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生平事业 一、高平陵事变之前（217-249 年）.2
（一）参与制礼作乐，擢升散骑常侍
五等爵封罢第二年，咸熙二年（265 年）八月辛卯（初九）日，司马昭病死，太子司马炎嗣晋王位。禅代在抓紧进行。何曾、王沈、裴秀奔走于帝室与晋王府之间，羊祜、荀勖、贾充参与谘谋。大礼仪式中乐舞演奏，需要另铸新辞，这就得物色合适人选。傅玄被挑中了。
本传曰："武帝为晋王，以玄为散骑常侍。"散骑常侍，晋制三品上，为显职，常在帝王左右。傅玄由五品下转眼间擢升至三品上，是因为制礼作乐关系重大，而傅玄"博学善属文，解钟律"（本传语），当时急需他。负责定礼仪的是荀，掌管乐事的是荀从侄荀勖，傅玄协助荀、荀勖。
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及其后奏唱的郊庙乐府歌诗，绝大多数出于傅玄之手，《宋书·乐志》、《南齐书·乐志》、《晋书·乐志》都有记载。有关这部分内容，下一章还要详细说明。
这年十二月丙寅（十七）日，司马炎代魏而立，改元泰始，举行了祀天、朝会、祭庙等活动。由于礼乐之事在禅代仪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傅玄出色地撰定了大量乐辞，因此，"及（武帝）受禅，进爵为子，加驸马都尉"（本传），即爵位由鹑觚男上升一等，为子爵①；官职又追加驸马都尉（六品），得以奉朝会清召。
（二）掌谏职，迁侍中
本传曰："帝初即位，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①这件事在《晋书·武帝纪》中有记载：（泰始）二年（266 年） 九月乙未（二十日），散骑常侍皇南陶、傅玄领谏宫，上书谏净，有司奏请寝之。
傅玄初掌谏职的时间应在泰始二年（266 年）九月或稍前。《武帝纪》载，泰始元年（265 年）十二月乙亥（二十六）日，即登基后数天，武帝下② 《晋书·地理志上》原文为："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此据中华书 局点校本所出校文。鹑觚应以次男国视之。
③ 入晋前，鹑觚属新平郡，不属安定郡。当时行虚封，封爵只显示地位之 别，不具实际意义。① 《晋书·地理志上》："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① 《通鉴》卷七九记载，傅玄为谏官并上疏，均系于泰始元年（265 年）内。这是不妥当的。诏"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二年（266 年）二月庚午（初十）日又诏，以侍中、散骑常侍"兼此选""谏净"，"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傅玄、皇甫陶②始兼其职必在其后。《晋书》本传所载两篇上疏，就是他兼掌谏职期间前后奏事的内容，是了解傅玄当时以及一生思想的重要作品。前疏集中讲用人任官，提出"举清远有礼之臣"的问题；后疏则详议"尊儒尚学，贵农贱商"为当务之急，并对置官分职、选用课考等具体制度作了阐明。这两篇疏文所议，都有批评时弊的性质，不过前疏用语多涉曹魏，而后疏则明言当前，批评"冗散无事"、"拜赐不在职"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就使"有司"感到为难，想"寝之"了事。但是，晋武帝下过"直言"之诏，所以对傅玄疏文中批评人主的激烈言论不但不计较，还特加诏语肯定。本传移录诏文，与《武帝纪》中前引文字后所出诏文，内容一致，文字稍异，说明晋武帝下诏的时间在九月，是针对皇甫陶的上疏①和傅玄后一篇疏文而言的。傅玄的前后二疏，大概是在本年八九月间先后呈上的。
傅玄直言无忌，上疏言事，为武帝作为自己"虚心听纳"的例子，下诏特加褒赏，因而"俄迁侍中"（本传），应在同年九月二十日后不久。西晋之制，侍中为宫中设立的门下三省②的尊显之职，晋初的任务偏重于谋议、谏诤有关王朝统治大业，是皇帝身边的智囊之臣，"备切问近对，抬遗补阙"，"管门下众事"（《晋书·职官志·侍中》）。散骑常侍是随从陪侍之职，侍中却有言事谏净之权。二职俱居三品，而侍中居首，近乎从公，又得近臣之便，是很快即可迁升至二品高官的。同时，只有获得二品，傅玄才能算是为家门争取到世族尊显的社会地位。可是，这个门坎在傅玄脚下仅需一步就可以跨过去的时候，他出事了；从此以后，傅玄再没有靠近这一门坎，他至死没有为自己和子孙赢得高门的荣誉。侍中是他一生的最高职务。
