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史上，刘知几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史学评论专著《史通》，这是一部空前的著作。研究他撰写这部书的动机和指导思想，研究他以"通"名书的内在涵义，研究他对这部书的整体构思，对于了解他的史学思想是颇有意义的。
一、撰《史通》的动机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知几完成《史通》的写作。是年二月，他为本书作序，回顾他撰写《史通》的经过。他说自己身任史职而忧心史事无成，因而"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可见，"商榷史篇"是知几的史学旨趣所在，也是《史通》一书的根本任务。
《史通》内篇有《自叙》一篇，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他治史的 经过和史学志趣，明确他撰写《史通》的本意。对此，上篇已作较详细的介绍，这里仅就有关著《史通》动机的几个问题加以评论。
关于志趣和条件。
知几夙好史学，自幼及长，博览群籍，深思博考，比较异同，多有发明。
青少年时代立志史学事业的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毅力、宽广的视野以及丰富的积累，走了一条独立钻研和博通的治学道路。兴趣和毅力的结合使知几得以博览群书。没有兴趣不行，没有毅力也不行。兴趣和毅力也不是一时的激动，刘知几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从没有放弃史学志趣，也没有放松自己的努力，反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驶使他献身史学事业的志趣更浓，毅力更坚强。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始终支持着他，这精神力量就是作为其思想支柱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人生观，就是孔夫子的光辉榜样。刘知几的功名观是现实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他要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希望得到朝廷重用，授以高官，委以重任，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于家于国皆能有所贡献。因此，当他在现实中遭到冷遇的时候，他灰心过，消极过，甚至一度信奉了道家消极避世的人生哲学，写过《思慎赋》。刘知几的功名观更是理想的，他始终把书名竹帛当作神圣的不朽之业，将献身史职视为"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在这里，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修齐治平的实践之路成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尽管理想与现实有多么大的距离，刘知几始终按照他所信奉的思想走下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先秦孔孟思想中的政治人伦思想的精华付诸实行，而且并不是口头上而是身体力 行，于己则是正人君子，在国则是忠良之臣，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应该给予历史的肯定。刘知几找到了孔子及儒家学说，找到其一生的精神支柱，并身体力行，这是他一生从事史学著述的巨大动力，也是他成功的思想条件。
此外，独立思考精神使知几深思博考，比较异同，因而多有发明。独立思考之于现在，人们颇能理解它的价值。独立思考之在古代，人们也并不是不加提倡。孔子曾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①"多闻，择① 《论语·为政》。
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②知几也征引过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
《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这段著名的话③。但是，由于儒学的统治地位和儒家经书被奉为不刊之典，一般士人如果对经书提出质疑或者批评，往往被视为邪说异端，遭到诋毁。没有独立思考，就不可能有学术的进步。知几独立钻研和博通的治学道路是一条成功之路。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史通》的成就。知几具有博极群书、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是其在广阔的视野上进行纵横比较、评古论今的知识基础。知几不为传统所惑，不为权威所拘，敢于独立思考，批判创新的精神，是其进行学术评论的思想基础。这思想基础最突出的就是识见。
关于"商榷史篇"。
知几写《史通》的任务是"商榷史篇"。如何商榷史篇呢？《史通·自叙》说"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辨其指归"，就是明确修史目的，主要是劝善惩恶。"殚其体统"，是严格检验史书的体例。就辨其指归而言，思想非常丰富，但史学界对此阐发较少，这里多说几句。《史通·自叙》说："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谈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此言颇有分量！知几既已明言他的《史通》"虽以史为主"，但并不仅仅言史，也是一部"上穷王道，下谈人伦"的书，我们更不应该忽视《史通》的思想意义，仅仅视之为史学理论著作。知几"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这个不纯之义，既包括体统，也包括指归。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唯其指归不纯，方带来体统不纯。在大量的批评体统不纯的论述中，往往归结为"名实无准"、善恶不分、掩恶虚美、鉴无定识，说明体统不纯乃根源于是非不明。比如他批评魏收所撰《魏书》，曾经指出："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已，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书成始奏，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时尚书令杨遵彦，一代贵臣，势倾朝野，收撰其家传甚美，是以深被党援。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群怨谤声不息。"①魏收所为，显然是史德不正，"爱憎由己，高下在心"②，违背了作为一名史臣的"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宗旨。
