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现在可知的最先否定左丘明作《国语》的文字资料。司马迁《报任安书》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代以来，相传《国语》和《左传》都是左丘明所作。其实根据后人研究的结果，这两部史书都不是左氏之作。傅玄当时是通过对比二史所记同事不同文、一虚一实的相异特征，发现了其中破绽的，认为二者"不可强合"，如果《左传》是左氏之作，则"《国语》非邱明所作"。
2.《论语》、《孟子》的成书傅玄曰："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然子舆，孟子之字也。"（《文选》卷五四，刘孝标《辨命论》注引）
关于《论语》的成书情形，《史记》记载没有具体反映。《汉书·艺文志》讲，这部书是孔子与弟子间"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也就是说，《论语》一书成于孔子死后。傅玄的意见基本上沿袭班固之论，不过他突出了仲弓的作用。仲弓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出冉雍的字，他比孔子小29 岁，在《论语·先进篇》列入"德行"名单里，《雍也篇》多涉有关他的言行。今人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里，引用了傅玄的话，认为《论语》出自孔子不同学生及再传弟子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列入"德行"的四位弟子中，颜渊、冉伯牛死于孔子之前，而有关闵子骞的言论，又是他的学生追记而成（据杨伯峻《导言》），他比孔子小15 岁，似乎没有着手记载他与孔子间的交往言谈。因此傅玄以为应从仲弓算起，虽不详依据何在，但确有合理的成分。
关于《孟子》的成书情形，《史记》说是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合作而成的。傅玄认为：第一，孟子本人亲自著成七篇；第二，其书受《论语》影响，是"拟其体"的产物。今人杨伯峻先生研究的结论是，《孟子》"大概是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全书文章风格一致，可能经过孟子亲自润色"；《孟子》仿《论语》而作，取题、成章的格式完全相同，汉代将二书同视作"传记"并立博士，可见后人也认为是同类之作。①这实际上跟傅玄的意见出入不大。只是傅玄提到孟子有字子舆一事，不知何所出。因为《史记》未出孟子有字，东汉赵歧、徐斡也不知其字，曹魏时王肃、傅玄却凿凿而言，说孟子有字"子舆"。这或有所本，但后世学者大多持怀疑态度。
3.《管子》的作者问题傅玄曰："管仲之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困学纪闻》卷一○引）
关于《管子》一书的真伪和成书年代，傅玄的怀疑意见，可以说是相当有眼光的。在《四库全书》编纂以前，学界普遍认为《管子》是管仲所撰，②很少有人怀疑。《总目提要》引述了傅玄的文字，也引了南宋学者叶适的文字，结论是折中含混的，认为管仲手撰与他人记述笺疏，并"由后人混而一之"。真正使问题深入明朗的研究工作，是当代前辈学者罗根泽、郭沫若等人进行的。罗根泽考出战国以前没有私家著作的结论，③可以当作定论。管仲生活的时代尚属春秋前期，诸家看法虽有前后差异之别，却都赞同《管子》书的全部或一部分，均不可能有管仲自著的文字。至于《管子·轻重》篇，郭沫若认为"成于汉文、景之世，皆确凿有据"（《<管子集校>校毕书后》）；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王莽时所成。④因为《轻重》篇是讲理财问题的，涉及到货币的流通管理，因此它不可能成于汉代以前，也是有根据的。
傅玄于1700 多年前发表的关于《管子》一书的总体意见，为当代学者所证实，这反过来可以证明傅玄在当时学术上的独具慧识。傅玄之后，他的这一真知的见少有人注意，长期被埋没。南宋学者朱嘉、叶适虽持论与傅玄相近，①但是否受傅玄启发，就不得而知了。
4.《世本》的成书时间傅玄曰："楚汉之际，有好事者作《世本》，上录黄帝，下逮汉末。"②（《意林》卷五）
《世本》一书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写作《史记》，从《世本》中借鉴其体例，利用其史料，这是《隋书·经籍志》等多处记载① 参见《经书浅谈·<孟子>》，载《文史知识》1982 年第2 期。
② 《汉书·艺文志》："《筦子》八十六篇。"（"筦"与"管"同）属于道 家类。《隋书·经籍志》："《管子》十九卷。"属于法家类。二志均题为管仲所撰。
