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郦学--郦道元留给后世的财富 一 郦学的形成与学派的发展
前面已经提到，《水经注》由于包罗宏富，牵涉广泛，形成了郦学这样一门内容浩瀚的学问。这是郦道元留给后世的财富。一本书形成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从语言学到文学，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它不仅为古代学者所砾究，而且也为现代学者所研究；不仅为国内学者所研究，而且也为国外学者所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是一门影响深远的学问，也是一门值得自豪的学问。
郦学是学者在对《水经注》的不断研究中逐渐形成的。郦学怎样形成，当然要从《水经注》说起。此书的成书年代，至今尚无定论，前面已有所述，郦道元被害于孝昌三年（527），从此直到隋一统的半个多世纪中，华北战乱频仍，北魂首都洛阳曾数遭兵燹，这部巨著当年有几部钞本也不得而知，却能奇迹般地度过成书后最艰危的五十多年岁月。《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作四十卷，显然仍是完璧。时至隋唐，国家承平，文化发达，传钞必有增加，这部巨著才开始为人们所渐知。所以隋代的《北堂书钞》，唐初的《初学记》等类书中，都收录了《水经注》的大量资料。《北堂书钞》虽非官方著作，但作者虞世南是大业年间的秘书郎，而且在编撰此书前不久参与过官修类书《长洲玉镜》的工作。故其撰述所据资料，无疑来自朝廷藏书，至于《初学记》，则是朝廷文化机构集贤院的集体编撰，资料当然出自内库。这说明在隋唐之初，《水经注》的传钞本流传尚不普遍。此后，杜佑修《通典》，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都曾引及郦注，但这些也都是官方著述，他们同样可以利用内库藏书。所以根据这些著作，还无法证明《水经注》当时已在民间流传。到了唐末，陆龟蒙诗说："水经山疏不离身"。①陆龟蒙虽然也当过几任小官，但不过是个普通文人，他已可随带郦注，说明《水经注》的传抄本，至此已经流入民间。
北宋初期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字记》等书，都曾钞录《水经注》的大量资料。情况与隋唐一样，说明朝廷仍然藏有此书钞本，而且都是卷帙完整的佳本。以后，随着传钞的流行，私人收藏的本子显然有所增加，苏轼诗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②苏轼读郦注确实是很认真的，在《石钟山记》一文中，他不仅引用了郦注的记载，并且还对它作了评论。其实，到了苏轼的时代，《水经注》的流传，除了传钞以外，刊本也开始出现。苏拭应该是看得到北宋的最早刊本，即成都府学宫刊本及元祐刊本的。不过根据他在《石钟山记》中所引的郦注文字，说叫他所收藏的本子，远比成都刊本和元祐刊本完善。①尽管北宋出现的川本都绝非佳本，但刊本的出现，对于郦注的普及和郦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隋唐到北宋，对于《水经注》的研究，还处于较低级的水平，主要是剪辑它所记载的各种资料，有的把这种资料进行1 门别类，收入各种类书，① 《全唐诗》卷626《和袭美寄怀南阳润卿》。
② 《寄周安孺茶诗》，《苏轼诗集》卷22，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① 《石钟山记》（《苏东坡全集》卷三十七）引《水经注》："下临深渊，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为今本郦注所下见。
如上述隋《北堂书钞》，唐《初学记》，宋《太平御览》等；有的则摘取其片言只语，作为其它书文的注释，如唐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等等；也有的把郦注资料，按地区分类，录入全国总志或其它地理书，如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晏公类要》，《长安志》，《元丰九域志》等等。所有这些，当然属于《水经注》研究，不过研究的内容限于郦注的现成词句，其方法也不过各取所需，剪辑这些词句而已。这种初级的郦注研究，对扩大郦注的社会影响，当然具有作用，但对郦注本身，却是无所考窍发明的。
北宋以后，金礼部郎中蔡珪撰写了《补正水经》三卷，这是学者深入研究《水经注》的嚆矢。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已经亡佚，但至今尚存的元欧阳元、苏天爵所撰该书元刊本序跋，②可以窥及当年蔡珪的研究，并不是对郦注词句的简单剪辑，而是对该书的补充和修正。按《水经庄》一书在隋唐各志中著录均作四十卷，从隋唐以至宋初的本子，估计都是足本，这些深藏内库的钞本，民间当然无缘得见，但宋初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寰字记》等书时，都曾作为依据，而此二书中所引郦注，有大量为今本郦注所不见，这是宋初足本的明证。但是当景祐年间编写《崇文总目》时，发现当时藏在朝廷书库崇文院中的此书钞本，已经缺佚了五卷。从太平兴国到景祐不过五十余年，东京安谧，绝无兵燹水火的动乱，此五卷何由而佚，不得而知。或是在太平兴国间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寰字记》、《太平广记》等大部头著作时，人手众多，管理不严，当时已经散失，至景祐因编《崇文总目》才得察觉，亦未可知。