知几"上穷王道，下淡人伦"，反映了其著史见义的明确指导思想。司马迁撰《史记》，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刘知几撰《史通》，寓论断于评史之中。《史通》一书，无一篇不在评史，也无一篇不阐述其史义，观点鲜明，体现出史家彰善瘅恶的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感情。
知几这样表述他撰写《史通》的史义：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识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①对古代学术进行"与夺"、"褒贬"、"鉴识"、"讽刺"，这道出了② 《论语·述而》。
③ 《史通·疑古》。
① 《史通·古今正史》。
② 《史通·曲笔》。
① 《史通·自叙》。
其史学批评的特点。所谓贯穿者深，网罗者密，商略者远，发明者多，通观《史通》，知其言之不诬。贯穿之义系指《史通》一书所体现的思想、精神，这是宗旨，是指导思想。《史通》一书体现了知几之直书实录之义，强调史学求真，求真以区分善恶、美丑，进而彰善瘅恶。故《史通》所贯穿之义是史家"记功司过，彰善瘅恶"之旨，是儒家政治伦理观的具体体现。《史通》一书网罗密，商略远，多有发明。
"殚其体统"是检验史书的体例。知几重点是批评了纪传史的体例。
辨指归、殚体统可说是知几商榷史篇的两大基本内容，前者在于明史义，后者在于明史法，二者缺一不可。知几固然着重在明史法，这是《史通》一书的特色。但是，没有离开史义的史法，缺了史义，史法便失去了灵魂。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这样说过：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如果说，刘知几着重讲史法，章学诚着重言史意，这是符合实际的。各人所处时代不同，所负历史使命有异。乾嘉之世，某些考据学家为考据而考据，忘记了治学目的，学诚批评汉学，重新阐明史学所以经世就十分重要。
章言史意，主张"以意为宗"，"全其所自得"，批评一些汉学家因袭旧贯，墨守成规，认为所谓"师事"，不过是"自得"的桥梁，"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②，这是他著书立说的出发点。知几则不同，他面临着对唐以前史学全面总结的历史任务，包括治史宗旨、历史观和历史编纂学等多方面的内容。其学说的基本内容，似可概括为吏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两大部分，即前言的辨指归的史义和殚体统的史法。
从客观上考察，刘知几撰《史通》以对我国古代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总结，这是历史的需要和可能，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主观上考察，刘知几能独当此任，则是其治学道路使然。这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和有机配合，是使刘知几走上成功之路的根本保证。在这里，思想和见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便是他以错综经纬、贯通古今的"通识"观点。他用"通识"的观点，全面分析、研究以往史书、史家的得失利害，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并对自马、班以降的史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通识是《史通》全书的主题，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精神所在。
"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核之史实，此言并不全面。刘知几固然议过馆局纂修，殊不知他是持批判态度的，更多的他也议"一家著述"！
刘知几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草《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廊字，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居退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
① 《文史通义》外篇《家书二》。
② 《文史通义·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① 《通义·辨职》。
这里，他表彰古代著名史家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陈寿，他们各自写出了《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学名著，全是出于私创。他自己也要象这些史家那样，自成一家，独自发挥其聪明才智，创造性地撰写历史。并不安心于当个馆局编修之官，反感到退居清静、成其一家为好。这充分说明，知几在馆局纂修和自成一家二者，态度是明朗的。这当然透露了他对史馆监修制度的不满，唯其如此，他也议论不少馆局撰修之事。
在这方面，刘知几和章学诚都继承和发展了自古以来"成一家之言"的史学优良传统，并非"截然两途"。