四、两遭免官，三易其职（267--278 年）
（一）朝廷争言坐免官
傅玄本传曰："初，玄进皇甫陶，及人而抵，玄以事与陶争言喧哗，为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此事发生在傅玄迁任侍中之后，确切时间不能考定，只知泰始三年（267 年）他没有职事。
关于皇甫陶，《晋书》无传，但有零星记载。傅玄引举皇甫陶，晋初二人同为散骑常侍，这很可能与傅玄出任过弘农太守有关。①但是，二人同有直言不讳、刚烈不屈的特点，不论对谁，也不顾时间与地点，事有曲折，必争其理。傅玄赏识他，有鉴于气类与己相似；"及入而抵"，有鉴于互不相让。② 泰始二年正月初，皇甫陶随侯史光离京往外地"循省风俗"。《晋书·武帝纪》、侯史光本传有载。① 皇甫陶疏文不存。从傅玄之疏可知，皇甫陶建议内容有二：一是散官要亲耕，二是居官要实行六年以上的考绩办法。
② "三省"指门下省、散骑省、侍中省。但有关吏料不见西晋时有侍中省的明文记载，而门下省却有侍中之职。
① 魏文帝黄初中，听天下人内徙京畿。弘农郡之宜阳、新安一带就有安定皇甫氏家族居留。这从《晋书·皇甫谧传》约略可知。
比如，《晋书·武帝纪》还记载了皇甫陶于泰始八年（272 年）二月竟有与晋武帝论事争言的罕见之例。皇南陶既敢不顾晋武帝的龙颜，当然也不会曲就傅玄而违心。然而，朝廷议事以至"争言喧哗"，这是于禁有违、于纪不允的行径，二人因此被免官受处分。
（二）起用为御史中丞，迁任太仆
本传曰：泰始四年，以为御之中丞。时颇有水旱之灾，玄复上疏曰： 五年，迁太仆。时比年不登，羌胡拢边，诏公卿会议。玄应对所问，陈事切直，虽不尽施行，而常见优容。
对傅玄的这段经历，我们的意见是：泰始四年（268 年）七月，傅玄被起用为御史中丞；《水旱上便宜五事疏》是在次年（269 年）二月呈奏的；迁太仆后，任职时间较长，约自泰始五年（269 年）二月以后，至咸宁元年（275 年）六月。下面分别说明理由。
傅玄免职的起始时间不能确定，终止时间略可知悉。泰始四年（268 年）四月，太保王祥卒。①据《晋书·侯史光传》、《王祥传》及《武帝纪》可知，王祥死前，侯史光作为御史中丞参奏过他；七月间，侯史光又被遣使循行天下。②因此，傅玄出任御史中丞必在侯史光离职外出之后，顶替这个空缺。御史中丞，晋制四品，比侍中品位要低，但职任很重要。侯史光也是从侍中位上直接派任作御史中丞的，为此武帝特下诏书说明："虽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本传）傅玄的情形与侯史光有点相似，只不过傅玄属免职又起用，离开了门下要地，降品而用，新职属特选之任。
《水旱上便宜五事疏》是在泰始五年（269 年）二月任命胡烈为秦州刺史之后写的。①《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四年（268 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于河，开仓以振之"；次年（269 年）二月始置秦州，"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胡烈出任秦州刺史前，为荆州刺史。而傅玄上疏五事中，第五件事就是说胡烈往秦州事的；他事所涉务农之宜，亦不单纯是讲救灾的，而是建议从政策、措施上保证晋初实行的课田制能够收到成效，改善"佃兵"的处境，使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走出困境。以后章节里我们还要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此处主要强调上疏应在五年（269年），不在四年（268 年）。
傅玄"迁太仆"的时间，约在泰始五年秋末，故有"比年不登"之议。
