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儒学体系，除开哲学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政治思想。显然，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而其政治思想则是哲学思想的贯彻和归宿。由此表明，董仲舒的儒学体系同他之前的儒家思想一样，有着明显的经世致用的传统，直接与现实政治密切相连，并为现实政治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观照，其社会政治观，乃是其整个儒学体系所要环绕解决的中心问题。
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包括取法于天的王道论（一般政治思想）和汉继秦必须更化的政革思想。这两方面本来是连在一起的，为了更好地把握其王道论，也为了突出其改革思想，现将其化作两章，分别论述。本章先讲王道论。在这个问题上他也继承了孔、孟、荀的思想，但也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王道取法于天
董仲舒的一般政治思想，主要就是他的王道论。在董仲舒看来，君人者国之元本，其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乃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谨小恒微，以求自己的言行合于王道。董仲舒王道论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最大特点，就是王道取法于天。
王道取法于天是建立在天子受命于天这个前提之下的。天子受命于天，如子受命于父，故须尽人子之道，尊天，敬天，事天如父，其治天下，亦必须法则天地，承天意以从事，即以天道为君道或王道。这是董仲舒反复说明了的：王道参天地矣。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②王者承天意以从事。③王者配天，谓其道。④天子者，则天之子也。⑤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⑥除此之外，类似者还有许多，如说："圣人视天而行"①；"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②；"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③；"明王 取天之道"④；"圣人之道，同诸天地，荡诸四海，变习易俗"⑤；等等。这些显然都是说，王者之道就在于效法天地，按天道办事，以天之意为己意以从事。
王者为何取法于天呢？董仲舒首先从"王"字的结构作了分析。他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归之于仁。"⑥这段话表明，王者就在于贯通天道、地道与人道，法天地之道而用于人道，这也就是王道：唯天之施而施其时，法天之命而循诸人，法天之数以起事，治天之道而出法，治天之志归于仁。其次，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也，故生；秋，怒气也，故杀；夏，乐气也，故养；冬，哀气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之。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故为人主之道，莫明于在身之与天同者而用之。"⑦这是说，为人主者，按天道办事，就会获得天下大治的效益，否则就会天下大乱，所以人主应明于在身与天同者而用之。第三，天下之治乱与否，又直① 《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② 《春秋繁露·基义》。
③ 《汉书·董仲舒传》。
④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⑤ 《春秋繁露·郊语》。
① 《春秋繁露·天容》。
②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③ 《汉书·董仲舒传》。
④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⑤ 《春秋繁露·基义》。
⑥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⑦ 《春秋繁露·阴阳义》。
接关系到王者的命运："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之者大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齐桓、晋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圣人不则天地，不能至王。自此而观之，可以知天地之贵矣。"①"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②董仲舒所说人君"法天之行"，或王者"其法取象于天"，方面很多，几乎可以说人君的一切行动无不与天相连。如董仲舒在《天地阴阳》篇中说：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此之谓能配天。
这里显然讲人君"法天之行"，计有三条。另外，在《离合根》篇和《天地之行》篇中有两段几乎类似的话，也从多方面论述了人主法天之行的内容。如《天地之行》篇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阴阳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也，见其光所以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为刚也，考阴阳所以成岁也，降霜露所以生杀也。为人君者其法取象于天也。故贵爵而臣国，所以为仁也；深居隐处，不见其体，所以为神也；任贤使能，观听四方，所以为明也；量能授官，贤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贤自近，以备股肱，所以为刚也；考事实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进，无功者退，所以赏罚也。
《离合根》篇中的那段话，其开头与上面几乎相同，关于人主之行；他说："故为人主者法夭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任群贤，所以受成；乃不自劳干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这两段话所说君主法天之行涉及了许多方面，但综合起来，主要也就是如下四条：深居隐处为神，任贤使能为明，泛爱群生为仁，量能授官而行无为。这四条与前三条的视角显然不同，但内容却有交叉。除此之外，董仲舒还提出了"官制象天"①的命题，以及"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②把前后所提出的这些内容合在一起共计九条，如果把重复、交叉者合并，那么取法于天的王道至少还应有以下几条：贵神、教化、仁德、任贤、无为和官制象天。其中的教化和任贤，我们将有专节论述，这里只对其他四个方面作一简述。
在《立元神》篇中，董仲舒着重阐述了人君的行天之神。他说："体国之道在于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欲为神者在于同心。贤者备股肱则君尊严而国安，同心相承则变化若神，莫见其所为而功德成，是谓尊神也。"关于尊贤这里不去说它，只说贵神。他认为，"为人君者其要贵神。"而所谓"神者"，不可得而视也，不可得而听也。视则不见其形影，听则不闻其声响。故莫得其影，无以曲直，莫得其响，无以清浊。而无以曲直，其功则不可得而败，无以清浊，其名则不可得而度。所谓不见其形，非不见其进止之形，言不可得见所以进止；所谓不闻其声，非不闻号令之声，言不可得闻所以号令。不见不闻，谓之冥昏，能冥则明，能昏则彰，能冥能昏，是谓"神人"。所以，① 《春秋繁露·奉本》。
