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本传讲，傅玄"撰论经国、九流、三史故事，评断得失"。他所著《傅子》内、外、中篇，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内篇尽管是政论文，是为司马氏政权谋求"南面术"的，但其中内容无疑又反映出他的思想倾向与体系；外篇、中篇以及诗文作品里，也有他对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的诸多评论，自有独到之处。这些又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本章拟从学术思想这个角度，对傅玄思想作些综合性的考察，并补充有关内容。
一、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
我们说过，傅玄是政论家，不是哲学家。而且，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那样，从现存《傅子》材料中，找不到有关自然观的见解，因而"很难断定傅玄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①。这也是事实。不过，我们仍可从傅玄的全部文字资料中，发现他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
"元气"生万物"元气"这个概念，先秦还没有提出来，它始见于汉代，《春秋繁露》和《淮南子》里正式使用开。两汉哲学思想讨论中，围绕着宇宙、自然生成这个问题，争论本原到底是神灵的上帝还是物质的"元气"，反映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王充。王充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辨崇》）人也是由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订鬼》），"阴阳之气，凝而为人"（《论死》），除了"元气"之外，不存在什么神灵之天的作用。这是唯物主义的元气一元论的思想。
傅玄提到"元气"，是在诗作里。如《两仪》诗曰：两仪始分，元气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时成。日月西迈，流景东征。悠悠万物，殊品齐名。圣人忧世，实念群生。②又，乐府诗《羽铎舞歌》曰：昔在浑成时，两仪尚未分。阳升垂清景，阴降兴浮云。中和合氛氢，万物各异群。 浩浩元气，遐哉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代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 这两首诗探讨宇宙万物的生成是从"元气"升降变化而来的。天地"两仪"之分，日月星辰之行，都跟"元气"有关。"元气"是客观的存在，由于阴阳的作用，万物"殊品"，运作有序，形成规律。这显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
（二）顺应天时，重视人力人事的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两汉思想界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这种思想宣扬，"天"有意志，自然界的灾异变化和人世间的祸福转换都是受制于上天的主宰，而入是无能为力的。王充的"天道自然"（《自然》）说也没有摆脱这种神秘主义的束缚，认为事物产生、发展及其终结，① 叁阅《<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上学》，载中华书局1963 年版《文史》第3 辑。都不需要考虑原因与条件，只能任其"自然之化"（《自然》），反映出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不彻底的局限。
