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从秦一统嬗递到两汉。秦开创了汉民族的广大版图，两汉继承并发展了秦的版图，汉民族的势力趋于鼎盛。两汉是一个漫长的时代，从公元前三世纪之末，延续到公元后三世纪。这中间尽管有许多曲折复杂的过程，但汉民族的广大版图和一统天下的盛势，在这四百多年中已经得到确立。秦开拓了汉民族的南疆，汉不仅巩固了南疆，并且开拓了西疆和东疆。
至于北疆，秦采用了严密防范的方法。万里长城是一条草原游牧民族不得逾越的界线，当然，汉族同样也很难赵此雷池一步。两汉在西北建置了金城、武威、西海、张掖、酒泉、敦煌各郡，并置西域都护府，把汉族势力伸张到今新疆。在这方面，大大超越了秦的功业。但对于北疆的开拓，却并无多少建树。这很可能就是这条万里长城的限制。对于古代开拓北疆的事业来说，万里长城开始是地理上的限制，后来成为传统观念的限制。对于汉族的不少有志于北荒的领袖们，这条以夯土堆迭起来的人为界限，不仅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而且束缚了他们的抱负和思想。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当然，对于匈奴，西汉毕竟比秦多有一点作为，曾经进行了几次征讨，并且采用过和亲一类的睦邻政策。但是和它对西疆的功绩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两汉以后是魏晋南北朝，从秦代以来的民族和版图的格局，至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五胡乱华"。从秦一统以来到西汉王朝发展到了顶峰的这一个汉民族建立的版图广袤的大国，由于晋室南渡而一分为二。从此经历了二百六十余年，南方仍然是汉族人的领域，而北方（包括四川），许多少数民族先后登台，建立了所谓"五胡十六国"。这是一个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早在先秦时代，从事农业的汉民族，其农事活动，土地利用，耕作方法，已经达到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①的程度。春秋战国之际，列国内部和列国之间，都修筑了广狭不等的道路以利交通。一般的交通利用马或驴拉的小车，即所谓輶轩。②在军事行动时，则使用几匹马拖拉的战车，战车中站着头戴铁盔，身披铁甲，手执长矛的武士。"伯也执殳，为王前驱"。①就是这种在战车上为君王效命的武士。国家的军事实力，即以车乘的数量作为标准。"万乘之君"就算当时实力雄厚的大国。
以上说的是汉民族的情况。但当时北方草原上的许多游牧民族，其文化水平和发展程度完全不能和汉民族相比。他们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与汉族也大不相同。他们不从事定居农业，没有固定的居地，而是逐水草而移动他们的帐幕。"围■毳幕以御风雨，羶肉酪浆以充饥渴。"②他们并无占据汉族土地的愿望，因为屋宇和耕地对他们没有意义。但汉族的粮食、财物和人口，却是他们所需要的。特别是在遇着严寒、干旱和其它殃及草地、牲畜的自然灾害时，为了维护部落的生存，他们常常以侵入汉族境内，掠夺汉族的物资① 《孟子·梁惠王上》。
② 汉应劭《风俗通义序》（《百子全书》本）："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① 《诗·卫风·伯兮》。
② 《（李陵）与苏武书》，载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汉文》卷二十八。来拯救自己。他们在马背上奔驰，穿着紧身衣服，用弓箭作武器，轻装快骑，对汉族采用抢了就走，打了就跑的方法。汉族所有的行动迂缓的战车和负担沉重的武士，对他们这种来去像一阵风似的战术，实在毫无办法。早在西周之末，周幽王曾因犬戎的快速入侵而败亡。自从春秋以至战国，凡是与漠南草原毗邻的列国，都把对游牧民族的防御，作为生死悠关的头等大事，而主要的方法，就是用人工修筑一道赖以防守的城垣，即人们称为"长城"的工事。战国的燕、赵、韩、魏、秦等列国，都为自己修筑了这种长城，而秦始皇又花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把这些战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增修和巩固。《水经·河水注》所记："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即后来人们所称的"万里长城"。《水经·河水注》又引杨泉《物理论》说："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秦始皇所花的代价确是骇人听闻的。
秦始皇当然是个武功卓著的皇帝，他降服六国，进军东南沿海和岭南，直至今中南半岛，敉平所谓"百越"之地。但这是对于中国内部和南疆而言。对于中国的北疆，看来历史还应该对他作不同的评价。他修筑"尸骸相支拄"的长城，残暴达于极点，而智勇实属末流。他以长城阻遏北方的游牧民族，实际上暴露了他对汉族北疆的最低愿望。所以从他对汉族北疆的开拓和经营来说，他是一个眼光短浅，缺乏战略思想的弱者。他用千千万万生命的代价，为汉族修建了这样一条萎缩不前的北方疆界。假使没有后世的民族交流、融合和汉武帝、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中华民族中的杰出人物，则我国的北疆将会成为怎样一种状况，人们或许不难想像。