以太仆身份参加公卿会议，并"应对""陈事"，属本年内；此后则"常见优容"。从《宋书·乐志》可知，泰始五年（269 年）、九年（273 年），傅玄以太仆身份在荀勖主持下，创作过宫廷乐章。太仆为九卿之一，主管典农等宫外事务，负责为皇室挑选并饲养御马，秩品在三品，名义上是从御史中丞迁升了，但职任确属"优容"而授。傅玄居此职有六七年之久，直至咸宁① 王祥卒年，本传记为五年，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校勘记有说明，《晋书·武帝纪》有记载。此从帝纪。
② 从本传可知，侯史光其后做了太常，"循行天下"后没有再任御史中丞。①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将此疏写作时间系于四年（268 年）。不当。元年（275 年）。这从下接新职可知。
（三）任司隶校尉时骂座而再遭免官，病卒
本传载，傅玄"迁太仆"后，"转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的秩品也在三品，故曰"转"，始任时间当在咸宁元年①（275 年）六月。《晋书·李胤传》曰："咸宁初，皇太子出居东宫，帝以司隶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辅导之务，胤素赢，不宜久劳之，转拜侍中，加特进。"《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 年）六月，"置太子詹事官"。太子司马衷时年17 岁。在此之前，李胤为太子少傅，领司隶校尉，身兼二职。晋武帝考虑到李胤的身体状况，免其二职，另予侍中加特进之授。傅玄转任司隶校尉，就是补李胤的空缺。他任职三年后，司马师的遗孀羊徽瑜病逝，时在咸宁四年（278 年）六月。在羊皇后的灵柩前，傅玄因位次安排大骂灵堂，事后又被免官。此事本末，本传记之甚详：献皇后崩于弘训宫，设丧位。旧制，司隶于端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诸卿下，以次坐，不绝席。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厉声色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庾纯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实，坐免官。
这段文字涉及当时官制中两项规定。其一是，诸卿与司隶同在三品，诸卿之秩比司隶要优厚点，居三品中的次序是：诸卿在前，司隶在后。但是司隶校尉居京畿之职，诸卿属宫廷官员，端门内外就是宫廷内外，司隶在端门外是在他管辖范围，坐次、待遇，是要将司隶照顾到诸卿之上，在宫门之内，司隶就没有道理与诸卿争上下。但是，傅玄却要争，不满意对他的安排。其二是，无论是专司外百僚的司隶校尉，还是专司内百僚的御史中丞，当时规定可以共纠皇太子以下（包括皇太子）官吏，唯不得纠尚书。①但是，傅玄却敢"对百僚而骂尚书以下"，就是把不能骂的尚书也骂了。
因此，当时的御史中丞庾纯弹奏傅玄"不敬"。在弘训羊皇后的丧位前发火骂人不敬，骂尚书不敬，与诸卿在宫内争位也不敬。于是他再一次被免了官。②尽管他上表为自己辩护，但细微处无关紧要，"不敬"是实，免官不可避免。
本传讲，傅玄免官后，"寻卒于家，时年六十二，谥曰刚"；"其后追封清泉侯"。他死于咸宁四年（278 年）内。死因可能跟免官有关，想不通而致病，病重而死。他死前，写了一首乐府题诗《龟鹤篇》，今不存；此事见于今存刘宋诗人鲍照的诗作《松柏篇》的序文里。鲍照曾"病剧"，当他打开《傅玄集》，读了其中的《龟鹤篇》一诗后，感到"于危病中见长逝词，恻然酸怀抱"。由此可知，傅玄的《龟鹤篇》诗既言病重，又及心悲，是死前写的"长逝词"，情调悲怆，读之令人"恻然"。
①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亦系于是年。① 这一奇特规定直到晋惠帝初还在沿用。为此，傅玄之子傅咸曾上书亟言当改。事见《晋书·傅咸传》。② 傅玄之后，刘毅"转司隶校尉"，"在职六年"（本传）。
五、傅玄的性格、亲属及交游
（一）刚直火爆的性格
傅玄的性格十分鲜明，与他平生重要经历相伴随，得失毁誉俱相附依。
这是了解傅玄其人不能忽略的一个侧面。