嗣后，郦注的第一种刊本即成都府学宫刊本问世，经注混淆，内容寥落，即欧阳元《补正水经序》所谓"蜀版迁就之失"，而稍晚刊行的元祐二年（1087）本，虽有较好的何郯家藏本作底本，但从这个刊本覆刻而出至今尚存的明吴琯刊本来看，元祐本仍然无法与宋初的足本相比，无非割裂篇幅，凑足其四十卷之数而已。蔡珪的研究，正是在这种郦注版本散失的情况下进行的。今其书已佚，内容不得其详。但此书元至顺刊本欧阳元序说："其详于赵、代间水，此固景纯之所难；若江自浔阳以北，吴淞以东，则又能使道元之无遗恨者也。"说明内容多有补充郦注之处。所以汪辟疆说："四十卷之原本，其中已佚五卷，金礼部郎中蔡珪补其亡失。"①这话是确实的。此书苏天爵跋说："（至顺三年七月）归至岳阳，与郡教授于钦止览观山川，钦止言洞庭西北为华容，而县尹杨舟方校《水经》，念其文多讹阙，予因以《补正》视之，今所刻者是也。"据此，则蔡书还可能对郦注有所校勘。在蔡珪以前，绝未见到有对郦注作这般研究的学者。因此，蔡珪对于郦注的研究，实开校勘疏证、补遗纠谬之先河，在郦学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明代起，《水经注》的研究开始盛行，不少学者根据宋代流传的刊本和钞本，对它进行了校勘和注疏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成果，目前尚存的有嘉靖十三年（1534）的黄省曾刊本和万历十三年（l585）的吴琯刊本。黄、吴二人都是明代的学者，同时又是刻书家，经他们校勘覆刻的书籍甚多，《水经注》无非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们对此书的校勘和注疏，实在是很有限的。因此，今日我们所见的这两种刊本，经注混淆错漏歧出。如与以后出现的各种佳本相比，则黄、吴对于郦注的研究，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从郦学发② 《国朝文类》卷三十六；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下引《滋溪文集》。① 《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第一册卷首。展史的角度评论，二人的功绩却也是不可抹杀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除了多少也取得一点校勘和注疏的成果以外，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对郦注的这种校勘和注疏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具有倡导作用。从他们起直到清代，郦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仍然集中在校勘和注疏这两个方面。第二，他们都是明代著名的刻书家，主持刊印的书影响较大，流行较广，这不仅在社会上起了传播郦学的作用，同时也为后学研究郦注创造了条件。以后的不少郦学家，都以他们刊印的书作为底本，从事郦学研究，例如清初郦学家孙潜以吴琯刊本作底本进行研究工作，而清初的另一郦学家沈炳巽则以黄省曾刊本作底本进行研究工作。嘉靖、万历以后，郦学研究的风气日盛，是和黄、吴的研究以及他们刊本的流行分不开的。
黄、吴以外，这个时期的另一位有刊本行世的郦学家是朱谋■（郁仪）。朱书称为《水经注笺》，刊行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卷首序言说：则知《水经》一注，撷彼二百四十家，菁英居多，岂不诚为六朝异书哉。顾传写既久，错简讹字，交棘口吻，至不可读。余甚病焉。尝■绎割正十之六七，已与友人绥安谢耳伯、婺源孙无挠商榷校雠，十得八九，则惧古今闻见，互有异同，未敢轻致雌黄也。乃援引载籍，以为左券，名曰《水经注笺》。从上列序言中可见，朱在校勘此书的过程中，曾与谢耳伯（名兆中）和孙无挠（名汝澄）相切磋，而序言最后还提到，此书付刊以前，又有太学生李嗣宗（名克家）作了详细的校阅。所以《水经注笺》实际上是以朱谋■为主的集体研究成果。这是明代刊印的所有郦注版本中的翘楚。清顾炎武推崇此书为"三百年来一部书"，①看来并不言之过甚。尽管此书所采用的底个，或许也是南宋的坊刻本，但由于他们几个人的卓越研究工作，使得从宋代以来，辗转传钞，经注混淆，错漏连篇的郦注，得到了很多修正，大大便于后人阅读和研究。以后的许多郦学家，都以《水经注笺》作为研究的基础。直至清代，许多郦注佳本，也都以朱笺作为底本。汪辟疆说："赵、戴二家，初皆依朱氏，惟赵采四明之说，戴托大典之文，始各自董理，以意改正，不复用朱氏之旧。迨赵、戴之书，先后流布，见者又谓二家臆改，反不如朱笺尚存真面目，言虽过激，要亦不为无因也。"②当然，若说赵、戴在郦学上的成就不及朱氏，确是言之过激，但"不为无因"，其实就是后学对朱氏研究成果的重视。自从隋唐以来，学者对《水经注》研究由来已久，自蔡珪作《补正水经》，对郦注本身的纠缪补遗，也已早有先例。但是，把《水经庄》的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郦学，朱谋■实开其端。
在朱谋■注笺本刊印以前，至今存在的刊本和钞本为数尚有不少，其中刊本有北京图书馆藏的残宋本以及上述黄省曾本和吴琯本三种，钞本则有《永乐大典》本，而著名的柳佥（大中）、赵琦美（清常道人）两家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为孙潜所录出，①至今亦仍可见。此外，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何焯校明抄本、王国维校明抄本以及天津图书馆所藏的明练湖书院残钞本，为时或许都在注笺本以前。其中，残宋本和大典本的价值，在拙作《论水经注的版本》一文中已有论述，这两种当然都是佳本，但残宋本并无注疏，而大典本又彼戴震作了过分的夸大，都是众所周知的。和上述所有各本相比，则注笺本校① 阎若琚《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