③ 参见《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一文，载《诸子考索》。
④ 叁见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版。
①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五
七、叶适《水心集》都以为《管子》非管仲所著，既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
② 严可均《全晋文》卷五○，于此段文字下加按语："'汉末，字当有误。或兼《续世本》言之。"但是，据唐刘知几《史通·占今正史》所载，《世本》"终乎秦末"。刘氏很可能是引述傅玄这段话的大意，则"汉末"应为"秦末"之误。
的事实。《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世本》15 篇，这是西汉未刘向校定而成的。这部书的作者，刘向说是"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③，不免笼统，而与傅玄同时代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里说是"左邱明所作"④，则反映出刘向以后附会的流行看法。
令人佩服的是，傅玄又是独发高论，提出了新的见解。所谓"楚汉之际好事者所作"，不仅为唐代刘知几认同，而且时至今日似乎仍不失为的论。5.《桓子新论》的内容评议傅玄曰："桓谭书烦而无要，辞杂而旨诡，吾不知其博也。"（《北堂书钞》卷一○○）
桓谭于《后汉书》有传。他是西汉未、东汉初一位知名学者，曾受业于刘歆、扬雄，晚年仿刘向《新序》、陆贾《新语》，著成《新论》29 篇，呈送给光武帝刘秀，"光武读之，敕言卷大"（《后汉书》本传引《东观记》）。《隋书·经籍志三》"儒家类"著录："《桓子新论》十七卷。"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录而成三卷。
《新论》一书问世后，不仅光武帝"善焉"称道"卷大"，而且同时代的学者，例如刘歆、扬雄、班固都各在自己著作里征引其中不少内容；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更是多处推崇，认为当代著作里"君山（桓谭字）为甲"。总之，桓谭《新论》在东汉初年赢得盛誉，号称博学多通。
傅玄对《新论》评价不高，第一说它烦杂，第二称它"旨诡"。从现存《新论》遗文来看，其中有论政事的，有述见闻的，有读书笔记，也有随笔杂感，还有不少自矜的文字，确实涉及面广泛。桓谭在政治上主张尊王贱霸，个人经历上有过屈事王莽担任掌乐大夫的一段发迹史，并在自己的著作里津津乐道。这可能是让傅玄反感的原因所在。漫无边际的烦杂内容，在《新论》一书里是存在的；言行相诡的内在缺陷，质诸桓谭，也是不可否认的。①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傅玄对前代典籍的评议，大大超出了当时人的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的见，这对后人仍具有不能低估的参考价值。
（三）"三史"得失
傅玄在世时，"三史"指《史记》、《汉书》与《东观汉记》。他对这三部史书特别是后二史发表了相当出色的见解，从中可见他的史学观。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他是怎么说的：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意林》卷五）③ 见《史记集解·序》中《索隐》所引。
④ 见《颜氏家训·书证篇》所引。
① 另外，清人秦嘉谟在《世本辑补·诸书论述》里按语曰："《世本》为 周初至战国时史官相承而作。"此说亦有一定影响。相比较而言，傅玄之说显得 稳妥一点，因为他当时见到的资料比后人要多。"相承说"从时间跨度上讲有数 百年之久，可能性较小。
① 关于傅玄评论《新论》的意见，钱钟书认为尚难令人信服。《管锥编》第 三册第976、977 页指出："通观《新论》，桓氏识超行辈者有二：一、不信谶纬，二、不信神仙"；"窃意《新论》苟全，当与《论衡》伯仲"；"傅玄 自应持之 有故；然据残存章节，吾尚未甘傭耳赁目，遽信斯评"。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守节，述时务则谨词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意林》卷五。又《史通·书事篇》所引，去首尾二语）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未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史通·核才篇》引）
