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晋书》本传记载，参考其他有关线索，兹对傅玄生平事业作如下叙述。
一、高平陵事变之前（217-249 年）
（一）三岁丧父，避难河内
本传曰："献皇后崩于弘训宫， 寻卒于家，时年六十二。"《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四年（278 年）六月，"弘训皇后羊氏崩"。由此相推可知，傅玄生于汉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这一年，其父傅斡43 岁，居邺城丞相府仓曹属之职。傅玄生于邺城。
大约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前后，傅斡去世，活了约45 岁（175-219？）。傅斡死时，傅玄年仅3 岁，故本传言"玄少孤贫"，说明他因幼年丧父，处境维艰。
建安二十五年（220 年）正月，曹操病逝洛阳；三月汉室改元延康；十月曹丕禅汉建魏，又改元黄初。据《通鉴》记，这年年底，魏文帝曹丕建都洛阳后，"欲徙冀州士卒家十万户实河南。时天旱、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乃徙其半"，即内徙冀州民五万户。而据《三国志·魏文帝纪》注引《魏略》，黄初二年（221 年）春，"令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后又增其复"。这也就是说，为了营建洛阳，充实京畿，魏初曾大规模徒民；而冀州因旱蝗民饥，黄初元年、二年之际，南下避难迁徙的士民为数最多。傅玄本传提到的"玄少时避难于河内"（河内郡属司州），可能与此有关。当时，他年仅四五岁。
（二）专心诵学并入太学
本传承避难河内后讲，傅玄"专心诵学"。至于如何诵学，不得而知。
不过，比傅玄晚生数年的钟会，诵学情形可参照。钟会生于黄初六年（225年），太和四年（230 年）其父钟繇去世，他年仅6 岁，也是幼年失父。据《三国志·钟会传》裴注，钟会自幼是在母亲严格训海下诵学的：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这些诵学课目及其次序，无疑是当时书香世家教授子弟的一种普遍选择。汉末董卓之乱后，太学不立，私学驳杂，因而"学道废坠"，"经学废绝"；至曹魏代汉，已持续30 多年。扭转这种局面，既是皇权政治的迫切需要，也是私家门户的一致愿望。所以文帝登基伊始，就下诏尊孔，黄初五年（224 年）恢复大学；明帝继位后，更以儒学为本，大力提倡。皇室兴学的同时，私家期在兴宗，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晰呀学语，就被捧成"神童"、"麒麟"，小小年纪，就常听着"必兴吾宗"、"已复有人"的念叨。
史书所记魏晋时早熟俊才①，大半是应运而生的聪明孩子，带有渲染色彩，伴有宣传效果，不可完全当真。他们诵学很刻苦，也是事实，但那是逼出来的，是兴学兴宗的世风发生影响的结果。作为名门衰宗之后的傅玄，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应该而且必须"专心诵学"，否则日后难以自立。这样，傅玄避居河内10 年，通过自学，奠定了深造的基础。循例，大约明帝太和五年（231 年）他15 岁时进入洛阳大学。自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恢复太学后，"置博士，依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通鉴》卷七○）；明帝太和四年（230 年）即傅玄入太学前一年，又下诏重经学，要求"学通一经"，重申"博士课试"（《通鉴》卷七一）。所谓"五经"，是指《诗》、《尚书》、《仪礼》、《易》、《春秋》。不过，东汉以来，这些儒家经典迭经一尊烦琐与权变谶纬的变迁，又遭汉未浮竞之风和私学家法的渗透，士人们在理解上分歧很大。如今大学新兴，博士刚置，求学专攻恰似选择专业，日后方向、志趣很难一致。比如，《尚书》分今文、古文，《诗》有毛氏，《春秋》有左氏，等等。同在太学课读的士子，"学通一经"就既涉"五经"之别，又涉投门师法之异。魏晋玄学兴起，精英就是这班就读的太学生中人，他们的专业教师就是汉末私学造就的杂牌学者。请注意，傅玄入太学的前一年，太学师生中就分成两派：一派是"贵尚敦朴忠信之士"，一派是"虚伪不真之人"。