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还曾经跟伏生学习过《尚书》。伏生是济南人，在秦国当过博士，对《尚书》很有研究。后来秦始皇焚书坑懦，伏生便将他的书藏入壁中。秦未农民起义时，伏生流亡他乡。
汉朝建立之后，伏生重返家乡，将藏书找回来时，发现遗失了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据《汉书·儒林传）〕，这就是后人所谓的《今文尚书》。当时从全国来说，也就仅剩下伏生所存的这一本残缺不全的《尚书》了。汉初，儒家经典逐步重新流传，唯独《尚书》当时还没有在社会上流传。到文帝即位后，听说济南伏生藏有此书，便要召伏生到京师去传授《尚书》，但此时伏生已有九十多岁的高龄，无法远行。于是文帝指示太常派掌故晁错前去学习。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因为《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编，这正是太常掌故这一官职所应把握的知识。由于伏生此时年龄太大，讲话已经含混不清，一般人都听不懂他的话，晁错学习时，伏生便叫能听懂他的话的女儿将他的话转述给晁错听。但伏生是山东人，晁错是河南人，由于方言的关系，所以即使是伏生女儿的转述，晁错也有十分之二三听不懂，课后他只好硬着头皮自己费力地去慢慢咀嚼那情屈聱牙的《尚书》原文。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尚书》大体上弄懂了。大概晁错后来主要精力在于从政，所以他虽然从伏生那里学了《尚书》，但并未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传授的弟子也不多（《后汉书·何敞传》云："六代祖比干，学《尚书》于晁错。"章怀注云："比干字少卿，经明行修，兼通法律，为汝阴县决曹掾，平活数千人，后为丹阳都尉。"晁错弟子仅见此例），所以他在汉代经学发展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相反，倒是他的两个师兄弟，即济南张生和千乘欧阳生在学习之后，继续从事研究和教学，从而开创了自己的学派。《后汉书·儒林传序》云："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倪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尽管晁错自己后来在《尚书》方面缺乏进一步的研究和传授，但他由汉文帝派遣从伏生学习，这一事实在政治上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它引起了当时社会上的人士对《尚书》的重视，后来终于形成《尚书》今文学之三派并被官府承认立博士，因此晁错在经学发展史上还是应该占有一席地位的。
（二）在文帝时期的活动
晁错性格刚直，侍人苛严。学识又宏富，既懂得法家思想，又通过学习《尚书》.掌握了儒家所推崇的重要经典，所以当他学习归来向文帝汇报学习情况之后，文帝便任命他为太子舍人，很快又升任门大夫、博士。这时，晁错便给汉文帝上了一篇《言太子知术数疏》。颜师古在注这句话时引臣玻曰："术数，谓法制治国之术也。"又引公孙弘云："擅杀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汉书·晁错传注》）可见，所谓"言太子知术数"，就是说要让皇太子懂得法家那套统理国家的权术。对于晁错这一建议，文帝十分欣赏，于是又把晁错提升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颇得太子欢心，称他为"智囊"。文帝的太子刘启（前188-前141），也就是后来的景帝，史书称他"纯厚慈仁"（《史记·文帝本纪》），但历史事实却说明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还在他当太子时，一次，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人朝参见皇帝，与刘启在一块饮酒下棋。据说，由于"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加上吴太子素来骄倨不恭，为了争一着棋子。吴太子语出不逊，因而激怒了刘启，刘启便顺手操起邓沉重的棋盘向吴太子抛去，不偏不倚，正击中其头部。结果吴太子脑浆迸裂，当场身亡。此事当然激怒了吴王刘濞，从此"称病不朝"。开始，汉文帝还想责治吴王。后来怕逼得吴王造反，便转而采取怀柔政策，"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史记·吴王濞列传》）。如上所述，史书是将这次击杀事件完全归咎于吴太子师傅"轻悍"和吴太子本人"素骄"，而我认为，与太子刘启仗着他那"驭射伎艺过人绝远"（《汉书·晁错传》）及其为人"峭直刻深"的师傅晁错的法家思想教育也是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便埋下了吴王刘濞"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一条祸根。