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宗元和元年（806）到敬宗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后，两度被朝廷贬谪远州，先后在朗州、连州、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和州（今安徽省和县）的巴山楚水之间辗转了二十二年。他失去了在朝廷中发挥才干、实现抱负的机会，只得寄情笔墨，把诗歌和散文作为"见志之具"①，继续为坚持自己的操守、理想而斗争。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才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① 《刘禹锡集》卷十《献权舍人书》。
一、揭示"顺宗内禅"的真相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今广东省连县一带）刺史，行至荆南（唐荆南节度使驻江陵府，今湖北省江陵县），又改为朗州司马。刘禹锡带着精神创伤的痛苦，开始在坎坷不平的贬谪道路上艰难跋涉。
他后来在《游桃源一百韵》中所说的"祸来昧几兆，事去空叹惜"，是当时郁悒心情的真实写照。
永贞元年（805）夏，朗州大水成灾。"沅水泛滥，坏及庐舍，几盈千室，生人禽畜，随流逝止。"①刘禹锡大约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到达朗州。这时大水已经退去，但水灾所造成的破坏景象仍很凄凉。他选择了沅江之滨一个与招屈亭相邻近的地方居住下来。《伤我马词》云："予至武陵，居沉水傍"；《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时守吴郡》云："昔日居邻招屈亭，枫林桔树鹧鸪声。"这些诗句反映了刘禹锡谪居朗州的情况。
朗州"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②，在唐代是下州，只管辖武陵、龙阳两县。中唐时期的司马多用来安置被贬谪的官员，没有实权。刘禹锡处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他在朗州时，"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这种说法未免形容过分了。据刘禹锡《绝编生墓表》云："顾彖，吴郡人，食力于武陵沅水上，以读《易》闻。病且死，饬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授《易》于师，积六十三年于兹，未尝一日不吟乎《系》、《象》。里中儿从吾读其文多矣。死则必葬我于党庠之侧，尚其有知，且闻吾书。'君子曰：若彖者，可谓志笃于学矣！因以绝编生溢之，且表其墓。""予既谪居是邦，始至之日，问能道古语可与言者。邑子以生为对。既而执贽请见之。"《故荆南节度推官董府君墓志》云："君名挺，字庶中。""始予滴于武陵，人多中之贤有董生为守令客，既而以士相见之。礼成，与之言，能言坟、典。
数，旁裙百氏之学。"从以上所引的两文来看，刘禹锡谪居朗州期间，尚未到"无可与言者"的程度。他与寓居朗州的顾彖、董侹谈《易》论学，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就当地民风、民俗而言，董侹《修阳山庙碑》云："今俗，豪家多嗜书知敬，殆黔中遗凤不绝者欤。"在刘禹锡到达朗州的第二年，即元和元年（806）正月，传来了太上皇李诵驾崩的消息。顺宗之死，是历史上的一桩疑案。刘禹锡在顺宗朝受到重用，对顺宗有特殊的感情。顺宗突然死亡，而且死因不明，使刘禹锡感到十分悲痛。刘禹锡亲身经历了"永贞革新"的全过程，对当时宫廷斗争的残酷性及李氏父子本来就不太融洽的关系有所了解，顺宗被谋害致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并引》，从标题看，是在谪居武陵时所作；从引言的后半部分看，"永贞元年，余始以尚书外郎出补连山守，道贬为是郡司马。至则以方志所载，而质诸其人民。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因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故用书怀为目云。"观其语气，抵任尚未久；从引言的前半部分和全诗的内容看，是为悼念顺宗和怀疑顺宗可能被杀害而作，引言的前半部分借古喻今，意在点出顺宗被害的真相，尤① 《全唐文》卷六八四董侹《修阳山庙碑》。
② 《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
其令人寻味：按《天官书》，武陵当翼、轸之分，其在春秋及战国时，皆楚地。后为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汉兴，更名日武陵，东徙于今治所。常林《义陵记》云："初，项籍杀义帝于郴，武陵人日：'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乃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故亦曰义陵。"今郡城东南亭舍，其所也。