傅玄认为，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他说：夏令披裘，冬令披褐，虽有严令，终不肯从者，逆时也。（《太平御览》卷二七）可见，逆时而动，严令责成，以主观意志一味孤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那是行不通的。但是，人在自然面前，又不应该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有的情况下，人力是可以胜天的。比如，他讲"陆田"（即旱田）是"命悬于天"，靠天吃饭的，由于"水旱不时"，人们修以功力，却不能获得地利。这是当时生产力低下、劳动力奇缺情况下无法改变的实际。然而，"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意林》卷五），"人力"是完全可以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的。不顾水旱之客观实际，硬要在旱田里徒费功力，是不可行的；看不到水田具有旱涝保收的条件，不懂得"人力"能使"地利"发挥作用的道理，更是不可取的。所以傅玄提出：天地之道是"以异致同"，即四时有异，昏明有常；圣人之治是"因物制宜"（《假言》），即如水火相灭而善用之则"不相害"一样，全在人力的措置。这些认识富有辩证色彩。
对待自然灾害，不仅人力可修，而且人事更可修。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人君为政的进取精神，这正是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傅玄在自己的政论、上疏及文学作品里，都多次重复这样的观点。比如，《傅子·问政》篇就以"尧水、汤旱"与"晋饥、吴懈"为例，说明同是自然灾害，人事的不同，竟可导致截然相反的后果。再比如，入晋以后傅玄上疏晋武帝，面对淮北大水伤农，提议最重要的是要像唐尧、商汤那样，"济之以人事"。还有，《喜霁赋》也同样讲，"洪水"、"炎旱"之灾并不可怕，只要"敷皇道"就能战胜它。"人事"也好，"皇道"也好，对于统治者而言，就是指"善为政"而言。"善为政"的内容很多，傅玄主要强调去私立公，受到百姓的理解和拥护，则"天地不能害也"（《问政》）。这样的主张，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高度赞扬机械发明制作的作用
可以说，在傅玄之前的思想家，没有不对机械发明制作采取轻视甚至反对态度的。他们将手工艺视作"奇技淫巧"，把工匠看得很低贱，工、商二业同被当成"未业"对待。这是自从奴隶社会分工出现以后，一直沿袭下来的一种传统偏见。这种偏见不但在傅玄以前的封建社会存在，而且在傅玄以后的封建社会也长期存在。儒家"上智下愚"的观念，宋明理学的"道统"意识，塑造出一批又一批重经典轻实践的封建士大夫。直到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抱残守缺，甚至对文明进步采取一种仇视的态度。比如，辛亥革命以后，甘肃有位忧国忧民的学者刘尔炘（1865-1931），认为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制造"与吾国圣人宗旨两不相容"。他晚年写出一部《拙修子太平书》①，竟然胡说"机器劫"、"科学劫"导致了中国祸乱，要"以理驭气"致太平。像刘尔忻这样的卫道士，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不乏其人。傅玄在《马钧传》里提到的裴秀、曹爽等人，就是刘尔炘的老祖宗。
① 该书著成于1931 年。刘尔炘同年病逝。次年即1932 年，其书由陇右乐善书局出版。我们前面已指出，傅玄将"工以足其器"的手工业提高到与农业并列的地位，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提法。傅玄唯物主义的认识，不仅表现在"农工之业"并称的这一概念上，而且反映在他对待新技术、新制造的鲜明态度上。在中国科技史上，曹魏时期机械制造的新成就，有赖于傅玄所记《马钧传》这一珍贵文献。①傅玄不仅仅热情洋溢地记叙了马钧其人一项项发明创造，而且更具体地反映出他本人为马钩鸣不平，为马钩的天才发明叫好力争的活动。傅玄与人争辩讨论，前后奔走游说，显示出既重视机械发明之巧，又惋惜马钧不被时人所识这样双重的思想倾向。应该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子。通过机械发明发挥人力，这是对先秦墨子学说中重工艺思想的继承发扬，也是对两汉唯物主义思想的极大深化和提高。
（四）观行验实，贵学轻言
在认识论上，傅玄也是唯物主义的。他的见解与汉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充的观点，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
王充是在力图摆脱两汉之际盛极一时的神学经学的思维模式束缚的同时，通过"知实"的理性思考，系统地批判谶讳迷信那一套荒谬结论的。他提出"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论衡·语增》）的原则，以检验一切知识和结论，包括圣贤之言和经学之论，并从逻辑上揭露了神学的自相矛盾，表现出无神论的战斗精神。
