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敕编"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其中收有唐马总《意林》。①《意林》卷五原有傅玄《傅子》、杨泉《物理论》的摘录段落。不知什么原因，"武英殿"《意林》编撰过程中，两种著作的摘录文字错落互见，即所谓的《傅子》文其实是《物理论》文，而《物理论》文中绝大部分是《傅子》文。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意林》收入《四库全书》时，错落现象依旧存在。
清末，叶德辉辑《傅子》，用的是私家所藏宋本《意林》，指出了"武英殿"本的错误，附录了《订讹》；严可均辑《全晋文》时，对《傅子》文于《意林》中的真伪取舍，多方比较，结论与叶氏一致。然而，此前孙星衍所辑杨泉《物理论》，却未加辨识，径录"武英殿"本《意林》，因而造成《傅子》文大量混入《物理论》中的现象。
由于严可均《全晋文》有意不辑《物理论》文，而孙星衍所辑《物理论》又夹杂着不少《傅子》文，后来研究杨泉思想的学者又大多依据孙氏辑本，因而就将傅玄、杨泉二人合为"一家之学"，权称为"傅玄＝杨泉的思想"。①萧萐父《略论杨泉》②一文指出，这样合称"并不稳妥"，"二人的社会政治地位迥异，其著书立论的宗旨以及思想渊源、学术路线，均有所不同"。我们基本赞同萧董父先生的这一看法。至于对傅玄、杨泉二人思想的同异比较，我们拟在讨论杨泉以后的《结束语》中再作结论。
一、杨泉生平考索
关于杨泉，我们知之无多。《三国志·吴书》、《晋书》里既无其传，又无其名，其生干事迹的线索，只有如下三处极简单的记载：1.《北堂书钞》卷六三引《晋录》讲，杨泉为吴处士，入晋，"诏拜泉郎中"，会稽相朱则上书言："杨泉[为政]清操[发于]自然，征聘终不移心。"（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五"杨泉"介绍文字，《全晋文》卷八六朱则《上书言杨泉》文，均据《书钞》，无"为政"、"发于"四字）。
2.《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与"集部"载录杨泉著作，冠以"晋处士"、"晋征士"的称谓。
3.《意林》卷五，在《物理论》、《太元经》下，同注："梁国杨泉，字德渊。"根据这点资料，各种哲学史著作无法更详细地介绍杨泉的生平，推测他生活于吴亡（280 年）前后，入晋以后仍居留会稽，不应征聘，从事著述。
我们以为，要讨论杨泉思想，就得尽可能探明他的身世、生平；他的《物理论》存文及赋文不能忽略，应该加以利用。下面，我们试作一番综合考索。① 《意林》前，原有戴叔伦、柳伯存二序，分别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 年）、三年（787 年）。柳序称全书六卷，今所见者为五卷本。
① 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340 页。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哲学史稿》（孙叔平著），也将傅、杨合论。
② 《武汉大学学报》，1980 年第4 期。
（一）汉末梁国杨氏避地会稽
杨泉的郡望是梁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南），西晋太康元年（280 年）灭吴以前，他居于会稽。杨氏一族由梁国徙居会稽的时间、原因，与汉未黄巾起义。豫州（梁国在豫州境）兵乱有关。
《晋书·孔愉传》讲，孔愉（268-342）"其先世居梁国"，曾祖孔潜"汉末避地会稽，因家焉"，孔愉就称"会稽山阴人"。他的从子孔坦于东晋初"弃官归会稽"（本传）。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孔君平（名坦，字君平）曾造访"梁国杨氏"。按此篇排列顺序，孔坦访杨氏当在王敦反逆之前，即他归会稽期间。这说明"梁国杨氏"家族仍有人居于会稽。另外，《顾荣传》提到的杨彦明、《贺循传》提到的杨方，都是会稽人，估计也是"梁国杨氏"族人。