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匈奴侵犯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西南）。这时晁错已经三十二岁，正在担任太子家令的职务。在这一年他向汉文帝上了一篇《言兵事疏》。疏中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指出"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的有利形势，因而主张"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木也。"在疏文最后，晁错引用古人的话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希望汉文帝采纳他这种积极抵抗的建议。丈帝对晁错的这种爱国之心颇为赞赏，专门给他下了一道诏书以示鼓励。诏书云："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今则不然。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汉书·晁错传》）这道诏书表明，文帝虽然对晁错忠心为国的热情十分赞赏，但又觉得自己还无法实行这一方案。因为所谓"言者不狂"是肯定晁错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至于"择者不明"则并不是真正"不明"，而是明知无法择、无力择。道理很简单，当时汉王朝国力正在恢复之中，再加上地方诸侯王势力强大，是无法主动发起对匈奴的强大攻势的。可见，文帝说"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实际上是委婉地拒绝了晁错的这一建议。于是晁错又上了一篇《守边劝农疏》。在这篇疏中，他针对过去中央政府派兵守边塞，一年一换，导致不熟悉匈奴特性。防御效率不高的这一缺点，建议选派一些人，包括募民欲往者，长久居住在那里，安家落户，耕种田地，同时用以防备匈奴。显然，这一建议是与前疏中主张的积极进攻不同的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它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汉文帝"从其言，募民徙塞下。"（《汉书·晁错传》）接着，晁错又根据文帝关于募民实边的决定，上了一篇《募民实边疏》，就募民实边的一些具体组织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诸如气候、水土的调查，城镇的规划，房舍的建筑，等等，想得十分周到具体。同时，还建议如何将实边的民众组织起来，利用感情的纽带和严明的纪律，训练一支在与匈奴作战时"死不还踵"的战斗队伍。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晁错根据当时社会"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的矛盾状况，向汉文帝上了一篇《论贵粟疏》。疏中建议"募天下人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天下人人栗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汉书·食货志》）这篇疏的根本目的在贵农贱商，而其直接目的则是人粟支边，积极加强对匈奴的防御。文帝接受了晁错这一建议并下命：凡向国家交纳支边粟六百石的人，可以封第二等爵"上造"；交得越多，封爵越高，四千石可以封第九等爵"五大夫"；交一万二千石者可封第十八等爵"大庶长"。其余以此类推（同上）。接着，晁错又上疏建议减收农民租。汉文帝也接受了这一建议，"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文帝十三年，前167）遂除民田之租税。"（同上）
汉文帝十五年（前165）九月，皇帝下诏给全国各级官吏，要求他们推举"贤良文学"。晁错被平阳侯曹窋、汝阴侯夏侯灶，颖阴侯灌何。廷尉宜昌（失姓氏）、陕西太守公孙昆邪推选为贤良文学。于是文帝将贤良文学召集起来亲自进行策试。开始，文帝讲述了这次推举贤良文学的原因：其一，是古代有此传统，即所谓"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懋。"其二，是祖宗历来尊贤，即所谓"高皇帝（指刘邦-一引者）亲除大害，去乱从（纵），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阀而翼戴汉宗也。"其三，是匡己之不逮，即所谓"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至于举贤良文学的标准，即"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能直言极谏"三条，文帝把它们称之为"三道"。文帝要求贤良文学就上述"三道"及"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等问题发表意见，写出奏章，他要逐篇披览。