傅玄则是在魏晋之际以"卫道士"的面目出现的。他攻击玄学是"虚无放诞之论"，力图挽救传统儒学济世救时的地位，目的是为司马氏政权服务。他认为儒学是"王教"、"至教"，是不能怀疑的；礼教"三纲"是"大本"，而玄学则是"巧言"、"空言"。因此他一方面提倡"贵教"、"贵学"，另一方面主张严格审验"饰辩"之言。傅玄忽视了玄学方法论在理性认识上的巨大贡献，一味强调"校其实"，"考其迹"，"责其实事之效"，仍然停留在感性认识的范围里，未能摆脱经验论的束缚，这与王充的认识局限是一致的。王充针对的是神学，傅玄针对的是玄学，都具有批判社会思潮的性质，这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傅玄固守经学传统，他没有对儒家学说提出任何怀疑，只是主张援法入儒、儒法兼济，井吸收其他学说中合理的成分，没有像王充那样敢于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提出怀疑。傅玄重视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崇道德和知识的力量，这与王充的理论也是相近的，都是唯物主义的认识。但是，从方法论与目的论的意义上看，傅玄不像王充那样更具批判色彩。另外，王充思想中的无神论与黄老自然思想，也是傅玄不具有的。傅玄认识论上的指导思想是"有为"论与儒法思想。
关于傅玄对人性论、社会伦理、历史观等方面的有关论述，我们前面已作过充分的分析，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其中同样反映出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特点。
① 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五章第九节，介绍马钧及其成就时，就是利用傅玄提供的资料。其中特别讲到， 马钧所作的翻车，即后世沿用了一千多年的龙骨翻车；"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 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它对于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兼容各家的思想特点
（一）傅玄政论思想的基础
前面多次提到过，傅玄政论以荀子思想为宗，又吸收了汉魏思想家、政论家的思想成分，显示了儒法兼济的特点。我们知道，荀子是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学术思想中诸子的成就，兼综各家之长，构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荀子沿着孔学传统，论"礼"，论"天人之分"，总的是近于君主专制的思想。其中道、墨、法等各家学说中的许多内容，也被他吸收并融合于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因此，荀子的理论既不是纯粹法家，也不是像孔孟那样的儒家，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儒学。条理化，逻辑性强，更具唯物主义精神，这是荀儒理论的特色。至于汉魏进步思想家、政论家，是在批判经学的神学迷信、批判现实政治的斗争中，提出扭转世风、改变现状的积极主张的。他们要恢复儒学本来的面目，想通过吸收先秦诸子中有益的东西，改造经学。因此，这一时期法、道、名、纵横各家学说甚为流行，与传统儒学融合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向传统儒学的挑战的意味也是不容忽视的。
傅玄生活的时代，汉末以来的动乱局面并未彻底扭转，思想界的混乱情形也没有太大改观。儒学不振，玄学正盛，"无为"之风弥漫。他站在司马氏的立场上，既拥护司马氏的代魏篡立之举，又不满司马氏施政为治之行，主张"慎有为"而实现君主专制。"慎"就不可专用法家的那一套；"有为"又 得借用法家的一些做法，而不能沿用道家的那一套。所以，傅玄入晋前的政论与入晋初的上疏，归根到底，是讨论新的司马氏政体如何谋求、如何巩固的问题。他的立场和出发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思想界的情形，这些因素决定了他只能从儒法兼济的荀子思想中寻求支持，也必须借鉴汉魏以来思想界已经讨论或正在讨论中的积极内容。
