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初唐的刘知几，在其人生的旅途中，为人、为政、为学，同社会现实以及历史文化发生了各色各样的关系，产生了各色各样的看法和观点。
他从现实和历史中所感受到进而理解到的这些看法、观点都是非常具体的，历史同现实交织一起，难解难分。历史传统的认识自然主要来自书本，但它往往以多少改变过的样式存在于现实社会中。在刘知几的各式各样的看法观点之中，有着一个决定其一生行程趋向和判断是非标准的思想支柱。这个思想支柱不是别的，就是儒家的政治伦理观。
刘知几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其全部思想的核心，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灵魂。刘知几的政治伦理思想不是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照搬，而是吸收儒家伦理思想的优秀成果，可以说是刘知几理解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想谈谈刘知几对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看法，对儒家政治伦理观的理解、把握以及他在政治伦理思想上的主要贡献。
一、孔子观
因为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历代学人无不有自己对孔子的看法，即孔子观。这种孔子观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也是人们对传统思想态度的深刻体现。古往今来，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发表过许多意见，好象都在力求寻找一个真孔子，实际上，褒贬议论之间，都寄托着自己的愿望，反映着自己的历史认识。
刘知几不是孔子及儒学的"异端"和"叛逆"，而是一个本色的儒家知识分子和孔子学说的信徒。这是刘知几的基本立场。
首先，孔子在刘知几的心目中是一个高大的形象，是他自己立身行事的光辉榜样。《史通·惑经》中有这样的表白：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生人已来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门人，钻仰不及，请益无倦。 嗟夫！古今世殊，师授路隔，恨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寻蠢简，穿凿遗文，菁华久谢，糟粕为偶。遂使理有未达，无由质疑。是用握卷踌躇，挥毫悱愤。倘梁木斯坏，魂而有灵，敢效接舆之歌，辄同林放之问。
刘知几不仅如孟子一样认为孔子是自有生民以来未之有的大圣人，而且"限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做孔夫子的一名及门弟子。这种感情是相当真诚的。然而，孔子久己离去，后之学者认识孔夫子只能是"研寻蠹简，穿凿遗文"，"理有未达"的情况所在多有，对儒家经典提出疑问也是正常之事。知几认为："斯则圣人设教，其理含宏，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岂与夫庸儒未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①尊重孔子和对圣人之教献疑并不矛盾，而且是真正的尊重，那些庸儒未学，对孔子及儒学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并不是真正的正确的态度。
① 《史通·惑经》。
知几崇敬孔子，更要效法孔子，以孔子为自己光辉的榜样。他私撰《史通》，就是学习孔子整理典籍为不刊之典的榜样。他指出孔子以"睿圣明哲，夭纵多能"的聪明才智，面对史籍之繁文，删《诗》、《书》，修《春秋》，为不刊之典，为后王立法，充分肯定孔子整理文化典籍的伟大历史功绩。并决心继孔子之后，志拟《春秋》，厘定群史，做孔子的继承人。诚然，他没有孔子那样大的名声，而作夫子的事业，不免会受到时人的攻击。但是他要继承孔子的事业，足见其宏伟抱负和对史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自信心，也可以看出对孔夫子事业的深刻理解和无限崇敬。如果说孔子开创私人讲学和私家著述之风，大有利于史学之进一步发展的话，那未，刘知几之"商榷史篇"则是对唐以前的古代史学之系统性的总结。他们的事业是前后相继，心是彼此相通的。
其次，刘知几对孔子的学术和思想，尤其是对孔子的史学事业，曾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十分赞扬和高度评价孔子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历史功绩，其中尤其重视孔子删《诗》、《书》，次《春秋》。他论述《春秋》"属辞比事之言"，《尚书》"疏通知远之旨"，"意复深奥，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美焉。"因此他肯定二书"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又说："既而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继圣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故经史之目，于此分焉。"①这对孔子整理的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尚书》、《春秋》，是多么高的评价啊！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个评价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刘知几又把儒家经典同传世的史书作比较，以为经犹如太阳，史犹如星辰，当"果日流景，则列星寝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②所以他说《史记》之文当乎《尚书》、《春秋》之世，则"其言浅俗，涉乎委巷"，战国已降，去圣弥远，然后方能露其锋颖，倜傥不羁。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③知几上述议论，颇不合历史实际、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经典被奉若神明，视为不刊之典，好象任何好东西经书里都已经有了。我们古代的史学家，其中包括富有批判精神的史学家如司马迁、刘知几等，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通过刘知几上述的议论，我们可以看出他推崇《五经》，褒美孔子之才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
