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今河南省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
知几自步入仕途后，在公务之暇仍潜心坟典，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当时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自然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两大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知几得以旅游京洛，饱览公私藏书。自永隆元年（680）入仕起至圣历二年（699）调职京都止，近二十年，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实际上是学史研史的二十年。
然而这二十年政治气氛相当紧张，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措施严酷，弄得人心不安。
刘知几登上仕途之时，适值武则天以皇后身分干政之际。她是实际上的执政者。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崩于贞观殿，太子李显奉遗诏即位，武则天急于控制全部政权，以临朝称制，就在中宗即位不过两个月时，武借故把他废为卢陵王，并幽禁于房州；接着立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但居② 《唐会要》卷七五《贡举上·帖经条例》。
③ 参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
① 《史通·核才》。
睿宗于别殿，不得干预朝政，"政事决于太后"，①这一废一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权力过渡，是一次宫廷夺权斗争。至此，武则天实现了全面专政，并为日后改国号称皇帝准备了条件。
为了防止唐宗室、勋臣的反对，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逼令太子李贤自杀。武则天生过四个儿子，长子李弘，已被耽杀；次子李贤，即章怀太子；三子李显，即位不久便被废弃；四子李旦，无权干政，后强令退位。李贤在长兄被害后立为太子，因武后怀疑他有异心，乃废为庶人，软禁巴州。这时武后生怕他在外生事，就派丘神勣逼令自杀。于此，争夺皇位的因素几被排除。同时，她又大封武氏祖先，提拔武氏亲属。两个侄儿，一个武承嗣被任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总理朝政；一个武三思，也加官晋爵。诚如《通鉴》所言："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①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徐敬业以匡复唐室为口号的扬州起兵。起义平息后，武则天乃"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 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自。"②武则天盛开告密之门，出现了一个专掌告密之事、用非常残忍的手段帮助武氏镇压异己的酷吏集团，武氏豢养的这帮爪牙、鹰犬，网罗无辜，竞为讯囚酷法，惨无人道，甚于虎狼。任用酷吏的直接后果使武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由之带来的政治昏暗则与日剧增，到武则天统治的最后时期，即天授（690-692）之后，社会政治紧张的局面方趋缓和。天授初年，武氏急于培植拥护她的社会力量，取得士人支持，收天下之心，因而"大搜隐逸"，一时间官吏冗滥成灾。刘知几在天授二年（691）十二月，以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上书请淘汰尸位素餐的官吏。他指出武氏临朝邪滥官员"比肩咸是，举目皆然"③，"至如六品以职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砾。
其有行无闻于十室，即厕朝流；识不反于三隅，俄登什伍。"④既无德行，也无学识，"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累皇风。"⑤知几主张沙汰尸禄谬官，是帮助武氏加强政权建设以端正政风的积极建议。同年，知几又上书建议"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认为刺史之官，肩负着"移风易俗"、"求痪字民"的重任，因而自秦汉已降迄乎魏晋，"方伯岳牧，临州按郡，或十年不易，或一纪仍留，莫不尽其化民之方，责以治人之术。既而日就月将，风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渐百城。"而今的刺史就不同了。知几指出：他们"倏来忽往，蓬转萍流。近则累月仍迁，远则逾年必徙。将厅事为逆旅，以下车为传舍。或云来岁入朝，必应改职；或道今兹会计，必是移藩。"如是，"既怀苟且之谋，何暇循良之绩！"因此，知几建议："臣望自今以后，刺史非三岁以上，不可迁官。仍以明察功过，精甄赏罚，冀宏共治之风，以赞垂衣之化。"①刘知几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做官为政必安心职守，兢兢业业，如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唐纪》一九。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
