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述及，自从秦始皇一统以来，两汉是一个国势鼎盛的时代。但从此以后，国家出现动乱，终至南北分裂，人民流离。在战祸连绵，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有识之士，当然会向望两汉时代的那种版图广袤，国势强盛，人民安居于业的情况，而且希望有朝一日，让这个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再度出现像两汉那样的大一统局面。这种思想是这个时代的必然产物，郦道元就是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郦道元生在南北分离的时代，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思想是什么？杨向奎教授在其著作《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 年出版）一书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解释。杨先生指出："'大一统'的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凝聚力，这种力量的渊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内容丰富，包括有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有重要地位。'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我国人民具有自豪感与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从郦氏家族的渊源来看郦道元，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在当时，这样的家族，当然属于书香门第。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是儒家的正统教育，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从《水经注》所引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四书五经以及他在注文中对尧舜孔孟等人的推崇，可以窥及他所受的教育。所以大一统思想在他身上原来就是根深蒂固的。而他眼前存在的已有二百年的南北分裂，就更促使他这种思想的发展。当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北魏励精图治，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而南朝则处于篡夺频仍，朝政腐败，国势凌夷的时候。他的父辈受到北魏朝廷的重用，而拓跋氏变夷为夏的各种改革，都促使他产生由元魏一统天下的思想。拓跋秦挥军南下，势如破竹，直抵长江北岸，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情，郦道元当然知道。现在，胸怀大志的元宏亲政，正在从各方面进行准备，决心要实施他入侵南朝，统一全国的大业。在挥师南下以前，为了巩固北方的防务，因而于太和十八年亲自出巡六镇，直到阴山一带。这一次边疆巡行，郦道元就是随行人员之一，当时他年齿甚幼，官秩很低，但却能入选为随行人员，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郦氏家族所受到的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郦道元的才华意气深得拓跋朝廷的赏识。所有这一切，郦道元当然心领神会。他显然希望，两个世纪的南北分裂，将由元宏这位英明的国君来结束，两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又将出现。
郦道元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向往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
他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王朝的概念，如上所述，当然是从他的广泛阅读和父辈的教育中得到的。但是他之所以向往这样一个广大而统一的祖国的再次出现，却是受了北魏王朝励精图治的几位国君如拓跋焘特别是元宏的影响。不过他没有料到元宏的中道崩殂，也没有料到国势就从此一蹶不振。他眼看祖国统一无日，而锦绣河山支离破碎。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潜心于《水经注》的撰写，通过著述以寄托他热爱祖国和渴望祖国统一的胸怀。