复次，刘知几还从史意、史法上大力肯定孔子及其儒家经典的成就。
《探赜》篇云："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诰，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缪也，不亦甚乎？"此言为史必辨流通义，明其指归，不能妄生穿凿，轻究本源。这是刘知几重要的史学观点。他讨论历史编纂，并非就体例论体例，而是以治史宗旨、历史观为根本出发点。比如他论"六家"、"二体"，便考镜源流，揭示史体的发展变化，"古往今① 以上引自《史通·叙事》。
② 以上引自《史通·叙事》。
③ 以上引自《史通·叙事》。
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又根据史体形成和源流派别，展示了史体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里，刘知几说孔子能辨流通义，就是肯定孔子在治史宗旨上的成就。
至于在具体的史法上，刘知几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更是多方赞扬。他特别表彰儒家经典在叙事方面的成就。《叙事》篇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斯盖浇淳殊致，前后异迹。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这是肯定经典叙事简要，文约事丰。进而指出，夫子深懂用晦之道，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成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既而丘明受经，师范尼父。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叙事简要，是刘知几衡量史书优劣的重要原则之一。在他看来，唯经书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两汉已降，国史之文，日伤烦富，芜音累句，云蒸泉涌，这不仅弥漫重沓，而且浮华违实。
此外，从体例而言，刘知几以为《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先后，条理分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明确肯定了春秋纪年之体。
总之，从写史宗旨到史书价值，从内容到形式，对儒家经典都做了充分肯定。由此不难看出，刘知几是一个典型的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的继承者。
他把"服孔门之教义"看成"行夏时之正朔"一样，"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①这就是说，陵谷可变，质文可变，以孔门教义为指导思想则不能变。
刘知几的本色是一个史学家，他以"商榷史篇"为己任，在他的著作里不是全面评论孔子，而是重点研究孔子的史学。在他的笔下，孔子是作为史学家的面貌而出现的，换言之，他是以史学家的见识来看待孔子的。这是考察刘知几的孔子观所应予注意的。
然而，刘知几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是不可忽视的一面，这就是他对儒学及传统思想的批判态度。这正是当今学术界给予充分重视的。
诚然，刘知几具有我国优秀思想家批判创新的优良品格，批判地继承，勇敢地创新，正是刘知几史学的基本精神。刘知几对孔子及儒家经书的批评比较集中地记录在《史通》的《疑古》、《惑经》篇中。《疑古》重点探讨《尚书》，《惑经》重点探讨《春秋》，集中点是批评《尚书》《春秋》对史实"爱惜由己"，多方讳饰以及后人对二书的虚美之辞。
刘知几从直书实录的宗旨出发，揭露孔子及儒家经典对历史的讳饰。他指出，《春秋》一书是避讳的典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①不唯《春秋》，六经皆是如此。如说："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阂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拭；观夫子之删《诗》也，凡语《国风》，皆有怨刺，在于鲁国，独无其章；观夫子之论《语》也，君取于吴，是谓同姓，而司败发问，对以'知礼'。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① 《史通·本纪》。
① 《史通·疑古》。
由己者多矣。"②他对《春秋》一书，提出了许多质疑、批评，《惑经》篇集中列举十二条"未谕"，并指出"凡所未谕，其类尤多"，又进而批评历代学者为《春秋》虚美，他们共同的问题是对孔夫子盲目崇拜而缺乏独立思考。
比如，孔夫子次《春秋》，多采古史旧文，"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这是事情真相，而太史公则说："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定然是虚美之辞。诸如此类，"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③违背了直书实录的宗旨。
刘知几对《尚书》之讳饰亦多有揭露，如《尚书》谓尧禅位于舜，他根据《汲家琐语》的记载，证明舜先废尧而立其子丹朱，继又废丹朱而夺帝位，并非尧舜禅让。再如，《尚书》说夏桀、商纣都是罪大恶极之人，知几不以为然。他说："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①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竟列纣罪，有倍五经。而天下恶者，皆以桀纣为先。
春秋以前，《尚书》之世，作者述事不见得全都正确，"理有难晓"者在在有之，而"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所以刘知几说："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惟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覩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