前者"以学问为本"，埋头经典；后者"以交游为业"，"不务道本"。太和四年（230 年）董昭的上疏和魏明帝的诏文指的就是这种状况，事见《通鉴》卷七一所载。①而且，还需注意到这一分野的社会基础。高门士族子弟多是"合党连群"、"互相褒叹"（董昭语）的浮华之徒，而孤贫士子则只能是"清修为首"（董昭语），"后生进趣"（明帝诏）。傅玄属于后一阵营，他虽入太学，却未染"当今年少"的恶习，孜孜以求，终于成为一位儒学后进之秀。魏晋玄学巨子皆出自权门势家，而且以目空一切的年轻人居多。这跟汉末废太学与魏初兴太学均有关系，废了出现空白，师法传授不成章法；兴了出现浮华，趋势游利很难根除。傅玄一生经历了玄学由兴而盛的全过程，呼吸着玄学的空气，接触着玄学名流，目睹其放形夸张之派头，耳闻其噪碟不休之争议，奇怪的是他竟熟视无睹、置若罔闻，而且深恶痛绝，不屑评骘。原因何在？这就需要联系他的身世背景和入太学后的求学环境加以解答。太学就读，这是傅玄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史传对此虽无明确记载，但考察他的人生经历，研究他的思想特点，却不能忽略这段求学生涯。下一题内，我们还要补充说明这段求学生涯是无疑存在的事实。
（三）初仕为中书著作，"撰集《魏书》"
本传曰："郡上计吏，再举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举秀才，除郎中，与东海缨施俱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64 页、 第65 页，表列汉末、魏晋时期近30 位早熟夙悟的代表人物，有的四五岁就知名。 这些记载说明，这一历史时期世家名门对后代的教育很重视，从儿童时期就抓得 很紧。
① 唐长孺先生指出："这件事据《董昭传》在太和六年（232 年），《通鉴》 记在四年，恐有误。"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 年版）中《九品 中正制度试释》一文。关于傅玄初仕与撰集《魏书》的时间，陆侃如先生的意见是："缪施"当为缪袭之误，缪袭卒于正始六年（245 年），享年60 岁，而傅玄时年29岁，相差30 余年，"似无同撰之理，"疑玄为著作乃袭所推荐"，时间"不能晚于本年（245 年）"，因而将傅玄为著作、撰《魏书》的时间系于缪袭卒年；由此逆推，傅玄举秀才、除郎中，"假定在撰《魏书》之前五年左右"，因系于正始元年（240 年）即傅玄24 岁时。①陆先生不可能细考，采取极谨慎的方法，以假定的措辞系年，并不敢遽定。因此，我们想对陆先生的系年重新审视，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缪施"不是缪袭。①缪袭于《三国志·刘劭传》后，有简略介绍，裴注引文又有补充，知其"历事魏四世"，"官至尚书、光禄勋"。《宋书·乐志一》、《世说新语·言语》均记载，缪袭于魏明帝景初年间（237-239 年）职为侍中。他参加撰写《魏史》，据《史通·古今正史》讲，是在魏黄初、太和中（220-232 年），"草创纪传，累载不成"。缪袭入仕颇早，撰《魏史》时，傅玄最大不超过16 岁，二人不可能同时撰集。与傅玄同时入选撰集《魏书》的缪施，虽史传里再找不到他的踪影，但他是另一人，亦属初仕，与傅玄一样，也赢得"时誉"，是位年轻人。
第二，傅玄"举秀才，除郎中"与"选入著作，撰集《魏书》"不能分割而论：均属同时先后职衔有别，应视作初仕程序。对此，后面再作计较。第三，曹魏一代撰修《魏书（史）》，官方组织过三次：第一次是在黄初、太和年间，参加者是卫觊、缪袭、韦诞等；第二次是在正始年间，参加者有韦诞、应璩、傅玄等；第三次是在魏末，参加者有王沈、阮籍、孙该等。这从史传里不难查实。其中有的参撰者曾前后留用，如韦诞、孙该，但缪袭没参加正始间撰集，傅玄未参加前一次与后一次活动。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对第一次撰史的时间和参加者讲得很具体，而对后两次撰集合在一起叙述，容易使人产生误会，所出傅玄似成后期与王沈同撰，就不符合实际了。我们认为，傅玄初仕与参加撰集《魏书》在明帝死后、齐王曹芳即位的景初三年（239 年）初。
首先，傅玄本传所出"州举秀才"，只是取得入仕资格，不是职任；"除郎中"①则说明他参加了太学组织的课试，获得甲科的优异成绩，授官将予重任；实质性的职任就是"以时誉选入著作，撰集《魏书》"。因此，这说的是一回事，"举秀才"就得策试，试而高第"除郎中"，以甲科郎中的"时誉"被"选入著作"，担任了史官。
