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世，史家刘知几 勉从事，欲效法孔子修《春秋》，厘定群史，自班、马已降，讫于大唐诸史，"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①，慨叹"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②历史已作了肯定的回答，刘知几邀游于史学王国，识力锐敏，勤于综核，非常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留给我们一部继往开来的命世之作。这就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他确实是一位"命世大才"。
一、时代需要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并会创造出自己的伟大人物，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刘知几之所以能以其史学卓然独立，垂名千古，是时代造就了他，《史通》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在这里，"需要"是问题的关键。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这句话强调了社会需要促进思想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需要"意味着产生思想理论之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成熟。刘知几的思想自然有其历史渊源，受着前辈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但它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土壤之中，处处呈现出时代的特点。有关刘知几的思想渊源，本书拟在下篇专题评述，这里只结合叙述刘知几的生平揭示他的时代。
刘知几字子玄，唐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死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可见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唐之世。
当他在彭城一个官宦之家呱呱坠地的时候，李唐社会已经为他准备了舒适的摇篮和宽广的舞台。自李渊建国，经李世民的经营，社会呈现出政治稳定、生产发展、民族融洽、文化繁荣的一派升平景象。"贞观之治"就是生动的体现。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去世，李治即皇帝位，是为高宗。高宗统治时期，有一位不可忽视的政治风云人物，那就是先为昭仪，继为皇后，终为皇帝的武则天。她于贞观十一年（637）十四岁入宫，当了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入感业寺为尼。高宗即位后，召她入宫，封为昭仪，渐承恩宠，终在高宗永徽六年（655）谋得皇后之位。从显庆（656-661）始，高宗因体弱多病，百司表奏，皆委武后详决，于是政柄渐落武氏之手。显庆六年（661）的二月改元龙朔，正是知几诞生之年。可知知几降生之时，李唐社会刚经过贞观年间卓有成效的经营而呈现出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而武则天已逐渐掌握大权。
不过，高宗仍居帝位，直至弘道元年（683）驾崩，基本上是皇帝、皇后① 《史通·自叙》，以下引《史通》皆用《史通通释》本。
② 《史通·自叙》。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年版，第10 页。
"二圣"临朝的局面。及太子李显即位，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便完全决断军国大事。公元684 年，经过一番废立之后，武则天正式登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光宅。"光宅"是武则天的年号，她经过了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已成了事实上的女皇，直到神龙元年（705）传位中宗，方结束了武则天的统治。
中宗在位时间不久，而且昏庸无能。当时，武三思擅权，韦皇后欲效则天故事，与其女安乐公主合谋耽杀中宗。韦后临朝摄政，改元唐隆。这是中宗景隆四年（710）的事情，正是这年六月韦后临朝之际，李隆基结集禁军入宫，一举铲除韦后及其亲党，拥立其父相王即位，是为睿宗。睿宗景云三年（712）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玄宗开元九年（721），刘知几卒。
由上可知，从知几降生至神龙元年（705）四十五岁，都是武后当权。显然，他的大半生是在武后统治下度过的。此后，经过中宗、睿宗的八年动乱，方进入玄宗开元时期。在唐朝的历史上，玄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所谓"开元之治"，乃指玄宗开元（713-741）年间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刘知几只赶上了这个时期的开始，便与世长辞了。
刘知几生活的主要时期是武则天时代，这是介于"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之间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时代。无疑，"贞观"与"开元"是唐朝的两大高峰，而处于其间的则天时代也有相当作为。武则天执政以来，继续推行唐初的基本国策：坚持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压抑部分士族，扶助新兴庶族；反对民族压迫，保卫边防安全。而且，劝农桑，薄赋敛，发展科举制度，广泛罗致人才。因而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全国户口从永徽时的三百八十万户，到她临终时增至六百一十万户。当然，在她统治时期，也有一些弊政。诸如任用酷吏，滥用人才即是。唐太宗举贤纳谏，深刻懂得"为政之要，惟在得人。"①这一政策的实施是贞观政治清明的重要原因。而武则天滥于用人，特别是重用武氏家族，诸如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武攸绪等，这些人长期担任要职，尽是些不学无术之辈，贪赃在法之徒，影响极坏。则天时代在政治上算不得是清明社会。
