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郦学--郦道元留给后世的财富 一 郦学的形成与学派的发展.2
① 段氏始校此书于七十年代之初，当时台北本正值出版，由于消息隔膜， 以致浪费了段氏的许多精力；俟我参加此书复校，始把台北本的成果录入此书之 中。
所以字数超过二百万，分装三册。此书虽然是郦学史上篇幅最大的版本，但是卷帙浩大而售价高昂，不是一般读者的能力所逮。加上另外一些原 因，我又单独点校了戴震主校的武英殿本，于一九九○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
我点校殿本的原因，在此本卷首的《前言》中作了说明：在殿本以后出版的所有非殿本系统的郦注版本中，规模最大的当然是《水经注疏》。此书现有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影印出版的《水经注疏》和一九 七一年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两种版本。段熙仲教授和我已经把北京、台北这两种影印本合二为一，作了点校，并排印出版。此书注疏详尽，在郦学史上无出其右，当然远非殿本可及。但另一方面，此书也具有颇大的局限性，且不必说卷帙浩大，售价高昂，不是一般读者的购买能力所及，作为历史地理学的基础读物和一般科学研究的底本，都用不着如此浩瀚的注疏内容。从高一级的郦学研究来看，在历史学、考古学、碑版学、文献学、目录学等研究方面，《水经注疏》当然具有很高价值，远非殿本可比。但是，郦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今已经大大发展，学术界现在还需要利用《水经注》进行自然地理学领域中的地貌学、水文地理学、生物地理学等学科以及人文地理学领域中的城市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农业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和诸如生态学、环境学等边缘学科的研究，《水经注》拥有这类内容的大量资料，但杨、熊的注疏纵令详尽，却也满足不了在这些领域中从事研究的需要。对于从事这类研究工作的学者，庞大的注疏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显然不如采用殿本作为底本的省事。总之，从郦学发展史的观点来看，殿本是目前存在的最完整和标准的版本；从一般阅读和科学研究的实用观点来看，殿本是郦注问世以来的最普及和通行的版本。因此，尽管殿本的问世已有二百多年，但现在对它重加点校和排印，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广大读者和科学工作者所十分盼望的。
在利用《水经注》从事科学研究时，选择版本是重要的前提，否则不仅工作事倍功半，而且还会造成错误。谢鸿喜从事《水经注》山西资料研究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他研究《水经注》记载的流经今山西省境内诸水，把注文中出现的所有地名加以注释。由于郦注记及的今山西省河流很多，所以研究工作量相当大。在他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之始，恰逢王国维《水经注校》点校本排印出版，他随即以此书作为工作底本，却不知自此就陷入泥淖。一直要到工作完成，山西人民出版社把他的这项成果《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的校样请我审阅井作序之时，我才发现了这种情况。但是由于纸型已经制成，无法进行大改。该书中把许多注文作为经文，又有不少的衍文和遗漏。由于作者的工作是把一切地名进行注释，经文中出现的地名也同样注释，这样，以注作经的部分就只好不予改动，而衍文和错误中涉及地名的就不得在纸型上进行挖补。此书于一九九○年出版。我在此书序言中提到：因为，作为作者工作底本的王国维《水经注校》，是一种经注混淆的明代旧本 ，初读郦书者不明渊源底细，引用此书写作文章，却不知此书的许多错误。仅开首《河水》五卷，把注文误作经文的就达二百余条，此外还有大量的衍文和遗漏。当然，经过作者认真的修改，在纸型上作了许多挖补以后，在此书的主要目的，即地名解释方面，最后获得成功。所以我在序中又说了这佯一段：山西省的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一种理想的郦注版本而不得已用旧本权充的情况下完成的。作者除了繁重的释地工作以外，还需要努力克服版本的缺陷，改正版本的错误，以免因版本的原因遗漏地名或造成地名的其它错误。现在看来，作者的工作是成功的。可以设想，他为此而付出了更多的劳动。
