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宗贞元七年（791）到顺宗永贞元年（805），是刘禹锡踏上仕途后，在政治上施道展志、最有作为的时期。要对刘禹锡的政治思想作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恰当的评价，需要首先对他这一时期的人生经历进行认真的探讨。
一、"弱冠游咸京"
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前后，刘禹锡来到长安。他后来在《谒枉山会禅师》诗中回忆自己初到长安时的情景说："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世贤，驰声溢四塞。"唐代进士考试一般在正月举行，二月放榜。乡贡举子大都在前一年的秋天到达长安，作应试的准备。在应试前，聚集长安的举子们除了按规定向礼部"纳省卷"外，还要向达官贵人、社会名流投献自己的文稿，以期引起他们对自己的赏识。这种做法，称为"行卷"。刘禹锡充满着自信，还直接向皇帝上书。遗憾的是这次上书没有引起唐德宗的注意。
刘禹锡只得转而采用"结交当世贤"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声誉，从而取得了"驰声溢四塞"的成效。
唐德宗即位之初，很想有所作为，曾革除了代宗以来的一些弊政。如"罢巨府岁贡奴婢"，"停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三百人"，"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银器勿以金饰"，"五坊鹰犬皆放之，出宫女百余人。"①在科举取士方面，中唐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如裴度、李绛、令狐楚、王涯、韩愈、孟郊、张籍、马异、杨巨源、白居易、戴叔伦、元稹、柳宗元、吕温、韩泰、韦执谊、李景俭等都是在德宗朝登第的。
贞元年间，朝廷主持贡举的主要人物，如鲍防、包佶、杜黄裳、刘太真、陆贽、顾少连、高郢等都能主持公道，不徇私情，以选拔贤才为己任。这就使得当时的科场风气较正。贞元七年，杜黄裳抵制裴延龄请托的典型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唐语林》卷三《方正》载：裴操者，延龄之子，应鸿辞举。延龄于吏部候消息。时苗给事及杜黄门同时为吏部知铨，将出门，延龄接见，探侦二侍郎口气。延龄乃念操赋头曰："是冲仙人。"黄门顾苗给事曰："记有此否？"苗曰："恰似无。"延龄仰头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无名操者。刘禹锡曰："当延龄用事之时，不预实难也。非杜黄门谁能拒之？"裴延龄是德宗十分信任的宠臣，权势很大。他如此关心儿子的应选而未能如愿，可见当时科场纪律是严明的。后来，刘禹锡有感于这一点，在《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说："初，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在《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诗中又说："长安旧游四十载，鄂渚一别十四年。 初逢贞元尚文主，云阙天池共翔舞。"在这些诗文中，刘禹锡表现出对唐德宗怀有一定的好感，显然是与德宗在位时的科场风气较正有关。
科场风气的优劣，对准备应试的举子们的情绪影响很大。贞元七年，发生杜黄裳抵制裴延龄请托这件事；贞元八年，陆贽知贡举，取进士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等二十三人，"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①这给正在长安游学准备应试的刘禹锡以很大鼓舞。他后来在《游桃源一百韵》诗中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功名希自取，簪组俟扬历"，对踏上仕途充满着信心。
① 《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
① 《新唐书》卷二○三《欧阳詹传》。
二、"三登文科"，踏上仕途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二十二岁登进士第。
《子刘子自传》云："初，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刘氏集略说》云："及冠，举秀才，一幸而中说。"一说"进士"，另一说"秀才"，实际是一件事。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云："进士为时所尚久矣。 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禹锡之世，无秀才科，他说"举秀才"，其实就是指"举进士"而言。