刘知几生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贞观以来的盛世，尤其是文化的繁荣，其中包括史学方面的成就，是刘知几史学事业赖以产生成长的客观条件。
唐政权思想文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术思想的开放。儒、释、道三教并立，但传统的儒学仍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李渊于隋未大乱中建唐，"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②，立国伊始，即下诏在全国建置各类学校。太宗李世民尤重儒学，戎马之际仍"锐意经籍"③，于秦府馆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上。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讲论经义，商略政事。
次年，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太宗数次到国学视察，令祭酒、博士讲论，并赐以束帛。学生能通一经者，咸得署吏。因此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呈现了一派勃兴的盛世景象。
唐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为统一儒家经典，于贞观四年① 《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②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
③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
（630）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传习。"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①这是一种训解五经的标本，于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从此以后直到宋代，凡是科举考试，或是传授经书，都以《五经正义》为官定经书。
经学统一和科举制度的推行的文化背景铸造了儒家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模式。刘知几自不例外。《新唐书·儒学上》说："尝论之，武为救世贬剂，文其膏粱欤！乱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损而进贬剂，其伤多矣！
然则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盗，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唐代儒学复兴，同统治者文治战略休戚相关。那时，统治者崇尚儒学，李世民是个典型。宰相大臣重儒学，他们懂得"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②贞观二年，太宗询问"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的原因，黄门侍郎王挂答道："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摧焉。"①统治者"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同"改革旧弊"、"兴复制度"联系一起）这策一政策导向就规定了儒家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路径：从为学始，经过科举考试、至为政终。刘知几也是如此。
同崇尚儒学的目的相一致，初唐统治者也十分关注史学，设馆修史，这直接影响了刘知几的史学志趣和治史风格。
初唐统治者很了解史学对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因而狠抓修史工作。高祖于武德五年（622）在《命萧龋等修六代史诏》中，就明确提出"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的修史目的。
贞观十年（636），房玄龄等修成周、齐、梁：陈、隋五代史，"诣阙上之"，唐太宗非常高兴。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痒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化之事殆将混灭。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②"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是唐初统治者重视修史的根本宗旨。
贞观三年，唐太宗改组史馆，把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之下的门下省，修史一事；统由宰相领导，刘知几记录当时史馆的情况说："暨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①史书修成之后，可以受① 《旧唐书·儒学上》。
② 《贞观政要·崇儒学》。
① 《贞观政要·政体》① 《史通·史官建置》。