《水经注》一书成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但它是郦道元后期之作，却是没有疑问的。贺昌群在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的《说明》中，认为此书成于延昌、正光间（512-525）；岑仲勉在《水经注卷一笺校》①中，认为此书成于延昌、孝昌间（512-527）；日本郦学家森鹿三认为此书成于延昌、神龟到正光五年的十年之中（512-524）。②按《水经注》全书中出现的最后一个有具体计数的年代是延昌四年（515），③不过在这个年份以后，尚有几个虽未计数却仍可查核的较延昌四年更晚的年份。例如卷三十《淮水》经"又东过钟离县北"注："淮水又东迳浮石山，山北对巉石山，梁氏天监中，立堰于二山之间，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坏矣。"这里，作为南朝年号的梁天监，始于502 年，终于519 年，长达十六年，似乎难以捉摸。但注文所述浮山堰的成败过程，在《梁书·康绚传》中却确然可考，此堰成于梁天监十三年（北魏延昌三年），溃于天监十五年八月，时当北魏熙平元年。郦注既然记及此堰的"溃坏"，则事涉熙平元年，这个年份较《水经注》的延昌四年晚了一年。又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按北魏熙平是516-518 年，此条或又晚于《淮水注》的熙平元年。又卷二十六《沭水》经"又南过阳都县，东入于沂"注："魏正光中，齐王之镇徐州也，立大堨，遏水西流。"按正光是520-525 年，距郦氏被害已不到十年。
所有这些，都证明《水经注》撰写于郦道元的后期，正是胡太后临朝，朝政腐败至于不可挽回之时。北朝的兴盛时期已经过去，而南朝也处于一种奢靡腐败，苟且偷安的局面之中，郦道元显然明白，在他的有生之年，一个版图广大的统一祖国是不可能出现了。但他并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尽管事不可为，他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撰述，潜心写作，把他的全部爱国主义感情倾注在《水经注》这样一部巨著之中。
当郦道元出生之日，国家分裂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除了干戈扰攘以外，他毕生从来没有看到过统一的国家。但是他著述《水经注》却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大一统，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所在。有人认为《水经注》叙述的空间范围是由《水经》决定的。这话其实不对，因为选《水经》作注，乃是郦道元自己的决定，是他的祖国一统思想的反映。何况《水经》简列河川源流，并不包罗西汉版图，例如朱崖、儋耳二郡（今海南岛），因与《水经》所述河流无涉，并不载入《水经》，但郦道元却并不轻易放过，以之附于《温水注》的记载之中，而且写得非常详细：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极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千余里，径度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导类，被发雕身，而女多姣好，白皙、长发、美鬓、犬羊相聚，不服德教。一个足迹绝未南下的北人，对于这两个在遥远的南方大海中的、建置短暂的西汉属郡，竟叙述得如此详细，这只能说明他如何地向往历史上出现过的那繁荣昌盛的大一统局面。
前面已经提及，郦道元原来把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寄希望于汉化了的北① 《圣心》第二期，1933 年，又收入于《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 年版。② 《郦道元略传》，《东洋史研究》第六卷第二号，1941 年。
③ 卷二十九《比水》经"比水出比阳东北太胡山，东南流过其县南，泄水从南来注之"注："余以延昌四年，蒙除东荆州刺史。"魏王朝，但是在元宏去世以后，急转直下的形势，使他在这方面的希望成为泡影。因此，在《水经注》的撰述中，在这方面已经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要说政治倾向，当然也可以说有，那就是他通过此书的撰述，诚挚而热情地表达了他的祖国大一统愿望。在当时，南北存在着两个敌对的王朝，尽管他自始至终一直服官并且忠诚于北朝，但是在《水经注》的文字中，毫无这种思想感情的流露。虽然南北分裂的现实不容改变，但他的著作绝不以南北为鸿沟。甚至在许多地方使用南朝的年号。他的这一举动，竟使清初的郦学家为之愕然。
清初郦学家全祖望曾向另一郦学家沈炳粪借阅其《水经注集释订讹》稿本，事后撰有《沈氏水经注校本跋》一文，①文中就述及南朝年号之事。卷三《河水》经"又东过云中桢陵县南，又东过沙南县北，从县东屈南，过沙陵县西"注中有"其水东南流，过武川镇城，城以景明中筑"一语。沈炳巽在稿本中把"景明"错忆作"景平"，沈氏在此注云："景明是宋少帝年号"。
全祖望看出了沈氏的错讹，加注说："愚谓非也，善长岂用南朝之年乎？"可惜这两位学者到死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弄明白，沈炳巽当然是记忆的偶误，他看到的"景明"这个年号，其实是北魏世祖的年号，但他误作宋少帝的年号（景平），让他大吃一惊，全祖望在吃惊之余，悟到了沈氏的错误，才理应正当地指出："善长岂用南朝之年乎？"对他们来说，这种吃惊是毫不足怪的，就在他们以前不久，庄廷■纂《明书》，正因使用了"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竟至于合族受戮，牵连无计。他们怎能想得到，郦道元却真真实实地在《水经注》中使用了不少南朝年号呢？