其次，黄初、太和间的修史"累载不成"，处于半停顿状态，接着又组织人力纂修时，主事者有应璩，身份是侍中。《三国志·王粲传》注引《文章叙录》讲，应球于"齐王即位，稍迁侍中"，这在景初三年（239 年）初。应璩迁侍中，跟他参与主持其后的修史有关。
最后，傅玄今存文中有一篇《马钧传》，对傅玄入太学、初仕问题都有① 参考《中古文学系年·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史通·古今正史》有清人浦起尤释文曰，"按，缪施或即《魏志》之缪袭否？俟考。"（《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浦氏并未肯定，不能 作为依据。
① 魏黄初五年（224 年）立太学后，实行"五经"课试之法。博士课试之 法，是通过策试，擢其高第，分甲、乙之科；其中甲科若干人为郎中，乙科若干 人为太子舍人。汉末顺帝时，甲、乙科各取十人；曹魏时甲、乙科取员多少不清， 估计不会多于十人，或有减少。
重要的文献参考意义。马钩"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指南车，是在太和六年（232 年）前后；造出指南车、水车、水转百戏，与明帝大治洛阳宫殿有关，《通鉴》系于青龙三年（235 年）八月为受诏始造之时；接着修造并迄于成功。其间，傅玄与裴秀辩论过，与曹羲谈及过，曹羲又汇报给了曹爽。裴秀（224-271）入太学约在景初二年（238 年），傅玄以"裴子"相称；曹爽是"武安侯"，曹羲是"安乡侯"，这是景初三年（239 年）
齐王即位后改封之爵。
从上述记载可知，傅玄耳闻马钧与高堂隆等争论，眼见青龙，景初年间修造宫殿与马钧制作指南车等，与马钩、裴秀、曹羲诸人均有过接触，还竭力替马钩辩护活动过。无疑，太和末他已在洛阳太学，写《马钧传》时，曹爽已改封为"武安侯"，傅玄也有言事交涉的便利，说明已入仕有了身份。这篇《马钧传》很可能就是傅玄"除郎中"接着"选入著作"时的交卷之作。因为"晋制：佐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通典·职官八：秘书监》），而晋制应承魏制，《晋书·职官志》就是合记的：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 傅玄初仕之职中书著作，魏官制在八品，具体职任是参与修撰《魏书》，修史地点在东汉以来收藏图籍的东观。这样，关于傅玄的初仕时间，我们的结论是在景初三年（239 年），与陆侃如先生的推测意见（240 年）很接近，但立论的角度有差别，对初仕职的看法也不一致。至于傅玄初仕前有三次辟举"皆不就"的问题，无法推究，或因就学太学，或有其他原因，似不可深究。
（四）正始车间（240-248 年）处境险恶
齐王曹芳即位后第二年改元正始，直到正始十年（249 年）正月"高平陵之变"，傅玄在东观呆了10 年之久，其间不但职事没有变化，职位没有迁升，而且处境险恶，差点遭受不测。他的命运无形中被卷入曹魏政权内部的争斗漩涡里，时势逼他要作出选择。这段经历对傅玄很重要，要说清楚，就得先讲讲政坛风云。
曹魏政权建立后，规定太后不得干预朝政，对诸王实行严密禁锢，这对防止外戚、宗室觊觎皇权当然是有效的，尽管有点矫在过正。但是，皇权孤立、士族掌权，又会派生出朋党相争的祸端，这个漏洞是很难堵塞的。魏明帝作为守成之主，虽然后期大营宫殿造成政权的危机，但危机的征兆主要来自经济方面，不在政治阴谋方面。史载，他"沉毅好断"，"任心而行"，"优礼大臣"，"政自己出"（《三国志·明帝纪》），皇权的有效行使是没有疑问的。可惜他掌权12 年，仅34 岁就驾崩了。他一死，曹魏政权的悲剧随之开演。究其原因，皇权旁落，朋党又兴，士族内部的争夺就不可避免。危机已经潜伏，摊牌只在迟早。从皇权的角度看，明帝无子，曹芳只是养子，这是公开的秘密；曹芳继位年仅8 岁，外戚、皇宗室仍不得参政，辅政的曹爽、司马懿实际上代表皇权。曹爽又不是曹氏族亲，其父曹真被曹操收养而改冒曹姓，实际是新发迹的破落户子弟；司马懿是河内望族名门，南征北战，于曹魏政权有汗马功劳。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争权，先发制人者是曹爽，后发制人者是司马懿。后世人习惯上将明帝以后的政争称为曹魏与司马氏之间维护皇权与阴谋夺权的斗争，其实很不确切。因为除了魏末高贵乡公曹髦是以皇帝身份与司马氏较量了一阵外，在这以前的反叛作乱其实是士族内部的厮杀，这在任何朝代都难以避免，特别是正始年间的斗争，恐怕很难说是司马氏蓄谋已久的阴谋政变。