② 《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
① 孙潜本《水经注》（以吴琯刊本过录），浙江图书馆藏。
勘之精，注疏之广，都是别本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朱谋■在郦注的研究中，深校细勘，旁征博引，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工作，从而促成了我国郦学研究中的第一个学派，即考据学派的诞生。
在朱谋■建立郦学的考据学派后不久，明代末叶的郦学家之中，又形成了另一个郦学研究中的词章学派。这是由《水经注》一书在文学上的价值而决定的。前面已经提及诸如张岱、刘献廷等入对于《水经注》一书在景物描写方面的高度评价。这说明，对于郦注作文学上的欣赏，实在由来已久。明代中叶的杨慎，就曾把郦注中的出色描写，摘录成编。②明朱之臣在其《水经注删》一书中，也在词章上下了许多工夫。而最后由万历年代的郦学家钟惺和谭元春二人创立了这个学派。钟和谭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由于二人均出于竟陵（今湖北省钟祥县一带），其文字风格便被称为"竟陵体"，声名不下于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体"。《明史·文苑》四说："钟、谭之名满天下"，可见一斑。他们认为《水经注》一书，除了山水描写以外，没有其他价值。谭元春在此本序中说："予之所得于郦注者，自空濛萧瑟之外，真无一物，而独喜善长读万卷书，行尽天下山水，囚捉幽异，掬弄光彩，归于一绪。"充分表达了这个学派的冶郦观点。他们以注笺本为底本，对郦注品词评句，任意发挥，在历来评论郦注词章的学者中，提出了最系统和最完整的见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后于崇祯二年（1629）由严忍公刊行，即今北京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等收藏的所谓钟惺、谭元春评点本《水经注》。对他们的文学观点和对郦注词章的评论，在当时就是褒贬互见的。《明史·文苑》四说："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偏，大为时人所讥。"这不足怪，在历代词章家中，知识丰富的当然很多，但由于科举取士的束缚（钟是万历进士，谭是天启举人），其中菽麦不辨的也大有人在。上面提及的治郦词章学派朱之臣即是其例。他在卷三十六《温水》经"东南入于郁"注中"昆仑单舸"之下评曰："舸名新"。①说明他不知"昆仑"为何物，竟把它当作一只船的名称，令人啼笑皆非。诸如此类"大为时人所讥"的评论，在钟、谭的研究成果中也间或可见。不过，作为一个治郦学派，特别是他们所研究的这部著作，在文学上确实有很大价值，因此，评论中纵然存在一些糟粕，我们自亦不必求全责备了。
自明末至于清初，郦学研究之风大盛，造诣很深的郦学家纷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朱谋■研究的基础上，考据学派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像康熙年代的孙潜（潜夫）、何焯（义门）和雍正年代的沈炳巽（绎旃）等，都在校勘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孙氏于康熙丁未、戊申（1667-1668）间，以吴琯本为底本，用柳佥、赵琦美等著名明钞本进行校勘。他在卷十六末自批云："岁事卒卒，兼患痔痛，故自（丁未）腊月七日辍笔至今九日，始得续校也。以艰于久坐，止校得此卷，遂复辍"。在寒冬腊月抱疾校勘，辛勤可见一斑。何焯初校此书于康熙甲戌（1694），跋于康熙戊戌（1718），真可谓尽其毕生精力了（按何卒于1722 年）。沈炳巽初校此书于雍正三年（1725），历时六年，于雍正九年（1731）才完成其校本《水经注集释订讹》。上述各本，至今均存，都是郦学考据学派的佳作。
此外，在浙东著名的郦学家族全氏，此时也正致力于郦注的校勘。这个② 《丹铅杂录》卷七。
① 《水经注删》，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
家族从全元立、全天柱、全吾麒开始，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即所谓双韭山房校本。全吾麒之孙全祖望（谢山），在其祖传校本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于乾隆三年（1738）完成了对此书的五校，①以后又完成了此书的七校，②成为郦学考据学派中的一枝奇葩。全祖望在郦学研究中的主要贡献有两项：首先是区分经、注上的成就，宋、明版本上经、注混淆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区分经、注方面，全、赵、戴都有不少贡献，但杨守敬认为全氏实导先路。其次是全氏提出了郦注原系双行夹写、注中有注的说法。不管这种说法的来源确实如全氏所云是他的先世旧闻，抑是全氏自己的推论，都不失为一种创见。赵一清接受了他的说法，在《水经注释》中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离而文仍相同。赵氏的尝试，在某些方面说来是成功的。