② 《资治通鉴》卷二○三。
③ 《唐会要》卷六七。
④ 《唐会要》卷六七。
⑤ 《唐会要》卷六七。
① 以上引见《唐会要》卷六八。
果迁徙频繁，心怀苟且之谋，则决然搞不好治理。知几针对时弊，提出应让刺史相对稳定，安心政务；而朝廷也要"明察功过，精甄赏罚"，这样，才能造就"循良之绩"。知几虽官微位卑，却怀有治天下的方略，小小的一"疏"，显示了其为政的大才。
证圣元年（695），知几针对当时赦有无度的弊端，提出"节赦"的主张。
他上书言事，历举古往对赦有的慎重态度，借古人语批评赦宥无度是"小人之幸，君子不幸"，希望皇上"而今而后，颇节于赦"。②同年，知几针对当时滥赐阶勋的弊端，上表建议赐阶勋应以德才为标准。
其表文说："臣闻君不虚授，臣无虚受，授受无失，是曰能官。又曰：妄受不为忠，妄施不为惠。皆圣贤之通论也。 今皇家始自文明，迄于证圣，其间不过十余年耳，海内具寮九品似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无功获赏，激倖实深。"结果呢，"每论说官途，规求仕进，不希考第取达，唯拟遭遇更迁"。既而如愿果谐，受之者也自谓己功，不以为惭，出现了朝野宴聚"绯服众于青袍，象板多于木饬"的局面。知几在表文的最后说："望自今后，稍节私恩，使士林载清，人伦有叙。"①可见，滥赐阶勋势必搞乱了吏治，破坏了传统的以德才授官的政策，也破灭了士林求仕的希望，败坏了儒家的人伦。从根本上也不利于武则天的政治统治。知几表文完全是从封建政府官吏的身份出发，从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向政府进奉忠言。
上述知几所言四事，无不切中时弊，由之可以看出他富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这四条，集中到一点，是批评武则天的用人政策和政治流弊。《旧唐书》本传说："知几上表陈四事，词甚切直。""切直"二字概括了刘氏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后嘉其直，不能用也。"②本来，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极言正谏。"③知几应时上表，并不违背武氏意愿，只是她"诏九品以上陈得失"不过是"收入望"而已，并非要按大家的意见实行。
知几表陈四事，涉及于官吏的社会作用、选拔标准以及管理使用办法等诸方面的问题，而集中于对现实政治中妄授妄施等腐败现象的批判。在当时，"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竟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重用酷吏，滥用人才，互相为用。知几上表已是武则天利用酷吏相对松懈之时，不然他也不敢批评时政。但现实教育了他，他是无法改变现实的。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篇《思慎赋》。
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我们探讨刘知几的生活道路，探讨他的史学志趣，不能轻视这篇赋所表达的深层思想。
《资治通鉴》卷二○五这样概括《思慎赋》的写作背景："是时官爵宜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知几乃著《思慎赋》以刺时见志。"它是酷吏政治下的产物，通篇排列铺陈古今生死进退的事迹，规劝世人在仕途上谨慎小心。"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之，相顾而叹曰：'陆机《豪士》② 《唐会要》卷四○。
① 《唐会要》卷八一。
② 《新唐书·刘知几传》。
③ 《旧唐书·武后本纪》。
所不及也，当今防身要道尽在此矣。'"①现将《思慎赋》略作分析。
刘知几在赋序中首先指出这样一个实情：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他说："历观自古，以迄于今，其有才位见称，功名取贵，非命者众，克全者寡。大则覆宗绝把，埋没无遗；小则系狱下室，仅而获免。速者败不旋踵，宽者忧在子孙。至若保令名以没齿，传贻厥于后胤，求之历代，得十一于千百。"他列举古人事迹，发现他们之所以人生坎坷，就是"不知救死之有方"、"未识卫生之有术"。因为人们都生活在"地居流俗之境，身当名利之路"的环境里，"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官大于国，主必恶之。"如果不加警觉而处之泰然，就象"卧于积薪之上，而不知火之将燃；巢于折苕之末，而不悟风之已至"，"自古所以多杀身亡族者，职由于此也。"因此，他提出了小心谨慎的处世办法。其基本精神就是牢记往哲古人吉凶成败的历史教训，去"驰竞之欲"，守"静退之心"。