汉末灵帝中平年间（184-188 年），黄巾起义在豫州声势浩大，与梁国毗邻的陈国、汝南，以及北部兖州境内，讨击战事相连，必然波及到夹在其间的梁国。孔愉的曾祖、杨泉的先祖由梁国"避地会稽"，大概就在这期间。
（二）吴亡后，杨泉北徒洛下
据本传讲，孔愉于吴亡后，由会稽"迁于洛"，具体时间未明。不过，江南人士迁洛的时间，一般在太康之末。
《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元年（280 年）平吴后，"其牧守已下皆因吴所置"，"吴之旧望，随才擢叙"。实际上，除吴主孙皓及其高层僚属被押送洛阳外，江南高门大族人士仍留在江南，多数人还归本郡，或闲居，或"随才擢叙"，一般仍在当地做官。例如，陆机返回吴郡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本传）；贺循回到会稽郡，先后担任阳羡令、武康令。《武帝纪》讲"吴人大悦"，就是因为江南社会秩序没有因吴亡而骚动。
《晋书·陆喜传》曰：太康中，下诏曰："伪尚书陆喜等十五人，南士归称，并以贞洁不容皓朝，或忠而获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随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礼发遣，须到随才授用。"这道诏书下达的时间估计在太康九年（288 年）。这一年，晋武帝下诏全国"举清能，拔寒素"（本纪）。陆机等南方人士于次年（289 年）到达洛阳，是第一批"以礼发遣"而至的南士。陆机入洛后，上疏晋武帝讲："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晋书·贺循传》）这引起了晋武帝的重视，随后征召南方人士到洛阳作官的举措付诸实施。贺循是陆机推荐后才入洛的，孔愉等估计也在这前后入洛。
前面讲到，会稽相朱则上书晋武帝，推荐本国处士杨泉。这也应在太康末年。朱则其人，于《晋书》无传无名，其事不详。他做会稽相，这是入晋后的职事，而且应在太康后期。因为：第一，吴亡前，会稽为郡不为国。《三国志·吴书》孙皓凤凰三年（274 年）、天玺元年（276 年），会稽郡太守分别为郭诞、车浚，说明不设国相。第二；吴亡前，晋朝封投奔而至的原吴宗室成员孙秀为会稽公，并开府，平吴后，"开府如故"（见《三国志·吴书·孙匡传》），首任国相为丁乂（见《晋书·贺循传》），而赵王司马伦于永宁元年（301 年）篡位前，会稽相为张景（见《晋书·贺循传》）。因此朱则为会稽相的时间，当在太康中后期至晋惠帝即位初。
现在的问题是，杨泉被征不就，是仍留在会稽国，还是北上入洛仍为"处士"？这两种可能性部存在。我们的看法是：杨泉于太康末、惠帝即位初，即公元290 年左右，被征入洛，但未就其职，隐居著述。理由如下：第一，杨泉经会稽相朱则推荐、晋室征拜郎中后，离开了会稽。他在《物理论》中讲"余昔在会稽"（《御览·地部》引）云云，用的是追述口气。第二，杨泉入洛的证据，是他与吕子义（或吕义）的交往。他在《物理论》中写道：吕义为太子率更令，严毅清高。（《北堂书钞·设官》）
吕子义，当世清贤士，常往友人处，嫌其设酒食，怀于糒而往。主人荣其降，乃盛为馔。义出怀中干糒，求一杯冷水，食之。（《御览·饮食》。《书钞》引至"怀于糒而往"）今有吕子义，清贤士，为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数之内。子义燃烛，危坐通晓，目不转睛，膝不移处。（《御览·人事》）
吕子义是"当世清贤士"，又为"太子率更令"，他赴宴带干粮、为他人借宿而守夜的奇特行为，是杨泉到达京城以后耳闻目睹了的，不会是留在会稽据远道传闻而作的记载。吕子义其人，史书无名，估计应是晋惠帝继位后所立皇太子司马遹府中的"率更令"。杨泉与吕子义之间，应有交往。
第三，杨泉北上入洛的旁证，是他提及到黄河以及京城近畿弘农、河内的有关文字。《物理论》中，说到"河水黄赤"（《艺文类聚》卷八），"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河内葭莩"（《御览》卷四二）。这似乎也可以证明杨泉写《物理论》时，已离开会稽，居于洛阳或近畿的事实。
第四，杨泉《物理论》中有批评玄学"虚无之谈"和世风浮靡的言论，这是针对西晋元康年间（291-299 年）的中朝玄学思潮而发的。如果他继续留在会稽或呆在江南异地，那么这样的议论出自于杨泉之口，就让人不能理解。