以上这三段话联系起来看，傅玄的看法是：《汉书》既是一部有成就的"命代奇作"，又有严重的缺陷，与《史记》相比，"非良史"；《东观汉记》历次修撰，每况愈下。这些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就傅玄所言，逐项考察一番。
第一，班固《汉书》讳言其父修撰之功，盗名作弊。《史记》与《汉书》修撰过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父子二人相续而成的。但是，司马迁《自序》里明确交代，他完成《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继承其父司马谈的遗志；而班固《叙传》不仅只字未提其父班彪修史之功，而且在《汉书》中多处作手脚，冒为己功。史家于此多有揭露。《后汉书·班固传》讲，班固是在其父死后，"以彪所续前史未详"，"欲就其业"的，后来他因事下狱，其弟班超向明帝"具言固所著述意"，又得以继续完成《汉书》。刘知在《史通·古今正史》里指出，班彪"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续修当中入狱，"固弟超诣阙自陈，明帝引见，言固续父所作，不敢改易旧书。帝意乃解，即出固，征诣校书，受诏卒业"。因此，后人统计《汉书》中有90 余人篇是因袭《史记》之文的，加上班彪所撰65 篇，合计150 余篇，占了纪、传人数的一半。现可知出于班彪之手者，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明标其名，而《元帝纪·赞》、《成帝纪·赞》所称"外祖"、"姑"显然是班彪口吻。杨树达《汉书所据史料考》指出："观固叙传中于彪续《史记》六十五篇，绝不叙及，而记己撰《汉书》事，亦绝不言秉承先志，与太史公《自序》迥乎不同，则固之攘善盗名，殆无可追。"此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第二，从三个方面力贬《汉书》非"良史"。傅玄虽然从整体上充分肯定了《汉书》的成就为"命代奇作"，至于"奇"在哪里，他并没有具体言及，我们不好细论；但是从内容上贬低它的价值，却是明确有所指的，认为"论国体"、"叙世教"、"述时务"，都是有意用曲笔，掩盖事实真相的。
班固著述《汉书》的宗旨是"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叙传》语）。
他力图以"天人感应"、"皇权神授"的唯心史观去评论、总结西汉一代历史的得失，因而只能写出"宗经矩圣之典，端绪宏赡之功"（《文心雕龙·史传》评语）的王朝正史。这与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一家之言"是正相反的。因此在体例上，《汉书》以帝王为中心，一帝一纪，删掉《史记》中有的《项羽本纪》，增入了《惠帝本纪》以代《吕后本纪》，将汉未徒有其名的成、哀、平三帝也分别立纪"以显国统"（《史通·本纪》语）。在纪传里，掩盖各种社会矛盾，美化统治者，这是处处体现出来的。博玄说《汉书》"饰主阙"，那是班固修史中有意使官方色彩变浓的倾向决定了的。至于"抑忠臣"，班固在《匡张孔马传》里猛烈抨击的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等儒相，正是傅玄赞许的人物，例如匡衡、张禹，《傅子》里讲："匡衡以善《诗》至宰相，张禹以善《论语》作帝师，岂非儒学之荣乎！"（《意林》卷五）还有，班固在《晁错传》里攻击晁错"为人峭直刻深"，比傅玄年岁稍小的张辅就极为不满，说班固"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晋书》本传）。
傅玄批评《汉书》"贵取容"、"贱守节"。这与后来刘宋时范晔的意见一致。《后汉书·班固传论》指出，班固"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此下，唐李贤注引了《游侠传》里班固对剧盂、郭解的一番议论以为证，其中竟有"其罪不容于诛也"之语。相反，班固却将残害人民、作恶多端的张汤和杜周，从《史记·酷吏传》的体例里抽出，为之另立专传，表明了回护的倾向。类似的例子，又如《王莽传》，实际上是以传代纪，编年记事，俨然是帝纪的变通，洋洋洒洒，长达4 万余字，反映出东汉初年班固、桓谭等一帮人对工莽新朝眷恋难舍之情。另外，班固将陈涉不入《世家》而入《列传》，他在诸《列传》的题目上或称名，或称字，或书官爵，在正文里有意剪裁，都是费心良苦的。这些都说明，班固修史出于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目的，不但体例变了，而且行文措词中褒贬取舍间的感情也变了，正史的面目再清晰不过了。
