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刘知几的思想 第一章 学术思想渊源 一、学术渊源概观
历史上每个思想家的产生，都有使他得以诞生的思想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改造、丰富和发展。刘知几自然也不例外。
刘知几的学术思想深受其学术前辈的影响，对此，知几自有明言，史家也多有论述。
《史通·自叙》表彰《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错综经纬，兼于数家"。又列举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和刘勰《文心雕龙》六家，明言"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尤其是王充《论衡》这部批判哲学著作成了刘知几《史通》之批判史学的榜样。知几指出："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①可以说，他的《惑经》就是《问孔》的续篇。上述诸家，就知儿所言，所受的启发各有侧重。从《淮南子》那里，他吸取了牢宠天地、博极古今的思想。他说："自淮南已后，作者无绝，必商榷而言，则其流又众。"②于是他阐述各家著书背景、意义所归。比如他说：盖仲尼既殁，微言不行；史公著书，是非多谬。由是百家诸子，诡说异辞，务为小辨，破彼大道，故扬雄《法言》生焉。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
浦起龙注概括诸家特点，说《法言》主谈理，《论衡》主征据，《风俗通》主博洽，《人物志》主辨材，《典语》主评品，《文心雕龙》主文章体裁④，各书皆有标举，这些都对知几有所启发。
学者就知几学术思想渊源曾作过较为深入的探索。这里可举出有代表性的两家。傅振伦先生在《刘知几年谱》⑤中指出：孔子因鲁史旧闻，据行事，仍人道而作《春秋》。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撰《史记》，成一家之言。刘安牢笼天地，博涉古今，以著《淮南子》。知几自谓其书有与夺、褒贬、鉴诫、讽刺，上究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盖《史通》实继承孔子、司马迁之传统，而采用《淮南子》之形式而作者也。他又指出："《史通》一书，即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①"知几之书多出于① 《史通·惑经》。
② 《史通·自叙》。
③ 《史通·自叙》。
④ 《史通通释》卷十《自叙》。
⑤ 中华书局1963 年4 月第1 版。
① 《刘知几年谱》第21 页，中华书局1963 年4 月（北京）第1 版。以下引同。
刘勰，故其书亦全模拟之，立意亦多取之也。两氏史学思想，亦多相同。"②因列举十六点，以见二氏相同史学思想之大端。
许冠三先生在《刘知几的实录史学》③一书中专设"探源"一章，重点探讨《史通》同《左传》、《论衡》、《文心雕龙》、《齐志》诸书的关系。
他指出："说及知几之师承，实遍及于经、史、子、集四部。在史部，首推《左传》、《史记》、《汉书》与《三国志·裴注》；在子部，包括《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与《论衡》；在集部，则为《楚辞》、《文选》与《文心雕龙》；在经部中，《春秋》和《尚书》的影响，亦是无可置疑的。在前列各书中，《左传》、《论衡》与《文心》这三者尤具决定性。"④近年来，史学界在论及知几学术思想渊源时，也比较多的注意了《论衡》和《文心雕龙·史传》对《史通》的影响。这些意见都是值得重视的。在我看来，知几在其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博极群书，广泛涉猎了古人的学术思想成果，这是无容置疑的。但是，他对古人的学术思想成果决非无目的的兼收并蓄，其弃取之间，自有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标准。自然这个原则、标准也不是天生就有和固定不变的，它就是逐步形成的刘知几的历史观、人生观。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经学曾经作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经学家范文澜指出："'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著述以敷赞圣旨为贵，派别繁杂，训解浩瀚"①。这种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的经学，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遂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正统。其沿革变迁、盛衰消长，同整个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汉代经学家们保存和整理的儒家著作也成为后世重要的思想资料。
从上述这一大的思想背景看，探讨刘知几学术思想之渊源，首先需要弄清他的学术思想与儒家经学的关系。
众所周知，经学并非铁板一块，在其内部，派别繁杂，正是派别之争成为推动经学发展变化的原因之一。两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区别，表面看只是书籍抄本的不同，实质上是对经义理解有重大分歧。今文学家视《六经》为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古文学家则不然，以为《六经》是孔子整理保存下来的古代史料。对《六经》看法不同，对孔子的认识也不同。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甚至是受命的"素王"，孔子把《六经》作为发挥自己思想的躯壳。古文学家则认为孔子是教育家、史学家，是儒家的先师，孔子的精神就在《六经》本身。今文学家重在阐发《六经》的微言大义，重视《春秋公羊传》，古文学家重在考察史实，重视《周礼》和《左传》。今文经学同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结合，表现出浓厚的神学色彩，古文经学专讲古代典章制度，表现出比较朴实的学风。今文经学在西汉取得统治地位，而古文经学在西汉末年崛起，形成经学内部对立的两大派。
从西汉末到东汉末今古文经学经过了多次重大较量，其争论内容始终以② 《刘知几年谱》第22 页。
③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 年出版。
④ 《刘知几的实录史学》第21 页。
①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265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 年4 月第1 版。
《左传》为中心，争论《左传》与《公羊传》的优劣问题。今文学派因处官学地位，多方压制古文学派，古文学派为取得立于学官，便同今文学派展开斗争。从发展趋势看，古文学派势力日趋壮大，东汉一代涌现了诸如郑众、杜林、桓谭、贾逢、马融等古文大家。至郑玄出，古、今兼采，遂使今、古文经学趋于融合。魏晋时代，今文学式微，古文学反日趋发展，后来六朝的南、北学，隋、唐的义疏派，其基本立场却同古文学相距不远。
在这一经学发展的路径上，刘知几表示赞同的大抵上是古文学派的立场。他对孔子的态度，对《六经》的态度，对两汉以来经学家的态度，部表明他倾向古文经的立场。