司马懿事先并不预知辅政授权，也没有想到"辅政"未行，即被夺去重权；而曹爽却是一旦大权在手，必欲独断专行，将司马懿置诸高阁仍不放心，时时提防，处处对着干，绝不是在维护皇权。曹爽一伙多行不义，后来被一网打尽，下场很悲惨，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假定曹爽心再狠点，手再硬点，先下手诛尽司马氏一党，曹魏政权就会皇道荡荡吗？就能平蜀灭吴，统一全国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从朋党的角度论，首先结党的是曹爽。太和四年（230 年），明帝下诏黜浮华，罢了诸葛诞、邓飏一伙的官。后来曹爽一有辅政大权，"骤加引擢，以为腹心"（《通鉴》卷七四），形成朋党小圈子，胡作非为。这些内容，史书载之甚详，无需费笔，只是得对正始年间的玄学顺便说几句。汉末清议是正直党人对所受压制的抗争，斗争的锋芒指向腐朽的宦官集团，是要维护皇权的。正始清谈却是一班掌权的年轻士人利用舆论工具制造混乱、排除异己的手段，它固然显示出思辨色彩，在思想史上具有打破沉闷的经学束缚的进步意义，但在当时，玄学是政治斗争的武器，是曹爽一伙为自己的既得权益鸣锣开道的，本意不在维护皇权。清议与玄学间虽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出发点、归宿点却不啻是南辕北辙，无法相提并论。
正始年间傅玄的处境，在《晋书·列女传·杜有道妻严氏》中有披露：杜有道妻严氏，字宪， 女（杜） 并孤藐， 亦有淑德，傅玄求为继室，（严）宪便许之。时</PGN0043.TXT/PGN>玄与何晏、邓飏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时人莫肯共婚。及宪许玄，内外以为忧惧。或曰："何、邓执权，必为玄害，亦由排山压卵，以汤沃雪耳，奈何与之为亲？"宪曰："尔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骄侈，必当自败，司马太傅兽睡耳，吾恐卵破雪销，行自有在。"遂与玄为婚。 玄前妻子咸年六岁，尝随其继母省宪。
傅玄之子傅咸，《晋书》有传。他生于景初三年（239 年），值其父初仕之时，其生母情形不详；他6 岁时，即在正始五年（244 年），其父傅玄续娶杜有道①女杜（？-291 年）。这段记载至少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在正始五年之前，曹爽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何晏、邓飏等，与傅玄的关系已十分紧张，傅玄随时有可能受害，周围士族之家担心他会遭不测。那么，原因何在？史书未详明究竟。据有关记载，我们以为有下述三种因素不能忽略：其一是傅玄"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木传语），出言冒犯了这帮新贵。《傅子》中记载了刘晔之子刘陶这位"善论纵横"（《三国志·刘晔传》裴注）、投靠曹爽的得意之徒，以"智者图国"的现实政治为反衬，① 杜有道为京兆人，是名门。但杜有道于史书无传，父、祖不详，其子、 女虽称杜预为"从兄"，其情形与傅玄称傅嘏为"从兄"差不多，恐早先已分支， 成次门士族。因为杜有道妻为严宪，估计是冯翊东部的单家严氏之女，严氏是在 西晋末年才成为大姓的，曹魏时辽不能算冠族。杜有道与严氏联姻，傅玄又与社有道女成婚，这一联姻又可证傅玄这一支傅氏不是高门。
道出"仲尼不圣"的命题；另一位曹爽阵营中的得志少年王黎，煦然自乐，却要推断"圣人无乐"。对于当时玄学论坛上挂羊头卖狗肉的奇谈怪论，傅玄或"不复洋难"，或反唇相讥，一点不留情面。至于何晏等人举止中的标新立异，管辂称之为"鬼躁"、"鬼幽"（《三国志·管辂传》裴注），而傅玄则将何晏"好服妇人之服"①说成是"此服妖也"（《晋书·五行志上》），表示了极为厌恶的态度。可以想见，傅玄如此不容何晏辈的言行，出言不逊，那么，被时人呼为"三狗"的何晏、邓飏、丁谧一伙，也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他。正始五年（244 年）前夕，何晏已是吏部尚书，主持选举，掌握用人大权，对傲慢无礼的傅玄岂能容忍！当时人感受到的"排山压卵"的紧张气氛，由此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其二是傅嘏已遭免官，"何晏等欲害"他，"（荀） 营救得免"（《晋书·荀传》）。