到皇帝的嘉奖。例如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等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制封玄龄一子为县男，赐物一千段；封敬宗一子为高阳男，赐物七百段；敬播改授司议郎，赐物五百段。并降玺书褒美。"②足见唐中央政府对修史工作的重视：设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是封建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工程，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垄断修史，以利于封建统治、隋文帝在开皇十三年（593）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③明令禁绝私人撰集国史。入唐，政治的再度统一，要求思想文化方面有相应的措施，扫除分裂割据的痕迹，树立统一的历史观点。从太宗贞观三年（629）至高宗显庆四年（659），三十年间，修成八部纪传体正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包括《五代史志》）、《晋书》和《南史》、《北史》。与此同时，还着手编纂"实录"和修撰"国史"等本朝史。
如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等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二十卷，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等修成《贞观实录》二十卷；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修成"国史"八十一卷等。在这一过程中，修史与取鉴、资治紧密结合，纪传体史著取代了编年体史著而处首位，"正史"的修撰也逐渐官府化、制度化，使封建史学逐渐地巩固起来。
回顾史学发展的漫长历程，司马迁以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宏伟规模，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封建史学的新时代。司马迁坚持实录，面对现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写出了从历史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家之言，其创例发凡，早见卓识，给后世史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班固撰《汉书》，体例规整，编订缜密，创立了断代皇朝史的楷模。其书旨在"旁贯《五经》，上下洽通"①，是一部封建正统思想浓厚的"宗经矩圣"②之作，因而颇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
汉唐之际，史学得到蓬勃发展，表现在史学著述的繁荣、史学新领域的开辟、史学自身建设的日趋完备和史学学科的独立等方面。这一时期，社会处于政治混乱、分裂割据的局面之中，动荡不安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从历史中找出借鉴，因而提倡史书的编写。况且自魏晋以来，经学日微，玄学兴起，学术思想从经学的禁锢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的眼界为之开阔。史学从经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地位。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不少弃经学而寄情史学。这一时期，中原世家大族纷纷搬迁江南，适应门阀制度的需要，谱牒家传之书勃兴。北方门阀地主侨居江南，人地生疏，需要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山川物产，因而地理方志之书应运而生。由于割据政权的存在，反映在史学上正统之争特别激烈。正统论者在史书中相互攻击、维持自己地位的修史倾向，必然导致扬恶溢美的曲笔，给史学带来不良影响。
此外，玄学既汗了经学的禁忌，遂使得士人纵横驰骋于文史之域，一时间文人修史成为风气，他们华多于实，理少于文，这给求真的史学带来灾难。总之，汉唐之际的史学，在其空前发展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方法，都出现了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检讨、总结。唐初八史，就历史编撰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此前封建史学作了总结，然而理论上的总结还② 《唐会要》卷六三《修国史》条。
③ 《隋书·文帝纪》。
① 《汉书叙传》。
② 《文心雕龙·史传》。
尚待来者。
不过，唐初的修史实践已经为理论总结提出了迫切要求，并提供了客观条件。当时，唐最高统治者那样重视史学，从唐高祖到唐高宗，曾先后正式颁发了三篇修史诏书，高祖《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强调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太宗《修（晋书）诏》除了高度评价史学的社会作用外，也评价了以往的修史工作，高宗《简择史官诏》对撰写史书的人提出明确要求。所以说三篇诏书既反映了统治集团对史学的认识，从而为史学工作提出要求，也是史学工作的某种程度的总结。政府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设馆修史，这本身就反映了他们对史学工作的认识和狠抓史学工作的决心。统治集团对修史的重视和史学发展的需要，一项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势不可兔，至少说下述一些带实质性的问题迫使人们做出理论的回答。这些问题是：关于史学的社会作用及治史宗旨问题。