寻其终始，隐没者多。"②由此从总体上得出结论："远古之书，其妄甚矣。"他赞成孟子的态度："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这种不盲目迷信古书而加以分析的态度无疑是可取的。
由上述可知，刘知几对孔子及儒家经典的批评完全是从维护史书实录精神出发的，丝毫不涉及尊孔、反孔的问题。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充分体现了其史学家实事求是的严肃的科学态度。
需要指出，知几批评儒家经典的讳饰并不彻底。其一，在实录与名教发生矛盾时，他坚持直书的原则立场便有所退让。比如他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①又说："夫臣于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②这里所谓"名教"，就是指的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伦理纲常，这是维系宗法封建制度的根本思想和制度，它同直书当然是有矛盾的。在这矛盾面前，刘知几仍然把名教放在第一位，由之可以看出他儒家知识分子的立场。
其二，他对孔子的批评还是有顾虑的。他肯定孔夫子以大圣之德，应运② 《史通·疑古》③ 《史通·惑经》。
① 《史通、疑古》。
② 《史通·疑古》。
① 《史通·曲笔》。
② 《史通·惑经》。
而生，生人已来未之有，已如上述。但他也指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圣人同其门弟于切磋酬对中，"颇亦互闻得失"。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斯则圣人之设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并非同庸儒未学之辈，文过饰非，使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这里充分赞扬圣人不文过饰非。他在历数《春秋》之未谕后说："凡所未谕，其类尤多，静言思之，莫究所以。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者欤？将'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③果真刘知几"莫究所以"吗？很难确论。但对夫子尊而敬之，谨而慎之之心情溢于言表。他在《惑经》篇终又云："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责，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再三致意，以表心迹。刘知几对孔子及其儒家经典如此谨慎，当然可以相信他对圣人的崇敬之情，相信他对经书的批评是在维护经书的尊严。但是同知几对诸家史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的果断的批评态度相较，判若两人，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孔子及经书的批评还是颇有顾虑的，这不难理解。如果以为在刘知几的笔下，孔子圣人和至圣先师的地位已经动摇，他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对历来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进行一次总的批判，这是抬高了刘知几，不符合历史实际。
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简单做法之非科学性，人们越来越清楚了。即使古代的学者，也没有采取这种简单的做法，特别是刘知几，他"商榷史篇"不仅在实践上能对古代史家、史书作系统的、一分为二的评价，而且在理论上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概括。
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铸造了刘知几的思想，探讨刘知几孔子观的思想根基便只能从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上去寻找。当然也要分析刘知几具体的成长道路。这里我们不打算做全面地阐述，只是想撷取那些与史学家的刘知几有关的部分。
刘知几从古代思想遗产中汲取了"善恶必书，斯谓实录"这样一种思想的精华，并且成了他从事史学事业的宗旨，脚踏实地地贯彻执行，毅力甚强，自觉性甚高。
在中国古代，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史官，在记事时都有一定的书法，褒善贬恶就是其书法之一。《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里就透露了古代史官恶善必书的消息。善恶必书当然是为了劝善戒恶的需要。为了发挥历史知识之鉴往知来、垂训鉴戒的作用，首先要求的便是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及丰富性。没有真实的及足够的历史记载，就无法了解过去，借鉴历史。孔子是深刻了解这个道理的。他说："夏礼吾能言之，妃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这是认识到历史记载是能否正确了解过去的根据。孔子也知道历史记载真实性是发挥历史之垂训鉴戒作用的关键。所以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②孔子表彰董狐"书法不隐"，认识历史记载真实性的重要作用。这一重要认识便得到刘知几的肯定和继承。
但是，孔子直书其事的传统和其《春秋》以道名分的政治意图发生矛盾③ 《史通·惑经》。
① 《论语·八佾》。
② 《左传·宣公二年》。
时，并未坚持到底。所谓"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苟涉嫌疑，动称耻讳"等等，便是指孔子违背了直书的宗旨。刘知几认为孔子实开曲笔恶例。他对孔子开的这个头并不满意，《疑古》、《惑经》是对孔子曲笔的批评，《曲笔》专篇更直陈曲笔恶习源于孔子。他在古代史书中找出了《左传》，以为唯《左传》才真正做到"善恶必彰，真伪尽露"，从而给予高度赞扬。他说，《春秋》劝善惧淫之义，"寻《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左传》所录，无愧斯言。"③设使世人习《春秋》唯取《公》、《谷》两传，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缺如，使后来学者，代成聋替。