于是晁错便写了一篇《举贤良对策》。这篇对策的内容就是逐条回答文帝提出的上述问题，其中突出地发挥了"计安天下，莫不本于人情"的思想。由于文帝的诏策是"九月壬子"，即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的，而当时还是以十月为岁首，故晁错写这篇对策时已是汉文帝十六年（前164），所以对策中有"陛下 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的说法。晁错作这篇对策时，贾谊逝世已经四年，所以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晁错的次第最高，于是他又被文帝提升为中大夫。后来，晁错又给文帝上书三十篇、谈到削诸侯以及法令的修改问题。对他的这些建议，文帝虽然没有完全听取，但对晁错的出众的才能还是十分欣赏。当时，太子刘启却很赞成晁错的计策，而袁盎及一些有功的大臣则都不喜欢晁错。
（三）在景帝时期的活动
汉景帝刘启即位（前156）以后，便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掌管京畿的重要官吏，它直接关系皇帝和首都的安全，由此亦可见景帝对晁错信任之一斑。晁错也充分利用了这种信任，经常请求景帝个别听取他的进言，而皇帝也总是言听计从，对晁错的宠爱胜过九卿，并根据晁错建议，改定了许多法令。可是，丞相申屠嘉提出了一些意见，景帝却不采纳，因此申对晁错怀恨在心，却又无力对他加以伤害。
晁错还在当太子家令时，就经常在太子刘启面前讲吴王刘濞有野心，主张削藩。但由于当时是文帝掌权，他的这些意见未被采纳。而吴王把文帝的容忍视为软弱可欺，因此更加骄横。随着文帝逝世、景帝即位，晁错当上御史大夫之后，他便根据当时形势，再次提出削藩问题。他主张抓住诸侯王犯错误的机会，削掉其封国边缘上的郡县。例如景帝三年（前154）初，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说他在薄太后逝世后的服丧期内，在服舍与人通奸，该杀头。景帝下诏，赦其杀头之罪，削其东海郡。同时，又借口赵王刘遂早两年犯过错误，削其常山郡；因胶西王刘印卖爵舞弊，削其六县。晁错并不以此为满足，接着又准备向诸侯王中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开刀。他在上景帝的《削藩策》中指出：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书·吴王刘濞传》）汉景帝将晁错这篇奏章交公卿、列侯和宗室进行讨论，欢人都不敢公开反对，唯独大将军窦婴提出异议。窦婴是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侄儿，文帝时当过吴王的宰相，景帝即位之初任詹事，管理皇后、太子的家事。有一次景帝的亲弟弟梁孝王来朝，景帝设宴招待他，当时尚未立太子，景帝便对孝王说，将来我死之后，把皇位传给你。窦婴当即对景帝说，本朝家法历来是父子相传，怎么能传给弟弟呢？对此，窦太后十分生气，除掉了窦婴的窦氏门籍，不准他再去看望她。而窦婴也看不起詹事这个官，于是干脆请病假在家闲居。景帝三年，为了对付吴王，景帝才又将窦婴请出，拜为大将军，并赐金一千斤。从窦婴任过吴相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他对晁错《削藩策》持批评态度，是事出有因的。这样一来，窦婴和晁错之间产生了矛盾。窦婴带了这个头，于是各诸侯王纷纷叫嚷，反对晁错所更改的三十章法令。晁错的父亲听到儿子遭到各方面反对之后，特地从老家颖川赶来京城，对晁错说："皇帝刚即位不久，你从政办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使得人家责备怨恨，你这是为了什么呢？"晁错说："的确如此。不这样做，皇帝不被尊崇，国家不得安宁。"晁父说："唉！刘家天下从此会安定了，可是我晁家却危在旦夕。我离开你回去了！"回到家里以后，错父说："我不忍见到大祸临头。"说完之后，便饮毒药自尽了。
晁错的父亲死后只有十多天，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七个诸侯国便联合起来发动叛乱。他们打的旗号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例如吴王刘濞致诸侯书说："以汉有贼臣错，无功天下，侵夺诸侯之地，使吏劾系讯治，以侵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好人，欲危社稷。 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所愿也。"（《汉书·吴王刘濞传》）为了对付吴楚七国之乱，这时刚刚拜为大将军的窦婴便向文帝进言。他说：袁盎、来布等名将贤士，都在家闲居，现在正是用得着的时候了。窦婴推荐的这个袁盎，是晁错的一个死对头。此人在文帝时任过中郎，曾针对淮南王刘长骄横，主张适当地削其封地，以防其造反。后由于数次直谏，在朝廷呆不下去，便调陇西都尉，还先后担任过齐相和吴相。当袁盎赴吴相任时，其堂兄弟袁种对他说："吴王骄日久，国多好。