综上所论，刘知几以"通识"观点为指导"商榷史篇"，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便是刘知几撰写《史通》的目的，也是《史通》一书的基本内容。
二、《史通》之"通"
《史通》以"通"名书，颇有深意。《史通序》云：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爱定兹名。
刘知几以《史通》拟《白虎通》，决非仅仅采来一个"通"字。我们分析起码有两层意思：其一，白虎观诸儒论《五经》同异成《白虎通》，这个"通"字乃"疏通"之义，即疏通经学，定为标准。《史通》之义，当为疏通史学，成为不刊之典，后世之法。这绝不是生硬地比附。
大家知道，白虎观会议的任务在于制订朝廷对经书的统一解释。皇帝亲自裁决，会后，班固奉命将纪录整理编辑成书，即《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或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学通义，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学法典。它不象一般经学著作那样解释个别经书的章句，而是就经学涉及的重要问题作理论性的说明。它也并不是个别经学家观点的反映，而是由皇帝钦定的解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一定程度上起着制度的作用和法律的作用。所以这个"通"是"通义"，是原则，是标准。
前言"疏通经学，定为标准"，就是这个意思。刘知几写《史通》，也要疏通史学，统一史学，为 后世立法。这个志气不算小。笔者以为，刘知几很懂得白虎观会议皇帝称制临决的权威性，他也自视《史通》有无可争议的正确性，只可惜刘知几时没有一个汉章帝。其"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的慨叹亦是如此，他自有高过班固之才，却赶不上班固走运。其二，也表达了他对《白虎通》撰稿人班固的赞扬之情。赞扬班固，倒不是赞扬他写了《白虎通》，而是作为对《汉书》的肯定。
《史通》称"通"，还受司马迁的影响。"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这个"通"字应该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通"。刘知几深得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之法，他的"通识"观点便是对"通古今之变"的继承和发展。
这里有必要就中国史学史上关于重"通"的思想作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史学史上，史家向来注重于"通"，提倡"通史"的著述。久之，形成为一种贯通古今的学术思想和世代相沿的优良学风，乃至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进行了概括，名之曰"通史家风"。当然，也有人对通史向来持不同看法，这不同的看法，导源于对中国古代两部史学名著《史记》和《汉书》优劣的评论上。马、班优劣之争持续了近两千年，论者因见智见仁，各执一隅，由之而形成了对通史、断代史的不同态度，或尊通史而抑断代，或尊断代而抑通史，此疆彼界，"咸擅一家，而各自弹射，递相疮痏"。①照实说来，通史、断代虽各成一家，表现了不同的学风，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回顾《史》、《汉》分争的历史，我们看到，最早评论《史记》的是班彪、班固父子。固袭父说，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有一段集中的评论。
评论肯定司马迁"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文势一转，又赞美司马迁：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氏评论褒贬各半，并没有故意贬低《史记》之意，但班说影响颇大。
如刘宋裴咽便说："駰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①不过，班固评司马迁"此其所蔽"三条，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即使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等，也并不能视为司马迁的弊端。对此，学者多有论述，此不赘言。不过，这不合实际的批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几成定论，大大损害了司马迁及其《史论》的声誉，而且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里给其加上离经叛道的罪名。
知几论《史》、《汉》得失，立言甚多。他说："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则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②这是知几对二书的基本立场。他主张兼取各家之长，反对"以彼所长而攻此所短，持此之是而述彼之非"①，这是相当公允的态度。《史记》重会通，"通古今之变"，《汉书》断代为史，详一代之兴衰，会通与断代，反映了观察历史的两种视野，旨趣不同，思路有别。刘知几推崇断代为史，比较多的肯定《汉书》，不大主张通史，对《史记》的批评比较苛刻。
在我们看来，关于《史》、《汉》优劣和通史、断代之争，重此抑彼或抑此重彼都不对。诚如刘知几所言"互有修短"，这并非折中，历史总是在批判、综合、创新的过程中推向前进的。《史记》是在继承了《左传》等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出现的，《汉书》则直接继承了《史记》的成果，但也有创造。马、班以后的著作，固然受过《史记》的滋润，亦受过《汉书》的薰陶。从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一部好的断代史的出现必然要受到通史的① 《史通·书事》。
① 《史记集解序》。
② 《史通·鉴识》。
① 《史通·杂说下》。
启发和影响，一部好的通史的出现也必然建筑在断代史的坚实基础之上。在《史》、《汉》之后，比较优秀的通史或断代史的出现，关键在于作者有良史之才。但"史才不世出"，所以"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②这里说的"史才"，盖指具有贯通古今、成一家之言的优秀史家。