赵一清（东潜）的研究成果《水经注释》，是清代郦学考据学派的一大杰作。他首先深入钻研了朱谋■的《水经注笺》，评论得失，撰写了《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然后在朱笺的基础上，参照全祖望五校本和其他许多版本，于乾隆十九年（完成了《水经注释》。此书不仅校勘精密，注疏详尽，而且还从孙潜校本钞录了失传已久的郦氏原序，又广辑散佚，增补了滏水，洺水、滹沱水、洛水、泾水等十二水。全祖望推崇赵氏的郦学研究，为此书作序说："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书，虽谓其不亡可也"。毕沅为此书作序说："道元之注，足以正经吏之阙遗；而先生是书，又足以补道元之讹漏。经不可无注，注不可无释，断断然也。"赵一清在郦学研究中的贡献，于此可见。可惜《水经注释》成稿以后的三十余年中，只以钞本流传，虽然乾隆十九年或许曾有家刊本的刊印，但可能因印数极少，未见流传。①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5），才由其子赵载元刊行问世。钞本（或家刊本）流传甚稀，见者亦罕，就难免为他人窃为己有，竟因此而造成清代郦学研究中长期争论的悬案。
稍晚于赵一清的著名郦学家是戴震（东原）。戴震早年就潜心郦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成了他的第一种研究成果，即日后由孔继涵整理付刊的微波榭本《水经注》，戴氏接着奉命于乾隆三十八年秋进入四库馆，主校《水经注》，而于次年（1774）蒇事，并刊行了这一校本即武英殿聚珍版本。此书一出，以前所有的郦注版本均无法与之抗衡，在郦学研究的考据学派中，戴氏因而达到了极高的地位。戴震在郦学研究上的造诣是无可置疑的，其研究成果即殿本之胜于它本，也是众所共见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在社会公认的学术道德准则方面，戴氏或许不够检点，因而使这个时期的郦学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戴氏进入四库馆以后，可以随意阅读外间学者所无法接触的许多内库藏书，成为他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中间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本，也包括浙江巡抚所呈进的全祖望、赵一清所校各本。本来，在校① 今有小山堂抄本，天津图书馆藏，参见拙作《小山堂抄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4 期；又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 年出版：又收入于吴天任《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台湾艺文印书馆，1984 年出版。
② 今有光绪十四年薛福成刊本《全氏七校水经注》。
①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民国七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赵一清 《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附录》一卷，乾隆十九年，赵氏家刻本。"又民 国二十年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本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与《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同。
勘中利目前人成果，这是由来已久的事，而且在全氏五校本和赵氏注释本中，卷首都开列参校书目，已经有了成例。可是戴震却没有这样做，而把他的一切校勘成就，都归之于外人无法窥见的大典本，又恐大典本日后为他人所见，竟至刮补其书以饰其非。①在其校勘案语中，除注笺本因众人皆知不得不指名外，其余各本一律混称"近刻"。而在《沅水注》方城，《沅水注》芍陂，《施水注》成德，《羌水注》参狼谷，《渐江水注》固陵等处各引归有光本以纠"近刻"之谬，而其实均与全、赵本同。
故学者以为戴所谓归有光本，亦是虚构以惑众。②王国维云："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行为之而不顾。"或许责人过甚，但是这等事作为后学的鉴戒，却是十分必要的。事详拙作《论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③一文中，此处不再赘述。
戴震以后，在清代可以称得上郦学考据学派的学者，有孙星衍、王先谦等人。特别是王先谦，他在三十余年之中，凡是舟车旅途，都以郦注相随，用功之勤，可以想见。他编纂《合校水经注》一书，熔郦学各著名考据学派成果于一炉，以便后学，厥功甚伟。但是对于这个学派来说，在全、赵、戴三家勤勉治郦时已经达于鼎盛，此后就无法再和这个全盛时代相比了。
另外，自从清初以来，郦学研究中的另一个学派，即地理学派，已经逐渐酝酿成熟，在郦学界显露头角。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郦学研究中批判了考据学派和词章学派不务实际的流弊。他说："朱郁仪《水经注笺》毛举一二传写之误，无所发明。"又说："今世读是书者，大抵钟伯敬（按即钟惺）其人，则简朴之诮，有所不辞尔。"他又从地理学角度，指出了郦注的不少错误："以曹娥江为浦阳江，以姚江为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阴，具区在余姚县，沔水至余姚入海，皆错误之大者。"①所以他撰写了《今水经》一卷，先列表简示全国水道，然后按北水（淮水以北）、南水（江水以南）的次序，简单地描述了全国的重要河川。