知几比较三传，认为《左传》有三长，一是笔削发凡，皆得周典，二是博总群书，广包他国，三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中心点是记事详备有根有据。
而《公》、《谷》有五短，一是地隔时违，传自委巷，材料可信程度差，二是语乃龌龊，文皆琐碎，三是理甚迂僻，无所准绳，四是重述经文，无所发明，五是奖进恶徒，疑误后学。中心点是说二传依经为主，"求其本事，太半失实"，刘知几对三传的评论大体符合实际。他接受自班固以来关于《春秋》与《左传》关系的传统解释，特别强调了如下二点：其一，孔子与丘明同时，如周观书，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其二，左丘明为"膺授经之托"，"传孔子教"，恐孔氏弟子各持异端，失夫子真义，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持释经。这是肯定唯丘明乃是孔子真正的传人，《左传》乃是解经的定本。知几肯定《左传》的成就当然也是对孔夫子的崇敬，而同时，知几批评《春秋》而肯定《左传》也是认为对史家直书精神的坚持。按知几的理解，夫子修《春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①综上所述，刘知几对历史传统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孔子和儒家思想能一分为二。他把孔子学说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优点，亦有缺点，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他的态度是"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善"，从方法论上说，这比较科学。当然刘知几并非主张一切皆书，这里有个选书的标准："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②这个看法是十分可取的。我们强调直书，亦并非把所见到的历史资料记录无遗，这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实事求是是绝对必要的，也有个主观选材的标准。评价孔子及其学说，如能举其宏纲，存其大体，优点缺点并存，这便是最基本的态度和做法，而褒崇则善无可加，贬黜则罪不容责，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看法。
统观《史通》全书，刘知几反复申明要正确对待历史遗产，对待文化传统。他认为继承传统是创新的基础。他说："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全凭李望；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鉴后来？"①效法前贤，仰范前哲，是创新的基础。但是学习古人，继承历史传统，决不是生吞活剥，决不是形式主义的模拟，而是要求"取其道术相合，③ 《史通·申左》。
① 《史通·申左》。
② 《史通·杂说下》。
① 《史通·模拟》。
义理互同"。形式主义的模拟之法是求其形似，而不管世事的变化。或模拟古人之书法，或模拟古人之文字，结果是"貌同而心异"，造成笑话百出。
明识之士则不然，他们学习古人，则学习其精神实质，求其神似，所谓"貌异而心同"，刘知几对待孔子的学说和思想便采取了这种态度，因此他能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这是刘知几的孔子观的特点与优点。
又是崇敬，又是批判，这是知几孔子观的两个方面。崇敬而效法之，批判而创新之。因此他在史学领域真正继承了孔子的事业，是一位本色的儒家知识分子和孔子学说的信徒。
二、对儒家政治伦理观的认识
知几尊重孔子，尊重儒家思想，其最根本的一条是信奉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并把它的一些基本思想作为指导自己一生言行的准则。
知几信奉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其核心是儒家纲常名教的思想和规范。
知几撰《史通》，"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论史之际也要涉及"王道"、"人伦"的大问题。
故《史通》不仅仅是部史评的书，也是一部阐述知几关于"王道"、"人伦"认识的书。
"王道"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他们倡导通过实行仁义道德、推行仁政来平治天下的政治方案。"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和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即儒家的人伦学说。孔子讲人伦，要求处理好君臣父子等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局面，于是提倡"仁"。仁的第一层意思是"爱人"，这个爱人不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之爱，而是有范围的差等爱。用来调整君臣、父子关系，使君臣之间、父于之间彼此相爱。仁的第二层意思是"克己复礼"。注重自我的道德修养，把自我的道德修养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又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我道德修养的归宿。这就是作为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之基本内容的"内圣外王"，其基本路数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则修己，一则安人。修己以仁，安人以礼。仁的另一层意思是指各种道德品质的修养。通过学习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和文化知识素质。
封建统治阶级一贯重视儒家所倡导的人伦学说，并把它作为封建礼教的主要内容，成为维护封建政治统治的思想和制度。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就其本质来说，它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但是第一，它本身是可以一分为二的，有精华，也有糟粕；第二，它自身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孔孟所讲的政治伦理和后世封建社会各个历史时代所讲的政治伦理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不能笼统他讲儒家政治伦理，必须具体地分析刘知几对儒家政治伦理的认识。