本传记载，傅玄"性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他自己是如何认识自己的生性的呢？史传没有留下记录，他的诗文作品也没有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文字。但是，他的言行却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从中不难窥知他的性格特点。首先是嫉恶如仇。这主要表现在他早期与何晏一伙的对抗上。何晏等人狐假虎威，屡变制度，朋党浮华，标新立异。这一切傅玄不但视若寇仇，而且公然诋毁，并绝不向淫威低头屈服。直到入晋以后，他仍然耿耿于怀，在给武帝的上疏中旧事重提。另外，他的文论、上疏，对时弊（如用人制度、官场恶习、世风浮靡等）的谴责直截了当，体现出一种"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傅玄赞胡昭语，见《三国志·管宁传》裴注）的斗争精神。其次是对言行不一的揭露和贬斥。他专门为曹魏时几朝权贵刘晔作传（见《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对此公才智有余，心计太盛，巧诈两端的嘴脸，给予细致人微的描绘和淋漓尽致的揭露，字里行间自见厌恶之情、鞭笞之意。还有，他对刘晔之子、"善论纵横"的刘陶，得意忘形的少年王黎，都没有好感，当面冷场。最后，特别应注意他不容异己的偏狭特点。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既显其刚直风采，又露其火爆意气。这种性格的双重性，跟他入晋后随着地位的急剧改变有关，他更多注重个人的尊严，斤斤计较得失，结果因小失大。皇甫陶是他引荐的，皇宫内座次之序是有明确规定的，他大闹朝堂，争言骂座，两遭免官。争骂就因为冒犯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朝纲政纪。相反，晋武帝泰始年间风俗趣竞，浮华朋党，贪占官田，贿赂成风，社会的腐败情形比之曹魏中后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从史传里及当时人的文章里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傅玄入晋后期几乎不置一词，见惯不怪，甚至在那里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堕为弄臣。这实在是他的刚直性格的异化，令人可惜。他入晋前，积极有力，上疏陈事，为文立论，急于国计民生；入晋后，优容而处，忙于礼乐，争于名位，更多关心自身。还有，司马氏为了争夺天下，诛杀异己，制造恐怖，手段与行径令当世人发指，叫后代人非议，特别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二人，在曹魏后期所作所为，很不光彩。然而，傅玄冷眼旁观，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哪怕是只言片语的流露，几乎都找不到。这种党同伐异的朋党恶习，甚至在傅玄这样一位"刚劲亮直"的士人身上都不能苟兔，足可见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可怕的因袭传统，窒息人的力量是多么深厚强大！
当然，傅玄入晋后，也有过几次上疏言事的记录；至于奏劾贵游之事，虽无据可征，但他掌谏职，任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应该是有鉴于他正直敢言、不避权贵的性格特点，而且他大概也确有过"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的峻急不容的举措。对此，《晋书》本传后有史臣评赞认为：傅玄体强直之姿，怀匪躬之操，抗辞正色，补阙弼违，谔谔当朝，不忝其职者矣。及乎位居三独，弹击是司，遂能使台阁生风，贵戚敛手。虽前代鲍、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①，乏弘雅之度，骤闻竞爽，为物议所讥。惜哉！古人取戒于韦弦，良有以也。 赞曰：鹑觚贞谅，实惟朝望。志厉强直，性乖夷旷。 这些话既是对他一生事功的评判，也不失为对他性格得失的概括。