在郦学书评方面，我所撰写的主要有《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及《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二文，分别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和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前者又全文译载于日本关西大学出版的《史泉》一九八二年第五十七号。我评介此二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国内无法读到此二书的绝大部分郦学界同仁能够了解我国大陆以外的郦学研究概况。以免再蹈前面已述的如钟凤年、段熙仲等老一辈郦学家花费大量精力的重复劳动。此外，这一时期，随着郦学研究的发展和郦学论著的增加，郦学书评也增加很多，例如赵新德在《古籍整理与研究》（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办，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各期中连续刊载的《水经注校标点疑误》，纠正了上述草率点校的王国维《水经注校》的大量标点错误。靳生禾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三期所发表的《水经注经注出自郦氏一手吗？》，针对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 年出版）中所提出的："从《水经注》的内在特证来衡量，《经》与《注》可能本是郦氏一家之言"，进行了认真的驳正。此外如王守春的《水经注研究的重要进展》（《河南大学学报》，1988 年第3 期），靳生禾的《评水经注研究》和《评陈桥驿水经注研究二集》（分别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 年第3 期，《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2 期），周湜的《评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地理研究》1987 年第2期）等，由于这类书评甚多，不一一列举。
除了郦学书评以外，对于郦学研究动态的评介，近年来也已引起郦学界的注意，王国忠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的《近年来水经注研究述略》一文，就是这方面的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章。他结合近年来我国郦学研究的成果，加以归纳和分析，勾划出这一时期中我国郦学界的概貌和动态，这样的文章，对总结和推动当前的郦学研究是很有作用的。
在这一时期中，利用《水经注》的记载作为各门学科如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方面研究数据的，为数也很有增加。前面已经介绍了史念海对黄河壶口瀑布的研究，利用《水经注》的记载，计算黄河这一河段的溯源侵蚀。陈吉余也利用《水经注》从渤海到黄海沿岸的记载，研究中国古代海岸线的变迁。①吴壮达则根据卷三十七《■水注》的记载，研究古代广州的建城历史。②此外，盖山林根据卷三《河水》经"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注："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又同卷经"至河目县西"注："（河水）东流迳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马鹿之迹，故纳斯称也。"发现和研究了阴山岩画。③林参则根据《水经注》对于各地温泉的记载，研究了我① 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 年出版）第五章《历史时期的海岸变迁》。② 《水经注的水坈陵问题》，《华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 年第2 期。③ 《举世罕见的珍贵古代民族文物--绵延二万一千平方公里的阴山岩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2 期。
国对温泉利用的历史。④这类例子为数更多，不胜枚举。
上面简述了我国近代以来的郦学研究概况，特别是七十年代后期起，郦学研究开始得以较大的发展，研究成果有了明显的增加。我国郦学界和其它学术界，正在利用郦道元留给我们的文化财富，从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比以往的研究成果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在地理学研究方面，显得更为出色，展示了郦学地理学派的成长和壮大。可以预见，郦学研究在我国将要获得更大的发展。
④ 《中国温泉利用史略》，《百科知识》，1982 年第2 期。
三 港 台郦学研究
香港和台湾这些年来在郦学研究方面，成绩颇有可观，已经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香港，郦学界以郑德坤、吴天任二氏为代表人物，二人都是我国著名的郦学家。早在三十年代之初，洪业（煨莲）在燕京大学筹组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郑德坤就是成员之一，他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就用所谓"中国字庋■法"编成了《水经注引得》一书，并在卷首撰写长篇序言，在当时北平的哈佛燕京学社出版。①至今国内不少图书馆尚有收藏。郑氏于一九五一年从香港到英国剑桥大学讲学，临行曾将他历年所撰《水经注》著述的稿本多种，交与吴天任收藏，其中《水经注引书考》和《水经注故事钞》二种，经吴氏整理后于一九七四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前者考证郦注所引书目，共四百三十六种，其中今存者九十一种，辑存者一百四十九种，引存者一百二十七种，亡佚者六十九种。各书或存或佚，均经郑氏考证其著述流略、作者、卷帙等。卷首有郑氏于民国二十五年在厦门执教时所作序言。后者系钞录《水经注》中记载的各类故事，计分神仙鬼怪、帝王传说、名人故事、战争故事、动物故事、灵验感应、义侠孝弟、异族故事、佛教传说、祈雨故事、德政故事、名山古迹等十二类，每类各有子目，全书共五百零五目。此书各文早于一九四二年在《华文学报》刊出，后于一九六三年由东南亚研究所重刊，最后才由艺文印书馆出版。卷首有吴天任所撰序言。