但是必须看到，傅玄并不是简单地取法荀子思想，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将汉魏思想中各种思想成分或弃或取。比如，荀子主"性恶"，傅玄没有照搬这一观点，而是充分吸收了汉代讨论中深化了的认识，提出了"水性说"。再比如，傅玄重工艺发明的思想观点，不仅是荀子没有论及过的，而且也是汉魏思想中很突出的独到见解。还有，傅玄从政治上对玄学的评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他同时代的人几乎再没有第二人像他那样发表类似的意见。总之，他在继承前代思想的同时，经过独立思考，增加了新的内容。
（二）兼容各家之长
在考察傅玄思想的特点时，应该注意到他对各家学术思想如何认识的问题。他说：见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见本也。（《意林》）又说： 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 （《长短经·大体》）还说：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意林》）以上这些言论清楚地表明，傅玄对各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各有所长"，显得通达而不偏狭；"合而通"，所通为"圣人之道"，则有偏重而无偏废。在这一点上，傅玄也比荀子豁达大度。钱钟书先生讲，"术之相非者各有其是，道之已分者原可以合"，而"荀（子）门户见深，伐异而不存同"，傅玄的"合而通"之论颇有《庄子·天下篇》的"遗意"。①现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考察说明《傅子》是兼容各家之长的这一特点。
第一，从引用前哲先贤的言论来看。傅玄不仅摘录了夏禹的话（《举贤》）、《虞书》上的话（《通志》、《安民》）、《周书》上的话（《法刑》）、《易传》上的话（《礼乐》）、《诗经·大雅》中的诗句（《正心》）、孔子的言论（《仁论》），而且还用了老子的话（《义信》）、孟子的话（《三国志·荀攸传》注引）、韩非子的话（《长短经·知人》），以及汉末荀悦《申鉴》中的文字（《仁论》）。另外，傅玄还转引过当时人的一些意见，如钟繇论肉刑（《意林》引），皇甫谧论管宁（《三国志·管宁传》注引），曹羲论法刑（《意林引》）。所有这些引用文字，傅玄都是表示赞同的，是作为论证或说明中的正面主张加以采用的。
第二，从内容上来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各家学说往往互相补充，绝对不会有截然有别的界限，这是十分正常的。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是这样，魏晋之际各种学说纷坛而兴的现象也是如此。傅玄受荀儒影响较深，而荀子上承田齐法家，下启韩非、李斯等法家主张，改造了儒家的"礼"，加进了"法"的内容，"礼""法"并称，儒法兼济，这一特点在《傅子》里体现得十分清楚，毋庸重复多讲。现在我们要着重讲一下《傅子》里反映出的其他几家学说的内容。道家学说是讲"君人南面之术"的，它提出的"道"、"本末"、"无为"的概念，在傅玄的政论、上疏里常常使用。不过，傅玄是从古今"成败存亡祸福"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吸取道家学说中"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的积极成分，与儒法家"有为"而治的思想相贯通，提出新的"南面术"的；他扬弃了道家"卑弱以自持"的一面，批判了其中"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清虚可以为治"（班固语）的"放者"之论。所以他不赞成自称儒者的人笼统地嗤笑道家"放"的消极一面。
墨家学说在认识论上，强调经验，重视感性认识。傅玄关于知人识人方面重实效事功的言论，关于对玄学抽象思维中"虚无"不实之论的反感态度，无疑是受到这一学说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但是，他也不赞成墨家的"兼爱"、"短丧"的主张，认为前者是"废亲"之论，后者是"忘忧"之论，坚持的又是儒家立场。
名家学说侧重于"名位"、"礼数"。汉魏时代名理学十分盛行，循名责实，辨名析理，推进了逻辑学的发展。《傅子》中有关名理方面的内容也不少。比如下面这段记载：汉末有管秋阳者，与弟及伴一人避乱俱行。天雨雪。粮绝。谓其弟曰："今不食伴，则三人俱死。"乃与弟共杀之，得粮达舍。后遇赦，无罪。此人可谓义士乎？孔文学曰："管秋阳爱先人遗体，① 参见《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390 页。