这对傅玄会发生相应的影响。正始初，傅嘏已官至黄门侍郎②，职在五品上，要比傅玄显贵得多；但是傅嘏就由于反对何晏一伙，称他们是"败德"之辈，既无才又无诚，"好辩"玄言，是在"利口覆邦国"，"远之犹恐祸及"，表示绝不与他们来往亲近，因此被何晏"因微事"免官。傅嘏、傅玄毕竟是同族相亲的从兄弟，对曹爽集团中的新贵骨干人物均深恶痛绝，坚不合作，尽管他俩在门户上尊卑有别，但是在朋党斗争中，他们又会被犯疑是亲如一家的同伙，即便傅玄保持缄默，也会受到株连，何况他诋毁何晏等辈的言论同样很激烈！傅嘏免官后，下一步傅嘏、傅玄将会遭到何晏等人的加害，时人"忧惧"、"莫肯共婚"，已经有这种预感。
其三是傅玄站到了司马懿一边的选择。正始之初，曹爽一伙树亲信、排异己，结党营私，抢班夺权，貌似紧锣密鼓，先声夺人，其实色厉内荏，总不免虚张声势。为什么呢？年长、资深、功高、位尊的司马懿还健在，他只要不死，曹爽就不踏实，心理上就处于守势。而司马懿其人也绝非等闲之辈，他可以被高置一旁，他的建议、劝告可以不采纳不听从，他"兽睡"时可以"假寐"，但这是韬晦之计，他老谋深算，疆场上尚且制胜千里，政坛上还会把一伙乌合士人放在眼里吗？这是当时彼此心照不宣的事，其中委曲，史书里记载甚多。正始年间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实际上是曹爽一伙将小集团以外的士人逼到了司马懿的怀抱，司马懿不动声色地争取并网罗了一大批受到冷落的士子前来投靠；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明争者鱼死网破，暗斗者渔人得利。傅嘏为荀营救，被司马懿"请为从事中郎"（本传），受到了保护；傅玄所以能免于被害，也跟他或明或暗受到司马懿势力的关照分不开。傅玄的岳母严宪在选择傅玄时，就道出了其中的关节，她对女儿未来的命运十分放心，对女婿的前程充满乐观的情绪。这位妇人很有眼力，她没有说错。
以上就是我们对傅玄于正始年间险恶处境的基本看法。史书中对此一笔带过，只涉及他"撰集《魏书》"一端而已，使得人们会误以为傅玄在静心治史，仿佛钻在东观故纸堆里不闻世事似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傅玄治史活动，留待下一章讨论。这里强调指出的是，傅玄平生著述，多完成于入① 何晏还有敷粉、顾步自影等习惯。这是当时追求女性美的一种风尚。史 载，魏明帝也有此类举止。② 傅嘏迁黄门侍郎的时间，本传只曰"正始初"。陆侃如《中古文学系 年》推测：迁黄门侍郎在正始五年（244 年），遭免官在七年（246 年）。看来，这 一推测应加修正，时间需往前提。因为这两年可谓正始中、正始末，不能称"正 始初"。与傅玄联系起来考虑，傅暇迁、免，均应在正始五年（244 年）之前。《通鉴》将傅嘏迁黄门侍郎、免官系于景初三年（239 年）初，与本传也不合。晋之前，是跟正始年间及其后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的；他的思想形成于正始，服务于政治，有鲜明的倾向性与极强的功利目的。在魏晋玄学的时代，傅玄这个人及其著述自有其特殊意义和地位。
二、两次升迁，三任新职（249-264 年）
本传曰："后参安东、卫军军事，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
所居称职，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这几句话概括了傅玄于高平陵事变后至魏晋禅代前夕的一段经历。
（一）初迁：入司马昭军府任参军
正始十年（249 年）正月甲午（初六）日， 18 岁的皇帝曹芳在曹爽及其亲信党羽的簇拥下，往京师洛阳以南90 里的高平陵祭拜先皇、养父明帝之灵。这次外出之前，独揽朝中大权的曹爽，对司马懿已彻底放心，"不复设备"。因为他派李胜到司马太傅府上拜访打探过，得到的情报是："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病衰得"令人怆然"，"不足虑矣"（《通鉴》卷七五）。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司马懿是在演戏！"兽睡"10 年后的司马懿当机立断，抖擞精神，指挥若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发动政变，夺回了皇宫的控制权，接来了皇帝，囚禁并处死了曹爽及其党羽。