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145 页）在中国古代，重农思想表现得特别突出。被儒家奉为重要经典著作的《尚书》中，便有"先知稼穑之艰难"（《无逸》）的说法；而《洪范》八政，已把食与货列于首位。西周末年的虢文公更明确指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国语·周语》）这已经是从理论上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农本思想的萌芽。墨家也很重视农业生产。墨子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墨子·七患》）而明确提出"农本"概念的，则是法家。早期法家李悝说过，"农事害"是"饥之本"，"女工伤"是"寒之源"（《说苑·反质》）。商鞅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这里讲的"本"，指的就是农业。因为商鞅接着便指出："事本传，则民喜农而乐战。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从事于农也，不可不知也。 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商君书·壹言》）抟，同专；"抟民力"，即使民力专一。商鞅认为，只要使人民的精力专心于务农，而不去从事"末"业，那么国家就可以富强。商鞅讲的"末"业，指"商贾"、"技艺"。他说，如果人们都去"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商君书·农战》），那么粮食生产就会减少，粮食少了军队吃不饱，也不能精强。所以他认为，务农的人不怕多："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同上）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也主张以农为本，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天论》）显然，荀子的农本思想除了继承儒家重农思想的一面外，还吸收了法家李埋、商鞅等人的"农本"思想。贾谊的农本思想继承了前人，同时又在新的条件下有所发展。这种农本思想，既包含着对农业重要性的论述，也包括对"末业"危害性的分析。在这一章，我们要探讨的，就是贾谊的以农本思想为中心的经济思想。
一 从以民为本到以农为本
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贾谊是"民本"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并首次给予全面论述者。正是由于他十分重视民本，所以非常自然地也就会把以农为本作为其民本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道理十分清楚，因为"民以食为天"，如果光口头上喊重民，而不去关心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粮食及生活必需品问题，那么"以民为本"便会成为一句空话。贾谊正是这样认识问题的。所以他把能否"富"民、"乐"民作为考察人臣的标准："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大政上》）
（一）汉初社会背本趋末现象的发展
可是，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与贾谊的这种富民要求的差距却甚远。原因就是社会上普遍出现了一种"背本趋末"的现象。正如贾谊所说：夫雕文刻镂周用之物繁多.纤微苦窳之器日变而起，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相竞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轻能成；用一岁，今半年而弊。作之费日，用之易弊。挟巧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瑰玮》）
这里讲的"挟巧不耕"的人，指的就是从事工技等"末业"的人。他认为正是这些操末业的人，不仅"多食农人之食"，而且由于他们追求"雕文刻镂"之物，浪费了物力和人力，败坏了社会风气。贾谊的这种批评，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汉高帝初定天下时，国家十分贫困，"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可是经过惠帝、吕后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衣食滋殖"，至文帝即位，"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亦有过描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疆族于京师。"这是说，汉初统一的政治环境是工商业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司马迁还按地区分析了各地的经济情况，指出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着的背本趋末现象。例如关中，曾为历代秦国君王的首都，本来就"多大贾"，汉代以长安为京城之后，"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河东地区，"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官，遍诸侯。"而邹鲁这个历来具有"周公遗风"的地方，也"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了。至于楚越之地，亦"多贾"；吴越之地，由于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由此可见，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在汉代前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富商巨贾也必然涌现出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司马迁也有所介绍。例如，蜀卓氏，原为赵人，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后，"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 家致富数千金"。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 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齐人刀间，收取"舛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 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 致七千万。"