食伴无嫌也。"荀侍中难曰："秋阳贪生杀生，岂无罪邪？"文举曰："此伴非会友也。若管仲啖鲍叔，贡禹食王阳，此则不可。向所杀者，犹鸟兽而能言耳。今有犬啮一狸，狸啮一鹦鹉，何足怪也！昔重耳恋齐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师，而欲食伍参，贤哲之忿，犹欲啖人，而况遭穷者乎！"（《意林》卷五）
这段围绕着管秋阳杀同伴而食的传说故事，荀彧与孔融之间展开有罪无罪的辩论，正反映了汉末名理学被用于诡辩的事实。这段文字他处无载。傅玄特别记录下来，大体上是揭露名士如孔融其人是如何违背常理，在逻辑上制造混乱的。我们以为，这段记载可以跟傅玄有关玄学讨论的意见联系起来分析。玄学的社会基础是士族，它的思想方法就是运用名理学在名词概念上作抽象的理论推衍。孔融的诡辩术不一定就是后来玄学家讨论名理的看家本领，却也反映了一种脱离实际的基本倾向。利用名理诡辩，傅玄是不赞成的。他说：树上悬瓠非木实也，背上披裘非脊毛也。此似是而非。（《意林》卷五》）积薪若山，纵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尚可灭也；及至火猛风起，虽倾竭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积薪而纵火其下，至始皇燃而方炽，二世起风而怒也。秦人视山东之民，犹猛虎之睨群羊，何隔惮哉！（《意林》卷五）
类似这样道及名理的例子，在《傅子》中所在多有。其显著特点是，通过形象的比喻，揭示一种深刻的哲理，显示出思辨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的文字甚至可以视作高度概括的格言来看待，例如《口铭》便是①。傅玄认为，名理不能脱离实际。所以他说，"国典之坠"、"位之不建"就是"名理废"的表现。在他的心目中，"校练名理"（刘勰语）的世风下，傅嘏是个好榜样，"见理识情"，"清理识要"，"好论才性"而"精微"，出任河南尹而吏民安（《三国志·傅嘏传》注引）。
纵横家是言"权事制宜"（班固语）的。傅玄就主张"因事制宜"是为治之要。他多次讲到"应机"而变的原则，比如，他讲，尊卑、贵贱的"分数"，需要"万机运于上，百事动于下"（《检商贾》），才能确定。再比如，傅玄称道蜀汉诸葛亮为"一时之异人"，就有"事得其机"（《意林》卷五）一项。曹操手下谋士荀錶"谋能应机"（《三国志·荀攸传》注引），曹操也讲"应机而变化"（《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所谓"应机"，除了指遇事善于审时度势的含义外，还包括事前预测到变化的走向。论"机"是汉魏时期"乘时"之士经常的话题。傅玄以为，"权宜"与"变常"二者不可缺一。他批评"善论纵横"的刘陶时说："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三国志·刘晔传》注引）这正说明刘陶只顾"权宜"之得，却不悟"变常"之理。傅玄正是从纵横家学说的要义上点出刘陶的"穷"态的。
此外，《傅子》里还杂有兵家、阴阳家、五行相术方面的零星文字。如兵家言：兵法云，内精八阵之变，外尽九成之宜，然后可以用奇也。（《太平御览》卷三○一）我欲战而彼不欲战者，我鼓而进之，若山崩河溢，当其冲者，摧值其锋者破。所谓疾雷不暇掩耳，则又谁御之！（《意林》）
① 《口铭》有句曰："蚁孔溃河，淄川倾山（按，一作"溜穴倾山"）。病从 口入，患自口出。"又如，傅玄曰："人之涉世，譬如弈棋；苟不尽道，谁无死地， 但[幸]不幸耳。"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1139页，特举此条申述道，"傅 氏 不以军事比棋艺，而以棋局比人事"，是一种"变赋为兴"的新手法。昼战目相见，夜战耳相闻。得利同势，失利相救。（《意林》）
又如阴阳家方面的内容：象天地以立制。（《北堂书钞》卷一六）
宋建椎牛祷赛，终自焚灭。文钦日祠祭事天，斩于人手。诸葛诞夫妇聚会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举族诛夷。此天下所共见，足为明鉴也。
显然，傅玄认为淮南反叛的失败原因是"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班固语）造成的，批评了阴阳家中"拘音"的荒诞行径。再如相术之议曰：相者曰：三停九候，定于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于一寸之目；天仓金匾，以别富贵贫贱。（《意林》）