第五，杨泉的作品中，《请辞》、《蚕赋》、《织机赋》所反映的内容，跟当时京城洛阳的风尚、活动有关。《请辞》议论墓祭之礼，涉及到"京师三辅酋豪大姓""连日厌饫"的习俗"迄于今日"的情形，《蚕赋》表现皇室后宫亲蚕的隆重仪式，《织机赋》写到"名匠骋工"、"织女扬翚"的繁忙场面。这些内容当然不可能是杨泉继续隐居会稽一地的想象之辞，即便是议及古礼旧制，也透露出现实的气息。比如，《请辞》是以"古不墓祭"立论的，可晋武帝是有过谒陵举动的，①晋惠帝继位后，永平元年（291 年）正月下诏，重申先前司马懿"不得谒陵"（本纪）的遗令。帝室祭祀，以"宗庙为先"，谒陵"非礼甚焉"（《晋书·礼志上》），但是，"庶人无庙，故祭于寝"（《晋书·礼志上》），京师大族在惠帝诏文下达后，仍沿旧俗，铺张墓祭，既与古礼有悖，又于亡灵无益。杨泉此文正是有鉴于此，写作的时间在惠帝诏文下达之后。再如，《蚕赋》是有感于古人"独不赋蚕"②而作，① 《晋书·礼志中》："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 遵旨。至武帝，犹再谒崇阳陵，一谒峻平陵，然犹不敢谒高原陵。至惠帝复止也。" 崇阳陵是司马昭墓，峻平陵是司马师墓，高原陵是司马懿墓。
② 语出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萧绎挖苦道，"是何言欤！楚兰陵 荀况有《蚕赋》。近不见之，有文不如无述也。"其实，不但先秦时荀子写过《蚕 赋》，而且曹魏时嵇康也写过《蚕赋》。杨泉此语不符合实际。
说的是仲春二月吉日"亲桑于北宫"之礼。这与西晋武帝太康六年（285 年）以后恢复施行的亲蚕时地不相吻合，③但铺写亲桑场面绘声绘色，不像是述古，倒似在记叙眼前情景。还有，《织机赋》所写京城中百工忙碌、百官设张，制机织素的活动，也不是毫无亲身感受的向壁虚构之作。因此，这三篇作品大体上可以确定是杨泉入洛后写成的。
综上可知，杨泉于晋惠帝继位前后，即公元290 年前后，被朝廷征召，离开会稽，北上至洛。他没有任职做官，仍为"处士"、"征士"，从事著述。这与皇甫谧这位"晋征士"的情形有点相似。杨泉《物理论》写成于入洛以后，他的有些作品也作于隐居洛下之时。
二、杨泉著作述略
（一）著录情形杨泉的著作，《隋书·经籍志》作了如实载录。"子部·儒家类"在夏侯湛"《新论》十卷"后附录曰：梁有《杨子物理论》十六卷、《杨子太元经》十四卷，并晋征士杨泉撰。"集部"载：晋处士《杨泉集》二卷。录一卷。
这说明，唐初修《隋书》时，杨泉著作能够见到的，只有《杨泉集》录存的一卷集，其他均为梁代著录的情形，当时有录无书。
后来，唐马总《意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原先卷数：《物理论》16 卷，《太元经》（或《太玄经》①）14 卷，《杨泉集》2 卷。这反映的是唐代购募先代旧书后，到开元年间存书的情形。安禄山之乱后，实际存书已大半散失不存。新、旧《唐书·志》于此均有说明。杨泉的著作，得而得失。唐以后官、私书目不再著录。
（二）辑佚情形唐以后，杨泉的著作已无完整的专集存世，他的文字只零星保存于唐代或唐以前的类书、典籍里。其中，唐马总《意林》里收录得较集中。但《意林》的宋刻本极难见到，清代乾隆年间重刻的"武英殿"本又将《物理论》文与《傅子》文互溷。后来学者依据"武英殿"本《意林》辑佚，错误遂难免。因此杨泉《物理论》至今无善本。严可均、叶德辉二人虽先后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但严可均有鉴于孙星衍已辑得《物理论》问世，故在他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这部煌煌巨著中，有意不收杨泉《物理论》与《太元经》只字，以示不掠他人之美，而在《傅子·叙》里说明"武英殿"本《意③ 《晋书·武帝纪》，太康九年（288 年）三月丁丑，"皇后亲桑于西郊"。 《周礼》规定"蚕于北郊"。魏文帝黄初七年（266 年）正月，也是"蚕于北郊" 的。晋武帝后期，亲桑于西郊的这一变化，可能与新建金墉城北至芒山下，宫城 北郊不便设坛有关，但《晋书·礼志上》解释是为了"与藉田对其方也"，恐不 全是。