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日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史记·袁盎列传》）这实际上是叫袁盎装糊涂，而他也的确照着这种方法去做，结果，吴王刘濞待他很客气，赐遇颇厚。在文帝时期，晁错与袁盎之间就成见很深，不论在什么地方，袁盎只要看见晁错在那里，便立即离开，晁错亦如此，识要看见袁盎，也主动回避，两人从来不在一起讲话。晁错当了景帝的御史大夫之后，便指使有关官吏审查袁盎受吴王贿赂的情况，并将吴王所赐财物没收抵罪；景帝还下诏，将袁盎贬为庶人。吴楚七国之乱的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晁错和他的属吏商量："袁盎受了吴王那么多金钱，专门替他隐瞒罪恶，在皇帝面前说他不会造反。现在吴王还不是造反了吗，我想奏请皇帝治他的知情不举之罪。"属吏对晁错说："吴王造反的事没有发生时，你治袁盎缺乏根据，而且吴王知道后暂时不会行动；现在吴楚已举兵西向，开始造反了，治袁盎又有什么益处呢？何况袁盎作为朝廷派去吴国的大臣，他不应该参与其阴谋。"（参见《史记·袁盎列传》）晁错听了属吏们这番话，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消息已传到袁盎的耳中，他听了以后感到十分恐惧，便连夜去找窦婴，说他知道吴王反叛的真实原因，愿意亲自到皇帝面前陈述原委。窦婴便马上去报告景帝，景帝同意立即召见袁盎。当袁盎来到景帝处时，景帝正在和晁错商量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作战计划。晁错打算请皇帝自己亲自带兵出征，而他自己则留守京城。正在他们讨论如何调拨军队和粮食问题时，袁盎应诏来到。于是景帝便问袁盎："你曾经任过吴国的丞相，知道吴国的臣子田禄伯的为人吗？如吴楚反叛，你的看法如何？"袁盎回答说："不必担忧，他们马上就会失败的。"皇帝又问："吴王靠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引诱天下豪杰，又以那么大的年纪干这种事，如果不是计划周全，他岂能发动叛乱呢？你怎么说他干不了什么呢？"袁盎回答说："吴国的铜盐之利是有的，哪有什么豪杰可引诱呢！如果吴王真能得到豪杰的话，就会辅助他做有益的事，而不会反叛了。其实，吴王所引诱的都是一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和私自铸钱不务正业的人。正是这样一些人，才互相勾结，犯上作乱。"晁错说："袁盎讲的有道理。"景帝又问袁盎："你的计策是什么呢？"袁盎说："请您让身边的人退出。"景帝便让身边的侍从们都出去，只留下晁错一个人。袁盎又说："我讲的这些话，当臣子的也不应该知道。"景帝便要晁错也迟出去。晁错便赶紧退到东厢房去，对袁盎此举十分愤恨。待晁错去了之后，皇帝再问时，袁盎说："吴楚两国互相通信，说高皇帝封子弟为王，各有封地，如今贼臣晁错却擅自贬滴诸侯。削减和剥夺他们的封地，所以要反叛。他们说这是西向共同诛杀晁错，直到恢复原有的封地为止。方今之计，只有杀掉晁错，派遣使者赦兔吴楚七国擅自兴兵之罪，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这样便可以兵不血刃地解决这场危机。"景帝听了袁盎这番话之后，沉默不语，过了很久对袁盎说："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只要真能平息诸侯王之心，我不会爱一个人的。"袁盎说："我的计谋就是如此，请皇上仔细考虑。"（《汉书。晁错传》）于是景帝便拜袁盎为太常，秘密整装出使吴国。袁盎秘密献计之后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联名给景帝上疏，劾奏晁错。疏云："吴王反逆无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日：'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憧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汉书·晁错传》）在联名上疏的名单中，虽然没有窦婴、袁盎的名字，但这篇疏的出笼是他们两人幕后操纵的结果，却是无可怀疑的。疏中抓住晁错主张景帝亲自将兵迎敌，而他自己留守京师这一事实进行攻击，也的确是能够打动景帝之心的。因为，一则将景帝置于战争第一线，安危难保，这是景帝不情愿的；二则尽管晁错是景帝的亲信大臣，但战争胜负当时还难以预料，一旦战局发生逆转，即使晁错在京坐阵，也难免不发生政变，这是景帝不放心的。加之，晁错又与众多大臣存在矛盾，一旦有事，他显然无法控制局势。所以当陶青等人说晁错"无臣子礼，大逆无道"时，这些话是能够打动景帝之心的。至于陶青等说晁错主张将徐县（今安徽泗县西北）、僮县（今江苏邳县）等吴王还没有占去的地方给吴的说法，则未必可信。因为晁错历来主张削藩，今天子亲征，更是为了用武力来贯彻这一措施，怎么可能又主张将一些县让与吴王呢？我分析，晁错即使有此说法，更多的是属于战略上的考虑，即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二十六章），也就是兵法书上说的"诱敌深入"。不幸，晁错的这一主张却被陶青等歪曲为"欲以城邑予吴"，并为景帝所轻信。所以，当景帝读了这篇劾奏之后便批了一个"可"字，正是这一个字，便断送了晁错的性命。可是，对情况的这种变化，晁错却一无所知。所以当景帝派中尉去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中市时，晁错还信以为真，急急忙忙穿上朝服，登车启行。可是当车行至长安东市之时，刽子手们便将他推下车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晁错还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却已命归西天。