郑德坤的另一稿本《水经注研究史料初编》，由吴天任整理，作为《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上册，于一九八四年由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此书卷首有郑氏于民国二十四年在厦门大学所与序例，全编收入郦学史料共七十八篇，包括宋、元、明、清各代所有《水经注》版本的评述以及历来有关郦注研究的重要著作，如储皖峰的《水经注碑录附考》、范文澜的《水经注写景文钞》、森鹿三的《水经注所引文献之研究》、熊会贞的《关于水经注疏之通讯》等等，这些多是早期郦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郑氏关于郦学研究的另外一些论著，收入于一九八○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术研究中心集刊之一），集中包括《水经注版本考》、《禹贡川泽变迁考》、《水经注引得序》、《水经注书目录》、《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等文，所有这些论文，也都是郑氏三十年代的著作。
以上所列的郑氏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台湾和香港重版的著作，其实都是他的旧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新作，是他于一九八四年撰于香港中文大学的短文《重编水经注图总图跋》，收入于吴天任纂辑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由于此文之撰，我们得知郑氏曾在三十年代初期，以杨守敬《水经注图》旧例，重新编绘了《水经注图》。其图分总图和分图两种，分图已在哈佛燕京学社遗失，而总图由于当时曾复绘一幅藏在郑氏身边，所以至今尚存。郑氏在此文末尾云："今吴君增编《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拟将此图影印制版于卷首，与若干《水经注》版本并列"。但现在我们见到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之中，并无此《水经注总图》及若干《水经注》版本的影印插页，恐为出版者所省略，殊属可惜。
① 参阅拙作《郑德坤与水经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 年第3 辑。寓港郦学家中近年来著述最多的是吴天任，他潜心郦学研究，数十年于兹，所以成绩卓著。他于一九七四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了他的郦学巨著《杨惺吾先生年谱》。这部近五百页的巨构，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搜罗堪称宏富。第一部分为《杨惺吾先生年谱》，从杨氏出生之年（清道光十九年，1839）起，按年记载其有关事迹，旁征博引，资料务求详尽。值得称许的是，吴氏所编此年谱，并不拘泥于我国历来人物年谱的传统格局，而是有他独特的创新。即在民国四年（1915）杨氏物故以后，年谱并未中辍，而是从"先生卒后一年"（1920）起，择郦学 研究中有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份赓续作谱，直到一九七一年《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在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为止，其间吴氏一共赓续了十八个年份，其中较重要的有："先生卒后三年（1918）"："日人小川琢治著《水经与水经注》一文"；"先生卒后二十年（1935）"："《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本年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出版"；"先生卒后二十五年（1940）"："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刊于渝版《时事新报·学灯》第六十九至七十期"；"先生卒后四十二年（1957）"："科学出版社将贮于大陆之《水经注疏》清写本影印出版，是为全疏正式面世之始"；"先生卒后五十一年（1966）"："胡适之遗著《胡适手稿》第一集出版，由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发行"；"先生卒后五十六年（1971）"："台北中华书局商借中央图书馆藏《水经注疏》最后修订本影印出版，定名为《杨熊合撰水经注疏》"。
