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注文中，郦道元并不以第一人称对秦始皇作什么指责，但事实上却是对这个大暴君及其厚葬作了最无情的鞭挞。他首先指出了"秦始皇大兴厚葬"。然后描述了这座陵墓的巨大工程和规模，谴责了"后宫无子者，皆使殉葬甚众"的残酷制度，揭露了"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的惊人耗费。最后以"周章百万之师，已至其下"一段，写尽了这座陵墓的下场，而这一段的最后几句："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这是对厚葬制度怒斥以后的嘲笑。
在同卷同条经文下，还有另一处罪恶滔天的汉成帝昌陵，注文说：汉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为初陵，以为非吉，于霸曲亭南更营之。鸿嘉元年，于新丰戏乡为昌陵县，以奉初陵。永始元年，沼以昌陵卑下，客土疏恶，不可为万岁居，其罢陵作，令吏民返，故徙将作大解万年燉煌。《关中记》曰：昌陵在霸城东二十里，取土东山，与粟同价，所费巨万，积年无成。在这段注文中，郦道元引用了《关中记》的话来鞭挞这座没有造成的陵墓，即"取土东山，与粟同价，所费巨万，积年无成。"郦道元同样没有以第一人称说过一句什么话，但实际上他对这种罪恶的厚葬制度，不仅作了无情的鞭挞，而且进行了沉痛的控诉。
卷二十二《洧水》经"洧水出河南密县西南马领山"注中描述的一座坟墓，墓主无非是一个郡守，但墓的气派却非同小可，注云：（绥水）东南流，迳汉弘农太守张伯雅墓，茔域四周，垒石为垣，隅阿相降，列于绥水之阴，庚门表二石阙，夹封石兽于阙下。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南密人也。碑侧树两石人，有数石柱及诸石兽矣。旧引绥水南入茔域，而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蜍吐水，石隍承溜池之南，又建石楼、石庙，前又翼列诸兽。但物谢时沦，调毁殆尽，夫富而非义，比之浮云，况复此乎？王孙、士安，斯为达矣。
张伯雅从墓碑上仅知其名叫张德，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为官也不过州郡，却造得起如此规模的大坟墓。郦道元把这座坟墓描述得如此详细，显然是有用意的，是为了更有力地揭露这个为官不仁而死求排场的匹夫，"富而非义，比之浮云，况复此乎？"说尽了古往今来的无耻厚葬者的结局。而他所表扬的杨王孙和皇甫谧（士安），正是提倡薄葬的典范。
《汉书·杨王孙传》："及病且终，令其子曰：吾欲赢葬，以反吾真。 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竟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晋书·皇甫谧传》："今生不得保七尺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 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玙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这一次，郦道元以第一人称斥责了这个"富而非义"的厚葬者，并且通过对杨王孙和皇甫谧的表扬表达了他提倡薄葬的意见。
在历史上，许多帝王将相大张旗鼓地厚葬，但也有些自以为更聪明的人，则是悄悄地厚葬。卷二十九《湍水》经"湍水出郦县北芬山，南流过其县东，又南过冠军县东"注中的张詹墓，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注云：水西有汉太尉长史邑人张敏哞，碑之西有魏征南军司张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钢铁不入，丹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我伤。自后古坟旧冢，莫不夷毁，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见发。六年大水，蛮饥，始被发掘。说者言：初开，金银铜锡之器，朱漆雕刻之饰烂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隐以金钉。墓不甚高，而内极宽大。虚设白楸之言，空负黄金之实，虽意锢南山，宁同寿乎？
这段注文的最后四句，也是郦道元自己说的话，是他对这个不老实的厚葬者的揭发和揶揄。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郦道元对这种厚葬制度从内心发出来的厌恶与愤怒。
四 反对战争
郦道元出生在一个南北分裂，战争频仍的时代，他自己毕生戎马，身为文官而奉命征战。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好战的人。