这一年，由户部侍郎顾少连代行礼部侍郎的职权，知贡举，取进士三十二人。刘禹锡一举中第，十分高兴。三十年后，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同年友张复元的儿子张盥求他荐举。他想到与自己同榜登第的卫中行、武儒衡当时正在京城担任尚书右丞、兵部侍郎。为"幸有感夫二君子"，他写了《送张盥赴举并引》的诗，追忆了初及第时三十二人聚会的情景："永怀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二君子，齐飞凌烟旻。"小引云："向所谓同年友，当其盛时，联袂齐镳，亘绝九衢，若屏风然"，从中可以看出他当初进士及第时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旧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科。"《新唐书·刘禹锡传》云："擢进士第，登博学宏辞科"。两传语气都比较含浑，既可以理解为贞元九年登宏辞科，也可以理解为贞元九年以后。今考证为刘禹锡于本年登宏辞科，理由有三：
一、刘禹锡《祭兴元李司空文》云："追怀周旋，弥四十年。射策校文，接武联翩。""李司空"即李绛，于贞元九年登宏辞科①，"授秘书省校书郎"。
②祭文中所谓"射策"，指登宏辞科；所谓"校文"，指授校书郎。而《自传》云："间岁，又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刘禹锡贞元九年登进士第，"间岁"即隔了一年，贞元十一年"校文"，在李绛之后，故云"接武"；然则所谓"联翩"者，当指"射策"而言。此为刘、李于贞元九年同登宏辞科之证。
二、刘禹锡《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云："始愚与公为布衣游"。可见刘、李订交，当在李绦为校书郎之前，否则不能称为"布衣游"。其订交之媒介，既非"校文"，当系"射策"。此为刘、李同登宏辞科之又一证。
三、从唐代科举制度来看，刘禹锡于本年联登进士、宏辞两科，是可能的。《登科记考》卷十二记载的张复元就是一例。《通典·选举·历代制》下云："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 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本年刘、李同登宏辞科，李绛"甲科"，③即"文策高者"，故得为校书郎。刘禹锡未获官职，当系次等。
总之，贞元九年刘禹锡进士及第后，又应博学宏辞科的考试，与李绛同登科是有可能的。
刘禹锡联登进士、宏辞两科，满载着荣誉去省亲。他先去拜访了权德舆。
权德舆为他"居易逊业，立诚待问"感到高兴，写了《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序》云："春服既成，五彩其色。去奉严训，归承慈欢。"① 参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三。
② 见《刘禹赐集》卷十九《唐故相国李公集纪》。
③ 见《刘禹锡集》卷十九《唐故相国李公集纪》。
文中未提到什么地方，只题目中有"赴东京觐省"字样。按《自传》云："父 主务于埇桥。其后罢归浙右，至扬州，遇疾不讳"。可见禹锡之父，始终未离江、淮一带。禹锡省父，当至埇桥。又据《自传》云，母"不乐江、淮间"。
当刘禹锡"弱冠游咸京"时，其母或亦一同由江、淮北上，居于洛阳附近之旧宅。禹锡《刑部白侍郎谢病长告改宾客分司以诗赠别》曾云："洛阳旧有衡茅在"。因此，"赴东京觐省"者，当指省母。
贞元十年（794），刘禹锡省父母后复赴长安，途经华州时，省堂舅卢徵，写了"明志"之作《华山歌》：洪炉作高山，元气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灵踪露指爪，杀气见棱角。凡木不敢生，神仙幸来托。天资帝王宅，以我为关钥。能令下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
诗中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描写华山雄伟的形象、非凡的气概，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品格和抱负。诗的最后两句中的"特达"，取自《礼记·聘义》："圭璋特达，德也。"《南史·傅縡传》："縡聪警特达，才气自负"。因此，"特达"指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男子汉如果没有高尚的品德和出众的才干，即使显贵了也还是个庸庸碌碌的人。这就寄托了刘禹锡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荣华富贵，而是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回到长安后，刘禹锡用功读书，以文会友。《刘氏集略说》云："长安中，多循空言，以为诚，果有名字，益与曹辈败渔于书林，宵语途话，琴酒调谑，一出于文章。"刘禹锡渊博的学识和优美的诗文，使同辈十分钦佩，得到了很高的声誉。