吴氏所赓续的杨守敬死后郦学界所发生的大事中，当然并非全无错误和遗漏，例如在"先生卒后十五年（1930）"的记载中说到："日人森鹿三，欲得先生之《水经注疏》稿，以熊崮芝覆审将成，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之，不获，又两谒，许以重金，乞写副，崮芝以大夫无域外之交，固拒之，卒不为夺。"吴氏的这段文字显系从汪辟疆所撰《杨守敬、熊会贞六传》①中录入，与事实并不相符。事实是，森鹿三当年曾从熊会贞处获得了《水经注疏》钞本一部，现藏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我在日本讲学期间曾目睹此书，其始末已在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②一文中详叙。又如"先生卒后二十一年（1936）"的记载："五月二十五日申时，熊崮芝卒于武昌西卷棚十一号住宅，年七十八，子心赤。卒前以《水经注疏》稿付其弟子枝江李子魁，手写补疏遗言，嘱续整理之业，而助未竟之功。"这中间，关于"卒前以《水经注疏》稿付其弟子枝江李子魁，手写补疏遗言，嘱续整理之业"云云，乃是李之魁的一面之词，不仅"遗言"字样为李所妄加，而且李为了自己的目的，大肆窜改熊氏所写的内容。此中情况，现在已经基本查清，在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及《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③等文中有所阐明。另外，由于吴氏对杨守敬孙子杨先楙（勉之）私售定稿本和熊氏自裁的经过不甚了解，所以把台北本称为"最后修订本"。其实，熊在杨死后继续《水经注疏》撰述二十余年中"稿经六易"。今北京和台北影印本底本，都是熊"六易"过程中的弃稿。当然，台北本底本因为钞成后一直留在熊身边，曾得到他的不断修改和补充，直到他最后决定另立① 《国史馆刊》创刊号，1947 年出版。
② 《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3 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又收入于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水经注疏》卷末。
③ 《中华文史论丛》1985 年第2 辑。
新稿而放弃此稿为止。所有这些，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已述其详。
吴氏在他赓续中的最大遗漏是杨守敬卒后四十九年到五十五年（1964-1970），这期间，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主持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在这个研究班的基础上，出版了日译本《水经注（抄）》。①这是《水经注》第一种比较完整的外文译本，其翻译主持人又和熊会贞有过交往。因此，这是郦学界的一件大事，是应该写入《年谱》的。《杨惺吾先生年谱》的第二部分是《水经注疏清写本与最后修订本校记》。前者指的是北京本，后者则是台北本。在熊氏"稿经六易"的过程中，台北本的底本，与被杨先楙私售的最后定稿本最为接近，所以台北本当然要比早期钞录的北京本好得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拙作《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等文中已有较详说明。吴氏将此两本的字句差异，逐一对照排比，此事是花了很大精力的。对于大陆上难得读到台北本的多数读者，得此一编，就等于获得了十八册的台北影印本，所以也是很有贡献的。
此书的第三部分是《杨惺吾先生著述及辑刻图书表》。杨氏毕生力学，著述宏富，学者历来有所考录。吴氏此表，当是集其大成。不过吴氏在此表卷首《小引》中指出，对于前人在这方面的考证，吴氏尚未见到朱士嘉的《杨守敬著述考》、王重民的《杨惺吾先生著述考》以及日本学者冈井慎吾的《杨惺吾先生著述考补正》等文，则内容或许尚有遗漏，再版时，如能与上述各书参校一次，使此表能更臻完备。
吴天任在郦学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著述是一九八四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此书分上、下二册，上册已在前面有关郑德坤的著述中介绍，系郑德坤所纂辑。下册则系吴氏所纂辑，其内容多于上册达二倍半以上。吴氏在此编中收录了郦学史料共一百七十八篇，包括近代著名郦学家杨守敬、熊会贞、森鹿三、孟森、郑德坤、汪辟疆、钟凤年、胡适等的论文和往来信札等等。大陆郦学家近年来所发表的如段熙仲的著述和拙作等，也多被收入在内，可谓集其大成。而最后刊有吴氏本人的论文八篇，其中《水经注疏最后订本易水、滱水篇中列举全赵戴校字相同之例证》、《清代学音整订水经注之贡献与全赵戴案之由来》、《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质疑》三篇，都是功力甚巨而过去未曾发表过的论著，所以弥感珍贵。吴天任在郦学研究中的最新成果是一九九一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郦学研究史》。此书资料丰富，内容完备，从自然景观，人文掌故，学术文教，地名解释，歌谣谚语，文学观点等各个方面，阐述郦学研究的发展，最后又以《水经注研究之新方向》一章作为总结，以雄辩的例证，指出了今后郦学研究的六项具体任务：
一、重编《水经注》新版本；
二、编纂《水经注》词典；
三、重制《水经注》地图；