① 《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儒家类"作《太玄经》。新、旧《唐书》在《太元经》（或《太玄经》）下均出"刘缉注"。刘缉其人不详。
林》的错误所在，实际上等于是纠正孙星衍辑《物理论》不善的暗示；①叶德辉手里有宋本《意林》，他只是利用它为《傅子》文的可靠性着想，在附录《订讹》卷指出"武英殿"本的失误，虽然在实际上也将《傅子》与《物理论》文区分开了，但《物理论》文单另辑出，却不关他的事，不可能顺便两全其美。
了解上述背景后，我们再看有关杨泉著作的几种版本。
1.孙星衍辑《物理论》一卷这是孙星衍于清嘉庆十年（1805 年）辑成刊印的。现在容易看到的版本，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商务印书馆排印的"丛书集成初编"本。原卷前有马瑞辰序文。从序文知，孙星衍之前，清人章宗源（字逢之）已辑得《物理论》初稿，孙氏是在章氏所辑基础上"重加校正，补所未备"而成。孙氏所辑《物理论》，为其"平津馆丛书"中之一种。辑录刊印时间早于严可均整理《傅子》时校订"武英殿"本《意林》的时间（1810-1815 年）。
孙星衍辑成《物理论》，应该说，还是有功绩的。这就是他最早将散见于各处的佚文汇总成集，引用典籍有15 种之多，摘出165 条佚文。可以说，凡前代摘引注录的文字，辑本大都尽量阑入，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个辑本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孙氏对"武英殿"本《意林》过分依赖，甚至没有发现《傅子》文大量混入《物理论》中是怎么回事。按照马瑞辰序文解释，似乎是杨泉"博采秦汉诸子之说为之，而引《傅子》为尤多"。这当然是一种附会说法，其实也反映出孙星衍的观点。殊不知如此一来，这个辑本中有将近80 条文字是《傅子》文，几占全部文字条目的一半；而《意林》"武英殿"本中《傅子》下12 条文字其实正是《物理论》文，孙辑本大多漏收。因此，孙星衍辑《物理论》，只能供作参考，不能据以信从；特别是其中单独辑自《意林》的文字，只有1 条（"语曰：上不正，下参差 "）
可信，他条皆误。
今天，我们要利用孙氏《物理论》辑本时，必须格外小心，最好是参照叶德辉《傅子·订讹》或严可均《傅子·叙》以后，再作计较。
2.王仁俊辑《物理论》并"补遗"晚清王仁俊辑成《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9月据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影印出版。其中"子编·儒家类"收有杨泉《物理论》69 条，其后又附《物理论补遗》3 条，共计72 条文字。王辑比孙辑所收见少，而且也将"武英殿"本《意林》中混入《物理论》中的部分《傅子》文（38条），仍误以《物理论》文收入。这个稿本所辑，没有增出孙辑的新资料。另外，孙星衍之后，王仁俊之前，还有一种《物理论》辑本，是黄爽所辑，清道光年间刊于"汉学堂丛书"中。民国年间又有修补后刊印的"黄氏逸书考"版本。黄辑本价值不大，不再细说。
3.马国翰辑《太元经》一卷清光绪九年（1833 年）刊印的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六八"儒家类"，收入《太元经》一卷。佚文辑得14 条。前7 条即《意林》卷五中杨泉《太元经》6 条文字，马氏将第6 条分成两条而成；后7 条是从《太平御览》中新辑入的。马氏在卷前称："考《太平御览》亦有引《太元经》而不见子① 关于严可均不辑杨泉《物理论》一事，牵涉到严可均原先与孙星衍兄弟 商议共成唐以前文的一段始末。可参阅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853 页、854 页有关此事内幕的介绍评论。云书中者，皆此书之佚文也，并辑为卷。"也就是说，《御览》只出《太元经》，未出作者杨泉，马氏以为这些文字在扬雄《太玄经》中不见，必是杨泉《太元经》之佚文。
4.严可均辑赋辞7 篇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五所辑杨泉作品是：《五湖赋》，《赞善赋》，《养性赋》，《蚕赋》，《织机赋》，《草书赋》，《请辞》。