因为古今人物之吉凶成败验证，"贵不如贱，动不如静"。所以要"守愚养拙，怯进勇退，每思才轻任重之诫，知小谋大之忧，观止足于居常，绝觊觎于不次，是以度身而衣，量腹而食，进受代耕之禄，退居负廓之田，庶几全父母之发肤，保先人之丘墓，一生之愿，于斯足矣。"应该说，《思慎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消极心态，它是对武则天酷吏政治的一种反抗。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载，《思慎赋》作于证圣元年（695），联系他上表中的积极建议，可以看到思想上的矛盾状态。知几对现实政治的腐败现象向来持反对态度，但是当他感到无能为力，甚至遭杀身亡族之祸时，又持"守愚养拙，怯进勇退"的态度，这是容易理解的。
其实，刘知几著《思慎赋》其本义是"刺时见志"，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反抗形式。"见志"就是宣布同世俗决不同流合污。怯进勇退，明哲保身并不是刘知几的性格，这里所反映的心理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苦闷。这暂时的苦闷的背后却是刘知几对现实的冷静思考，从而加深了对史学的认识。这里试举一例。《史通·疑古》篇疑《尚书》之《尧典序》"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事，知几先以古代书证说明禅授可疑，进而他又以今证古的方法说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现实社会的教育加深了刘知几对历史的理解，最关键的一条是提高了史识。知人论世，设身处地，在武则天时代，以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才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十五个春秋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这"思慎"只能是对现实的抗争。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社会没给他提供机遇。唯其如此，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三、史学同道
刘知几才识过人，抱负宏伟，性格介直，不附好回，所以仕途坎坷，但是在生活的道路上，也找到了自己的知心朋友。他们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在学术发展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这帮朋友，在武则天时代，实在是共创着一个史家的集体，一个史学流派，繁荣着当时的史学。
① 《文苑英华》卷九二载《思慎赋》前所引"国史云"。
是这个史家的集体启发着刘知几，充实着刘知几，因而与知几一生的史学事业关系密切。
《史通·自叙》说：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徐坚、朱敬则等七人，两《唐书》都有传记其学行，现摘引其要者加以评述，由之考见他们同刘知几"学术相知"的亲密关系，研讨他们这个学派的学术特色以及在盛唐史坛的重要地位。
先说徐坚。
徐坚，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字元固。生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卒于玄宗开元十七年（729）。《旧唐书》本传载：徐坚"少好学，遍览经史，性宽厚长者。举进士，累授太子文学。"武后圣历年间，太子左庶子王方庆善《三礼》之学，每有疑滞，常就徐坚质问，徐坚必能征旧说，训释详明，因此深得方庆善遇。王方庆又赞赏徐坚的文章典实，经常称赞他是"掌纶诰之选"。御史大夫杨再思也赞扬他"此凤阁舍人样，如此才识，走避不得。"徐坚又与徐彦伯、刘知几、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张昌宗、李峤总领其事，广引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历年未能下笔。"坚独与说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
诸人依坚等规制，俄而书成"，知几同徐坚的友谊大概就是这时开始建立的。
徐坚多识典故，前后修撰格式、氏族及国史，凡七入书府，深得时论赞美。
"坚父子以词学著闻，议者方之汉世班氏。"有《初学记》三十卷遗世，卷二十一列有《史传》一项，颂扬良史直书之旨。
再说朱敬则。