四、利用水经注地理学资料作实用研究；
五、大专院校开设《水经注》研究专课；
六、《水经注》索引之推广。
吴氏列举的上述六项，确是郦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值得引起郦学界的重视。
现在再来看看台湾近年来的郦学研究概况，这中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然是《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于一九七一年在台北中华书局的影印出版。由① 东京平凡社1974 年初版，1977 年五版。
于熊会贞当年的最后定稿本被人私售而至今不知下落，所以台北本的底本是熊氏"槁经六易"过程中最接近其定稿本的本子，因此，此书的影印出版，在郦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台湾在郦学研究中的另一重要成果是《胡适手稿》从一九六六年起的陆续出版。《手稿》共有十集，每集分成三册，共三十册，其中一至六集共十八册，全是有关《水经注》的内容。从第七集到第十集，除了第九集下册的一篇《采旅，采稆，采穞》是有关郦学的论文以外，其余无关郦学，可以不论。
胡适在其撰于一九六○年的《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的一次审判》（《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中说："我是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一月开始研究一百多年来的所谓'赵戴水经注案'（又称全赵戴三家水经注案）的一切有关证件，到于今已经十六、七年了。"所以胡适在他一生中的最后二十年时间，在学术研究方面，主要的精力都花在《水经注》研究上面。但是他的研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重审赵戴《水经注》案。正如他的学生费海现在《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①中所说："胡先生研究《水经注》的动机，却不是去治地理学，而是辨别戴震窃书的是非。"对于胡适的郦学研究，我已撰有《胡适与水经注》一文详加评论，此处不必细述。但《手稿》一至六集所搜罗的丰富内容，在此可约略介绍：第一集（分三册、五卷）：《水经注》案中的戴震部分。重要的论著有《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戴震的官本水经注最早引起的猜疑》，《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真历史与假历史》等。其中《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一文，是胡适在重审这个案子上费力最大和最重要的论文。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与魏建功书》、《与钟凤年先生讨论水经注疑案的一封信》、《杨联陞来信》等。
第二集（分三册、三卷）：《水经注》案中的全祖望部分。重要的论著有《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证明全校水经注的题辞是伪造的》、《伪全校本诬告沈炳巽并且侮辱全祖望》、《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经注的通则》等，其中《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和《证明全校水经注的题辞是伪造的》等文，是胡适在重审《水经注》案中另外两篇费力极大和极重要的论文。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岑仲勉的来信》、《林颐山遗札（顾廷龙影抄）及其它有关材料》等。
第三集（分三册、五卷）与第二集同，也是《水经注》案中的全祖望部分。重要的论著有《记全祖望的五校水经本》、《上海合众图书馆有叶揆初先生收藏的全谢山水经注校本三种[有题记]》、《赵一清水经注释的校刻者曾用戴震校本校改赵书吗？》、《跋全谢山赠赵东潜校水经序》等。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胡适顾起潜讨论水经注的通信》等。
第四集（分三册、二卷）：论述《水经注》的各种版本。重要的论著有《水经注版本考》、《黄省曾刻水经注的十大缺陷》、《我的三柜水经注目录》、《史语所藏的杨希闵过录的何焯沈大成两家的水经注校本》。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与钟凤年先生讨论水经注的四封信》等。
第五集（分三册、三卷）：关于自张穆到孟森等几家对戴震的指控的评论。重要的论著有《平定张穆赵戴水经注校案》、《跋杨守敬论赵戴水经注① 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 年出版。
案的两札》、《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孟森先生审判水经注案的错误》等。这一集收入的信札主要有《陈垣先生来信》、《答陈垣先生》、《论杨守敬判断水经注案的谬妄--答卢慎之先生》等。