刘禹锡在这里从考察武陵在历史上的演变入手，特别引出《义陵记》中关于项籍杀义帝于郴的史实，借武陵人之口发出"今吾王何罪乃见杀"的疑问，这正是刘禹锡想说而又不便说出的话。当年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以悼念义帝，刘禹锡来武陵后选择了一块与招屈亭相邻近的地方居住，既能寄托怀古之幽情，又内含悼念与义帝被杀具有相同命运的顺宗之意。
《武陵书怀五十韵》不仅是赋武陵之山川风物，而实质上是"自述其出处之所以然"。刘禹锡的命运，与顺宗的关系最为密切。顺宗即位，他受到重用；顺宗退位，他遭到贬谪；顺宗被害，他特别伤悼。因此，刘禹锡在得知顺宗被害的消息后不久就写下的《五十韵》，所要抒发的"之所以然"，必然与顺宗及自己的命运相关。
诗的开头就写了义帝被杀的事："俗尚东皇祀，谣传义帝冤。桃花迷隐迹，楝叶慰忠魂。 湘灵悲鼓瑟，泉客泣酬恩。"关于项籍杀义帝即楚怀王于郴的史实，《史记·项羽本纪》、《汉书·高帝纪》、《汉书·项籍传》均有记载，人所共知，刘诗用这个典故，是以义帝之冤死，暗喻顺宗之被害。
"何幸逢休运？微班识至尊。校緍资筦榷，复土奉山园。"刘禹锡在诗中对此作了自注："时以本官判度支盐铁等案，兼崇陵使判官。"这是刘禹锡在顺宗朝受到重用时所担任的主要职务，其对顺宗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失贵人意，徒闻大学论。 邅回过荆郢，流落感凉温。旅望花无色，愁心醉不惛。春江千里草，莫雨一声猿。"这是写顺宗退位后，革新集团的成员立即遭到迫害，刘禹锡在贬谪朗州途中凄凉不堪的处境。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在全诗的最后两句写道："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上句从王粲《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衍变而成，暗示"望长安"之意，灞河在陕西省；下旬运用的是《汉书·苏武传》中的典故："上崩。武闻之，南乡号哭，欧血，旦夕临。"这句用此典故，暗指自己悲悼顺宗的心情与苏武号哭汉武帝的心态是相同的。这就点出了全诗的中心思想：刘禹锡虽谪屠武陵，但北望长安，心系京都，哭吊顺宗，为顺宗被害鸣"冤"。
王叔文集团的成员之一李谅，于元和初在彭城县令任内，写了《辛公平上仙》，以"传奇"的形式表达了顺宗被杀的隐事。①刘禹锡的《武陵书怀》，则以诗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这一事件，揭示了宫廷内幕。
就在顺宗猝死的同一年，王叔文也被宪宗"赐死"。刘禹锡一方面对王叔文被害致死感到悲哀，另一方面对宪宗的残忍感到愤慨。他在滴居朗州期间所写的《华它论》，借曹操杀华佗一事来抨击宪宗杀王叔文：夫贤能不能无过，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宽之之请。彼壬人皆日："忧天下无材邪！"曾① 参阅卞孝萱：《唐代文史论丛·唐代小说与政治》。
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叹。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将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谓大哀乎？夫以它之不宜杀，昭昭然不足言也，独病夫史书之义，是将推此而广耳。
吾观自曹魏以来，执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杀材能众矣。又乌用书它之事为？呜呼！
前事之不忘，期有劝且惩也。
刘禹锡的这段文字大声疾呼，为华佗被曹操冤杀鸣不平，痛斥"执死生之炳者"的残忍和"壬人"的助桀为虐，并指出这是"自曹魏以来"的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显然包括中唐在内，从而暗示此文主旨是为王叔文之死呜不平。
刘禹锡对王叔文的怀念之情，在后来的诗文中多次流露过。元和十二年（817），柳宗元寄给他一篇《筝郭师墓志》，他读后写了《与柳子厚书》作答："嗟夫！郭师与不可传者死矣！弦张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闻。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册者是已。余之伊郁也，岂独为郭师发邪？想足下因仆书重有概耳。"刘禹锡对郭师本不了解，但读柳文后"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闻善音，如见其师。寻文寤事，神骛心得。倘佯伊郁，久而不能平。"这是因为他们两人的心里都深藏着一曲悲悼王叔文的哀歌，当柳宗元轻轻拨动郭师遗下的筝弦时，刘禹锡便感到有弦外之音，立刻引起心灵的共鸣。"岂独为郭师发邪？"显然不是。他们都同时在默默地悼念着王叔文，只是心照不宣而已。