傅振伦先生在《刘知几年谱》中指出："知几深于史学，其学说近古文学派。"他从史料中归纳出知几为古文学家的四条证据：第一是知几"以经为古代史料，尊孔子为史学家"。第二是知几"申左氏而斥公、谷，于公羊尤甚"。第三是在开元年间关于《孝经注》之辩中，知几主古文，第四是据《旧唐书·王元感传》载，元感表上其所撰《尚书纠缪》、《春秋振滞》及所注《孝经》、《史记》草稿，知几每为元感申理其义，接连上表推荐。这些看法都是对的。
知几以经为古代史料，尊孔子为史学家，这是表明他的学说近古文学派的最关键的一条。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全面而较为科学的评价孔子及其学说的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写了《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又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评价了《春秋》的历史价值。《报任安书》中所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意即步孔子后尘，写出第二部《春秋》。要而言之，司马迁高度评价孔子对学术文化的贡献，他是以历史家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孔子的。在他的笔下，孔子是位伟大的学者，而不是神。这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态度并不一致。
两汉之际，谶纬迷信思潮泛滥，它是今文经学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站出来批评谶纬迷信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扬雄、桓谭和王充。从刘向、刘歆父子到扬雄、桓谭，可以看出一种受过古文经学的熏陶而反对谶纬思想的新思潮的演进和发展的轨迹。而王充对经学、俄纬等虚妄之言的批评，写下了两汉思想史上辉煌的篇章。
从宏观的角度去考察，刘知几的学术思想渊源可以这样概括：他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的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在史学领域里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批判性的理论总结，写出了战斗性的史学批评专著《史通》。
二、继承司马迁的史学传统
刘知几深受司马迁学术思想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少，这里想重点分析一下。
司马迁继《春秋》之业写出了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巨著《史记》，这对刘知几的史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荦荦大者，有以下数端。
第一，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撰写《史记》启发了刘知几继《春秋》之业撰写《史通》。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早有撰著一部通史的愿望。他在临终之际拉着儿子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非常赞叹孔夫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他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可见司马谈就有继《春秋》之业的宏大志愿。司马迁俯首流涕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及至出任太史不久，便着手编撰。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非常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他感到汉兴以来，"天子至明，泽流罔极"，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是有司之过，自己身为史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①因而历尽艰辛，发愤著书。司马迁的榜样大大启发了刘知几。他的思路同司马氏父子大为相似。《史通·自叙》说："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
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
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未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这里也是表明自己继《春秋》之业。在史学领域，司马氏父子实际上继《春秋》之后完成了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但司马迁并不敢将自己的书同《春秋》相比。
他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②刘知几也不敢说自己就合格上继《春秋》，因而他说"虽无夫子之名，辄行夫子之事。"司马迁与刘知几所不同者，一是撰史，一是评史，历史条件使然。
第二，在史学思想上，司马迁最突出的贡献一是尊重史实的科学态度，即"实录"精神，二是"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尊重史实表现在他对史料的处理上，也表现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司马迁总是忠实于客观历史实际，敢于"直书"。刘向、扬雄、班固都承认《史记》的最大特点是"实录"。按照班固的解释，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坚持了"实录"的态度，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复杂情况，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种实录的精神，是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充分体现了他的唯物主义态度。另外，司马迁总是重视历史的发展变化，把历史看成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揭示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就是"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和方法。"通古今之变"作为一种史学观点，闪耀着辩证法的火花，是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精华。"通古今之变"作为一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最优良的方法。司马迁正是在"通古今之变"的观点指导下为中国古代史学史建立了里程碑。这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正是上述两点，深深影响了刘知几。从史学领域看，作为刘知几史学之根本精神的"实录""直书"之义，正是对我国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① 以上引文，皆引自《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 《史记·大史公自序》。