第六集（分三册、四卷）：与洪煨莲（业）、杨联陞讨论《水经注》案的信札以及对王国维等指控戴震的评论。重要的论著有《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丁山郦学考序目》、《水经注考》、《试考水经注写成的年岁》等。这一集中与洪、杨的往返信札占了很大篇幅，并有影印的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的手迹。
前面已经指出，胡适的郦学研究，目的是为了重审赵戴《水经注》案。
他于一九五二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演讲，开宗明义就说："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水经注考》，《手稿》第六集下册）。
胡适在其重审工作中先后发表的论文，遭到港、台学术界许多反驳。这类反驳的文章甚多，下面只举杨家骆的一个例子。由于戴震声称殿本的校勘成果得之于当时只有他能见的大典本。但后来大典本公之于世，人们拿殿本与大典本核对，才知戴震实系谎言。杨家骆针对胡适的重审，以赵本、殿本、大典本、杨熊注疏本四本，选《水经注》全书篇幅最小的卷十八《渭水注》作为对勘对象。将对勘结果，撰成《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一文，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在台北出版的《学粹》第四卷第五期。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说：统计在异文一百十处中，除杨本异文无与赵戴争端外，大典、戴校、赵释三本有异同者凡九十处：其中戴同于赵者四十三处，戴同于大典十二处，戴异于二本者卅一处，三本互异者四处。倘复就赵氏校释中谓应作某者考之，凡戴异于赵，亦多阴本于赵氏校释之说，则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袭于赵，固至显然也。
杨家骆的这个抽样调查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在港、台学术界极有影响。
台湾学者于大成在看了这个抽样调查后，不胜感慨地说："因悟前人谓戴氏阴窃全祖望赵一清书，而托于大典以掩其迹之说，堪为定谳。"①在大陆上的学者，由于对海峡彼岸的学术动态缺乏了解，偶然看到几篇《胡适手稿》的文章，或者是胡适的学生如费海玑的《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之类，有人就写起文章来。说胡适对赵戴《水经注》案，"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此案一百多年来几乎已成定案，现在他用了千百个证据，把这个诬告案子昭雪了。他认为戴没有抄袭赵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戴的书。"我国史学界的老前辈杨向奎教授看到这样的议论大为吃惊，立刻写信给我："希望你出头说一下以澄清是非。"我已经在《光明日报·史学》（1987 年1 月14 日）上写了《关于胡适传中涉及水经注问题的商榷》一文，说明了事实的原委。从这件事中也说明了，我们有必要对港、台的郦学研究增加一些了解。
胡适在郦学研究上的主要目的，即为戴震申冤的所谓重审工作，当然没有达成。但他在郦学史上还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例如，他在郦学研究中十分强调版本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开始就广泛地搜罗各种《水经注》的刊本和钞本。他曾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水经注》版本展，展出了九类《水经注》版本：计有甲，宋刻本；乙，明钞宋本；丙，明刻本：① 《理选楼论学稿》，台湾台北学生书局，1979 年出版。
丁，清代校刊朱谋玮笺本：戊，清早期重要版本；己，十八世纪四大家之一沈炳巽各本；庚，十八世纪四大家之二赵一清各本；辛，十八世纪四大家之三全祖望各本；壬，十八世纪四大家之四戴震各本。以上九类，共达四十一种之多。②他无疑是郦学史上搜罗版本最多的学者。另外，《胡适手稿》前六卷十八册之中，除了他自己的文章以外，他还把他和别人讨论郦学的往来信札以及这一时期中其它学者的郦学文章都搜罗在内，要不是他的搜罗，其中不少文章显然是会被散失的。在《手稿》中，胡适写了大量考证文章，除了替戴震申冤的那些考证劳而无功以外，其它还有不少考证，特别是对各种版本的考证。无疑是有裨于郦学的。因此，胡适是一位很有贡献的郦学家。② 《我的三柜水经注目录》，《胡适手稿》四集中册。
四 国外郦学研究
清代末叶，西欧汉学家已经开始了他们对《水经注）的研究。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其所著《魏略所见之西域诸国考》一文中，将《水经注》卷二《河水注》译成法文，作为其论文的附录，刊于一九○五年的《通报》（Toung-Pao）之中，这是《水经注》译成外文的嚆矢。沙畹在译文之前写了一段小小的引言，对《水经注》作了简略介绍。