贞元十一年（795），刘禹锡"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①刘禹锡终于通过三次应试，踏上了仕途。他在《夔州谢上表》中云："贞元中，三乔科第。"《苏州谢上表》云："谬以薄伎，三登文科。"即前年的进士科、宏辞科和本年的吏部取士科。刘禹锡为何三次应试才能入仕？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举士》云："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这就是说，唐代进士及第后还要通过吏部考试，才能获得官职。
刘禹锡"三登文科"后，被授予太子校书的职务。太子校书是东宫属官，负责校勘崇文馆书籍。这就使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书籍，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学识。"官司闲旷，得以请告奉温凊。是时年少，名浮于实，士林荣之。"②他知识丰富，又有才华，年少得志，在读书人中颇负盛名。
贞元十二年（796），刘绪卒于扬州。《自传》云："父 至扬州，遇疾不讳。"又云："既免丧，相国扬州节度使杜公领徐、泗，素相知，遂请为掌书记。"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载，贞元十六年（800）六月丙午，杜佑"兼领徐、泗、濠节度"。禹锡为杜佑掌书记，即在此年。除去居丧的时间，刘绪之卒应在贞元十二年（796）。刘禹锡从长安匆匆赶往扬州去料理丧事，把父亲的遗体安葬在荥阳。《自传》云："坟墓在洛阳北山，其后地狭不可依，乃葬荥阳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还，一昭一穆如平生。"贞元十三① 见《刘禹锡集》卷三十九《子刘子自传》。
② 见《刘禹锡集》卷三十九《子刘子自传》。
年（797）至贞元十五年（799），刘禹锡在洛阳附近的旧宅居丧。《自传》云："小子承夙训，稟遗教，眇然一身，奉尊夫人，不敢殒灭。"《集异记》云："唐连州刺史刘禹锡，贞元中，寓居荥泽。"①剔除《集异记》这一记载所夹杂的怪诞内容，它所反映的禹锡居丧住处，是有用的记载。
① 《太平广记》卷四二二《龙五·刘禹锡》引。
三、入杜佑幕习文武之道
贞元十六年（800），经淮南节度使兼领徐泗濠节度使杜佑的任用，刘禹锡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
杜佑是中唐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据《旧唐书·杜佑传》载："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 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 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末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一代名臣杜佑，幕下多才，为什么独器重青年刘禹锡呢？刘禹锡说是"素相知"②，这就要把杜佑和他的关系追溯到刘绪。今案：永泰元年（765）至大历二年（767），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苏州刺史。①杜佑为从事。②刘绪寓居苏州嘉兴县，有机会认识杜佑（刘绪或亦在韦元甫幕）。杜佑是刘禹锡父执。
刘禹锡入杜佑幕时，《通典》已完成，尚未献给朝廷。刘禹锡是这部书最早的读者之一，并以青年幕僚的身份在杜佑身边学习，受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熏陶。他后来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说："鄙生涉吏日浅，尝耳剽老成人之言孰矣。"这位"老成人"当指杜佑。此"答书"中所谈的"发敛重轻之道"，"宽猛迭用"之治，正是得到《通典》之精华。直至他晚年写《许州文宣王新庙碑》时，仍念念不忘杜佑《通典》的学术贡献："岐公弼谐三帝，硕学冠天下，尝著书二百余篇，言礼乐刑政，古今损益，统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间。"《通典》卷帙浩繁，杜佑又辑录其要点，成《理道要诀》，以便观览。贞元十七年（801），杜佑将这部于治道颇为有益的《通典》上献朝廷，"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③而"四参公府"的刘禹锡对《通典》及"理道要诀"古为今用的认识，尤为深刻。
这一年，刘禹锡在杜佑幕中还经历了一段戎马生涯。
贞元十六年（800），徐泗壕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徐州刺史张建封病死。徐州军乱，拥立张建封之子张愔为留后，不纳朝廷派的行军司马韦夏卿。朝廷命淮南节度使杜佑兼领徐泗濠节度使，统兵讨伐徐州乱军。杜佑在征讨期间的重要文告和表章，都出于刘禹锡的手笔。在《请赴行营表》中，社佑上书朝廷，请求亲赴行营："今则幸遇殊奖，委之专征。以身率先，是臣素志。况闻徐州士众，本无叛心。苍卒之间，危疑至此。臣请自临疆场，亲领纪纲。"杜佑先命部将孟准渡淮进击，被张愔击败，受到杜佑杖责。杜佑"开设营垒"，动员蕲县兵力助战①，又命泗州刺史张伾率兵进攻埇桥②，② 《刘禹锡集》卷三十九《子刘子自传》。