在年轻时代，郦道元确实憧憬过战争，他随侍拓跋宏巡视北方六镇，这是北魏的武力遏制外族入侵的北部边疆。特别是当首都南迁，拓跋宏统率大军南下之时，他无疑是期待着在一场与南朝的浴血战争中大显身手。按《北史·郦道元传》的记载，他一生中直接参与的战争有两次，一次是前面已经叙述的，孝昌元年受朝廷的紧急命令讨伐元法僧之战，结果是取得"多所斩获"的胜利。郦道元直接参与的另一次战争，也就是他在阴盘驿亭受害的一次。据《北史·郦道元传》："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宝夤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亭在冈上，常食冈下之井，既被围，穿井十余丈不得水，水尽力屈，贼遂逾墙而入，道元与弟道峻、二子俱被害。"郦道元在这一次遭遇战中被围绝水，终至被害，当然不能归咎于他指挥战争的错误，因为他以关右大使身份深入雍州，随身所带的侍卫部队一定不多，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占据一个制高点，当然是一种利于坚守的措施。可惜他的军力薄弱，不可能把冈下的水井固守在内，而在这个地下水位很低的西北地区，在冈上又无法穿井得水。其实，对于水源的重要性，特别是井在战争中的生死攸关的价值，郦道元是十分清楚的。在《水经注》卷二《河水》、卷五《河水》等篇中，郦氏对井与战争的关系作过生动的描述，并且还亲自去察看了虎牢城的现场。因此，他在阴盘驿亭的失败，决不是他部署和指挥的过失，这是非常显然的。
以上对郦道元直接参与的两次战争的叙述，并不是为了想论证郦氏有什么军事天才，或者是个沙场名将。而是为了说明，在郦氏那个时代，全国处于分裂和扰攘的环境之中，战争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北史·郦道元传》所说的"道元素有威猛之称"，《魏书·郦道元传》所说的"威猛为治"，除了前面指出的乱世用重典的吏治思想以外，战争环境或许也促成了他的这种性格。正因如此，在他所撰的《水经注》中，除了以大量篇幅记述河川山岳，描述祖国的美丽自然风景外，同样也有很大的篇幅，记载历代出现的战争。在全部注文中，这两种内容实在是非常矛盾的，一处写的是青山绿水，奇峰怪石，千姿百态，景色宜人；另一边写的却是烽火狼烟，刀光剑影，杀人盈万，血流丹川。历来的郦学家，考据学派潜心于分别经庄，考证字句；词章学派流连于囚捉幽异，掬弄光彩；地理学派着意于沿革递变，城邑兴废。他们没有人注意到《水经注》内容中的这种和谐的自然之美和残酷的兵灾战祸的尖锐对比。把这样两种毫不协调的内容揉合在一卷一篇甚至同一条经文之下，这或许就是郦道元本人从思想抱负到文学艺术的不同凡响之处。
历史上有一类靠战争起家，对战争具有嗜好的人，这类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把自己的身价地位，建筑在破坏社会的安宁和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他们沉湎于权力和物欲，当然无法理解祖国河山的锦绣多姿和大自然的艳丽可爱。这类人在战争中飞黄腾达，但他们中的多数最后都在战争中毁灭。历史上又有另一类人，他们钟情于祖国的秀丽河山，对大自然充满热爱，但是在战祸连绵，举国扰攘的时代里，他们无法面对现实，也没有能力适应那个冷酷的时代，他们中的一些人遁迹山林，与世隔绝，另一些人则疾世佯狂，潦倒一生。
但郦道元在这方面显然具有他与众不同的特质，他绝对不是上面所说的前一类人，下面将会说明，他十分憎恶战争；他当然也完全不是后一类人，因为他实际上戎马一生，并不害怕战争。他年轻时代确实憧憬于一场和南朝之间的血战，这是事实。他所寄希望于这场战争的，是通过这场战争，结束二百年来南北分裂的局面，从而出现一个版图广大，势力强盛的大一统的中国，实现他毕生的抱负和理想。他所直接参与的两次战争，都属于临危授命，是他所不得不接受的。其中最后这一次关右大使任上的深入腹地众寡悬殊之战，使他终于和这个时代的许多官民一样，在战争中遭到毁灭。他青年时代希冀于元魏的强盛，以收取南齐版图，完成一统。而最后竟死于一个叛逃的南齐王族萧宝夤之手，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现在再来看看《水经注》中对于历史上的战争的记载，从而可以略知郦道元对于战争的态度。前面已指出此书有大量篇幅记载战争，全书四十卷，除了卷一《河水》外，各卷都有有关战争的记载。除了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战争于涿鹿之野，尧的丹水之战以及汤伐桀、武王伐纣等战争，不能确定具体年份外，从秦庄公元年（前821）到梁武帝天监四年（505）的一千三百多年之间，《水经注》记载有战争的年份共达三百四十一年。由于有的年份发生几次战争，加上不同卷篇中重复记载的某一次战争，因此，在这三百四十一年中，注文记及的战争共达五百八十七条。其中年份清楚的有二百四十三条，另外三百四十四条，注文虽未明确写出事情发生的年份，但由于叙事有据，我从诸如《春秋》、《左传》、《竹书纪年》、《通鉴》以及正史的有关帝纪和列传等资料中查定年份。我曾就郦注记载的战争，编成了一个《水经注军事年表》。