对于秦始皇在北疆开拓、经营上的不智不勇和缺乏战略思想，当然不是与他的后人如汉武帝、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相比，而是和他的前人，也就是本书必须提及的一个伟大人物，战国的赵武灵王相比。赵武灵王是一位汉族的国君，赵国的疆界与游牧民族毗连，对于这些轻装、强悍、快速和出没无常的草原骑马民族，他有过长期的周旋经验和细致深刻的观察研究。这位眼光远大，见识卓著的汉族杰出领袖，于其在位的十九年（前307 年）便断然决定："胡服骑射以教百姓。"①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措施。据靳生禾先生《赵武灵王评传》①所述，当时曾受到朝野人士的竭力反对。守旧派以公于成、赵文、赵造、周绍、赵俊、赵燕、牛赞等为首，或公开反对，或称疾不朝。他们以举国上下反对胡服骑射之民意相要挟。他们提出："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但赵武灵王一一予以驳斥，他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又说："圣人利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由于赵武灵王的真知的见和深谋远虑，终于说服了许多反对者，使他的这种惊人改革，获得朝野一致的赞同。
当然，他同时也重视长城的修建。《水经·河水注》说："赵武灵王既袭胡服，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山下有长城。"赵武灵王的长城和秦始皇的长城很不相同，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比秦长城要偏北得多，特别是他修筑长城在战略思想上具有远大的见识。《水经注》所谓："赵武灵王既袭胡①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服"，这就是说，他修建长城是在"既袭胡服"的前提之下进行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不久即击溃盘踞漠南，长期力患的游牧民族林胡、楼烦、东胡，即所谓"三胡"。在大片游牧地区设置云中、雁门、代三郡。从内地移民实边，从事垦殖。②《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说明一大批由大夫和将军率领去到九原（今包头市以西的内蒙古后套地区）实边屯垦的人，官民一体，也都是穿着胡服（貉服）的。赵武灵王在这样的开拓过程中修建长城，尽管这条长城也具有阻遏外敌的功能，但是它绝不束缚自己前进的脚步。赵武灵王长城与秦始皇长城在战略思想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汉族疆界的终点，而是向北开拓的基线。
赵武灵王的确不愧为战国一代中的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国君。可惜他的事业后继无人，包括秦始皇在内，在对付草原骑马民族和开拓北部疆域的事业上，都是那样地目光短浅，优柔寡断，以致贻误了许多开拓疆域的机会。否则的话，元代的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的局面，①可能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我们历史上的北疆，在成吉思汗以前多少个世纪，就早已面临了北冰洋。
现在需要论述对于本书至关重要的一个戏剧性的历史掌故。前面指出，在公元前307 年，一位汉族的著名国君赵武灵王，他甘愿冒天下之不韪，放弃祖宗历代的传统服式，自己带头，并且要他的子民一起穿上人们所不齿的奇形怪状的夷狄服装。但事隔八个世纪，来自塞北草原的骑马民族的一支，鲜卑族的著名国君拓跋宏，于北魏太和十八年（494）正式下诏："禁士民胡服。"②前面已经提及，赵武灵王是后继无人，"胡服骑射"这种革命措施，在汉族中得不到同情和推广。以秦始皇为代表的汉族统治者，确信只要有一条坚固的长城，加上几个烽火墩，头戴铁盔、身披铁甲、手执长矛的汉族武士，是可以站在战车上杀退那些草原夷狄的。现在，历史完全证明，这一条"尸骸相支拄"的长城，根本挡不住草原人。而草原人中的一支鲜卑族，不仅越过长城到了中原，而且在汉族的古都洛阳颁布命令，要拓跋氏的子民一起脱掉祖宗传下来的胡服，穿上被征服地的，在他们看来也是奇形怪状的汉服。一位汉族领袖要汉人穿上胡服，而另一位胡人领袖又要胡人穿上汉服，这真是一出历史喜剧，或许也可以说是历史对人们的揶揄。由于赵武灵王是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也由于他命令汉人穿上胡服有确实年代可记；同样，由于拓跋宏（北魏孝文帝）也是一位历史名人，而他命令胡人脱去胡服的年代也确切可记，因此，我把中国历史上这件戏剧性的掌故用这两个年代确定下来。在这一段戏剧性的时代中，中国境内的许多民族发生了接触、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错综复杂的，这中间有战争，有和亲，有商品贸易，有文化交流，有一族对另一族的统治，有另一族对一族的反抗，等等。然后终于出现民族的融合，伟大的中华民族终于形成。这是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时代的大背景，任何研究这个时代的政治、经② 均见《史记·匈奴传》。
① 岭北行省见《元史·地理志一》，辽阳行省见《元史·地理志二》，二行省具体辖境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