朱敬则，字少连，毫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生于贞观九年（635），卒于景龙三年（709），终年七十五岁。朱家是当地名门望族，"自周至唐，三代硅表，门标六闷，州党美之。"①朱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①历仕高宗、则天、中宗三朝，历官■水尉、右补阙、正谏大夫兼修国史，后迁凤阁鸾台平章事，执行宰相职务。其一生为人正直，重孝义，颇有知人之鉴，为官清正，刚直不阿。晚年从庐州辞官归里，"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好步从而归。"②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武后执政初期，天下颇多流言异议，至长寿年间既渐宁晏，敬则上书直言，劝武后"宜绝告密罗织之徒"，摈酷吏，用贤能。长安三年（703）擢为宰相，每以用人为先。时御史大夫魏元忠、凤阁舍人张说被张易之兄弟所构诬，将陷死罪，诸宰相无敢言者，独敬则抗疏申理，使元忠、张说得以减死。
张易之、昌宗命画工图写武三思、李峤等十八人形象，号为"高士图"，每① 《旧唐书》卷九○《朱敬则传》。
① 《旧唐书》卷九○《朱敬则传》。
② 《旧唐书》卷九○《朱敬则传》。
引敬则参预其事，皆固辞不受。其为官高洁守正如此。
长安三年，朱敬则兼修国史，奉诏与刘知几、李峤、徐坚、吴兢等撰本朝史，由此与刘知几等结下了友谊。在撰修《唐史》过程中，曾受到一些当朝贵臣的阻隔，知几颇感不能尽已意，吴兢亦以曲笔为憾，身为谏官的朱敬则于同年七月上《请择史官表》。表文说："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是以五帝元风，资其笔削；三王盛业，藉以垂名。此才之难，其难甚矣！"接着举例谈史才重要，称引北齐神武帝对史官魏收说的一句话："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举周文帝重视直书。最后提出选择"良史之才"的办法。"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今若访得其善者，伏愿勋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更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则天下甚幸。"这就是说，只要"求"，只要"好"，良史之才就会出现。
从措施上看，发现了良史之才，就应该采取扶植措施，"励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是德的要求，要求用人者思想端正。"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是要为良史之才创造客观条件，即是要破格提拔，委以重任，使他们得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很清楚，此表有感于现实而上，意在为刘知几等"良史之才"不得重用而鸣不平。①朱敬则曾采魏晋已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十代兴亡论》共有十一篇，即《魏武帝论》、《晋高祖论》、《宋武帝论》、《北齐高祖论》、《北齐文襄论》、《北齐文宣论》、《梁武帝论》、《陈武帝论》、《陈后主论》、《隋高祖论》、《隋场帝论》。这些史论的特点就是以人物为主体，以历史为背景，评论一代政治得失。把历史人物放到社会发展的大势中去考察，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以此论其为人之正邪，立言之是非，行事之功罪。评论求其实事求是，全面公允。
在朱敬则的史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变通"的观点。长寿间上《请除滥刑疏》②，就是通过历史经验教训劝说武则天讲求变通，堵塞告密罗织之徒。他指出，李斯相秦时，"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强公室，弃无用之费，捐不急之官，借日爱功，疾耕急战"，结果达到了"人繁国富，乃屠诸侯"的目的，不失为"救弊之术"。但"锋镝已销"，天下归一以后，情况变了，就应该改变政策："易之以宽大，调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然"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其结果是"卒至土崩"。而汉高祖采陆贾建议"陈《诗》、《书》，说《礼》、《乐》"，颇知变通。他以秦未变通而速亡，汉高变通而昌盛的历史经验向武后进谏，"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蓬庐之须毁，见机而作"，"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萎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但然大悦"。
由此可见，朱敬则在讲变通时，并非一概否定或抛弃已往的典章成规，而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实际，与时事相合宜而保留之，已变为糟粕而抛弃之。这一思想是颇有价值的。
再说刘允济。
刘允济，洛州巩（今河南巩县）人，少孤，事母甚谨。博学善属文，与绛州王勃早齐名，且关系友善。弱冠本州举进士，累除著作佐郎。他曾经采① 《请择史官表》全文载《唐会要》卷六三。
② 载《全唐文》卷一七○。
掂鲁哀公以后十二代至于战国遗事，撰成《鲁后春秋》二十卷，后迁左史，兼直弘文馆。