这是统治者和史家都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史学有着经世的优良传统，以史为鉴的思想源远流长，历史书可以作为教育的工具，发挥劝惩和垂训的作用。唐初君臣也以史为鉴，《隋书》就贯彻了这个宗旨。而司马迁撰《史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作史的目的是在考察历史变迁的内在原因，为此，他把注意力放到考察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上，力求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这种治史宗旨便不同于简单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的鉴戒。到底如何发挥史学的作用，需要作出理论的回答。
关于修史制度问题。
早在三代，就有史官制度。史官的责任，主要是如实记录统治者的言行。
那时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所以并没有私人著述。到了春秋未世，王官失守，学下民间，才有私人撰述的产生。司马迁之后，封建政府对史学还抓的不多，历史著作主要是一家之言，或系父子相传的世业，或系一家独断的创作。故魏晋以来私家修史之风大盛。但设置史馆、独断国史编纂的做法，使得私修国史已不可能。现实给人们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在修史问题上，是私家修史好，还是官家修史好？这是一个涉及面广而且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回答。
关于史书编撰中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面广，首先是史书编撰的体例问题，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唐以前史书体裁的主要形式，《隋书·经籍志》以编年为"古史"，以纪传为"正史"，究竟哪种体裁更佳，或者各有利弊，需要进行分析。此外，司马迁开创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写出纪传体通史的《史记》，班固因《史记》而撰《汉书》，创立了一个纪传体断代史的规模。走通史之路还是走断代史之路，必须作出理论的分析，方能决定去取。与此相联系的，纪传体正史既然赢得了辉煌的成就，初唐时期一下子编了八部，因此，有关纪传体的体例问题，诸如本纪、列传、表历、书志的各自要求，论赞、序例、断限、题目、称谓等的处理，以及材料的采撰，叙事的要求，文字的运用等等，都要作出中肯的分析。
关于史学家修养问题。
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但曲笔阿时也代有其书，尤其是魏晋以来曲笔成风。是坚持直书还是曲笔，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修史态度和治史作风。从千百年来大量修史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关于史学家的修养问题提出来了。孔夫子表扬董狐"书法不隐"，班固等肯定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都肯定直书。具体说一个优良的史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如何去实现这些条件，这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总之，有关史书编撰和史家修养，这是史学理论总结的两大课题。不提高史家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素质，无法编撰出优秀的史书；不解决史书编撰中诸多观点和方法问题，无法提高史书的质量。总结是现实的迫切需要，而这个总结时间跨度长，涉及知识广，非博学通识之才，无法担此重任。诚如刘知几所说："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①时代呼唤伟大的史学理论家的出现，时代也创造了伟大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只从史官的队伍中走了出来，以二十卷的《史通》奉献于世。
二、史学志趣
时代呼唤伟大史学理论家的出现，时代也创造了伟大的史学理论家。但是，刘知几之所以能承担历史使命，对唐以前的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理论总结。撰成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成为一位伟大史学理论家，则完全是由于他充分运用社会、家庭、朋友所提供的一切客观条件再加上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刘知几踏入史学的殿堂有其深刻的原因。历史的传统、家学的渊源、友朋的影响，以及个人的志趣，都发生了作用。
这里先谈谈他的家学渊源。
在中国古代，大凡学者们的思想、学术，每渊源于家学，有所谓"诗礼传家"、"父子世业"等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更不乏其例。比如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所撰《史记》，是继承乃父司马谈的未竟之业。自《史记》问世后，续作纷出，班彪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
班彪死后，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便探撰前纪，缀集所闻，撰写《汉书》，历二十余载，后入狱身死，其妹班昭又完成八表。
此家族世代相传之学，是相当普遍的文化现象，从思想、学术的继承和发展来看，这一文化现象自有其积极意义。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也有其家学渊源。