以上这些议论或引述文字，在《傅子》中存留不多，更深入的意见不能测知。但是，这也确实反映出《傅子》原本中涉猎的内容比较广泛，对诸子百家之学均有过相关的评议。
总之，《傅子》兼容各家的内容这一特点是明显的。这决定着它的思想风貌。
（三）《傅子》应为"杂家"类著作
《傅子》不仅内容上兼容各家，而且就其思想倾向而言，也应该归入"杂家"类。《隋书·经籍志》就是这样做的，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先看《隋·志》是怎么归纳"杂家"的特点的：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也。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而无所指归。
这一归纳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着显著的修正之处。班固以为，"杂家"源出议官，"道家"源出史官；"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君人南面之术"，属于道家学说的要义。《隋·志》是将班固分列的"道家"与"杂家"相揉而并，使得新确定的"杂家"面目更具班氏"道家"积极一面的特色。这样，"杂家"源出史官，是论"祸福存亡之道"、"王者之化"，亦即言"君人南面之术"的。以此相绳，既符合傅玄的史官出身的身份，又符合《傅子》思想内容的实际情形。此其一。
其二，《隋·志》是经过唐初魏徵之手而成的，而魏徵是十分熟悉《傅子》一书的，由他编集的《群书治要》里大量采辑《傅子》，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治要》所辑入的《傅 子》文，其实只限于内篇，这是魏徽最感兴趣的部分。《隋·志》将《傅子》放在"杂家"类，是否考虑到外篇、中篇的内容，这不大清楚；仅就内篇而言，说《傅子》应入"杂家".电是符合条件的。在这点上，魏微不会含糊。
其三，魏徵之后，盛唐初的黄老派纵横家赵蕤采辑前代诸子杂著而成《长短经》（又称《长短要术》），也大量收入了《傅子》文。据他本人作序宣称，他辑录的指导思想在于"救弊"，感兴趣的主题是霸道。因此，辑入最多的要数《荀子》、《淮南子》和《傅子》。谋"南面之术"，论君主专制，言知人善任，这正是《傅子》里最具特色的内容。赵蕤作为纵横家，既不赞成孔孟之儒，又不欣赏法家，而是出入于儒道，偏好于兼容之长的杂家。《傅子》虽以儒法兼济为主，儒、法二家中又偏于儒，有荀子思想的特性，但是，《傅子》有别于荀子，兼综各家之长，既不能简单归之于儒家，又不能贸然划入法家，而应该是杂家。从赵获的思想倾向上，我们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傅子》的思想性质产生误解，而且影响很大的分类，是清代《四库全书》造成的。《四库全书》将《傅子》列入儒家类著作，这完全不符合实际。它改变了《隋·志》以来的著录分类，而这跟它粗疏草率采辑很不完善的缺陷有关，也跟它审之不慎的弊端有关，因而是不可凭信的。清末文廷式、叶德辉对此发表了重要意见。文廷式曰： 是其学亦兼取诸家，真杂家者流耳。纪文达入之儒家，非是。①叶德辉曰： 《傅子》，隋、唐《志》及宋《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入杂家，最合流别。今《四库》入儒家，则以所存二十余篇《皆关切治道，阐启儒风"，故进而与《中论》、《中说》相参乘欤？②我们认为，《傅子》应归杂家，《四库全书》的归类不当，文廷式、叶德辉的意见是对的。即便以《四库全书》所辑《傅子》而论，归入儒家也是不妥当的。
三、"评断得失"的史学见解
傅玄曾为史官，编撰过《魏书》，评论过"三史故事"，现存《傅子》里保留了大量有关内容，《三国志》裴松之注文引用较多，且较为完整；其他典籍里零星散见，多是摘引片断，缺少上下文的照应。联系起来看，从中可见傅玄对历史人物、典籍方面的不少独到见解，这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一）
关于历史人物、事件方面傅玄在自己的政论文里，经常举引历史故事，作为论证问题的重要论据，涉及到的人物多达30 余人。这种引史为证的说理方法，亦为前世当时的思想家、政论家以及文人政客普遍使用，傅玄沿用此法而已，无需特别在意。当然，他有时能根据论题角度，对同一人物作出相应的评价。例如，对辅佐秦国的商鞅、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傅玄就既议其非又论其是，显示出一种通达的特点。再比如，傅玄对曹操这位乱世枭雄，肯定的地方较多，《傅子》里赞扬的文字不少，但也批评他疑诈任法的另一面。类似的例子还有。这说明傅玄的历史观中辩证的思想是较为明显的。《傅子》里这方面有价值的内容，略可见数端。