或许可以说沈炳巽、全祖望二人的读书都不算很仔细。当然，在这方面也找得到原谅他们的理由，康熙年代的这场文字狱，吓得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一想。沈炳巽误忆作宋少帝年号的这个"景平"，后来确实在卷三十五《江水》经"湘水从南来注之"注中出现：南对龙穴洲，沙阳洲之下尾也，洲里有驾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于江陵，法驾顿此，因以为名。
这里的宋少帝年号"景平"是当真的，估计他们二位都被庄廷■的案子吓丧了胆，做梦都想不到身为北朝命官的郦道元当真在他的著作中使用南朝年号。其实，我说他们二位读书不仔细也不算过分，因为郦氏使用的南朝年号实在不少。全书第一个南朝年号在卷五《河水》经"又东过茌平县西"注中出现：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碻磝，守之。
元嘉二十六年（450）时当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正是拓跋焘挥大军长驱南下到达长江北岸的这一年，郦道元竟在这一年的另一场碻磝之战中用了南朝年号，真是不可思议。卷五以后，从卷六到卷二十七，没有发现南朝年号，但从卷二十八《沔水》起，南朝年号一时大量出现，卷二十八《沔水》，卷二十九《湍水》，各有"元嘉"年号，卷三十《淮水》有梁"天监"年号，卷三十二《肥水》有宋"泰始"、宋"无徽"、齐"建元"、齐"永明"年号，卷三十五《江水》有来"元嘉"、宋"景平"、宋"泰始"年号，卷三十六《温水》有宋"元嘉"年号，卷三十八《湘水》有宋"元嘉"年号，卷三十九《赣水》有宋"景平"年号。而且往往在一卷中反复使用，例如《江① 《全氏七校水经注附录》。
水注》中出现"元嘉"年号三次，《温水注》中出现"元嘉"年号四次。
郦道元如此频繁地在《水经注》中使用南朝年号，应该作怎样的解释呢？郦氏世居北方，与南朝绝无联系。郦氏祖辈如前所述，历代服官于北朝，与南朝绝无瓜葛。郦氏家族包括他本人，受北魏王朝倚重已如前述，郦道元在其遇难前两年即孝昌元年，南梁遣将北侵，北魏王族元法僧在彭城反叛，他以一个文职官员，受朝廷紧急任命，指挥了这次平叛的军事行动。所以他忠于北朝的耿耿之心是绝无可疑的。但是，他却在《水经注》中使用南朝年号十五次。从南朝年号出现的卷次来看，全书四十卷之中，卷二十八以前出现一次，以后出现十四次。因此我认为卷五《河水注》中的"元嘉"年号，是郦道元在以后修改全稿时补上去的。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使用南朝年号的决定，显然是他撰述的后期作出的，所以南朝年号集中出现在卷二十八以后，假使没有卷五《河水注》的这一"元嘉"年号，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的设想来考虑郦道元的用意，即北方河流用北朝年号，南方河流用南朝年号。郦氏在匆匆整理全槁时，或许也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在卷五《河水注》中插入了前面指出的一小段。这一小段从内容到文字，都显是后来外加的，因为乍看这几句话，好象是刘宋人的写作而不是北魏人的写作，他不用"陷碻磝"而用"平碻磝"。假使北魏人读了这样的文字，将会有什么感受。其实碻磝之战，刘宋算不得什么胜利。王玄谟在这年七月攻入碻磝，十月就败退，而且败得十分狼狈，据《通鉴》卷一二五所记：魏主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追击之，死者万余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
这年十二月，拓跋焘士军终于到达瓜步，与南朝首都隔江相望，以致"建康震惧，民皆荷担而立， 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①这就是这一年从七月到十二月半年之中（此年闰十月）的军事情况。这年十一月，拓跋焘在进攻彭城（今徐州）时，曾派他的尚书李孝伯到南门见刘宋沛郡太守张畅，李孝伯问张畅："王玄谟亦常才耳，南国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此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①被北魏不齿的王玄谟，在郦道元笔下，却加上南朝年号，把他写得象一位英雄。由此可以说明，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谟"前锋入河，平碻磝"这一段，是郦道元完成全稿以后加上去的。
郦道元在北魏入宦之时，刘宋被萧齐篡夺已有十年左右。而元宏开始南进之时，又正是南齐东昏侯登位之年，这个在当太子时就"不好学，唯嬉戏无度"的顽劣少年，在即位以后，又"不与朝士相接，专亲信宦官及左右御刀、应敕等"，②是个十足的昏庸小人。这个君臣腐败，篡夺频仍的南朝，为郦氏所不齿，当然毫无疑问。但元宏死后，北魏形势陡变，而萧齐随即为萧梁所篡夺，萧梁篡位后五年，北魏就遇到淮水战役的惨败。从此，年复一年，岁月迁延，南朝固然不足成大器，北朝却也一蹶不振，郦道元完全明白，在祖国大一统的事业上，南北两朝都已无所作为。北朝既已无力征服南朝，南北对峙的局面，在他有生之年，已经成为定局。则南北两朝年号的并存，就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因此，迴避南朝年号不仅已无必要，而且作为一部传至其人的著作，特别是他倾注了全部感情于这部著作之中，向望一个统一的大① 《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① 《通鉴》卷一二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② 《通鉴》卷一四二《齐纪》八，东昏侯永元元年。