①《水经注》记载了北魏以前的几乎所有著名的战争，如秦、赵的长平之战（卷九《清水注》、《沁水注》），袁绍与曹操的官渡之战（卷五《河水注》、卷二十二《渠注》），曹操与孙权、刘备的赤壁之战（卷三十五《江水注》），孙权与张辽的逍遥津之战（卷三十二《施水注》），前秦苻坚与东晋谢玄的肥水之战（卷三十二《肥水注》）等等，注文称得上详细完备。《水经注》记载历代战争，除了史书上著名的战争以外，还有两类为郦氏所重视的战争。一类是战争此起彼伏，持续年代甚久的，这类战争对于国计民生的损伤严重，所以引起他的注意。在《水经注》记载的几百年战争过程中，持续时间达五年以上的有六次之多，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竟达十五年之久，情况如下表所列：公历纪元中国纪元持续年数前618 -前614 年周顷王元年-四年5前565 年-前561 年周灵王七年-十一年5前209 年-前202 年秦二世元年-汉高祖五年8公元22 - 29 年王莽地皇三年-汉光武帝建武五年832 - 36 年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十二年5187 - 201 年汉灵这中平四年-汉献帝建安六年15郦道元所特别重视的另一类战争是规模极大，杀伤极众的战争。其中杀伤盈万的恶战，他往往用许多篇幅，详细地记载战争过程和杀伤情况。如魏襄王十二年（前307 年），"秦武王以甘茂为左丞相， 茂请约魏以攻韩，斩首六万"（卷十五《洛水注》），楚襄王元年（前298），"秦出武关，斩众五万"（卷二十《丹水注》），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 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卷二八《沔水注》），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前274 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斩首十五万"（卷二二《洧水注》），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使廉颇为将，后遣马服君之子赵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万众降起，起坑之于此"（卷九《沁水注》），赵王迁元年（前235），"秦破赵将扈辄于武隧，斩首十万"（卷十《浊漳水注》）。王莽初始元年（公元8 年），"东郡太守翟义兴兵讨莽，莽遣奋威将军孙建击之于圉北，义师大败，积尸数万，血流溢道"（卷二二《渠注》），淮阳王更始元年（36 年），"岑彭与臧宫，自江州从涪水上，公孙述令延岑盛兵于沈水，宫左步右骑，夹船而进，势动山谷，大破岑军，斩首溺水者万余人，水为浊流"（卷三二《梓潼水注》），汉献帝初平二年（191 年），"黄巾三十万人入渤海，公孙瓒破之于东光界，追奔是水，斩首三万，血流丹水"（卷九《淇水注》）。从上述这类造成大量杀伤和流血的战争中，谁都会对战争的残酷性深恶痛绝。郦道元的确是通过对这类兵燹连年，血腥遍野的残酷战争的描述来表达他对于战争的憎恶的。例如卷二十二《渠》经"又东南迳汝南新阳县北"注中，他记载了一次疯狂的大屠杀：《晋阳秋》称，晋太傅东海王越之东奔也，石勒追之，焚尸于此。数十万众敛手受害，勒纵骑围射，尸积如山。
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战争和杀戮，郦道元除了照录事实外，却一言不发。其实，这是表达了他的一种欲诉无言，欲哭无泪的沉痛心情。因为在另外某些残酷的战争和屠杀中，郦道元有时也忍不住抨击，但是他语言虽然深刻，却很简单。例如卷五《河水》经"又东北过高唐县东"注中对于袁绍的抨击：（漯）水自城东北迳东武县故城南， 臧洪为东郡太守，治此。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以情义，请袁绍救之，不许，洪与绍绝。绍围洪，城中无食，洪呼吏士日：洪于大义，不得不死，诸君无事，空与此祸。众泣曰：何忍舍明府也。男女八千余人，相枕而死。洪不屈，绍杀洪。邑人陈容为丞，谓曰：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绍又杀之，士为叹伤。
卷二十五《泗水》经"又东南过下邳县西"注中，他又抨击了曹操的残暴：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拔取虑、睢陵、夏丘等县。以其父避难被害于此，屠其男女十万，泗水为之不流，自是数县人无行迹，亦为暴矣。卷三十四《江水》经"又东过江陵县南"注中，他也抨击了杜预：杜元凯之攻江陵也，人以瓠系狗颈示之，元凯病瘿故也。及城陷，杀城中老小，血流沾足，论者以此薄之。
在上述几条注文中，郦道元用"士为叹伤"，"亦为暴矣"，"论者以此薄之"等简单却又沉重的语言，抨击了这类残酷的战争和屠杀。从这里可以窥及，郦道元虽然毕生戎马，生长在一个战祸频仍的时代，虽然也直接参加和指挥过战争，但是他实际上是反对战争的，特别是那种滥肆杀戮，殃及无辜的战争。
五 疾恶扬善