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平息了，但景帝对诛晁错一事却始终耿耿于怀。还在平叛战争过程中，有一天，一个原来任谒者仆射、后任校尉的名叫邓公的人，从战争前线回朝廷向景帝汇报军情。景帝问他："你从军中回来，听到晁错被诛之后，吴楚是否罢兵了呢？"邓公回答说："吴王谋反已数十年了，对中央政府削藩国领地一事十分不满，他打着诛晁错的旗号，其本意并不在晁错。我看今后天下再也没有人敢言削藩之事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们强大之后不可收拾，所以主张及早削弱他们，以加强天子的势力，这本来是有万世之利的事情。可是他的计划还刚开始实行，便被杀害了。这样一来，对内便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则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觉得陛下此举是很不可取的。"景帝听了邓公这番话，喟然长叹，说："你说得很对，我也觉得很后悔。"于是拜邓公为城阳中尉。邓公与景帝的一番对话，道出了晁错被诛的政治原因，即诸侯王打着诛晁错的幌子，反对的是中央政府的削藩政策，甚至想取而代之，所以虽然晁错已诛，他们仍不罢兵。从这一点来说，景帝诛晁错是上了吴楚及袁盎等人的当。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还有袁盎等公报私仇的问题。因为就是这个袁盎，虽然在诛晁错时起了关键作用，从而客观上替吴楚等报了仇，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当他出使吴国时，吴王企图拜他为将，以攻打中央政府的军队，却遭到袁盎的拒绝，性命几乎不保，只是由于当年他在吴相任内一个侍儿的帮助，才得以逃脱。后来，他进谏劝景帝不以梁王为嗣，结果被梁刺客刺杀，这一事实也说明，袁盎也是主张维持中央统一，反对诸侯分裂的。晁错说袁盎受过吴王钱财之事有之，但说他知吴王谋反之情不举，则缺乏根据。晁错曾企图以此置袁盎于死地，未成，结果反被袁盎所害。所以，司马迁说他"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史记·晁错列传》），这一说法，就其个人原因来说，是有道理的。
晁锗的著作，据《双书·艺文志》"法家类"所载，有《晁错》三十一篇，此书亦名《晁氏新书》（见《隋书·经籍志》），在南北朝时即已失传。现存晁氏著作主要散见于《汉书》的《晁错传》、《食货志》、《荆燕吴传》等篇之中。清人马国翰有其著作辑佚。1975 年中华书局出版《晁错及其著作》， 197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晁错集注释》，均据《汉书》所保存晁错八篇奏疏及其他有关著作中保存的一些扶文，加以汇集整理，并有注释和今译，是目前研究晁错思想比较完整的资料。
三 陆贾、贾谊、晁错不同遭遇的思想史意义
在本书第一章和这一章，我们先后介绍了西汉前期几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陆贾。贾谊。晁错的生平及其不同的遭遇。我们看到，陆贾作为西汉初期第一个有系统理论著作的思想家，他的《新语》实际上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一个指导思想的基本模式，即以道家提倡的"无为"为体，以儒家的《诗》、《书》为用，而他个人的处世态度也是与时消息，能屈能伸。当他觉得形势对自己有利时，便出来当官从政；当他觉得形势于他不利时，便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结果得以"寿终"。贾谊继陆贾而起，成为汉文帝统治前期的一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政论家。他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他虽然也受过道家影响，并不完全否定无为，但更多的是主张有为，所以向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建议，有些改革主张终因时机不够成熟，未能在当时实行；而他本人满怀忧国忧民之心，一往直前。