帝国的出现，他更应南北兼顾，不忘他毕生未能亲履的南方半壁河山。这或许是他南北年号并用的原因。当然，他的这种思想是随着南北形势的变迁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南朝年号在他著作中的使用实始于卷二十八，而卷五王玄谟一段，显然是后来再加的。当他加写这一段时，距碻磝之战已经七、八十年，南朝也已两度易主，早已成为历史，他自然更可不必迴避了。由此可见，郦道元的大一统思想，显然有两个阶段。开始，他满怀信心，一个版图广大的帝国，将在北魏君主元宏手上出现。但是到后来，严酷的事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南北并存的天下大局。当然，如上面已经指出的，他并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深信，如同西汉王朝那样的大一统局面，总有一天能够到来。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南朝年号从卷二十八起一时大量出现的过程。郦道元是做得正确的，假使《水经注》的撰写是按他的早期思想而以北尊南卑作为基础，毫无疑问，此书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二 "中国的自然之爱"
美国学者亨利·G·施瓦茨（Henry G·Schwarz）在其所撰《徐霞客与他的早年旅行》①一文中，以"中国的自然之爱"（The Chinese Love ofNature）一语，来描述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为人。真是深得要领。所以密西根大学教授李祈在她所著《徐霞客旅游日记》②一书中，第一章就采用了施瓦茨的"中国的自然之爱"作为标题，章内介绍了不少我国历史上热爱大自然的人，如谢灵运、柳宗元、陶潜、李白等文学家和诗人。读了他们的文章，我也有感于中，特地写了一篇《郦道元与徐霞客》①的文章，着重说明，徐霞客在许多方面继承了郦道元，郦道元也是一位十分热爱中国大自然的人。对祖国大自然的无比热爱，这是除了大一统思想以外，郦道元爱国主义思想的另一重要内涵。
前面已经述及郦道元的家乡在范阳郡、涿县的郦亭。从他的一生行历来看，他在家乡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但是他对家乡的自然风景却充满了热爱。卷十二《巨马水》经"又东南过容城县北"注云：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逎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园之瞻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除了家乡以外，他童年随着他父亲奔走四方，所到之处，他以后都回忆当地的美好自然环境，写在他的注文里。例如卷二十六《巨洋水》经"又北过临朐县东"注中，就记下了他随父到青州临朐所见的美好风光：巨详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飞泉侧濑于穷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侧，有一祠，目为冶泉祠， 水色澄明而清泠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镇海岱，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筍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小东有一湖，佳饶鲜筍，匪直芳齐芍药，实亦洁并飞鳞。其水东北流入巨洋，谓之熏冶泉。
熏冶泉一带是他"总角之年"旧游，当年恐怕还写不出这样的文章，这是他几十年后的回忆。但令人十分吃惊的是，他对这一带的山川风物，记忆得何等清楚，描写得何等细腻。不是一个充满了自然之爱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如此生动美好的篇章来的。
明朝有个词章派的郦学家朱子臣，他编撰了一本称为《水经注删》①的郦书，专门评论郦注词章。其书多半是并不切中要害的词句品评，有的评语还暴露了他的幼稚无知，②所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在郦氏描写熏冶泉这一段① Bellingham，Washington，Program in East Asian Studies，Western Washington state College，Occasional PaperNo.3，1971.②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4.① 载《徐霞客研究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又收入《水经注研究二集》。又另一种收入《读水经注札记之四》，载《明报月刊》，1990 年11 月号。
① 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明刊本。