从此，曹魏政权实际上已转入司马氏手中。其后曹爽余党的反叛只发生在外出拥兵的方镇方面，但他们已远不是司马氏的对手，终于被各个击破了。因此，高平陵事变标志着有晋一代的肇始，日后的禅代之举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这情形与曹操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相仿佛。曹魏肇自建安，有晋始于嘉平。高平陵事变之后，直到西晋惠帝继位，这期间的魏晋人士大都认为，嘉平改元就意味着司马氏政权的建立。我们今天以魏、晋正式禅代后晋武帝泰始改元作为改朝换代的界限，其实不符合当时实际。①说明这一点，对了解傅玄生平、思想是有意义的。
傅玄在东观修史，担任中书著作10 年后，因为高平陵事变，才获得了第一次迁职晋升的机会。这时，他已33 岁，儿子傅咸11 岁。本传出他"参安东、卫军军事"，是指他进入了司马懿次子司马昭的军府，作了幕僚。对这段经历，以时间为序，排列说明如下：嘉平元年（249）秋，司马昭由散骑常侍（三品）进位安西将军、持节（二品），屯关中。②傅玄以参军身份随军前往，职品由此前的八品升为七品。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立即将曹爽死党之一驻屯关中的征西将军夏侯玄调回
京城，改由原雍州刺史郭淮出任征西将军，又派去陈泰接任雍州刺史，共同防蜀。由于蜀将姜维率军寇陇右，司马昭也赶去"为诸军节度"（《晋书·文① 《晋书·贾谧传》反映，武帝时，"朝廷议立晋书限断，中书监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瓒欲引嘉平已下朝臣尽入晋史，于是依违未有所决。惠帝立，更使议之。谧上议，请从泰始为断"。也就是说，傅玄在世时，还没有泰始为断的主张。
② 司马昭前往关中事，《三国志》帝纪，郭淮、陈泰的传记均未记，《通鉴》亦未采录，只见于《晋书·文帝纪》。
帝纪》）。傅玄今存文《<矫情赋>序》、《叙行赋》（佚句）告诉我们：傅玄到了关中，这在为安东将军参军之前。《<矫情赋>序》曰：我太宗文皇帝命臣作《西征赋》，又命陈、徐作箴。皆含玉吐金，烂然成章。司马昭的庙号、帝号，是他死后才追加的："武帝受禅，追尊号曰文皇帝，庙称太祖②。"（本纪）傅玄《矫情赋》写于司马炎禅魏之后，赋文已佚，《序》文是追述西入关中时的文事。傅玄曾作之《西征赋》，疑即《叙行赋》。③"陈、徐"当指新任雍州刺史陈泰及其统领的讨蜀护军徐质，看来他二人也是随司马昭同行入关中的。此次司马昭持节屯关中，是协调郭淮、陈泰这两人所部，以打退蜀将姜维在雍州界西南麹山（今甘肃岷县东南）一带的寇扰。郭淮、陈泰合作，打了胜仗。《通鉴》卷七五记载了这次战役的经过。
嘉平二年（250 年）五月，"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①（《三国志·三少帝纪》），关中军事由郭淮主持。同时或此前，司马昭"转安东将军、持节，镇许昌"（《晋书·文帝纪》）。傅玄随至许昌。②这次调动的原因是，淮南出现了重臣反叛作乱的阴谋。屯兵寿春的王凌，以"三公"身份（先为司空，又拜太尉），密谋拥立曹操之子楚王曹彪（据《三国志·朱建平传》可知，彪时年56 岁），以替代"暗弱"的齐王曹芳；移都许昌，以对抗"强臣"司马氏父子。这是诛曹爽集团后第一次方镇叛变，而且此次阴谋来头不小，司马懿绝不能掉以轻心。司马昭离开关中、坐镇许昌，是司马懿先走的一步棋。
嘉平三年（251 年）四月，王凌发兵由平阿（今安徽怀远县西南）西进③，不意司马懿率大军扑来，于丘头（今河南沈丘县）擒获王凌。此时司马昭由许昌率部东下陈兵于项（今河南项城县），与大军会合，讨伐已获成功。八月，司马懿病死洛阳，其长子司马师主政。
嘉平四年（252 年）十一月，王昶、胡遵、丘俭三军分道击吴；十二月，司马昭作为都督，统胡遵、诸葛诞二将所部东军，于东关（今安徽巢县东南）大败，导致王昶、丘俭二军亦全线崩退。
嘉平五年（253 年）正月，司马昭受削侯（新城乡侯）爵的象征性处罚，仍为安东将军；四月，蜀将姜维西扰陇右狄道（今甘肃临跳县），司马昭"行征西将军，次长安"（《晋书·文帝纪》）；因姜维已逃遁，"会新平羌胡叛，帝击破之，遂耀兵灵州，北虏震詟，叛者悉降"（《晋书·文帝纪》），① 这段文字引自严可均《全晋文》卷四七，未注明原始出处。但是，近人叶德辉《傅玄集》三卷本（光绪二十八年观古堂刊）中，据原本《北堂书钞》卷○○，所辑与这段引文有相异之处：一是"太宗"为"高祖"，二是"陈、徐"后又增"王、阮"。