② 《魏书·高祖纪》、又《北史·北魏孝文帝纪》："壬寅、革衣服之制。"《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魏主欲变易旧风，诏禁士民胡服。"济、军事、文化，以及这个时代中一切人物的思想、业绩等等，都必须充分了解这种时代背景。
二 北 魏"五胡乱华"是指的匈奴、羯、氏、羌、鲜卑五个游牧民族。
这五个民族中的匈奴和鲜卑，原来都在北方塞外，他们都是跨越了秦始皇的这条万里长城进入华北的。这些游牧民族在华北等地建立了所谓"十六国"，于是晋室被迫南迁，在中国境域中，出现了东晋和十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延续了一百多年。
公元420 年，刘裕篡夺了东晋称帝，这就是刘宋，是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与此同时，北方的十六国，绝大多数也先后为其中力量最大的拓跋魏所兼并，这就是所谓北朝，北魏就是北朝的第一个朝代。这样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朝代，鲜卑一名，大概就是西伯利亚（Siberia）的古译，所以他的起源，很可能就在今西伯利亚地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曾经说："朕之远祖，世居北荒，"①可以为证。这是一个较大的游牧部族，在两晋南北朝时，鲜卑族有慕容、乞伏、秃发、宇文、拓跋等部落，先后在今华北和西北等地建立政权，如慕容氏先后建立的前燕、西燕、后燕，乞伏氏建立的西秦，秃发氏建立的南凉以及宇文氏建立的北周等等。其中以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版图最大，国势最盛，时间也最久。
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开始流徙于蒙古高原南北及兴安岭南北一带。到了部族酋长拓跋郁律（太祖平文帝）时移居到东木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东北）。以后，另一部族酋长拓跋什翼犍（昭成帝）营建了他们的首都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以北）。《魏书·帝纪》在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以前，载列了二十七代没有传记的帝王名氏，第一代是成帝，名拓跋毛。据《魏书·帝纪》所说："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也不过是氏族而已。从拓跋毛以后的第十五代是拓跋力微，魏人尊他为神元帝，从此以后，才有信史。不过直到第二十七代拓跋什翼犍，情况仍不甚明了。游牧部族逐水草而居，尽管是部族酋长的驻地，但流动性仍然很大，所以像东木根山和盛乐等地名，其地理位置其实并不十分确实，不过是约略言之而已。
这个部族要到公元四世纪后期，情况才比较明确，当时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位的时代。这是一位有见识和才略的部族领袖，他把首都从盛乐南迁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郊东北），部族开始从游牧过渡到农耕。平城是一个在汉初就存在的古老城邑，汉高祖曾经在这里被冒顿单于围困了七天。拓跋珪迁都到此以后，当然经过一番修整和扩建。《水经·■水注》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当年平城的城市建设及其规模，这里拥有宫殿、寺庙和许多其它建筑物。由此可见，北魏的生产方式到这时已经以农耕为主，游牧部族是不可能有如此固定和规模较大的首都的。当然，由于拓跋珪在平城作帝达二十三年，拓跋鲜卑从游牧到农耕的过渡以及平城的城市建设，可能是在这二十三年中逐步完成的。
早在拓跋珪迁都以前，鲜卑族移入平城及其附近各地定居的人数看来不少。他们或许早已放弃游牧，从事农耕，这其实也是北魏南迁的群众基础。《水经注》在《河水》、《汾水》、《■水》等各篇记下了今山西省境内的许多非汉语地名，如太卤（即太原）、大浴真山、贷敢水、可不埿城、契吴① 《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
亭、诰升袁河等等，不胜枚举。郦道元记载地名，素有解释地名的习惯，对于这个地区的这类无法解释的地名，他一般加上"北俗谓之"四字，有时甚至加上"狄语音讹"一语。郦道元称为"北俗"，指的是他所居住的华北以北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塞外草原。当然，今山西省一带是古代许多少数民族角逐之地，郦道元的所谓"北俗"，也并不一定就是鲜卑。由于鲜卑语和其他曾经在这一带居住过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等的语言都早已消亡，无可核实，我们无法区别这些地名是鲜卑语地名抑是其他民族语言地名。但拓跋鲜卑族人流入这一带为时甚早，这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拓跋珪以后即位的是拓跋嗣，即北魏明元帝，在位共十五年，这期间，大江以南，刘宋取代了东晋，南北朝的形势从此形成。拓跋嗣以后，一位有雄才大略的人物拓跋焘，即北魏太武帝继承了王位，北魏进一步走向繁荣昌盛，他在位长达二十八年，文治武功，都很有可观。北魏虽然僻居雁北，但是已经严然成为一个规模完备的大朝廷。