《水经注》当然是一部地理书，但书中述事论人的内容很多。前面已经提到郦道元常常借引用他人他书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由于全书的篇幅甚大，当然也有不少以第一人称说话的。不管是借古人古书发挥，还是他自己表达意见，都有一个明显的基本立场，这就是疾恶扬善。
《水经注》作为一部河流水道的专著，一定要涉及大量与水利有关的事和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郦道元歌颂了许多水利工程如郑渠、都安大堰、车箱渠、天井堰、芍陂、六门陂、长湖等等，也赞扬这些水利工程的主持人如郑国、李冰、刘靖、西门豹、邓晨等等，而像翟子威这类破坏水利的人，当然是他所诅咒的。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从郦道元分辨善恶的标准上，可以看出他所受儒家教育的深刻影响。例如对兴修水利这件事，他论人论事，并不以水利工程的成败为唯一标准。《春秋繁露》所谓："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看来他对此是服膺不失的。卷六《汾水》经"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注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注云：汉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按司马彪《郡国志》，常山南行唐县有石臼谷，盖资承呼沱之水，转山东之漕，自都虑至羊肠仓，将凭汾水以漕太原、用实秦、晋。苦役连年，转运所经，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无算。拜邓训为谒者，监护水功。训隐括知其难，立具言肃宗，肃宗从之，全活数千人，和熹邓后之立，叔父咳以为积善所致也。
这里说明的是汾水与呼沱河之间的一条运河，开凿这一条运河，羊肠仓的积谷就便于外运，特别是使太原这些大城市可通漕运。但是由于地形的崎岖，工程十分困难，以致苦役连年，死者无算。最后由邓训奏停了这个工程。工程没有成功，但"全活数千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以很大的篇幅赞赏各种水利工程。也包括运河开凿工程，即使是非常艰难的工程，例如卷二十《漾水》经"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幡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注中的两当溪疏凿工程。注云：故道水南入东益州之广业郡，与沮水枝津合，谓之两当溪水。水上承武都沮县之沮水读，西南流，注于两当溪。虞诩为郡，漕谷布在沮，从沮县至下辨，山道险绝，水中多石，舟车不通，驴马负运，僦五致一。诩乃于沮受僦，直约自致之，即将吏民按行，皆烧石椾木，开漕船道，水运通利，岁省万计，以其僦廪与吏士，年四十余万也。
"烧石椾木，开漕船道。"其工程不可谓不难，但郦道元还是赞美了虞诩和他的艰巨工程："以其僦廪与吏士，年四十余万也。"而上述呼陀河与汾水之间的运河工程，因邓训奏准肃宗而中止，郦道元却借邓陔之口，赞扬了邓训的"积善"。由此可知，郦道元述事论人，是非善恶，褒贬抑扬，有他自己的严格标准，这种标准，深受他从小受到的儒家教育的影响。
郦道元自己从青年时代起就进入仕途，毕生为官，对于为官的善恶标准，他当然更心中有数。郦氏本人为官的种种，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只是从《水经注》记载的内容中，看看他在这方面是怎样述事论人的。
卷二《河水》经"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注云：《东观记》日：郭伋，字细侯，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携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数百小儿各骑竹马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曰：闻使君到，喜，故迎。伋谢而发去，诸儿复送郭外，问：使君何日还？伋计日告之。及还，先期一日，念小儿，即止野亭，须期至乃往。
这是郦道元表扬为官的信用，即使对于一群小儿，也是一样。郭伋对小儿尚且如此讲信用，其为政也就可想而知。郦道元考究吏治，常常愿意从小儿中进行观察。因为小儿天真，不说假话，容易获得实情。另一个例子也是一样，卷二十二《渠》经"渠出荣阳北河，东南过中牟县之北"注云：汉和帝时，右扶风鲁恭，字仲康，以太尉掾迁中牟令。政专德化，不任刑罚，吏民敬信，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疑不实，使部掾肥亲按行之，恭随亲行阡陌，坐桑树下，雉止其旁，有小儿，亲曰：儿何不击雉？曰：将雏。亲起日：虫不入境，一异；化及鸟兽，二异；竖子怀仁，三异。久留非优贤，请还。是年嘉禾生县庭，安美其治，以状上之，征博士侍中。车驾每出，恭常陪乘，上顾问民政，无所隐讳，故台中遗爱，自古祠享来今矣。
