此人负名不称其与。及太中大夫贾谊亦数陈止游猎。是时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博。"刘向这段话，参之以贾谊《吊屈原赋》中所说的"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是可信的。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在《贾谊论》中，曾分析贾谊在朝居官期间的经验教训时，说过一段这样的话：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① 《汉书·文帝纪》注引臣瓒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也。"《太平御览》卷八十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文也。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速为人痛哭哉！ 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苏轼的这段分析，除忽略了邓通这个佞臣的打击之外，指出贾谊当时策略上的失误是中肯的。因为任何弃旧图新的改革活动，虽然从长远来说是有利于巩固当时统治者之地位的，但在某些方面又必然触犯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时虽然不涉及到利益，但与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或行为方式相抵牾，因而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这里，既要注意照顾有关方面的合理利益，又要善于疏通一些关键人物的感情（即苏轼所说的"优游浸渍而深交之"）。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即苏轼所说"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来支持改革。而贾谊却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企图使他的建议，"立谈"之间得到实现，这就不能不使"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所以苏轼说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这里的"志"，是指理想、抱负；"量"是指胸襟、气量；"才"指能力、学问；"识"指见识、阅历。它表明，一个人光有高尚的理想。超群的能力还不够，还要有广阔的胸怀和气量，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会团结人；要有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本领，既要善处顺境，也要善处逆境。即使处于逆境，也不要悲观自残，而要"默默以待其变"，因为"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同上苏轼语）可是，从下面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贾谊是既不善于处顺境，也不善于处逆境的。所以，我觉得苏拭讲的这些话，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三 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一）出傅长沙之心态
文帝三年（前177），贾谊出为长沙王太傅。这时的长沙王吴差，是当时仅存的唯一异姓诸侯王。差是吴芮的四世孙。据《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卸。其将梅鋗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今长沙一一引者）。一年，薨，谥日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于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
吴芮从衡山王徙为长沙王，事在高帝五年与项羽决胜于垓下之后。与之同时封王的，还有韩信。彭越、韩王信、黥布。臧茶。张敖。这些都是所谓"异姓王"，除了吴芮以外，他们在高帝手中都以谋反的罪名被消灭。高帝曾与大臣"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可是为什么长沙王这个异姓王却保存至文帝时期，只因元嗣才除国呢？按照贾谊的说法，这是因为"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全骨肉对长沙无故者，非独性异人也，其形势然矣。"（《藩强》）但据《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户四万三千四百七十，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二十五，辖县一十三个。尽管如此，它与当时大多数郡、国的户口相比，还是比较少的。
贾谊从天子的近臣，一下子发落到离长安数千里之遥的异姓诸侯小国当太傅，加之南方雨多潮湿，对于他这个一直生长在北方的人来说很不习惯，因此当时贾谊心情之不快，是可想而知的："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在赴长沙国任太傅的途中，经过泪罗。泪罗，这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被谗放逐自沉之处。屈原一生，忠而被谤，所以自己深感"国无人莫我知兮"（《离骚》），"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的这种感情，自然引起了正遭贬滴的贾谊的强烈共鸣，于是写下了一篇千古名作《吊屈原赋》。赋中写道：共（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泪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乌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引文据《史记》本传）贾谊赋中所讲到的一些事实，如"鸾凤伏窜"。"鸱枭翱翔"。"阘茸尊显"。"谗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确为屈原生平所遭遇。司马迁说过，屈原的遭遇，是与楚怀王忠好不辨分不开的："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尽管如此，贾谊对自己怀才不遇，在赋中也是连类相及的，所以《汉书》本传说他是"因以自谕"，是有道理的。关于这一点，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讲得更加具体，它说贾谊迁长沙太傅后，"既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书曰'阘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困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