傅玄还批评《汉书》统御文字"谨词章而略事实"的弊端。《汉书》后来赢得了"详赡"的盛誉，原因就在于其中大量引用奏疏、赋文等文字，占的篇幅不小。当然这在保留史料方面是有价值的，应该肯定。但是作为史书，资料引述过多，而记事部分却很薄弱，又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缺陷。我们读《汉书》，不难发现一些传记除了引用文字外，正文少得可怜，几乎可视作串词看待。还有一种情形，傅玄没有明确讲到，晋代张辅说到了，即"中流小事，亦无足取焉，而班皆书之"（《晋书》本传），这也同样是"略事实"的表现。
由上可知，傅玄指出《汉书》的三不足，并非罗致不实之词，而是它在指导思想、体例以及书法上客观存在的问题。傅玄说得并不过分。
第三，《东观汉记》写得很拙劣。关于《东观汉记》的详细修撰情形，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东观汉记》有极为详尽的考证说明。这部史书在东汉一朝前后断断续续修撰过四次。第一次是在明帝永平年间（58-75 年），由班固等人（傅玄提到的陈宗、尹敏、杜抚、马严均在其中）在兰台或仁寿阈修成《世祖本纪》及列传、载记28 篇，称为《汉史》或《建武注记》，亦即傅玄所谓的"中兴纪传"。第二次是在安帝永初四年（110 年）至元初之末（120 年），由刘珍领衔续修，修史地点移至东观，任务是在班固等人第一次修出的基础上修改、补充、增加有关内容，国史的面目己具，称为《汉记》。《隋书·经籍志二》著录《东观汉记》，出以刘珍之名，由此而来。第三次是在桓帝元嘉、永寿年间（约151-155 年），由伏无忌、边韶等人修撰（傅玄提到的未穆就在其中），他们新成114 篇，加上班固等第一次所成28 篇，加目录1 篇，合143 篇，《隋书》所谓143 卷之数已具备。第四次是在灵帝熹平年间（172-177 年）直到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修撰人有马日、蔡邕，还有傅玄道及的卢植、杨彪，任务主要是修订已成部分，增入的内容主要是《灵帝纪》。所以《隋·忐》讲"起光武记注至灵帝"。
刘勰指出，"傅玄讥后汉之尤烦"（《文心雕龙·史传》）。所谓"后汉"，即指《东观汉记》。①傅玄发现，《东观汉记》从一开始就问题不少，① 刘勰在同篇里，还写道："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傅玄现存文字， 只是批评《东观汉记》的体例与《汉书》相比，"尤烦""不足观"，越到后来越不像样子，继成之文"盖陋"。因此，傅玄认为这跟班固始修形态的关系很直接。如果说《汉书》可称力"奇作"的话，《东观汉记》只能说它是庸作。这是什么意思呢？傅玄没有深入说明，只怀疑"拘于时"是使其然的一个因素，言外之意，这不是主要因素。联系他批评《汉书》的意见，恐怕所指应在修史的根本指导思想上。因为《东观汉记》不存，我们已无法加以证实。
另外，据史书记载，董卓作乱时，献帝东迁途中，史书典籍"略无所遗"，"湮没不存"（《后汉书》的《蔡邕传》、《献帝纪》），因此有人认为《东观汉记》在这场浩劫中遭厄全亡。我们从傅玄的言论中可知，或许蔡邕撰集部分多失，而《东观汉记》总体上是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傅玄于曹魏正始年问得以阅览全稿，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后来《隋书·经籍志》载录143 卷之数，也是真实情形。
（四）傅玄的史学观
傅玄不仅有关于对历史人物、前代典籍以及"三史"得夫成败方面的言论，而且他有撰写《魏书》的实践，从中可见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他认为，"良史"应该具有直笔的特点。他不满《汉书》、《东观汉记》的书法，就是因为其中曲笔大重，"拘时"陋习太浓，以致歪曲了历史真相，颠倒了忠好是非。他的这些看法，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首发之论。晋代张辅、刘宋时范晔、唐代刘知几等批评班固及其《汉书》之失的意见，实际上都没有超出傅玄议论的思想高度。而且他们并没有像傅玄那样，兼及《东观汉记》。如果说《汉书》还多少受到《史记》的影响，只是"续前史"而作出增删调整的话，那么《东观汉记》就是另起炉灶，从中更能反映班固史学思想的偏失。因此，观察《汉书》应该而且必须联系《东观汉记》编修的指导思想。傅玄这样做了，而上述其他几位史学家却缺少这一环节，尽管他们当时都有条件看到《东观汉记》。
傅玄撰成的《魏书》，今可见存文不多。刘知几大概看到过这个完本。