从上述意义去理解，刘知几是主张博通、变通，而且也主张成一家之言。
尽管他相当重视《汉书》断代为史的创举，但这并不表明刘知几就轻视通史。
从本质上说，他没有否定通史的价值，只是感到通史难作。他奉献给我们的史学著作《史通》便是一部通史型的杰作。
《史通》之"通"通什么呢？
《史通》通古今，通左右。它是一部上下贯通、左右旁通的史学著作。
在《史通》中，刘知几纵论古今史籍，记述其渊源流别和因革变迁，品评其得失利弊，这《史通》既是一部古代史学通史，又是一部古代史学通论。
我们说它是一部古代史学通史，因为它撰有《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个专篇，系统地考察了自古至唐的史官、史馆制度的沿革废置，系统地叙述了历代编年、纪传两种体裁史书的编纂过程和因缘关系。此外，还有《杂述》一篇，专门叙述能同编年、纪传正史二体参行的史流杂著。《史官建置》探讨史官建置的源流，可以说是一部系统的修史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正史的演变，反映出我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概貌。《杂述》析史氏流别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种，一一分析其特点、价值、流别及其演变。这几篇文字，相当系统而扼要地勾画出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线索，实可视为最早的一部中国古代史学通史。
我们说它是一部古代史学通论，因为它论述的问题范围甚广，几乎囊括了历史学的全部问题，诸如治史宗旨、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书体例、修史常识以及史学源流等等。如果用当今学术界一般公认的史学概论的基本构成来看，它涵盖着历史观、历史文献学（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史学批评诸方面，亦涉及于认识主体及客体的相互关系。所以《史通》是一部相当系统完备的古代史学通论。
说它是古代史学通史，这是从纵向考察说的；说它是古代史学通论，这是从横向考察说的。刘知几之于史学，既通古今，又通左右，而且又能熔古今与左右、史与论于一炉，既是通史， 又是通论，可谓有特识。我们可以说，《史通》是部地地道道的通史之作。这里应该特别加以强调的，是《史通》尤通历史编纂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史通》是系统总结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第一部专著，刘知几是全面考察古代历史编纂的第一人。
"史之称通，其来自久"，不仅有内容的通，亦有形式的通，不仅有精神的通（如通识），亦有方法的通。所以，当今的学术研究者，尽管各自研究的对象和志趣不同，都可从《史通》里找到自己的答案：史学理论家说《史通》是部史学理论专著；历史文献学家说《史通》是部历史文献学专著；史学批评家则说它是部史学批评；编纂学家又说它是部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巨制；史学史家说《史通》是部古代史学史杰作，等等。究其缘由，盖由于《史通》是部史学通史、史学通论，涵盖面广。其博通，变通，又是在其史学"通识"精神统帅下展现出来的，"通识"是《史通》的主题，是《史通》的灵② 《史通·叙事》。
魂，也是刘知几的一家之言。
三、《史通》的整体构思
如果说"通识"主要见诸于精神、思想，那末，史例则主要体现于方法。
在《史通》一书的整体构思中，以"通识"观点为指导"商榷史篇"，以"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为根本任务，这是一。在辨指归、弹体统时，又特别强调体例的规范性，视史例犹如国法，这是二。《史通》就是在思想上的"通识"和形式上的"史例"两者结合上展开整体构思的。
刘知几特别强调体例的重要性，他在《史通·序例》中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
知几以为作史必先立例，尤贵有法，例不可破，法不可违。在流传至今的《史通》四十九篇文字中，排列整齐，体现了在内容上的有机联系和在形式上的规范性和逻辑性。辨别史书体裁，考镜史籍源流，双管齐下，它是知几历史编纂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治学方法。实质上，它是刘氏的史籍目录学和史部分类法。
为了具体展示《史通》一书的构思，有必要将其篇目的内容及其布局加以分析。
《史通》一书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前有《序录》，是刘氏撰成全书时写的小序。内篇有三十九篇，外篇有十三篇，共五十二篇。但内篇中有《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流传至今的还有四十九篇。这四十九篇的篇目是：内篇：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共三十六篇。
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共十三篇。
《六家》、《二体》列于《史通》内篇之首，用以冠盖全书，别有深意。
它一方面透露了《史通》一书着重在探讨古代史籍编纂的整体构想，而探讨史籍编纂不能不从史籍分类入手；另一方面说明《史通》一书在探讨古代史籍编纂体系中又重点探讨史书体例。他把隋唐以前的史籍归纳为六种体例：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并依次叙述六体特点，结论云："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六家演为二体，故继而有《二体》篇，论编年、纪传二体之得失利害。认为在汉代已降，二体"角力争先"，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并行于世。无论是六家还是二体，按知几的史籍分类，都称之为"正史"。《六家》、《二体》冠盖全书，也说明刘知几研究的重点是正史。六家二体之说，本书有专门评述，此不具言。这里只指出一点，知几虽指出二体"各有其美，并行于世"，但并不是说编年、纪传平分秋色。他在论述二体并行于世之后说："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明确承认在二体之中纪传为主，编年为副。这一认识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正是因为他有了这一认识，在《史通》一书中他主要的精力乃是探讨纪传史的编撰问题。