②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
① 《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②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人君贵居冥而明其位，处阴而向阳，执无端之虑，行无端之事，以不求夺，以不问问，故终日夺之，而人不知所出，终日问之，彼不知其所对。显然，这里继承了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从而有意地把人君之行予以神秘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理论家提出这种"贵神"的理论，是不值得奇怪的，这是其阶级性的表现，同时，这也是他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理论在王道论中的贯彻。
仁德思想既是教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为人主者必须法天力行的王道最根本的一条，他的许多改革思想均本于此。董仲舒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①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王者必副天之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凉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庆赏罚刑，异事而同功，皆王者所以成德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以类相应。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不仅如此，四政者不可以相干和易处，如四时之不可以相干、易处也，王者副天之四时而为四政，就正体现了其仁德思想。所以，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天人策》中亦说："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可见四时之副恰好体现了人君的博爱与仁德。无疑这是董仲舒对皇帝的溢美之辞，不但承袭了孔子的仁学，而且也继承了墨子的兼爱思想。
关于法天而行无为之道，这也是其王道的重要内容之一。董仲舒在《离合根》篇中谈到人君任群贤、不劳于事时就曾指出："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摈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在《保位权》篇他又指出："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故为人君者只须虚心静处，以行赏罚，责名考质，以参其实，使赏不空行，罚不虚出，于是乎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人君之名亦得载其中。董仲舒把这种无为之道称之为"自然致力之术"。显然这里带有着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烙印。量能而授官，也必须象天，所以他专作了《官制象天》篇，详细论述了设官置吏必须按照天之大经进行。董仲舒认为，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列臣备矣。何以如此？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三人为一选，仪与三月而为一时也。四选而止，仪于四时而终也。"故天子自参以三公，三公自参以九卿，九卿自参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参以三士。"他认为，三日而成规，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时，三时而成功。"由此观之，三而一成，天之大经也。"此为天制，是故礼三让而成一节，官三人为一选。三公为一选，三卿为一选，三大夫为一选，三士为一选，凡四选。三臣应天之制，凡四时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为选，取诸天之经；其以四为制，取① 《春秋繁露·四时之副》。
诸天之时。"这也就表明，天子设官置吏，以三人为一选，四选而止，"皆合于天"。
上述诸条可说是王道的具体内容，而由王道的前提"天子受命于天"和"圣人法天而立道"所表示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以及"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思想，应该说也是贯穿于王道上述诸条的重要内容，或说是更根本的内容。这两句话出自《玉杯》篇。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对于这两句话，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或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这两句话仅能"导出神学政治的结论，依然是封建专制的护符"①；另有人认为：这两句话完全是地主阶级为了"适当的限制"其"代理人的权力"②；再则有人认为，把这两句话与"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相参照，表面上说的是天意，实即在言民意，因而他不过是"假天威以行人事罢了"，"其形质虽为神权，其精神乃在民权"①。以往总是把这三种观点对立起来，我则认为，这三种观点实是统一的。董仲舒作为地主阶级的理论家，他之所以提出这两句话，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无疑是为着巩固封建制度的。但是如何才能达到巩固封建制度这个目的呢？一方面他深知，封建皇权乃是封建制度的根本（如《立元神》篇所说："君人者国之元"，"君人者国之本"），因此，巩固封建制度，必须加强皇帝的权威。他所谓"以人随君"及"屈民而伸君"，无疑正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威。然而，董仲舒作为地主阶级的理论家，比那些当政的官僚及普通地主要看得远。所以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要使封建皇权得到巩固，在当时人们处于愚昧、迷信的情况下，最好要把皇权神圣化。这样，一则可以使皇帝具有一种神圣性，用以惧愚者，不敢轻易造反；再则也可把君权置于天威之下，使皇帝对天亦有所畏，节制地主阶级对老百姓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以免激起民变，危及其现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他所谓"以君随天"及"屈君而伸天"，就是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当然，他的"屈君而伸天"，其中亦包含有允许臣民起来进行汤武式的革命，并讨伐无道昏君的权力。这里也就包含了"民本"的思想。不过，我以为对这种"民本"思想，正如"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一样，并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不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肯定，而只不过是要人君认识人民对他的统治地位的重要性，因此，不应看得过高。况且，他所肯定的汤武革命，与巩固封建制度并不矛盾，相反，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讨伐了昏君，接着又会立一个"有道的明君"，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所以，这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封建专制制度。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110 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70 页。