宣曲任氏"独窖仓粟"，利用楚汉战争发了大财。斥候出身的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而无盐氏"富埒关中"。透过司马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其一，当时手工业，如铸铁、煮盐比较发达；其次是渔猎；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商业也随之兴旺，而商业之中不仅有坐贾，也有"行贾"，即长途贩运，象周人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的情况，就是如此。除了以工商业作为致富手段之外，当时还有"博戏"。"贩脂"、"卖浆"、"洒削"、制"胃脯"、作"马医"等"贱业"、"薄技"，亦能致富。这说明，当时的所谓"末"业的确是相当发达了。其二，当时不少从事工商等"末"业的人，往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通过经营工商业赚钱之后，又去买田从事农业经营。例如宣曲任氏通过做粮食生意赚了大钱之后，"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价），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这种"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情况，说明就是那些从事"末"业并发了财的人，也无法摆脱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重本轻末"的思想。其三，由于"末"业较易致富，因而必然影响到社会风气，使之"趋利"。鲁人曹邴氏的巨富，使"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司马迁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上引司马迁文皆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的这段话，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汉代前期工商业迅速发展给当时社会心理所带来的变化。
（二）重本抑末的原因
本来，从一般的意义来说，工商业的发展应该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是，对于建立不久的中央集权的汉王朝来说，却又带来了致命的威胁。这是因为：其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破坏作为汉代封建主义专制的社会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二，随着工商业者经济势力的膨胀，他们必然要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甚至想跻身于政治舞台；当这种要求满足不了的时侯，他们便与各诸侯王相勾结，对中央政府发动叛乱，企图取而代之。其三，随着工商业者经济势力的壮大，其生活方式必然有所改变，这样就会导致礼制上的僭越，并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从而使维护封建贵族特权的那套等级制度（礼制）失去意义。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所以贾谊极力主张重本抑末。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等条件的限制，贾谊还不可能作出如上面我们所分析的那样明确的判断。但是，透过贾谊的一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末"业发展所造成的危害性，还是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的。例如他说：黼黻文绣纂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万里不轻能具天下之力，势安得不寒？（《瑰玮》）
这里讲的"女工"，是指的小农经济中妇女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等事。小农经济是以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男耕可以得食，女织可以得衣，衣食既得，粗茶淡饭，布衣织履，尽可温饱，于商品交换就所求不多了。但是如果要追求"黼黻文绣"，那就非小农经济所能为力了，所谓"百人作之"，那是非手工工场不可了。手工工场的发展，必然将劳动力从小农经济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产单位中吸引出来。这样，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便必然解体。据史料记载，在西汉这种手工工场是的确存在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有"少府属官有东织室令丞、西织室令丞"的记载，所谓"东织室"和"西织室"就是皇家的手工工场。其规模庞大："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筒，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汉书·贡禹传》）而《汉书·张汤传》云："张安世 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这是指的私人手工工场。如果说皇家手工工场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话，那么私人手工工场却是可以无限发展的。如果任其发展，那就势必破坏小农经济这个基础，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贾谊所说的"势安得不寒"，不正是对这种前途的一种担忧吗？
贾谊对工商"富者"必然追求政治上的权势，也是有所认识的。他说：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车马严也，走大良也。矫诬而家美（羡），盗贼而财多，何伤？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伦逾等相骄，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时变》）