遗憾的是，严可均鉴于孙星衍《物理论》辑本已刊行，而他二人在协作辑件过程中分道扬镳，"不屑享人之成"，"《全三国文》卷三五于杨泉《物理论》不辑只字，不按片语，一反通例"①。严氏所为固然避嫌，却不免遗漏，亦有不尽负责之处。除《物理论》文不辑外，《太元经》佚文也一并不收，也是严辑不够完善的地方。
综上所述，杨泉《物理论》文，可据孙星衍辑本，并参考叶德辉《傅子·订讹》与严可均《傅子·叙》，混入的《傅子》文应加识别，漏辑的文字（即"武英殿"本《意林》中列入《傅子》下12 条）应予增补；《太元经》文，可据马国翰辑本；文学作品，则见于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五所辑。这就是我们考察的结论。
三、杨泉从事著述的背景
杨泉的思想，主要反映在《物理论》一书中。《物理论》只保存下不很多的佚文，有的只是片语只言，没有上下文的照应。仅凭这点有限的材料去准确把握他的思想，难度很大，不免要借助推测立论。不过，我们大体能从已知佚文中发现，他的《物理论》主要是推究天文、地理的著作，同时兼及自然、人事；《太元经》佚文以及现存赋文作品，稍可供参考。因此，我们接触他的思想之前，极有必要首先了解他著论立说的学术背景和时代背景。
（一）天体三说的基本内容
据《晋书·天文志上》记载，魏晋以前，关于大体构造、运行的学说有三家，即"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
"盖天说"出现得最早，相传是"周人志之"，在《周髀算经》里作了反映。其要点是：第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员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这是天、地的基本形态。第二，"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这是讲，天地都各有一个中心，参照物是北极星，大地是一个中间隆起的半球体。第三，"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这是讲，天体在转，日月在行，大地不动，天体"牵"着日月由东向西出没运行，恰似"蚁行磨石之上"，实际上改变了日月运行的方向。
"浑天说"出现于两汉。西汉武帝时，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等人考历度、造员仪而肇其端；东汉和帝时，贾逵继作，在员仪上加了黄道；东汉顺帝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张衡将浑天仪加以完善定形，以观天象，著成《浑天仪》一书。此说要点是：第一，"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① 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第853 页语。其中"卷三五"应为"卷七五"。
天大而地小"，即天是实体的外壳，地是实体的内核，都是圆球状或椭圆状的形态；第二，"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即天地皆主要由水构成，其间有"气"支撑而立；第三，"天转如车毂之运"，周天"半覆地上，半绕地下"，白天、晚上等自然变化因而形成，地球是不动的。
"宣夜说"出现得最晚。据说原来有专门的著作，大概到东汉后期，郗萌根据先师相传的内容，作了记述。其要点是：第一，"天了无质"，"高远无极"，即天既不是盖，也不是壳，是一种"苍苍然"的状态，天体、天外都不存在水；第二，"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即天上日月众星是"自然"而成的存在，其运动要靠"气"的作用；第三，"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这就是说，宇宙中北极星不动，大地也不动。