毫无顾忌地抒发自己的政见，因而得罪了一帮元勋大臣，被斥为"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结果遭到贬抑，郁郁不得志而早死。晁错虽与贾谊同庚，但他的政治活动则是继贾谊之后，即主要在汉文帝统治的后期及景帝初年。此公法家思想比较浓厚，一心想的是使皇太子"知术数"，尊刘家天子之势，却毫不顾及个人身家性命，结果终遭人暗算，被"衣朝衣斩东市"。在西汉前期，从汉高帝即位的前206 年，到汉景帝三年（前154）的短短62 年之中，思想界的这三颗慧垦便先后逝去。他们大体上处于一个相同的时代，但其思想。政见和个人遭遇却很不相同。这种不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以为至少说明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思想必须符合时代需要
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当它符合统治阶级需要时，才得以流传。而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某些个人的兴趣或爱好，而是受当时时代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条件所制约。如前所述，汉初社会由于秦未农民起义和继之而起的楚汉战争，造成民生调敝，国力空虚，广大人民亟需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休养生息，而国家也亟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充实自己的实力。统治者鉴于秦王朝实行严刑峻法、导致"十三岁而社稷为墟"（贾谊语〕的历史教训，因而力图寻找一种新的理论为指导，改进自己的统治策略，使自己的江山得以长治久安。汉高帝刘邦及其大臣萧何、叔孙通等在改定制度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却未能从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一任务是由陆贾于高帝十一年（前196）与刘邦那次著名的对话完成的。在这次对话中，陆贾好象是主张在取天下后应该"行仁义，法先圣"，但其实他的基本观点还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而这种"文武并用"的思想不过是对黄老帛书中的阴阳刑德思想的继承和发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黄老帛书中就有"丈武并行"的说法："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
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经法·君正》）这里的"文"指"德"，"武"指"刑"。所以《十六经·观》说"先德后刑以养生"，"夫并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在以后两章中，我们还要详细分析陆贾《新语》与黄老思想的关系，这里要指出的是，《新语》一书是汉初人系统地宣传黄老思想的代表作。由于它是通过给皇帝上书的形式发表的，又得到刘邦的首肯，因而它对当时政治的影响之大、是不难想象的。
刘邦与陆贾对话之后一年便去世了，所以他当时尚未来得及推行陆贾主张的无为政治。但刘邦逝世后，许多帝、后或大臣均奉行过"黄老术"。最早的当然要数曹参。史称曹参是从胶西盖公学黄老之言、其事在其相齐期间。而参任齐相国是在高帝五年（前202），即要早于陆贾《新语》的写作。这一事实一方面证明，无为而治的确是汉初社会的客观需要，即使陆贾不提出来也会有其他人提出；另一方面又说明，曹参毕竟还只是在一个局部地区进行了实践，尽管这种实践是有成效的，但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还要有相当的舆论准备才行。陆贾与高帝的那次著名的对话及随后进说的《新语》，实际上就起了这种造舆论的作用。正是有了这种舆论准备，所以当惠帝二年（前193）萧何逝世，曹参接任丞相之后，才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其无为政治。继曹参任左丞相的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从政后，虽如他自己所说，"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然观其在"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史记·陈丞相世家》），可见他对道家全身远害之术的运用还是得心应手的。正因为曹参、陈平等大臣的努力，所以在"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吏记·吕太后本的》）这说明黄老思想的确是适应了汉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的。