② 严可均辑文"太宗"，叶德辉辑文"高祖"，均与司马昭庙号不符。疑有误。③ 《初学记》卷五"终南山"下，有两句佚文，题作《叙行赋》。严可均辑本于题下增添一"序"字，叶德辉辑本又擅改题为《述行赋》，似均无道理。
① 嘉平改元后，官品应按晋职官对待。曹魏旧制，征西、车骑同在二品； 晋制，征西在三品，车骑在二品。②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系于正元元年（254 年）。理由是，《三国志· 齐王纪》嘉平六年裴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此秋，姜维寇陇右。时安东 将军司马文王镇许昌。"陆先生以为，司马昭于本年方由安西转安东。其实，《晋 书·文帝纪》已明，讨王凌（251 年）之前，司马昭已是安东将军，坐镇许昌了。
③ 王凌的军事意图，似在占据许昌。
司马昭挺进至长安西北的新平（今陕西彬县），"北临沙漠"（《晋书·文帝纪》记司空郑冲劝进文语）。傅玄随行，这是他一生中对祖上故土的唯一一次巡礼，来去匆匆，满目苍凉，不知他作何感想。接着，司马昭班师，"以功复封新城乡侯"（本纪），返镇许昌。
嘉平六年（254 年）九月，司马昭受诏领兵自许昌入洛阳。这时，自登基以来毫无主见的齐王芳，竟"以李丰之死，意殊不平"①，甚至动了杀司马昭的念头（见《通鉴》卷七六记载）。于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又废了齐王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傅玄目睹了这场宫廷之变。
正元二年（255 年）正月， 丘俭、文钦于寿春起兵讨司马师。这是第二次方镇作乱，反叛地点仍在淮南。司马师不顾新割目瘤之创痛，率军征讨，平叛后于闰正月辛亥（二十八）日病死许昌。司马师出征，司马昭留镇洛阳，以防不测；司马师病逝，司马昭始以卫将军号南下许昌；二月丁已（初五）日，急返洛阳，进位大将军。司马昭受号卫将军，前后仅七天时间。傅玄随司马昭由洛阳往许昌，又由许昌赶回了洛阳。他十分清楚正在发生的一切。通过以上排列说明，傅玄自高平陵之变后，至司马昭任大将军前夕，七年间身处司马昭麾下，经历了"天下多故"的急风暴雨。他两入关中，三下许昌，两进京城；随军往西北抵新平、灵州，东向至项城，南下达东关；目睹了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病死军中的变故，感受到发生在京城的两次清除异党和在淮南的两次平息叛变的力量对比，更明白了司马氏代魏已不可逆转。他的这段经历，要比他呆坐东观10 年，从故纸记载中学到的东西多得多！如果说正始初年他不得不依附司马氏，是出于个人命运考虑的话，那么他于嘉平以后投身效力于司马昭手下，无形中介入了巩固司马氏权力的搏击，着眼点自会转向关心国家政权前途的方面来。本传讲，他"所居称职"，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调任温县令，再迁弘农太守
正元二年（255 年）二月初，司马昭"至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本纪），开始独揽朝政。从此以后，傅玄"转温令，再迁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外出任职；直到咸熙元年（264年）五月回朝，其间有10 年之久。关于这段经历，史传中缺少更多的记载，傅玄今存诗文里亦无相关资料，我们所知有限。兹补充以下几点内容。
1.关于傅玄由温县令迁弘农太守的时间，陆侃如先生系于景元元年（260年），"假定在迁温令后五年左右"（《中古文学系年》）。这一系年只是"假定"，大体是能够说通的。如系于景元二年（261 年）初，则更为合理。原因是：魏晋之际实行考课之法，"皆经六周"（《通典》卷一八《选举六》）。司马懿诛曹爽后，王昶建议"居官者久于其职"（《三国志·王昶传》）；直到晋初，杜元凯、傅玄上疏言事，仍强调"六载"、"六年"之限，对考核官员优劣、"竞为一切之政"（均见本传），都是行之有效的。
① 中书令李丰是本年二月被司马师诛杀的。同时受诛者，还有夏侯玄、张 缉。他们都是曹爽余党，又与帝室有姻亲关系。这是司马氏在京城第二次屠杀异 己，株连到皇后张氏（张缉女），遭到废黜，故齐王芳表示不满。