长安二年（702），累迁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不久，擢拜风阁舍人。正是这年，知几亦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撰起居注，因与允济同馆共事，结为挚友。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史官》条载："长安二年，风阁舍人修国史刘允济尝云：'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对照知几关于直书的言论以及《曲笔》篇"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等语，可知二人思想观点的相近。
知几另一位朋友是薛谦光。
薛谦光又名薛登，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生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卒于开元七年（719）。"谦光博涉文史，每与人谈论前代故事，必广引证验，有如目击。少与徐坚、刘子玄齐名友善。"①按，谦光长知几十四岁，长徐坚十二岁。所谓"少与徐坚、刘子玄齐名友善"云云，起码应该在知几入仕前后、谦光而立之年前后。知几"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弱冠举进士，授获嘉县主簿。"②可知知凡成名在二十岁前，其兄知柔长知几十二岁，同薛谦光年岁相当。徐坚"少好学，遍览经史，性宽厚长者，进士举，累授太子文学。"③可知徐坚成名也在举进士前后。
武后天授中（691），薛谦光任左补阙，时选举颇滥，便上疏直谏。他认为："国以得贤为宝，臣以举士为忠"，选举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人主受不肖之士则政乖，得贤良之佐则时泰"。因此，"则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然"比来举荐，多不以才，假誉驰声，互相推奖，希润身之小计，忘臣子之大猷"。针对滥举之弊，他恳请皇上"降明制，颁峻科。千里一贤，尚不为少，侥倖冒进，须立隄防。断浮虚之饰词，收实用之良策，不取无稽之说，必求忠告之言。文则试以劾官，武则令其守御，始既察言观行，终亦循名责实，自然侥悻滥吹之伍，无所藏其妄庸。"并提出"有称职者受荐贤之赏，滥举者抵欺罔之罪，自然举得贤行，则君子之道长矣。"④是年，知几上疏请沙汰尸禄谬官，同薛疏可谓异曲同工。
中宗景云年间，薛谦光拜御史大夫。当时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逼夺百姓店肆，州县不能理。薛有心绳之以法，有人劝他应明哲保身，他理直气壮地说："宪台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不怕丢掉乌纱，遂与殿中慕容珣奏弹，结果为太平公主构陷。为官刚正清廉，可见一斑。谦光一生勤于政事，政绩颇著，《旧唐书》作者赞他"吐忠说之言，补朝廷之失，有犯无隐，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撰有《四时记》二十卷。
再说元行冲。
行冲名澹，以字显，河南人，是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生于永徽四年（653），卒于开元十七年（729）。少孤，寄养于外祖父司农卿韦机的家里。
博学多通，尤善音律及训诂之书。举进士，累转通事舍人，纳言狄仁杰非常① 《旧唐书》卷一○一《薛登传》。
② 《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
③ 《旧唐书》卷一○二《徐坚传》。
④ 以上见《旧唐书·薛登传》。
器重他。行冲性不阿顺，多进规诫，曾向仁杰说："下之事上，亦犹蓄聚以自资也。譬贵家储集，则脯腊腰胰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疯疾。伏想门下宾客，堪称旨味者多，愿以小人备以药物。"仁杰笑而谓人曰："此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①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而未有编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详文简，为学者所称。此外，还在开元九年（721）撰成《群书四录》奏上，凡二百卷。这是部大型目录书，元行冲担任通撰，毋煚、韦述等分部修检。玄宗又特令行冲为自注《孝经》作疏，列于学官，这就是《御注孝经疏》。
再说吴兢。