后来刘禹锡又在《经檀道济故垒》中云："万里长城坏，荒营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独唱《白符鸠》。"檀道济是南朝刘宋时的名将，一生战功卓著，竟无辜被杀，当时人歌曰："可怜《白符鸠》，在杀檀江州。"据《宋书·檀道济传》载，当檀道济被捕时，曾愤慨地投帻于地说："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当宝历二年（826）冬刘禹锡登临檀道济故垒时，对刘宋朝廷自毁长城的蠢举深感痛心，同时在他思古之幽情中也寄托着对王叔文被杀的不平与悲叹。
《萋兮吟》是刘禹锡被贬朗州期间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诗的题意是借用《诗经·小雅·巷伯篇》的诗意："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其意思是说，制造谗言陷害人的人，很善于给人罗织罪状，就象善于织绵的人能织出五彩缤纷的贝锦那样。诗中写道："天涯浮云生，争蔽日月光。穷巷秋风起，先摧兰蕙芳。万货列旗亭，恣心注明珰。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勿谓行大道，斯须成太行。莫吟萋兮什，徒使君子伤！"诗的前四句，是对永贞年间政治局势急剧变化的形象写照。"浮云"比喻专权的宦官和佞臣；"日月"喻指唐顺宗。宦官起初借口顺宗有病，阻挠其继位，接着又设法让皇太子监国，最后逼迫顺宗退位，井杀害了顺宗。这是"浮云""争蔽日月光"的真实涵义。
"秋风"指保守势力在政治上刮起的阴风；"兰蕙"喻指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成员。"永贞革新"失败之时恰值"八月秋高风怒号"的季节，刘禹锡用"秋风"摧残芬芳的"兰蕙"来比喻革新失败。中间四句，揭示了王叔文等革新派受迫害的原因。王叔文等人之所以被杀被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错，而是因为他们"名高"，是"万货"之中的"明珰"。《子刘子自传》说，王叔文有其远祖王猛的遗风，"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称柳宗元为"名进士"；把王叔文等人比作"明珰"是恰当的。市场上的百货琳琅满目，贪婪的人首先注意贵重的珠主。名望高了，就成为诽谤的目标；谣言中伤，聪明人也难提防。后四句，表达了与宦佞斗争到底的决心。
刘禹锡时刻提醒自己注意，不要以为走的是平坦大道，顷刻间就会变成太行隍一般的险隘。不要吟唱"萋兮"诗了，那样只能使君子更加悲伤。顺宗"内禅"的内幕，当时无人敢提；对王叔文等人，更是诬之者多，辩之者少。《萋兮吟》这首诗巧妙地暗示了宦官逼迫顺宗"内禅"，杀害顺宗，迫害王叔文革新派，抒发了悲愤之情和不屈服于恶势力的勇气。
二、身处逆境，不忘"初心"
《旧唐书·宪宗纪》上载：元和元年（806）正月丁卯，"大赦天下，改元曰元和。自正月二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刘禹锡读《改元元和赦文》后，致书杜佑，要求量移。杜佑为人"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①，其政治态度倾向于王叔文等革新派，而在深谋远虑，审时度势方面又远胜于他们。刘禹锡与杜佑的关系很密切。"永贞革新"失败后，他在暗中保护过刘禹锡等人，并驰书朗州以示慰问。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②中，回顾了自己跟随杜佑几年的立身往事，剖白了自己在顺宗朝忠于国事的心迹，相信杜佑"必思有以拯之"。刘禹锡说："伏读赦令，许移近郊。今武陵距京师，赢二千者无几。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 伏希闵其至诚，而少加推恕。命东曹补吏，置籍于荣阳伍中，得奉安舆而西，拜先人松槚"。"如或官谤未塞，私欲未从，虽为裔民，乃有善地，则北距澧浦，资宿春而可行 得以自遂，斯便家之愿也。伏惟降意详察，择可行者处之。"杜佑对刘禹锡被贬谪朗州的处境虽然同情，但由于宪宗对"二王八司马"怀恨极深，"任何人都无法进行帮助。这年八月下诏曰："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①刘禹锡对此殊为失望，感到宪宗对他们的迫害又进了一步。