① 林丽雪：《董仲舒》，第81 页。
二、王道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董仲舒王道论的另一重要内容，也是其第二大特点，就是重教化，以教化为大务、以刑罚为辅。
教化，原本就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事务。但是，为了强调教化的神圣性和必要性，董仲舒也像把其他王道的内容归之于天那样，同样把教化与天的四时进行了类比，说："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①这显然也就把教化与威势（主要指刑罚）的根源归于了天地之数。
何以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呢？除了王道本于天，而天不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这一理由之外，董仲舒又认为："政有三端：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②显然，从政之三端来看，独以威势，是不能成其政的。相反，却须"先之以博爱，教之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③无疑，这些也都不是靠着独恃威势所成就者，只有教化才能成其功。
这里就包含了对教化的社会作用的看法，如董仲舒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好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水之走下，不以堤防，不可得止。民之从利，不以教化，亦不可得止。教化乃防民从利不可得止的堤防。故教化兴，奸邪止；教化废，奸邪出。所以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②。可见，教化乃是王者治天下所必从事的"大务"。
何以谓"大务"？在董仲舒看来，人君为政，无非德教与刑狱二者。然此二者不能平列，必有主从、本末、多少。如董仲舒在《基义》篇中将德、刑比之于阴阳。他说：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为请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筒其刑，以此配天。董仲舒还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阴者天之刑，迹阴阳终岁之行，以观天之所亲，而任天之功。关于阴阳的运行，他认为，虽然阴阳终各六月，远近同度，但其所在异处。阳气始出东北而南行就其位，西转而北入，藏其休；阴气则始于东南而北行，亦就其位，西转而南入，屏其伏。故阳以南方为位，以北方为休，阴则以北方为位，以南方为休；阳至其位而大暑热，阴至其位而大寒冻；阳至其休而入化于地，阴至其休而避德于下。故阳出实入实，阴出空入空。故此董仲舒又说：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阳者岁之主也，天下之昆虫随阳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随阳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随阳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 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①①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②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③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① 《春秋繁露·天辨人在》。
此见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远天之所远，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 务德而不务刑。刑之不可以成世也，犹阴不可以任岁也。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正是根据上述的缘由，董仲舒得出了一个结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未也。"③当然，教化之为政之本，在董仲舒看来，还由于它是君化若神之"肃慎之本"中的人本内容。他认为，人君之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④无孝悌则无以生，无衣食则无以养，无礼乐则无以成。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则君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这就叫做"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则无所逃也。据此他指出：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威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则民如子弟，不敢自专，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于官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自然之赏至，虽退让委国而去，百姓强负其子随而君之，君亦不得离也。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教为政之本，原来德教乃为国所崇三本（天、地、人）中人本的重要内容。
正是有鉴于上述，董仲舒认为，"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他还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②这就是说，教化修，习俗化，从而国运昌，立于不败之地；反之，一旦抛弃了教化，即大为亡道，以至丧失天下。这就是重视教化与否定教化所必然得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抛开教化的内容和教化的目的，只就其重教化这一点来说，显然有着合理的因素。任何一个社会，不断完善法律是对的，但若专一任法，而忽视教化，是不可取的，其结果，人们的思想就会涣散，失却凝聚力。
关于教化内容，董仲舒在《天人策》篇中曾说：是故王者上谨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