《水经注》系郦道元善长的作品，郦氏死于公元527 年（见《北史》卷二十七本传）。《水经注》为研究古氏地理最重要之史料，惜讹误迭见，其校释诸本，赵一清一七五四年所著旨为最佳本之一。赵氏以注中有注，其书刊刻遂以大字为注，小字为注中之注。此种办法颇能使语气一贯，然以大小字分别实有造作之嫌，而失郦书本来面目，盖注中之注，原亦郦氏著作也。余所译者系据一八八○年赵一清刻本（卷二，页四至六、九至十），以二星（＊）注大字，以一星注小字。①另外一些汉学家，他们从各方面考证《水经注》的成书年代，伯希和（PuaIPelliot）在其《交广印度两道考》（商务印书馆冯承钧译本第四十八页）一书中说到："六世纪初年撰之《水经注》"。费瑯（G.Ferrand）在其《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商务印书馆冯承钧译本第三页）一书中指出："五二七年，郦道元撰《水经注》。"又有一些汉学家，则利用《水经注》记载的丰富资料，从事今越南沿海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例如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他仔细地研究了卷三十六《温水注》的内容，论证说："《水经注》卷三十六所志六世纪初年之林邑都城得为十世纪之因陀罗补罗。"②鄂卢梭（L.Anuouseau）在其著作《占城史料补遗》中，认为："前次所提出之区粟城在承天府西南，同林邑古都在荼荞，两种假定，可以互相证明，迄今尚未见到何种反证。 不过要作此种研究，必须将《水经注》卷三十六之文，连同其注释详加鉴别，其结果时常可以阐明细节。"③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把《水经注》列为常用参考书，他认为《水经注》一书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这种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在日本，学者对《水经注》的研究已有较长的渊源。早在一九一八年，著名汉学家小川琢治就撰写了《水经与水经注》一文，对此书作了全面的介绍和很高的评价，发表于该年的《艺文》第六、九两期，以后又收入于《支那历史地理研究》初集（弘文堂书房，1928 年出版）。接着，森鹿三在《东方学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郦学研究成果。宫崎市定则于一九三四年在《史学杂志》四十五卷七期发表了《水经注二题》的论文。和西欧的汉学家一样，足立喜六也考证了郦注的成书年代，他在《法显传考证》一书中论证说："故知法显之书，成于义熙九年归至建康迄至翌年甲寅之间， 《法显传》撰述后，约在百十年之后，北魏郦道元所著之《水经注》卷一、卷二辄引之。"①日本学者根据《水经注》资料从事各种学术研究的，历来非常普遍，例如著① 据郑德坤译文。
② 《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一编》，中华书局出版。③ 《占城史料补遗》，载冯承钩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二编》，中华书局出版。① 中译本，何健民、张小柳合译，国立编译馆，1937 年出版。
名汉学家藤田丰八在其《西域研究》（中译本，杨炼译，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中，对于扜泥城和伊循城的地理位置的探索以及焉支与祁连的研究等等，都把《水经注》的记载作为重要依据。
在日本历来的郦学家中，最著名和成就最大的是森鹿三。他毕生从事郦学研究，早在一九三一年，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郦学论文《水经注所引之法显传》，以后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郦学研究的成果，兹开列如下：
一九三一年
1.《水经注所引之法显传》，《东方学报》（京都）第一册；
2.《关于戴校水经注》，《东方学报》（京都）第三册（有郑德坤译文，载《地学杂志》民国二十五年（1936）第一、二、三期）；
一九三四年
3.《关于十道志所引之水经注》，《东方学报》（京都）第四册；
一九三六年
4.《关于最近的水经注研究--特别谈郑德坤的成绩》，《东方学报》（京都）第七册；
一九四一年
5.《郦道元传略》，《东洋史研究》第六卷，第二号；
一九五○年
6.《水经注所引之史籍》，《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
一九五八年
7.《杨、熊二氏的水经注疏》，《书报》七月号（极东书店出版）；
一九七○年
8.《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东洋史研究会刊》；
一九七四年
9.《水经注（抄）》（合译，附内容简介），《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二十一卷，（平凡社出版）。前面已经指出，森鹿三早年曾从熊会贞处获得《水经注疏》钞本一部。我曾于一九八三年亲自到收藏此书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阅读了此书，如我在拙作《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描述的："钞本分装四函，共四十册，有京都大学藏书章。每册卷首均有毛笔正楷'森鹿三寄赠'六字。全书字迹端正，虽与北京、台北二本并非同一书手，但体例、格局与二本无异，其为同一时期钞录之副本，可以无疑。"森鹿三获得这部《水经注疏》钞本，当然在二次大战以前，当时，这种钞本流传极稀，除熊会贞本人外，在国内拥有此钞本的个人只有汉口的徐行可一人，此钞本后来成为北京本的底本。因此，森鹿三获得此一钞本，对他的郦学研究无疑有极大帮助。