在武功方面，他东征西讨，不断扩张领土，当年与东晋并存的所谓"十六国"之中，除了巴蜀的李成为刘宋所并以外，其余大都纳入了他的版图，他南与刘宋作战，攻占了著名的古都洛阳和形势险要的虎牢。他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亲率大军，长驱南下，直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并于次年（451 年）在瓜步山上大集群臣，班爵行赏。这其实就是向南朝显示他的武力，使刘宋首都建康（今南京）大为震惊，而他在大集群臣以后，或许是自己认为攻占和统治全国的准备尚未充分，在向南朝示威的目的达到以后，即下令班师，全军北返。对于南朝来说，他的这一次军事行动，的确达到了他威慑的目的。刘宋名将沈庆之不胜惶恐地说："佛狸（按指拓跋焘）威震天下，控弦百万"。①南朝素以正统的大朝廷自居，如今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说明了当时的形势。
另外，在拓跋鲜卑内迁并过渡为农耕民族的同时，另一支草原游牧民族柔然族，又名蠕蠕，原来附属于拓跋部，四世纪中叶，在今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从事游牧活动，北魏南迁后，它进居到阴山一带。从此在漠内成为北魏的腹背之患，情况如同拓跋鲜卑没有内迁以前对汉族的关系一样。为了安定北疆，拓跋焘在漠南，东起濡源，西到五原阴山，共三千里，设置了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等六个军镇，即所谓北魏六镇，驻军防守，遏制了柔然的骚扰和入侵。于是北起漠南，南到淮河，都在北魏的统治之下。北魏的声威，至此已经甚盛，当时的西域诸国如龟兹、疏勒、乌孙、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都遣使进贡。此外如东方的高句丽和西方的波斯等国，也都遣使修好。武功之盛，声威之远，于此可见一斑。
拓跋焘虽然是一个出自游牧民族的国君，但他也重视文治，注意政治廉明，悉心治理他的国家。他任用了一批贤能廉洁的官吏，如侍中古弼、张黎，中书侍郎高允，司空崔浩，司徒长孙道生等，其中许多是汉族知识分子。从《魏书·古弼传》所记的一件事实中可以证明，拓跋焘是如何以身作则，从善如流的：世祖大阅将校，猎于河西，弼留守。诏以肥马给骑人。弼给弱者。世祖大怒日：尖头奴敢裁量朕也，朕辽台先斩此奴。弼头尖，世祖常名之曰笔头，是以时人呼为笔公。弼属官惶怖惧诛，弼告之曰：吾以为事君使畋猎不适盘① 《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游，其罪小也；不备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炽，南虏未灭，狡焉之志，窥伺边境，是吾忧也。故选肥马备军实，为不虞之远虑，苟使国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于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 后车驾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世祖寻谓从者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马运之速，遂还。行百余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赐矜缓，使得收载。世祖谓左右曰：笔公果如朕所卜，可谓社稷之臣。
《古弼传》所记的这一掌故，除了说明拓跋焘的英明以外，同时也说明了，到了拓跋焘在位的时候，北魏已经"秋谷悬黄，麻寂布野"，成为一个农耕民族了。这当然是鲜卑人长期以来和汉人共处的结果。这是一种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关于这方面，在以下对孝文帝拓跋宏的评述中还要提到。
拓跋焘为北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去世后，经过了文成帝拓跋珪和献文帝拓跋弘二帝的短促时期，到了北魏延兴元年（刘宋泰始七年、471年），孝文帝拓跋宏即位，这是北魏历史上另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著名国君。他登位时还只有5 岁，先由大后临朝称制，太和十四年（490 年），太后去世，拓跋宏就于次年亲政，当时他年仅25 岁，正是青年英俊，意气风发的时候，他亲政以后，立刻励精图治，大力进行了许多革新，使北魏在拓跋焘建立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政策，首先是提高民族文化，努力改革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存在的游牧习气，广泛推行汉族的礼仪和习俗，加速了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他毅然废除从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发辫制，改行汉族当时通行的束发为害的发式。被服冠冕，也一遵汉族体制。他又竭力推行汉族尊重的所谓三代成法，开始祭祀尧、舜、禹、周公等汉族人民崇敬的人物，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并命令中书省设孔子像，他亲自带头前往祭拜，有一次南征途中经过鲁城（今曲阜），特地进城祭拜孔子，重修那里的孔子陵墓，更建碑铭，拜孔氏四人、颜氏二人为官，并选孔子宗子一人，封为崇圣侯，令其奉孔祭祀。这次南征还都以后，就在首都设立国子大学和四门小学，又遴选了几位蓄老长者，将他们封为国老庶老。同时在国内普求古代遗书，按汉族体制制礼作乐，并按当时汉族通行的标准，修正度量衡制度。①自从拓跋焘任用许多汉族知识分予以来，早已卓著成效的北魏汉化，至此业已完成。