② 卷三十六《温水》经"东北入于郁"注"昆仑单舸"下，朱子臣评："舸名新。"按"昆仑"是南洋人族名，朱竟认为是船名。
中，却写出了几句不同凡响的评语。他说："山水朋友，性命文章，是名士本色，叙得矜重。""是名士本色"一语，说明他确实读过不少古人描写山水的著作，正如前面提及的密西根大学的李祈在《中国的自然之爱》的标题下所介绍的许多人物。他把这些名士的"本色"，归结为"山水朋友，性命文章"一语，也还算差强人意，这实际上就是包括郦道元在内的这些"名士"的自然之爱。
明末清初学者张岱在其《跋寓山注二则》①一文中曾经说过："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郦道元以描写山水著名，这当然是古今学者所公认的。张岱笔下在这方面次于郦道元的另外两人，是柳子厚（宗元）和袁中郎（宏道），他们二人都是富有"中国的自然之爱"的学者。柳宗元（773-819）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当然是文章高手。但是张岱所说的是"记山水"。柳宗元所写的山水文章，主要就是《永州八记》。这是他因王叔文党事被贬为永州司马时在永州（今湖南零陵）所写，文章短小简炼，文笔清丽，历来名重一时，脍炙人口。袁宏道（1568-1610）是明朝后期的文学流派公安派（袁是湖北公安人）的代表人物，所以也是一位文坛名流，而且还是一位旅游家。《明史·袁宏道传》说他与其兄宗道、弟中道都是公安派学者，"宦游京师，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所以在他的诗文集《袁中郎全集》四十卷中，有不少游记。有人把他的游记从全集中抽出，编成《袁中郎游记》②一种，也很受人欢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柳宗元还是袁宏道，他们的游记文章，都是身历其境之作。柳宗元生当唐德宗、宪宗两朝，虽非盛唐之世，但唐朝毕竟版图广大，声威远播，是一个泱泱大国。袁宏道生当明朝晚期，国力虽逊而尚未穷蹙，边疆纵有不宁，而长城以内，仍是明土，袁氏昆仲行旅所及，莫非皇舆。所以柳、袁二人之世，均属承平已久，而皇朝一统。他们眼目所见，足履所及，心上所思，笔上所述，无不在皇舆域内。他们用文字表达的对中国的自然之爱，都是中国的土地。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性情舒坦，了无芥蒂。但郦道元与他们完全不同，当他出生之日，国家分裂已有一个半世纪，干戈扰攘，人民流离。他立身于半壁河山，而心怀一统的祖国。
在如此处境之下，同样是一个满腔"中国的自然之爱"的学者，同样借文字表达了这种感情。但是与柳宗元、袁宏道不同，他必须在许多问题上面对现实，例如，他要描写的祖国山川，是他立身的半壁河山以内，抑是在此半壁河山以外；是他亲身经历，亲眼目击，抑是他无法亲见，必须借助于其他文献；用北朝年号，抑是用南朝年号。如此等等，都使他煞费苦心。在这样的景况之下，他对祖国山川的描写，仍被张岱誉为三位高手之中的"太上"。文穷而后工，或许就是这个道理。从这里也给我们一种启发，这就是，郦道元的所以能够在祖国自然风光和描写中登峰造极，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高度写作技巧，但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他对祖国河川的无比热爱。
郦道元的确是把他的全部感情倾注在《水经注》的撰写之中的，凡是他足迹所到之处，由于他的悉心考察和热情观赏，因此，他的描述，不仅如清初著名郦学家刘献廷所说的"毫发不失，①而且更是活龙活现，栩栩如生。对于他未能亲履其地的那些著名山水胜景，他也无不搜集大量文献，细心选择，着意描摹，所以能够写出细致生动、令人百读不厌的文章。全部《水经注》中，描写山水的锦绣文章当然俯拾即是，但历来传诵的千古杰作，主要有两篇。民国以来，常常被选入中学甚至大学的国文课文，作为青年人欣赏和学习的范文。这两篇，一篇是记述黄河孟门瀑布的，另一篇是记述长江三峡的。这两处，孟门位于北魏旧都平城以南，新都洛阳以北，是他常经之地；而长江三峡，位在南朝腹地之中，他足迹所来履，但这两处河山胜景，在《水经注》中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作。
① 《琅嬛文集》卷五。
② 中国图书馆出版部1936 年版。
① 《广阳杂记》卷四。
孟门瀑布一篇，全文不过一百三十一字，在卷四《河水》经"又南过河东北屈县西"注下：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阸，兼孟门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濬波颓迭，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
孟门瀑布就是今天的壶口瀑布，位于陕西省宜川县之东，山西省吉县以西的黄河上，由于两岸山势紧逼，黄河河床从200-300 米在此骤然紧缩到30-50 米，形如壶口倒悬，所以今称壶口。水流从三十米高处倾泻而下，形成注文所描述的人间奇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在其著作《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下切》①一文中评论这段文章说："这完全是壶口的一幅素描，到现在还是这样，到过壶口的人，一定会感到这话说得亲切。"我算是一个到过壶口的人，我完全同意史念海教授的评论。