元和四年（809），"八司马"中的程异在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的奏荐下被召回，为侍御史、扬子留后。这件事又使刘禹锡萌生了要求回长安的希望。他写了《上淮南李相公启》及两首诗，托程异面呈淮南节度使李吉甫。"永贞革新"时，李吉甫不在朝廷任职，与工叔文等人未发生过利害冲突。元和初李吉甫为中书舍人时，中书小吏滑涣与知枢密中使刘光琦勾结弄权，李上奏宪宗，将其斥逐。刘禹锡对李吉甫怀有好感，因而在书信中请求他帮助："岂意天未剿绝，仁人登庸。施一阳于剥极之际，援众溺于坎深之下。南箕播物，不胜曷言。危心铩翮，繇是自保。阴施之德已然，乃闻受恩同人，盟以死答。私感窃抃，积于穷年。化权礼绝，孤志莫展。今幸伍中牵复，司存宇下。伏虑因是记其姓名，谨献诗二篇，敢闻左右。"又云："谨因扬子程留后行，谨奉启不宣。"程异是"八司马"中最先召回的一人，刘禹锡写了《咏古二首有所寄》相赠。第一首云："一朝复得幸，应知失意人"，提醒他不要忘记了当时一同彼贬的朋友们；第二首云："岂无三千女？初心不可忘"，勋勉他不要改变志节。《旧唐书·程异传》云："异性廉约"，精干理财。他"厉己竭节，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做到"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赢，人颇便之。""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这就从财政上支持了朝延对淮西的用兵。
元和年间，李吉甫、李绛相继为相，他们都打算量移刘禹锡等人。刘禹锡与李绛交谊深厚。刘禹锡《祭兴元李司空文》云："追怀周旋，弥四十年。
射策校文，接武联翩。甸服同邑，明庭比肩。"据《旧唐书·李绛传》云：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误以杜佑为杜黄裳，卞孝萱《刘禹钥年谱》已辨正。
① 《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上。
"绛举进士，登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秩满，补渭南尉。贞元末，拜监察御史。"将刘、李两人的经历对照起来看，所谓"射策""联翩"，指二人于贞元九年（793）同登宏辞科；所谓"校文""接武"，指贞元九年李绛为秘书省校书郎，贞元十一年（795）刘禹锡为太子校书；所谓"甸服同邑"指李绛为渭南县尉，刘禹锡为渭南县主簿；所谓"明庭比肩"指二人先后为监察御史。因此，李绛对刘禹锡被贬谪朗州是很同情的。
由于李吉甫、李绛都有量移刘禹锡等人之意，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似乎有了转圜的机会。杜佑致书禹锡，告以"浮谤渐消"，"期以振刷"的消息。禹锡在《上杜司徒启》中除表示感激外，又流露出"求人见谅，岂复容易"的忧虑。元和八年（813），武元衡人朝为相，果然对此力持异议。《旧唐书·刘禹锡传》云：宪宗"制有'逢恩不原'之令。然执政 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会程异复掌转运，有诏以韩皋［泰」及禹锡等为远郡刺史。属武元衡在中书，谏官十余人论列，言不可复用而止。"这件事对刘禹锡又是一次打击。他直接向武元衡上书，写了《上门下武相公启》。贞元二十年（804），武元衡为御史中丞，曾是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上司。刘禹锡被贬官以后，武元衡对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为显示其长者风度，曾致书慰问，并赠送衣服缯彩等物；另一方面由于他持有与革新派不同的政治主张，又反对朝廷起用刘禹锡等人。刘禹锡《启》云："去年本州吏人自蜀还，伏奉示问，兼赐衣服缯彩等。 恭承惠下之旨，重以念旧之怀。""伏惟发肤寸之阴，成弥天之泽；回一瞬之念，致再造之恩。
诚无补于多事之时，庶有助于阴施之德。"刘禹锡毫不隐讳他说："自前岁振淹，命行中止。或闻舆论，亦愍重伤"，请求武元衡成人之美，不要在量移之事上从中作梗。
刘禹锡谪居朗州一共九年多的时间。他名为司马，实无执掌；积极谋求量移，又一再受挫；因而精神上很是苦闷。刘禹锡谪居武陵所写的《楚望赋》中的"眸子不运，坐陵虚无。岁更周流，时极惨舒"，是他当时心态的真实写照。但刘禹锡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以乐观向上的精神排除苦闷，不愿自甘沉沦，不屈服于命运的压力，不断磨碾自己的意志。他写于这段时间的《砥石赋》，通过一把宝刀锈蚀后经过磨砺而重新变得锋利一事，借题发挥：雾尽披天，苹开见水。拭寒焰以破眦，击清音而振耳。故态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
很显然，刘多锡把自己遭贬的不幸，视为宝刀蒙垢，不足为耻，表现了他对来自朝廷的无理责罚的蔑视。他要砥砺志节，保持雄心壮志，继续斗争下去，表现了顽强的性格。
《秋词二首》也写于贬官朗州时期。刘禹锡在失意的情况下吟秋，而能摆脱悲秋俗套，别开生面，反映了很高的精神境界：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请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