在拓跋焘的时代，虽然版图已经拓宽，军力已经强大，但他在南下到达瓜州以后，仍然引军北返。我们当然很难剖析拓跋焘当时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尽管北朝军力强大，但是在经济实力，文化水平等许多方面，无疑仍然落后于南朝，而这种差距并不是短期中可以赶上去的。因此，拓跋焘的南征，或许具有以攻为守的意义，让他在这一次威慑行动以后，可以免受南朝的进攻，使他能致力于北魏的内部建设。所以，拓跋焘虽然展示力量于南朝，但当时并非有志于南朝。对拓跋焘的进军和退军作这样的估计或许有些道理。他是在太平真君十年（刘宋元嘉二十六年、450 年）冬季才发动这次进攻的。就在这一年秋季，宋文帝还派沈庆之、王玄谟等将领进军黄河边上的碻磝（今山东省茌平县以东黄河南岸），并且围① 均见《魏书·高祖纪》及《通鉴》卷一四○《齐纪》六明帝建武二年。攻滑台（今河南省滑县东），虽然围攻了二百多天未能攻下，但碻磝这个渡口，一直要到太平真君十二年初才为北魏军收复，这说明刘宋也还有一些军事力量。
现在，拓跋宏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人物。北魏由于多年来的惨澹经营和汉化的完成，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均已大大提高。当拓跋焘南迁之初，北魏还是"十六国"中最小的国家，但经过这百年来的发展变迁，北魏已经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北朝大国。中国南北分裂，到此已经一百七十余年，他心存大志，把一统全国作为己任。他曾经豪迈地说过："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①这就明白地表示了他的抱负。
和拓跋焘从盛乐南迁到平城一样，拓跋宏亲政之初，就下决心再一次南迁，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去。他深深知道，"经营天下"的事，是不可能在平城这样一个地处雁北的偏僻城邑中运筹策划的。而洛阳是东周以来的中原名都，尽管"洛阳处天下之中"②的话出自北宋，但人们早已看到了这种事实，这是一个帝王之都。现在，洛阳早已收入了北魏的皇舆，对于"期于混一"的君王，这是一个定都的良机，是决不能失之等闲的。但是他的这种计划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不要说安土重迁是人们的一般心理，特别是由于平城建都已经上百年，王公贵族和整个北魏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这里购置产业，建造宅第，布置势力。平城已经成了他们的安乐窝，当然不愿意长途跋涉，远迁到人地生疏的洛阳去。所以，当拓跋宏一旦宣布了迁都的决定以后，立刻遭到了满朝官员的反对。尚书于果的话其实是代表了整个既得利益集团的，他说："臣非为代地（按指平城）为胜伊洛（按指洛阳）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此地，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①平阳公拓跋丕想必读过《尚书·洛诰》之类的汉族经书，他指出："迁都大事，当询之卜筮"②。此外还有许多反对的意见。对这位年轻的国君，实在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但是拓跋宏是个胸有成竹的人，他绝对不会因既得利益集团的种种干扰而动摇他的迁都决心，对于于果之流的阻挠，他说："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一，卿等儒生，不知大计。"③对于"卜筮"一类的言论，他的答复更挫常有理："昔周召圣贤，乃能卜宅，今无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决疑，不疑何卜？"他又说："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残胜之运，而独不得迁乎？"④拓跋宏终于在太和十八年（494 年）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就在这一年，他正式下诏："禁士民胡服。"如同七个世纪以前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一样，这也是一个令人大吃一惊的变革，而且历史对人们真是一种嘲弄，和战国时代一样，朝野士民又一次群情哗然。并州刺史新兴公拓跋丕就是守旧派中的著名一员，据《通鉴》卷一四一所记："及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① 《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武帝永明十一年。
②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学津讨原》第七集）。
①② 《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