他在赞同傅玄批评《汉书》意见的同时，讥讽道："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史通·书事》）这话既针对班固，又有挖苦傅玄的意味。刘知几总的倾向是崇扬《汉书》的，他捎带着批评了傅玄，是说傅玄所成《魏书》也并不见得高明。这里应该先说明白，评论与写作是两码事，相提并论不合逻辑。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就《傅子》中所记三国事，作点粗略考察。傅玄记叙三国人物，内容较完整的，今存《刘晔传》和《马钧传》。刘晔在曹操时作为谋士，发挥过重要作用；在明帝时作为辅臣，心计太盛，自我暴露。傅玄记这个人物，既显示其机智的一面，又揭示其巧诈的一面，赞其美而叹其伪，写得很有特色。至于马钧其人，巧于工艺，拙于言辞，功不可没，用不可妄，立传书其事，就很不寻常。通过这两人的传记，我们能够发现傅玄传人重事实的特点。刘晔也好，马钩也好，各有其所长，各有其所短，既不应以长护短，又不能以长攻短。
再看其他零星记载。如记曹操，写他南征孙权失利之误，记他北代袁绍不好，似乎不及文字"尤烦"的问题。刘勰当时或 另有所见，可惜傅玄关于"尤烦"的具体内容，文字已不存了。
前"欲讨之，力不敌"的犹豫，表现他广延有识之士又事事咨询的虚心态度，反映他在"天下凶荒"之时裁帛为蛤的简易处境，点出他受人（丁仪）离间诛杀名士的草率行径，等等，这些内容是《三国志》未载入的，从中可见曹操其人既力统帅又为凡人，既是英雄又是枭雄的双重性格特征。又如记魏明帝，写他防范大臣，下令改变舆服之制；傅玄攻击何晏好着妇人之服力"服妖"，其实也是言及魏明帝的，因为这是明帝僻好，此风是他刮起来的。再如记吴、蜀之事，写东吴孙策、孙权治下人才济济，境内安宁；叙蜀汉刘备手下有"三杰佐之"，而诸葛亮又是。"一时之异人"，这些记载客观地反映出天下三分的历史实际，并不因曹魏挟天子之重而轻贬其他割据政权。傅玄还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加以褒贬评论，如管宁之"醇德"、胡昭之好学、荀彧荀攸之贤、袁涣华歆之清、郭嘉之谋、傅嘏之识、曹仁之勇，以及何晏，邓飏一伙的朋党无行，等等，有的材料充实，有的仅留只言片语，但不管怎样，这些点滴所见仍是我们了解把握这些风云人物的少见线索，也是理解曹魏史实的重要依据。
因此，仅从《傅子》今存有关曹魏史有的记载来看，傅玄秉笔直书的这一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跟他唯物求实的史学观是很有关系的。
四、礼乐典制方面的议论
傅玄一生曾为曹魏史官，又参与后来司马氏政权制定礼乐方面的活动，在《傅子》中较多地保留有关于礼乐典章方面的议论文字。这些内容今天看来，似乎对讨论他的思想没有太大的价值，但是从学术意义上讲，这正反映出他远宗荀儒而重礼的思想倾向，而且在历史上曾经很有影响。沈约《宋书》、萧于显《南齐书》，以及唐代修成的《晋书》、杜佑所撰的《通典》，在诸志里大量吸收傅玄的议论，可见重视的程度。下面我们分项摘录他这方面的重要言论。
（一）关于礼制服丧原则
傅玄曰：母舍己父，更嫁他人，与己父绝，甚于两夫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书以后，俗儒造之。（《通典》卷九○，《意林》卷五引。文前尚有"礼云，继父服齐衰"数字，疑非《傅子》正文。）
先王之制礼也，使疏戚有伦、贵贱有等，上下九代，别为五族。骨肉者，天属也，正服之所经也；义立者，人纪也，名服之所纬也。正服者，本于亲亲；名服者，成于尊尊。亲尊者服重，亲杀者转轻，此远近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转薄，此高下之叙也。《记》曰："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①人纪准之，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为于。嫂之与叔，异族之人。本之天属，嫂非姊，叔非弟也，则不可以亲亲理矣；校之人纪，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体无正统，定其名分，不知所附。（《通典》卷九二，"叔嫂服"）征南军师、北海矫公智父，前娶夹氏女，生公智，后而出之。未几，重娶王氏女，生公曜。父① 这段话见于《仪礼·丧服传》。
终之日，谓公智曰："公昭母年少，必当更嫁，可迎还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夹氏女，非复矫氏妇也。今将依汝居，然不与矫氏家事。"夹氏来至，王氏不悦，脱绩经而求去。夹氏见其如此，即还归夹舍。三年丧毕，王氏果嫁。夹氏乃更来。每有祭祀之事，夹氏不与。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夹氏并不为制服。后夹氏疾困，谓公智："我非矫氏妇，乃汝母耳，勿葬我矫氏墓也！"公智从其母令，引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还，于是为服三年。公曜以夹氏母始终无顺父命，竟不为服。（《通典》卷九四，"出母，父遗命令还，继母子服议"条）