黄宗羲以外，清初其他地理学家如顾炎武、顾祖禹、胡渭、阎若琚等，在他们各自的地理著作如《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禹贡锥指》、《古文尚书疏证》等书中，都密切结合了《水经注》的研究。清初的另一地理学家兼郦学家刘献廷批评了历来郦学研究不切实用时说："《水经注》千年来无人能读，纵有读之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赋中用耳。"②刘氏的好友黄仪，曾按郦注，每水各绘一图，并考证两岸支流，一并绘入图内。赵一清称誉此图"精细绝伦"。③黄仪的《水经注图》曾为胡渭撰述《禹贡锥指》所参考。这是见诸记载的第一种《水经注图》，可惜此图早已亡佚，于今无从知其内容。黄仪以后，学者在郦学研究中开始重视地图的绘制。董祐诚的《水经注图说》与汪士铎的《水经注图》均是其例。不过前者编绘未竣，只有《河水》、《汾水》等残稿四卷刊印问世；而① 孟森《商务影印永乐大典本水经已经戴东原刮补涂改弊端隐没不存记》，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 年11 月12 日。
② 孟森《戴东原所谓归有光本水经注），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 年11 月12 日。③ 《中华文史论丛》，1987 年第2，3 合期。
① 《今水经序》。
② 《广阳杂记》卷四。
③ 《水经注释》卷首参见书目。
后者则粗疏缺漏，无甚可取。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杨守敬与其门人熊会贞，在完成了郦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水经注疏》初稿的同时，编绘了《水经注图》一套，全图八册，采用古今对照，彩墨套印的形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这是郦学研究史上第一种比较完整的《水经注图》。杨、熊二人都是对地理学有精湛研究的学者，而《水经注疏》初稿的完成和《水经注图》的编绘，标志着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已经成熟。尽管长达一百多万字的《水经注疏》仍然包含着大量考据成果，杨、熊二人在校勘和注疏上也有重大贡献，但是郦学界已经开始发现，校勘和注疏并不是郦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如陈运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荆州记序》①中所说的："近世为《水经》之学者，又皆校正字句，无所发明。"尽管他在这篇序言中批评考据学派的话，如说朱谋■"语焉不详"，说赵一清"尤觉妄诞"等，未免言之过激，但证实了这一时期地理学派在郦学界的兴起和发展。
作为地理学派代表人物的杨守敬和熊会贞在郦学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杨于民国四年（1915）去世，临终遗言："《水经注疏》不刊，死不瞑目。"②熊会贞继承杨的研究工作，"瞑写晨钞，二十余年如一日。"③熊于一九三六年逝世，在这以前，全书已经基本定稿。当时曾录有钞本数部，其中两部，已先后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七一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和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后者由于其底本在熊去世前一直留在身边，朝夕校订，所以与错误千出的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拙作《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一文已述其详。现在，段熙仲教授和我合作点校的《水经注疏》已在江苏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1989 年版），此书在开始点校时因不知台北本的出版，故仍以北京本作底本，在点校过程中，始获得台北本，故底本错误已按台北本逐一订正。
《水经注疏》是郦学研究史上《水经注》版本迄今为止的最后一种成果。此书当然也反映了大量的校勘和注疏成果，并且还辑入了不少遗文佚句。但是由于有早年刊行的《水经注图》与之相得益彰，因此，它不宜与其他考据学派的研究成果相提并论，而应该认为是地理学派的巨构。自从《水经注图》与《水经注疏》的相继问世，郦学与地理学进一步密切结合，郦道元和《水经注》对后世的贡献，得到更大的发扬，郦学研究有了更强的生命力，展现了更为美好的发展前途。
① 《麓山精舍丛书》。
② 刘禺生《述杨氏水经注疏》，《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2 年版。③ 《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
二 近代以来的郦学研究前面