首先是对古史记载的一些新颖见解。比如他说：若谓黄帝后乃有舟揖，庖牺之时长江大河何所用之？（《意林》）
这是对《世本》记载的质疑。《世本》曰："共鼓、货狄作舟。"（《艺① 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一书讨论《傅子》时引用。这段文字为《纯 常子枝语》卷三六所出。"纪文达"指《四库总目提要》的总撰者纪昀。
② 叁见《傅子·叙》。文中提到的《中论》，为汉末徐斡所撰；《中说》为 隋代王通所撰。《隋书》或《唐书》将这两种著述置于儒家类，与《傅子》不在 一类。
文类聚》卷七一引录）《说文解字》曰："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揖，以济不通。"据传说，共鼓、货狄是黄帝二臣，活到尧、舜时代。所以一般认为，舟楫的发明应用是在"黄帝后"。傅玄不相信这一记载的可靠性，认为在黄帝之前的远古时代，例如人类传说中的"庖牺之时"，就应该有舟楫的利用。古史邈远，文献不足，考古难证。我们今天已无法确认傅玄的怀疑是否有道理，但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却是新颖的，值得考虑。类似的例子，又如：虢是晋献所灭。先此百二十余年，此时焉得有"虢"？则此云"虢太子"，非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虢太子死"句下，唐司马贞《索隐》引。
又，同篇裴骃《集解》亦引，文字与此稍异。）
是时，齐无桓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句下，《索隐》引）这两条文字是对司马迁的记载提出质疑的。神医扁鹊在世，当在赵简子专国时期，即春秋时晋昭公、顷公、定公在位期间（前531 年后）。而貌的灭亡是在晋献公在位时（前676-651 年）的事。所以傅玄说，扁鹊当时不可能与已灭120 年的虢之太子及不存在的齐桓侯发生任何瓜葛。
以上这些片断评论，对我们认识古代史不无参考价值。
其次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议论，别具只眼。比如他说：孟轲、荀卿若在孔门，非唯（子）游、（子）夏而已，乃冉（伯牛）、闵（子骞）之徒也。（《意林》）
这是将孔门后学孟子、荀卿与孔子弟子进行比较的。《论语·先进篇》记录孔子学生各有所长的情况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闵子骞、冉伯牛是孔子早期学生，孔子称赞过闵子骞的孝（《先进篇》），探望过冉伯牛并对他病重不愈深深叹惜（《雍也篇》）。子游、子夏是孔子后期学生，专心教学，有学问而不做官。傅玄这里是对孟子、荀子表示敬意的，认为二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德行。孟子重义，荀子重礼，都对孔子重仁的学说有继承有发展；孟、荀生前游说诸侯，不合当世，愤疾异说坏政，退隐著书，都显示出一种"不相与谋"的君子本色。所以傅玄以为"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篇》）的这种德行表现，其实是盂子、荀子身上更可贵的一面。又如他说：或问：刘歆、刘向孰贤？傅子曰：向，才学俗而志忠；歆，才学通而行邪。（《太平御览》卷五九九）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向好《谷梁春秋》，著成《洪范五行传论》，重灾异变化，以此解释人事政治，迷信思想十分浓厚；但是此公在元帝、成帝之世，却上疏直言，敢于同外戚许嘉、史高以及王凤等人的放纵行径作斗争，痛斥宦者弘恭、石显的弄权作乱，虽迭遭下狱免职的打击，但其志不移，于社稷"言多痛切，发于至诚"（《汉书》本传语）的初衷不变。刘向之子刘歆既通《谷梁春秋》，又好《左氏春秋》，在学问上主张"兼包大小之义"，不可"偏绝""守残"（《汉书》本传语），显得不同异常，因而"诸儒皆怨恨"（《汉书》本传语）；但是他不肖其父，缺乏斗争精神，害怕人生风浪，当王莽篡政以后，他竟屈事奸佞，成为"国师"。傅玄对刘氏父子二人的评价，兼顾德行与学识两个方面，认为各有优长之处，很难一概而论。
傅玄对前代拨乱反正的帝王为政特点，也有言简意赅的评价。比如：三皇贵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后义，三王先义而后辞。（《意林》）