以上三说，共同认为大地（或地球）不动，天体（或日月众星）在运行。分歧点在于：天怎么运动，天有没有边界，天是由什么组成的，地又是怎样的形状，等等。汉魏晋天文学者围绕着这些问题，互相诘难，各自立论，其观点常有相互吸收的特点，很难说完全倾向于某一说，即便他们自称赞成某一说，意在批评另一说的时候，其中也并不纯然一说。例如，汉末学者蔡邕认为，"宣夜之学，绝无师法"，"盖天说""考验天状，多所违失"，似乎"惟浑天近得其情"，他本人不能完全肯定。在他以后，三国两晋学者不乏"好奇徇异之说"，"至于浑天理妙，学者多疑"（《晋书·天文志上》），探讨中各家之说交叉而用，这是"谈天者"的共同特点。杨泉"谈天"，也应作如是观。
（二）吴亡前后江南学者"谈天"的情形
三国时，"谈天者"中以江南学者为盛。入晋后，仍是如此。而江南学者中，又以会稽、吴郡二地人居多。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据《后汉书·律历志中》注引《袁山松书》讲，东汉灵帝时，与蔡邕同在东观"考验天官"的刘洪，著成《乾象术》，是位"浑天说"学者，他后来做了会稽东部都尉，"征还，未至，领山阳太守，卒官"，似乎未到山阳郡（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就死在江南了。他的《乾象历》为吴中常侍王蕃（228-266）所传，并"依其法而制浑仪"（《晋书·天文志上》）。王蕃是庐江人，他制浑天仪之前，吴郡陆绩（188-219）"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三国志·吴书》本传）。至于会稽郡，更是人才荟萃之邦。《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讲，汉末王朗任太守①时，询问会稽名士，功曹虞翻一口气举出众多的当地俊异，使大学者王朗感叹"地势然矣"，"是既然矣"。虞翻著成《易注》，寄送孔融，孔融看过后，答书称"观象云物"，"可谓探颐穷通者也"。
《晋书·天文志上》特别介绍到的两晋时期天文学者姚信、虞耸、葛洪、虞喜诸人，都是江南人士。其中姚信、虞耸与杨泉差不多是同时代人。姚信是吴郡陆逊的外甥，他于东吴孙皓在位时位至太常，写过《昕天论》，以人① 《三国志》本传注引《朗家传》、王朗为会稽太守，"居郡四年"，他离郡 在建安元年（196 年）孙策夺取会稽之时。即公元193-196 年，王朗在会稽。又 据王朗给许靖书信称，他的儿子、后来的学者王肃就出生在会稽。
体比拟天体，认为"天之体南低入地，北则偏高"，故有昼夜长短、寒热不同的差异，基本上是"浑天说"。虞耸是虞翻之子，吴亡后入晋，做过河间相，他的《穹天论》与杨泉《物理论》写作时间相近，立论以为："天形穹隆如鸡子，幕其际，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气之上。 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极，犹盖之有斗也。 斗极之下不为地中，当对天地卯酉之位耳。"这却是"盖天说"，不过借用了"浑天说"的半个"鸡子"和"宣夜说"的"元气"存在的内容而已。杨泉"谈天"，应与姚信、虞耸之说相参照。
（三）扬雄、王充学说的影响
清人马瑞辰讲，杨泉《太元经》是仿扬雄《太玄经》而成的。当今学者多以为，杨泉关于"元气"的理论，受到王充的影响。这都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想就此作点补充说明。
杨泉对扬雄的著作是很熟悉的。《物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扬雄非"浑天"而作"盖天"，圆其盖左转，日月星辰随而东西。桓谭难之，雄不解。此"盖天"者复难知也。