二次大战以后，他三次出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除了已发表上述许多郦学论文外，他以这部钞本为基础，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了为期长达六年的《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网罗全国的郦学家和他的学生，从事郦学研究，每周由他亲自主持一次会读，对《河水》、《汝水》、《泗水》、《沂水》、《洙水》、《沔水》、《淮水》、《江水》等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和分析。经过这样深入细致的数年集体研究，森鹿三又领导了《水经注》的翻译工作。翻译的过程是非常认真慎重的，以《河水注》五卷为例，首先由森鹿三和其他学者进行对原文的集体钻研和反复讨论，然后由大阪大学的日原利国教授译成日语古文，最后再由藤善真澄和胜村哲也二教授从日语古文译成现代日语。《河水注》以外的其余部分，主要由另一位著名郦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比野丈夫所译。森鹿三本人还在译文的卷末写了详细的《水经注解释》一文，介绍了郦学的主要渊源及其发展。最后于一九七四年在东京平凡社出版了这部日译节本《水经注（抄）》。虽然并非全译本，内容只及《水经注》全书的四分之一，但已经可算是此书历来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外文译本了。而且译文信达，注释详尽，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我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先生曾在他所撰《谈古籍普查和情报》①一文中称道这个译本的完善。我也为这个译本撰写了《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一文，充分肯定了译本的成就，同时也求全责备，提出了几点意见。我的书评原来发表在《杭州大学学报》，后来又由在关西大学听我讲郦学课程的韩国籍博士研究生金秀雄君译成日文，刊于关西大学出版的《史泉》。
森鹿三于一九八○年去世，为了纪念他毕生在郦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奈良女子大学教授、森鹿三的学生船越昭生，特地撰写了《森鹿三先生和水经注研究》一文，在日本的著名刊物《地理》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发表（中国有译文，载于《历史地理》第三辑）。由于森鹿三等老一辈郦学家的倡导，日本的郦学研究，至今仍很有可观，并且已经逐渐扩大了影响。日本文部省教科书调查官山口荣，也连续撰写了两篇题为《胡适与水经注》的论文，在一九八一年的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东京国书刊行会出版）和一九八四年佐藤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水利史论丛》（东京国书刊行会出版）发表。广征博引，详细地评述了胡适的《水经注》研究，特别是他在版本方面的成就。山口荣在一九八一年《论集》的文末指出：陈桥驿氏最近发表了《论水经注的版本》的论文（《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 辑），论文指出，鉴于《水经注》史料的重要性，所以编纂一部具有现代郦学水平的《水经注》新版本，实为当务之急。（我认为）胡适对《水经注》版本的孜孜考证，对新版本的编纂当能有所裨益。
山口荣的意见是正确的，胡适对《水经注》各种版本的考证，应该认为是他在郦学研究上的最大贡献。在未来的《水经注》新版本的编纂工作中，必然会吸取他的研究成果。
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中开设《水经注》研究的课程，这也是日本重视郦学和培养郦学接班人的有效措施。例如关西大学，森鹿三的学生藤善真澄教授，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水经·江水注》的课程，我也于一九八三年应邀为该校大学院（研究生院）讲授《水经注》课程。一九八五年，我又应邀到国立大阪大学从事《水经注》的讲学和研究。在中国，湖北师范学院曾于一九四六到四七年间，由唐祖培教授开设过《水经注疏》研究的课程，这是中国大学讲授《水经注》课程的创始，但以后即告中辍。在这方面，似乎有向日本学习的必要。
国外的郦学研究，除日本以外还有印度。据吴晓铃发表于北京图书馆《文献》第十五辑（1983 年3 月）中的《书胡适跋芝加哥大学藏的赵一清水经注释后》（按胡适此文收入于《手稿》第四集下册）的文章，该文提到："我于四十年代在印度孟加拉邦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时，曾和汉学家师觉月博士（Dr.Praboddha Chandra Bagchi）合作翻译过《永乐大典》本《水经① 《历史研究》，1983 年第4 期。
注》。胡晓铃的文章因为过于简单，我们无从知道，当年他与师觉月博士合译的大典本《水经注》，是译成英语抑是印地语。全书最后有否译成或出版，或是译成了全书中的哪些部分，都还有待进一步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