已经指出，乾隆年代，是我国郦学研究非常兴旺发达的时代，从此以后，我国郦学界还一直没有出现过像那个时代那样的鼎盛局面，这中间当然有不少原因，第一，乾隆年代出了全、赵、戴三位郦学大师，他们都是郦学考据学派的权威，他们集中精力于郦注的校勘，最后获得前面指出的各自的郦注佳本，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戴震的殿本。殿本的问世，意味着考据学派的登峰造极。此后，考据学派很难再创造出像乾隆年代那样的盛况。第二，殿本问世以后，《水经注》一书已经从一部经注混淆，错漏连篇的残籍走向完璧，虽然尚未恢复宋初足本的面目，但估计已不可能达到。考据学派的历史使命已经基本完成，郦学研究的重心，无疑要向地理学派转移。地理学派有远大的发展前途，肯定也可以创造出像乾隆年代那样的全盛局面。问题是，郦学界的地理学派虽然也在不断壮大，但至今还不足以与考据学派全盛时期的全、赵、戴相比，还有待继续发展。第三，由于郦学界不幸发生了赵、戴《水经注》案的论战，因而分散了许多学者的精力，削弱了郦学研究的力量。
在以上三个原因中，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以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正规的郦学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的主要原因。这场论战，在我国郦学史上实在是很不幸的。
自从乾隆四十二年（1780）孙沣鼎在《武英殿校本水经注跋》（此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中提到："吾友朱上舍文藻①自四库总裁王少宰②所归，为予言，此书参用同里赵一清校本，然戴太史无一言及之。"由此一跋，戴书袭赵的议论实际上已经开始。以后戴震的学生段玉裁提出赵书袭戴，而魏源、张穆又先后撰文揭发戴书袭赵，于是论战大开，事详拙作《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③一文中，此处不拟多说。但战端开启以后，不仅是考据学派的郦学家纷纷投入这场论战，连杨守敬这样的地理学派郦学家也不免介入，影响了他的正常郦学研究。另一位晚近的著名郦学家胡适，他花了他晚年的几乎全部精力，投身于这场论战，但除了在版本搜集上因此而获得空前成就外，对于郦学本身，其建树实在不足称道。正如寓居澳门的学者汪宗衍所说："唯近人胡适之，晚年专力治郦书版本，极力为东原洗刷剿袭，撰论文函札七十篇，凡数十万言，耗二十余年精力，为兹枝节问题，虽曰求是，实于郦书何干？"①事详拙作《胡适与水经注》②一文中，此处不作赘述。
在论战热烈的年代里，郦学界虽然文章和函札不断，但大部分都不涉郦学本身。以杨守敬为例，他本来潜心于他的巨著《水经注疏》的撰述，但是由于加入了论战，在许多场合，都把实际上属于郦学史上的枝节问题与他的正规郦学研究相混杂。他在《水经注疏要删》的自序中说："赵之袭戴在身后，臧获隐匿，何得归狱主人？戴之袭赵在当躬，千百宿赃，质证昭然，不能为攘夺者曲护。"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兼郦学家孟森，他毕生发表了不① 朱是杭州仁和人，是赵一清同乡，故以下用"同里"二字。
② 即王杰，曾任四库副总裁，因当时任吏部侍郎，故称"少宰"。
③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1 期，又收入《水经注研究二集》。① 《赵戴水经注小纪》，《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
② 《中华文史论丛》，1986 年第2 辑。
少郦学论文，内容几乎全是有关于赵、戴一案，他花费了许多精力，调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为戴震所刮补涂改的情况。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如余嘉锡、郑德坤甚至国外郦学家如日本的森鹿三等，也都介入论战，花时间精力撰写这类论文。在一个时期，论战几乎代替了正常的郦学研究，造成了郦学研究的很大损失。
当然，也有一些郦学家继续从事郦学本身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成果，例如范文澜的《水经注写景文钞》（北平朴社，1929 年出版），丁山的《郦学考序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卷三期，1933 年），岑仲勉的《水经注卷一笺校》（广州《圣心》二卷八、十期，1934 年，又三卷一、二、七、十一期，1935 年），任启珊的《水经注异闻录》（上海启智书局，1935 年），汪辟疆的《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重庆《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第六九一七○期，1940 年）。这中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熊会贞，他在业师杨守敬逝世以后，继续《水经注疏》的编撰工作达二十余年，"无间寒暑，志在必成"，①"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易。"②他在研究中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撇开历史上纠缠不休的赵、戴相袭之争，继承杨氏地理学派的衣钵，把主要精力放在充实疏文的地理学内容方面。同时，在新的科学思潮的启发下，正视了旧郦学研究的落后一面，而力求刷新郦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虽然他惨澹经营的最后定稿本不幸被人私卖而至今不知下落，他也竟因此而自裁弃世，③但他所留下的几种钞本，仍然闪烁着他在郦学研究中的无比光彩，成为我国郦学研究史上的珍贵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郦学研究继续获得了发展。