第一首先以"自古"与"我言"对举成文，借以突出诗人超凡脱俗的识见和感受。历代士大夫遭受打击之后，往往以悲秋之作来宣泄灰心失意的感情。
刘禹锡的《秋同》却一反这种萧瑟凄凉的旧调，唱出了"秋日胜春朝"的新声。在诗人笔下，那一碧万里的晴空，一只主洁的白鹤排云而上，直冲九霄，意境十分开阔。第二首从描述深秋景色入手，由第一首的晴空，碧霄、白鹤，转到第二盲比明山、净水、红叶，由天上转到地下，使两首诗紧密而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壮丽和谐的秋色图，那山明水净的深秋郊野，经过一夜严霜，数树璀璨如人的红叶，突现在一片浅黄之中，生机依旧盎然。诗人在创造了一个深秋的明净肃爽、绚丽动人的艺术境界后，在春与秋的对比之中，突出人的感受，从更深的层次上点明了"秋日胜春朝"的道理。总之，《秋词二首》无论是景物的描写，还是感情的抒发，都表现了诗人旷达乐观的胸怀和奋发向上的精神。
刘禹锡谪居朗州期间，遭受种种打击与不幸，但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并未动摇。元和五年（810）正月，东台监察御史元稹承召回长安，曾住宿华州敷水驿。宦官刘士元后至驿站，与元稹争厅房，竟蛮横无理，用马鞭打伤元稹的脸。朝廷对骄横的宦官不加责问，"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①这件事引起一些人的不平。刘禹锡听说此事后，对朝廷如此包庇宦官感到气愤，为褒奖和鼓励元稹不屈从于阉竖淫威的气势，特意赠给他一只文石枕和一首诗--《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纵使良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元稹得诗以后，十分愉快地回赠了壁州产的马鞭和一首答谢诗--《刘二十八以文石枕见赠，仍题绝句以将厚意，因持壁州鞭酬谢，兼广为四韵》。刘禹锡接到元稹的酬赠后，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诗中写道："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即通过咏鞭赞扬元稹的品格，并含有以志节共勉之意。刘禹锡自己身处逆境，还十分关心朋友的遭遇。后来，刘禹锡与元稹之间一直保持着唱和关系。他们共同具有的正直不阿的品格和高尚的人格，使两人心心相印。
作于朗州贬谪时的《壮士行》诗，通过塑造一个不畏艰险。射虎斩蛟、为民除害的壮士形象，再一次表达了刘禹锡在"永贞革新"失败后不悔恨，不妥协，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之斗争不息的顽强精神。诗曰：阴风振寒郊，猛虎正咆哮。徐行出烧地，连吼入黄茅。壮士走马去，镫前弯玉弰。叱之使人立，一发如铍交，悍睛忽星堕，飞血溅林梢。彪炳为我席，羶腥充我庖。里中欣害除，贺酒纷号呶。明日长桥上，倾城看斩蛟。
长桥，又名蛟桥，故址在今江苏省宜兴市境内。据《世说新语。自新篇》和《晋书·周处传》记载，西晋周处为害乡里，为乡里所患，后终于悔过自新，曾到南山上射虎，在长桥下斩蛟。刘禹锡《壮士行》运用这个典故，摈弃了周处为害乡里的情节，只取射虎斩蚊之事，这就使壮士成了为民除害的英雄。
壮士坚定、沉着，一箭就把猛虎射死。猛虎死后，他仍疾恶如仇，誓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他满怀豪情，决心再显身手，明日长桥斩蛟。诗的结尾含蓄地表达了诗人要继续铲除邪恶势力的决心。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等人受到贬谪的迫害和谣言的攻击。他在《上杜司徒书》中说："吠声者多，辨实者寡。飞语一发，胪言四弛"，反① 《旧唐书》卷一六六《无稹传》。
对派对革新派的攻击相当激烈。但是，刘禹锡一直认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①他对"永贞革新"的一百四十六天的所作所为，直至临终前写《自传》时仍认为是正确的。为了回击保守派中伤的恶语，刘禹锡的《壮士行》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形象，诗中摈弃周处为害乡里的故事，借以表示自己原本无错，仍然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① 《刘禹锡集》卷三十九《子刘子自传》。
三、玄都观题诗引起的风波
正当苦闷和期待交织着刘禹锡心灵的时候，朝廷颁发了召回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的诏书。元和九年（814）十二月，刘禹锡启程北上。从他途中所写的《题淳于髠墓》和柳宗元所写的《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等诗来看，他们是结伴同行的，途中的情绪显得愉快轻松。柳宗元对前程的估计更为乐观，其诗《汨罗遇风》云："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寄语汨罗江的风浪，不要耽误了他效力于"明时"的大事。这种心情，刘禹锡也大致相同，希望回朝廷后重新大干一番事业。