③ 《通鉴》卷一三八《齐纪》四，武帝永明十一年。
④ 《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
坐，而丕独胡服其间"。民间也是一样，《通鉴》卷一四○记及了拓跋宏在洛阳责问留守之官："朕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诏？皆谢罪。"甚至直到太和二十三年（499 年），元宏从平城回到洛阳，他问任城王元澄："'朕离京以来，旧俗少变不？'对曰：'圣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见车上妇人犹戴帽，著小袄，何谓日新？'对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成，此何言也，必欲使满城尽著邪！'澄与留守官皆免冠谢。"①在中国历史上，穿上"胡服"和脱掉"胡服"都曾经是一种困难的历程。
太和二十年（496 年），拓跋宏宣布改变祖宗传下来的民族姓氏，把鲜卑语的"拓跋"改为汉语的"元"。②从此，拓跋魏就被后世的史家称为元魏。其实这也是他早已有了打算的事，在这以前，他曾于太和十九年六月下诏："不得为北俗之语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③至于为什么把"拓跋"改为"元"，他的诏令上说得很明白："北人为土谓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从此，他自己带头称为元宏，王族中不论辈份大小，封爵高低，他们的名氏均去"拓跋"加"元"。北魏还有另外一些胡姓，也一律议改，据《通鉴》一四○所记：拔拔氏改长孙氏，达奚氏改奚氏，乙荫氏改叔孙氏，丘穆陵氏改穆氏，步六孤氏改陆氏，贺赖氏改贺氏，独孤氏改刘氏，贺楼氏改楼氏，勿忸于氏改于氏，尉迟氏改尉氏，不胜枚举。
这是元宏变夷为夏政策中的最后一项措施，北魏至此已经达到了全盘的汉化。其实，北魏的汉化因为见诸历史的确凿记载，所以过程清楚。而其他在这一段时期进入华北的游牧民族，也都同样地或早或晚地发展着这种过程，这种过程，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
元宏在迁都以后，和其他许多改革工作齐头并进的，还有十分重要的"期于混一"的南征大业。他调集大军，由他自己统率，向寿阳（今安徽省寿县）一带进军。据《魏书·高祖纪》所记，大和十九年春正月，"车驾济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通鉴》说这支大军，"众号三十万，铁骑弥望。"①在军事上，元宏取得了不少胜利，但不幸的是在朝廷内部却变生肘腋，使他猝不及防，穷于应付。首先是朝廷中穆泰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反叛。穆泰原是北魏名臣穆崇之后，以功臣之孙而为拓跋氏驸马，历任要职，却顽固不愿迁都。据《魏书·穆泰传》，他勾结定州刺史陆叡，安乐侯元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彭城镇将元拔等多人，阴谋叛乱。元宏不得不遣任城王元澄，出兵敉平了这场叛乱。另外是后妃淫乱的宫闱丑闻，②使他心力交瘁。由于这些变故的接踵发生，元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位壮志凌云的明君，竟不幸在他三十三岁之年，病死于谷塘源的行军途中。
元宏之死，成为北魏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蒸蒸日上的北魏，从此走向下坡。而八年以后，宣武帝元恪正始四年（梁天监六年、507 年），北魏与梁在淮水的一战，成为北魏在军事上一蹶不振的开始。这次战役中，由① 《通鉴》卷一四二《齐纪》，东昏侯水元元年。
② 《魏书·高祖纪》。
③ 《通鉴》卷一四○《齐纪》六明帝建武二年。
① 《通鉴》卷一四○《齐纪》六明帝建武二年。
② 《魏书·孝王幽皇后传》。
于淮水暴涨，梁军乘舰登岸击魏，魏军丢弃器甲，相争投水而死，淮水为之不流，缘淮百余里尸骸枕藉，梁军生擒魏军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积如山岳，牛马驴骡不可胜计。①这次惨败以后，北疆的所谓六镇，也先后发生叛乱。使北魏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在内政上，昏庸淫泆的胡太后于孝明帝元诩熙平元年（516 年）临朝，朝政腐败，日甚一日，终至不可收拾。强盛一时的北魏，终于在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534 年）分裂成西魏和东魏两个小朝廷，最后也都相继灭亡。
① 《梁书·曹景宗传》。
三 地理大交流
郦道元是一位官宦家庭出身的北魏王朝的官员。《魏书》将他列入《酷吏传》，这当然是《魏书》撰者魏收对他的一种诽谤，后世已有评论，留待以下再说。但他显然不属"儒林"、"文苑"之流，不算一个学者。他在南北朝这个干戈扰攘的时代里为官终身，毕生戎马，所以决不是一个闭门读书，研究学问，专心著述的人。但他却居然写出了《水经注》这样一部不朽的地理名著。在中国历史上，《水经》和《水经注》就各有两种。②在此以后，记载河流的书籍还有不少，唐李吉甫的《删水经》，金蔡珪的《补正水经》，明末黄宗羲的《今水经》，清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著作，或存或佚，都不能与郦道元的《水经注》相颉颃。《水经注》当然不是一部能够一气呵成的著作，是郦道元日积月累的著述成果。在当时那种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竟有这样的心情坚持撰写此书，不仅终于写成，而且获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这当然是由许多原因促成的，而首先必须提出的则是"地理大交流"这个历史过程。