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光武教一而网密，故后世守常而礼义；魏武纠乱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贵理。（《意林》）
《傅子》里多处用到"势"与"机"这两个字眼，所谓"势使然也"、"应机而变"云云，就是强调要顺应时势，成无定法的意思。三皇五帝也好，汉魏开国之君也好，他们成就王治霸政的功绩虽然近似，但手段策略各异。从这个意上来讲，傅玄的概括也比其他史家之论有独到之处。《韩非子·功名》篇曰："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傅玄所谓"势"、"机"之义，似乎有综合韩非四方面内容的意味，区别只在于："势"侧重于外部客观的因素，"机"侧重于内在主观的因素，所以"势"可"使然"，"机"要谋运。试看：鸿毛一羽在水而没者，无势也；黄金万钧在舟而浮者，托舟之势也。（《意林》）二 汉之臣焕烂如三辰之附长天，长平之卒拓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势使然也。（《意林》） 存亡之机，开阖之术。口与心谋，安危之源；枢机之发，荣辱随焉。（《意林》）"势"要借，"机"要发，审势而运机，这是胜败安危的关键。《傅子》里记载郭嘉为曹操分析打败袁绍的十条有利条件，正是这一原则成功应用的典范。傅玄为司马氏谋"南面术"时，也有借鉴历史的成分在其中。
傅玄对帝王用人的得失，也有所评议。比如，《举贤》篇就提到刘邦创业，困于巴汉，萧何荐了韩信这位"饿夫""怯子"，使刘邦的事业如虎添翼。又如，《傅子》记三国事，主要突出曹操周围聚集的人才，不单有豫州故旧，还"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征用荆、扬、雍诸州名士，确实有"不间远近"、"至心待人"（郭嘉语）
的气量。在这一点上，刘邦、刘秀都远不及曹操。傅玄对刘秀用人是这么说的：光武凤翔于南阳，燕雀化为鹓雏。（《意林》）
东汉开国，刘秀对南阳乡里感情太深，功臣外戚几乎是青一色的义军故旧网络。这种模式在东汉前期凝固不变，大大地限制了这个政权的生机。"燕雀"得志而尊，实际上是新王朝的劫数。
最后，《傅子》所记，有不少内容可补正吏之缺，它的吏料价值是值得注意的。比如：蒯躬，字叔孝，性方严，有容仪。人望而畏之，有过其门者，皆整衣改容。（《太平御览》卷三八○）
蒯躬其人，史书无传无名。从《傅子》的这段记载里，虽仍不得其详，但反映出傅玄选材记事时自有体例的特点。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大量注引《傅子》文，正是注意到它在当时超越他处所见的优长，引用50 余处，七八千字。后来，选材谨严的《资治通鉴》在反映三国政治、军事的历史时，不少材料直接取自《傅子》，而且大段移用，几乎一字不动。比如：郭嘉陈述袁、曹十败十胜之言，傅斡说马腾、谏曹操南征，刘晔巧诈言伐蜀，马钧发明指南车等，这些极重要的资料都是《傅子》中独有而他处不见的。除正史资料外，《通鉴》记叙建安至正始一段史事，取材裴注《傅子》的文字，在数量上是最多的。
此外，我们还能注意到《傅子》中关于风俗、交往方面的逸事记录。例如：汉宣帝时范延寿奏处三男娶一女之讼事，汉末西域火烷布、苏合香相继传入中原事，曹操倡节俭表现在王公服色简易，嫁女不奢等细微之处，魏明帝时竟有已死去30 年的妇人复生的可疑事在京城传扬，等等。这些内容引起了傅玄的注意，大概在《傅子》中原有大量采撷，略可见记录怪异的另一特点。①以上我们只能从《傅子》现存文大体推测判断其史料性质。大量的文字不存，使我们无法深究。我们可以确信，傅玄的《魏书》是独立完成了的，它在《傅子》中或为中篇里的主体部分，其篇幅肯定远远超过今可见到的零星记载。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唐刘知几《史通·序传》所议，傅玄曾写下过一篇"自伐"，"夸尚"的"自序"。刘知几看到过这篇序文，今存《傅子》文中有述及傅玄自身家世的文字，按照严可均的意见是《魏书》的组成部分。按照惯例，自序是《魏书》的压篇之作，说明《魏书》已成，出于博玄一人之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二）关于历史典籍方面
傅玄对前代典籍的异同、优劣的辨证意见，学术水平是很高的。下面分项介绍。
1.《国语》的作者傅玄曰："《国语》非邱明所作。凡有共统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左传·哀十三年：正义》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