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论刘知几的史学》，见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第25 页。
④ 《论衡·佚文篇》。
⑤ 《论衡·对作篇》。
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①他认为这种盲目崇拜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然而"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②因此，他郑重指出："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间，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③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评精神密切结合，是王充的最可贵的思想品格。王充既能做到不迷信前贤往哲，也不迷信圣经贤传，对人世间的一切事物，敢于放在理性的天秤上加以衡量，充分展现了王充之唯物主义的战斗风格。
正是在这些根本点上，王充的思想大大影响了刘知几。他继承王充重实事疾虚妄的精神，在史学领域坚持直书、实录，反对曲笔阿时。他继承王充《间孔》、《刺孟》的批判精神，写了《疑古》、《惑经》两篇批判儒家经典的文章。批评《尚书》矛盾错误，"理有难晓"①。批判《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②,"动皆隐讳"③，而后人又变本加厉地"虚美"。类似这种批判文字贯通《论衡》、《史通》两书。可以说怀疑和批判精神是王充、刘知几共同的思想风格。所不同者，那是一人见诸于哲学，一人见诸于史学，《论衡》是批判哲学的著作，《史通》则是批判史学的著作。
《史通·自叙》有言："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
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看来他对王充《论衡》精神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它批判的对象是儒者之书，是流俗鄙夫的种种错误观点。
那末，王充为什么走上了一条与流俗世儒截然不同的道路，对古代儒学遗产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态度？而刘知几在博极群书中又那样倾注于王充的《论衡》，并甘愿步其后尘？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主要到他们各自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从思想发展的渊源来看，不能不指出，在两汉的历史上，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春秋学以及同谶纬迷信思潮相结合形成统治思想的神学思想相对立的，有一个反神学的思潮，其代表人物如扬雄、桓谭、王充等。
一般说来，他们受古文经的薰陶，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刘知几便受了这一思潮的影响。
对《左传》的看法问题是两汉经学斗争的重要部分。抛开经学古今文的门户之见，从史家的立场言，《左传》确实是一部优秀的历史书。知几幼年熟读并喜爱《左传》，《左传》成了知几史学启蒙之书。这对其一生的史学事业可以说是受益匪浅。《左传》本是部古文经，知几在《疑古》、《惑经》之后专志《申左》，发表他对春秋三传的看法。因有"《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之论。赞美《左传》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其言《左氏》，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典，著将来之法，又博总群书，广包它国，每事皆详，且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知几以为《春秋》之经，"盖是周礼之① 《论衡·书虚篇》。
② 《论衡·问孔篇》。
③ 《论衡·问孔篇》。
① 《史通·疑古》。
② 《史通·惑经》。
③ 《史通·疑古》。
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贼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顶而成。"知几对《左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着重从善恶并书之实录着眼肯定了《左传》的历史价值。许冠三先生指出知几效法并继承前贤则首推《左传》，可谓卓识。
四、刘勰史传篇的启迪
刘知几的《史通》亦深受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影响，这种影响似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刘勰史学思想的影响，二是《文心雕龙》编纂形式的启发。
知几本人明确指出他的《史通》同《文心雕龙》的血缘关系。《自叙》明言："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因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其论《文心》，着眼文章体裁："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河，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史通》之为书，"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①，着眼讨论历史编纂学，所受《文心雕龙》影响，明矣。
历代学人颇察觉二刘关系。黄庭坚曾说："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焉。"②胡应麟也说："《史通》之为书。其文刘勰也，而藻绘弗如；其识王充也，而轻讦殆过。"③当代学者傅振伦讨论二刘关系，颇多发明。他说：《文心雕龙》为文史类之书，然《史传》一篇，则论吏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态度，实为史评之先河。《史通》一书，即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其全书亦即就《史传篇》"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诸义，而详加发挥者。《史通》各篇，亦多仿《文心》。一论文学，一论史学，并具卓识。
诚然，知几的《史通》深受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的影响。表现在史学思想上，知几也颇受刘勰的启发。
比如关于修史的宗旨、态度，刘勰提出"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表征盛衰，毁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的修史宗旨，强调以史为鉴的功能。主张"直笔"，提倡"信史"，赞扬"直归南董"，表彰司马迁"实录无隐之旨"。
再如评论历代史书得失，赞《左传》"实圣人之羽翮，记籍之冠冕"，赞扬《汉书》"十志该富，赞序弘丽"。批评袁山松《后汉书》和张莹《后汉南记》"偏驳不伦"，薛莹《后汉记》和谢承《后汉书》"疏谬少信"，表彰司马彪和华峤的《后汉书》"详实"、"准当"。上述观点，则全部为① 《史通·自叙》。
② 转引自王惟俭《史通训故序》。
③ 《少室山房笔丛·史书占毕》。
④ 《刘知几年谱》第21 页。
知儿所继承。
表现在编撰上，《文心》也给刘知几以启发。《文心雕龙》论文，全书五十篇，据《序志》所示，可分三部分：《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论及理论体系。《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是文体论。《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割情析采"，是创作论、批评论。这种布局启发了刘知几，《史通》一书内篇讨论历史编纂学，外篇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主要是关于史书体裁、史书编纂的内容，如同《文心》主要是关于文体和文学创作的内容一样。
但是，平心而论，知几受刘勰的影响还是有一定限度的。就从编纂来看，说"知几之书多出于刘勰，故其书亦全模拟之"，未免言过其实。知几之书虽受《文心》启发，但并非刻意模仿，因为各自研究对象不同，且不说全模拟是无法实现，也不是刘知几的品格，即以二书篇目而论，亦很少有相同之点。
傅先生指出《史传篇》对《史通》的深刻影响，是非常正确的，但夸大了这种影响，甚至说"《史通》一书，即就《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又失之于偏颇。从中国史评发展史看，《史传篇》对南北朝以前的史学进行了简明总结，并深深影响于后世，是中国史评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了《史传篇》在史学史上的价值。把它视为史评发展史上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差不多成了人们的共识。是重要环节，而不是"史评之先河"，因为中国的史评绝不是自《史传篇》才开始的。如果追本溯源的话，战国时代的孟子评论《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①这是对中国史书作出的最早的评论。此后，司马迁对《春秋》的评论以及他对《史记》的自我评论，内容就相当丰富了。如《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里评论了《春秋》的指导思想，并阐述了《春秋》的历史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对《史记》的自我评价也相当精彩。是后，评史蔚成风气。刘向、扬雄、班氏父子对《史记》都有详细评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班彪的史评专论《略论》，它叙述了史学源流，并评论《史记》之史学思想及体例书法，有褒有贬。溯源流时，从唐虞以来，以至司马迁书，按照时代顺序一路说来，颇有条贯。评《史记》时，阐述了它记载的内容、历史的观点、创始的体例、叙事的才华，以及治史的态度，也指出了《史记》的缺点。②班彪《略论》早于《史传》约五百年，其价值不能低估。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及《司马迁传》，《晋书》卷八十二的史学家传，《隋书·经籍志》的史部叙录，都对刘知几的史学总结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唐人所撰，知几受影响更深。也许由于知几对唐初史家多持批评态度，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② 参见《后汉书·班彪传》。
史学界不大留意他们对知几的影响。其实，这是不能忽视的。比如，《晋书》卷八十二具载有晋一代史学家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并且加以评论，犹如一篇晋代的史学史。再如，《隋书·经籍志》史部叙录，内容详备，脉胳清晰，从上古到隋未的史学发展情况都谈到了。知几撰《史通》，皆深受其益。如果我们把《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同知几《史通》的《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等篇比较一下，自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尽管刘知几对《隋志》提出了许多批评，他还是从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