那么，博玄这种性格是怎么来的呢？家族的影响可能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其祖傅燮宁折不屈、气壮山河的言行彪炳后世，其父傅幹权变乘时、识见卓荦的特点也自有可称道者。对傅玄来讲，父、祖的遗传，或者说是影响，不能说在他身上毫无继承，不见踪影，但是他出生时，其祖已亡30 年，他三四岁不懂事时，其父也不在人世，耳提面命的督责、耳儒目染的影响不可能存在。他后来只能是通过耳闻目睹，间接受点启发而已，也许他少年时知点底细，任职东观又接触到具体的史料，这可能影响到性格的形成，并打上其家族的印记。但是，前面考察他的人生道路时，我们更着眼于他所受教育（包括家庭私读与太学师从）以及时代环境的深刻背景。这对他的性格形成，恐怕更为直接，更有不容忽略的影响力。
（二）亲属与族亲
傅玄之母，史书未出。傅玄前妻，姓氏不明，她大概于正始五年（244年）之前去世。傅玄之子傅咸是前妻所出，傅咸6 岁时，傅玄又续娶杜有道女杜。傅玄死时，他的独子①傅咸（239-294）已经40 岁了。傅咸入仕很迟。泰始九年（273 年）即35 岁时，始举孝廉②，"以太子洗马兼司徒莅事"③。咸宁元年（275 年）正式拜太子洗马（七品）以后，傅咸职任先后有：侍御史④，尚书右丞，司徒左长史，车骑司马，尚书左丞（以上均在六品）；太子中庶子（五品），御史中丞（四品），议郎长兼司隶校尉（三品）。咸宁初①，他袭父爵鹑觚子；其父死后"追封清泉侯"②，他嗣其爵。傅咸生性为人，颇肖其父。本传讲，他"风格峻整"，"疾恶如仇"，奏劾过荀恺、夏侯骏、夏侯承、王戎等高门士绅，今存其劾文（见《全晋文》卷五二）；在① 嵇康《幽愤诗》有句："惟此褊心，显明臧否。"言己心胸狭隘，于事物善恶多表明态度，加以议论。① 《晋书·傅咸传》："咸以身无兄弟 "② 《文选》中傅咸诗《赠何劭王济》注引王隐《晋书》："举孝廉，拜太子洗马。"《晋书》本传未出"举孝廉"。
③ 见傅咸《喜雨赋·序》。此序中明言"泰始九年"。"兼"字，根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或是'佐'字之误。"关于傅威为太子洗马的时间，本传记为"咸宁初"，傅咸本人在《申怀赋·序》里也讲是"自咸宁"才补职的。但清人吴士鉴《晋书斠注》、今人陆侃如先生均据傅咸所称"泰始九年"语，认为《晋书》本传有误。其实，本传不误。参《晋书·武帝纪》、《李胤传》可知，咸宁元年（275 年）六月，皇太子出居东宫，始置詹事官。所以，傅咸奉始九年所谓"以太子洗马"，不是正式职任。④ 本传未载此职。傅成《明意赋·序》（《全晋文》卷五一），"侍御史博咸奉诏治狱 "① 本传记，傅咸袭父爵在咸宁初，当时其父尚在世。陆侃如《中古文学 系年》则以为，袭爵应在其父卒后，即咸宁四年（278 年）。不过，袭爵不一定 非要等到父死后方可行，陆先生之见似未周备。② "清泉"当即清渊。西晋时，阳平郡有清渊县。唐代修《晋书》，讳 "渊"改"泉"，故《地理志上》改为"清泉"。则清泉侯为县侯爵，晋制三品；封 邑当属"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者。"朝廷宽弛，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本传语）的晋惠帝元康初，他在司隶校尉任职期间，"奏免河南尹澹、左将军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肃然，贵戚慑伏"（本传语）。他甚至敢于冒犯炙手可热的辅政权臣杨骏、汝南王司马亮等，乃至直指皇帝过失，并坦然自称"摩天子逆鳞"，"触猛兽之须"，公开表明："咸之为人，不能面从而后有言。"（见本传载《谏汝南王亮》）因此，当时人顾荣就称道他"劾按惊人"，"偏亮可贵"（傅成本传引）。从中不难看出其父傅玄的影子，本传后史臣笔下评为"风格凝峻，弗坠家声"，其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父入晋后何尝有这等胆量作为！不过傅咸上书晋惠帝，竟嘉美曹魏正始中掌选举的何晏，"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所，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本传引），这叫人困惑不解。何晏一伙朋党为奸，又曾谋虑害傅玄未遂，论道理论感情，傅成不当偏举此公为例，蹊跷莫知其所出之名。