汉文帝、景帝及窦太后，也都是推崇黄老的。《史记·儒林列传》云："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风俗通·正失》引刘向的话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贾谊提倡有为（如前所述贾谊并不完全否定无为），并提出一系列积极进取的改革措施时，文帝却"谦让未遑"（《史记·贾生列传》）。这种"谦让"正是为"尚清静无为"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所决定的。诸大臣斥贾谊"专欲擅权".文帝疏远贾谊，其原因都与此有关。而贾谊自己却对这一形势估计不足，一个劲地主张改弦更张，却得不到文帝的全力支持，终于郁郁寡欢，忧伤早逝。继贾谊而起的晁错，更是主张积极有为，而且其思想更多法家色彩，所以文帝虽然"奇其才"，但对他的许多建议却"不听"。特别是文帝对贾谊和晁错的削藩主张，始终未认真实行，这的确反映了文帝"听其自然"的无为而治的态度。对于这一点，王夫之曾有过分析。他说，贾谊、晁错对吴王刘濞反叛的阴谋"日画策而忧之。文帝岂不知濞之不可销弭哉？赐以几杖而启衅无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赵、楚、四齐，庸劣无大志，濞不先举，弗能自动。故文帝筹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国之瓦解，而折塞以收之。是谊与错之忧，文帝已忧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谊与错所能测也。"（《读通鉴论》卷二《汉文帝》）王夫之讲的"文帝之所持"，就是黄老之道。所以他接着说："吉凶之消长在天，动静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人者天之所必应也。物长而穷则必消，人静而审则可动。故天常有递消递长之机，以平天下之险阻，而恒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长以为动静，而恒苦于躁者之不测其中之所持。若文帝者，可与知时矣。可与知时，殆乎知天矣。知天者，知天之几也。夫天有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几焉。知天之理者，善动以化物；知天之几者，居静以不伤物，而物亦不能伤之。以理司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几远害者，黄老之道也；降此无道矣。庸人不测，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动，激之以动。激之以动，而自诧为先觉。动不可止，毒遂中于天下，而流血成渠。国幸存，而害亦潘矣。呜呼！谋人之国者，可不慎哉！"（同上）王夫之说的"相乘之几"，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时机。把握时机，这是人们从事一些重大活动，特别是政治、军事活动时，要获取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时机还不成熟时，硬要草率从事，叫做盲目冒进；当时机已成熟时，还优柔寡断，迁延时日，叫做消极保守。王夫之把贾谊。晁错归之于"庸人"之列固然有些过分，但他说贾、晁"物方未动，激之以动"则确为事实。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贾谊和晁错满腔报国之心，却不为当政者所理解和接受，特别是晁错还授人以柄，终遭暗算。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个沉痛教训！
（二）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终有实现的一天
改革者的政治主张，尽管一时不为当政者所理解和接受，但只要它符合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终有一天会实现的。我们在评介贾谊时就曾指出，他的一些重要政见，虽然在其生前未能实现，但在其死后却大都实现了。例如，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后来在武帝时通过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而得以落实。关于这一点，工夫之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分藩国、推恩封王之子弟为列侯，决于主父偃，而始于贾谊。谊之说至是而始售，时为之也。当谊之时，侯王强，天下初定，吴、楚皆深鸷骄悍而不听天子之制裁，未能遽行也。武帝承七国败亡之余，诸侯之气已眉，僵单车临齐而齐王自杀，则诸王救过不逞，而以分封子弟为安荣。僵之说乃乘时而有功。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复也，势已积而俟之一朝也。"（《读通鉴论》卷三《汉武帝》）王夫之这里说的"时"指时势；而所谓"势已积而俟之一朝"，是说只有当客观的形势和时机成熟时，某种矛盾才能迎刃而解。