刘禹锡和柳宗元大约于元和十年（815）月抵达长安近郊。在驿亭中，刘禹锡想到韩泰等其他几位友人也即将回到长安，就在驿亭中题了一首《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君子》诗：云雨江湘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
刘禹锡在诗中以"卧龙"自比，以"蹑仙踪"即重返尚书省当郎官自期，表明他对这次召还寄托着很大希望；以"十年"被贬的痛苦来衬托"今夜"闻钟的兴奋，反映了他悲喜交集的心情。
刘禹锡到达长安后，与故友重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但最感到惋惜的是时光的流逝，其诗《阙下口号呈柳仪曹》云：彩仗神旗猎晓风，鸡人一唱鼓蓬蓬。铜壶漏水何时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他们多么想把逝去的岁月补回来，尽快地实现自己的报国宏愿。他们的心灵虽然受到很深的创伤，但并未失去生活的信心。他们盼望阳春三月长安牡丹盛开的时节，能在新的职位上重新发挥自己的才能。
元和朝的政局变化颇具戏剧性。宪宗虽为宦官所拥立，也重用宦官，但还不是被宦官操纵的傀儡，元和十年以前，宪宗任用的宰相如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裴垍、李藩、权德舆。李绛、韦贯之等人，都确有一些才干。
其中，杜黄裳、武元衡两人与王叔文集团不相协，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宦官权力等方面，与革新派也有一致的地方。如刘辟是王叔文早就想除掉的代表藩镇利益的凶徒，在平定刘辟之乱时，杜黄裳力主用兵，并决策正确，择将得人，奏请不以宦官监军，尤具胆识。武元衡也是削藩问题上的强硬派。元和三年（808）入相的裴垍，"小心敬慎，甚称中旨。""齐整法度，考课吏理，皆蒙垂意听纳。吐突承璀自春宫侍宪宗，恩顾莫二。承璀承间欲有所关说，宪宗惮垍，诫勿复言"。"严缓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缓但拱手而已，垍具奏其事，请以李鄘代之。""垍守正不受请托，考核皆务才实。"①裴垍所荐举过的官员如李绛、崔群、韦贯之、裴度等人，后都相继人相，并颇有政绩。当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还京的时候，朝廷上的人才济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韦贯之为尚书左丞，井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为御史中丞，李绛为礼部尚书，权德舆为刑部尚书，崔群为户部侍① 《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
郎。陈武元衡外，这些人对刘禹锡都有好感。崔群、李绛是他的好友；权德舆是刘禹锡父执；裴度与刘禹锡母系中的卢璠、卢顼兄弟同为刘太真的门生，唐代文人很重视这种关系，因而两人的交谊根深。《旧唐书·刘禹锡传》云："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从当时朝廷主要官员对刘禹锡的关系来看，他是有可能重回尚书省的。
这年三月，刘禹锡同柳宗元等去长安玄都观看花。刘禹锡见玄都观里桃花满园，触景生情，写了著名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前两句是写实。唐时长安原有春天看花的风俗。暮春时节，长安居民观赏牡丹，"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②刘禹锡有《牡丹）诗，白居易有《买花》诗，李贺有《牡丹种曲》，都写到唐人重牡丹的风气。虽然桃花也吸引了很多观众，但花品不高。刘禹锡另有《杨柳枝词》说："城东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表现出他对桃花的轻蔑，后两句有戏谑、讽刺之意，以桃花喻权贵，已有轻蔑之意，而且讽刺他们是在排挤自己出朝的悄况下才被提拔起来的，即玄都观里轰动一时的桃花是在刘郎去后栽的。
这样，诗中就触到了当时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宪宗本人是通过逼官方式登上皇位并不久就害死自己父亲的人，他本来就对永贞党人抱有夙怨，这次又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损害，更是被深深地激怒了。刘禹锡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一坐飞语，如冲骇机。"①可见，对这首诗恼怒的人还不在少数。