作为王者大本的"三者"，第一说的是承天意以顺命，即尊天的问题；第二是明教化以成民性；第三是正法度以防欲。这其中的第二，就是涉及教化内容的问题。从董仲舒的人性论知道，在他看来，民性，乃天质之朴；善者，王教之化。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所以他说：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承天意教民性成善，②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③ 《春秋繁露·天辨人在》。
④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①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这是天立王和为王者所规定的专任。应该说，这也是王者明教化民的中心任务，王者对万民所进行的一切教化，目的都是为着解决这个任务的。
关于教化的具体内容，主要就是他提出的封建伦理纲常。例如在《天人策》篇中谈到"以教化为大务"时他说："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于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还有前面所引《为人者天》篇中所说："教之以仁也"，"教以义也"，"教以孝也"，"教以弟也"。这显然也是伦理纲常中事。又如，正是在上述"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之后，接着指出：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 故孔子日：'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这就是说，通过对万民实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使之能够自觉按照封建伦理纲常的要求去行动，从而达到君子之列。这就是董仲舒王教的具体内容和最终目的。
董仲舒虽然非常重视德教，但他并未走到教育万能、否定刑罚的地步，相反，他在强调重教的同时，提出了以刑法辅之的思想。当然，这也是以天为根源的。这就是所谓"为人主者，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①例如，除了前面所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之外，他在《威德所生》篇还详细论述了威、德两个方面的重要性。如他说：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为政之理，不可不审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后发德，必先平然后发威。此可以见不和不可以发庆赏之德，不平不可以发刑罚之威。又可以见德生于和，威生于平也。不和无德，不平无威，天之道也。
这就表明，威德乃是天所具有的两个方面，其中就有着君者为政之理。
故此他又说：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喜怒当寒暑，威德当冬夏。 喜怒之有时而发，寒暑亦有时而当出，其理一也。当喜而不喜，犹当暑而不暑；当怒而不怒，犹当寒而不寒也；当德而不德，犹当夏而不夏也；当威而不威，犹当冬而不冬也。 喜怒之发，威德之处，无不皆中其应，可以参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时而已。故日圣人配天。②这里就提出了人主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施威德必当其时而出的问题。发德必当夏，发威必当冬，否则，当德而不德，犹当夏而不夏，当威而下威，则犹当冬而下冬。其结果，如暖清寒暑之出，当其时则岁美，不当其时则岁恶；和德平威之出，当其义则天下大治，不当义则天下大乱。
不过，和德平威之出与四时之比，并不是机械的。如董仲舒在《如天之为》篇所指出的：天之生有大经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杀殛者，行急皆不待时也，天之志也，而圣人承之以治。是春修仁而求善，秋修义而求恶，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宽。此所以顺天地，体阴阳。然而方求善之时，见恶而不择；方求恶之时，见善亦力行。方致清之时，见大善亦立举之；方致宽之时，见大恶亦力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时有杀也，方杀之时有生也。是故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①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按照天之大经，春修仁，夏修宽，秋修义，冬修刑。但是求善之时，见恶也下放过它；方求恶之时，见善亦要力行。这就是说，德教与刑罚随时都要做，而不可弃之的。
正是据此，他在《保位权》篇中提出了为君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的观点。因为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失权则君贱，君贱则臣叛。故此他提出了圣人之治国，务令民有所好，有所恶。"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罚以畏之。"这样，"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后可得而制"。当然，这里的所好与所恶都不可过多。"所好多，则作福；所恶多，则作威。作威则君亡权，天下相怨；作福则君亡德，天下相贼。"故此他认为，"故圣之制，使民有欲，不得过节；使民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这就是董仲舒以教化为大务同时辅以刑罚的王道。
三、治国以积贤为道
董仲舒王道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其第三大特点，就是强调治国以积贤为道。如说："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以积精为宝，治国以积贤为道。"①这里一方面对贤者作了一个界定："人之清者为贤"；另一方面把王者的"积贤"看作"治国之道"，亦即王道。何谓"人之清者"？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清正廉洁，广施仁德，不见利忘义、贪赃在法、恂私舞弊，卖国求荣；二是聪明睿智，远见卓识，不是昏庸无能、鼠目寸光、苟且偷生。下面就王者何以积贤为道和如何积贤、致贤作一说明。
在上面谈到王道尊神时，就已涉及尊贤的问题。董仲舒说："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贤者备股肽则君尊而国安"。②在《精华》篇他又几乎完全重复了这两句话，并且推而广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显然这说明，为人君者所任贤与不贤，是直接关系到封建君主自身以及整个封建国家安危存亡的问题。为此，他还引证了《周易》的"鼎折足，复公"，并作了进一步说明：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复公者，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总之，能否任用贤臣，乃是关于国家之成败、兴亡的大事。