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生于高宗咸亨元年（670），卒于玄宗天宝八年（749）。《旧唐书》本传说他"励志勤学，博通经史"，深受魏元忠、朱敬则的器重，及二人位居相辅，乃"荐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馆，修国史。"累月，拜右拾遗内供奉。神龙年间，迁右补阙，同韦承庆、崔融、刘知几等撰《则天实录》成，转起居郎。俄迁水部郎中，丁忧还乡里。开元三年（715）服阙，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尉少卿、左庶子。居职殆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吴兢一生著述甚富，所撰《唐史》是其功绩之一。长安三年（703）诏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①。参与其事者有武三思、李娇、朱敬则、徐彦伯、魏知古、崔融、徐坚、刘知几等人，但真正具体从事修史者，主要是刘知几、朱敬则、徐坚、吴兢等。知几曾说："长安中，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②《旧唐书·刘子玄传》也说："知几自负史才，常慨时无知己，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可见，吴兢当是《唐书》的主要作者。
吴兢自撰国史，颇历年岁，兢卒后，其子将吴兢所撰《唐史》八十余卷奏上。然事多纰缪，赶不上壮年之作。
此外，天宝初年，吴兢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史》、《齐史》、《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但简则简矣，又伤于"疏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兢取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挣议、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等，撰成《贞观政要》十卷。吴兢写是书的目的是"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①也就是说，他希望唐统治者能够以太宗君臣为楷模，使国家长治久安。
吴兢居职期间，与知几合作较多，关系甚密。知几对吴兢非常信任，他"委国史于吴兢"，两相情愿。及至知几卒后，吴兢仍然是满怀敬仰之情。
这从他对张说删改实录要求的抵制一事就可看出。长安年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加罪御史大夫魏元忠，乃赂以高官，使张说诬证魏氏谋反。张说开始应允，后在宋璟、张廷珪、刘知几等人劝阻下悔悟，证明魏无忠实未谋反。
① 《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
① 修唐史诏见《唐会要》卷三六。
② 《史通·古今正史》。
① 《贞观政要序》。
到玄宗时，吴兢、刘知几等重修《则天实录》，乃直书其事。张说为相，屡请吴兢删改，兢终不答应。《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了此事的原委：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修实录，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元。兢自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木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在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由此可见吴兢良直品格，他的直书精神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宝贵遗产。
刘知几称道的知己朋友还有裴怀古。
裴怀古，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生卒年代不详。高宗仪凤年间（676-679）诣阙上书，授下邦主簿。武后长寿年间（692-694），累迁至监察御史。时有边族反叛，怀古奉诏安辑，由于他能"申明赏罚"，乃使叛者归附，且"蛮夷荷恩，立碑颂德。"①怀古秉公执法，铁面无私。他受武后之命处理恒州鹿泉寺净满案，了解净满被人诬陷，并非"大逆不道"，因而据实处分，判为无罪。则天大怒，怀古上奏道："陛下法无亲疏，当与天下画一。岂使臣诛无辜之人，以希圣旨。向使净满有不臣之状，臣复何颜能宽之乎？臣今慎守平典，虽死无恨也。"②圣历年间，阎知微充使往突厥，怀古监其军。突厥将授怀古伪职，如不从就杀头，怀古抗辞曰："宁守忠以就死，不毁节以求生，请就斩，所不避也。"③"乃禁锢随军，因挺身奔窜以归。"④怀古为官，"所在为人吏所慕"。⑤神龙年间，复授并州长史，"吏人闻怀古还，老幼相携，郊野欢迎。"⑥怀古清介审慎，在幽州时，韩琬以监察御史监军，称赞他"驭士信，临财廉，国名将"。①史书以"循吏"、"良吏"相许②，知几引为同好，完全可以理解。
根据史书记载，怀古于仪凤中授下邽主簿，任幽州都督时，当在景龙元年（公元707 年）。可知怀古开始从政的时间和知几差不多。知几一生结交，多文字挚友，独怀古乃一员武将。
上面简略地介绍了知几所称述的几位同好的生平事迹、思想风貌以及学术贡献，现在再作些综合分析。
从活动的时代来看，他们大都活动于七、八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间，即武①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