前面已经叙述了魏晋南北朝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从四世纪初期起，开始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混乱，牵涉到广大集团的人群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上的深刻变异。假使我们把十五世纪初期以后的时期中，人们对于新航路和新大陆的探索称为"地理大发现"，那末，从四世纪初期到六世纪后期之间，这种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巨大人群所经历的地理变异，应该被称为"地理大交流"。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赵武灵王的战略思想后继无人，而秦始皇花了惊人代价所建造起来的所谓万里长城，毕竟阻挡不了始于四世纪初期的这场巨变，大群生活在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轻易地跨过了这道"尸骸相支拄"的夯土建筑物，相继进入华北和中原。他们放弃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而定居到这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从事农业活动。同样，原来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汉族，也就被迫大批南迁，放弃了他们世代定居的这片干燥坦荡的小麦杂粮区，迁移到低洼潮湿的江南稻作区。因此，不论在中国的北方或南方，数量巨大的人群，都面临着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在这场地理大交流中，直接参加交流的人们，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空前地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加交流的人们，他们有的是留恋故土，宁愿冒恶劣的处境而安土重迁；有的则是直接参加交流者的后代，这些人，尽管没有地理大交流的实践经验，但他们同样从他们的亲属和父老那里，获得他们的故土和新领地的地理知识。
地理大交流的结果是大批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的出现。和中国旱期的地理学家及地理著作不同，早期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穆天子传》等，作者虽然都有一定的资料基础，但其间包括了大量的假设和想像。这类早期的地理学家，在实践经验方面，显然是相当薄弱的。现在，规模巨② 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 文略》四书著录，《水经》与《水经注》各有两种：一种是《水经》三卷，汉桑钦撰，晋 郭璞注；另一种是三国佚名撰，北魏郦道元注，四十卷。前者经注均亡佚。
大的地理大交流，为许多地理学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实践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不仅在地理资料上左右逢源，而他们之中，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次地理大交流，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大量的实践结果。这是前代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早在西晋末年，荀绰就撰写了《九州记》，比他稍晚的乐资，则撰写了《九州志》。接着，王隐在东晋初年又撰写了《晋地道记》。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全国地理著作。从此以后，北方和南方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风起云涌，美不胜收。在北方，阚骃的《十三州志》，佚名的《大魏诸州记》，陆恭之的《后魏舆地图风土记》等等，不胜枚举；在南方，刘宋何承天和徐爰，不约而同地都撰写了《州郡志》，此外齐刘澄之的《永初山水记》，梁吴均的《十三州记》，陈顾野王的《舆地志》等，也都是全国地理著作。除了全国地理著作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区域地理著作，它们就是通常所称的"六朝地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东晋及其以后的著作。正是这一大批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标志着这个地理大交流时代的时代特色。