发展，他在《直书》篇表彰古来坚持直书之为数不多的优良史家中就有司马迁。至于刘知几的史学"通识"，更是"通古今之变"思想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通变的思想，自然不原于司马迁。《周易》中有关事物变化过程的历史观念，是变通观的源头，也深深影响了刘知几。知几经常引用《周易》变通的观点来论证史学问题。比如他说："盖闻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①又说："《易》以爻父穷变化，《经》以一字成褒贬，《传》包五始，《诗》含六义。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②"《易传》曰：知进退存亡者，其为圣人乎！"③先秦诸子如韩非的历史进化观也给刘知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如《史通·模拟》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但作为史学家的刘知几还主要是从司马迁那部"通古今之变"的《史记》中得到了更多的启迪，也只有司马迁向他展现了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历史画卷。
它扩大了刘知几的眼界，启发了刘知几的思路，并为刘知几提供了作史范例。
《史通》评史，显示了一种大家器度，"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如果刘知几没有"通古今之变"的气魄当然是不行的。《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诸篇就是通古今之变的具体体现。刘知几的治史道路是司马迁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
第三，司马迁的《史记》为刘知几的《史通》提供了丰富的史评资料。
几乎贯穿《史通》全书、占有关乎全局地位的，是关于纪传史的评论。在纪传史评论中，知几尤其注重对《史记》的评论。这当然是因为《史记》在史学史上、在纪传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的缘故，此外也因为刘知几特别熟悉特别注重《史记》所致。从《史通》中完全可以归纳出一部《史记评》来，抽出刘知几对《史记》的评论，《史通》就不成为《史通》了。刘知几博极群书，《史通》广征博引，但知几读得较熟、征引较多的却集中在几部书中，那就是《尚书》、《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等。诚然，知几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在赞扬与肯定的同时，也有许多批评和否定的地方，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不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为刘知几的史学评论提供了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在研究《史记》的史学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史学理论的。
在中国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过程中，视野有所不同，有的强调会通，有的则注重断代。强调会通的，如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他考察政治兴衰得失之故，考察典章制度和社会风气演变，考察历史进程的联系以及考察历史文献的搜求、整理，都能从广阔的视野着眼，弄通它们的发展变化，注重断代的，如班固著《汉书》，强调"汉绍尧运，以建帝业"，不赞成把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的做法。知几推崇断代为史，对通史的批评有点片面性。尽管如此，他在《史》、《汉》二者中，还基本上走了一条由《史记》开辟的通史家的路子，即史学会通的路子。刘知几看到了《汉书》已降的史① 《史通·因习》。
② 《史通·表历》。
③ 《史通·浮词》。
书多受《史记》影响，也看到了自《汉书》已降，"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①，断代成风，他自然高度评价了断代为史，殊不知他本人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历史的选择，包括历史思想、历史观点的选择，并非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且往往不是由某些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我们不必要这样提出问题：刘知几是通史家，还是断代史家？这样就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三、发扬王充的战斗风格
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尤其是刘知几在《惑经》篇中说的那几句话："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
将来学者，幸为详之。"成为历代学者认为刘知几是效法王充的最显明的证据。明代学者胡应麟便据此指出刘知几之"讥诋圣人"，乃步王充之后尘，"至尧、舜、禹、汤弗能免，犹李斯之学苟况也。"①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说："刘氏事理缤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
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②当代史家翦伯赞指出："刘知几的思想，颇受王充学说的影响，他不迷信圣经贤传，不迷信灾祥符瑞。即因他不迷信圣经贤传，所以他就富有怀疑的精神；即因他不迷信灾祥符瑞，所以他就具有唯物的思想。他就在这种怀疑的精神与唯物的思想上，展开他的历史观。"③可见，说刘知几的思想深受王充学说的影响，这是史家的共识。那末，王充哪些方面深深影响了刘知几？我以为主要在下述两点：一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怀疑和批判精神。
《论衡》何为而作？王充说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④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可见，主实事和疾虚妄是《论衡》的根本宗旨，凡实事皆加以肯定，凡虚妄，务必予以排斥，这便是王充的根本态度。显然，这是一种唯物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王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一态度贯穿于王充的全部著作，以之衡量前贤往哲，以之衡量圣经贤传，以之评论世俗之说。
在王充的时代，思想舆论界颇受今文经学和俄纬迷信的虚妄之言所左右，一些世俗之见很有市场，他们或迷信圣贤，或崇信灾祥符瑞，是古非今，谬种流传。王充指出："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贤圣所传，① 《史通·六家》。
①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人《九流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