知几在谈到人时，总是首先考虑人的道德品质，并且作出善恶、邪正的区分，判定是君子还是小人，比如他说："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①"人禀五常"，就是说，人之为人，要具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为人正直，就是具备了君子的道德。什么是正直呢？就是"不避强御"，敢于"彰善痒恶"。因此，他特别表彰南、董："彰善贬① 《交通·直书》。
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②刘知几牢记孔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教导，联系到自己从事的史学工作，感到"儒诚有之，史亦宜然"，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吴均、魏收，小人之史。
两者，"薰获不类"，相去甚远③,在知几看来，象史官魏收，"曲笔诬书"，假手史臣，以复私门之耻，"恶直丑正"④，书为秽史，人为小人。而司马迁等，敢于好善嫉恶。知几说："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孤、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⑤这都是从为人说到治史。
关于君臣关系，知几一方面坚持君臣之间的名分，君是君，臣是臣，不能"君臣相杂，升降失序"⑥，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君、臣都是可以区分的。君有明君、贤主和淫君、乱主之分，臣有忠臣和乱臣之别。如他有时说"贼臣逆子，淫君乱主"①，有时讲"忠臣义士"。他说：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若汉未之董承、耿纪，晋初之诸葛、毋丘，齐兴而有刘秉、袁桨，周灭而有王谦、尉迥，斯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日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这里表彰的东汉的董承、耿纪，西晋的诸葛诞、毋邱俭，刘宋的刘秉、袁粲，北周的王谦、尉迟遇，都是忠于本朝的忠臣，而《三国志》、《晋书》、《宋书》、《隋书》等追叙其事皆目为叛逆，知几认为这实有违于封建名教，且不合史法。
知几所讲的君臣伦理比较符合儒家伦理的精神。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要求君臣之间忠诚相待。他并不要求臣下绝对地服从君主，"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④说明忠君是有原则的，不是盲从。
这个原则就是"道"。孔子的忠君思想往往以孝梯为前提，带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孝慈则忠"⑤，就反映了宗法伦理的特点。荀子忠君思想深得孔夫子正传，不过时移世异，其忠君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时代特点。他专门论证过为君之道和为臣之道。作为君，要"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认为这三者是"君人者之大节"①；作为臣，要"以礼待君，忠顺不懈"②。按照道德之高下，他把君区分为圣君、中君、暴君三种，把臣② 《史通·辨职》。
③ 《史通·杂说下》。
④ 《史通·曲笔》。
⑤ 《史通·杂说下》。
⑥ 《史通·世家》。
① 《史通·直书》。
② 《史通·曲笔》。
③ 《论语·八佾》。
④ 《论语·先进》。
⑤ 《论语·为政》。
① 《荀子·王制》。
② 《荀子·君道》。
区分为态臣、篡臣、功臣、圣臣四类。③作为一个忠臣要"内一民，外距难"，"上忠君，下爱民"，"民亲之，士信之"，如果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争，"从道不从君"。在这里，忠君的涵义已超出了忠于君主个人的范围，已推广到忠于国家、爱护人民。
荀子的学生韩非首次提出了三纲的思想。他说："臣事君，干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④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强调了君臣伦理中那种绝对服从、专制的因素。这思想也被儒家吸收到"三纲五常"的名教思想之中，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意识形态。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肯定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也肯定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⑤"序君臣父子之礼"、"正君臣上下之分"都谈了君臣关系，不过一者强调是礼，一者是明分职，有所区别。后世封建社会统治者所强调的尊主卑臣的绝对专制主义，倒是来源于法家的主张，而明君忠臣的道德要求，则是受到先秦儒家思想的薰陶。刘知几所理解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则是先秦儒家思想。
刘知几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信奉者和贯彻者，他的贡献不在于对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之理论的阐释上，而在于他紧紧结合史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认真付诸实行。唯其如此，他在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和史学编撰、史学评论两者之间建构了一座桥梁。史学和政治、史学和儒学的关系，由此达到了理论的升华。这里指出几点：其一，儒学是史学的灵魂。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知几进行历史评论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尺度。表现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上，也表现在对史学编撰的要求上。他说：马迂撰《史记》，项羽僭盗而纪之日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也。自兹已降，讹谬相因，名讳所施，轻重莫等。至如更始中兴汉室，光武所臣，虽事业不成，而历数终在。班、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不其慢乎？