① 参阅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五《浙西》。
②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③ 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① 参见《刘禹锡集》卷十一《谢兵马使朱郑等官表》。
② 《旧唐书》卷一四○《张建封传》。
并积极筹集粮饷③,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终因朝廷缺乏决心而宣告失败。
从刘禹锡后来在《刘氏集略说》中所说的"会出师淮上，恒磨墨于楯鼻，或寝止群书中"来看，他随杜佑一起在行营，参与了杜佑讨徐战事的重要军机，负责起草公文信礼，很受杜佑的器重。
杜佑讨伐徐州乱军没有成功，朝廷迫不得己，授予张愔右骁卫将军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团练使，知徐州留后等一系列头衔。杜佑卸去徐泗濠节度使的兼职，专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也改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
《自传》云："居数月而罢徐、泅，而河路犹艰难，遂改为扬州掌书记。"贞元十七年（801），刘禹锡居扬州，在杜佑幕府，为他撰写了许多表、状。禹锡勤于职守，办事干练，廉洁奉公，增长了才干。杜佑因讨徐战事失败，感到惭愧，命刘禹锡代为起草了《请朝觐表》，请求召回长安，退归故里。《表》云："窃位时久，妨贤愧深"，"所冀退归旧里，沐浴皇风。"杜佑请求引退，刘禹锡也感到在扬州已经无所作为，希望回到京城长安去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在扬州写的《晚步扬子游南塘望沙尾》诗，颇为惆怅地表达了这种心情：淮海多夏雨，晓来天始晴。萧个长风至，千里孤云生。卑湿久喧浊，搴开偶虚清。客游广陵郡，晚出临江城。郊外绿杨阴，江中沙屿明。归帆翳尽日，去櫂闻遗声。乡国殊渺漫，羁心目悬旌。悠然京华意，怅望怀远程。薄暮大山上，翩翩双鸟征。
贞元十七年末，刘禹锡终于接到调往畿具的命令。
③ 参见《刘禹锡集》卷十一《谢贷钱物表》。
四、结交有识之士
刘禹锡于贞元十八年（802）初调补京兆府渭南县（今陕西省渭南县）主簿。渭南县是国都附近的畿县，主簿的品级比普通州县略高，而比京县略低，为正九品上。
关于刘禹锡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之事，《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刘禹锡传》均无此记载。据《自传》云："涉二年，而道无虞，前约乃行，调补京兆渭南主簿。"刘禹锡是何时由淮南扬州"调补京兆渭南主簿"的呢？查《旧唐书·德宗纪》下载：贞元十八年"春正月戊午朔，大雨雪"，而刘禹锡有《为京兆韦尹贺元日祥雪表》，当作于贞元十八年正月。由此可见，他离开淮南的时间，不得迟于贞元十七年（801）末。距贞元十六年（800）夏入杜佑幕，他在淮南实际上住了一年多。《自传》所云"涉二年"，是指跨两 个年头。
这一年，京兆尹是韦夏卿。贞元十六年，朝廷曾任命韦夏卿为徐州行军司马，打算让他去接替已卒的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职务。徐州兵乱后，拒纳尚未到任的韦夏卿。朝廷只得把他调回，先任吏部侍郎。贞元十七年（801）
十月庚戌，"以吏部侍郎韦夏卿为京兆尹，"①据《旧唐书·韦夏卿传》云："夏卿有风韵，善谈宴"，特别喜欢与有名的文人相处，"其所与游辟之宾佐，皆一时名士。"刘禹锡一到任就为其撰写表、状，说明韦夏卿对刘禹锡的文才很赏识。
韦夏卿"深于懦术，所至招礼通经之士。时处士窦群寓于（晋陵）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②在他任京兆尹等职期间，大学博士施士匄公开讲授《诗经》。在京的士大夫前去听讲的人很多，刘禹锡与柳宗元、韩泰都去听过。当时，柳宗元任京兆府蓝田县县尉；韩泰与刘禹锡有亲戚关系③，亦仕于京。④刘禹锡曾与韦绚谈起过他们一同去听施士匄讲《毛诗》的情形。《唐语林》记载，"刘禹锡云：与柳八、韩七诣施士匄听《毛诗》"，刘禹锡到晚年还记得施士匄纠正了毛注的某些失误。⑤韩愈《施先生墓铭》云："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又云："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大学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可见刘、柳、韩听施讲《毛诗》，不得迟于贞元十八年。
刘禹锡等人对施士匄讲《诗》饶有兴趣。施氏解《诗》与汉代经师那种拘泥古训、墨守师说的风气不同，凭借自己的理解而自由发挥。对于有志于政治革新的人来说，这种治经方法不同于章句之学，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易于致用。这种学风对刘禹锡的影响很深。