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地理学思想的活跃，还不仅表现在地理著作的大量出现。在其他许多非地理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们对自然环境和地理景观的真挚感情和由于这种感情所激发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描述。
著名的《敕勒歌》就是从北魏先前的语言鲜卑语翻译过来的民歌，歌辞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①《与陈伯之书》是南梁军队中的一位幕僚丘迟所写的一封敦促身在北朝的将军归降的书信，其中有一段生动的地理描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②以上所引都是这个时代的作品，但都不是地理作品。前者所描述的是北方草原的自然景色，后者所描述的是江南水乡的暮春风光。何等的真切，何等的生动，不是身处其境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维妙维肖的文字来的。这就是这个时期中人们地理学思想特别活跃的特征。从政治上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混乱的时代；但是从地理学思想史来说，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光荣时代。在整个地理大交流时代中，在所有这些知识丰富的地理学家中，最最杰出的，无疑是北魏的郦道元，而他所撰写的不朽名著《水经注》，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切地理著作中登峰造极的作品。
关于上述郦道元及其名著《水经注》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是我在1988年9 月出版的《地理学报》（45 卷3 期）中的《郦道元生平考》一文中提出的。此文始撰于1986 年，但是后来发现这种观点具有国际性，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日本广岛大学名誉教授，年逾八旬的日本著名地理学家米仓二郎先生，于1988 年7 月28 日给我的一封信中，也有论述郦道元的一段（原信是用英文写的）：我认为郦道元是中世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这是欧洲历史上的所谓黑暗时代，当时的欧洲，就连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也没有，从全球的观点看来，地理学史不能不提到郦道元。我希望你一定要用英文写一篇有关① 《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杂歌谣辞》。
② 《文选》卷四十三。
郦道元的论文，在某种地理刊物发表。①米仓先生把郦道元在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提到这样的高度，说明国际地理学界对郦道元及其名著《水经注》的重视。1989 年冬季，我又一次去日本讲学，在广岛大学任客座教授。米仓先生热情地邀请我们夫妇到他家中作客。我把我发表在英国出版的《地理学家研究》第十二卷上的《郦道元》②一文的抽印本送给他，他在席间再一次强调了郦道元在地理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说"郦道元和他的杰出名著《水经注》，不仅是你们中国人的光荣，也是国际地理学史上的光荣"。
前面已经提及，郦道元毕生服官于北魏王朝，在当时，他并不是一个专门著述的学者，但是现在，历史对他的评价，根本不考虑他上任去东荆州作刺史时是什么排场，也绝不计较他任黄门侍郎是几品官位。历史对他的评价主要着重于《水经注》，他因《水经注》这一名著，成为中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
郦道元为什么能在地理学上达到如此的造诣？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地理大交流的时代。是这个时代，触动了他的地理学思想和实践。他在《水经注序》中说："访读搜渠，缉而缀之"。全书记载了许多他在野外考察中亲眼目击的成果，说明他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地理学家一样，有着大量的直接实践的经验。但是，《水经注》的记载遍及全国，而且远涉域外，当时国家南北分裂，郦道元足迹未达南方，凡是他所未经之地，他所依靠的是他人撰述的文献，也就是间接的实践资料。他在《水经注》注明所引的他人著述，为数超过四百三十种，实际上当然远远超过此数。他所引用的他人著述，大部分也都是地理大交流时代的成果。清陈运溶在《荆州记序》中说："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①。假设没有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大量"六朝地志"，《水经注》也就无法得到如此卓越的成就。所有这一切说明，地理大交流这个伟大时代，对于郦道元其人其书，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① 此信已见拙撰《地理学思想史序》。《地理学思想史》，刘盛佳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②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