知几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知几的从祖父刘胤之"少有学业"，在隋时即与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友"。唐高祖武德年间，御史大夫杜淹上表推荐他为信都令，"甚存惠政"。永徽初年，累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曾与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著作郎杨仁卿等，一同撰成国史和实录，并因之授封阳城县男。据《旧唐书·令狐德英传》载，永徽元年（650），德紊受诏撰律令，复为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
不久迁太常卿，兼弘文馆学士。永徽四年（653），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刘胤之与德棻同撰国史和实录大概就是指永徽元年以来修的《贞观实录》。刘胤之与唐初著名史家结为"忘年之友"，同撰国史，至少可以说他是一位有相当素养的史学家。
史载他因年老不堪著述，出为楚州刺史，卒于任所。
知几的从父刘延祐进士及第，颇有文名。《旧唐书·刘胤之传》说："弟① 《史通·自叙》。
子延枯，弱冠本州举进士，累补渭南尉，刀笔吏能，为畿邑当时之冠。司空李勋尝谓曰：'足下春秋甫尔，便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可知其文章、吏能兼备。《新唐书·文艺传》中为刘延祐立传，也表彰他"有吏能，治第一"。
知几的父亲刘藏器在高宗时为侍御史。当时卫尉卿尉迟宝琳曾胁人为妾，藏器加以弹劾使之退还。宝琳乃鄂国公尉迟敬德之子，自以为是功臣的后代，又是权臣许敬宗的亲信，便飞扬拔扈，无法无天。他私请皇上同意止还，凡再劾再止。于是藏器上书皇帝，慷慨陈述大义："法为天下悬衡，万民所共，陛下用舍由情，法何所施？今宝琳私请，陛下从之；臣公劾，陛下亦从之。今日从，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妇犹惮失信，况天子乎？"①在这种情况下，高宗诏可，然心中很是不快。不久迁比部员外郎。监察御史魏元忠很称赞刘藏器贤能，高宗也打算提升他为吏部侍郎，因遭魏玄同的反对，便放他出为宋州司马。由此可见其执法如山，无所阿私，言词抗直，不畏权贵，甚至敢于批评当朝天子"用舍由情"、"失信"。这种大义慎然的高贵品格，实在难能可贵。
有关刘藏器的生平，史无详载。《全唐文》卷一六三，收有他关于"恤刑"、"刑法得失"和"往代为刑是非"等三篇对策，由之可窥察他对施用刑法的认识和态度。他主张恤刑，"既返直淳之俗，还归仁义之衢，解网泣辜，惟刑是恤。断而难续，夙采缇萦之言；议狱缓刑，久纳温舒之奏。不轻不重，非省非繁，既合时宜，无劳横议。"又言："金、扑异俦，行乎舜日；劓、刖殊类，施于姬年。莫于疏密随时，轻重言事。"由此可看出他慎刑罚，因时以制礼的思想。这种见解，对于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是相当高明的。
知几有两位胞兄，长兄知柔，仲兄知章。知柔"性简静，美风仪"①，与知几俱以善文词知名，在官也有善政。累迁工部尚书、太子宾客、封彭城县男。据李邕《刘知柔神道碑》云："公春秋七十有五，以开元十一年六月十五日遇疾，薨于东都康俗里之私第。"依此推断，知柔当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比知几长十二岁。李邕称颂知柔先人"莫不都长忠方，简质贞亮，业行优绝，政理殊尤"，赞美知柔"立年博达，典学为海；懿文为林，镇重为山，幽静为骨，清谈事约，言遣理深。谦常后身，俭不逼下"，且"仪形硕伟，风神散逸"。苏硕《授刘知柔尚书右丞制》说他"时行推美，旧德归高。明畅襟情，闲华风表。蹈典坟之芳润，总词赋之笙簧。虑常密于在公，迹自勤于为政。"②廷硕《授知柔工部尚书制》中称赞他"硕德眷秀，行高才远。文词有绮缋之工，望实有珪璋之誉。出膺贤守，则郡国循良，入位名臣，则衣冠准的。可谓朝之名哲，代之纯懿。"③上述言辞，固然多所过誉，但其基本精神同正史所载相为一致：学识丰厚，品德高洁，为官清正，且仪表非凡。知几有这样一位兄长，对自己的道德文章不能不产生良好影响。
知几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661），那年，其父五十有四①，知柔一十有三。他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父辈的① 《新唐书·文艺列传》。
① 《新唐书·刘延祐传》。
② 《文苑英华》卷三八五。
① 据《新唐书·魏元忠传》云："仪凤中刘藏器年七十。"推知几生时当为五十四岁。
诱导，兄长的感召，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不难理解刘知几饱受文化教育的童年。
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祐，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代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知几夙好史学，也许受了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乃是个人的志趣，其父能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之顺利地踏上了为之奋斗终身的史学道路。
再谈谈刘知几的史学志趣。
有关知几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知几在《史通》中有所记载。《自叙》说：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是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
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无暇。
刘氏《自叙》相当具体地叙述了他在二十岁前的读书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立志史学事业的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毅力、宽广的视野以及丰富的积累。