以上这三段文字讨论的问题，是关于服丧原则如何遵守的问题。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之道，由此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家族统治体系。后来儒家专门将丧服制度写入《仪礼》这部经典中，服丧轻重的名目体现着贵贱亲疏的分别，以此强化宗族内部的凝聚力，维护社会的秩序，巩固封建统治。这是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但是，汉末大乱，曹操执政以后，丧服制度遭到了破坏，不再遵守。这种状况在曹魏时期仍然沿袭而行，没有恢复旧传统。西晋政权建立后，以孝治天下，着手推行原先实行过的服丧规定。可是由于中断了几十年的缘故，一时实行起来，自会出现种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需要解释，需要明确。前面我们说过的晋初武帝服丧事，傅玄曾对羊祜作过一番阐述，就是一个例子。这里涉及到的不为继父服丧、叔嫂无服、后妻子应为前妻子之母服丧的议论，应该是在入晋以后的事。由于其中有些特殊的情形，按《仪礼》规定又没有明文交代，怎样对待就要看如何理解了。傅玄所议，是从服丧原则中的出入、名服、从服的角度出发，以严格的男尊女卑的父权制为依据的。具体细节无需深入讨论，只需指出：傅玄是站在儒家礼制这一"大本"的立场上说话的。
（二）关于乐制乐器的记载
傅玄曰：律吕本于天地，岂关昆仑？凤雌雄，声能定之哉？此好远之谈也。（《北堂书钞》卷一二○）琵琶体圆柄直，柱十有二，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通典》卷一四四，"琵琶"）《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赢秦之未，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桃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琵琶赋·序》，载《宋书·乐志一》）
神农氏造琴，所以协和天下人性，为至和之主。齐桓公有鸣琴曰"号钟"，楚庄有鸣琴曰"绕梁"。中世司马相如有琴曰"绿绮"，蔡邕有琴曰"焦尾"。皆名器也。（《琴赋·序》，载《北堂书钞》卷一○九）
世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财五音发。体合法度，节究哀乐。斯乃仁智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所能关思运巧哉！（《筝赋·序》，载《宋书·乐志一》）
以上这些文字，描述几种乐器形制，讨论其起源、流传、改造的过程，说明乐制的准则及其作用，在音乐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受到后世极大的重视。研究中国音乐史，从傅玄提供的音乐史料中，能够得到重要的收获。傅玄作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史家，这已早成定论。曹魏时，比傅玄年岁稍小的嵇康（224-263），好"鼓琴"，"晓音"（《三国志》卷二一注引）。今存其文《琴赋》、《琴赞》，《声无哀乐论》等，主旨在于讨论音声与情志的关系，偏于理论探讨。这与傅玄重在提供有关资料的情形不尽相同，各有优长，具有互补性。此外，《傅子》存文中，还有关于舆服方面的一些内容，涉及到汉魏时期车制（如舆车、招车、云母车、金根车、蹋楮车、追锋车等）、服制（如汉末著幍、帢的时尚，魏明帝对服饰的改革等）的变化情形，意义不是很大，不再一一引出。
综上所述，傅玄作为一位思想家，除了他政论文中反映出的为司马氏谋"君人南面之术"的主要思想倾向外，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分析，他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儒法为主而又兼容各家，显出杂家的特点。同时他的史学观是进步的，不少见解独步当时；有关机械制作、礼乐典章方面的论述，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资料。因此，傅玄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仅要注意到他的政论文的倾向和特点，还要顾及到他对中国史学史、科技史和音乐史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