2.傅玄出任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令，职品并没有晋升，仍居七品①，所以本传曰"转"；六年后，即景元二年（261 年）初，傅玄获得第二次迁升机会，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北）太守，兼领典农校尉②，官秩升至五品，这与他在温县令任期出色的成绩有关系。温县属河内郡，河内、弘农二郡均为司州所辖，是京畿要地；司马氏的故里又在河内温县，这里是帝乡。傅玄出任这两处职任，说明他受到了司马氏的信任。
3.本传所讲傅玄"数上书陈便宜，多所匡正"，应指他外任县令、郡太守期间对政治、经济等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出有益的建议。这些建议尽管是以"数上书"的形式写成的，而"数上书"又不可复见，无法认真计较，但是基本内容应与本传提到的《傅子》内篇相一致。《傅子》内篇里的不少篇章，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下一章还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只说明，今存《傅子》中完整而有价值的文章写于代魏之前，跟傅玄出居外任有关。
三、魏晋禅代前后（265--266 年）
魏晋禅代的原定计划，是要在废齐王曹芳后不久就实现的。因为甘露二年（257 年）五月间司马昭派出心腹贾充往淮南观察诸葛诞虚实时，贾充就以禅代事作为话题进行试探，这说明"司马昭之心"在废曹芳后两年，就已经为"洛中诸贤"与"四征"方镇所知。但是，禅代遇到了阻力。首先是皇室不甘就范。司马昭废曹芳后，在挑选继位人的问题上，永宁郭太后（明帝之皇后）执意要以明帝弟曹霖之子曹髦为嗣，不肯让步；司马昭只好接受，不再坚持原议。①曹髦当时仅14 岁，继位后表现出振作有为的姿态，入太学讲经论义，召集一班文士写诗作赋，自命为少康中兴之君，以"潜龙"②自嘲，最后发展到不自量力，率领一班仆童攻打司马昭相府的荒唐地步，终于被刺身亡，时在甘露五年（260 年）五月。其次是淮南发生了诸葛诞第三次举兵反叛的事变。司马昭只得出征，为防止京城再生枝节，只好"奉帝（曹髦）及（郭）太后"（《通鉴》卷七七）一起南征。这次讨伐诸葛诞，从甘露二年（257 年）六月起，至甘露三年（258 年）五月止，费时近一年，才算平息。其间吴军出兵助诸葛诞，蜀军又乘虚出骆谷向关中侵扰。这场危机总算度过了，禅代议程也只好往后推延，暂且不便贸然而行了。
傅玄于正元二年（255 年）初离京外任时，应该说对司马昭即将代魏的形势有所预知，但是没想到又等了整整九年，禅代才顺利进行，开始投入前期准备。咸熙元年（264 年）三月，司马昭由晋公进爵为王，便立即命荀定礼仪，贾充正法律，裴秀议官制。七月①，"（裴）秀议五等之爵，自骑督① 魏晋之制，县令分三等：秩千石者为六品，六百石者为七品，小县令、长为八品。见《通典·职官秩品》记载。
② 典农校尉是屯田官，同在弘农附设。咸熙元年（264 年），罢屯田官，"诸典农皆为太守"（《三国志·魏元帝纪》）。
① 司马昭原议由曹操之子曹据继位。按辈份，曹据是郭太后的叔公，所以 郭太后一反常态，坚决不答应。② 曹髦曾写过一首《潜龙诗》（佚）。甘露四年（259 年）前后，各地纷纷 谎称井中见龙，意在以五行之异，制造司马氏应当代魏的舆论。因此曹髦之诗为 "司马昭见而恶之"（《通鉴》卷七七）。① 《音书·文帝纪》，咸熙元年七月，"始建五等爵"。《通鉴》卷七八记载，系其事于本年五月，奏事、封爵不分先后。参以《晋书》，五月奏其事，七月始 封爵。
已上六百余人皆封"（《晋书·裴秀传》）。"骑督"于晋官制在五品下。
这次封爵，是将当时任官五品及五晶以上的官员共计600 余人，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依品定爵的。傅玄时职为郡太守，兼领屯田校尉，在五品，"封鹑觚男"（本传），按照规定，"次国男地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户"②，以雍州新平郡鹑觚（今甘肃灵台县北）为男国。③傅玄虽跻身于有晋新朝将要依赖的官员行列，但品、爵甚低，尚不预显贵地位。与裴秀相比，裴秀年龄比傅玄小七岁，入仕亦稍迟，但封爵前已迁尚书仆射（三品），以侯爵为"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本传），二人间的差距很大。这是因为裴秀门第清高，又"豫参谋略"，所以要比傅玄荣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