扬雄原来是主张"盖天说"的，受到桓谭责难后，开始"不解"，以后依从桓谭的"浑天说"。扬雄其后写出《难盖天八事》（《全汉文》卷五三），在《法言》里也承认，"浑天""莫之能违也"。扬雄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仿《周易》而作的《太玄经》中。"玄"就是天，就是道，是支配阴阳的"神"，指导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但在解释"自然"时，又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比如，他讲"道法自然"，承认事物的因革损益、转化依存的关系，在认识论上尊重事物的本来性质，又是可取的。《太玄经》是扬雄精心撰写的著作，他对自己的这部著作极为重视，也极为自负。他以当代孟子自居，著《太玄经》有代替《周易》地位的用心，意在构造一个新的世界图式。但是，扬雄在世或死后，《太玄经》遭到世人的冷遇，"终不显"（《汉书》本传语）。桓谭、王充、张衡三位思想家倒是交口称誉，不过推重的是扬雄的勇气，即敢于和圣人平起平坐的"卓绝""卓尔"的气度和标立"天道"新说的创见。这对他们是很有启发的。扬雄生前就知道他的《太玄经》"太深，众人之不好"，不过他坚信"俟知音之在后也"（《解难》）。桓谭也认为"《玄经》数百年其书必传"（《新论》）。果然，汉末三国之际，南方学者注意到这部著作，为它作注，讲读传授。其中有荆州学者宋衷及其再传弟子王肃，还有陆绩、虞翻、陆凯等为之作注，《隋书·经籍志》有著录。杨泉新撰《太元经》，肯定是受到这一学术空气的感染。用天体学说解释宇宙万物，建立标新立异的学说，既是扬雄的本意，也是杨泉的用心。《太元经》不是完全照搬扬雄《太玄经》的产物，这从《物理论》中可以得到证实。关于王充这位东汉唯物主义大学者，对天体的认识，是据"盖天说"驳"浑天说"的，这在《晋书·天文志上》有反映，说明两晋时期他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所以葛洪才要专门批驳。王充认为，"日随天而转，非入地"，"日西转不复见"，是因人目所望有限使然，恰如十里之外的火把看不到一样，"非灭也，远使然耳"。但是，王充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却是"元气自然论"。"元气"构成天地间的一切存在，"自然"决定了一切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和自发性。这一唯物主义的论点，主要体现出反神学的战斗精神，所谓天神、鬼魂等长期束缚人们思想意识的迷信观念，被他从自然界和历史根子上统统驱逐而去。当然，他的宇宙观、认识论也存在着固有的弱点与不足，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杨泉《物理论》中大论大地，处处"元气"，涉及的领域和讨论的问题，几乎与王充相一不二，他继承了什么，提出了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内容。
（四）西晋中朝玄学的"贵无"世风
两汉之际，神学谶纬对政治与整个社会生活都有影响。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各创新说，显示出反潮流的理论勇气。杨泉入洛后，中朝玄学"贵无"论在王衍、乐广等名流的倡导下，"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清谈高远，"宅心事外"（《通鉴》卷八二语），"妙善玄言"，"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王衍传》）。干宝《晋纪总论》对这期间玄学虚诞之风直接影响政务，造成严重的社会失控现象，有十分深刻的揭露。这是人们很熟悉的。杨泉写《物理论》，著《太元经》，探讨天文、地理，涉及人事、政治，也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他不仅仅从扬雄、王充等先驱者的学说中受到启发，也从他们反传统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得到鼓舞。因此，理解杨泉思想的真谛，不能把他仍看成是会稽一地的"处士"，而要把他当成入洛后置身其中又超然不仕的"征士"。我们上面讨论杨泉身世，证明他入洛，因而相应地扩大了学术视野，出现著论立说的契机，这关系很重大。
总之，以上讲到的这几方面的内容，是我们讨论杨泉思想的参照背景，应该时时顾及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