"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在这方面，知几与他人并没有多少相异之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那些官宦书香之家，都是对子女实行家教。知几在十一岁时，其父授《古文尚书》而其业不进，转授《左氏》，却欣然领会，不能不说知几对史书有缘分。这堤什么原因呢？如果说知几在幼小的心灵里，喜欢听兄长讲历史的故事，这有可能；如果说知几当时就立志当一名史官，象他的从祖父那样为大唐修史，在他这样小小年纪，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史传缺书，十一岁之前的刘知几的幼小心灵中到底埋下了些什么种子，在其以后的人生旅途中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就知几自己所言，读《古文尚书》其业不进，转读《左氏》欣然领悟，自不难理解。前者文字艰琐，内容乏味，后者文字优美，内容生动，写战争，状人物，叙事件，情趣横生，这是历史书容易被人接受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对初学的幼年学子。知几是在读经史的实际感受中接受了历史书，而在读历史书的过程中又逐步为历史书所吸引，从而加深了学史的兴趣。阅读历史书，不断增长着知识，而求知的欲望愈强，学习积极性愈高，毅力日增，视野日广。《尚书》是儒家经典，也是史书，《左传》是史书，也是儒家经典。知凡撰《史通》，把《尚书》、《左传》都视为史学流派之一。看来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左传》之引人入胜的历史叙述而把知几带进史学的王国。自然，父兄的教育为他步入史学的殿堂准备了条件，特别是其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顺其心情，因材施教，在关键时刻起了积极作用。
刘知几的读史生活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他既不是那种过目成诵的所谓"神童"，也不是不学而能的所谓"先知"，其学业的进益要靠辛勤的汗水，不断的追求。在这里，顽强的毅力是他成功的条件之一。如果说他天质特优，也绝不会有读《尚书》"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一说。从十一岁读《左传》，次读《史》、《汉》、《三国志》，再次读"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不只是一史只读一部，而是"触类而观"，到了十七岁便"窥览略周"。这是多么大的读书量啊！《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之书凡817 部，13264 卷，知几若"窥览略周"的话，其数目实在不小。以半数计，也是相当可观了。这需要多少时间和精力！后来他自撰《史通》，引用文献则不少三百余种。比如，引用《尚书》五十余条，《春秋》一百余条，《左传》一百条，至于《史记》、《汉书》，则俯抬即是。史书读那么多，那么熟，这实在是不容易的。更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唯读史，经史子集无不涉猎。
刘知几走了一条自己的治学道路。父兄教育他"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这是经师们解经注经的道路。《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道出了汉代儒生章句之学的弊端。魏晋已降之义疏之学，曾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是汉代以后经学态度的体现，正是"博观义疏，精此一经"的路数。读书人坚持"述而不作"的圣人遗训，好象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领悟古圣先贤的遗言，采取经书笺注的形式，把自己的理解记下来，世代相传，始终兴旺不衰。他们讲师承，重家法，宗派林立，门户之见甚深。这种经学的烦琐形式主义扼杀了思想生机，阻塞了科学探索。封建社会大部分知识分子走了这条治学道路，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力图挣脱它，刘知几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他不走"精此一经"之路，"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他博览古今史籍，目的是想了解"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他"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凡所读书，粗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
这种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一反经学笺注主义，为了通晓古今沿革变迁，采用的是"通古今之变"的方法。难能可贵的是他那种"不假师训"的独立性格和自主精神。这种思想性格和学术作风生根在一位青少年的心里，而且开花、结果，对其一生为人、为学、为政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不假师训"，走独立钻研的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他在《自叙》中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少年刘知几的质疑精神，是其治学风格的重要特征。有了这质疑精神、批判精神，他能不以先圣前贤的是非为是非，敢于独立思考，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思想品格是刘知几终生从事史学批判、史学总结之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刘知几在青少年时代博极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问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前已提及，少年刘知几在十七岁前对古今史籍"窥览略周"，已属不易。他在经、史之外，也读了大量文学的书。尽管他夙好史学，但家学传统的薰陶，父兄的言传身教，也颇喜诗赋。他是在高宗永隆元年（680）应科举进士及第的。