这中间，首先值得提出的，是杨守敬、熊会贞合撰的《水经注疏》的早年钞本之一，于一九五七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尽管此书出版颇嫌匆促，因这个钞本当年钞成后就未经熊会贞校对，以致出版后发现错误千出。郦学家钟凤年从此书出版之日起，即致力于此书的校勘工作，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校出了错误二千四百余处，撰成《水经注疏勘误》专文，基本上勘正了这个北京影印本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影印本的缺陷。④当然，由于底本经过熊会贞一再修改的台北影印本的出版，钟凤年的辛勤劳动未免可惜，但这是海峡两岸的学术界消息不通所致，对于流传在国内各地的北京影印本来说，《水经注疏勘误》应该仍是具有价值的。在北京影印本出版以后，侯仁之教授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①选入了《水经注》的《■水》、《鲍丘水》、《渭水》等篇，广加注释，并配以地图，受到了各方的重视。我鉴于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已由杨守敬、熊会贞开其端，今后的郦学研究自然努力向地理学方向发展，所以也撰写了《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②一文，以引起郦学界与地理界的注意。
从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郦学研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开始是一般性的介绍文字，如曹尔琴的《郦道元和水经注》（《西北大学学报》① 熊会贞《关于水经注疏之通讯》，《禹贡》第三卷第六期，1935 年5 月。② 刘禺生《述杨氏水经注疏》。
③ 参见拙作《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载《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2 辑。④ 载《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
① 科学出版社，1962 年出版。
② 《杭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4 年第2 期。
1978 年第3 期），张大可的《水经注》（《文史知识》1981 年第6 期）。尽管不是很深入的研究，但对于郦学界以外的广大读者，很有推广和介绍的作用。
对于郦道元的出生年份和籍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系列各抒己见的文章，辛志贤的《郦道元籍贯考辨》（《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2 期），赵永复的《郦道元生年考》（《复旦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增刊，1982 年第2 期），刘荣庆的《郦道元遇难地小考》《人文杂志》，1982 年第4 期）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中间，郦氏故乡和受害地址，历来虽有争论而意见基本一致，进一步进行论证，当然仍有裨于郦学研究。致于郦氏生年，历来各家论证甚多，前面已有评述，其实都属于假设。当然，在论证之时，总要旁涉许多其它问题，所以讨论也仍然不无裨益。
论述郦道元思想的论文也有不少发表，谭家健的《郦道元思想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3 年第2 期）一文，对郦道元的长期不为人注意的，甚至是被误解的许多积极的思想和进步哲学观点，进行了阐述；拙作《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郑州大学学报》，1984 年第4 期）一文，则从郦氏在南北分裂的政治环境之中，却以祖国统一的思想撰写此书，并且热忱地赞美祖国各地山水，论述了郦道元的爱国主义思想，并且强调《水经注》一书，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价值，作为一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读物，也值得推广评介。
对于《水经注》本身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章巽教授所撰的《水经注和法显传》、（《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3 辑）一文，是他长期研究的心得。全文纠正了《水经注》对今新疆境内到印度河、恒河流域这个地区描述中的许多错误之处。另外，辛志贤的《水经注所记水数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 年第3 期）及赵永复的《水经注究竟记述了多少条水》（《历史地理》，1982 年第2 辑）等文，都仔细检核了郦注记载的河川湖陂等水体，计算了全书记载的实数。拙作《水经·江水注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84 年第3 期）及《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研究》1983 年第6 期）二文，都是作者应邀在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讲学时的讲稿。