按照《史通》的布局，《六家》、《二体》之下，由一般到具体，皆就纪传一体中分题著论。《载言》略论史书载言之体。看来刘氏的思路是坚信"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的观点，因而将史书区分为载言体和载事体。这里先言载言之体，检讨史篇，发现自左氏已降，皆不遵古法，言事相兼，因议设书部。以下论纪传体之"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等。再以下《采撰》论史料学；《载文》论文史关系；《补注》论史注；《因习》论修史应重视世事变革，反对因仍旧贯；《邑里》 是《因习》的下篇，仍是反对因仍旧贯，专论相矜族望，邑里难详之失；《言语》论史书文辞；《浮词》论史书慎用浮词；《叙事》论叙事之体简而能要；《品藻》论史家品藻人物之法；《直书》、《曲笔》论史家写史态度；《鉴识》论史识；《探赜》论史必辨流通义，明其指归；《模拟》论继承遗产之法；《书事》论选事之标准；《人物》论择人；《核才》论史才；《序传》论序传；《烦省》补论选事之标准；《杂述》补述杂史之源流得失；《辨职》论史馆修史之弊；《自叙》谈著书经过和本意。由此可知，内篇专门讨论历史编纂学。
外篇中，《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叙述史籍源流；《疑古》、《惑经》是对儒家经典的探讨和批评；《申左》探讨《左传》；《杂说》三篇是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之史书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汉书五行志错误》纠正班志在体例及编纂方法上的错误；《汉书五行志杂驳》是对五行志错误的具体驳斥；《暗惑》论文史异辙，斥文艺入史之非；《忤时》录作者与萧至忠书，论史馆修史弊端。可见，外篇内容着重在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
较之内篇，有些题目不甚规范，颇有杂乱之感，可能采自刘氏的读书札记。
这四十九篇文字，内容颇为丰富，如果以类相从加以归纳，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关于史学发展史的论述。其著名篇目如《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六家》、《二体》等。这些篇目对我国古代史书著作情况和史官建置沿革等，以历史的眼光一一溯其源流，析其体例，区分类别，贯通古今，是《史通》中十分精彩的部分。
二是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论述。这一类在全书中占最多的 篇幅，而尤以论纪传史编纂的居多。其间，有评论纪传史各种体例和编纂的，有论述写史态度的，有评论叙述方法和写作技巧的，等等。
三是关于历史文献学的论述。这一类包括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取舍，如《采撰》、《载文》、《补注》等，也包括对某些具体历史文献的评述，如《辨职》、《疑古》、《惑经》、《申左》、《杂说》等。
四是关于著书宗旨和历史评论的论述。其间有自述其写《史通》宗旨的《自叙》、《忤时》和阐述评论史家作品标准的《核才》、《鉴识》、《探赜》、《模拟》、《烦省》等。从《史通》一书的内容似可归纳这样几点认识：其一，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刘知几在《史通》中，几乎论述了历史学的全部问题，有史学发展史的，历史编纂学的，历史文献学的，也有史学评论的。其间包括了刘知几对修史宗旨、目的的论述，对历史观的论述，对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书体例的论述，对史学源流的论述，以及他对史学评论的论述。所以我们说，《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发展史，第一部史学通论，第一部历史编纂学，第一部史学评论，第一部史学理论。
这样估价并不过分。其二，从编纂体裁入手，着重论述史法。《史通》固然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但也有重点，也有侧重。这个重点就是讨论史书编纂体例。从本色上说，《史通》是部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方法论的著作。刘知几的许多论点都是在讨论史书如何编写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比如他提出的史才三长论，讲了如何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和记事技巧的史才，讲了历史著述取材问题的史学，亦讲了史家评史的态度和观点的 史识，这是史家修养的问题，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些观点便是他在讨论史书如何编写过程中提出的。
《史通》讨论历史编纂问题，全面而且系统，从编写宗旨、编写态度，选材标准，到写作的具体体例要求，以及如何叙事如何用语，该涉及的都涉及到了。说它是部历史编纂学，名副其实，有编纂理论，也有编纂方法。
这便又回到《史通》写作动机上来了："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是《史通》的基本内容。"辨其指归"，是明确修史目的；"殚其体统"，是严格检验史书的体例。由此我们可以体察出《史通》一书的整体构思，以史家通识和治史宗旨为出发点，对以往史书编纂体系进行系统的考察和总结。"辨"、"殚"之义着重于对"史篇"的批评，故《史通》的基本特色是史学的批判，即是一部史学批评之作。而批评的正误程度如何，是对刘知几"通识"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