这显然是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对《史》、《汉》等书提出的批评。在刘知几的思想上，历史撰述，尤其是纪传体史书，要贯彻儒家政治伦理观念，反映封建等级制度。"以天子为本纪"，以诸侯为世家，以人物为列传。纪者编年，传者列事。"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入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①纪传史体例之纪、传之分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史学上的投影，尤其是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反映。《史记》五体的体制结构，形象地反映了大一统的封建等级秩序。纪传之关系，犹如北辰与众星，车毅与辐条一般，具有统属关系。刘知几高度赞赏司马迁"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的贡献，严厉批评司马迁有时违背了原则，造成"疆域不分"、"君臣相杂"的毛病。
比如，他说"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且名曰西楚，号止霸王，是个诸③ 《荀子·臣道》。
④ 《韩非子·忠孝》。
⑤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 《史通·称谓》。
① 《史通·列传》。
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②。又说"陈胜起自群盗"，不应以世家相称。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也是知几史学评论的重要内容。刘知几在《史通·书事》中讨论了史书记事的范围，提出了"征五志之所取""更广以三科"的看法：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日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之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日：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导。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荀悦立典五志，申明其撰《汉纪》的宗旨，在于宣扬封建主义的伦理、典则，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表彰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汉纪》一书以西汉为正统，"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并通过史论反复申明鉴戒之意，全书贯穿着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是史学为封建政治服务的典型代表。而千宝之释五志，同荀悦五志的精神大体符合。知几在五志基础上，广以三科，更强调了史书彰善罚恶的作用。可见，儒家道义、人伦是史书要大书特书的内容，也是史家评论史书的是非标准。知几便以上述五志三科去衡量历代史书，检验诸史书事在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和辨别事理的认识水平方面的表现，尤其是检验它们是否体现了儒家政治学术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比如，他说：班固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好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傅玄批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知几认为，班马上智，犹有此失，何况庸庸之辈，魏晋已降史书，"论王业则党悸逆而诬忠义，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①。这些都是违背儒家政治伦理观念的。
其二，史家的责任在于彰善瘴恶。
刘知几经常强调史家的责任，要"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彰善瘴恶。
他说：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则善恶不分。如果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善恶事迹如在，使后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就如同"《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史的功用博大，"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①史家的责任在于彰善瘴恶，表彰明君圣主忠臣孝子，批评淫君乱主贼臣逆子，这是实现儒家王道人伦理想的实际行动。
② 《史通·本纪》。
① 以上均引之《史通·书事》。
① 《史通·史官建置》。
史家"记功司过，彰善瘴恶"②，则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己的识见，因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③如果一个史臣，"既不知善之为善，则亦不知恶之为恶"④，又怎么能彰善瘴恶呢？知几非常重视史家自身素质的修养，其中特别强调史家的道德修养，以为这是良史的必备条件。这实际上是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中修齐治平思想的具体贯彻。
② 《史通·曲笔》。
③ 《史通·鉴识》。
④ 《史通·辨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