贾谊的这段话，与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其实质是一致的，它们都说明了当时社会趋利思想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这说明从事工商业而起家的那些暴富者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多么强大。实际上他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心理的范畴，而深深地介入到政治中去了。贾谊所说的"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便充分说明这一点。而贾谊所说的"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则与《汉书·食货志》说的富商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是一致的。
正因为富商与诸侯王相勾结，所以他们便有恃无恐，和诸侯王一样在礼制上进行僭越，甚至超过诸侯王。这就是贾谊所说的：今虽刑余鬻妾下贱，衣服得过诸侯、拟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务侈也。 君臣相冒，上下无辨，此生于无制度也。（《瑰纬》）
贾谊认为，正是这些富商大贾，他们既个从争农业生产，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的贫困。他说：且试观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胡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盗贼，不可得也。（《孽产子》）
这里，贾谊同情农民疾苦的民本思想是十分鲜明的。但是，他把农业生产当作唯一创造物质财富的部门，却是片面的。而且贾谊把"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作为农民饥寒的原因，也是表面地看问题。这里且不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总人口中会有一个从事农业的人口所占比重逐渐缩小，而从事其他各业的人口比重逐步增加这一必然趋势，就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要维持正常活动的话，也不能人人均去从事农业生产，相反，而必须有所分工，即有的人从事农业，有的人从事工商业，还要有人从事精神生产。就社会分工本身来说，剥削并不存在于各个行业的自然属性之中，而是存在于其社会属性（即生产关系）之中。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分工所必需的工商业，其本身并不构成对农业的侵夺和危害的问题，侵夺和危害来自掌握和支配这些行业的人和社会。对此，贾谊当然不可能理解。
（三）抑末以强本
正是由于贾谊认为工商等"末"业的发展妨碍了农业生产，所以他主张要发展农业，就必须贬低、甚至取消"末"业。他说：夫奇巧未技、商贩游食之民，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则用不足而蓄积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穷迫身，则苦饥甚焉。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瑰玮》）
贾谊把他这种驱民归农的做法称之为"法术"，并把它与"瑰政"相对立。
他说："天下有瑰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贫，衣民而民愈寒，使民乐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甚可瑰也！"（同上）这里的四句话中均有两个"民"字，其实每句话中前后两个"民"字的内涵和外延均不相同。前一"民"，指从事工商等"末"业之民，后一"民"，则是指从事农业之民。懂得了这种区别，我们便可知道，贾谊所说的"瑰政"，实际上就是指放任工商业的发展因而导致农民贫困的作法。"瑰"有奇异之意，贾谊认为这种忽视农业、重视末业的做法是一种奇特的政策。所以他主张实行"玮术"："今有玮术于此：夺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暖，苦民而民益乐，使民愚而民愈不罹县网。"（同上）这里的"夺民"实际上是夺工商等"末"业之民，而"民益富"之民则主要是指农民。可见，贾谊是把工商业与农业完全对立起来的，其"玮术"是一种取消工商业单纯发展农业的片面作法。这种重本抑末的思想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维护小农经济的地位，它对巩固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却长久地抑制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以致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仍然深感其因袭的重负。
二 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和积蓄
贾谊既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而在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因此如何对待粮食的生产、保存和利用的问题，便成了他农本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论粮食积贮的重要性
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在《论积贮疏》中指出：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未，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据《忧民》应为三--引者）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在贾谊看来，积贮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它直接关系到国家政局的稳定。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这表明管子已经初步认识到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及上层建筑的重大影响。贾谊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明确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无蓄》）