贾谊的削藩主张因时机不成熟而无法实现，主父僵时，时机成熟了。西汉时期藩国对中央政府那种尾大不掉的局面便彻底扭转过来了。我们能够因为贾谊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提出削藩问题而责备他吗？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作为一个思想家，应该是一个先觉者，当风乍起于青萍之未时就能辨其风向，察其来势。贾谊正是这样一个先觉者，晁错步其后，也不失为一个先觉者。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能够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总揽全局，及时察觉和揭露那些潜藏着的或刚刚露头的社会矛盾，指出其发展趋势及危害性，从而唤起当政者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警觉。这就是他们对时代的最大贡献。至于他们对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的种种设想，难免有简单。粗糙乃至幼稚之处，同时也有操之过急的毛病，但这些都是次要的东西，无法掩盖其智慧的光芒。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我不同意王夫之把贾谊和晁错归之于"庸人"之列，并且说他们是"恃其一罅之知， 而自诧（夸耀）为先觉"（见前引）的说法。
（三）改革者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策略
在历史上，许多有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往往不得善终。在西汉前期，贾谊和晁错的情况便是如此。但是情况也不尽然。有的政治家在政治上也颇有作为，但能够根据客观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因而既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陆贾的情况便是如此。这里，便涉及到一个政治斗争中的策略问题。在本书第一章评述贾谊的生平时，我曾引用宋人苏轼的《贾谊论》。苏氏认为，"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这里讲的"待"便是时机问题，也就是前述工夫之说的，不能"物方未动，激之以动"。苏轼说，贾谊"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欲使文帝于"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显然，贾谊是过于急躁了。苏轼讲的"忍"也就是等待时机的问题。当然，这种等待并不是消极坐等，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特别是要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如苏轼所云："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绎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苏轼的这些分析，从策略上讲是有道理的。我觉得，作为改革者，特别是改革的思想家，他们的最可贵之处，就是能洞察社会矛盾的底里，敢于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所不敢言，从而以先觉觉后觉。在西汉初期，陆贾、贾谊、晁错都具有这种特点。但是，当改革者或政治家要把自己的言论付诸行动，使改革的思想转化为现实时，便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既要善于把握时机，也要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化阻力为动力。不能只相信自己理想的正义性而不去注意斗争策略的正确性。这样，即使再好的思想也难以实现。在这方面，陆贾做得比较好，而贾谊和晁错则欠缺一些。他们三人生命结局之不同，与此是不无关系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要使一项改革事业取得成功，不光要有指导思想的正确，而且要求得斗争策略的正确。当然，有时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但由于力量对比中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也可能使改革遇到暂时的挫折。那时，人们就应该坚信这样一条真理：尽管历史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总是光明的，进步总要战胜保守，公理总要战胜强权，因而永远对前途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