在《史通·忤时》篇说："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大体反映了他在举进士之前的学习历程。科举制是隋唐出现的新事物，进士科是科举中的一个重要科目，起初同秀才、明经、明算、明法、明字诸科并列，列为岁举常贡之一，但不久它就超过别的科目，在整个唐代科举试中，名声最响"高宗、武后时，进十登第开始为士大夫官僚所羡慕。诚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摆在知几面前的光明之路，只有是通过科举制度才能获得，或为政，或为学，皆是如此。
"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这反映了他夙好史学的志趣，也概括了他学习的实践。经史文的结合，奠定了他一生治学的基础。
知几"以同学知名"应该是二十岁前后的事，他说："余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①"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②结合"仆幼闻诗礼，长涉艺文，至于史传之言，尤所耽悦"的话，可以看出知几青少年时代奔走文史的路径。"幼闻诗礼"是封建时代启蒙教育的一般情况。孔夫子早有遗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③，学诗、学礼是幼童的基本功课。而"幼喜诗赋"、"初好文笔"，此"幼"与"壮"对举，"初"与"晚"对举，大体可以理解为"幼"、"初"指青少年时代，"壮"、"晚"指壮年以后。他幼喜诗赋，初好文笔主要是父兄家学传统的影响，既"喜"且"好"，这说明他有浓厚的兴趣，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获誉当时。然而知几在《史通·自叙》中也曾披露，他在科举前"未暇""专心诸史"，而"射策登朝"之后，"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这说明，知几在幼年时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从家庭教育中很早就喜欢上了史学，确立了学史、研史的志愿。二十岁前由于父兄的黛陶，也一度喜爱诗赋文章，颇得世人称誉。自踏入仕途以后，乃专心于史学事业，由此规定了终生的生活道路。
一般人认为，唐代进士科考试内容偏重文辞，以诗赋为主，所以知几方有"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的话，其实，将求仕进势必要做些应考的准备，揣摩主考官的爱好也在准备之列，并非指准备诗赋。在唐初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士考试与诗赋并不相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①可见，唐初进士只试策文，至高宗后期方有大的变化。调露二年即为永隆元年（公元680 年），正是知几应试的这一年。《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进士》载："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次年皇帝下诏："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① 《史通·自叙》。
② 《史通·自叙》。
③ 《论语·季氏》。
①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②这说明在高宗后期，即知几进士试后，进士试才有改变，在进士科举考试项目中增杂文后，文词遂成为该试的中心内容。杂文之初试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或以诗以赋居其一，或全用诗赋，天宝间则专用诗赋。③知几"幼喜诗赋"、"初好文笔"乃家学薰陶和社会尚文的风尚影响所致，并非应试之临时之策。然而知几"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除了有通过读史的实践加深了对史学的认识外，还得有以文士得名为耻的认识。这种认识又从何而来呢？
认识来源于他孜孜不倦的读史实践所得来的真实感受，也来源于对现实社会史坛、文坛的冷静的观察。
遍读群史，他深切感受到"史才之难，其难甚矣"①，之所以难，原因很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近世以来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于是文之与史，较然异辙，"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仁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诠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史学被引上歧路，丢掉了史家直书实录之旨。刘知几深切感受着史家的历史责任，随着社会阅历和学识的丰富积累，越发感到对以往史学进行系统检讨的迫切性。一个宏伟的志向在他的心中酝酿着。
现实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当刘知几二十岁后步人仕途，现实社会对他的教育并不比书本上的少。从读史、研史的角度看，他"射策登朝"后，"思有余闲，遂其本愿"，得以"恣情披阅"浩翰的史书，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然而，当这些看法同他从现实社会的见闻、感受挂起钩的时候，其认识就大大前进了。书本同现实并非一事，其间有巨大的落差，书本上的东西过于理想化，而现实则是实实在在的。入仕以来，使刘知几从历史走向现实，而又从现实回顾历史，使他对史学的认识逐步深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