傅咸的继母杜，在傅玄死后又活了10 多年，死于惠帝水平元年（291年）。傅咸对她很尊敬，表解冀州刺史是因继母不愿随往，固辞司隶印缓是真心要守继母之丧。杜之母严氏，就是一位刚强不屈、识见不凡的女中英杰。傅玄与杜成亲，他（她）们身上刚毅的品德都会对傅咸产生直接的感染。傅咸在父亲死后"弗坠家声"，杜亦有力无疑。
至于与傅玄同族的傅嘏、傅祗父子，与杜同族的杜预，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显贵之辈。族、望虽同，门第、阀阅却异。傅嘏、傅玄间有过与何晏一伙作对的共同遭遇，在政见上比较贴近，但傅嘏死得很早（255 年）；杜之母严氏曾以书信劝勉过社预，说明关系并不生疏，但杜预发迹较迟。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两门尊卑有别的族亲加姻亲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以为亲如一家不可分割似的，其实要复杂得多。比如傅玄与从兄傅嘏、从侄傅祗、从姻兄杜预之间，从现有史料看，很难发现更多值得珍视的往来相援的资料，倒是傅祗要分门独立的举措（即不与傅咸同属灵州），更耐人寻味。①
（三）稀少的交游
傅玄"不能容人之短"，势必妨碍他广泛交游，莫逆之友甚少，持久的友谊更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倾心相交者，必有与己相颉颃之性格。被他引举的皇甫陶，前面已说过了，看来两人后来多半是分道扬镳了。除皇甫陶外，还有一人：崔洪。《通鉴》卷八○特别指出：玄与尚书左丞博陵崔洪善。洪亦清厉骨鲠，好面折人过，而退无后言，人以是重之。
这条资料不见二人本传，《通鉴》采录所据不清，但显然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我们不当疏忽。崔洪于《晋书》有传，他"口不言货财，手不执珠玉"，并"以正直称"，曾上奏晋武帝，直斥联姻帝室的冯恢"不敦儒业"，讨好冯恢的翟婴为"浮华之目"；武帝不得不免了翟婴散骑常侍之职。在这方面崔洪与傅玄同气，交好有基础。同时，崔洪有时亦见"乖其常性，故为① 傅嘏、傅祗一门联姻高门、帝室。嘏妻（祗母）为泰山鲍氏，《御览》卷 五五六有载；陈郡何氏、太原王氏，与傅嘏一门有姻亲，傅咸文《赠何劭王济诗 序》讲到的"从内兄"、"从姑"称谓，正指傅嘏一门而言；傅祗之子与弘农公 主成亲，本传有载。
诡说"的地方，这在傅玄身上也有体现。比如，魏晋之际，何曾以三公之尊，"奢豪""华侈"很出名；荀亦为三公，"而无质直之操"，"以此获讥于世"（本传），但是，傅玄竟能肉麻地吹捧这两人"能行孝之道"，是"君子之宗"（见《晋书·何曾传》），著论为文，大肆张扬。入晋前夕，傅玄为司马氏的"以孝治天下"作宣传，选的却是两位品行不端的名公作典型，实在是"乖其常性，故为诡说"的表现。这也就难怪他能与崔洪相善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品德竟奇迹般地共存相安，这种知己同道轻易碰不到。无可讳言的是，古今历史长河中，刚直不阿的志士仁人，在逆境中不畏强权，谔谔当世，可以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但是一旦地位变了，权势就能扭曲他，无形中使他出现违心、趋附之态。傅玄入晋前后的表现，既有一贯的地方，也有逆转的痕迹。这是时势使然：正直与乖诡浑然一体。
入晋前，傅玄与裴秀、王浑同在司马昭军府共过事，①向王沈呈递过自己的政论集《傅子》内篇；入晋后与荀、荀勖、张华等人制定礼乐，创作歌诗。但是，更深的交往却无从谈起。泰始二年（266 年）初，曹魏名臣程昱之孙程晓因官运不达，自比许、巢，向傅玄赠诗；傅玄答诗（二首）一方面盛美开国景象，一方面同情这位"嗟水滨"的孤独者。赠答诗今俱存可见。傅玄还与张载、索靖有过相交的记载（分见二人本传），赏识二人的才学，奖掖延誉。然而，我们所知也仅此而已。
① 裴秀做过"安东及卫将军司马"，王浑曾"参文帝安东军事"，均见《晋书》本传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