《水经注》描写长江三峡的篇幅很多，从卷三十三《江水》经"又东过鱼复县南，夷水出焉"注："江水又东迳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一句开始，以后在卷三十四《江水》经"又东过夷陵县南"注："江水又东迳西陵峡， 所谓三峡，此其一也"一句以下而终。其中最著名的一段千古文章在卷三十四《江水》经"又东过巫县南，盐水从县东南流注之"注下：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所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迴清倒影，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段文章共一百五十五字，历来为人所传诵，唐李白的著名七绝《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实际上就是这一段文章的缩写。①我也有幸从重庆乘江轮顺江东下，欣赏了三峡胜景，除了没有猴子以外，其他一切景观，与《水经注》上所描写的真是毫厘不差。若用史念海教授对壶口瀑布的话来说："这完全是三峡的一幅素描。"① 《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2 年版。
① 《中国古代山水诗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在李白此诗下抄录了这段注文，并云："李白这首诗，都从《水经注》脱胎而来。"郦道元没有到过三峡，因为三峡位于南朝荆州的巴东（今四川省奉节县一带）、建平（今四川省巫山县一带）、宜都（今湖北省宜昌市一带）三郡境内，而北魏的势力，只及于今秦岭和淮河一线。现在有些编书的人说郦道元亲履其地，①实在是很大的误会。当因卷三十四《江水》经"又东过夷陵县南"注下，有一句"及余来践跻此境"的话，才造成这种误会。前面已经提到，郦道元对于他足迹未到的山川胜地，总是搜集大量资料，经过他的仔细选择，认真体会，然后引用原文，或是加以修润改写。所以虽然他并非亲见，但文字仍然十分生动。对于声名甚著的长江三峡，郦道元当然把它作为他表达"中国的自然之爱"的重点。他精选了许多有关这个山水胜境的文献，特别是亲眼目睹者的写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曾任宜都太守的东晋人袁山松所撰的《宜都山川记》（或作《宜都记》）。郦道元常在注文中指出，"袁山松曰"、"山松言"、或"《宜都记》曰"，可以为证。前面提及的卷三十四《江水》经"又东过夷陵县南"注中，有一段话说："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迭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这段话，当然是《宜都记》中的话，当年袁山松在宜都当太守，才有机会在这里"流连信宿"，而"耳闻不如亲见"的话，正是袁山松的话，把它移到郦道元身上，真是张冠李戴。
但是上面所引的那一篇描写长江三峡的千古杰作，显然并不是《宜都记》的原文，而是郦道元根据《宜都记》和其他一些文献改写的。①袁山松的原文，在经"又东过夷陵县南"注中，郦道元曾经引过几段：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余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
《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
袁山松言：江北多连山，登之望江南诸山，数十百重，莫识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异势，自非烟褰雨霁，不辨见此远山矣。余尝往返十许过，正可再见远峰耳。
以上三段，加上前已引述的"及余来践跻此境"的一段，都是郦道元《长江三峡》这一篇杰作的资料来源。诸如"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如与袁山松的这几段文章加以对比，都可以看出《水经注》在袁文的基础上加工的痕迹。当然，郦道元的加工是成功的。应该说，他的这一篇已经超过了"耳闻不如亲见"的袁山松。对于长江三峡，《水经注》的确立下了千秋功勋。它不仅让早已亡佚的《宜都山川记》，借《江水》一篇而留下了吉光片羽，而且还为三峡胜景，写出这样一篇千古文章。对于郦道元来说，尽管他没有目击现场，但是他的成就，实在已经超过了他亲履其地的孟门瀑布。用什么理由来解释他在山川描写中① 《地学史话》（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 年版）中有《郦道元和水经注》一篇， 在此篇的《耳闻不如亲见》小标题下有这样一段话："郦道元人闻长江三峡之名， 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他不辞艰险，长途跋涉来到了三峡。"此文之下，还画了一幅 郦道元在三峡考察河流的素描。
① 这一段文字，《御览》卷五十三作刘宋盛弘之《荆州记》录入，按盛撰《荆 州记》卷三十一《淯水注》曾引及，但郦氏在《江水注》中未言盛书，《御览》作盛书 录入，于事可疑。的非凡成就，除了文字技巧以外，主要应归功于他的感情，他对于祖国的自然之爱的真挚感情。正是因为他把这种真挚的感情倾注在祖国河山之上，感情凝聚，使他能够从心神深处领会袁山松和其他一些目击三峡者的著作，从而写出超过他们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