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①杜佑对禹锡仍很器重，重要的表、状仍请他代笔。《旧唐书·刘禹锡传》云："从① 见《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
② 《旧唐书》卷一六五《韦夏卿传》。
③ 刘禹赐《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余同迁见赠》诗自注："吴兴与余中外兄弟"。
④ 参阅《柳宗元集》卷二十六《馆驿使壁记》云："贞元十九年，甫阳韩泰告于上，始铸使印而正其名"。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佑人朝，为监察御史"是错误的，因为刘禹锡离开淮南，是在杜佑入朝之前一年多。《自传》所云："调补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为监察御史"是正确的。由于御史中丞李汶的奏辟，刘禹锡被提拔为监察御史。
唐代的监察御史品级虽不高，为正八品上，但其职掌为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因而很威严，连京兆尹等官在路上遇见，都应当让路，即按"故事，尹避台"官。"②当时人有"监察御史振举百司纲纪，名曰'八品宰相'"之说。③刘禹锡后来在《望赋》中回想当监察御史时的情形说："避御史之骢马，逐幸臣之金丸。"刘禹锡为监察御史时，被京兆水运使薛謇选为女婿，他为岳父写的碑文中说："初，公治粟于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马外事，聆风相厚，谓可妻也，以元女归之。明年，愚入尚书为郎。"①可见，刘禹锡是在仕途的春风得意之时娶薛氏为妻的。
贞元十九年闰十月，柳宗元自蓝田县尉入为监察御史里行；稍前，韩愈由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他们与刘禹锡在一起共事，结成了朋友。韩愈诗《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云："昔遇夫子，聪明勇奋。常操利刃，开我混沌。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楯，卒不能困。时惟子厚，窜言其间。赞词愉愉，固非颜颜。磅磷上下，羲农以还。会于有极，服之无言。"《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云："（李）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从韩、刘的这些诗文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同为监察御史时讨论学术、切磋诗文的情景。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为监察御史时，"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韦执谊是韦夏卿的从弟，杜黄裳的女婿。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序 云："故丞相韦公执谊，以聪明气势，急于褒拔，如柳宗元、刘禹锡辈，以文学秀才，皆在门下。"这是永贞革新以前的事。永贞革新时，首用韦执谊为相，后因执谊与王叔文时有异议，遂成仇怨。
虽然如此，刘禹锡仍推崇韦执谊"为有声宰相"。①中唐著名的《春秋》学者啖助、赵匡、陆质是一个较有影响的学术流派。
尤其是陆质，在啖赵学派的基础上，撰成《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三部著作，受到当时士大夫的重视。凌准、昌温、韩泰、韩晔、柳宗元等都曾研习过他们的学说，有的还直接投师于陆质门下，陆质后来参与了永贞革新。刘禹锡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称吕温"早闻《诗》、《礼》于先侍郎，又师吴郡陆质通《春秋》。"这说明刘禹锡对当时这种研究《春秋》的学风是赞同的。
《新唐书·刘禹锡传》云："时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锡以名重一时，与之交，叔文每称有宰相器。"早在贞元十一年（795），刘禹锡登吏部取士科，被授予太子校书时，就已有机会接近太子李诵，当时，在太子的身边有一位侍棋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出身寒门庶族，颇有政治才识② 《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
③ 见《唐语林》卷八《补遗》。
① 《刘禹锡集》卷三《唐故福建等州部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
① 见《刘禹锡集》卷十九《唐故中书侍郎平童事韦公集纪》。
和组织才能。刘禹锡与王叔文同在东宫，接触较多，很早就相识并建立了友谊。