贾谊进一步指出，积贮的具体作用就在于防备灾荒和战争。他说：世之有饥荒，天下之常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何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何以馈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横击，罢夫赢老易子孙而咬其骨。政法未毕通也，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为人上者，乃试而图之，岂将有及乎？（《无蓄》）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天灾是无法抗拒的，一旦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给予赈济，那就难免社会动乱，乃至出现农民起义。至于战争，那么不论是境内的诸侯叛乱，还是四周的少数民族侵扰，在封建社会也是经常发生的。贾谊所说的"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实际上是包括了这两类战争在内的。支援战争离不开粮食，灾荒更离不开粮食，如果国家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那必然是捉襟见肘，无法应付的。况且，"五岁小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忧民》）就是说，灾荒是经常发生的，这就要求统治者更加重视粮食的积蓄。
贾谊还引用历史的事例说明粮食积蓄的重要性。他说：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汤旱七年，甚也野无青草，而民无饥色，道无乞人，岁复之后，犹禁陈耕。古之为天下，诚有具也。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忧民》）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向而不济？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柔附远，何招而不至？（《无蓄》）
贾谊对汤、禹之治的描述，固然带有理想化的成分，但他说的"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的说法，则还是有某些历史文献作根据的。例如《汉书：食货志上》就曾经记载："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渰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蓄，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十七岁遗九年食。然后至德流洽，礼乐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可见，在古代积蓄的多少，是儒家用来考察官吏贤否而定黜陟的标准。
回忆往古，面对现实，贾谊觉得汉初社会仓廪空虚，情况十分不妙。因此，他对这种状况进行严厉的批评。他说：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耶？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曩顷不雨，令人寒心，一雨尔，虑若更生。天下无蓄若此，甚极也，其在王法谓之何？必须困至乃虑，穷至乃图，不亦晚乎？窃伏念之，愈使人悲。（《忧民》）
在《忧民》一文的后半部，贾谊还有一句话，即"自人人相食，至于今若干年矣！"它和上述引文一样，都是说明汉初社会的无蓄而造成的困境。但是清人卢文弨在《贾子新书集解》中将其删去，他认为这是后人妄加者。他说："似此，岂复成世界，作此胡说，可谓全无人气矣。"卢文弨的这种作法和说法，都是十分武断的。我认为，问题不在于说这句话的人是否有"人气"，而在于当时的社会缺乏"人气"。如果这句话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那么却恰好说明说这句话的人是有"人气"，即是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这说明贾谊所说的"自人人相食，至于今若干年矣"；是有着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再者，如果我们联系这句话的前后文："五岁小康，十岁一凶，三十岁而一大康，盖曰大数也。自人人相食，至于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可以看出，贾谊是说明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即"大数"）：自然灾害往往有着周期性，自汉初发生"人人相食"的情况之后，到现在又过了多少年了，如果出现新的自然灾害，而国家没有粮食储备，将何以赈救呢？可是，卢文弨却不顾这种联系，以为贾谊说的"人人相食"的情况一直到文帝的时期依然存在。这显然是误解了贾谊的原意。以此作为批评的根据，便难免武断。
（二）积贮寡少的原因分析
贾谊认为，造成仓凛空虚、积蓄寡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他说：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古之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积足侍。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是天下之大祟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莫之振救。何计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之势何以不危！（《无蓄》）贾谊这里实际上分析了粮食储备减少的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背本而以末"，导致投入粮食生产的劳力减少。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因此粮食的总产量是与直接投入其生产的总劳动力数成正比的。既然从事末业的劳动力增多了，而从事本业的劳动力减少了，那就必然造成全社会粮食总产量的降低。其二，尽管投入农业的劳力减少了，但是社会的总人口数量未减少，而这些人不管从事农业或末业，却每天都离不开粮食，这就是贾谊所说的"食者甚众"。这种情况说明，社会粮食总产量虽然随着劳动力转移到末业上去而不断减少了，但是社会对粮食的总需求量却没有减少，相反，随着人口的增长，即使社会所需的基本口粮总数也是会逐年增加的。这样，在社会的粮食总产量和总需求之间造成一个缺口。其三，由于末业的发展，人们生活越来越讲排场，"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还要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这样便会进一步扩大粮食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每年保持粮食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都难以做到，又如何谈得上积蓄呢？然而，"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国非其国也。"（《无蓄》）从贾谊批评文帝初年那种"食至寡"的情况看，当时国家仓廪之中恐怕已经"无三年之蓄"了，到了"国非其国"的危险境地。正是分析了这一严峻的形势，贾谊才向文帝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论积贮疏》）的建议。