《旧唐书·宪宗纪》下云：元和十年（815）三月"乙酉，以虔州司马韩泰为漳州刺史，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为汀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为播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为封州刺史。"刘禹锡等人被召回而又复出，原因何在？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云："王叔文之党坐滴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唐纪》十二《（元和）十年三月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改连州》云："《旧·禹锡传》：'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禹锡集》载其诗曰：'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按：当时叔文之党，一切除远州刺史，不止禹锡一人，岂缘此诗！盖以此得播州恶处耳！"司马光的这种分析是比较符合事实真相的。
关于刘禹锡复出为播州刺史一事，孟棨《本事诗·事感第二》云：" 作《赠看花诸君子》诗 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怒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本事诗》较两《唐书》为早，这一记载可能是《旧传》、《新传》的根据。查《新唐书》卷六十一《宰相表》上，本年三月时，武元衡。张弘靖、韦贯之为宰相。元衡是禹锡的政敌，弘靖与禹锡没有很深的交情。因此，刘禹锡等人召而复出并不仅仅是因为作了这首诗，主要原因是"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如果仅"缘此诗"，不至于牵涉那么多人，都被复出为远州刺史。当然，刘禹锡这首"语涉讥刺"② 《唐国史补》卷中《兄师尚牡丹》。
① 《刘禹锡集》眷十八《谢中书张相公启》。
的诗，蔑视权贵与皇上，使他们大为恼火，成为"叔文之党"召而复出的直接导因。刘禹锡因是此诗的作者，使他遭到了比柳宗元等人更重的打击，置他于最远的播州恶处。
播州即今贵州省遵义地区，唐时属下州，州民总数不足五百户，离京都很远，非常荒凉。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年老多病，风烛残年，要同其子一起跋山涉水到播州去生活，是很困难的。刘禹锡《谢中书张相公启》云："昨者诏书始下，惊惧失次。叫阍无路，挤壑是虞。"他埋怨自己"智乏周身，动必招悔"，感到一筹莫展。这时，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万无母子俱往理。'欲请于朝，愿以柳易播。"①柳宗元准备上疏皇帝，请求让刘禹锡到条件较好些的柳州去任职，而自己愿去播州，显示了其崇高的友谊。御史中丞裴度与刘禹锡的母家素有交谊，他不忍心年高的卢氏簸迁，也向宪宗进言道："禹锡诚有罪，然母老，与其子为死别，良可伤！"上曰："为人子尤当自谨，勿贻亲忧，此则禹锡重可责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锡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责为人子者耳；然不欲伤其亲心。""退，谓左右曰：'裴度爱我终切。'明日，禹锡改连州刺史。"①因此，宪杀是在裴度以"恐伤陛下孝理之风"的提醒下，才"改授连州刺史"的。
在赴任途中，刘禹锡与柳宗元又是结伴而行。在衡阳分手的时候，两人互相赠诗。柳亲元写了《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侍。诗中写道："直以慵疏遭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此乃针对玄都观诗引起的风波而发，含有规劝之意。刘禹锡写了《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诗：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这首诗的首联，与柳宗元原唱的首联"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紧相联属，概括了他们被贬逐十年的辛酸和召而复逐的悲愤。颔联所说的"重临"，是指第二次授连州刺史。"黄丞相"是指西汉黄霸，他曾两反任颖川太守，有"循吏"之称，后官至丞相。