贞元末年朝廷的政治空气十分险恶。据白居易说，已经到了"人家不敢欢宴，朝士不敢过从"②的地步。王叔文深知唐德宗猜忌成性，为保全李诵的太子地位，他从不惹事生非。"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叔文曰：'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①太子对韦执谊说："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人也。"②可见，太子李诵非常信任王叔文。
刘禹锡与王叔文、柳宗元等人过从甚密，"定为死交"，难免引起同僚的猜忌。贞元十九年（803）冬末，韩愈因上疏直谏宫市的弊端和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而被贬为连州阳山县（今广东省阳山县）令。韩愈对贬官毫无思想准备，又不明其原因，便怀疑是刘禹锡和柳宗元泄漏了他说的一些过激之言："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陈畿甸内，根本理宜优。 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③实际上，韩愈的这种猜疑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刘禹锡为人交友一向正直，他后来在元和元年《上杜司徒书》中，曾针对韩愈产生的疑心，说自己未尝"掩人以自售矣"，未尝"近名以冒进矣"，未尝"欺谩于言说矣"，未尝"沓贪于求取矣"，未尝"狎比其琐细矣"，未尝"媒孽其僚友矣"，未尝"矫激以买直矣"，未尝"漏言于咨诹矣"。"永贞革新"失败后，杜佑当时还在朝，刘禹锡把这些话说给他听，是为了澄清刘、韩交谊中的这层不愉快的隔膜。
贞元二十年（804），刘禹锡继续任监察御史，兼领监祭使。《旧传》、《新传》及《自传》均没有记载此事。刘禹锡《伤独孤舍人》引云："贞元中，余以御史监祠事。"虽提到任这个职务，但未详何年。据柳宗元《监祭使壁记》云："旧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贞元十九年十二月， 明年，中山刘禹锡始复旧制。由礼与敬，以临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时者，必复于上，革而正之。"①可见，刘禹锡于贞元二十年兼任监祭使一职。
监祭使的职责主要负责检查祭祀时的牲牢、器服，发现不敬之处，要弹劾祭官。当时，权德舆的女婿独孤郁为奉礼郎，刘禹锡与他相处得很好。"有事宗庙郊畤，必与之俱，由是甚孰。"②刘禹锡的诗《监祠夕月坛书事》，描写过他们一同进行郊祀的情景："西皞司分昼夜平，羲和亭午太阴生。铿锵揖让秋光里，观者如云出凤城。"《旧唐书·李程传》云："（贞元）二十年，入朝为监察御史。"刘禹锡《将赴汝州，途出浚下，留辞李相公》诗云："长安旧游四十载"，由大② 《白居易集》卷六十《论左降独孤朗等状》。
① 《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
② 《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执谊传》。
③ 《韩昌黎集》卷一《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
① 《柳宗元集》卷二十六。
② 《刘禹锡集》卷三十《伤独孤舍人并引》。
和八年（834）逆推四十年为贞元十一年（795），刘禹锡此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与李程在长安相识。"初逢贞元尚文主，云闭天池共翔舞"，即回忆了贞元二十年（804）同在监察御史台时的情景。韩泰此时也为监察御史。刘禹锡《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余同迁见赠》自注云："吴兴与余同为御史"。可见，刘禹锡入朝后，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
五、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
随着太子李诵身边的政治力量逐渐增强，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更趋激烈。韩愈直谏被贬，使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认识到改革问题并不简单，根子牵涉到权势很大的宦官集团和德宗皇帝本身。他们寄希望予有志改革的太子李诵，耐心而谨慎地等待着改革的时机。
据《旧唐书·顺宗纪》载，贞元二十年九月，太子李诵突然中风，"不能言，暨德宗不豫，诸王亲戚皆侍医药，独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弥留，思见太子，涕咽久之。"由于太子李诵"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因而阴谋争权夺利的宦官集团一向不喜欢太子，他们企图乘德宗病危之机，以太子中风失语为借口，另外拥立皇位的继承人。在这紧急关头。王伾、王叔文、凌准、李忠言等人联合起来，果断地宣布遗诏："皇太子宜于柩前即位"①，从而挫败了宦官集团的阴谋。贞元二十年正月，德宗卒于会宁殿。太子李诵抱病即位，这就是顺宗。