（三）增加积贮的措施
贾谊驱民归农的主张，就是要集中劳力去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
因为只有粮食生产多了，并有余粮，才谈得上积贮。所以，这种驱民归农的作法，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是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积贮的积极措施。除了从积极方面来说增加产量外，从消极方面来说，就是要厉行节约。这就是贾谊说的"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瑰玮》）。在这方面，贾谊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其一，是要爱惜民力。具体来说，就是要使农民送公粮、出徭役，距离不要太远。而在汉代却存在这种过远的状况，从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贾谊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徭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 今汉越两诸侯之中分，而乃以庐江之为奉地，虽秦之远边，过此不远矣。令此不输将、不奉主，非奉地义也，尚安用此而久县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义，是复秦之迹也，窃以为不便。夫淮南窳民贫乡也，徭使长安者，自悉以补，行中道而衣、行胜已赢弊矣，强提荷弊衣而至。虑非假贷自诣（储），非有以所闻也。不数易不足以至，钱用之费称此，苦甚。（《属远》）这里，贾谊既分析了输将徭使太远，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又指出了它所给中央政府的"甚少"，而造成的危害却甚大。
其二，要注意使民以时。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很强，耽误了农时必然导致减产。所以贾谊反复强调使民有时。一则曰："圣王在上，则使民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厉疾。"（《修政语下》）一则曰："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大政上》）贾谊认为，为了搞好农业生产，不仅统治者在征使民力时必须注意把握时间季节，就是人们在猎取自然物时，也必须注意时机和季节。他说："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 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夭，鱼育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礼》）贾谊的这些说法，虽然是从礼的角度提出问题，但实际上却包含着现代所谓维护生态平衡的意义，因而有其客观的价值。
其三，是厉行节俭，反对淫侈。贾谊说的"生之有时而用之无节，则物力必屈"（《无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他主张"居莫若俭"，"夫宫室不崇，器无虫镂，俭也。"（《礼容语下》）贾谊还以古代王者节俭的事例，告诫当代的王者："楚王欲淫邹君，乃遗之技乐美女四人。穆公朝观，而夕毕以妻死事之孤，故妇人年弗称者弗蓄，节于身而弗众也。王舆不衣皮帛，御马不食禾菽，无淫僻之事，无骄熙之行，食不众味，衣不杂采，自刻以广民，亲贤以定国，亲民如子。邹国之治，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邹子之细，鲁、卫不敢轻，齐、楚不能胁。"（《春秋》）这个故事提示人君，节俭是多方面的，衣、食、住、行都必须注意。贾谊讲的关于邹穆公的另一个故事，则不仅是有关节俭的，而且也反映了他的积贮思想：邹穆公有令，食凫雁者必以秕，毋敢以粟。于是，仓无秕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吏请曰："以秕食雁，为无费也。今求秕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以秕食雁，则费甚矣。请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情者，岂为鸟兽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养鸟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计。周谚曰囊漏贮中，而独弗闻欤？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仓之粟移之与民，此非吾粟乎？鸟苟食邹之秕，不害邹之粟而已。粟之在仓与其在民，于吾何择？"邹民闻之，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同上）
所谓"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反映了贾谊藏富于民的思想。
三 反对私人铸钱，力图抑制末业
（一）抑末的原因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所以要提高粮食等农作物的产量，便只有靠增加劳动力。要增加农业的劳动力，就势必要减少从事工商业的劳动力。而从事工商业又往往比从事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所以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工商业与农业之间的矛盾，往往突出地表现为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农业是封建统治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维护这个基础，只好采取崇本抑末的措施。贾谊的重农思想也不能例外，其农本正是以抑末为条件。他说的"背本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无蓄》），正是说明奢侈品的生产挤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据史家推算，西汉初的人口总数，不过一千万左右（参见翦伯赞《秦汉史》第166 页）。如果以平均五人中有1.5 个壮劳力计算，那么全国壮劳力不过300 万。仅以一般称为汉代官府三大手工业，即制盐、冶铁、铸钱为例，其所占的劳动力是十分可观的。《盐铁论·复古篇》云："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翦伯赞说："当时矿场、铁场和盐场，大者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小者亦有工人数百。"