黄霸两次到颖川与刘禹锡两次到连州都是重临旧地，所不同的是黄霸被汉宣帝所重用，而刘禹锡是受唐宪宗打击的人；颖川是中原大郡，地近长安，而连州是南方边远之地；刘禹锡两次被贬为连州刺史，但第一次根本没到任，所以说："事异黄丞相"。"柳士师"是指春秋时期鲁国的柳下惠，士师是掌刑狱的小官。《论语·微子篇》云："柳下惠为士师，三黜。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战国策·燕策三》载燕王喜写给乐间的信说："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放前业不忘；不以去为心，故远近无议。"柳下惠与柳宗元的姓相合，这里以柳下惠指代柳宗元。柳下惠三次被黜而名声依然很高，刘禹锡把柳宗无比作这位古代贤人，有推崇之意。宗元品德高尚，又有柳下惠那样的涵养，禹锡认为自己却做不到，感到惭愧，"名愧"含有自谦之意。颈联和尾联写眼前之景，情景交融，抒发了再次遭贬的悲愤之情和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十五。刘禹锡《谢上连州刺史表》云。"伏荷陛下孝理宏深， 哀臣老母赢疾， 特降殊恩，得移善部。"证明裴度为刘禹锡求情属实。
同柳宗元患难与共的真挚友谊。这次分手以后，他们两人只能借助吟诗的方式来表达思念之情，再也没有会面，实际上是永诀。
四、连州五年的业绩
连州地处南方，靠近大海，物产丰富，州民十余万人，与"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①的情况相比，条件显然要好一些。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到连州后，对连州的印象还好。
刘禹锡作为连州刺史，上任以后就注意首先调查这一地区的山川、地形、物产、岁贡、气候，疾病等情况以及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情况，又对历届郡守的政绩大致作了考察。刘禹锡在《连州刺史厅壁记》中，说连州"山秀而高，灵液渗漉，故石钟乳为天下甲，岁贡三百铢。 林富桂桧，土宜陶旊，故侯居以壮闻。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丽闻。环峰密林，激清储阴，海风驱温 化为凉飓。 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墟也。"对那些"或久于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翘颙载于歌谣"的郡守功臣，如"宰臣王晙、幸卿刘晃、儒官严士元、闻人韩泰"等，刘禹锡表示敬仰，自谦"余不佞，从群公之后。"刘禹锡从小生活在江南地区，对那里的农民生活是有所了解的。"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一贬再贬，长期沉于下僚，远居边荒，使他有了更多的接触社会下层的机会。他关心农民的疾苦，在任地方官时，每遇灾荒，便上书请求救济和蠲免。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期间所写的《插田歌》，是一篇描写连州当地农民田间劳动的诗歌。其引言曰："连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楼，适有所感，遂书其事为俚歌，以俟采诗者。"诗云：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据，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仔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路傍谁家郎？乌帽衫袖长。自言上计吏，年初离帝乡。
田夫语计吏："君家侬定谙。一来长安罢，眼大不相参。"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诗的前半部，用赞美的笔调描绘了一幅南方稻农春天插秧劳动的图景；诗的后半部，用讽刺的笔调叙写了农民在回村途中与计吏的对答，极其自然地过渡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农民热爱劳动，在插秧时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而计吏所渴求的是从"吏"爬到"官"的地位；农民鄙视计吏吹嘘自大的恶劣品质，而计吏所炫耀的却是出入省门、行贿补卫士等一套钻营的伎俩。农夫的淳朴和计吏的无耻，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写计吏恬不知耻地吹嘘他在京城行贿得逞，说明当时朝政腐败，计司（度支司）也不例外。"永贞革新"时，王叔文曾亲自任计相（度支副使），刘禹锡、韩晔、凌准等人都在计司任职，一度使"奸吏衰止"。①但"永贞革新"失败后，奸吏复起。刘禹锡亲眼看到连州计吏的丑恶表现，深有感慨。他写作此诗的目的，是要对现实加以匡正，以引起执政者的注意。