顺宗当太子时，就关心民瘼，向王叔文等人了解"人间疾苦"②当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广大农民沦为依附豪族地主的佃户。由于百姓逃散，户口锐减，朝廷税收地区缩小，造成财政困难。唐王朝由盛转衰，内则宦官专权，外则藩镇割据。唐德宗时，宦官掌握禁军已形成一种制度。宦官不仅掌握神策军，而且担任各道监军使，控制了军权。唐中叶以降，宦官还任枢密使和宣徽使，掌握机要，宣布诏令，操纵了政权，自贞元之后，宦官的"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①宦官为害人民的罪行也令人发指。宦官主持的"宫市"几乎是白昼抢劫。宣徽院的五坊小儿，是为皇帝饲鹰养大的，却肆意妄为，百姓畏之如寇盗。而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破坏了国家的统一，也是唐王朝当时面临着的一个严重问题，太子李诵经常与侍读王叔文等人谈论政道，从历代兴衰治乱的得失到当今朝政之弊都有所了解，立志执政后能对唐王朝的弊政有所改革。
李诵"性宽仁有断"。建中四年（783），朱泚作乱，德宗逃到奉天。李诵"从幸奉天，贼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土，无不奋激"②贞元中，朝廷上以陆贽为首的正直敢言之士和以裴延龄为首的奸佞之徒斗争很激烈。李诵分辨忠奸，暗中支持宰相陆贫，说服刚愎自用。猜忌功臣的德宗不用裴延龄为相。"德宗在位岁久，稍不假权宰相。左右幸臣如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因间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陆贽。张滂辈，人不敢言，太子从容论争，故卒不任延龄、渠牟为相。"③但陆蛰还是遭裴延龄陷害被贬。
李诵由此认识到象陆贽那样企图以片心除众弊，只身遏群邪，是难以奏效的。
因此，他身在东宫，十分注意广泛结交贤才。至贞元末，在他周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可以从事政治革新的人才集团。
顺宗即位后，依靠王叔文、王伾等人的辅佐，迅速地把预先物色好的贤① 见《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下。
② 《顺宗实录》卷五。
①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序》。
② 见《旧唐书》卷十四《顺宗纪》。
③ 见《旧唐书》卷十四《顺宗纪》。
才安排在重要岗位上。韦执谊由吏部郎中提升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佑由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领度支盐铁使。王叔文任副使。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兼判度支盐铁案，协助杜佑、王叔文管理财政。陈谏为仓部郎中，凌准也由翰林学士参度支，调发出纳。这就加强了朝廷对于财权的控制。
以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他们可以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以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政。这样，王叔文主决断，王伾主管往来传授，韦执谊负责文诰，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谋议唱和，采听外事。王叔文特别器重刘禹锡和柳宗元，"引禹锡及柳宗元人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形成了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时号二王、刘、柳。"①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在顺宗的支持下，对德宗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弊政，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有这样几项：
一、宣布蠲兔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禁绝各种杂税及例外进奉；
二、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俸；
三、贬谪贪污残忍、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召回贞元时被无辜贬谪的正直之臣陆贽、阳城，当得知他们死于贬所时，即赠官以示褒奖；
四、放出后宫宫女三百人及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召其亲族归之；