（《秦汉史》第192 页）汉武帝设盐官的有二十七郡、三十七县；设铁官的四十郡计五十处。可见当时盐铁工场分布之普遍，其所占劳力的绝对数今虽已无法可考，但其数量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这里，我们仅以武帝发布"盗铸诸金钱罪皆死"的命令后犯法人数，即可窥见当时弃农从事私铸情况的严重性。《汉书·食货志下》说，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敕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武帝元封元年距西汉立国已近一百年，人口总数较西汉初年的一千万大概已增至二千多万，其壮劳力也不过六七百万左右。而其因盗铸金钱犯法者竟有一百余万人，可见盗铸现象之普遍，故《汉书·食货志》说"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这种情况说明，工商等"末业"的发展，特别是盗铸金钱现象的普遍存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农业的发展。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贾谊在主张"抑末"时，对其他末业的危害性虽然也一般地提及到，但他特别反对的是任民私铸金钱。因为尽管煮盐、冶铁等手工业的发展，也有一个与农业争劳动力的问题，但盐铁与人民（包括农民）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西汉时期，铁器主要用于兵器和田器的制作。田器便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当时田器的制造，特别从一般的铁器制造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而置于大司农属下，并专设工巧奴与从事，主管田器的制造。"（翦伯赞《秦汉史》第193 页）"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初年农具和工具已经普遍取代了铜、骨、石、木器， 西汉中期以前出土的铁器种类较战国时期有所增加，其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形制进一步成熟，并有加宽加大的趋势。"（杜石然等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67 页）显然，这一切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的。而私人盗铸金钱的情况则不同，它虽然也可以促进采铜和冶铜业的发展，但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却要大得多（这一点下面介绍贾谊观点时再说），加之当时中央政府对此又采取放任政策，贾谊对此大声疾呼，便是必然的了。
（二）文帝除盗铸令之背景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西汉初年的货币制度。在汉代，作为商品等价物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铸钱。钱为铜质，其铸造权由官府掌握，不准民间盗铸。这是继承了秦代的制度。《汉书·食货志下》说："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西汉初期，朝廷主管铸钱的机构，最初属少府，继归右扶风，最后归大司农。但是必须指出，汉高帝时铸币并末实行官府垄断，这从前引《汉书·食货志》所说，"更令民铸荚钱"可知。据范文澜说："自前，一九三（吕后二年）至前一一三年（汉武帝元鼎四年）间，钱法变了九次，也就是在铸钱问题上，朝廷和豪强作了九次斗争"（《中国通史简编》第2 编第45 页）。这期间有一段肯定曾实行铸币的国家垄断，否则就不存在后来汉文帝的除盗铸钱令的问题。不过由于史料有厥，难以确定这种垄断实行的时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在文帝五年一栏记载："除钱律，民得铸钱。"这说明文帝以前确有过"钱律"，其中一条就是禁民铸钱。《汉书·食货志下》则云："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可见，汉文帝关于货币问题的决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四铢钱取代榆荚钱。汉代一两二十四铢，一铢约合今二分。榆荚钱只有三铢，所谓"钱益多而轻"，除了货币量少质次之外，与私人大量盗铸也不无关系，因此导致了货币贬值。《汉书·食货志下》说，自高帝实行榆荚钱后，"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就是指的货币贬值造成的物价上涨。文帝以四铢钱取代榆荚钱，显然是为了提高货币的信用，稳定物价。其二，是取消货币铸造的国家垄断，令民得自铸。这一措施实际上是与前一措施自相矛盾的。因为令民放铸，不但不能缓和"钱益多而轻"的矛盾，反而会加深这个矛盾，这个矛盾文帝不会不知道，可是为什么又要坚持这个政策呢？可能与文帝企图缓和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王及豪强之间的矛盾有关。据史料记载，西汉初期，各诸侯王国都可以铸钱，"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一些佞幸大臣也铸钱，"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汉书·食货志下》）这就是说，在文帝以前，尽管汉王朝曾有过禁止私人铸钱的法令，但是诸侯王们和一些权贵还是照铸不误，中央政府的禁令早已成为一纸虚文。文帝的"除盗铸钱令"不过只是公开承认这一事实罢了。因此，尽管文帝打着"利民"的旗号，却无法掩盖其向豪强妥协的实质。关于这一点，王夫之曾经予以揭露。他说："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固自以为利民也。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好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多其钱以敛布帛、寂粟、纻漆、鱼盐、果蓏，居赢以持贫民之缓急，而贫者何弗日以贫邪！耕而食，桑苧而衣，洿池而鱼鳖，圈牢而牛豕，伐木艺竹而材，贫者力以致之，而获无几；富者虽多其隶佣，而什取其六七焉。然以视铸钱之利，相千万而无算。即或贷力于贫民，而雇值之资亦仅耳，抑且仰求而后可分其濡润焉。是驱人听豪右之役也。故先王以虞衡司山泽之产而节之，使不敢溢于取盈，非吝天地之产，限人巧而使为上私利也。利者。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非制之于豪强而可云公也。推此义也，盐之听民自煮，茶之听民自采，而上勿问焉，亦名美而实大为美稗于天下。"（《读通鉴论》卷二）王夫之这一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