上述郭伋和鲁恭，都是郦道元赞扬的古代好官，也就是所谓循吏。而这两位循吏，郦氏都是通过小儿以表达了他的赞美。此外，郦道元有时也通过老年人来赞扬循吏，因为老年人饱经风霜，深通世故，因此，老年人出面赞扬，往往出于真正的感情流露。郦道元选择这样的事例，其用心或许在此。卷四十《渐江水》经"北过余杭，东入于海"注云：汉世刘宠为郡，有政绩，将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钱出送，宠各受一文。然山栖遯逸之士，谷隐不羁之民，有道则见，物以感远为贵，荷钱致意，故受者以一钱为荣，岂藉费也，义重故耳。
这个故事，也见于《后汉书·刘宠传》，内容相似，但有些细节，可补郦注之不足，《后汉书》云：宠筒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臾，龙眉皓发，自若耶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间，至夜不绝，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值此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为人，进一大钱受之。
据山阴县历来地方志的记载，刘宠受父老一文大钱之处，后来名其地为"钱清"，直到今天，这个地名仍未改变，百姓还在这里建了一座"一钱亭"，用来表彰这位值得景仰的太守。我在拙撰《浙江地名趣话序》①中指出：钱清这个地名，它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是何等地深刻动人，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现象，更使我常常思考这个地名。每当我经过这个地方，总要请驾驶员稍停片刻，让我凭吊这里的江河村舍，真是溯昔抚今，百感交集。小小一个地名，经历了二千年的漫长岁月，至今仍然这样地令人起敬。这正说明，对于是非善恶，人民心中有数，只要是真正为民造福的，用不着长篇大论，两个字的地名就具有这样的威力。
从刘宠这个例子可见，当年感动了这些"龙眉皓发"的老年人而为郦道元所赞扬的这位值提尊敬的父母官，现在仍然受人尊敬。而他的行为事迹，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由此而得到的启发是，时代相隔虽已邈远，社会性质虽已大变，但是有一类道德准则，却是颠扑不破的。郦道元赞扬的清官循吏，也正和他赞扬的水利专家一样，应该永远受到后世的敬仰。
在《水经注》中，郦道元除了在如上所述的例子中扬善以外，他也同样① 《地名知识》，1990 年第4 期。
地议论了不少坏人坏事。他是一个疾恶如仇的人，坏人坏事在他的笔下所受到的谴责，也是十分严厉的。而且他还常常运用他的写作技巧，把性质类似的人物和事件写入不同的注文之中，善恶分明，让人共见。例如卷二十六《淄水》经"东北过临淄县东"注云。
《战国策》曰：田单为齐相，过淄水，有老人涉而出，不能行，坐沙中，单乃解裘于斯水之上也。
又卷九《淇水》经"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注云：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东南流，老人晨将渡水而呻吟难济。纣问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晨寒也。纣乃于此斩胫而视髓也。
上述两段注文，记的都是在河流渡口的两位老人，而田单与纣二人，前者是如何地善良可嘉，后者又是如何地残暴可憎。郦道元虽然不置一词，但他的疾恶扬善的深意，却表现得非常分明。
对于郦道元的疾恶如仇，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卷三十一《滍水》经"滍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注云：（滍）水南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州苞（按《后汉书》作州辅）冢，冢前有碑基，两枕冈城，开四门，门有两石兽，坟倾墓毁，碑兽沦移。人有掘出一兽，犹不破，甚高壮，头去地减一丈许，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门表■上起石桥，历时不毁，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谘是诹，盖仕自安帝，没于桓后。于时阍阉擅权，五侯暴世，割剥公私，以事生死。夫封旨表有德，碑音颂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许为？石至千春，不若速朽，苞墓万古，只彰诮辱。呜呼，愚亦甚矣。
"石至千春，不若速朽，苞墓万古，只彰诮辱。呜呼，愚亦甚矣。"郦道元在注文中一般不常用自己的语言褒贬善恶。这一次，他大概确实是忍不住了。这几句话，把州苞（辅）这个匹夫民贼的无耻和愚蠢说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