随着地理学派在郦学研究中的壮大，这一时期中，从地理学角度对《水经注》进行研究的成果有了很大的增加。其中如拙作《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1982 年第2 辑），《水经注记载的植物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 年第2 辑）等文，都是从历史自然地理学的角度对郦注进行研究。又如拙作《水经注记载的兵要地理》（《杭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2 期），《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 年第1 辑》），《水经注记载的农田》（《中国农史》1982 年第1 期）等文，都是从历史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郦注进行研究。
此外，王龙耿的《水经注与内蒙古古地理》①（《实践》1980 年第12 期）和拙作《水经注记载的南亚地理》（《南亚研究》，1983 年第3 期）等文，则是从历史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对郦注进行研究。有关《水经注》版本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在横向扩展和纵向深入方面，① 原题如此，但古地理（palaeography）是指第四纪及其以前的地理，与历 史地理（historical Reography）的概念截然不同，按此文内容实为内蒙古历史地 理。
也获得了可喜的成绩。钟凤年是这一时期继续发表研究成果的老一辈郦学家，他所撰的《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第2 期）一文，对残宋本、大典本、合校本、注疏本等二十种版本进行比较和剖析，广征博引，对这些版本的是非优劣评述无遗。另一位老一辈郦学家段熙仲所撰《沈钦韩水经注疏证稿本概述》一文，详细地论述了这部从清代流传至今的唯一郦注稿本，让绝大部分无缘读到这部稿本的郦学界同仁也能窥及这部著名稿本的一斑。
吴泽的《王国维与水经注校》（《学术月刊》1982 年第11 期）一文，不仅详细介绍了王国维在《水经注》研究中的业绩，并且还同时讨论了明清以来的许多郦注版本。《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二辑发表了胡适遗稿《水经注校本的研究》，内容包括《再跋戴震自定水经的"附考"》等八篇文字。尽管这八篇文章早已收入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发行的《胡适手稿》一至六集之中，于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先后公开出版。②但是由于国内郦学界绝大部分学者读不到台湾出版的《胡适手稿》，因此，虽然是重复发表，也仍然不无意义。我在郦注在版本方面，近年来也发表了几篇论文：《论水经注的佚文》（《杭州大学学报》，1978 年第3 期），论述了现存郦注佚文的不同性质，并提出了如何区别对待，把它们归入郦注的主张。《论水经注的版本》（《中华文史论丛》l979 年第3 辑）和《小山堂钞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杭州大学学报》1981 年第4 期）两文，都是对郦注版本的议论，目的是为了在评述《水经注》各种版本的基础上，能够集中郦学界的力量，编纂出一部更为理想的郦注新版本。至于这种新版本的内容要求，则我在《编纂水经注新版本刍议》（《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一文中，已有较详的论述。和新版本《水经注》的编纂相配合，我又另撰《编绘新版水经注图刍议》（《地图》，1986 年第2 期）一文。阐述了这本专业郦学图集的主要内容和编绘方法。
这一时期有关郦注版本的另一项收获，是王国维校勘的、以朱谋■《水经注笺》为底本的《水经注校》于一九八四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出版。作为郦学发展史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版本，此书的出版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标点者的草率从事，以致错误百出，已经受到学术界的许多批评。特别严重的是，在卷首《标点说明》中，竟混说此书曾与聚珍本（按即殿本）作过对校。其实，此书仅在河、济、江、淮、渭、洛、沔七水之中，就比聚珍本多出经文四百七十六条。这四百七十六条，都是由注文混作经文的。这是因为明版本中经、注尚未分清，原不足怪。但标点者竟作出这样的《标点说明》，令人大吃一惊。对此，我已在《关于水经注校》（《古旧书讯》，1989 年第5 期）一文中提醒使用此书者的注意。
有关郦注版本的较大成就，是段熙仲教授和我合作点校的杨、熊《水经注疏》，①已于一九八九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我曾为此书写了长篇《说明》，置于卷首。由于除了杨、熊注疏以外，我们又加入了不少有关资料，② 《胡适手稿》各集出版年月：第一集，1966 年2 月；第二、三集，1968 年8 月； 第四集，1968 年10月；第五集，1969 年1 月；第六集，1969 年8 月；第七、八、九、十集， 1970 年6 月。每集分上、中、下三册，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