五、裁减宫廷内部的翰林医工、相工、占星等冗食者四十二人；
六、抑制和打击方镇的势力，如免去浙西观察使李锜的盐铁转运使职务，把盐铁转运权从方镇手中收归中央；痛斥替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贿求扩大三川地盘的支度副使刘辟；
七、召泗州刺史张伾入京为右金吾卫大将军，掌兵权。适值张伾病故，未果。派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使，韩泰为行军司马，打算从宦官手中夺回神策军兵权。
这些改革措施，只是改革派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有的还未能实行，但已经触动了宦官、藩镇和腐朽官僚的既得利益，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韩愈后来在记载这段史实时，用了"百姓相聚欢呼大喜"，"人情大悦"①等语句，说明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王夫之在评价这场政治革新运动时说："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②清代的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说："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①刘禹锡久蓄"报国松筠心"②，把这场改革弊政的革新运动看作是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作为这一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刘禹锡表现出特殊的才干。"顺宗时，刘禹锡干预大权，门吏接书尺，日数千，禹锡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③"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① 《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
① 《顺宗实录》卷二。
② 王大之，《读通鉴论》卷十三《（唐）顺宗》。
①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
② 《刘禹锡集》卷三十五《和武中丞秋日寄情简诸僚故》。
③ 《云仙杂记》卷五《日用斗面为糊以供缄封》引《宣武盛事》。
马如市。"④刘禹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积极参与谋议，王叔文称赞他有"宰相器"。⑤刘禹锡后来在《上杜司徒书》中说，他自己做到了"尽诚"、"徇公"。
由于这场改革弊政的运动以"内抑宦官，外制藩镇"为目标，遭到宦官、藩镇这股腐朽势力的联合反扑。顺宗自即位以后，病情没有好转。处于革新派对立面的宦官集团乘机提出了"建储"的问题。他们不断向顺宗施加影响和压力，逼迫顺宗立李淳为太子。《资治通鉴》卷二三六对此作了记载：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烟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为长"字呈上；上颔之：（三月）
癸已，立淳为太子，更名纯。
"立嫡为长"在宗法封建社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王叔文、牛昭容虽讨厌李纯，但事情已无可挽回。
李纯立为太子后，韦执谊决定派具有学术威望的陆质为太子侍读，"使潜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质发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何为预他事！'质惶惧而出。"①革新派想通过陆质对太子施加影响，以争取他同情革新事业，但未能成功。
宦官集团在立嗣问题上得逞后，又由韦皋、严绶、裴均三个藩帅出面上表，"请权令皇太子亲监庶政"。韦皋又上太子栈，攻击王叔文等人"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心腹，偏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窃恐倾太宗盛业，危殿下家邦，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则四方获安。"②宦官与藩镇内外呼应，舆论对革新派极为不利。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③据《旧唐书·窦群传》载，窦群与武元衡关系密切。他弹劾刘禹锡，实际上是代表武元衡对王叔文革新集团进行攻击。这不是私人的恩怨，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即革新与守旧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