②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
③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
④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
⑤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
⑥ 《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裴怀古传》。
① 《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传》。
② 《旧唐书》将怀古载入《良吏列传》，《新唐书》将怀古载人《循吏列传》。
后临朝称制至中宗和玄宗开元初年。这八位知己，以朱敬则（635-709）年岁最长，入仕最早，高宗于咸亨元年（670 年）中曾召见过他，"将加擢用"，为人所毁，乃授洹水尉。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则在武则天时代。谦光（647-719）、行冲（653-729）年岁相近，徐坚（659-729）、知几（661-721）
年岁相仿，吴兢（670-749）最幼。允济、怀古生卒年代不详，但从其生平行事看，都主要在武则天统治时代和中宗、玄宗开元初年。
在这个时期，刘知几等人犹如灿烂的群星，交相映辉。
从他们生平活动来看，他们大都是才高一世、名重当时的史坛巨子，虽学行各有侧重，而论其大体，同是卓荦非常之人。他们不仅才高过人，而且品德高尚，为人则正直，为学则勤奋，为官则清廉，是德才兼备的时代精英。
学识渊博是他们的共性，徐坚"少好学，遍览群史"，朱敬则"早以辞学知名"，刘允济"博学善属文"，薛谦光"博涉文史"，元行冲"博学多通"，吴兢"博通经史"，刘知几更是博学。品德高尚更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为人正直如刘知几、吴兢，为官清廉如朱敬则、裴怀古。其精神都是十分感人的。
正是因为他们才德兼备，在史学事业上都做出了卓越贡献，且不说刘知几撰《史通》百世流芳，吴兢撰《贞观政要》至今熠熠生辉，就说他们于史馆共修实录、国史，都是不小的贡献。几次大的修史活动都是他们充当主力。比如则天长安三年（703）朱敬则、徐坚、刘知几、吴兢等，撰修唐史，刘知几、吴兢等续成《高宗实录》。中宗神龙元年（705），刘知几、徐坚、吴兢等重修《则天实录》，次年书成。玄宗先天二年（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柳冲等撰成《姓族系录》，主力是知几、徐坚、吴兢。开元四年（716），刘知几、吴兢等撰成《睿宗实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此外，他们亦各自有自己的著述：朱敬则有《十代兴亡论》，徐坚有《初学记》，吴兢有《唐史》，元行冲有《魏典》，刘允济有《鲁后春秋》，刘知几有《刘氏家史》等。
从他们的史学观点来看，有着许多共同见解。比如，都强调史学劝善惩恶的社会作用；都主张直书、实录，都主张史家要具备才、学、识；他们学综文史，善叙事，颇有良史之才；在史馆里，都反对那些不学无术的权势们把握修史之权。
综上所述，刘知几等人在他们那个时代是一个正派的、有正义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其学识渊博、学综文史，有志于史学事业，又多任职史官，从事修史，且志趣相投，观点一致，在史学领域里形成一个道术相知的学派。这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学派。了解这一学派的特点，对于八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是有帮助的。鉴于本文是叙述知几的生平，有关这一学派的种种分析、研究，这里就不详论了。
我们不得不指出，由于封建统治势力的制约，具体说，由于武则天统治的用人不当和中宗、睿宗时代的政治昏暗，他们并没有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
诚如《旧唐书》的作者在刘知几、涂坚、元行冲、吴兢、韦述等人列传后所评论的："刘、徐等五公，学际天人，才兼文史，惮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盖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郁结于当年，行冲彷徨于极笔，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非过使然，盖此道非趋时之具也，其穷也哉！"评论首先肯定了知几、徐坚等"学际天人，才兼文史"的学识，肯定他们"俾西垣、东观，一代粲然"的历史功绩，这是公允之论。《旧唐书》作者将知几、徐坚、吴兢等同列一卷之中，实为史学家列传。其他，朱敬则位居宰辅，薛谦光以良臣显，裴怀古人《良吏列传》，刘允济入《文苑列传》。
知几、徐坚、吴兢、元行冲则是本色的史家。
评论对知几等史家的生活遭遇给予同情，他们"官不过俗吏，宠不逮常才"，原因就是他们从事的史学著述并非趋时之具，是一个无权无势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