为了说明任贤与否对国家兴亡安危的作用，董仲舒还列举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一个是齐桓公仗贤相管仲之能，用大国之资，五年，与鲁人盟于柯（今山东省东阿县境内阿城），见其大信，于是一年后近国之君宋公、陈侯、卫侯、郑伯等毕至，会于鄄（今山东省鄄城县北旧城）、幽（当时宋地，今不详）；此后又经多年垒德修善，特别是伐山戎，救邢、卫，"见存亡继绝之义"，于是远国之君宋公、江人、黄人毕至，盟于贯泽（当时宋地，今山东省曹县南十里）、阳谷（今山东阳谷），终成霸业。另一个例子是，鲁值公以乱即位，但知任贤者季子。季子无病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的侵犯之患，行有二十年，国家平安无事。季子一死，鲁就不能支撑邻国之来犯，直至乞求于楚师。值公的此种情况非不肖者而致使国家衰微下来，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无季子也"，即没有了贤者季子的辅佐。以鲁国之"若是也"，亦知他国之皆"若是也"；以他国之皆"若是"，亦知天下皆"若是"也。正是通过这些例子，董仲舒提出了上面已引证的结论："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①在这个问题上，董仲舒把知贤和任贤看作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问题。
"智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而"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乱危"。由此表明，要任贤，首先必须知贤；如不能知贤者，那就无可奈何了。然而知贤却不一定能任贤，若不能任贤，就会引起政乱国危的局面。"鲁庄以危，宋殇以弑"，都是知贤而不能任的结果。
任贤与否，何以会导致国家兴亡、成败两种相反的结果呢？董仲舒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说明。第一方面，即《通国身》篇一段话所说：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精积于本，则血气相承受；贤积于其主，则上下相制使。血气相承受，① 《春秋繁露·通国身》。
② 《春秋繁露·立元神》。
① 《春秋繁露·精华》。
① 以上两例均见《春秋繁露·精华》。
则形体无所苦；上下相制使，则百官各得其所，然后国可得而守也。
照此说，人君为一国之主，贤积于君，则上下相互制约与相互为用，百官也因而各得其所，这样，国家也就可得而保也。
第二个方面，如《立元神》篇所说：天积众精以自刚；圣人积众贤以自强。 天所以刚者，非一精之力；圣人所以强者，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圣人务众其贤。盛其精而壹其阳，众其贤而同其心。壹其阳然后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后可以致其功。是以建制之术，贵得贤而同心。
这里所说就不是一般任贤了，而是要"积众贤"和众贤"同其心"。由此可知前面所说"治国以积贤为道"，实应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治国必须任用贤臣，任贤则主尊国兴；第二，任贤不是一人，须"务众贤"，并使众贤"同其心"。这后一点，在《考功名》篇中还有类似的论述："天道积聚众精以为光，圣人积聚众善以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圣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这两段虽然不是说的群众和英雄的关系，但他说的广纳贤才并使贤臣同心，这确实是治国安邦的要诀。
董仲舒之提出积众贤，这也是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如以尧为例，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真个是做到了尽美尽善，天下太平。然而至殷纣则不同，他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等皆为当世之贤士，却隐处不肯为臣。以至当时忠于职守的人，也都奔走而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此，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则顺天应人，师用贤圣，于是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聚于朝廷，大公也即三公之位，爱施兆民，于是天下归之。
人君如何致贤呢？董仲舒从人君的行为、态度和国家制度两个方面作了说明。关于人君的行为、态度，他说：夫欲致精者，必虚静其形；欲置贤者，必卑谦其身。形静致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仁贤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务执虚静以致精，治国者务尽卑谦以致贤。皇帝要想广纳贤才，就必须卑谦其身，礼贤下士，待人以诚。这样，天下之英贤，才能云集于其周围，帮助皇帝取天下和治天下。这就是"满招损，谦受益"和于得人者有天下"的道理吧。关于积贤和任贤的制度建设，董仲舒也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下一章详述。
以上便是董仲舒王道论的主要内容。王道者，王者之路也。所以，不论董仲舒的王道论讲了多少实行仁德的话，甚至还具有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但其最终目的或宗旨，都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是封建帝王取天下和治天下的理论，或叫帝王之术。因此，按照董仲舒的王道论行事，其结果，只能达到封建王朝的盛世。这一点他在《天人策》篇中有一扼要的叙述：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彼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对于这种王道盛世描述，他在《王道》篇借讲五帝三皇之德，作了一个更为详细的说明：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① 《春秋繁露·通国身》。
民时，使民不过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骛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干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下文。
好一个王道"盛世"！在这个"盛世"，除了有至尊至贵的皇帝之外，既有富贵之人，又有一般纳税的穷苦人，而这些穷人却甘愿为皇帝服役和纳税，竟无任何怨恨，民情至朴，不慕富贵，耻于犯法，故囹圄空虚，以至甘露降，朱草生，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四夷亦来朝！这就是董仲舒设想的王道社会，也是他所理想的社会图景--封建皇帝与穷人共同的乐园。然而，这显然只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理论家的一种幻想。不过，却不能因此而作出结论说：这是董仲舒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欺骗！而应肯定，他以仁德作为王道的核心，又提出了王道以教化为大务、以刑罚为辅，治国以积贤为道，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和进步性，就是今天，也不应一笔抹煞其中的合理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